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脊梁——盤點近代史“學生運動”

作者：花蜜蜂

　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

　　中華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是因為有堅強的民族主義情感支撐着。中華民族在艱難困苦中奮發圖強的歷史，也是天下讀書人不斷推動進步的歷史。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這些豪言壯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寒窗苦讀”的學子，在外族入侵，列強凌辱之時，他們有拍案而起，捨生取義的壯舉。他們也參與了披掛上馬、收刀下馬，“打天下，得天下，治天下”。中華千年改朝換代，“學而優則士”，興旺國家，離不開讀書人的努力。

　　毛澤東曾經對學生們說：“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上89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青年學生荷爾蒙分泌旺盛，熱情洋溢，最容易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一旦遇到適當時機，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懷必然會強烈釋放出來，他們最容易衝動且義無反顧，“學生運動”成為近代推動中國不斷變革進步的原動力。

　　研究近代史上發生的學生運動，許多專家為運動尋找思想基礎，時代環境基礎，經濟基礎。為紀念這些運動，國共兩黨還為事件賦予更多自己需要的意識形態基礎，為自己需要拔高了的優秀政治人物。這裡，蜜蜂試圖從學生運動中發現更多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感基礎。

　　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場學生運動：康有為梁啓超發動的“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滿清王朝迅速衰敗，奄奄一息，朝野仁人志士圖謀發動變革，挽救王朝的命運。1861年啟動的“洋務運動”，朝野共同努力經歷三十餘年，並沒能使中國強大起來。1894年的一場“甲午戰爭”，“北洋艦隊”慘遭小日本毀滅，大清國不得不割地求和。

　　1895年春天，各省舉人乘坐“公共馬車”來到北京，參加全國會考。會考結束，正在等待朝廷發榜的時候，李鴻章在日本與伊藤博文簽署了《馬關條約》。消息傳來，其喪權辱國的內容包括割讓台灣及遼東，賠償戰爭款二萬萬三千萬兩白銀被披露，引發舉子們群情激憤！

　　4月22日，康有為、梁啓超寫出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強烈反對與日本簽約！在北京馬上有600多人聯署。《上書》的內容流傳出來後，內地十八省與奉天三省（中國東北）的舉人們接連響應，從不同渠道聯署向朝廷上書。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各省舉人與北京官民數千人齊集於“都察院”門前，跪請代奏光緒帝。史稱“公車上書”。

　　不過，已經簽署的《馬關條約》木已成舟，康梁的《上書》被朝廷拒絕。但其“變法圖強”的思想，在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過後，康有為組織了“強學會”開堂議政，在北京、上海等地發行報紙，宣傳日俄“維新”思想。嚴復、譚嗣同等也在各地擴大宣傳。1898年，光緒帝啟用康有為、梁啓超等，嘗試推行維新改良新政，史稱“戊戌變法”。

　　“公車上書和戊戌變法”都先後失敗了。維新“六君子”被殺害。但是“維新、變法、圖強”思想從此喚醒、激勵了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既然“維新改良”“君主立憲”的路子走不通，仁人志士們開始另謀出路，孫中山、黃興領導同盟會堅韌不屈，發動暴力革命“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才演導出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中國近代史上第二場學生運動：“外拒強辱，內懲國賊”的“五四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漢爆發，袁世凱趁機在北方逼迫清廷退位，竊取了革命的果實，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中華民國自然而然地繼承了滿清跟列強簽署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不得不繼續支付賠款，不得不承認被列強劃分控制的勢力範圍。

　　當時的中國東北是被俄國和日本控制的勢力範圍，他們都在收買利用地方軍閥以謀利。日本曾經收留過當年逃亡的康有為、孫中山，支持過辛亥革命，也支持過袁世凱上台，他們必然要藉此取得更大利益。

　　1914年，歐洲爆發一戰，英國發展了日本成為其在東方的盟國，8月，日本對德國宣戰，向德國在中國膠州灣租借地發起進攻，激戰後占領了租借地。

　　1915年1月，日本為了從中國獲得更多利益，向袁世凱秘密提出《二十一條》，並以武力威脅迫使袁世凱接受，歐美各國當時深陷戰禍，無暇顧及東方事務。袁世凱政府討價還價之下，又沒有等到外援來制衡日本。不得不妥協簽署了包含《二十一條》主要內容的《中日民四條約》。

