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31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蘇宏達在臉書（Facebook）發文稱，12月9日警察找上門，因為自己2018年批評民進黨政府故宮政策的影片遭檢舉違反台灣《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第5項：“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當下其妻先回應早就過了追溯期，但台灣調查局仍不放過，12月20日再次請警局在“准求供的小房間”（“小房間”，指問訊場所）約談他，大呼根本是“行政院直接下令調查局處理”，質問“是誰，在封殺台灣人的說話自由？”

蘇宏達質疑，台灣行政院下令調查局處理追溯期都過了的事件，“警察根本不想碰這個案子”。（Facebook@蘇宏達）

其實蘇宏達2018年11月上傳的影片，批評的是台北故宮院長陳其南提出的三階段將故宮改為東方美術館的計劃，“故宮閉館三年” 僅是從旁引用媒體報道（包含台灣官媒中央社）。當時在輿論壓力下，台北故宮方面取消閉館三年的內部規劃，改為整修期間仍開放，而且故宮在2018年11月及2019年7月仍兩度發聲明駁斥蘇宏達“閉館三年的謠言”，最後“閉館三年”竟演變成台灣調查局依據《社維法》“查水錶”的事件。

一個學者談論政策，竟會被檢警一再調查，這究竟透露出台灣社會的什麼危機？

第一層危機是“謠言”的定位不明確、處理謠言的機制不見得總是客觀。

台灣現有法律當中提到“謠言”二字者，共有10條之多，在食品安全、軍事、選舉與社會秩序上都規範了“謠言”的罰則。可是“謠言”定義極度模糊，世間上很多事情不是一翻兩瞪眼，究竟什麼是真實的、以誰的說法為依歸？這就給握有龐大資源、且握有官方話語權的執政者很大的優勢，因為執政方掌握最完整的專業團隊、也可以隨時更改政策，過去的用語轉瞬就會成為謠言，怎麼調整都是對的，台北故宮“閉館三年”從內部規劃的事實變成“謠言”就是一例。

而台灣社會普遍都反對“假新聞”、“假消息”，台灣檢調單位，特別是屬於政府一環的法務部調查局也戮力於查緝“假新聞”的散布。但若是回顧近期的台灣時事，蘇宏達的遭遇，與綠營學者游盈隆此前爆料的“新竹約談事件”如出一轍，且有過之而不及。台灣官方的辦案手段，連綠營學者都看不下去，質疑“這樣做沒有侵犯《憲法》所保障的人民基本權利與自由嗎？”

而台灣社會也有非官方的闢謠嘗試，2018年7月成立的非營利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在短短一年余，多次發表受到公眾關注的查核報告，包含此前台媒廣為傳播的“新疆烤肉架刑訊”，實為角色扮演活動等等。可是最近台灣大選的政見發表會和辯論會，包含“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和部分媒體都費心進行事實查核工作，但查核報告往往可見對政策數據的依賴，而無法超脫黨派色彩獨立調查，畢竟執政黨也是參選者。甚而，諸多被查核的用語，其實具有價值上主觀論斷或者評論，但是用另外一種價值上的論斷或評論來“查核”，也容易遭人質疑公正性，有失對第三方查核的期待。

第二層，也許是更根本的原因是，台灣是個政治上極度不互信的社會。

在台灣，政治上的分歧壁壘分明，媒體對於新聞報道的方向也各有其強烈的好惡，而信息（特別是政治知識）的傳播，往往會經過傳播媒介的解讀，解讀又往往依據立場為指引。在立場主導的前提下，不同立場的信息自然被視為錯的、假的，有什麼理由不能是“謠言”？

政治極度不互信之下，充滿各種被認為是“戰術”的假消息，例如放話、口頭承諾、私下協議等，都會被視為理所當然，反正等到決戰的一刻再翻出底牌即可。而沒有互信當然也就沒有共識，這讓台灣社會多年來深深沉溺於政治惡鬥中。遠的不說，自詡為科技島的台灣，連最起碼的“不在籍投票”問題，進入21世紀仍然無解。放眼未來，唯有政治人物誠實面對自己與不同意見者，才可能解決台灣社會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