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兵代表成為真正的主人，這是毛主席的夙願，順着這篇文章回顧一下那些在毛澤東時代“一步登天”的平民百姓，以紀念我們的人民領袖。1951年，吳桂賢進陝西省咸陽市西北國棉一廠細紗車間當擋車工。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全國紡織先進集體“趙夢桃小組”黨小組組長，連續被評為先進工作者。1968年畢業於西北大學。曾當選為全國紡織系統的勞動模範。“文革”中被樹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1968年後曾先後擔任西北國棉一廠革命委員會委員、主任，咸陽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陝西省革委會委員、常委。1969年出席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委員。後任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1973年中共十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75年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務院副總理。1977年9月，十一大前討論中央委員人選，有人說吳桂賢反周總理，吳桂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主動請辭副總理職務，獲批後回到西本國棉一廠任廠黨委副書記。當了副總理，吳桂賢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國棉一廠76元的工資。她還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無論是在政治局開會或在國務院開會，喝茶水要交2角錢的茶葉費。為了節省這筆開支，吳桂賢每次都只喝白開水，不喝茶水。服務員問她：“吳副總理，您為什麼不喝茶?”她笑笑說：“我不愛喝茶，怕睡不着覺。”每次在人民大會堂參加宴會，她都要按規定交餐費。她分管紡織部、衛生部和工青婦工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吳桂賢與陳永貴實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到各地調查研究。1945年，昔陽解放，大寨貧苦農民陳永貴獲得新生；1946年，昔陽縣土地改革，陳永貴組織互助組；1947年4月參加民兵支前，在“正太戰役”中表現突出，受到上級表彰。1948年底，因為互助組成績顯著，開始擔任大寨黨支部副書記；1952年任大寨支部書記。1953年2月，大寨成立了以陳永貴互助組為基礎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陳永貴不斷改革勞動管理辦法，試驗科學種田新方法，糧食獲得大豐收（毛主席說不可輕視“大老粗”，陳永貴的能力、品質都很突出，絕不是後來精英們醜化的“大字不識的文盲”）；到60年代初，大寨聞名全國，陳永貴帶領大寨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創造了令人驚嘆的大寨精神。1967年3月，陳永貴開始擔任山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當年五一勞動節，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門，陳永貴被請到毛主席身邊。1969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陳永貴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79年，請求辭去中共昔陽縣委書記職務；1980年，請求辭去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以83號文件批轉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並加批語，給學大寨運動作了最後的總結，遲遲不肯改革的大寨終於邁出了改革的步伐。陳永貴當上了國務院副總理，但是他堅持不遷戶口，也不拿國家工資。沒有城市戶口就沒有糧票，每年秋後大寨分糧食，要專門拿出陳永貴的那份口糧送到公社糧店，換成全國糧票給陳永貴捎去。1975年8月中旬，陳永貴從釣魚臺搬到了交道口一條胡同的小院裡。搬出釣魚臺，按規定應該給陳永貴配一名服務員。陳永貴拒絕說：“來一個年輕姑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有關部門說可以派個歲數大的，陳永貴又說：“歲數那麼大還侍候我，多不合適。”亦婉謝拒絕之。陳永貴在京貴為國務院副總理，但家人沒跟上享福，嚴於律己的他叫老婆帶着孩子在大寨掙工分，連城市戶口也不給她們轉。山西地方上的領導曾經背着陳永貴給他的家屬轉過戶口，還想把她們送進京，手續全辦了。陳永貴獲悉後拍桌子吼道：“誰辦的!我不同意!誰敢!”結果，此事自然就黃了。身為副總理的陳永貴竟然有時自家的口糧不夠吃，就多吃些雜麵。宋玉林心疼丈夫，經常單獨給他做碗白面麵條吃。可是後來她發現，給陳永貴盛一大碗他說吃不了，改盛一小碗他還說吃不了———他是要分出一些來給她和孩子們吃。陳永貴身邊的工作人員覺得他窮，想給他增加點收入，就申請報客飯補助。陳永貴搬出釣魚臺以後客人多了，昔陽的幹部、各地的勞模、國務院的同事常來，按說這筆客飯補助也是個不小的數了。國務院正好也有這方面的規定，一申請就批了下來。但陳永貴卻拒絕報銷，說，“我的客人讓國家報?退掉!”作為國務院副總理，自然少不了參加一些外事活動。在外事活動中外賓有時也送給陳永貴一些小禮物，比如計算器之類的東西。這類禮物陳永貴一律上交，兩袖清風，不染纖塵。
