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1 20

《小村之戀》

           在夢裡，

彎彎的小河

青青的山岡

依偎著小村莊

藍藍的天空

陣陣的花香

怎不叫人為你嚮往

啊 問故鄉

問故鄉別來是否無恙

我時常時常地想念你

我願意 我願意

回到你身旁

回到你身旁

美麗的村莊

美麗的風光

你常出現我的夢鄉

、、、

、、、

-----這是鄧麗君歌曲，如詩如畫，曾經風靡內地，而現實卻沒有這般的詩情。

縱觀中國經濟的歷程，我清晰地看到幾個在我國經濟、政治歷程中繞不過去的村寨，現在，時過境遷，我是依舊地“常時常地想念你”，故園，浮生如夢。

大寨，小靳莊，小崗村，大邱莊，華西村，現在在名單中需要加上汕尾的東洲村，順着這六個村寨的脈絡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經濟歷程與為了可能的趨勢。

我們從村莊談起。

村莊的形成起自自然，首先是基於血親的家族，進而發展為種姓、種族的集合，從家族到種姓、種族的成長過程通常是以安全為目的，在自給自足的原始經濟模式下，生理的需求尚在其次，村寨之間彼此以社交、結盟的方式形成一個較大的、鬆散的社會團體，以抵禦外族入侵，它被馬斯洛描述為‘社交需求’，不過，馬斯洛是在個人的層面上使用這個概念的，羅馬及歐洲的城邦都是在這樣的思路與需求下形成的。

順便提一下，在群體的層面上，我們只有生理的、安全的及社交需求，但是，所有的需求都是以滿足生理為目標的，安全，是為了保障生理需求，社交，比如，談判，也許是為了安全，但從根本上講仍是為了群體的生理需求。

族群，種族再延伸下去便是國家，以社交的方式，通過條約，協議等方式構建國家，國家，看起來神秘，實際上在村落、城邦時已經隱含其中了，產生於族群、種族生理與安全的需求。

因此，國家的作用也就清晰可見了：取得生存資源與維護安全，國家的其他功能均衍生於此，而決無例外。

‘村子’大了，群體與個體特徵體現在國家事物中的不同層面上，此刻，政治粉末登場。

何為‘政治’？有很多的解讀，我認為最為清晰的註解應為：眾人之事為‘政’，眾人之管為‘治’。

村子大了，多了，眾人之管呈現出來了：政治。

政治，因眾而生，因此，政治也應為‘眾’之利益的表達與體現，從任何角度看，獨裁絕不是一個好的政治體系，儘管它經常被產生；政治從其生成看，最好的體系應是民主的架構，把‘眾人之治’交由一人，結構不對稱，‘眾人之政’就一定會面臨極大的風險，此人的私立如何制約？他的觀點非眾人之見怎麼辦？

很遺憾，在獨裁的政體中，這樣的事情是一定要出現的，只是時間與大小的問題，而尷尬的是，一旦我們賦權與獨裁者，權力就很難收回，獨裁的統治方式通常會在政體內延續一段時間。

關於獨裁體的收場我們有很多案例可循，希特勒，皮諾切特，薩達姆，佛朗哥，蔣介石，蘇聯及宗主國退出殖民地的各國，也許，在這個名單中，10—15年的時間，我們很快就會見到的熟悉的老朋友-----需另文再論，假如我有興趣的話。

回到我的主題，國家起自村寨，還有一類國家來自於殖民，如：澳大利亞、美國，我們從村寨可以解讀到的東西比我們想象的更多，1949年之後的中國經濟，政治發展脈絡可以從幾個村莊解讀出來。

村寨，從社會學角度看是一個經濟、政治的混合體，是一種社會的組織結構，既然是一種社會結構也就一定有它特有的、結構性的功能。

在遠古時期，農民生活自給自足，此時的村寨功能是經濟的，或者說是生理的，當出現外部壓力時，村寨會在壓力之下體現出防衛的屬性，即安全的，村寨彼此進而構成聯盟，城邦，國家由此而生，因此，村寨的功能也轉化為國家的功能：經濟與安全的。

