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日風暴》：歷史悲劇的現實價值

張薇

作為中國首部反映1955年“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的紀錄片，《紅日風暴》的問世，再一次將人們的視線拉回到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血雨腥風。曾經的“胡風分子”之一彭柏山的女兒彭小蓮，花了6年的時間，用手上的攝像機，再次挖掘出了那段不應被遺忘的歷史。 
　　 
　　那段歷史，被認為是反右和“文革”的預演，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被認為，它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傷害，超過了反右和“文革”。作為20世紀中國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它不僅僅是個歷史問題，更是個現實問題。 

　　無從逃避的歲月 

　　彭小蓮兩歲的時候，父親彭柏山入獄。當她14歲的時候，彭柏山死於造反派的鞭打。 
　　彭柏山，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胡風的朋友，曾經在胡風的雜誌上發表過幾篇短篇小說，因此被捲入1955年全國性的“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 

　　在彭小蓮的成長歲月中，父親就像一位陌生人，不時在她的生活中進出，直到有一天永遠地消失了。 

　　她一直想逃避那樣的一段歲月，不僅僅是父親缺席的歲月。 

　　當父親從她生命中消失時，14歲的彭小蓮，逃避的方式是“堅強”，如她自己所言，“那個時代，死人的事，變得司空見慣。面對周圍人的死亡，我似乎並不吃驚;甚至對自己父親的死亡，14歲的我也顯得很理智。那時候，我們不知道怎麼都變得‘堅強’起來。” 

　　但是，當時間進行到1985年，在胡風葬禮上，“胡風分子”們希望她拍一部電影時，已成為電影導演的彭小蓮，逃避的方式卻是“恐懼”，“想到要重新回顧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感到恐懼”。 

　　1989年，彭小蓮再一次選擇了逃避，遠走他鄉到了紐約，在那裡讀書、生活。她以為從此就可以忘記遠在中國的過去，但是往事卻像電影鏡頭一樣，經常在紐約的街頭閃現，就在這段時間，“看見了別人的生存狀態，我才開始意識到一個人的價值，意識到家庭、父親對我生命的意義”。 

　　7年後，彭小蓮的母親病重，她回到上海，在病榻前，母親不問她的“美帝國主義經歷”，她也不問母親的“社會主義理想”，母女倆自然而然地聊起了父親，母親第一次述說了殘酷的過去，她才明白他們是怎樣經歷了那一場又一場的“紅日風暴”。 

　　彭小蓮也反思自己曾經有過的“堅強”：在什麼時候我們被教化成那樣，我們的生命為什麼變得無足輕重？這樣的思考，讓彭小蓮終於決定面對內心的恐懼，拿起攝像機，為胡風事件和自己的父親拍一部電影。 

　　她邀請香港城市大學的朋友魏時煜，進行聯合拍攝。2003年，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魏時煜和在那段歷史中成長起來的彭小蓮，開始了她們歷時5年的奔波――從彭小蓮的上海老家到關押胡風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從上海提籃橋監獄到四川的川東監獄和川西勞改農場――實景素材之外，她們尋訪到26個胡風分子，和十幾個去世胡風分子的親友，歷史的風雲在當事人的回憶口述中緩緩重現。 

　　這樣的拍攝對一直逃避的彭小蓮是一種療傷嗎？魏時煜說，“這場運動給彭小蓮留下很大的創傷，我曾覺得拍這個片子對彭會是一種治療。不過做完片子我也明白了，他們這代人從小經歷的恐懼，不是做一個片子就可以治癒的。” 

　　拍攝完畢後的彭小蓮又對她的父輩們抱有怎樣的情感？彭小蓮說：“我對父輩的命運沒有多少同情。同情已不能說明和解決問題，不多此一舉了。我更願意認識他們，這是對自己的教育！” 1980年12月30日，在北醫三院，胡風與梅志。 



　　給他們的平反 



　　去認識歷史，又何嘗是僅關乎對彭小蓮的教育？距胡風事件發生已經有半個多世紀了，究竟有多少人還清晰地知曉那段歷史？ 

　　時間回溯到1955年。隨着《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在《人民日報》上的發表，一場歷時一年的全國性反胡風運動就此拉開，把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推入了絕境。 
　　“就是搜查嘛，到處在查抄證件啊、證據啊、信啊。一直到半夜，一直到5月17日凌晨。”“真的像進了一群賊一樣。”“不是賊，是強盜。” 

　　“實際上是17號凌晨被逮捕的，然後人大常委會批准逮捕是5月18號。那時候他還是人大代表，按照法律來講，不能夠逮捕他。” 

　　《紅日風暴》的伊始，胡風的夫人梅志和兒子張曉谷一起回憶了當年胡風被逮捕時的情景. 