　　消息傳出，舉國震怒。5月9日簽約當天，湖南學生彭超留下血書，憤然投江自殺。北京二十萬人到中央公園（中山公園）集會，捐款一百萬元“救國基金”。當時就讀天津南開學校的學生周恩來（17歲）上街演講，號召人們振興經濟、誓雪國恥。

　　1915年底，袁世凱獲得日本的支持，急匆匆稱帝，因德不配位，舉國聲討。1916年中，在國人的罵聲中，退位後的袁世凱急匆匆死了。但是中國國民還得為袁世凱買單。

　　1917年8月，北洋政府向德國正式宣戰。段祺瑞為獲取日本對自己的借款，再次出賣國家利益，跟日本搞了一個承認《二十一條》的《換文陳訴書》。日本用資助裹挾中國共同派兵參戰，並資助北洋政府在國內為英法招募了十四萬勞工，輸送他們到英法二國為戰爭服務。

　　1919年1月，一戰戰勝國“巴黎和會”召開。4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要求；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及《換文陳述書》。但均遭拒絕！“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根據《關於山東之條約》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消息傳到中國，引發民眾強烈抗議。中國代表在和會反覆請求磋商，但是，英、美、法、日、意等國完全不顧及中國人民的感受，在6月28日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中，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送日本。

　　中國政府外交失敗的恥辱，使愛國民眾義憤填膺！在北京大學學生的聯絡謀劃下，商定了抗議集會和示威遊行路線。5月4日下午1點，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3000餘名學生匯聚在天安門前，他們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合約簽字”等口號，並在集會上宣讀了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然後，總指揮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隊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學生代表意圖求見四國公使，羅家倫、江紹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但是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

　　在“外爭國權”而不得的情況下，隊伍中有人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賬去！”矛頭迅速轉向“內懲國賊”！

　　下午兩點多鐘，大規模遊行隊伍到達曹汝霖宅胡同口，學生們說服了軍警，進入胡同，發生暴亂痛打了在曹家串門的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予以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

　　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各界廣泛關注和支持，蔡元培、朱家驊等為了營救學生，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上海、天津先後成立學生聯合會；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後也先後宣告罷課，以支持北京學生的抗爭。

　　6月以來，學生不斷抗議又不斷遭到鎮壓。警察先後逮捕學生近千人。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前後約有六、七萬人參加。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了罷工和示威遊行。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罷課罷工罷市響應。

　　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暴行。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大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

　　6月28日，中國代表顧維鈞等人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山東問題”作為懸案擱置。

　　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占領的德國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附約中還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權，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五四運動”青年學生們的愛國精神、不畏強暴和為和正義而戰的精神，成為時代進步的楷模流芳百年。

　　中國近代史上第三場學生運動：“國共合作”運動的“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1926年，民國軍閥馮玉祥的國民軍與張作霖奉軍作戰期間，馮玉祥部在大沽口設防，兩艘日本軍艦護衛奉系軍艦進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國民軍開炮還擊，將日本軍艦逐出。

　　3月16日，英、美、法、意、荷、比、西、日八國，聯合援引《辛丑和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施壓，提出44小時限期“最後通牒”：拆除大沽口國防設施，否則以武力解決。同時各國派出軍艦雲集大沽口，發出武力威脅。

　　“又有日本鬼凌辱我大中華！”這個消息又一次刺激了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國共兩黨當即共同籌劃組織抗議。3月18日，數千北京學生和市民集結於天安門，聲言抗拒“八國通諜”。上午10時，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北京市黨部，中共北方區委、北京市委，北京總工會，學生聯合會等團體，來自於80多所學校共約5000多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最後通牒的國民大會”。

　　大會在慷慨激昂氣氛中結束後，遊行隊伍由李大釗率領，到達執政府門前廣場示威請願。群眾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要執政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

　　段賈二位並不在執政府內，學生市民與衛兵發生衝突，互有傷害，執政府衛隊長下令開槍！當場有學生和市民達47人被槍殺，受傷者150餘人，死者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還有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李大釗和陳喬年也負傷。

　　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緝大會組織者和領導人，全國輿論沸騰。3月19日，各地輿論紛紛譴責國務院門口的大屠殺。3月20日，執政府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祺瑞下令撫恤死者，醫治傷者。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學生教授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魯迅題寫輓聯：“死了倒也罷了，活着又怎麼做。”後又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由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強大的民意壓力迫使段祺瑞政府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311條之重大嫌疑。”

