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之殤

作者：牧羊人

  三十年了。

　　年初，心頭那塊疤又在隱隱作痛。

　　像過去一樣，我試圖逃避：聚會、用侃山填充，旅行、以時空轉移，更多的，是豪飲、借酒精麻痹。

　　不過，沒有用的。

　　該來的總是要來的，那就把傷疤再揭開一次、再疼一回吧！

　　先交代一下背景。八八年底我被分配到北京工作，所以見證了八九學運的始終；不過跟無語博相似，一直到五月中，我基本上是消極的觀望者；真正開始注意學潮其實是520戒嚴，這個時候北京的工運學運已經如火如荼、百萬人大遊行都好幾回了。

　　然後就是大屠殺了。

　　當持槍的解放軍沖向護欄外叫罵的民眾、我們扔下自行車低頭奔逃、子彈從我的身邊和頭頂呼嘯而過的時候，我才相信人民解放軍真的是用來殺人民的。

　　那是64早上，發生在南池子大街東口、東長安街上（見《六四往事》）。

　　那天凌晨，我在宿舍里聽到啪啪啪啪的槍聲；那天早晨，我在雙井看到燒毀的軍車、在東長安街人行道上見過大灘的污血；但是頭頂的“子彈飛”卻是刺向心頭、永不痊癒的雁翎刀傷。

　　噩夢就此開始。

　　這三十年裡，海外不斷反思：學生們幼稚、學領工領失誤，如果他們怎樣怎樣或不怎樣怎樣、結果會有多好；海外（跟大陸一起）還揭露學領們在海外的種種“醜態”；在大文宣的引導下，很多人相信：“幸虧六四失敗了。不然要是這些學領們掌權、他們還不如共產黨！”。

　　每次看到這種胡扯我就憤怒不已。

　　當年從清明節開始的北京學運，以紀念胡耀邦開始、到反貪腐反官倒、再到426和520之後的遊行和絕食，即使最激烈的口號，不過是要求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這些共產黨制定的憲法裡闡明的公民權利，從來沒有挑戰共產黨的權威和統治；為了討好當局，學自聯甚至把仍蛋的三位湖南青年直接押送給公安局，導致這三位青年下場悽慘，成了當局的幫凶和間接責任者。

　　六四學潮失敗了。即使學潮沒有失敗，也談不上讓“學領們掌權”。退一萬步，即使因為六四中國實現了民主化，幹嘛要選舉某些品行不端的學領“掌權”？難道中國人都是傻瓜麼？

　　所以，那些反思到“幸虧六四失敗了”的人，你們不過是成了中宣部的傳聲筒應聲蟲而已！

　　反觀共產中國，從鎮壓之前信誓旦旦的不搞秋後算賬，到屠殺之後的濫捕濫刑；再後不斷的銷贓滅跡，曾經被高調紀念的“平暴英雄” 被雪藏，“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里，這段日子成為一片空白；言六四等同有罪、人們對六四諱莫如深；除了天安門母親們，幾乎沒有人敢公開談論。

　　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下，八十年代有限度的一點自由被一步步壓縮。從片警、協警、國安部到小腳偵緝隊和朝陽群眾，從水軍、網評員、刪帖員到網警和監控軟件，從警察國家到告密文化，中共在大陸布下了一道天網，在任何場合，大到媒體、公共場所小到課堂、飯局乃至微信群，人們不再議論“敏感話題”、噤若寒蟬成了常態。

　　六四之殤，如果說在海外人們還可以釋放的話，習近平之下的中國大陸完全成了禁忌。

　　以前的文字裡，我說過六四是中國近代史上針對和平示威者最大規模的屠殺、也是現代文明社會針對和平示威者最大規模的屠殺。

　　說它是中國近代史上針對和平示威者最大規模的屠殺，是說二十世紀以來，在中國大陸的執政當局沒有過針對和平抗議者如此血腥的鎮壓。

　　每次說起六四大屠殺，為當局洗地的就抬出三一八屠殺、劉和珍及魯迅先生。既然繞不開，我們就看看三一八。

　　且不說當時正處於（直奉）戰爭期間、且不說北京的實際掌權者是馮玉祥的鹿鍾麟軍隊、且不說在李大釗等的操縱下示威者向國務院護衛士兵奪槍、也且不說下令開槍的不是政府高層而是執政府衛隊長，這個慘案的直接後果是47個無辜者罹難、後繼抗議風起雲湧、兩天后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三十天后臨時總統段祺瑞黯然下台。

　　死亡四十七人、三十天內最高行政長官下台謝罪，這是暗無天日的北洋政府的做法。

　　六四罹難者是多少人、六四過去多少天了？我們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做了什麼、除了壓制、迫害和掩蓋！

　　說它是現代文明社會針對和平示威者最大規模的屠殺，是說過去六十年來，世界上所有的正常國家裡沒有過對和平抗議者這樣赤裸裸的屠殺。

　　說起發生在其他國家的屠殺，不能不說1980年韓國的光州事件（當時我上大二。對這件事印象深刻是因為國家新聞機構連篇累牘地報道“光州人民民主抗暴運動”）。光州屠殺和六四有相似之處，都是和平時期、都是獨裁政權、都是死亡人數巨大，有必要簡述一下來龍去脈。

