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8日 ，我出生在太行山下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在我出生的前半年，我的大哥因出天花不治而死，他只活了12歲。死前他讀小學三年級。聽母親和村里人說，我大哥很聰明，學習成績甚好，他小小年紀就最崇拜毛主席，毛筆字寫得非常好。
在我一周歲的時候，我的家鄉有個風俗叫“抓鬮”，就是讓這個剛滿周歲的嬰兒在書本、食品、胭脂等物品中抓，最先抓到什麼，就可以斷定這個孩子將來最喜歡什麼。據母親講，在那些物品中，我第一個抓的是大哥留下的語文課本。因此，人們都說，這個孩子長大後肯定最愛讀書。
大約在5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書，讀的是大姐一年級的課本，我記得頭一本書裡就有“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還有“首都北京天安門”。看到毛主席的畫像，當時我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無比親切感。那時候的資訊很不發達，根本不存在對毛主席鋪天蓋地的個人崇拜。但是，我就天真地認定毛主席就是神，毛主席比任何人都偉大！可以說，“毛澤東”這三個字，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的啟蒙教育的開始。
1965年，我正式入學讀書。當時，給我記憶最深的是兩件事：一是學雷鋒，一是學大寨。那時，毛主席號召全國“向雷鋒同志學習”和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在我稚嫩的心靈中，雷鋒叔叔就是社會主義新人，大寨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樣板。
1966年，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爆發，我正在讀小學二年級。老師要求大家背誦毛主席的“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那幾天我感冒在家。因為對毛主席充滿無限敬仰的感情，帶着真感情背誦，幾乎在一天時間內，我就把“老三篇”背得滾瓜爛熟，同時還背會60多條毛主席語錄。公社下鄉幹部聽說一個不到8歲的小學生能夠熟背“老三篇”，讓大隊黨支部書記抱着我在全村社員大會上給大家背誦“老三篇”。這件事，一時在鄉里傳為佳話。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我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請求老師：我要到首都北京天安門看望毛主席。老師說，小學生不能到北京，只有中學生才可以。雖然不能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但我發誓向雷鋒叔叔學習，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1970年夏天，我被評為政治好、學習好、勞動好、工作好、身體好的“五好學生”，出席全公社中小學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並且在會上發言。那一年我12歲。1971年春天，小學畢業後我到離家10幾里外的一所學校讀初中。1972年夏天，我讀初中二年級。一篇《為革命而讀書》的作文，受到老師好評。語文老師作為範文向全班同學推薦，並出了學校牆報。
1973年，我考入高中。那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山西第一次高中入學考試。在讀高中期間，我學習用功，成績優秀，數學幾乎每次考試都是滿分，英語也很好。
在政治上對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人：一個張鐵生，一個黃帥。當時人民日報報道了他們反潮流的事跡。我以為，張鐵生初中畢業後就下鄉務農，擔任生產隊隊長。大學招生考試時，他因為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根本沒有時間複習，交白卷也是情有可原的。我在當時就認為，以張鐵生的智商，只要他放下集體利益，抓緊時間複習，是能夠考出好成績的。還有黃帥，對孔夫子的師道尊嚴提出批評，也是無可厚非的。當然，我在心裡主要還是向張鐵生學習，暗暗下定決心，高中畢業後回村務農，一邊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一邊複習功課，爭取兩年以後報名考大學，我自信一定能夠靠出好成績，是完全可以考上大學的。
1975年3月15日高中畢業的當天，我就背起書包和衣被回到家鄉，第二天就下地勞動了。在當農民的日子裡，我依然像讀書時一樣關心時事政治。1975年冬天，全國開始批判右傾翻案風，鄉親們都說，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1976年夏天，縣糧食局從農村選拔幹部，讓參選人每人寫一篇批判右傾翻案風的文章，我在那篇作文中寫了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必要性、重要性，論述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這篇材料被有關領導看準，把我調到縣糧食局工作。
毛主席逝世後，我懷着無比悲痛的心情為領導起草了一篇講話稿，其中寫道：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永遠不可丟！海可枯，石可爛，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忠心永遠不可變!
