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絕對顛覆“常識”

選舉產生官員是反民主的 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普世價值

王紹光：選舉產生官員是反民主的，

在過去兩千多年裡曾是婦孺皆知的常識

王紹光清華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2019-03-25 17:38:40 來源：觀察者網

王紹光  清華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榮休教授

今天很多人說西方有民主的傳統，這是後來編造出來的神話。西方嚴肅一點的學者，他們自己也會指出來，西方思想史里大量的思想家，或者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在反民主的陣營裡邊。以下為王紹光教授在近期觀學院講座，就“民主與抽籤”發表的精彩演講。

完整視頻將於近期更新，敬請關注

說到抽籤跟民主的關係，其實在古希臘的時候，不管你反對民主還是支持民主，大家都承認的一件事情是，民主就意味着抽籤。

比如說柏拉圖，古希臘思想史里非常重要的一個人，他在《理想國》裡面就講到，民主制度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官職由抽籤決定。

另外一個非常著名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學》裡邊也提到過，而且他說的更有概括性。他說“用抽籤的方式產生執政官被認為是民主，用選舉的方式產生官員被認為是寡頭政治”。選舉不是以前沒有，但是以前被認為是反民主的，是寡頭政治。

其實，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裡說到不止一次，我們很多做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學生都讀過這本書，但是未必對抽籤和民主給予了一定的注意力。

實際上，雅典只是古希臘的一個城邦，從希臘歷史的古風時代到古典時代，就是從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323年，大約500年的時間裡，希臘存在的城邦大概有1500個，其中有幾百個都實行過民主，它們實行民主的方式幾乎跟雅典差不多，就是大規模的普遍的使用抽籤，現在有一些研究能夠表明這一點。

當代對古希臘了解最多的一個學者叫莫恩斯·赫爾曼·漢森，他在一本書裡邊講到“民主意味着抽選在古希臘是婦孺皆知的常識”，大家想到民主想象的就是抽籤，不會想到是用選舉的方法來實現。

《劍橋古代史》（1926年版）也提到“所有的古代權威都同意，抽選是一種在富人與窮人之間實現機會平等的民主設置”。這個東西以前是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後來被忽略了，被遺忘了。

從古希臘往後推2000年，一直到18世紀的末期，當時的思想家依然會認為民主跟抽籤是連在一起的。我舉兩個人的例子，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

“用抽籤的方法進行選舉是屬於民主政治的性質；用選擇的方式進行選舉是屬於貴族政治的性質。”——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抽籤的辦法最具有民主制的性質”——盧梭《社會契約論》

所以從公元前四五百年，一直到公元後的17世紀18世紀，在這2000多年的時間裡，民主跟抽籤的聯繫是沒有人懷疑的，實現民主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抽籤。

如果我們說民主、民主制度這個概念有2500年的歷史，那麼至少在2300年的歷史裡，民主和抽籤是連在一起的。

今天我們當然都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是民主跟抽籤連在一起，至少有2450年民主被思想家、被社會精英認為是一個壞東西，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很可能是民主是跟抽籤連在一起的，抽籤會使得普通的人也可以擔任公職，這在社會精英看來是難以接受的事情。所以在古希臘絕大部分的思想家，按照今天的標準，都是反民主的。

比如說蘇格拉底，他會說雅典的民主完全叫外行治國，因為是抽籤選擇官員，什麼亂七八糟的人都有。他批評抽選說過這麼一段話：

“用豆子拈鬮的辦法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願意用豆子拈鬮的辦法來雇用一個舵手、或建築師、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業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做錯了的話，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國務方面發生錯誤輕得多的”。

他這麼說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管理國家是專業的事情，不能用抽籤，只能用一些能幹的人進行管理。

與蘇格拉底同時代的偽色諾芬，又被稱為“老寡頭”，他指摘在實行抽選的民主制下，當權的是那些缺錢、缺少教育、愚昧無知的窮人、壞人、下等人，而不是獨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貴族、優秀分子。

柏拉圖對民主基本上也是持否定態度，還有伊索克拉底、亞里士多德等其他的一些人基本上也是如此。所以他們都是反民主的，他們覺得抽籤選的普通人顯然不能管理好國家。

其實從古希臘開始，一直到19世紀末，也就是100年前左右，西方幾乎所有偉大的思想家都是反民主的，這不是我的判斷，在這裡我引用三個人的判斷，這三個人都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學者，他們看得很清楚。

