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百年間兩次痛失中國 川普何為（上）？

文：格致夫

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中美關係是當下全世界關注的最大焦點。原因也很簡單，中美貿易戰的走向攸關全球經濟的景氣與否。

本文將從過往整整100年間中美互動歷史的角度，審視對中國始終處於強勢地位的美國，如何兩次痛失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天賜良機！這對判斷今日中美關係的得失及其未來，應該有一定啟發。

（一）一戰後美國失去影響中國道路歷史性選擇的絕佳機會

自1840年起，英國人通過兩次鴉片戰爭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這個積貧積弱的東方大國就成了世界列強們砧板上的魚肉。至1919年一戰結束時，這種狀況也沒有任何改變。

而侵占中國東北嘗到甜頭的日本人，其貪得無厭的狼子野心在1915年向袁世凱提出“對華二十一條要求”中就已暴露無遺，其最終目標就是要鯨吞整個中國！作為實施其貪天戰略的關鍵一步，依託早在一戰結束前與英、法、意、俄4列強簽訂的密約，誓言在巴黎和會上，無視中國的正當訴求，奪取戰敗國德國在山東半島的全部權益，扼住中國的咽喉，為日後全面控制中國打下基礎！

而中國由於長期軍閥混戰割據，當時處於南北分裂局面——存在北京和廣州兩個政府。無疑，從國際社會的視角看，這是外部勢力最容易介入，最容易影響中國未來走向的天賜機會！

那麼，中國作為戰勝國，在巴黎和會上一雪被列強宰割凌辱之恥的可能就不存在了嗎？不，中國人看到了新的希望：一個帶有世界公正新秩序光環的、被神化的救世主式大人物——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

當年，威爾遜作為世界諸列強中崛起最快、也最有潛力的美利堅的總統，在成功連任後的1918年初，為了應對一戰所造成的國際秩序危機，以及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在歐美世界引發的恐慌，捨我其誰般地發表了他的“救世主張”——帶有明顯理想主義色彩的解決世界問題14點計劃——後被稱為威爾遜主義，主要體現四大原則：沒有勝利的和平、民主的勝利、民族自決權和領土完整、建立國際維和組織的集體安全原則。

有西方學者把威爾遜主義奉為：“一個繼往開來的社會哲學，其基本思想就是政治權力要服從大多數公眾的意志，由此才能保障民主、平等與自由。”而威爾遜主義的具體目標是“按照公平與正義的原則，建立國際聯盟，鞏固戰後世界新秩序。”西方學者尤其把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進行對比：“通過在所有方面完全徹底地拒絕布爾什維克主義，威爾遜已經成為西方的鬥士——反對列寧主義的威爾遜主義的鬥士”。

從美國的角度看，威爾遜主義體現了這個新崛起大國的自我身份認同，以及成為“負責任大國”國際角色的認同；從國際社會看，威爾遜主義體現了美國作為世界新領袖對民族自決與領土完整國際新秩序的理想追求。

從1918年初威爾遜發表十四點演說到1919年初巴黎和會召開，在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的大力宣傳下，威爾遜主義在一年之內就成為一個響徹全球的新觀念。為美國和他本人擔負世界領袖使命所打造的這個新形象，在國際社會，特別是眾多弱小國家和被壓迫民族中，受到毫無保留的真誠歡迎。

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窮國弱國，早已淪為受世界諸列強欺凌的半殖民地。中國人對美國人的第一個良好印象，來自清末時期美國開始返還庚子賠款。於是，官方和民間中很多人都把威爾遜總統和他的主義當成了救星！威爾遜在中國很快成為名人，他的名字頻繁地出現在各種報刊上。

在國人看來，“民族自決原則”代表着人類社會的“公理與正義”。有人撰文論證：中國可根據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收回德國占領的“青島主權”。威爾遜很快被中國人抬高為“救世主”。從當年上海一名普通女學生所言即可略見一斑：“夫威氏當歐戰劇烈之時，毅然主張伐暴救民政策，及夫歐戰告終，又提議民族自主自決主義。其愛國也，不獨愛一己之國也，並愛世界萬國也。其愛民也，不獨愛一國之民也，並愛世界萬國之民也。”

