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8日 ，我出生在太行山下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在我出生的前半年，我的大哥因出天花不治而死，他只活了12歲。死前他讀小學三年級。聽母親和村里人說，我大哥很聰明，學習成績甚好，他小小年紀就最崇拜毛主席，毛筆字寫得非常好。

在我一周歲的時候，我的家鄉有個風俗叫“抓鬮”，就是讓這個剛滿周歲的嬰兒在書本、食品、胭脂等物品中抓，最先抓到什麼，就可以斷定這個孩子將來最喜歡什麼。據母親講，在那些物品中，我第一個抓的是大哥留下的語文課本。因此，人們都說，這個孩子長大後肯定最愛讀書。

大約在5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書，讀的是大姐一年級的課本，我記得頭一本書裡就有“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還有“首都北京天安門”。看到毛主席的畫像，當時我就有一種似曾相識的無比親切感。那時候的資訊很不發達，根本不存在對毛主席鋪天蓋地的個人崇拜。但是，我就天真地認定毛主席就是神，毛主席比任何人都偉大！可以說，“毛澤東”這三個字，就是我人生的第一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我的啟蒙教育的開始。

1965年，我正式入學讀書。當時，給我記憶最深的是兩件事：一是學雷鋒，一是學大寨。那時，毛主席號召全國“向雷鋒同志學習”和全國“農業學大寨”的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在我稚嫩的心靈中，雷鋒叔叔就是社會主義新人，大寨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樣板。

1966年，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爆發，我正在讀小學二年級。老師要求大家背誦毛主席的“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那幾天我感冒在家。因為對毛主席充滿無限敬仰的感情，帶着真感情背誦，幾乎在一天時間內，我就把“老三篇”背得滾瓜爛熟，同時還背會60多條毛主席語錄。公社下鄉幹部聽說一個不到8歲的小學生能夠熟背“老三篇”，讓大隊黨支部書記抱着我在全村社員大會上給大家背誦“老三篇”。這件事，一時在鄉里傳為佳話。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我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請求老師：我要到首都北京天安門看望毛主席。老師說，小學生不能到北京，只有中學生才可以。雖然不能到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檢閱，但我發誓向雷鋒叔叔學習，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做毛主席的好學生。

1970年夏天，我被評為政治好、學習好、勞動好、工作好、身體好的“五好學生”，出席全公社中小學生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並且在會上發言。那一年我12歲。1971年春天，小學畢業後我到離家10幾里外的一所學校讀初中。1972年夏天，我讀初中二年級。一篇《為革命而讀書》的作文，受到老師好評。語文老師作為範文向全班同學推薦，並出了學校牆報。

1973年，我考入高中。那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山西第一次高中入學考試。在讀高中期間，我學習用功，成績優秀，數學幾乎每次考試都是滿分，英語也很好。

在政治上對我印象最深的有兩個人：一個張鐵生，一個黃帥。當時人民日報報道了他們反潮流的事跡。我以為，張鐵生初中畢業後就下鄉務農，擔任生產隊隊長。大學招生考試時，他因為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根本沒有時間複習，交白卷也是情有可原的。我在當時就認為，以張鐵生的智商，只要他放下集體利益，抓緊時間複習，是能夠考出好成績的。還有黃帥，對孔夫子的師道尊嚴提出批評，也是無可厚非的。當然，我在心裡主要還是向張鐵生學習，暗暗下定決心，高中畢業後回村務農，一邊從事農業生產勞動，一邊複習功課，爭取兩年以後報名考大學，我自信一定能夠靠出好成績，是完全可以考上大學的。

1975年3月15日高中畢業的當天，我就背起書包和衣被回到家鄉，第二天就下地勞動了。在當農民的日子裡，我依然像讀書時一樣關心時事政治。1975年冬天，全國開始批判右傾翻案風，鄉親們都說，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1976年夏天，縣糧食局從農村選拔幹部，讓參選人每人寫一篇批判右傾翻案風的文章，我在那篇作文中寫了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必要性、重要性，論述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這篇材料被有關領導看準，把我調到縣糧食局工作。

毛主席逝世後，我懷着無比悲痛的心情為領導起草了一篇講話稿，其中寫道：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永遠不可丟！海可枯，石可爛，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忠心永遠不可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