195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當地當過兒童團長，團支部書記，高級社副社長。
1956年到瀋陽市南塔第二副食門市部當營業員，先後當選為瀋陽市勞動模範，遼寧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省財貿系統“五好”職工標兵。1969年4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73年8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6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墨西哥婦女年世界會議，並在大會上發言。李素文任人大副委員長時，嚴格要求自己，沒有帶家屬進京；那時，她每月工資62元，是高級幹部中的“窮人”，卻非常滿足；這種經濟狀況，自然出國訪問時連“行頭”都買不起，只好到對外友協去借皮箱和衣服，訪問回來再把那些東西歸還人家。那時她最怕家鄉來人，因為囊中羞澀。有一個月，家鄉來了四五撥人，結果月底時只好天天大蔥抹大醬。生活艱苦，李素文還能適應，而對當時變幻的政治風雲，她便顯得無所適從了。1975年，中央讓李素文協助李先念同志分管財貿工作。當時正趕上“批d”，李素文自然在財貿戰線狠抓“批d”，也成了“批d”的先鋒。1977年之後，李素文也逐漸從政壇消失了。1978年7月12日，李素文回到了家鄉瀋陽，組織上安排她到市糖果廠勞動鍛煉，改造思想。那一刻，45歲的李素文從“天上”降到人間。有時在公共汽車上，就能聽到人們竊竊私語地議論她；“哎，那不是李素文嗎？她不是副委員長嗎？怎麼不坐專車，和咱們一起擠汽車?“聽說犯錯誤了，被遣送回瀋陽勞動改造。”每逢這時，她強忍着自己無法表白的情緒，車一到站，就迅速下車，消失在人海中……1958年中學畢業後回鄉參加農業生產，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7月，邢燕子從寶坻縣巴莊子農業中學畢業，告別學習生活了兩年的中學校園，當時她的父親是天津市一家工廠的副廠長，但邢燕子沒有回到天津市區，也放棄了繼續升學、深造的機會，而是回到了寶坻縣司家莊村。因為邢燕子早已下定決心，要“做祖國第一代有文化農民”，她希望和家鄉人民一起，儘快改變家鄉經濟文化落後狀況。 在經過兩年的鍛煉後，19歲的邢燕子被安排到了生產第一線。在那裡，邢燕子和鄉親們插秧苗、種高粱，帶領女團員組成“燕子突擊隊”，在艱苦環境下數年如一日地勞動。 1959年夏季薊運河水位上漲，司家莊以西百十米有一條護河土堤，是莊上莊稼豐收的重要保證。司家莊村是窮村，年輕小伙子多去外地支援建設，剩下許多老弱婦孺。邢燕子帶領姑娘們主動承擔堆“土牛”的任務。“土牛”每個長2米、寬1米、高0．5米，間隔二三米，以備汛期搶險補漏。1960年開始全國範圍內出現糧食供應緊張，但司家莊卻由於捕魚等自救措施度過了災荒。為避免受到災害影響，邢燕子帶領司家莊姑娘們天氣還沒暖和就下了地。天氣冷，土地硬，她們花費了平常幾倍的力氣，才將糧食播種完成。由於時間早，這裡的麥田避開了自然災害的影響，提前獲得豐收。 1969年她被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又被選為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寶坻縣委副書記，天津市委書記。邢燕子當上“大官”後不拿工資，仍在村里記工分，與社員的報酬一樣，拿的只是隊裡女勞動力的平均分。1973年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邢燕子當選為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79年發生了中國知青的大返城，一場長達27年的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落下帷幕。此後，邢燕子的名字便在媒體上消失了。1981年邢燕子離開了寶坻縣調到天津市北郊區的知青農場工作。1983年6月，天津市組織部找到她談話，稱新市委班子成立了，不再安排她進常委班子，不再擔任市委書記。1985年天津市政協換屆，有關部門又以“中共黨員在政協裡頭的比例太大，不利於統戰工作”為由，解除了她天津市政協副主席的職務。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北京召開，新一屆中央委員會與候補中央委員名單中沒有了邢燕子。毛澤東時代類似的小人物的例子還非常多，只是陳永貴、吳桂賢、李素文、邢燕子的知名度比較高，他們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人的典型代表。1975四屆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農兵比例占67.95%，工農占51.1%——這個歷史紀錄從此再沒有出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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