　　隨胡風一起被逮捕的，有他的親人、朋友、朋友的朋友……但凡跟他稍有瓜葛的人，都被捲入這個歷史的旋渦。據官方統計，在這次運動中，共有92人被逮捕，36人被隔離監禁，73人被停職審查，2100多人被影響受株連。

　　囚禁在單身監獄，胡風的朋友歐陽莊不服，以頭、手擊打監獄的牆壁：日夜的審訊.不得入眠，詩人化鐵說，自己有近一年的時司根本沒辦法睡覺：詩人綠原，為了不讓自己瘋掉，開始在獄中自學德語;少年成名的路翎，在圖國中仰天長嘯，發出野獸股的鳴叫…… 
　　受難者的妻子們也在鏡頭中講述了沒有丈夫保護的家庭的艱辛：蘆甸的妻子李嘉陵，是“胡風分子”中唯一的女性，她拒絕交待胡風的問題;另一位詩人孫鈿的妻子胡麗娟則從運動伊始，就靠常年賣血來養活她的多個子女 

　　詩人阿壠的兒子，至今記得那些醜化他父親的漫畫，因為那些漫畫，讓年幼的他拒絕去監獄看望父親，直到父親去世，都未能跟父親見上一面;彭小蓮的少女時光在說謊中度過，一邊在外面高喊打倒父親的口號，一邊同到家裡和母親一起盼望父親的歸來。 

　　兩個女導演的細膩鏡頭，如實地記錄下那個年代的淚與哀愁。法律的缺席，集體的暴力，人的權利的淪喪，讓生命成為毫無尊嚴的草芥。 　　

事實上，魏時煜在拍攝前，對胡風的全部認識，只知道他曾經在三四十年代創立了左翼文學刊物《七月》和《希望》，“我並不知道後來的反胡風運動是怎麼回事”。拍攝對她的影響在於，“我真的被片子裡拍攝的這些人吸引，他們都是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大部分人在國外留過學，受五四運動啟蒙的影響。他們的獨立精神、人格魅力，是給我最大的支撐”。

　　鏡頭中，當年被劃為胡風分子的林希，講述起在法庭上揭發自己尊重的前輩阿壠的情形，仍然情緒難以自抑。“阿壠挺起胸膛，抬着頭闊步走到他的位置上，法庭宣判，判處阿壠有期徒刑12年，問阿壠有什麼話講，我可以一字不差地給你重複阿壠說過的話，‘我放棄上訴，一切責任在我，與任何人無關。’然後他就退出去。”阿壠的那種人格力量，至今讓林希歷歷在目。 

　　《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徐放，說到他拒絕認罪，並聲稱自己要老死秦城：“出去還不是那樣嗎？在一個不自由的地方，哪個地方不是監獄呢？” 

　　很多人，就這樣，在監禁中，度過了10多年，甚至20多年的時光。

　　胡風晚年，對探望他的彭小蓮懺悔：“我對不起你爸爸，對不起你們全家。”彭小蓮無言以答，因為她知道，胡風什麼都沒做錯。 

　　儘管胡風事件在1980年代經歷了三次平反，但那些傷痕誰能夠撫平？那些時光誰能夠還回？ 

　　魏時煜說，拍攝的時候，有的老人說，“有小蓮和小魏才會真正地給我們平反”。也許，能夠給他們最好的平反就是，記住這段歷史，在對真相的探索中，汲取悲劇的價值。 

“信件定罪”後遺症 

　　《紅日風暴》中，導演試圖採訪胡風運動中扮演了“告密者”角色的舒蕪，但最終還是遭到舒蕪的拒絕。儘管舒蕪在“文革”後寫文章進行澄清，自己公布信件的行為並非出於他自身的意願，但正是他與胡風私人信件的公開，直接點燃了胡風運動。 