“幾乎所有19世紀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當我寫《19世紀的政治家與道德家》一書時，這令我十分沮喪。我找不到一個民主派，儘管我很想找到這麼一位，以便能介紹他所闡述的民主學說”。——20世紀初，埃米爾·法蓋

“從柏拉圖到如今，從未有過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替大眾民主進行辯護”。——1913年，《烏合之眾》的作者古斯塔夫·勒龐

回想一下[美國立憲]大辯論唇槍舌劍中不斷被提及的那些權威們吧。除了馬基雅弗利、瓦泰爾、普芬道夫、孟德斯鳩外，其餘都是英國理論家，如霍布斯、哈林頓、彌爾頓、錫德尼、哈利法克斯、休謨和布萊克斯通。對民主派來說不幸的是，在這些偉大人物中，沒有一位不對民主理念持反對態度”。——1927年，美國的歷史學家帕靈頓

今天很多人說西方有民主的傳統，這是後來編造出來的神話。西方嚴肅一點的學者，他們自己也會指出來，我在這裡列舉四本最近出的書，每本書都是在講西方的反民主傳統，西方思想史里大量的思想家，或者幾乎所有的思想家都是在反民主的陣營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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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光斌：“為什麼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普世價值”，

思政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楊光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

2019-03-25 07:18:03 來源：觀察者網

馬哲、毛概、鄧論、思修……這些大學思政課，曾帶給你了什麼，是坐在後排打發時間，還是解決了你的人生困惑？

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思政課總有點“雞肋”的感覺，只是為了幾個學分。但也有人，在思政課上對馬列主義、中國政治制度乃至世界格局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座談會特別強調的，思政課“視野要廣，有知識視野、國際視野、歷史視野，通過生動、深入、具體的縱橫比較，把一些道理講明白、講清楚”。針對如何培養青年一代、尤其是高校學生的大局觀和國際視野，如何讓高校的思想政治課發揮更大的作用，如何引導青年學生正確看待當今中國在國際上與其他國家的競爭合作，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觀察者網獨家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光斌教授。

【採訪/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楊院長您好！作為國際問題專家，您同時也是一名資深政治學理論課老師，您如何看待目前我國各大高校的思想政治課現狀？要做到習總書記所提到的“生動、深入、具體”，把思政課“講明白、講清楚”，還有哪些地方可以改進和提高？

楊光斌：目前大學思政課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我們講的東西和官方文件上的東西是高度雷同的，而且往往只講結論。官方文件不會告訴你這個結論背後的邏輯，因為這是文件的性質所在，但是對於學生來講這些卻是他們最想聽的內容，也是最能夠影響他們的內容。

舉個例子，比方說我們講為什麼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普世價值，為什麼中國必須要搞社會主義民主，光講那些空道理學生是不愛聽的，必須要像總書記所說的那樣，既要從縱向的歷史比較也要從橫向的國際視野比較來講故事，講理論，把故事講透，把問題說明白。

因此，我認為高校思政課應該充分吸收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以往我們的思政課和社會科學是分隔開的，只給學生講結論，然而結論背後的邏輯，正是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研究的東西。

浙江工商大學新生在上開學第一節思想政治課（圖片來源：東方IC）

再回到前面“為什麼說自由主義民主不是普世價值”，這樣一個讓很多年輕人困惑的問題。很多人會把自由主義民主當做普世價值，為什麼它不是？因為自由主義民主說到底是基督教文明的政治表達，很多人也許認同自由主義民主是普世價值，但你會同意基督教文明就是人類的普世價值嗎？

同時，也正因為自由民主是基督教文明的政治表達，因此在絕大多數非基督教文明國家，這樣一套制度都遇到了嚴重的問題，導致政治衰敗、內戰、治理無效等等。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實行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但是它們治理的情況怎麼樣呢，顯然不如中國。

這些就是總書記講的“世界視野、橫向比較”。同樣，為什麼說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民主、人民民主，在比較意義上，中國是處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之中，中國這樣的國家屬於少數，如果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一員，自由主義民主的一員，它會變得更好嗎？那麼，不妨看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等廣大發展中國家，中國不會比它們更好。

