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回眸—從五四到六四

　　作者：吳鑫岩

　　今年有些不同尋常：100年前爆發了五四運動，70年前新中國成立，30年前發生了六四事件。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着三千年未見之變局。在歷史上以農耕文明為主的中華民族也經常會遭到北方游牧或遊獵民族的入侵，但是，這些入侵的“蠻族”沒有取代儒家文化的能力。因此，儘管這些游牧或遊獵民族可以用武力奪取政權，但最終不是被驅逐就是被同化。然而，當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叩開中國的國門時，我們所面臨的是更加先進的工業文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出路只有“被同化”才能自強，然而這個過程卻是相當痛苦的。在以往的三千年中，華夏民族一向以優秀文化自居，認為歷史的趨勢就是“以夏變夷”。然而，在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面前，我們只能屈辱地接受“以夷變夏”，至今很多人仍舊覺得難以接受。

　　“洋務運動”是對西方列強衝擊的一個折中的反應：儘管我們承認在器物的層次上西方的工業文明比我們先進，但是在形而上的文化層次上我們依舊認為自己的文化更優秀。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暴露了清政府的另一個弱點，那就是國家政治體制的落後。其實，北洋水師在海戰中失利並沒有對清政府造成直接威脅；然而，日軍登陸以後竟然能夠勢如破竹般地攻城掠地才是心腹之患。在鎮壓太平天國（1851-1864）的多年內戰中，中國的陸軍在裝備上已經基本實現了現代化，所以左宗棠才能夠輕而易舉地收復新疆（1876-1877）。如果清政府能夠有效地調集傾國之兵來抵抗侵略，日軍的入侵絕對是必敗無疑。日本頂多也就是強占琉球和台灣，而清政府根本就不至於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然而，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清政府的正規軍就已經沒有能力對其進行鎮壓。因此，只好給曾國藩等人一些優惠政策，通過辦團練組建地方武裝來與太平軍對壘。最終打敗太平天國的是湘軍和淮軍這種地方武裝，那時曾國藩完全有實力脫離清政府，從而在南方自立為王來實行武裝割據。因此，在甲午戰爭期間很多南方各省的軍民實際上在作壁上觀，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試圖與日本單獨議和。此外，大清的子民也沒有抵抗外國侵略者的意識，因為“國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國”，這與日本全體國民傾全力投入戰爭的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時有人戲稱甲午戰爭是李鴻章一個人與日本國的爭鬥，所以失敗是必然的。

　　甲午戰爭失敗以後，清政府痛定思痛，光緒皇帝下定決心仿照日本的明治維新來推行君主立憲制。然而，戊戌變法的失敗是有其必然的因素的。首先，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只是一介書生，他根本就沒有設計政治體制改革藍圖的學識，同時也缺乏平衡各方利益並且分階段逐步進行實施的政治智慧。他僅僅是照貓畫虎地想模仿日本，其變法主張可以簡化為“全盤日化”，並且試圖用激進的手段一蹴而就地完成。其次，滿清王朝是外族統治，統治階級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重合。因此，變法的宗旨被認為是“保中華不保大清”。然而，日本則沒有這樣的民族矛盾，而且大部分變法的領軍人物都有在西方社會學習和考察的經歷。因此，日本的明治維新可以說是一帆風順，而清政府的戊戌變法則是曇花一現。

　　甲午戰爭失敗以後，孫中山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了以“振興中華”為宗旨的“興中會”，並且以美國為榜樣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主張。一般來說，在國難面前社會上往往會同時出現各種不同的主張。戊戌變法的失敗使那些對清政府還寄予希望的人徹底絕望了，因此仁人志士都普遍認為只有推翻清政府中國才有前途。自1895年發動廣州起義開始，興中會實施了一系列武裝起義，試圖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國。1905年8月，孫中山與黃興等人以興中會和華興會等組織為基礎，在日本東京創建全國性的革命黨：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他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宗旨被採納為同盟會綱領。從1906至1911年，同盟會在華南各地組織多次武裝起義。在此期間，孫中山為起義制定了戰略方針，並在海外為起義籌募活動經費。

　　儘管同盟會的武裝起義並沒有給清政府帶來直接威脅，但是民主共和的願景卻已經深入人心。因此，當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發生以後，袁世凱與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裡應外合，藉機讓手下人向清政府不斷施壓，從而最終迫使隆裕皇太后在1912年2月12日頒布了退位詔書，並把國家的政權移交給了袁世凱。第二天，袁世凱就通電全國表示贊成共和，孫中山向位於南京的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並在2月14日獲得批准。2月15日，參議院正式推選袁世凱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

　　儘管這次和平的政權交接是十分值得稱道的，但是“全盤美化”的政治體制改革卻遇到了很大問題，出現了“民主無主，共和不和”的亂象。李宗仁在回憶錄中就說：他在清末陸軍小學時，朝野上下一片朝氣；辛亥以後，則朝氣全無，全國上下但覺腐爛敗壞。“民國不如大清”是當時很多人的印象。在1915年夏天，“共和不適於中國國情”的言論開始在社會上流傳。當時，在世界範圍內具有共和政體的國家寥寥無幾，而大部分世界列強還都採用君主立憲制。在1915年12月11日由全國選出的1993人的國民代表在上午9時就國體變更問題進行了投票，結果全票通過了君主立憲制的動議。第二天，袁世凱宣布1916年為洪憲元年，準備稱帝。此舉引發了全國的抗議浪潮，曾經表面上極力支持袁世凱稱帝的蔡鍔在雲南宣布獨立。在整個洪憲帝國的83天裡，袁世凱每天都被各種壞消息所煩惱，各省不斷地敦促其撤銷帝制，並且以宣布獨立來威脅。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宣布正式撤銷帝制，他的生命也在6月6日走向了終點。

