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民爭取司法獨立和民主自由的鬥爭已經持續到了第十二周。這次抗議活動中有一個很顯眼的特徵：很多青年抗議者都戴着口罩，表明他(她）們並不想讓自己的真實容貌在媒體上廣為傳播。

       對於這一現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聽說一些在美國支持中國政府的反香港人＂反送中＂遊行的中國人要求香港人搞下口罩，並或明或暗地將＂口罩＂和＂暴力＂＂暴徒＂掛起了鈎來。這讓我想起了三十年前在北京的夏天發生的那起大屠殺後，我在南方一個城市親身經歷過的一件小事。

       那是在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的第二天，遠在我生活的一個南方城市並沒有感到立即的生命威脅的大學生們發起了最大的一場抗議活動。我們學校的的學生們到附近的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門前遊行，希望能說服工人以罷工的方式對學生們的遊行示威活動予以支持。隔着鐵門，我雖然能看到一些工人同學生們有所交流，但在中國生活閱歷更加豐富的工人們並沒有響應大學生們的號召。

       在示威活動中，不知哪位參加遊行示威的同學突然發現有人在街邊的一棟樓房上對着遊行的學生們錄相。於是很多同學們一涌而上，將那位錄相者堵在了房間裡，並要求其將錄相帶曝光。我不知道當時那位錄相者是何人、錄相帶是否得以保存。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些錄相帶也許是對那場運動的一個很好的歷史見證。然而，也許只有親身經歷過那場運動的人才能體會到當時同學們內心的恐懼：害怕自己會遭到＂秋後算帳＂！因為大學生們面對的是一個對自己的工作、住房、甚至結婚生子都有生殺大權的強力的政府。事實證明，參與這場運動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影響，或被開除了學籍、或失去繼續深造的權利、或失去了工作、更有甚者是被關入了監獄。我認識的一名大學生（不象王丹、吾爾開希那麼有名）就是因參加了1986年所在學校的小規模遊行活動被開除學籍的。在通過改名換姓、托人找關係偽造學籍檔案、棄理從文後，該同學才得以重新參加1987年的高考，進入中國最著名的官僚培訓大學完成大學學業。

       也許正是由於這一經歷，我對香港抗議青年戴口罩的感覺同那些要求香港人搞下口罩的國人的感覺完全不一樣。我感受到的是他們內心對那個強大的、力求改變自己生活方式的中央政府的恐懼：他們可能會象何韻詩一樣喪失去大陸旅遊和做生意的機會；可能會象那幾位書商一樣被繃架到大陸的電視台上去懺悔；或者會被元朗的黑社會無緣無故地暴打或消失……

       確實，我希望中國人（包括香港和台灣人，雖然他們比大陸人的狀況略好）都應該從陰影中走出來，能在街上抗議自己的政府而不用戴口罩，能夠光明正大地用自己的真實姓名發表自己對不同事件的觀點和看法，向世界人民展現自己的學識和民族自信。然而，要做到這一點，實非易事，這需要人民不再對自己的政府充滿恐懼，需要整個社會不再用異樣的眼光對待不同的觀點，需要當人們願意去傾聽和學會理性的思辯，需要人們不再把阿諛奉承不是一種社會時尚而是加以唾棄……。然而，這種情景離我們還很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