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東興自1947年調任毛澤東的警衛始，其間除短暫下放江西任副省長外，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一路水漲船高，從一介警衛，二十多年間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並長期執掌中央警衛局身負毛澤東的安危。

1969年，鄧小平被分配到江西一個小拖拉機廠工作期間，與夫人卓琳繼母夏伯根合影

文革中，汪東興因為長年擔任專案組負責人，他經常代表毛澤東看望、關照被整的老幹部、老軍人，而無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關照者對這位內廷行走都缺乏良好的印象。然而例外是有的，汪東興對鄧小平特別照顧，兩人間的交往充滿着溫情。但在文革結束後的政治鬥爭中，也正是鄧小平給了汪東興致命一擊。

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了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批評。 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戚本禹的長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文章將鄧小平指責為“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共最高黨刊點名，意味着對劉、鄧這兩個“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批判將大大升級。

此後，鄧小平屢受衝擊，幾乎被開除黨籍。 鄧小平在文革中之所以能夠倖存下來，離不開一個人的相助——汪東興。尤其是在鄧小平下放江西和“天安門事件”中，汪東興在幕後可謂出力不少，幫助鄧小平化險為夷，也保存了鄧小平在毛澤東逝世之後能夠復出的機會。 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一書詳細描寫了鄧小平從北京前往江西的經過：鄧小平離京前請求見毛澤東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過，他被告知可以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寫信，他有理由相信汪東興會把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在離京前一晚與汪東興的談話也為他提供了一線希望：汪東興告訴他，他和妻子最終還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們不在時那所房子會一直空着。所有這一切肯定給他帶來了希望，因為他到達南昌後對自己專案組的當地代表說：“我還會出來工作，我還能為黨工作10年。”

事實上，鄧小平回京後，又為黨工作了將近20年。 文革期間曾任江青機要秘書的楊銀祿在《鳳凰周刊》中指出，汪東興對鄧小平特別照顧，不僅安排鄧小平幾年未見的長女鄧林前來道別，還允許鄧小平夫妻前往醫院看望長子鄧朴方。在鄧小平下放江西時期，汪東興還幫助解決了鄧小平小女兒毛毛和小兒子飛飛的上學問題，兩人被分別安排到江西醫科大學和江西理工大學學習，令鄧小平一家人喜出望外。

更重要的是，汪東興在鄧小平復出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楊銀祿的文章寫到，在九一三事件後，鄧小平默默聽完了林彪事件的傳達，他立即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明確表示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這封信是汪東興親自交給毛澤東的。毛考慮要重新啟用鄧小平，必須有所交代和解釋，等待時機。1972年1月10日，在陳毅元帥的追悼會上，毛澤東主動提到鄧小平，說鄧小平的性質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他在鄧小平出來工作問題上發出的一個重要信號。1月2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出席新疆會議的代表，楊銀祿在場，見他當着江青等人的面讚揚劉伯承和鄧小平的歷史功績。

8月3日，鄧小平再次給毛澤東寫信，請求出來工作。他在信中寫道：“雖然已68歲了，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這封信通過汪東興轉交。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做了批示：“鄧小平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他沒有歷史問題，亦沒有投降過敵人。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 或許這些只是汪東興遵從於毛澤東對鄧小平特殊待遇的指使，然而這對鄧小平無異於是雪中送炭，就連鄧小平的小女兒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賬——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一書中的描述，也佐證了汪東興對鄧小平的大恩大德：“從事後來看，對於父親的政治生命，這的確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汪東興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已進入政治決策的核心，是毛澤東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財新網梳理了汪東興的政治生涯，認為汪東興無限忠誠於毛澤東：在毛澤東生前，汪東興極少與毛澤東想法不一致。1970年召開九屆二中全會，汪東興在設立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因為“完全贊成林副主席的講話”，讓毛澤東頗為惱火，但事後還是讓汪東興檢討過關了。 毛澤東評價他道：“他（汪東興）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用起來我不放心，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也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在毛澤東逝世後，汪東興如毛澤東所料，在平定“四人幫”上立了大功。隨即，他轉而支持毛澤東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並成為華最堅定的擁護者，與紀登奎、吳德、陳永貴批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並阻攔鄧小平再度復出。

葉永烈在《他影響了中國》一書中寫道，文革結束後，復出後的鄧小平在談及同四人幫在1974至1975年的鬥爭史時得到了黨內的一致好評，而身為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則為華國鋒幫腔：“現在，有人提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搞錯了，要把鄧小平請出來，還要讓他當總理，說他如何如何能幹。鄧小平這個人我是熟悉的，講能力他是有一點，但錯誤更多。七五年，毛主席是想讓他當總理，可試了試，不行，他那兩把刷子比我們華主席差遠了，所以，最後毛主席才選定華國鋒同志作接班人……” 而這時，“擁鄧派”與“批鄧派”的較量已經到了頂峰。當汪東興決意支持華國鋒後，其命運就已經被註定。

但並不是沒有轉機。 葉劍英被疏散到湖南時，汪東興一個電話趕跑了葉劍英，搞得葉劍英老淚縱橫。然而，為了擒獲四人幫，葉劍英主動聯合汪東興，並且在後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給汪東興說話。 不是所有被汪東興粗暴對待過的老幹部，都如葉劍英一樣。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譚震林在真理大討論的時候說起一段往事，他說：主席已經決定解放我了，汪東興還是那樣頤指氣使的對待我，教訓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歲的人，怎麼叫重新做人？不是擺老資格，就是這樣的語氣實在令人難受。 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曾志在回憶陶鑄最後的歲月之時，也決不客氣的指責汪東興：哪裡還有一個共產黨員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鑄快走，我說陶鑄身體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療，汪東興虎着臉講，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鬥爭呢。他拒絕為我們向主席傳達真實的情況。

汪東興的一貫做法本來就引發了老幹部的不滿，胡耀邦為老幹部翻案時，他不幫忙不說反而處處設置障礙。據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一書披露，汪東興把持着中央專案組第一、第二、第三這三個辦公室，拒絕把一些案件的審查結論交給中組部，而有關的旁證材料、審訊記錄、被審查人的申訴等等的文書檔案，仍由中央專案組保管。

汪東興這樣做，這就把自己置於老幹部的對立面。然而他也許無法想到，正是他幫助了最多的鄧小平首先發難。 1979年在政治局召開生活會的時候，汪東興又一次阻撓給劉少奇翻案，他指着《關於劉少奇的複查報告》質問，“給劉少奇同志平反……事情都推到江青這些人身上去，容易產生誤會。將來出了問題誰來負責？” “我！”鄧小平站了起來，“汪東興同志已經充當了我們中心工作轉移和平反冤假錯案的絆腳石了。正因為你當時就在專案組，所以你必須對當時一些問題要負一定的責任。這個責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幫’定的才應由‘四人幫’負責，就是在他們錯誤影響下所做的壞事也應該由他們來負。這道理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從來就是這樣的。這有什麼奇怪的？” 在鄧小平率先發難後，其他人緊跟而上，在一片反對聲中，汪東興已然明白他的政治生涯走到盡頭，只得無奈辭職，從此淡出了政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