老子在《道德經》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上，下知有之、、、“我自然。”，這是老子眼中的最高政治境界：下知有之，卻渾然不覺，老百姓們行事自然，太上無為而治，而非三天兩文地折磨百姓，喊着‘提高防控能力’，有‘政’無‘治’才是最為完美的政治，老百姓依照直覺，常識道德，法規、法律行事，在制度體系內無需旁顧。

現在，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的這六小村寨：大寨，小靳莊，小崗村，大邱莊，華西村，東洲村。

大寨

大寨的名稱是因為北宋時，宋軍在此駐兵抗擊遼兵，因此得名。全村共有160多戶人家510口人。村東西長約兩公里，南北寬約一公里，總面積約為1.88平方公里，海拔為1162.6米。全村共有七百多畝地，但被山梁、溝壑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塊，惡劣的地形俗稱“七溝八梁一面坡”。全年無霜期只有五個多月，十年九旱，平均畝產只有七八十斤，自然環境非常惡劣。

1946年成立了互助組，1952年陳永貴擔任大寨村的黨支部書記。1953年辦起了農業生產合作社，1958年又率先成立了人民公社。這一期間在陳永貴的帶領下，大寨人從山下擔土到山上，造起了旱澇保收的人工梯田，平均個勞動力搬運土石方作業量達1000多立方米，擔土80多萬擔；每人每年擔石頭880多擔，擔糞、擔莊稼十萬斤。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大寨村的先進事跡，並配發社論《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號召中國人民學習大寨的戰天鬥地的精神，中國大陸掀起了學習大寨熱。

-----引自：維基

大寨，延續的是蘇聯集體農莊的道路，它的自然壞境惡劣，七百多畝地，但被山梁、溝壑分割成四千八百多塊，惡劣的地形俗稱“七溝八梁一面坡”，在畝產恆定的條件下，為了增加收益，唯一的出路是平整土地，這是一種極為自然的想法與做法，憑直覺行事，是一個人對環境的‘條件反射’，業績突出，引起了省領導的重視，1963年毛澤東發布的一項指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1964年被記者寫在了人民日報上，被推廣至全國，陳永貴也因此而越升為主管農業的副總理。

中國經濟改革之後，大寨，基本上就銷聲匿跡了，陳永貴也下去了，按部長級待遇，在北京苜蓿地的22號樓安排了一所公寓，但是，他似乎更喜歡呆在大寨。

小靳莊

小靳莊，完全是政治的產物，因農民會唱樣板戲，搞詩歌大賽而聞明，被江青看上了成為了意識形態中的先進村，跟政治走地太近，它很短壽，那幾個當事人，下場也沒有太好。

農民為政治唱戲，能唱多久呢？

小崗村，

1978年，十八位農民以“託孤”的方式，冒着極大的風險，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了紅手印，

鳳陽縣小崗村原來是一個只有二十戶農民的小村子、窮村子。1979年初窮得難以開鍋的農民，為了填飽肚子，私下商議分田到戶，當年就立竿見影，糧食增產，此事萬里上報到了鄧小平並給予肯定與支持，指示在全國推廣，從而使毛澤東所搞的人民公社被徹底廢除。

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分田到戶是遲早的事，小崗村只是一個突破口。如果沒有小崗村，也一定會找出別的什麼村來充當這個典型。在安徽省就有比小崗村更早搞分田到戶的村子，只不過小崗村的材料報得早，寫得好，所以有幸被選中了時機創造了“小崗精神”。

而實際上，劉吉《農村包產到戶》這樣寫道：搞分田到戶是在1961年困難時期，天災人禍導致農村餓死大量人口。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補救措施又在農村流行開來，並且得到了劉少奇、鄧小平、田家英等人的支持。鄧小平著名的“貓論”就是在這個時候說的。但是毛澤東大怒。他在1962年8月政治局會議上，針對劉少奇等人憤怒地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這股風從何而來？”毛澤東自問自答，“來自黨內。”他進一步說，“黨內有些人變壞了，貪污腐化，搞小老婆，搞單干，招牌還是共產黨，而且是支部書記。”他說：“包產到戶是方向的問題”，並由此演繹出他那著名的論斷：“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

