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的民主不可能
“10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皇家 科學 院議事廳宣布,將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的羅伯特·奧曼和美國人托馬斯·謝林,以表彰他們通過博弈理論的分析增強世人對合作 與衝突的理解。 ”(Sina新聞中心)這多少有些讓人意外,因為這已經是博弈論領域的專家第二次獲得諾貝爾獎的垂 青。
最近在重溫《博弈遊戲》,作為博弈理論知識的入門級讀物,這本書不僅不會深奧晦澀,反而十分有趣。在一個個十分有趣的例子裡,你會發現生活中總是充滿着各 種各樣的博弈案例,你或許也在不知不覺中運用了博弈論的簡單知識。
《博弈遊戲》在接近尾聲的時候突然提出斯坦福大學教授肯尼思·阿羅的的“不可能”定理(在文章comment處有關於這個定理的學術性文本,此處僅做意義 描述):根 本不存在一種能保證效率、尊重個人偏好、並且不依賴程序(agenda)的多數規則的投票方案。簡單地說,阿羅的不可能定理意 味着,在通常情況下,當社 會所有成員的偏好為已知時,不可能通過一定的方法從個人偏好次序得出社會偏好次序,不可能通過一定的程序準確地表達社會全體成員的個人偏好或者達到合意的 公共決策。(link )
以下文字摘自《博弈遊戲》:
在民主投票中所固有的不民主悖論可以用一實例進行很好的解釋。
假定有三個候選人——甲、乙、丙,民意測驗表明:選民中有2/3願意選甲而不選乙,2/3願意選乙而不選丙,那麼是否意味着,喜歡甲的選民一定超過喜歡丙的?
未必!如果選民的態度有三種,分別是:甲、乙、丙;乙、丙、甲;丙、甲、乙,持三種態度的人各占總數1/3,那麼就會出現一個怪圈:2/3人喜歡甲超過乙,2/3人喜歡乙超過丙;2/3人喜歡丙超過甲!
阿羅定理指的是,社會沒有一種“客觀的”反映群體的社會偏好的方法。如果某種偏好得以反映出來,如小布什而不是戈爾當選美國第53任總統,完全取決於所確定的“民主”的選舉規則。另外一套規則得出的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種結果。
舉一個例子。假定有4 個人,他們是A、B、C、D,假定有26%的人“最喜歡”A,各有25%的人“最喜歡”B和C,有24%的人“最喜歡”D。現在進行一次性投票,A當選。 而很有可能的情況是“最喜歡”B、C、D的那些人“最不喜歡”A,即:“最不喜歡”A的人有74%!在這種規則下,最多人“最不喜歡”的人當選了!這樣的 規則合理嗎?
如果有一種確定了的規則,並且候選人的競選綱領在選民心裡得到確定的定位,即每個選民針對不同的候選人確定了其偏好程度,那麼結 果是確定的。而為什麼 不同的候選人同意同樣的規則呢?因為,每個候選人總會儘量以其競選綱領及個人魅力贏得選民的偏好。這裡有一個真理:假如你的競選綱領及個人魅力贏得了所有 的選民,即對所有選民進行偏好排序你都是在最前面的,那麼在任何選舉規則下你都會被選中。同樣,如果你永遠排在最後面,那麼無論什麼規則,你都不會被選 中。這一點可以用數學證明。
同時,候選人接納某種民主的選舉規則而參與競選,是因為他無法預先知道每個選民的偏好。民主的選舉是人們以此來揭示選民的心理排序情形的方法。阿羅不可能性定理正說明了人的有限理性的悖論。
此外,阿羅定理說的是,社會的選擇方法不可能既是有效率的,又是民主的。因為循環投票本身就是無效率的。而有效率的方式必須是獨裁的。這就再次揭示了民主和效率的矛盾。
相關鏈接:
1、關於阿羅“不可能”定理的完整描述 參見 《阿羅及其不可能定理》
2、森對於阿羅“不可能”定理的解決方案 參見《 1998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其貢獻評介》
阿羅及其不可能性定理- -
一、阿羅生平簡介[①]
肯尼斯·阿羅(Kenneth J. Arrow, 1921- )是美國著名數理經濟學家,因在一般均衡理論方面的突出貢獻與約翰·R·希克斯共同榮獲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除了在一般均衡領域的成就之外,阿羅還在風險決策、組織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福利經濟學和政治民主理論方面進行了創造性的工作。本文擬總結一下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又被稱為"阿羅不可能定理"。
肯尼斯·J·阿羅,1921年8月23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市。1940年,阿羅從紐約市教育學院畢業,獲得社會科學學士,主修課程為數學。1941年6月,阿羅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獲得數學碩士學位。由於二戰的原因,1942-1946年,阿羅在美國陸軍航空兵司令部服役。1949年,阿羅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1962年,他在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1953年至1956年和1962年至1963年,阿羅任斯坦福大學經濟系主任。1968至1975年,阿羅被聘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1975年,阿羅又回到加州,任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而且仍擔任哈佛大學特聘教授。1980年,阿羅從大學退休,但仍從事研究工作。