　　1926年4月9日，國民軍包圍國務院，段祺瑞逃入東交民巷法國使館，執政府倒台。不過，張作霖仍然迅速擊敗了馮玉祥，進入北京，全面控制了北洋政府。

　　我提出這場學生運動，是因為這場運動是國共首次合作籌劃達成的第一場運動，其意義非常重大：在面臨日寇和列強施加外侮的時候，國共兩黨總是能夠拋棄成見、平撫仇恨、握手合作。緊接着，就是新的一場合作“北伐”戰爭，討伐北洋軍閥戰爭獲得全面勝利，再接下來便是更大規模、更長時間的合作“共同抗日”！抗戰勝利後，中國才真正一躍成為現代國家！

　　仔細翻看歷史記錄，前面這三場學生運動最大共同之處，都是在愛國情感影響下，都是反抗外侮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國人就是這麼特別仇恨有日本鬼施加的凌辱！所以，這些運動都獲得國人各階層廣泛關注和支持。雖然運動中學生有受到當局的打壓和抓捕，發生過衝突和殘殺，但鎮壓力度和對學生的傷害還是比較小，學生們遭遇的是比較弱勢的政府。

　　過後，中共在抗戰和內戰時期，還運動過許多學生運動，其政治目標明確，影響力不大，匆匆而過。

　　相對後面要盤點的二次學生運動，就會發現有很大不同。

　　中國近代史上第四場學生運動：“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運動”

　　1962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上“檢討了大躍進的錯誤，包攬了大饑荒餓死人”的責任，主動退居二線。劉少奇鄧小平逐漸全面掌管了黨政軍權力，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將北京建成了“針插不進，水撲不進”的獨立王國。到後來，黨務政務有重大決定，他們不再向毛澤東請示匯報。毛澤東甚至不能在北京發表文章了。

　　那有人會問：為什麼毛澤東仍然可以引領黨政軍，發動那麼聲勢浩大的文革呢？

　　我的回答是：毛澤東是在運用他的“威望”而不是運用“權力”發動文革。

　　毛澤東不得不依靠周恩來、林彪、葉劍英手中黨政軍的號召力，啟用“四人幫”一夥文人，發動紅衛兵運動，自下而上砸爛“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並發動工農兵“奪權”，建立“革命委員會”。奪回失去了的權力。

　　文革中反反覆覆的糾纏較量，就是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與劉鄧為首的“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權力鬥爭。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馬上就“束手就擒”，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確實早已失去權力”，毛澤東用了“文革十年”也沒能將他們的權力培植起來。

　　1966年《5·16通知》發布，文革開始，劉少奇當時主管中央工作，彭真是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之前也主管過文化革命。他們派出工作組進駐大學，煽動大中學生，衝擊知識分子和“反動學術權威”，殘害“地富反壞右”，製造了一場血腥的“白色恐怖”，這就是著名的“紅八月”。

　　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想得出辦法來對付劉少奇，他離開北京去了南方。

　　7月29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在人民大會堂的一次群眾大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為運動初期派“工作組”造成的錯誤檢討。劉少奇說出自己那句名言：“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毛澤東是在劉、鄧、周檢討完畢之後才出場的，他從舞台東側進來，剛一露面，就被暴風雨般的掌聲和萬歲聲震驚！他一生中得到的歡呼和掌聲太多了，但沒有一次像這天一樣使他感動，那都是一些十五六、十八九歲的青年學生呀！

　　一位參加了會議的中學生回憶說：事先並沒通知毛主席要來，學生們一看到毛主席，人們都瘋了！又喊又叫，我站到了椅子上，喊得嗓子都啞了。他說，他看到毛主席用手背拂了一下眼晴，毛澤東哭了！

　　他被這些孩子們瘋狂的愛感動！他幾乎享受不了這太熱的愛了，於是加快腳步從舞台西側消失。

　　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沒講一句話的公開露面，他太激動，他有很多話要講，但已講不出來了。不過，這天夜裡，他把要講的話打好了腹稿，兩天后，震驚全世界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發布了。毛澤東找到了向“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發動進攻的先鋒隊——紅衛兵。

　　文革時期的學生運動，是以先後二種“紅衛兵”之面目出現的。

　　文革初期先出現的第一種紅衛兵：

　　5月29日，清華大學附屬女子中學成立全國第一個學生組織--清華附中紅衛兵。“紅衛兵”的意思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