所以說思想政治課挺難講的，要講好思政課就得充分吸收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我們說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大眾化，要入腦入心、進課堂、進教材，恐怕也需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化。

我們可以看到美國自由主義傳播得那麼成功，正是因為二戰之後自由主義的社會科學化，體現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方方面面。自由主義是一些抽象的原則，抽象地講政治哲學的東西沒有人聽，社會科學化後進教材、進課堂，才能進頭腦，所以說美國在這方面是我們的“他山之石”，確實我們可以從美國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美國大學課堂（圖片來源：網絡）

觀察者網：看來很多人覺得“思想政治課”是一個中國特色的東西，這是一種誤區。其實在這一點上，在很多人眼中特別“放飛思想”的美國，反而做得比我們成熟，美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也不少。

楊光斌：美國的“思政課”是“潤物細無聲” ，通過社會科學化的方式做這個工作。其實美國大學的很多課程就是我們的思政教育課，美國很多大學不一定有法學院，但肯定有政治學系，政治學就是所謂的培養好公民，政治學教材體系都是美國的憲法、美國的民主制度、美國的政治體制等等，這就是它們的思政課。

觀察者網：近幾年，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以及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也越來越多。但是我們看到大學生群體中有一些現象也值得我們關注：比如說，有一部分大學生覺得，大學階段好好學習主要是為了將來就業做準備，“國際局勢”和自己的專業無關，所以乾脆“兩耳不聞窗外事”，最後雖然學歷很高，但卻缺乏政治常識，也沒有什麼國家責任的擔當。

楊光斌：總體來說，我們中國人是比較關注政治的，一個國家肯定要有一部分人特別關心政治，對國家有責任感，對民族有使命感，如果一個國家所有的年輕人都不關心政治，都只為自己的生計奔波，這是麻木，這個國家是很可怕的。

我經常和我的學生講，美國雖然是一個高度資本主義化、利益當道的社會，但是你到好大學看看，一群少數白人精英，他們對自己國家民族或者說種族的那種使命感都特別強烈。

當然，從政治心理上來說，希望所有的人都關心政治這是不現實的，也不一定是好事。那些有着民族使命感，國家使命感，政治責任感的群體，在任何國家都是少數，大多數人都是只在意過好自己日子的芸芸眾生。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年輕人都熱衷於政治，對於政治穩定反而不一定是好事。這是一種比較研究的結論。

有人關心政治，有人不關心政治，這是一種正態分布，是非常正常的，不用過於擔憂。我們人民大學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尤其是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我想北大、復旦、人大可能都是一樣，天下大事本身就是他們的專業，所以他們關注的比其他專業更多。

不過我看我們在全校範圍內做一些報告，比如說“中國政治變遷40年”，聽眾也有三、四百人，小會場換成大會場，最後整個大會場座都無虛席，可以說在整個學生群體中關注度也很高。

楊光斌教授在中原工學院以“中國政治變遷40年”為主題，為師生上了一堂生動的思政課（圖片來源：網絡）

觀察者網：還有一些學生是非常熱衷於政治話題的，但是他們從網絡空間獲取信息，導致很多認識和觀點所基於的“論據”是被“歷史發明家”虛構的，甚至是一些謠言；他們往往被網絡上一些言論左右，看待問題很容易走極端，最終淪為“鍵盤俠”，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

楊光斌：首先在網絡時代，大眾參與程度越來越高，他們從網絡上獲取知識的比例越來越大，這就意味着專家的作用越來越低。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網絡發聲的有很多來自市場化的平台，這些平台，無論是很多沙龍、學術報告是有強烈的某種價值導向的，這對年輕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這種情況下也有很多好的現象出現，比如觀察者網、比如共青團中央，他們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領作用。鑑於這種情況，怎樣發出自己的聲音，引導青年學生獲得應該獲得的知識，這個問題主管部門確實應該認真研究和總結。

觀察者網：習總書記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特別強調“必須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有用人才”。然而時下很多大學生會把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和愛國分開來理解，在發表一些錯誤言論時每每宣稱這是“愛國不愛黨”，您覺得這樣的思想有什麼誤區？