當時對中國社會具有思想引導作用的知識精英階層，亦對威爾遜總統敬仰有加，更引發一般讀書人的跟隨。蔣夢麟稱讚威爾遜“衛正義而摧武力兮，廣四海為兄弟，望彼陸而思顏色兮，慶大同而呼萬歲”！陳獨秀尤其看重威爾遜“頂要緊的”兩個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並將其歸結為“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原則，作為他《每周評論》的宗旨。留美海歸不久的胡適也是威爾遜主義的信奉者，他認為北大校長蔡元培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而他自己也相信的“公理戰勝強權”“幾乎成了人人的口頭禪”。以至於領導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的卡爾·克里爾也在一封致國務院的信中寫道：“威爾遜總統已經成為中國人的偶像”！

1919年的巴黎和會，成為國際社會考驗威爾遜主義的重大時刻，而和會關於山東問題的裁決可謂考驗威爾遜主義的試金石，甚至攸關中國此後道路選擇是向左或向右——走美國人的和平改良道路，還是走俄國人的暴力革命道路！

假如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主義真能發揮其神奇的功效，所向披靡，威爾遜得以實現其主持正義和國際公理的偉大理想，貫徹其民族自決和領土完整原則，力排列強們的分贓私心，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天經地義地歸還中國，那麼，無需太多想象力，基於中國從官方到民間對威爾遜主義的崇拜，對美國大力襄助的感念和對美國早已有之的好感，中國投入美國陣營，成為其在遠東的堅定盟友，將是沒有懸念的必然之舉。

假如巴黎和會上能收回山東權益，也就不會有五四運動的爆發。而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大旗的新文化運動將理所當然地以美利堅為圭臬和遠大目標，走美式民主道路將成為主流思潮；馬列主義和蘇維埃在中國的傳播必將大打折扣，難以形成氣候；而被譽為青年學生們思想導師的陳獨秀也沒有理由迅速左轉。

值得一提的是，十幾年後胡適在一場通信爭論中還指出，陳獨秀的迅速左轉，與他五四運動後出獄便不得不離開北大優渥的環境，帶着他的《新青年》回到上海有很大關係！或許還應該加一句，還與他對威爾遜主義的希望破滅，以及對日本等列強欺凌中國的憤慨有莫大關係！

假如沒有陳獨秀的關鍵作用，又缺失五四運動的思想準備和激進人才準備，在巴黎和會後僅僅兩年就迅速成立中共，也將無從談起，中國的歷史將是另一番景象！

但歷史並沒有按照這樣的假如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因於威爾遜在巴黎和會上所遭遇的無法擺平的兩難困境。

由於克里爾領導的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卓有成效的宣傳，名揚世界的威爾遜主義給弱小國家和民族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和憧憬。但威爾遜本人的心情卻是複雜又矛盾的。他似乎預感到一種不祥之兆：他的理想主義猶如一個不斷被吹大的氣球，恐怕難逃爆裂的宿命。

在巴黎和會前夕，威爾遜對克里爾說：“你所從事的宣傳工作很偉大……但我覺得你在有意識地為我編織一張無法逃脫的大網。今天全世界都在求助於美國，向美國訴說他們遭遇的冤屈與希望。……但是你我都知道，要消除這些自古就有的不公正和當下的不幸，絕非朝夕之功，也不是一個人就可以力挽狂瀾的。我總覺得，其結果將是一個舉世失望的悲劇——儘管我內心希望我的判斷是錯誤的。”

不幸的是，威爾遜的預感沒有錯，世界和中國知識界對威爾遜主義的“神化”，不過是一廂情願。威爾遜主義終究不是靈丹妙藥，一戰後複雜的國際政治矛盾，不會因他高大上的主義而藥到病除。