----http://book.people.com.cn/BIG5/69399/107423/166039/9856916.html

‘分田到戶’作為應急的經濟手段在1961年就已經試行過了，在1921年3月列寧為了自救，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保障供應也施事過類似的經濟政策，史稱：新經濟政策，我想，中共的幹部們，作為徒子不會不知道，所以，‘分田到戶’並非新東西，鄧小平只需把1961年的歷史的卷宗拿出彈去浮塵，修改一下發布的時間，照葫蘆畫瓢即可，他的上面也不再會有人指手畫腳的了，時機，造就了小崗村，更造就了鄧小平。

只是，這次，‘分田到戶’打開了，就無法再關上了。

世間對這次‘分田到戶’一片美譽，而事實這只是他們的自救，丟棄包袱，自生自滅，目前的國企對私營企業的掠奪使我不得不做這樣的猜測。

不過，很抱歉，聞到自由味道的人們再也回不到過去了，人心不古！

大邱莊

我不多非筆墨了，請參見大邱莊詞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9%E4%B8%8B%E7%AC%AC%E4%B8%80%E5%BA%84/9345685

大邱莊，起子經濟改革初期，原材料短缺的能人經濟時代，民辦重工業，它的起步甚至比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還快了一個節拍，始自1976年，四人幫剛剛落台，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是全面短缺，從生活物資到生產物資，沒有計劃指標，你幾乎買不到任何東西，企業改制，激發了人員活力，大邱莊的產能剛好迴避了計劃經濟的指標控制，所以它的產品暢銷全國。

很可惜，禹作敏的“大邱莊神話”使得他本人迷失了自我的定位，在結識鄧千金之後，就更不認識自己了，導致在1993年，禹作敏因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等罪名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從“神壇”落入監獄，大邱莊神話形從此破滅，經濟發展也日趨沒落，禹作敏，為大邱莊烙下了一個時代的印記。

有趣的是大邱莊的能人經濟起點，假如，村里人稱“劉萬能”的能人劉萬明所擅長的是另外一種技能，我猜，大邱莊也許就會是另外一個發展方向了。

華西村

關於華西村，則是另外的一個故事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8%A5%BF%E6%96%B0%E5%B8%82%E6%9D%91

華西新市村原稱華西村，是隸屬於江蘇省江陰市華士鎮的一個行政村，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面旗幟”，有“天下第一村”、“華夏第一村”的美譽。原村黨委書記為吳仁寶，現任村黨委書記為吳仁寶的四兒子吳協恩。

它有着非常清晰的兩個緯度：經濟與政治，它政治含義似乎遠遠大於他的經濟意義。

從政治角度看它更像是一個王國：吳國，又混合了集體農莊的色彩，富裕，至少曾經富裕，但人治、集權、違法糾纏其中。

經濟上，成為典型之後，騎虎難下，經濟上無以為繼時靠大規模的政策性的銀行貸款維持，華西村的負債規模對外界成謎，我個人很擔心他的壞賬規模，它的不良資產太多了，遠不像看上去的那麼美。

吳家王朝，政治騙子而已，它會死的很難看。

東洲村，維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B4%B2%E4%BA%8B%E4%BB%B6，附件，

外界知之不多，我之所以知道它是因一次出差，當時正趕上2005年末的東洲村事發，我開了一輛京牌車輛去汕尾，在收費口被攔截嚴查，我很生氣，態度很差，幾乎與軍警衝突，到了汕尾之後了解到了事情的起端。

汕尾建電廠，徵用東洲村灘頭地，村幹部出賣村民利益與地方官員，開發方合謀貪污，村民先是正當途徑反映情況未果，7個月後，也就是2005年的12月演變為街頭抗議，隨後是鎮壓與封鎖。

後來，東洲村的消息陸續有知，鎮壓村民，判刑，政府有限地妥協，民主選舉村幹部，後來，大約2009年前後，東洲村再度事發，又是鎮壓、封鎖消息、這次，有東洲村的人員流亡海外。

但是，由於消息封鎖，中國內地及境外對此事了解得非常有限，幾乎沒有任何反響。

拋開時間、地點，這個過程涵蓋了我國90%以上的群體事件的框架結構。

東洲村的邏輯是國有經濟對民生罔顧法律的強取豪奪，並由此引發社會災難，災難降臨後政府立場偏袒，司法不公，貪贓枉法，欺壓民眾，欺騙社會，向世界封鎖消息------這不就是我們的現實生活嗎？‘你所有的，千萬別讓老大哥看上！’。