　　受五四思潮影響的胡風，像他的導師魯迅一樣，認為文學應該為社會變革做出貢獻，反對文學只能為狹義的政治服務，並在歷次的文藝思想論爭中，一直保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但伴隨着新政權的建立，像他這樣獨立意見的存在對於雙方而言則都面臨着巨大的挑戰。 
　　紀錄片也層層揭示出，魯迅與胡風的師承關係，左聯內部的矛盾，胡風的文藝理論和毛澤東文藝政策的分歧等歷史事件。 

　　萬同林在《1955：胡風事件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影響》（發表於《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1期）中寫道，“在胡風事件中，胡風及其同仁由進步作家到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觀點’，到‘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以致被羅納為‘反黨集團’和‘反革命集團’，中間的演繹過程曲折複雜，其中包括舒蕪交出胡風信件充當批判材料誘發事態的急劇惡化。但在這背後，卻存在一個一以貫之的邏輯：獨立思想即犯罪，即反黨、反人民、反革命，思想等於行動”。 

　　這種強大的邏輯，再加上信件定罪的做法，對人造成的最直接的精神傷害莫過於，讓人們不再敢講真話，甚至講真話成為一場生命的冒險。 

　　傳記作家李輝，在對當年的胡風分子們進行追訪後，出了一本書《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他還特別關注了胡風事件後，知識分子的一個變化——

　　“胡風事件中，一宣布被逮捕就馬上抄家，朋友間往來的信件、日記成為他們的罪證，這嚴重影響了人們記日記的習慣。”李輝說，這種對私人空間的嚴苛踐踏了“民間思想的形成和交流，過去文人寫信，寫日記，實際上是思想交流和形成的一個方式”。 

　　信件、日記定罪的思維從胡風事件起，一直延續到“文革”。1979年8月4日《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了江蘇雜文家樂秀良的一篇新作《日記何罪！》，文章中說，“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日子，法制蕩然，許多日記和日記的主人，遭到了驚人的浩劫。成千上萬本日記，在抄家時被劫走了。只要你在日記里對領袖的個別言論稍有異議，即使是正確的，也會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組織批鬥，判處徒刑，直至以‘惡毒攻擊’的‘莫須有’罪名處以極刑”。 

　　這些年，李輝整理了很多書信日記，他發現，在1949年前、1955年前的日記、書信記載都非常詳細生動，不乏真實的想法和真知灼見，而1955年後，不過是輕描淡寫的一兩句話，再到1960年代的雷鋒日記，“不過成了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的做秀”。 

　　事實上，胡風分子之一謝韜，囚禁在秦城監獄時，他和正在獄中改造的國民黨戰犯關在一起，和戰犯們混熟後，謝韜又恢復了記日記的習慣，足足記了兩大本，記錄了他的活動，戰犯們的活動，和他們各自心境的寫照。但“文革”開始後，他害怕出事，就將日記燒毀了。謝韜至今仍引以為憾。 

　　就如學者謝泳所言，“從此以後中國讀書人或者說中國人已不再具有私人生活的空間，他們也不敢再擁有哪怕是一點私人生活的空間了”。 

　　連私人空間都淪喪的知識分子，又何談獨立性？ 

有待回歸的常識 

　　因為獨立的文藝思想而遭受“文字獄”的胡風，當年的文藝理論拿到現在來看是否還有現實價值？ 
　　2002年，復旦大學中文系與蘇州大學文學院聯合舉辦了胡風百年誕辰紀念討論會，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是牽頭人。討論會完畢的5年後，他們把討論的內容集結成書，叫做《思想的尊嚴——胡風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文集》。 

　　在文集中，陳思和如此評價胡風當年最著名的“主觀戰鬥精神”理論：“胡風把文學創作看成實踐，看作是詩人生命的投入，也就是生命的實踐過程。他用一個非常簡單的語言表述，就是‘主觀戰鬥精神’。但是，生命的實踐過程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如果你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你對生活就會有一個嶄新的看法;如果不認真積極地投入，僅僅搬一點理論來解釋生活，也可以寫出冠冕堂皇的東西，可是在胡風看來，這就是客觀主義，就是虛假的現實主義。” 

　　按照陳思和的理解，胡風的文藝理論遠未過時，“多年來，曾經出現過多少打着馬克思主義旗號的大批判文章，連批評對象也不看，就拿着棍子亂打。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批評？” 　　學者林賢治，把胡風當年提倡的“主觀戰鬥精神”看成一種常識，“我覺得這個理論本身，強調人的自身主體性的發揮、個人思想的表達，追求人生而為人的內心的自由、精神的自由、自身的獨立性”。 

