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爭取王稼祥

　　1930年，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1931年來到中央蘇區工作，不久就擔任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這時，王稼祥開始與毛澤東接觸，在工作鬥爭的實踐中逐漸認識毛澤東。王稼祥回憶說：“1931年初，第二次反‘圍剿’之前，我和任弼時同志一起設法進入了中央蘇區，在龍崗地區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我們向他報告了四中全會的情形。毛澤東同志親切地對我們詳細地敘述了紅軍的鬥爭歷史，以及當時所爭論的問題，還給我看了許多文件。以後，毛澤東同志常和我談論一些政治軍事問題和路線鬥爭問題，授予我十分寶貴的見識，給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啟發，這對於我爾後的政治生命是一個極其重大的關鍵時刻。我當時感到毛澤東同志有獨特之長，他所談的既簡單明了，又那樣地有說服力……我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年代裡，在關鍵時刻的一些原則問題上，能站在毛澤東一邊，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這和毛澤東同志對我的教導是分不開的。”因此，當“左”傾領導者在寧都會議上排斥毛澤東，撤銷毛澤東的紅軍總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的職務時，王稼祥堅決地站到了毛澤東一邊。正如王稼祥自己說的:“在寧都會議上，我是擁護毛主席的。我是當時惟一支持毛澤東同志仍留在前線指揮軍隊的人，處於極少數。”但毛澤東對於被撤銷總政治委員職務、剝奪軍權、派到後方做政府工作的這一錯誤決定，卻心地坦然，反而勸慰王稼祥說：“我倆處於少數，服從組織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後方，我到後方去之後，軍事上有什麼問題，你們還可以隨時來找我的。”這一番話使王稼祥更加敬重毛澤東的革命品質，逐漸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與偉大，也開始與王明路線劃清界限。

　　長征開始後，毛澤東因傷病坐擔架隨隊行動，經常與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身負重傷也坐擔架的王稼祥同行。毛澤東一邊行軍，一邊與王交談，到宿營地休息時更是經常徹夜長談，商談了許多有關黨和軍隊前途的問題。正是在毛澤東的說服和教育下，王稼祥逐步擺脫了“左”傾教條主義的束縛，以嶄新的姿態開始向成熟的馬列主義者奔進。因此，在通道會議、黎平會議和猴場會議上，王稼祥都堅決地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當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對當前形勢的憂慮，認為這樣下去不行，應該開會總結經驗，把李德等人“轟”下台時，毛澤東很讚賞他的想法，並且結合現實情況，說明了自己對黨和紅軍一些問題的看法和主張，闡述了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必須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這更使王稼祥得到很大啟示，也更堅定了他擁護和支持毛澤東的決心。王稼祥先後找到張聞天、周恩來等領導同志，談了毛澤東的主張和自己的看法，取得了他們的支持。在遵義會議召開的重要時刻，在毛澤東發言後，王稼祥更是第一個挺身而出，積極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投下了關鍵的一票。

　　極力說服張聞天

　　1931年初，從蘇聯回國的張聞天擔任了臨時中央領導人，在黨內的地位高、影響大。毛澤東用了很大的耐心，苦口婆心地開導、說服和爭取他。毛澤東曾經說過：“因為只要能說服和爭取到張聞天，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通過張聞天再影響、說服別人就容易得多。這個方針果然靈驗。從某種程度上說，遵義會議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召開，就是因為這一方針所取得的實效。”

　　起初，張聞天並不認識毛澤東，1933年到蘇區後才開始接觸。當時，“左”傾中央派他主持蘇區政府工作，意在一箭雙鵰，既把他從中央排擠出去，又進一步把毛澤東排擠出蘇區政府的實際領導。在張聞天到政府就職的命令正式發表後，毛澤東同他作了幾次長談。一起工作後，兩人互相接觸越來越多，互相了解也越來越深。張聞天主動與毛澤東搞好團結，處處表現出對毛澤東的尊重。毛澤東也總是極力接近張聞天，循循善誘，使他的思想與自己越來越接近。張聞天曾說：“對於我個人來說，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關於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教育，這對於我有很大的益處。”

　　1934年間的中央根據地，炮聲隆隆，戰火紛紛，第五次反“圍剿”不斷失利。憂思過度的毛澤東病倒了。張聞天聞訊帶着醫生星夜趕往探視。此後，毛澤東和張聞天在一起同住了一段時間。病情好轉後，毛澤東身披衣服，手拿鉛筆，時而站起來指指桌上鋪着的軍用地圖，時而坐在床沿上，比劃着手勢，滔滔不絕地與張聞天交談。與毛澤東同住一起的日子，張聞天細心地傾聽了毛澤東關於中國革命戰爭問題的許多精彩議論，對毛澤東的見解從內心折服。恰逢共產國際來電說，在目前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張聞天曾感嘆說：“共產國際的意見是對的，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福建事變、廣昌戰役後，由於在重大問題上矛盾的發展，博古開始排斥張聞天，張聞天的權力逐漸削弱，長征前夕的一切準備工作，均由李德、博古決定，張聞天未參與決策，只是依照通知行事。在長征出發以前，博古、李德要把張聞天等中央領導同志一律分散到各軍團去，雖因毛澤東的提議沒有分散，但張聞天當時感到自己已經處於無權的地位，心裡很不滿意。張聞天將自己的這些不滿意完全向毛澤東“坦白”了。只有對自己充分信任的人，才會毫無保留。這時張聞天已把毛澤東看成完全可以依賴的卓越領導人了。

