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的意義和反思   

1989年6月4日美西早6時，我的定時收音機自動打開，傳來了天安門廣場嘎嘎嘎的槍聲， 還有救護車的哎呦呦的叫聲。廣場流血了，一群單純幼稚而又滿腔熱血的青年被驅散了，一場反貪污要民主的學生運動被鎮壓了，我的一顆跟隨着廣場跳動的心也涼了。

23年後，這場被定為‘反革命暴動’的運動還沒有得到平反，那些因為參加運動而出逃的異議人士還不能回家，有的甚至已經客死異鄉。中國的貪官卻越演越烈，中國民主的空間卻越來越小，連個盲人都不放過。從那天開始，中國的時鐘開始倒轉，中國的民主運動開始進入冰河期。

客觀地講，64 運動無論是從組織上還是行動上都失敗了，但是鮮血換來了沉重教訓。如果我們要探索64 的意義的話，那麼最突出的就是讓一向以光榮偉大自居的黨暴露了猙獰兇殘的面目，讓人們看到了馬王爺的第三隻眼。用機槍和坦克來鎮壓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開了中華歷史之先河，神為之哭，鬼為之泣。毛澤東說過，凡是鎮壓學生的都沒有好下場，然而，在他開創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首都，這些鮮血淋淋的劊子手們的下場卻都相當不錯。鄧大人被供奉為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壽終正寢； 李總理在任期後又當了幾年的委員長，過足了官癮。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他們的子女都在64以後飛黃騰達於官場商界，肆無忌憚地吸吮着人民的血液。而那些死難的學生卻從未得到昭雪，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屬也從未得到撫恤。中國的GDP躍升為老二，中國的獨裁專制也借勢晉級為老大。

國民政府在129 遊行中留下個反動的鏡頭，即用水龍頭驅趕學生。64之後，這個畫面很少再在CCTV的節目中出現，因為同機槍坦克相比，國民黨過於溫文儒雅，太沒出息。然而， 人們由此也會意識到，國民黨對民主自由的容忍要高於共產黨，畢竟還把學生還當成自己的子民。換言之，國民黨離民主比共產黨更近，這就是台灣為什麼會在蔣經國先生的手中過渡為自由民主的國家。

在不了解當局的真面目的時候，把希望寄託於政府的改革顯然是合乎情理的選擇，但是政府強悍的武裝回應告訴了人們，民主運動應當有更加鮮明的綱領。面對一個靠着幾百萬軍警維持的政權，人們不能像宋江那樣，只反貪官， 不反皇帝。也不能只反腐敗，不問制度。貪官是制度的產物和支柱，反貪官不可能不觸及制度。此外，如方勵之先生所言，民主運動應當扯起民權的大旗，調動更廣泛的積極因素。

20年回首，64 學運在時間上發生得早了一些。在國內，贊同改革的胡耀邦同志剛剛在鬱悶中辭世，而同情改革的趙紫陽同志又尚未站穩腳跟， 面對如此龐大的保守勢力，64學運的結果是大大地消弱了黨內的進步力量，代之以江澤民、李鵬等對抗改革的貪污腐化的幾個代表，使中國的官場像滾雪球一樣，貪官越來越多，款項越來越大。在國際上，戈別切夫剛剛露出溫和的笑臉，東歐共產政權的解體還在襁褓之中。如果中國的學運發生於1991年東歐政改之後，那麼就可配合國際上的大氣候，獲得更多的經驗，從而也匯聚成更大的動量。

在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時期，中國湧現出許多前赴後繼置生死於度外的仁人志士，有英勇就義的秋瑾，有自闖牢門的鄒容。 就是在共產黨里，也不乏‘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鬥士。然而，在共產黨的幾十年的教化以後，傳統的道德風尚已經蕩然無存，俠肝義膽的英雄幾乎寥寥無幾。學運的領導們在暴風雨來到之前，擅離職守，率先考慮了自身的安危與解放。如果在軍事崗位上，這叫臨陣脫逃。 靠這樣的一批遠非成熟缺乏信仰的人來領導一場運動，失敗是早晚的。中國之大需要許多像曼德拉，昂山素季，薩哈羅夫，瓦文薩等矢志不渝，甘願坐牢的頑強的戰士。如果有人再要搞起一個運動的話，那麼身後的民眾首先要問的是：‘出了事，你們會不會先去美國逃避。’要奮鬥，就要有犧牲。 怕犧牲，就別來鬧事。

幾千年來，中國發生過多次改革，但沒有一次成功的先例。中國的保守勢力過於強大，中國的改革的力量又過於軟弱。這個制度是共產黨用鮮血和生命創建的，這些貪官是共產黨親手培育的，靠一個有着7000萬黨員和幾百萬軍隊的強大的黨自動地交出權力，實施民主，不外乎是一場自欺欺人黃粱美夢。當然，中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遲早的事，但必將曠日持久，可望而不可期。中國年輕的政治精英們肩負着偉大艱難的歷史使命，他們要沿着64 的血跡，面對強暴，百折不撓， 給陶醉於封建溫床中的千年古國帶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