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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周來:窮人窮不是因為素質低也不是因為懶
送交者: 盧周來 2005年11月27日16:11:17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編者按: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可持續發展、和諧社會是時代主題,而解決貧富懸殊是題中應有之義。“要懂得窮人的經濟學”,這個命題因為被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全國人代會上引用而在國內廣為人知,它是由舒爾茨教授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中提出來的。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的“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未來5年將立足於全球視野,全面提速中國扶貧開發進程,在追求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政策取向將關注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避免陷入“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貧困陷阱。“窮人經濟學”將是明年年初由人大正式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的理念之一。為此,本報採訪相關學者,為讀者解讀“窮人經濟學”的概念意涵和政策取向,分上下兩次刊發。


  記者:“窮人經濟學”這個概念是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舒爾茨1979年提出的。1979年,這個時間也是中國開始重新打開國門、開始經濟改革的年份。改革經過了二十多年,這個由學者提出的概念,成為中國“十一五”規劃的重要理念之一,如何看待中國改革的這個過程?從“先富”到“共同富裕”,貧富差距是否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飛必須付出的代價呢?

  盧周來:將“窮人經濟學”作為中國未來5年規劃的主要理念之一,其實是說中國未來發展中應該更加照顧到“後富”人群。這是與中國改革的邏輯進程相一致的。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必須回到小平對改革的原初設計上。

  小平在設計中國改革時,已經提出了相當清晰的思路,即“兩個大局”思想與“兩步走”的思路:內地先要支持沿海,指出“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沿海地區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地區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徵收所得稅”,並指出“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兩個大局”思想的背後顯然是改革分“兩步走”的思路,即改革的第一步是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改革的第二步,是先富起來的地區與先富起來的人群反過來幫助後富地區與人群。

  “兩步走”思路所包含的“政府策略”是:讓改革即時受益者與即時相對受損者都進行相互的承諾——相對受損者先投票支持改革,受益者在受益後對相對受損者進行補償。小平甚至還設計了改革分兩步走的時間段。在1992年南方談話以及1993年9月6日談話中,他都提出,到1990年代末,中國社會基本實現小康時,必須突出地提出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1993年他還說:“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間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完全可以看出,鄧小平關於改革分“兩步走”的大思路,是從當時的中國實際狀況出發的,同時實際上和主流經濟學家剛開始時對改革設計的“希克斯—卡爾多”過程也是一致的:首先是要有“希克斯改進”,就是說先不管財富分配,先讓國家總體的財富多起來。然後,轉到“卡爾多補償”階段。也就是只有財富的增加不行,如果僅僅財富增加了卻讓大多數人有一種相對被剝奪感,這個改革還是沒有辦法進行下去。所以一旦財富增加,就要回過頭對在改革中利益相對受損的群體進行補償。

  如果說改革之初我們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效率問題或者說生產力發展的問題的話,那麼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以後,社會財富增加了而且增加得非常快,但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分配性的衝突也就是各個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反倒凸顯出來了,影響到了改革的繼續深化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甚至也威脅到了先富地區與人群的利益。因此,這個時候,對改革的重點作適當的調整,更多地強調公平問題,就不僅僅只是分配問題這樣簡單:因為它同時有利於市場與效率取向改革,也有利於社會各個不同利益群體和諧共處。

  黨國英:代價是要支付的,但方式和時間卻有所不同。因為任何國家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中,都要解決工業化對勞動力(人口)的排擠問題,也即窮人問題。

  窮人和富人的分野自古以來都存在,但古代的這種分野被等級制度固定下來了,使得貴族或官僚對窮人實行強制性的剝奪。社會開始由傳統向現代演化的時候,等級制度被摧毀,窮人仍然存在,就成了一個被人們關注的問題,因為他們受窮不再被看作當然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人們沒有解決窮人大量存在的難題,但不同的國家在解決這個問題時還是有差別的。少數國家受“上帝”的垂憐,通過殖民手段解決了工業化對勞動力的排擠問題,比較迅速地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建立起了福利國家,窮人成了少數人。但另一些國家,例如日本和德國就沒有這樣的幸運。它們的崛起同時也是對勞動力的排擠,殖民道路沒有獲得成功,窮人的大量存在成為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基礎。戰爭這種災變的極端形式使他們完成了轉變,接受了現代制度,克服了保守集團對正常轉變的阻力。