　　在林賢治看來，這種理論不僅未過時，反而是有待回歸的常識。胡風事件，絕非一個歷史問題，它其實是一個現實問題。林賢治反覆強調這一點。

　　當年的胡風，由於無處發表捍衛自己觀點和反批評的文章，寫了篇上書黨中央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胡風將當時文藝領導思想方面存在的問題歸納成五個方面。他用五個咄咄逼人的反問，將問題提了出來，這五個問題被喻為“橫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 

　　1.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非得首先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 
　　2.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 
　　3.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 
　　4.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 
　　5.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題材能決定作品的價值？ 

　　有人說，這五條針針見血的批評意見，到現在仍有現實價值。當代的現實生活中，不乏可以看到“五把刀子”限制思維的續篇。 

　　林賢治注意到最近的兩個事件——袁騰飛和許知遠。袁騰飛和許知遠都因為各自的言論遭到一定的攻擊，“袁騰飛的事情，學校找他談話，這就意味着有了組織的介入;許知遠針對韓寒被大眾青年偶像化的現象有所批評，遭到了很多人的言論圍攻，這也是一種暴力，多數人對少數人的暴力，這個非常可怕”。 

　　人文知識分子的保持獨立性，被林賢治看成至關重要的特質：“知識分子對權力、對政府的批判態度，你要保持他的正當性和合法性。保衛這種知識分子的獨立性我認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為一個健康的、健全的社會是鼓勵和保護批評的。” 

　　事實上，國家總理溫家寶也不止一次提出講真話的重要性，在去年11月13日，溫家寶在中南海與部分國務院參事、中央文史研究館員座談的講話中說：“當前，關鍵是要營造一種包容和寬容的環境，使人們能夠獨立思考，敢講真話。有些真話，雖然領導不愛聽，但確有價值，因為它包含真理。” 


悲劇的現實價值 


　　魯迅說，悲劇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從這個角度來衡量，胡風事件不啻為一場民族的悲劇。有網友為這部紀錄片作評：“觀看《紅日風暴》，基本上就是觀看中國一代文學精英們神形俱毀的整個過程。” 

　　二戰後，為了悲劇不再重演，德國人清算納粹已經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而我們該用怎樣的方式來清算當年那場民族悲劇？ 

　　紀錄片中有一段，記載了病床上的“胡風分子”王戎的憤慨。因為監禁，王戎與母親生離22年，乃至王戎返家後，幾乎沒有認出面前的矮小老太太就是自己的母親。

　　“平反的時候，這些都不提了。平反就說，把王戎同志搞錯了，改正就完了。你別說我這個冤，冤枉了20多年，不要談賠償，原來的我的工資應該給我吧。就是到現在25年的工資都沒有給我。文件說了，胡風的事情，責任在中央，可真是要弄工資了，找誰去？”鏡頭中，說完這段話的王戎，大口大口地喘着氣接受完採訪兩個月後，王戎去世。 

　　誰該為他當年的傷害負上具體的責任？王戎始終找不到答案。事實上，當年傷害他的那些人，有些也隨後在反右、“文革”中被相繼打成“反動派”，也成了受言者。 

　　“在法律界，有一個新興的分支.受害人學，它強調賠償的問題。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東西。你看看從1949年一直到現在，歷次的政治運動，整死那麼多人，家破人亡，有誰負了法律的責任麼？一個群體性的運動，可以說是組織犯罪，該怎麼追究他的責任？這個問題我認為在我國，至今是法律上的一個空白，也可以說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個空白。”林賢治說。該如何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這足我們需要在法制上進行的反恩。 

　　胡風事件作為政治事件，完全是人為的悲劇。胡風的問題，始終沒有超出文化-文學的範圍。國家到底應該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類的精神文化活動？權力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為文化的仲裁者？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如何保障公民的政治民主？在林賢治看來這些部是我們需要作出的政治上的反思。 

　　對於當代知識分子來說，可以從胡風悲劇中吸取哪些教訓？李輝在《胡風集團冤案始末》中提供了一個解答：“重要的是像胡風那樣保持一個文人應有的人格，不趨炎附勢，不人云亦云，有獨立思考的意識同時，對於今天的人來說，要更清醒和冷靜一些，不要捲入過多的人際糾紛之中，不能讓思想、文學之外的諸多因素，影響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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