今天是聖誕節，先在這裡祝大家聖誕快樂！

最近萬維的德孤博和絲絲博圍繞着“信用”分別發文進行了有益的討論，受到啟發，也是節日閒來無事，我也就這個議題談談個人的認知。 本想發於評論區，無奈內容太多，只好另成一篇。

首先，上述兩位博主的文章中的諸多事實和分析都不假，甚至絲絲博文章的邏輯性更強。。。可是似乎對“信用”的解釋和認知還沒有統一。

在我看來，這主要是由於人們對“信用”一詞存在一些誤解並造成一些不當使用。這裡在討論社會議題或政治議題時提到的“信用”通常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信用”。

1.       把這個“信用”與“誠實”混淆了。  早期人類語言詞彙里是沒有“信用”這個詞的， 那時只有撒謊，欺騙這些定義某種特定行為的定義詞。 信用一詞的產生是當人類發現撒謊和欺騙有時會導致嚴重後果和損失時，為了定量地衡量和度量一個人可能撒謊和欺騙的程度（或可能性大小）而創造的，信用首先被用於借貸（包括早期的物品借貸）。由於借了不還被定量為“沒信用”，即沒有履行償還的承諾或契約，慢慢地，“信用”一詞有時也被一些人引用到社會學或道德領域來形容和定義不誠實的人。 從本質上說，“信用”是用來度量遵守契約可能性的度量詞，並不是定義詞，所以把“沒信用”這個詞引申用來形容和定義一個不誠實的人是不準確的。 比如：一個很誠實的人很有可能由於不小心把借來的東西弄丟或因貧窮而無法償還，從而失去信用。   

2.       把這個“信用”與“品德”混淆了。   由於信用起源於借貸，所以信用的基礎和前提是契約，信用僅僅是在簽署契約後對遵守契約的程度或可能性的一個度量，如果沒有簽署契約，則無從談起信用。契約是人類為了控制撒謊和欺騙行為可能帶來的損失和不利後果而對這種行為的約束和限制，但如果一切社會活動都要簽訂契約後才能進行，又會導致社會效率極低，社會成本極高，甚至寸步難行。所以對於那些撒謊和欺騙可能帶來的損失與後果比較小或可承受的社會活動就不簽訂法律契約了，而改用道德倫理來約束這些活動中的撒謊和欺騙。 道德倫理屬於非強制性社會公約，不屬於法律契約， 所以違反道德倫理不屬於違約，所以違反道德倫理的可能性大小是用品德而不是信用來度量的。 你可能會看到一個常用欺騙占小便宜卻從來沒有法律上的違約行為的人，即道德敗壞的人也可能是個有信用的人。 你也會看到有人為了本國或本團體的目的而不惜違約失信同時又占據道德制高點，比如華為的違約和孟晚舟的欺詐在很多國人看來是在為國爭光而受難。

3.       把這個社會學的“信用”和金融學的“信用”混淆了。    前面提到過，金融學裡的信用與被引申到社會學裡的信用其內涵和外延有很大不同。 社會學裡的“信用”通常指的是契約精神的大小或強弱，即社會成員對嚴格遵守契約的意願和信念大小，它既不同於道德里的品德又不同於金融學裡的“信用”。 一個在社會上很有信用和契約精神的人完全有可能由於一時現金周轉不靈或突然失去工作而拖欠信用卡還款，所以信用卡公司發放信用卡的標準一是你的收入，二是你的金融信用度，從來不會考慮社會的道德水準多高，更不會因為美國人重契約精神就多發放，中國人缺少契約精神而少發放。 中國信用卡少的主要原因是社會誠信（即信用度）系統不夠完善，有些地方甚至沒有建立，並且社會的獎勵和懲罰機制以及執法環境也不夠完善，而說由於中國人缺少契約精神就一定導致國人普遍的金融信用度低還沒看到有關的統計分析數據。 絲絲博舉出的事實，即各種高息小額貸和消費貸在中國的泛濫也說明了金融里的信用缺失的後果是可以用風險管理和高息來補償和覆蓋的，而社會學裡的信用缺失產生的後果就遠不是這麼簡單劃一和可控的，大到比如中共的違約WTO， 小到比如在火車上霸座。

綜上所述，雖然中國人缺少契約精神（相比西方社會）是很多人的認知， 但是德孤博以中國信用卡應用少，支付寶應用多為論據來論證中國人缺少社會學的“信用”確屬邏輯欠缺。 不過德孤博文中用華為的惡意違約和中國恣意盜竊並山寨知識產權來說明中國人缺少契約精神還是沒問題的。

至於說為什麼中國人會比西方人更缺少契約精神呢？ 更進一步問，為什麼《孫子兵法》和厚黑學這些詐術為主的理論出自中國而不是出自西方呢？ 一種說法是基於生產關係，即與中國長久的農耕文明，而西方有較長狩獵文明史有關。 違約和失信在狩獵文明里要嚴重得多，比如三個獵人約定好某時某刻分頭埋伏於某地三個方向一起獵殺劍齒虎，某一人的失約很可能造成另兩人被劍齒虎吃掉的嚴重後果， 而在農耕社會裡，各家自己獨立種地，人與人之間違約失信的最嚴重後果也就是一方少收幾斗麥子。 另一種說法是基於地理決定論，即希臘，羅馬，英國都是沒有內陸的海島，這種地理決定了它們依賴對外貿易，所以重視契約，而中國廣大的內陸這個地理決定了它不依賴貿易，所以沒有契約文化。 這兩個說法似乎都有點道理， 我也十分認同德孤博說的，毛和中共在政治上使用欺詐術不僅欺騙了蔣介石（用假抗日）也欺騙了整個民族（用假民主）以及49年之後一系列以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為最高社會準則的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的無視契約和規則的負面影響。

不過即便沒有毛和中共帶來的那些負面影響，中國幾千年社會歷史從制度到道德都對契約和契約精神沒有什麼強調， 儒家的核心中，三綱是臣絕對服從或忠於君，子絕對服從或忠於父， 妻絕對服從或忠於夫， 五常是孔子先提出“仁、義、禮”，孟子延伸為“仁、義、禮、智”，董仲舒最後擴充為“仁、義、禮、智、信”，這個董仲舒的“信”據解讀是信任和忠信的意思，也沒有一絲的契約精神之意。 這也難怪，封建社會最重要的就是等級和服從，而契約這東西強調雙方平等，自然是要被封建社會所排斥的。 中國從封建社會直接進入中共的這個強調階級和服從的社會主義，進而到現在極權統治的人治社會，更是對契約和規則視若無物。可以說中國人缺少契約精神既是封建思想殘餘，也是現政權無視且隨意踐踏憲法這個最大社會契約（儘管是中共單方制定的）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統治的結果。

中國人的思維邏輯是勝者王，敗者寇，為了得勝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契約這東西在中國人的腦子裡沒有一點位置，更不用說度量契約精神的“信用”， 由此可見，劉曉波們提倡的憲政和公民社會以及說中國還需要三百年的“殖民”（即契約社會）的洗禮都是不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