1957年,阿羅被推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哲學學會會員;同時,他也擔任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以及經濟計量學會、數理統計學會和美國統計學會會友。1967年和1972年,阿羅先後在芝加哥大學和紐約市大學榮獲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71年,阿羅在維也納大學被授予社會和經濟科學名譽博士學位。另外,1956年,阿羅擔任經濟計量學會會長。1963年,擔任管理科學學會會長。1973至1974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
二、阿羅不可能定理
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丹尼斯·繆勒在其《公共選擇》(1979)一書中認為,社會選擇理論以及社會福利函數性質的論著,特別是伯格森(A. Bergson)的《福利經濟學的某些方面的重新論述》、肯尼斯·阿羅的《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和布萊克的《委員會和選舉的理論》是公共選擇理論的主要來源之一。所謂社會選擇,是與個人選擇相對而言的,個人選擇的中心是確定個人偏好,而社會選擇理論的中心是確定社會偏好。在社會選擇理論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受推崇的結論是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1951年,阿羅出版了他的研究社會理論的重要著作《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他首次運用數理邏輯的分析工具,對社會決策和社會民主程序設計之間的關係做了形式化的深入考察,所得出的"不可能性定理"在西方經濟學界引起了轟動,被認為是近數十年來數學應用於社會科學所取得的一項突出成果。
阿羅認為,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有兩種做出社會選擇的基本方法:一種是投票,通常用於做"政治"決策;另一種是市場機制,通常用於做"經濟"決策。此外,在其他非民主的國家,甚至在民主社會中的較小單位里,也存在兩種社會選擇的方法,即獨裁和傳統,在它們的正式結構中具有某些投票或市場機制所不具備的明確性。在理想的獨裁體制中,社會選擇只根據神的或者全體個人的共同意志做出。因此,這兩種情況下均沒有個人之間的衝突。然而,投票或市場的方法是匯集許多不同的個人偏好做出社會選擇的方法。在任何個人是理性地做出他的選擇的意義上,社會選擇的獨裁方法和傳統方法也是理性的。[②]但是在涉及許多個人不同意志的集體選擇中,這種個人選擇和社會選擇的協調性還存在嗎?下面筆者用著名的"投票悖論"(paradox of voting)來對這個問題做一下簡單的說明。
現在,假設有政治學博士甲、乙、丙三人,分別在中國大陸、日本和美國接受政治學教育,而且是分別多年的好朋友。三人久別重逢,欣喜之餘,決定一起吃飯敘舊。但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們不同的飲食習慣,對餐飲的要求各不相同,風格各異,如下所示:
甲:中餐>西餐>日本餐
乙:日本餐>中餐>西餐
丙:西餐>日本餐>中餐
如果用民主的多數表決方式,結果如下所示:
首先,在中餐和西餐中選擇,甲、乙喜歡中餐,丙喜歡西餐;
然後,在西餐和日本餐中選擇,甲、丙喜歡西餐,乙喜歡日本餐;
最後,在中餐和日本餐中選擇,乙、丙喜歡日本餐,甲喜歡中餐。
三個人的最終表決結果如下:
中餐>西餐,西餐>日本餐,日本餐>中餐
所以,利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機制,將產生不出一個令所有人滿意的結論,這就是著名的"投票悖論"(paradox of voting)。
投票悖論最早是由康德爾賽(Marquis de Coudorcet)在18世紀提出的,因而該悖論又稱為"康德爾賽效應"[③],而利用數學對其進行論證的則是肯尼斯·阿羅。
阿羅認為,有關社會選擇的兩個公理與民主主義所要求的諸條件不相適應。他所說的公理指以下內容:
公理1:連貫性(connectedness)
在x和y兩項選擇共存時,下面的某種情況永恆成立:
x大於或等於y;y大於或等於x。
公理2:傳遞性(transitivity)
在有x、y、z三項選擇時,會出現這樣幾種情況:
x大於或等於y;y大於或等於z;則x大於或等於z。
阿羅指出,奠定這兩個公理的基礎的社會福利函數與他所謂的民主主義的諸條件不相稱。民主主義的諸條件如下:
(1)條件1:個人排列順序的普通容許區間。
作為個人來講,對於如何選擇自己的選擇值序列問題是無關緊要的。例如,在面臨x、y、z三項選擇時,無論是x>y>z,還是z>y>x,或者是y>z>x,......總而言之,允許個人按照自己意願排列選擇值順序。
(2)條件2:社會評價與個人評價的正態相關。
假如有五個人來選擇x、y,當其中三人為x>y,另外二人為xy,而且,即使出現少數派中的一方改變主意,x>y時,x>y的社會全體的多數表決結果將仍然如故,不會發生改變。