1977年春天，我有幸進入縣委辦公室。當時正是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高潮。縣委書記被人民日報多次宣傳報道，他帶領全縣幹部群眾大干苦幹，短短幾年時間，從根本上解決了老百姓吃糧吃水兩大問題，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社會主義實幹家。這個縣委書記一是幹事，二是乾淨，是毛澤東時代的英雄，對我的人生觀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雖然後來才園了我的“大學夢”，但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20歲之前就基本形成了。在毛澤東時代生活的20年，我親身感受了那個時代的根本特徵。
第一，毛澤東時代是人心向上的時代。在毛主席領導下，中國人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由於歷史的原因，那時的物質生活遠不如現在，但人們的精神是愉快的，追求是健康的，心境是向上的。以我的父親為例。父親是一個老實的農民，他經歷過新舊中國社會兩重天的鮮明對比。記得小時候，父親對我說過：還是毛主席好，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父親對社會主義有一種樸素而深刻的感情，他認為，資本主義就是為私，為自己；而社會主義則是為公，為國家、為集體。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父親在生產隊當飼養員的時候，寧可自己家裡糧食短缺，他絕對不拿集體一斤飼料糧。二是20世紀70年代陽泉市從娘子關引水，路經我們村。父親支持國家建設，不讓自己的孩子拿工程上的一磚一瓦。這個工程竣工之後，村里不少人把公家的木材、鋼材等物資偷回自己家，惟獨父親沒有那樣做。在我結婚時，他花錢買木材給我做家具。這兩件事看似小事，卻反映了父親做人的品格。他的品格就是在毛澤東思想教育下形成的。第二，毛澤東時代是人民群眾艱苦奮鬥走向共同富裕的時代。眾所周知，人民群眾共同富裕，還是少數人富裕而多數人受窮，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之一。毛主席號召，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在農村，則是以糧為綱，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中國人民為建設社會主義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流血流汗，無私奉獻。大寨精神，西溝精神，紅旗渠精神，鐵人精神，……這些精神正是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奮鬥精神的集中體現。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落後國家，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人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沒有毛澤東時代人民艱苦勞動的積累，就沒有改革開放時代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
第三，毛澤東時代是官員廉潔的時代。毛主席是貪官污吏最大的剋星，他發動的一切政治運動都不是為了個人權力，而是絕對不能讓共產黨官員形成一個官僚特權階級，形成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在毛主席教育下，廣大幹部牢記共產黨的惟一宗旨，牢記“兩個務必”，牢記“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總體上是廉潔奉公的。同時毛主席主張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張罷工自由，讓人民群眾起來監督各級領導幹部。因此，那時的黨風政風是清廉的。毛主席發明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群眾運動式的民主政治方式，使共產黨的官員不敢貪!正如陳毅元帥所說：“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面對今日的現實，人們怎能不深切懷念毛澤東時代?第四，毛澤東時代是社會和諧的時代。“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良好的黨風政風，引領整個社會風氣良好，社會和諧健康。所謂幾類分子，畢竟是極少數，而且並不像後來主流媒體宣傳的那樣，對極少數所謂出身不好的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我的小學老師是富農成分，但是人民政府照樣安排他擔任公辦教師。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並沒有因為富農出身而受到任何打擊迫害。三中全會後，老師多次對我說，共產黨對我有恩，毛主席對我有恩。人不能沒有良心，我不能睜着眼睛說瞎話！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乃至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絕跡的“黃、賭、毒”被徹底消滅了，整個社會風氣是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關於毛澤東時代社會和諧的具體事例可以舉出很多很多。第五，毛澤東時代是社會保障讓人放心的時代。那個時代，絕不存在老百姓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的問題。我讀高中時，家庭困難，學校一個月給我7元助學金，不交任何學雜費，基本不用家裡花錢。我的母親身體不好，常年吃藥打針，村裡的合作醫療全部管，不要家裡一分錢。我們村里一戶無兒無女的“五保戶”，大隊把他們的生活全部包下來。儘管當時的社會保障水平不高，但是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沒有後顧之憂。第六，毛澤東時代是中華民族真正走向偉大復興的時代。毛主席、黨中央完成了中國的獨立統一，成功地解決了民族問題，和平解放西藏、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各民族兄弟真誠地感謝共產黨，高呼毛主席萬歲!新中國的成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重要的前提。在1975年初召開的四屆人大上，周總理莊嚴宣布：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只用了短短25年時間，就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在極端困難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中國人民艱苦奮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搞成了“兩彈一星”，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一切平等待我國家發展友好關係，贏得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發達國家人民的尊重，使新中國重返聯合國。以“兩彈一星”和重返聯合國為標誌，從根本上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認為，毛澤東時代是一個火紅的年代，是一個激情燃燒的年代，是一個社會公平正義的年代，是一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基的年代，是一個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的時代。我強烈呼籲一切有良知的人們重新公正評價毛澤東時代，還毛澤東以清白，還毛澤東時代以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