因為法律缺席，在強權面前，我們沒有誰是安全的！

我國的村寨，大寨、小靳莊、小崗村、大邱莊、華西村及東洲村，把他們連為一線，這就是我們的經濟發展歷程，我們的個人生活歷程，村寨，經濟、政治的混合體，經濟自由所占的比重稍多些時，我們的個人感受會舒服些，政治所占的比重越高，我們就越不自在，小靳莊是一個典型案例，農民唱戲，能唱多久？！

這7個村寨的最終歸屬是東洲村，東洲村就是我們的縮影。

‘他’的利益不可動搖，能動的，必須動的唯有是我們了，‘他’滿足之後，我們只有逆來順受，稍有不滿便成了‘慰問’的對象，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維穩！

而‘他’，無處不在，卻也無處可見，‘他’已為利益集團所綁架，成了私人利的代言人，公權、公義、公利皆被私人、少數集團所瓜分，任何的不滿都將被‘慰問’。

維穩，越維越不穩，成了我們社會的財務與安全黑洞，誰也不知到它到底有多深，唯求坍塌不在現場。

尾記：

想到這個問題有一段時間了，也一直困於為何幾個小村寨卻能把我們的歷史概括其中，為什麼我們繞不過去的是村寨？答案卻出奇地簡單：我們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國家。

此稿只是一個關於我國農村問題的，非常簡略的思路，更專業的文稿請見博士們的專題論述：

古有，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今有，習近平的《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習先生還在論文中大量地引用了外文資料，都是英文版的原著，敬請參閱。

而決定我們未來的卻是那個肩挑重擔行走在梁家河山路上任重（200斤）道遠的人。

附件：東洲村，事件過程

2005年因東洲鎮當地政府欲在當地建設汕尾火力發電廠，徵用轄區內的大片山地、耕作田地及白沙湖區，而擁有原土地使用權的村民認為沒有得到當地政府的合理徵地補償，因此感到不滿，便自發輪流駐守在臨近的紅海灣風電廠門外持續維權抗爭，導致與當地政府引起連串衝突。

2005年6月，汕尾火力發電廠在東洲村徵地，所涉村民對當地政府的徵地補償不滿，自發組織包圍汕尾紅海灣風電廠，正式開展抗爭活動，農民主要訴求是期盼當地政府妥善安排村民以後的生計問題。在一直沒有得到當地政府方面的正面答覆後，村民們的抗爭活動開始升級，在通往電廠的路上及主控樓旁搭建了竹棚等臨時建築，長期駐紮抗議，並為對電廠進行放火等破壞活動，以期得到當地政府的回應。時至2005年12月，抗爭時間已經長達7個多月。

12月6日中午，汕尾市出動數百名警察和武警進駐電廠主控樓，拆毀村民們搭建的竹棚，並逮捕了帶頭的三名村民。這起逮捕事件激起了數千名村民前來包圍了電廠，並在到電廠的路上設置了大量路障，隨後一千名武警趕來增援，與村民們形成對峙。由於在此過程中武警人數和自然條件都處於劣勢，發射的催淚瓦斯無法驅散人群，廠區內四處着火，變壓器被炸毀完全斷電，到天黑時現場已處於失控狀態。村民向主控樓投擲土製燃燒彈和燃燒瓶，襲擊被困在樓內的警察，還有人喊出炸毀電廠工地的口號。由於遲遲無法平息事態，現場指揮員決定開槍解決問題。晚八時主控樓內的武警開始對空鳴槍，由於現場環境嘈雜，多數人未聽到槍聲，然後槍口逐漸壓低，遂導致多名平民傷亡，關於死亡人數，各種說法不一，從三到數十人不等。

12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於7日10時趕赴汕尾了解事件情況，並布置事件的調查處理。