　　這個時期北京的紅衛兵，主要是中央高乾子弟（有名有姓的可以在網絡查到）、紅五類子弟。主要組織名稱“東城區、西城區糾察隊”後來組成“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他們被稱為“老紅衛兵”，後來被稱為“保皇派紅衛兵”。

　　他們將老爹的舊軍裝與紅衛兵的紅袖章配在一起，作為服飾標誌，彰顯出紅色貴族高貴血統。腰束寬皮帶，腳登大皮靴，高挽袖口，着肥大的軍裝，滿嘴的“老子、小子、狗崽子、混蛋”等污言穢語，他們橫衝直撞，非常囂張！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來配打洞”等政治歧視口號，就是他們喊出來的。他們打砸搶抄、破四舊、斗封資修、打擊黑五類----地富資反右、反動學術權威，揪牛鬼蛇神。

　　6月5日，北京師範學院附屬女子中學校長卞仲耘被學生們打鬥死亡，就是文革悲劇的第一個典型案例。根據當時發布的統計，“紅八月”期間，北京市區和周圍區縣共有1772人被打死。老舍等許多知識分子自殺，還不在之內。有人做過粗略估計，全國在“紅八月”這一波浪潮下死亡人數在10萬人左右。

　　他們的《紅後代的宣言》指責 “江青太狂了”，他們6次衝擊公安部，“火燒謝富治”，“打倒“三司”，油煎江青”，高呼“劉少奇萬歲”。文革中，他們採用當年父輩“紅軍革命”首創的模式：“戴高帽”、“掛牌子”、“遊街”、“罰跪”、“剃陰陽頭”“抄家”、“清城”(把市民中的“四類分子”趕出城)，直至“打人殺人”，違法犯罪。最後甚至喊出“打倒周恩來！”的口號。

　　他們惹惱了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聯動”的未日也就到了。北京市公安局領隊，組織幾萬群眾民兵，在全市進行了雷庭掃穴式的大圍剿。一天之內，“聯動”各個據點紛紛被摧毀，大部分頭頭被抓。陳士榘將軍等，還紛紛帶着自已孩子去自首。當時在北京六中還舉辦了“聯動罪惡展覽”。

　　1967年4月，在周總理捍旋下，釋放了被抓捕的聯動分子，謝富治安排他們集中居住在“東城區少管所”辦學習班。最多時候集中了65名，最長時間有人集中居住了5年。當年，習近平薄熙來兄弟都有幸參加了這個學習班，文革後，他們把這個學習班稱之為“789集中營”，稱自己是“受文革迫害”。

　　毛澤東在北京接見過8次全國串聯到北京來的紅衛兵，前幾次接見的多數成為“保皇派紅衛兵”。全國的運動浪潮從北京浪起，浪到邊遠地區還需要很長時間。邊遠地區也許還沒開始，北京地區卻已經結束了。“保皇派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一直活動到67年中，“全國武鬥”開始之後，中央派解放軍支持左派維持秩序，“軍事管制”之下，“保皇派紅衛兵”很快被邊緣化逐漸消失。

　　文革中出現的第二種紅衛兵：

　　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發表，中央文革“十六條”指定“黨內走資派”才是文革目標，66年底，全國紅衛兵組織迅速建立。這時候的多數“紅衛兵”才是“造反派紅衛兵”。

　　他們鬥爭的目標很明確----黨內走資派，參加這樣的紅衛兵，就沒有家庭成分必須是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工人、貧農、城市貧民）的要求，有許多麻五類（中農、職員、店員、小土地出租、小商人，）甚至黑五類（地主、富農、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家庭出身的學生，也加入了“造反派紅衛兵”。

　　造反派紅衛兵也把保皇派紅衛兵的運動做法接受過來，衝擊政府機關，對走資派實施人身侮辱，比如掛牌、戴高帽、遊街示眾等。有許多行為實際上是對運動初期工作組“施暴”的報復，對解放以來地方政府“暴政”的報復。

　　67年春天開始發生的“全國武鬥”，上半年是在“保皇派”和“造反派”之間，下半年卻是造反派內部分化而斗。“紅衛兵運動”發展到“全國武鬥”，就徹底不受任何人控制了。

　　最後，毛澤東憤怒召集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命令他們停止武鬥“再搞武鬥，就是國民黨、就是反動派，就消滅你們！”全國武鬥最後被中央派出解放軍“支左”制止。加上“聯動”保皇派紅衛兵父母被衝擊，自己組織被剿滅，全國紅衛兵運動接近尾聲。