　　1979年朴正熙被暗殺後，全斗煥通過雙十二政變並宣布全國戒嚴、開始了新的一輪獨裁統治，隨即抗議遍及韓國全境。1980年5月，示威浪潮升級，17日全斗煥宣布全國擴大戒嚴。

　　光州是韓國民主、思想開放進步人士的孕育地。為了鎮壓光州的抗議活動，陸軍第7空降旅於5月18日進駐光州全南、朝鮮等大學並與學生發生衝突，400餘名學生被拘捕並有80多人受傷。5月20日下午，超過20萬的光州市民組成示威隊湧上市中心 ，並占領了光州市政府，市民與戒嚴軍在街頭的攻防戰反覆上演，至21日有五十多人被殺害。被激怒的示威群眾於是從下午開始搶奪光州鄰近城市警察局、派出所以及後備部隊的軍火庫，以槍械彈藥自我武裝之後組成市民軍，全面與戒嚴軍抗戰，原本的群眾示威演變成為街頭槍戰。由於武裝市民軍步步進逼，戒嚴軍撤退到光州城外，市民軍遂占領道廳大樓。

　　撤退到光州外圍的戒嚴軍，於26日在坦克的前導下挺近光州市內，27日第三空降旅的特攻隊包圍道廳大樓並猛烈掃射，死守道廳大樓的市民軍幹部遭到格殺，光州騷動被徹底鎮壓。

　　時至今日，死亡人數依舊有爭議。反政府學運及家屬聲稱死亡人數有2,000之多，而官方公布的最高數字為287人。5·18光州義舉遺族會（相當於“天安門母親”）在2004年的統計數字是633人，這大概是最接近實際的數字。

　　屠殺的結束意味着新一輪示威的開始，包括1981年2月全斗煥到光州視察期間的抗議、以及每一年的5月18日舉行追悼會和示威遊行；1985年，“5.18受難者紀念碑及紀念活動籌委會”成立。

　　在國內外持續不斷的壓力下，全斗煥不得不於1987年下野，韓國民主化終於步入軌道。而政府亦開始打破禁忌，受難者可以在國會聽證會上講述所受到的迫害。1995年年底，前總統盧泰愚和全斗煥被拘捕、1996年年初被正式起訴，最後全斗煥被判死刑（後改為無期徒刑）、盧泰愚則被判監禁17年。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共有一千四百人被捕，其中427人被提起公訴，7人被判死刑、12人被判無期徒刑。

　　15年後，劊子手終於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對受害者的紀念和賠償也在同時進行。1994年“5·18紀念財團”創立，開始賠償受害者。1997年開始，5月18日被指定為“國家紀念日”，並於當日在新落成的民主墓地及紀念碑舉辦紀念儀式。1999年「光州事件」遇難者被封為“國家有功者”。2000年“5·18紀念財團”制定“光州人權賞”，給予國內人權團體或人士。2011年光州事件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記憶名錄Memory of the World，光州政府決定設立518民主運動檔案館。

　　518民主墓地、紀念碑及民主運動檔案館

　　毫無疑問，光州事件成了韓國民主轉型的分水嶺、抗爭者用他們的血推動韓國轉型為一個正義國家。

　　過去一百年裡中國沒人敢做的事、過去六十年裡世界上沒人敢做的事，鄧小平、共產黨不僅做了，他們還企圖把這段歷史抹掉！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忘記、為什麼我們要堅持真相？

　　我們需要堅持真相，因為真相是和解的開端。過去幾百年有不少的血腥暴力，有美洲對原住民的殺戳和迫害、有天主教牧師對信徒的性侵犯，也有台灣228和韓國518，和解無一不是從釐清真相開始；換句話說，沒有真相，不可能有和解。

　　我們需要堅持真相，因為只有真相才能讓後世能汲取教訓。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加拿大兩級政府推行原住民寄宿學校IRS，上百年間發生了大量學生非正常死亡和殘害；原住民的抗議從來沒有停止。為了尋求和解，2008年哈珀政府向原住民道歉、賠償並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為此進行了為期六年的聽證、聽取了6700多人作證，探訪了300多個原住民社區，最後提交的報告從兒童保健、教育、語言文化、健康和司法正義五個方面揭示了真相、教訓和從政策如何改進；為了達到和解，報告提出了17項行動方案，包括加拿大和聯合國宣布原住民權利、青少年培訓、建立國家和真相和解中心，最後在在政府和教會道歉的基礎上設立國家和解委員會；委員會提交的真相已經被加拿大兩級政府接受，大部分行動方案正在實施中。

　　反觀共產中國，從毛政權的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到“改革開放”後的六四、新疆勞改營，當局從來沒有允許徹底揭露真相，今日的“夢中國”對異見的壓制甚於以往。

　　事實證明，一個掩蓋真相的政權就是一個企圖延續其殘暴的政權。

　　我們需要堅持真相，因為真相是正義的最低要求。即使在中國大陸，也有不少學術研究論述法治與國家正義、以及國家正義與國家正當性的邏輯關係，換句話說，沒有法治就沒有正義、而一個沒有正義的國家不是一個正當的國家。

　　沒有真相、孰來法治，沒有法治、孰來正義？

　　恰如嚴家其先生所說，“沒有正義，這個國家就永遠沒有前途”。

　　今天距大屠殺10,950天，是為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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