　　民國初年的混亂局面讓知識分子相當困惑：實行共和制的美國蒸蒸日上，而實行共和制的中國卻亂象紛呈。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失敗了，政治體制改革也失敗了，人們開始把問題的根源歸咎於儒家文化。因此，當時出現了所謂的“新文化運動”，有人甚至主張廢除漢字，其激進的程度甚至超越了文革時期。1919年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的挫敗引發了國人的憤怒，在五月四日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抗議浪潮。五四運動可以看作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高峰，人們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並且主張引進民主和科學的思想觀念（德先生和賽先生）。

　　中國向何處去？就像甲午戰爭失敗時那樣，此時又出現了兩種觀點：其一是國民黨主張的民主共和道路，其二是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道路。北伐勝利以後，國共兩黨就分道揚鑣了。日本的入侵給弱小的共產黨帶來了生存的機遇，最終國民黨在內戰中敗北，退守到台灣。1949年中國大陸迎來了又一次天翻地覆的政治體制改革：全盤蘇化。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十年，中國得到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陣營國家的大力援助，初步建立起了工業體系。隨着中蘇的決裂，中國開始進入了“運動期”：反右、大躍進和文革接踵而至。到了毛澤東在1976年逝世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鄧小平復出以後，為了撥亂反正而掀起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最終達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共識。華國鋒由於主張“兩個凡是”而被中共元老們邊緣化，鄧小平逐漸掌控了政局，並且在1978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立了改革開放的發展方針。然而，由計劃經濟模式向市場經濟模式過渡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採用了一種折中方案：物價雙軌制。結果，一些有權有勢的人利用職權和關係大發橫財，當時這些人被稱為“官倒”。在八十年代末，中央決定廢除雙軌制而進行所謂的“物價闖關”，結果引發了通貨膨脹，全國又出現了搶購風潮。在經濟改革舉步維艱的時候，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在中央內部也出現了分裂：以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激進改革派主張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並舉，而以鄧小平為首的保守改革派則主張先經濟體制改革然後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在1989年初中央內部的矛盾變得白熱化，知識分子階層普遍支持激進改革派的主張，青年學生走上街頭要求推行民主化改革。在6月4日凌晨鄧小平派軍隊進入北京奪取政權，並且血腥地鎮壓了阻攔軍車入城的學生和北京市民。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進程從此擱淺，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在短期停頓後繼續深入發展。

　　在中國近代史的課本中經常提到軟弱無能的清政府與東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人們有時也苛求當時的精英階層所主張的“全盤日化”、“全盤美化”和“全盤蘇化”。我們這一代人親身經歷了從文革到改革開放的這段歷史時期，深刻地體會到在信息十分閉塞的社會狀態下人們的知識水平和思維層次是多麼的幼稚。當國門初開時，人們看到了中國與發達國際之間的巨大差距，理所當然地希望照搬外國的政治體制。然而，如果我們回顧一下世界列強，則會發現大多數都有制度創新。

　　當歐洲大陸還處在封建君主制時，英國率先實行了君主立憲制。德國在統一以後俾斯麥實行了權威民主制，集中國力發展工業和擴充軍備。美國建國以後率先實行了無君共和制，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做了明確的權利分割。日本在明治維新期間也沒有完全照搬英國的君主立憲制，而是加強了天皇的權威來增加國民的凝聚力。前蘇聯率先進行了社會主義實驗，在短時間內迅速地實現了工業化。如今，中國也到了獨創適合自己國情的政治體制的時候了，精英階層對世界畢竟已經有了比較深刻的了解。

　　冷戰剛結束的時候，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然而，世界格局在隨後四分之一世紀中的發展讓他改變了觀點。在2014年9月，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二卷《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在這本新著中，福山把強有力的政府、法治以及民主問責制看作是維繫現代政治秩序的三個最基本要素。本人認為，“君組立憲制”是當今中國政治體制的最佳選擇，它完全滿足福山所提出的三要素，並且可以從現有的政治體制平穩地進行過渡。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閱讀本人的拙作“黃土藍圖-憲政篇”。

　　一個國家與人體也有類似之處：首先人要有健全的理智和堅強的意志，不能成為身體欲望的奴隸，如今很多西方民主國家就被民粹主義所綁架。因此，國家需要一個穩定的領導階層，用來掌管軍隊、情報和外交系統。但是，這個強有力的領導階層又不能過度地干預國內的經濟活動和解決社會糾紛，就像人們沒有能力來操控自己的消化過程和免疫系統一樣。因此，法治體系的建立是解決國內問題的核心，領導階層可以立法卻不能執法，否則不僅會導致腐敗也會失信於民。從某種角度來看，法治的宗旨可以用“囚徒困境”來解釋：從社會的層面來看，人們遵守共同的法則是最優化的狀態；但是從個人的角度來看，違法的結果似乎更有利。因此，法治的原則必須建立在民主之上，否則民粹主義會對其造成衝擊。然而，隨着時代的變遷法律也要進行不斷的修正，因此也需要民意的反饋。此外，由於地區的差異，國家層面的立法也不能太細。第三個要素就是民選的政府，其職權既受法律的約束也受民眾的監督。只有當選舉產生的政府沒有權利損害民眾利益的時候，人們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任何選舉結果。所以，在法治健全的國家不會因選舉而導致社會動盪，而在那些缺乏法治的國家每屆大選都是一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