　　68年底，中央再開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紅衛兵”被分流到四面八方，組織偃旗息鼓，徹底解散，在農村，每天“面朝黃土背朝天”為一日三餐苦幹，就不再搞什麼活動了。

　　文革紅衛兵運動，徹底衝擊並顛覆了“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按毛澤東說是“亂了敵人”，達到了自己的目標。紅衛兵運動時期由“大字報、大批判，大辯論”的形式，自下而上，“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大無畏精神，“造反有理”的正當性和破壞力，給歷史留下了深刻影響。給鄧小平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以至於“六四學生運動”爆發之初，他就異常敏感！反應迅速，決然要撲滅運動於萌芽。所謂“沒有文革就沒有六四”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

　　中國近代史上第五場學生運動，是結局最慘烈的“六四學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大與清華學生在校園內設立靈堂，校園裡陸續出現許多大字報，歌頌胡耀邦“廉潔奉公”，並呼籲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同時在揭露中共高乾子弟，利用父母的特權大搞“官倒”和“腐敗”的問題。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北京當地學生，也跟人群陸陸續續聚集在一起搞悼念活動。

　　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製作了大型花圈，下午5時，500名學生來到靠近天安門廣場哀悼胡耀邦。晚上，又有3,000多名北大和1000多名來自清華的學生遊行到來。學生們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學生和群眾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吟唱愛國歌曲，發表演講。其中自然不少是議論“朝政”的內容。

　　與此同時，上千名學生則聚集在中南海新華門外，要求的高層領導人和學生對話。警衛組成人牆，阻擋學生進入中南海，學生則決定原地靜坐示威以表達不滿。到4月20日，大部分學生已經被說服離開。不過，仍然有200名學生堅持繼續靜坐，警方便以警棍強制驅散，隨即爆發小規模的暴力衝突，學生開始鳴冤叫屈！

　　這場學生運動一開始，是不是跟文革時期“大字報、群眾遊行、演講串聯、包圍中南海、運動不斷升級、‘4·5運動’紀念周恩來”一模一樣的模式發展着？！

　　圍繞“胡耀邦逝世”和紀念胡耀邦引發的“新華門事件”出現了三個層次的反應，

　　一，激怒了更多學校的學生，過去沒有參與運動的大量學生因此參與進來；

　　二，一群自稱“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群眾也參與進來，率先發布了兩份挑戰“中共統治”的傳單。

　　三，《世界經濟導報》決定出版紀念胡耀邦的專題報導。其中一篇由嚴家其（曾經在趙紫陽領導下的“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所撰寫的文章中，對北京市學生發起的抗議活動給予正面評價，並且呼籲中央重新審視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為。

　　不能忽視，這三個層次一直貫穿整個六四運動。運動的影響激發了外地學生呼應，他們也大量涌到北京，甚至有政府官員教授學者公務員和各行各業幹部工人，解放軍警察參與其中，包括國外返回的學者，他們的思潮和呼應也左右着運動。

　　4月22日，北京市封閉天安門廣場，為胡耀邦舉辦國葬。約有十萬名學生則在前一天晚上已經駐留在廣場。胡耀邦葬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雖然軍警封鎖了人民大會堂的東大門，但仍有數名學生突破封鎖線，隨後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階梯上，表示要提交《請願書》，並要求獲得李鵬總理的接見。然而，沒有任何中共領導人自人民大會堂出現，這使得學生感到失望與不滿。

　　”新華門事件“後，學生們就在聯絡籌劃成立組織，4月23日，“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並選舉當時就讀中國政法大學的周勇軍擔任主席，而北大學生王丹、北師大學生吾爾開希也被推舉為各自學校的學生代表。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專院校學生全面並無限期罷課，以表抗議訴求。

　　受北京學生運動的影響，湖南、陝西也發生了學生運動和社會騷亂。

　　隨着局勢變得更加動盪，中共高層對學生運動的看法和應對產生分歧；總書記趙紫陽呼籲學生返校上課，認為各級政府應該展開與學生開放式的對話，而總理李鵬認為應該譴責並採取行動阻止學生和群眾的遊行。