(3)條件3:與無關選擇對象無關的獨立性。
在x、y、z三項選擇值之間,假定選擇順序為x>y>z,那麼即使y選擇值已不復存在,剩下x和z的x>z的選擇關係仍舊不發生改變。
(4)條件4:公民主權
個人的選擇順序與社會結構無關,即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按各自的價值觀,自由地在備選對象中進行選擇。
(5)條件5:非獨裁
在全體成員中,當只有特定的個人選擇x>y,其餘人選擇xy。[④]
綜上所述,即所有五個條件都理應成為民主社會所具備。阿羅認為,如果同時承認前面兩個公理和該五個條件,就會促成投票的悖論效應。這就是阿羅不可能定理。
接下來,筆者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阿羅所謂兩個公理與民主社會的五個條件的矛盾性。
按照阿羅的理論,假設現在有七個人聚在一起準備去吃飯。這七個人對餐飲的偏好順序如下所示:
1號:中餐>西餐>日本餐
2號
3號 日本餐>中餐>西餐
4號
5號
6號 西餐>日本餐>中餐
7號
由上可以看出,就中餐和西餐比較而言,1至4號喜歡中餐,5-7號喜歡西餐,故中餐以四比三的結果奪得優勢。再將西餐和日本餐相比較,則1號和5至7號喜歡西餐,2至4號喜歡日本餐,即西餐以四比三的結果奪得優勢。如果依照公理2的可遞性來看,西餐>日本餐,由於前面中餐>西餐,則中餐>日本餐。但是,若從七個人的選擇順序來看,主張中餐比日本餐好的只有1號,而其他人都認為日本餐比中餐好。問題尚不僅於此,按照可遞性,中餐將表現為社會選擇結果。在此情況下,只有1號的意見得到通過。這時,如果1號改變選擇順序,那麼與其相適應的社會結果將註定不以其他人的意志為轉移,而是以1號的選擇順序為轉移。
阿羅涉及的這個問題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阿羅闡釋了採取所謂多數表決的決定規則勢必會隨之出現獨裁現象。我們通常認為多數表決是促成民主主義的決定原則,但在現實中,它卻不曾起到這種作用。
就民主主義社會而言,阿羅所謂的基於多數表達原理的投票結果有時會導致投票的悖論效應,其觀點頗具有重要意義。阿羅認為,投票的悖論並非經常發生,而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這種概率實在微乎其微的話,那麼阿羅不可能定理的意義就會黯然失色。對投票悖論產生的概率採取數學手段進行計算的是坎普布爾(C. Campbell)和塔洛克(G. Tullock)。
坎普布爾等人運用蒙特卡爾法來計算投票悖論產生的概率,並且指出,投票者數量或選擇值增加越多,產生悖論的可能性就越大。譬如,在投票者為3人,選擇值為3點的情況下,產生悖論效應的概率約為5.7%;當投票者增加至15人,選擇值增加至11點時,產生悖論效應的概率提高到50%。[⑤]也就是說,兩次投票中就有一次悖論現象出現。因而,對於每天都在頻繁進行着各種會議和集會的民主主義社會來講,決不可能對如此之高的比率掉以輕心。
此外,涅米和維斯伯格也大大地推進了坎普布爾等人的計算。他們指出,在投票者超過十人的情況下,以上投票悖論出現的概率基本無變化,而且選擇值的多少對悖論概率有相當大的影響。[⑥]
由於阿羅是世界著名的數理經濟學家,其著作中有大量的數學推導,而筆者的數學基礎又實在是非常薄弱,根本難以看懂其著作。但是,為了更好地了解公共選擇理論,筆者還是嘗試去理解阿羅不可能定理的基本內容,希望自己能夠了解這個理論。到目前為止,筆者對阿羅不可能定理的理解只能達到這種程度,實在不敢再對其理論枉加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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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小民 主編:《經濟學發展軌跡(第三輯)》,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9年8月,第1-3頁。
[②] [美] 肯尼斯·阿羅著,《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陳志武 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3-4頁。
[③] 更進一步了解社會選擇理論的歷史根源,參見 [美] 肯尼斯·阿羅著,《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陳志武 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174-179頁。
[④] [日] 小林良彰 著,《公共選擇》,楊永超 譯,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6月,第43-44頁。
[⑤] [日] 小林良彰 著,《公共選擇》,楊永超 譯,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6月,第48頁,表3-1。
[⑥] [日] 小林良彰 著,《公共選擇》,楊永超 譯,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9年6月,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