  像台灣地區和新加坡這樣的小地方,可以在短期內通過開放政策解決自己的資本積累問題,使得被排擠的勞動力迅速得到僱傭,基本解決自己的窮人問題。中國大陸沒有這樣的幸運。我們的工業化開始之後已經沒有了殖民通道,靠自己的工商業資本積累遠遠不能迅速地吸收過剩人口,以至於在1960年代採取了控制人口流動的政策。窮人生存狀態固定下來了。改革開放使得窮人問題突顯出來,而事實上他們的平均生活水平還是有明顯的提高,只不過在少數人迅速富裕的背景下他們顯得嚴重落後了。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的制度調整更顯得急迫。

  記者:舒爾茨講“窮人經濟學”,核心理念是認為,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是窮人,所以,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了絕大多數經濟學原理;而這個世界上大多數的窮人又集中在農業部門,因此,懂得了農業經濟學,也就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中國有9億農業人口,談論貧困,繞不開這麼巨大的人群,那麼,中國農民為什麼窮?

  盧周來:有兩種說法是錯誤的。第一種說法說農民窮是因為他們“素質低下”。這種說法只看到了“貧窮的惡性循環”的一個中間環節。應該問的問題是,是什麼原因妨礙了農民接受良好的教育?還有一種說法說農民窮是因為他們“努力程度不夠”,甚至有人說是因為他們懶惰。但有一個數據可以說明這種說法不對:在有些沿海地區,農民工中超過48%的人每天高強度工作14個小時,但他們每天的收入不夠吃四碗炸醬麵。勤勞並沒有改變他們貧困與底層的命運。

  農民到底為什麼窮呢?舒爾茨認為,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存在對農業部門的歧視。這些國家將迅速工業化作為發展的重點,從而在設計政策時給予工業與城市以優先權。而將農業部門定位為為工業部門提供資本積累、原料來源以及廉價勞動力來源。於是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歧視的共同壓力下,農業已成為這些國家經濟計劃中的薄弱環節,農村發展與城市發展存在嚴重的不平衡,這是農業部分落後與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

  這種觀點對於中國農民為什麼窮也有足夠的解釋力。為什麼中國90%的窮人都集中在農村?為什麼農民即使進了城市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仍然無法擺脫貧困的命運?有一些權威部門的數據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按經濟學家羅斯托的觀點,作為一個後發國家,要實現經濟起飛,要搞大規模的工業化,必須使其資本積累達到一定規模。而中國現代化進程是在世界體系已經形成的歷史背景下開啟的,中國不能像歐洲那樣靠當年的海盜行為或殖民,靠農業部門與農民承擔資本積累是重要途徑之一。改革開放前,通過壓低農業價格,抬高工業品價格,以“工農業剪刀差”為工業化提供資金支持。據統計,1950—1979年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從農業取得5100億元收入。那時5100億元是一個天文數目。因為1979年我們國家GDP才2000多億元。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一直維持到1990年代中期。

  黨國英:在我們這樣一個大國,窮人問題首先是一個失業問題。政策只不過是解決這個問題的約束條件,而且是關鍵性的條件。一戶農民耕種半公頃土地,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富裕的。如果不考慮農民的兼業或轉業,一戶農民耕種4公頃左右的土地可能是農民富裕的底線。靠政府養的辦法,不能使窮人變成富人。事實上,不是所有農民都窮,東北一些種糧大戶過着相當富裕的日子。

  李昌平:農民窮的主要原因就是“權利貧困”。在中國,農民沒有進入國家現代制度體系,甚至是現代制度體系之內的強勢人群“合法”剝奪的對象——代價論的結果。“代價論”與窮人經濟學強調的擴大窮人權利是背道而馳的。

  秋風:我相信,舒爾茨教授的說法,也許不是嚴肅的學術命題。反過來說或者更正確,只有你真正地理解了經濟學,才能夠理解窮人為什麼窮,尤其是能夠明白,農民為什麼窮。

  記者:現在提出,在追求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政策取向將關注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避免陷入“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社會失衡“陷阱”。您怎麼看待這個政策?