　　趙紫陽按預定計劃應邀赴朝訪問，李鵬代理領導黨政機關。4月25日上午，國家主席楊尚昆與李鵬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社論用詞相當強硬，對這場學生運動的定性非常嚴重：“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並號召“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

　　不過，學生們對此沒當一回事！在“高自聯”組織下，有五至十萬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漫長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學生團體成功通過警方的封鎖線，並受到沿途市民廣泛支持。學生領袖們希望借這次遊行展現其“愛國”性質，主要強調“反官僚、反貪腐、反任人唯親”，還強調會繼續“擁護共產黨”。鑑於此，政府態度有所軟化。

　　4月30日，趙紫陽從朝鮮返國。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隨後，政府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兩天，趙紫陽發表了兩次同情示威學生和群眾的演講。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

　　在5月4日當天，有十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趙紫陽5·4的發言實際基本上否定了《4·26社論》的內容，這讓很多大學生都對政府所做的讓步滿意。講話結束後，除了北大和北師大外，其他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退出抗議活動。

　　接下來的一個月，就是學生領袖不斷誤判形勢，不斷地升級示威活動規模推動活動往極端方向發展；政府發布“戒嚴令”後，仍然在不斷地勸告學生“撤離天安門”，直到“仁至義盡”！政府使不動北京衛戍區部隊，不得不調集外地軍隊進北京。而北京市民奮力阻止軍車進城，發展到暴力“燒軍車，殺軍人”那樣無法無天的事件！這一個月是政府和民眾各自走極端的互動過程。同時，也是“外部勢力”“幕後黑手”介入，學生運動逐漸進入《4·26社論》所指責的那樣“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之實質的過程。

　　“六四學生運動”以解放軍武力清場，造成數百人慘死，數千人受傷結束。

　　中國近代史上的這五場“學生運動”，有一些共同點：都是民間年輕學生自發的針對政府的運動，都發生在北京。北京市民積極響應支持，並蔓延到全國，引發全國人民響應的運動。前三場運動都是日本和列強霸凌欺辱中國而引發。學生展現了強烈的愛國熱情和民族主義思潮。最終都有被政府瓦解被鎮壓的結果。

　　“五四運動”擁有最大社會影響力，被賦予深刻的思想意義：彰顯了學生當時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促進了社會各階層覺醒，加深國人自立圖強之意識，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五四運動”得到國共雙方政府高度評價，所以得到長久的公開紀念。

　　“文革紅衛兵運動”被毛澤東發展為“敢把皇帝拉下馬”“造反奪權”的先鋒隊，是運動發展時間最長、參與人員最多、觸及靈魂最深的一場學生運動。文革後雖然遭到徹底否定，但是，當年的紅衛兵，後來成為中國社會各階層主要組成，許多人經過考試進入大專院校，成為教授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30年“改革開放”“中國崛起”的棟梁。現在中國黨政軍上下領導層，許多人其實都是當年的某一種“紅衛兵”。文革後，二種“紅衛兵”被打包一起被妖魔化被徹底否定。

　　“六四學生運動”學生要求促進“改革開放”，跟政府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學生運動”有突出的“文革模式”傳承，鄧小平有深刻的文革受害陰影，他當然緊張而毛骨悚然高呼“狼來了”？！由此，學生運動組織者和政府領導人一直在互相誤解誤判，造成立場對立不斷升級，最終遭遇一場最慘烈最血腥的鎮壓。連帶着牽連中共黨內開明勢力代表趙紫陽下台。

　　六四學生展現的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行為，引發了民眾同情和支持。在政府通緝抓捕“學運領袖”的時候，香港市民自願捐款，組織了“黑白紅”三道勢力共同營救他們的“黃雀行動”。直到30年之後的現在，世界各地總會有人在“6·4”這天，為他們“點燃一支蠟燭”，表達追思紀念之情！馬英九說過：“不平反六四，兩岸不能談統一”！

　　“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歷史不會停滯不前，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愛國熱情不會消失，而且還在被不斷地點燃。加上傳統“儒家”教育“以天下為己任”的影響，教導“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影響，從“五四”到“六四”學生運動的楷模，看出中華民族雖忍辱負重卻脊梁堅強！將來，必然還會有青年學生激情燃燒、義無反顧地投入為國家、民族、理想而奮鬥的潮流中去！像春暖花開，雨後春筍，自然勃發，勢不可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