楊光斌：這就涉及到我們比較政治的研究成果，用總書記的話來說是“國際視野”的研究成果。只有擁有國際視野、了解具體國家的發展史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不同國家的成長有不同的路徑：英國、美國主要是靠商人推動的，像德國、法國，還有日本這些國家主要是靠國家機器組織起來的。但是很多後發國家，商人集團的力量很微弱，國家機器癱瘓了，誰來組織國家就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因此廣大後發國家有一個新型的組織者就是政黨，是這些政黨來把國家組織、建立起來的，比如說印度、很多非洲國家，還有就是我們中國。在這些政黨中，把國家組織得最成功的的應該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也就是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新中國的締造者（圖片來源：網絡）

我們一般稱之為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在歷史和世界範圍比較，如果沒有政黨這個組織者就沒有這類國家，最典型的就是蘇聯——蘇聯共產黨沒了，國家也就沒了，分裂了。很多人都同意這樣的判斷：21世紀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導致的後果就是中國的分裂。所以說看起來黨是黨、國是國，其實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黨和國家是命運共同體，沒有黨就沒有國家。

我提出了一個“政黨中心主義”的概念，講為什麼是黨，需要什麼樣的黨能把國家組織起來。黨和國家分開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理論，比如說美國，他們黨的出現是在革命以後，是在憲法體制內出現的政治派別，而中國和很多國家是由黨來建國，由黨來立憲，因此不能簡單地以英美的經驗、體制、理論來看待中國。

換句話說，回到剛才的話題，如果中國變成黨是黨、國是國，變成自由主義憲政體制，那麼中國會變成什麼樣呢？不外乎又是一個大號的發展中國家，不會比他們更好。

觀察者網：從去年持續到現在的中美“貿易戰”一度讓中國國內的輿論環境非常複雜。受此影響，一方面，一些學生對中國產生了質疑，覺得中國與美國差距那麼大，和美國作對是自不量力，因此很反感對國家的“自信”；另一方面，一些學生又盲目自信，希望國家採取比較激進的措施，速戰速決。您怎麼看待這種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國際觀和大局觀？

楊光斌：中美貿易戰是一個很好的節點，它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告訴國人很多道理。

其實中美貿易只是西方300年或者500年以來強權政治的一個表現而已，全球史研究表明，歐美人是嗜血、好戰的民族，而中國人是相對而言比較文弱的。但是如果沒有毛澤東領導的抗美援朝、以及後來在越南和美國兩場戰爭的較量，中國人到現在還在怕美國，因為在過去100年的歷史當中，如果一對一的較量，美國可以說是戰無不勝，無論是對蘇聯還是對德國、對日本。

但是到了中國，為什麼中國可以堅持到現在，一說到中美談判有好消息，美國的股市就上升，一說到中美談判有壞消息，美國的股市馬上就下跌，這說明中國的力量在那裡。貿易摩擦到今天，即使不勝利，至少也是平手。中國能夠應對這場貿易摩擦是毫無疑問的，這個過程就給了那些懼怕美國的人一個事實性的教育。

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美國股市持續震盪（圖片來源：東方IC）

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顯然首先，中國的力量還不夠決戰時刻，第二，中國的文化也不像西方人那種習慣的倚強凌弱，搞得你死我活。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和合文化：從毛澤東時代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鄧小平時代的和平與發展，到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和平崛起，再到今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其間崇尚的都是和的精神。

也就是說中國即使強大了，也不會像美國、西方國家那樣欺凌其他國家，採取一種非常武斷的方式，而是會尋求一種天下大同的方式。過去西方的行為方式就是簡單的帝國與強權，中國如果強大了，不會去尋求強權政治。

中國是一個文明共同體，文明共同體影響世界的方式是懷柔與教化，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影響力，所以中美貿易戰可以告訴我們很多道理，怕美國是不用怕的，但是即使中國強大了也不會像美國那樣欺人太甚。

觀察者網：最後，如果現在有一位大學生朋友，之前沒有什麼基礎，現在對國際政治很感興趣，希望您能推薦一些快速“入門”的方法，您有什麼建議？

楊光斌：做“知識的票友”比做京劇票友難多了。好的平台我覺得還是應該看看觀察者網，書的話就可以看一些比較權威的、有影響力的作者的書籍。但是成為知識的票友不容易，沒有捷徑，這是一個積累的過程。還是要根據自己的愛好或者感興趣的方向靠自己來探索。

觀察者網：非常感謝您的解讀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