4月11日，英國代表根據與威爾遜達成的默契，沒有投票支持日本的“種族平等案”。表面看，此舉導致日本代表團此一外交目標受到重挫，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日本全權代表牧野伸顯用冠冕堂皇的語言，重申日本對種族平等問題的立場，隨後卻表示，他將顧全大局，不強行要求通過這一提案！日方之所以將此問題與山東問題捆綁在一起提出，向歐美諸強施壓，有其算計。最終目標正在於犧牲“種族平等案”這個籌碼，換取列強們對其在山東問題上的支持！

這一策略導致英、法、美在“三強會議”（意大利因未達目的已退出和會）上達成一筆交易：在種族平等問題上，威爾遜獲得英國的支持；那麼，在山東問題上，威爾遜就不得不理解英法兩國的“苦衷”，向日本妥協。關於這筆交易，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在與威爾遜的交談中暴露無遺。貝爾福說：“我們要求日本贊成的是不要把種族平等內容寫進盟約。如果日本在種族平等和山東問題上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均受挫折，日本代表團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威爾遜本人也一直把山東問題視為驗證其“民族自決原則”的一個重要案例。關於這一變故給威爾遜帶來的挫敗感，借其秘書貝克的話說，山東問題令威爾遜總統“蒙難”。

1919年4月25日，就在山東問題最後定案前，威爾遜與貝克有過一次長談。威爾遜承認，“中日問題浮現，形成一個巨大難題”。他告訴貝克，自己沒法看清楚，要在什麼地方應用自己的原則。他自嘲說，他自己都得重讀一遍“十四點宣言”，才能記得住其內容。當晚，威爾遜和貝克的談話繼續進行。貝克向威爾遜通報了媒體的看法。他發現，威爾遜的情緒“非常低落”，僅日本這一問題就讓他頭疼不已。威爾遜說：“日本人不是傻子，除非我們給他們想要的，否則他們是不會回家的，而他們想要的又是自己不該要的東西。”貝克回答說：“國際輿論都支持中國人的主張。”威爾應道：“我知道。”貝克又道：“尤其是美國的公共輿論。”威爾遜說：“這我也知道，但是如果意大利人堅持不參加，然後日本又走了，那國際聯盟成啥樣了？”

威爾遜總統在關鍵時刻改變立場，甚至美國代表團中的很多人（包括國務卿蘭辛）也持反對態度，以至於在和會一次相關會議上，美國代表以集體離場表示抗議！而在美國國內，威爾遜尤其受到嚴厲批評（亦有黨派之爭因素），國會拒絕批准巴黎和會簽署的《凡爾賽合約》，也拒絕美國加入威爾遜主導創建的國聯。

在中國，由於未能達到收回山東權益目的，令國人陷於巨大的失望和義憤，隨着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吶喊，威爾遜被神化的形象也隨之破滅，被歸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一丘之貉。中國知識階層中的一些人在失望中開始左轉。

而當年新生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卻適時抓住了歷史性機遇！巴黎和會後僅僅兩年，主張暴力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式中共就成立了。美國則失去了影響中國未來走向的一個天賜良機！蘇聯通過扶持南方的孫中山國民政府和中共，成功影響了中國的未來走向。孫於1923年開始實施“聯俄聯共”策略，中共獲得發展壯大的難得歷史機遇，為日後執掌中國準備了最初條件。

如果說美國人有什麼根本原因痛失中國，作為剛剛在世界展露頭角的新生列強，百年前的美國確實還有些稚嫩和理想主義。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在巴黎和會這樣複雜的國際外交舞台上，遠沒有英、法等列強的那種老辣和貪得無厭，而處於下風；在介入中國事務方面，美國更遠遜色於野心勃勃的日本。即使巴黎和會“背叛”了中國，如果美國人有日本西原貸款手法的十分之一，也不致於讓新生的蘇維埃占去影響中國走向的先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