　　長征開始後，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經常一起行軍，一起宿營，一起交談，王稼祥有時會非常氣憤地批評李德，張聞天較多地談論他與博古之間的爭論，毛澤東則結合實際科學地分析“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和危害，說明自己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教育和啟發下，張聞天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在中央紅軍占領湖南通道縣城後，敵人已經發現中央紅軍要與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正在調集大量兵力包圍中央紅軍。張聞天向毛澤東報告了緊急情況，並問：“應該怎麼辦？”毛澤東明確地回答說：“不能再照原計劃與二、六軍團會合了，而應該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張聞天說：“你的意見是對的，否則，我們會中敵人的計謀，處境更加危險。”因此，當中央軍委召開緊急會議時，張聞天態度堅決地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當時，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兼書記處書記，他的積極行動，對於配合當時還不在中央領導核心、在中央基本沒有發言權的毛澤東進行糾正“左”傾路線的鬥爭，起了重要作用。正如張聞天說的：“長征出發後，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五次反‘圍剿’中，中共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並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鬥爭，一直到遵義會議”。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緊接着王稼祥第二個發言，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對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的錯誤作了深刻的批判，並明確提出必須由毛澤東出來領導。

　　與周恩來密切合作

　　在王明路線統治中央時期，周恩來是重要領導人之一，黨內是政治局常委，軍內是紅軍總政委、軍委副主席。毛澤東同賀子珍談起遵義會議時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因此，在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密切合作，積極爭取周恩來的支持，給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議，都是同周恩來談的。毛澤東建議中央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把紅軍隊伍拉到貴州，也是先得到周恩來的同意，並通過周恩來去實行的。

　　周恩來到中央蘇區後，逐步認識到毛澤東的主張與戰略戰術原則的正確，並從實踐中學到了毛澤東創造的適合中國國內戰爭實際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原則等軍事思想。在毛澤東已經被排擠出根據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的情況下，周恩來仍堅持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與朱德等靈活運用毛澤東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中克敵致勝的戰略戰術原則，使第四次反“圍剿”取得輝煌的勝利，使根據地和紅軍得到進一步發展。

　　中央紅軍在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中，兵力損失過半。慘痛的失敗教育了周恩來，使他開始對李德、博古執行的“左”傾軍事路線懷疑、抵制和批評，使他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戰略戰術原則的正確，從老山界開始行動上已經站在毛澤東一邊。1934年12月中旬，中央紅軍占領湖南通道後，毛澤東在中央召開的一次緊急會議上，提出改變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以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能夠稍事休整，恢復體力和戰鬥力。周恩來公開站在毛澤東一邊，完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儘管李德、博古堅決反對，但政治局多數同志從全局出發，同意了毛澤東西入貴州的正確主張，使中央紅軍避免了與多出我軍五、六倍兵力的敵軍作戰、全軍覆沒的危險。周恩來的這一行動，舉足輕重。一是使“左”傾“三人團”開始分裂，中央政治局趨於團結；二是憑他在黨和紅軍中的地位和威望，也影響到政治局其他同志轉向毛澤東方面，甚至使博古也不得不同意西入貴州;三是開始糾正“左”傾“三人團”處理一切的不正常狀況，恢復中央政治局對紅軍的領導權和指揮權。

　　1934年12月18日，黎平會議召開，毛澤東轉兵西進的正確建議又一次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主持會議的周恩來堅定地、旗幟鮮明地和李德進行了尖銳的爭論，採納了毛澤東關於轉變戰略方針的主張。會議通過了放棄“左”傾“三人團”原訂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於湘西，而在川黔邊最初以遵義為中心創建新蘇區的戰略方針，還決定恢復過去毛澤東的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原則。從此，毛澤東又開始參與對紅軍的領導工作。李德在《中國紀事》中也說：“毛澤東的建議，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得到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黎平會議是中央紅軍在長征中戰略轉變的開始，長征改道就是從通道會議開始醞釀，而由黎平會議作出最後決定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於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遵義會議是黨的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而黎平會議則是“轉折點”前的里程碑，周恩來是這一里程碑的奠基者。

　　雖然在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意見逐漸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贊同，而且作出了決定並付諸實踐，使紅軍暫時甩掉了蔣介石的圍追堵截，但鬥爭仍未結束。當時還掌有對紅軍領導權和指揮權的李德、博古，仍頑固地堅持其原訂的戰略方針，置中央政治局黎平會議決定於不顧，還要處理一切。中央和紅軍又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於1935年1月1日，在猴場（草塘）再次召開會議，會議批評了李德、博古的錯誤意見，重申了黎平會議決定的正確戰略方針，規定了“三人團”要取代軍委所作出的作戰方針，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樣就從組織上開始糾正李德對中央紅軍的荒謬指揮，開始恢復黨領導軍隊的正常狀態。周恩來在這次會議上又起了關鍵性的核心作用。當王稼祥提出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倡議時，周恩來更是毫不猶豫地支持。遵義會議召開時，周恩來在繼博古之後所做的關於軍事問題的副報告，就已經體現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毛澤東發言後，又在發言中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並全力推舉毛澤東為我黨我軍的領袖。

　　除做領導人的工作外，長征初期，毛澤東還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接近當時的軍團負責人，向軍團及有關幹部和紅軍指戰員進行說服教育，用事實和自己對革命戰爭正確的認識去啟發、教育前線指揮員，讓大家分清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讓大家在實踐中認識“左”傾領導人所犯的錯誤。這一切都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打下了思想基礎。

　　遵義會議勝利地結束了統治我們黨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開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中央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其召開的整個過程中，毛澤東始終起了領導和決定的作用，表現出為革命事業披肝瀝膽、嘔心瀝血的博大胸懷及卓越的領導才能和藝術。當然，光有毛澤東一個人是不行的，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毛澤東的傑出作用，離不開他的親密戰友的合作，離不開黨的高級幹部的覺悟，離不開廣大群眾的覺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