12月9日，大批死者家屬拿着香跪在武警面前，哀求他們將死者遺體交還以便安葬，被武警拒絕。

12月10日，事件發生四天后，武警繼續包圍該村不讓村民離開。

12月11日，新華網通過引述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而報導了事件經過及官方立場，此外其他中國大陸媒體如《廣州日報》、汕尾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等也刊發了與新華社文章同樣的報導，官方文字稱：十二月六日，廣東省汕尾市紅海灣開發區發生了由少數人煽動的數百村民對風力發電廠進行打、砸、燒甚至對現場執法公安幹警發動暴力襲擊的嚴重違法事件。……在現場十分緊急的情況下，執法幹警被迫鳴槍警告，由於當時天色已黑，現場非常混亂，造成誤死誤傷。整個事件共有三人死亡、八人受傷，其中三人重傷，死傷者均為東洲坑村人。……在特別緊急的情況下，現場指揮員處置失當，造成誤死誤傷，汕尾市檢察機關已依法對其實行刑事拘留。

此為中國官方首次發表對該事件的看法，此動向可以被視為地方政府對此事件的初步結論，倍受關注。消息人士證實，這位現場指揮官是汕尾市公安局副局長吳聲。

12月12日，汕尾市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表示，汕尾正按省委及省政府的指示對整個事件進行調查處理工作。當日，汕尾電視台稱，上周爆發警民衝突造成死傷的村中有九名居民被捕。當地氣氛仍然緊張，被捕的居民有三人是東洲坑村民代表，另六人則是參與抗議的村民。

12月13日，當地及周邊道路仍然戒備森嚴，禁止媒體前往採訪，所以外界[誰？]對內情了解不多，以致中國大陸、海外、國際間都有不少傳聞不能證實或消除。據悉，當地政府在全村掛出橫幅，呼籲村民不要採取過激行動。其中一幅橫幅稱：“滋事者將不會贏得民心”。也有車輛在村里兜轉並用擴音器告誡民眾：“不要鬧事，不要散播謠言”；並稱：“政府永遠站在人民一邊”。

12月18日，中國當地政府通過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公報了其在12月11日所宣稱的，在汕尾東洲警民衝突中被武警開槍打死的三人是林怡兌，男，26歲；江光革，男，35歲；魏錦，男，31歲，都是東洲坑村人。

各方反應

中國政府

在12月11日，新華社、南方日報及廣州日報等官方媒體對事件進行了有限報道，將村民行為定性為“暴力襲擊的嚴重違法事件”，聲稱衝突中有3人死亡。除去以上報道，中國的國內媒體──包括傳統的報紙、電視以及互聯網基本對此事不予報道。事發地點汕尾在整個中國互聯網中一夜之間變成敏感詞組，所有提及此事的消息和評論在各大門戶網站及論壇中都被嚴格過濾。以上被普遍認為是政府當局的封鎖措施。

2006年3月，汕尾市組織部副部長蔣海鷹表示，參與維權示威的村民“有黑社會背景”，部分人“持有攻擊性武器，例如爆炸品”，又指開槍者是“公安”而非“武警”。另外，她指在事件中，公安是“受襲擊才向維權村民開槍”，在證實官方開槍傷人後，馬上把指揮官吳聲撤職查辦。但她拒絕透露為何沒有警員受傷，以及傷者有否包括兒童。

廣東省省長黃華華指出，汕尾事件是“少數不法分子挑起的”，並“煽動不知情的村民，向發電廠作出打、砸、搶”，也指出“有關人員已被停職調查”。

中國民眾

由於信息的封鎖，知曉這一事件的中國普通百姓並不多。通過網絡等渠道獲知這一信息的人士通過有限的手段如網誌發出批評的聲音。丁子霖、蔣培坤、包遵信、劉曉波、余杰、王怡、趙達功、孫文廣等學者發起了網絡簽名，強烈抗議當地政府射殺平民和中國中央政府隱瞞事件的做法，類似的簽名還有數起。而知情的網絡用戶更全使用隱晦的語言在各大論壇中傳播該消息。網絡用戶之間大部分使用“我知道”來表達關注，同時廣泛刊登魯迅的作品《紀念劉和珍君》以影射政府當局。

香港

2006年2月27日，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與港區人大代表李鵬飛會面，希望李在兩會期間遞交請願信，內容包括汕尾東洲村村民被槍殺事件，但李認為這樣做會“很困難”，因需要有36名港區人大代表中30人的同意，方能提出動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