  黨國英:就原則而言,“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是很好的政策目標。關鍵是如何操作。增長均衡不能理解成為同步增長。農業的發展速度相對滯後是需要的,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下降也是必然的。機會的均等要體現基本權利的平等,特別是在基本公共品享有方面的平等,而不能搞收入上的平均主義。究竟如何具體設計體現公平正義的政策,需要研究討論,不能簡單地搞浪漫主義。舉例來說,因為農民身份而不准許農民到城市就業是不公正的,但允許農民在城市公地上任意搭建棚屋也不見得是公正的。

  有一個更複雜的問題是通過政府轉移支付而發生的富人對窮人“交稅”。如果富人獲得收入不觸犯法律,那麼,他通過政府而發生對窮人的支付,也是一種強制。這種強制的均衡點在哪裡?恐怕對此沒有標準答案。很多因素都可能影響這個均衡點的形成。按我的心理感受,就我們國家的現實而言,富人對窮人的支付還不能說已經夠了,也就是說,中國公正的天平還應該向着窮人傾斜。

  盧周來:這一政策十分重要。因為“窮人更窮、富人更富”還不只是個社會公平問題,也妨礙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落實這一政策,也不僅僅在於社會公平,還能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

  首先,“窮人更窮,富人更富”會抑制國內社會消費,並妨礙經濟增長。當社會出現嚴重不公平時,財富分配向富人急劇傾斜,使得富人的消費水平在短期內迅速提高。按消費經濟學的說法,20%的高收入者擁有市場80%的購買力。富人消費水平的迅速提高,帶動社會消費品生產結構迅速完成升級。而不幸的是,富人的消費需求將伴隨其購買力的迅速增加而在短期內很快被滿足。此時,80%的窮人卻苦於買不起已經升級了的消費品。消費很快由於購買力的斷檔而下降,社會經濟在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後將陷入由於消費不足導致的蕭條之中。剛出台的《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再次警告,中國經濟增長已經過分依賴於投資與出口。而導致這種局面的原因,就是貧富差距導致的消費結構斷層。

  其次,“窮人更窮、富人更富” 發展下去將導致各階層之間“分配性衝突”增加,這會影響投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阿萊辛那(Alesina)與帕里蒂(Perotti)指出(1996),越多人認為社會不平等,越多人就會捲入社會財富分配的衝突。而越多人捲入社會財富分配的衝突,社會就越不穩定。社會越不穩定,一方面,投資者對投資的安全性越沒有信心,因而減少投資;而另一方面,社會將被迫把更多寶貴的公共或私人生產性資源用於防止與打擊犯罪。我們又知道,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就是生產性投資的不斷增加。社會衝突使得生產性投資的減少,不可避免地使經濟增長乏力。這一現象今天在第三世界國家及轉軌國家已經比比皆是。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窮人更窮、富人更富”背後是社會不公正,而不公正的制度將鼓勵人們不進行“生產性努力”而進行“分配性努力”,由此妨礙經濟效率。著名制度經濟學家諾斯(North1995)曾區別了到底哪種制度能促進經濟增長,哪種制度會妨礙經濟增長。在此他使用了“生產性努力”與“分配性努力”兩個概念。他認為,人們認為社會不公平,其實是覺得他們每增加一分投入到生產中去(即“生產性努力”),並沒有多得到一點相應的回報;相反,有些人只把精力放在企圖從社會已有的生產成果中分得更多的份額(即“分配性努力”,)卻真的能得逞。這個時候,更多的人將不願再將自己的努力放在生產性上,轉而也放在分配上,經濟增長就將陷入停滯。

  我們原來曾批評計劃經濟的缺陷,其中一條就是平均主義,認為在計劃經濟下,人們“干多干少一個樣”,使得大家都不願意干。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計劃經濟也是一種妨礙人們進行生產性努力的制度。正因此,我們要搞市場經濟,按生產要素貢獻大小進行分配。但如果社會的不公平程度拉大,不能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與建設的成果;相反,少數人憑藉權力腐敗大發其財,少數人利用“圈地運動”或“房地產開發”中存在的大量制度性漏洞成為富翁,少數人利用國企改制輕易就可以取得大量社會財富,那麼,這樣的市場經濟最終也會使“干的人不願干”,經濟效率最終無法維繫下去。從這個意義上看,“政策取向將關注增長的均衡、機會的均等和社會的公平”,避免陷入“窮人更窮、富人更富”的社會失衡“陷阱”,不只是社會公平本身的問題,而且對於維護經濟健康與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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