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經歷文革初期“停課鬧革命”兩年多時間後，近千萬老三屆高、初中畢業生走到了人生前行的路口上。在他們每一個人都在想着自己在“四個面向”①的分配中，究竟自己將去往那個方向而踏入社會的惴惴不安中，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國家隨即制定了動員全部高、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的政策，於是“四個面向”變成了“一個面向”，老三屆畢業生全部去往了農村和邊疆。1971年，新三屆的學生畢業生時，按照同樣的政策，繼續上山下鄉。到1978年止，共計有近1800萬中學畢業生上山下鄉。他們在農村邊疆的時間或長或短，但都因此而有了一個共同的名稱——知青。

在上山下鄉整個過程中，又有大量的招工招生回城的往返，無數個人的命運轉折，帶來心靈的震撼，那段青春歲月里的經歷是那麼令人難以忘卻，以至於幾十年來，人們（包括很多未曾親歷者）都不斷地去回顧與思考：這場大規模的事件發生的原因是什麼？究竟有什麼意義呢？該怎樣看待對知青一代人的影響呢？很多人，包括很多文學，影視作品都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側面反映和思考這一歷史，但都並未做到真正全面的，客觀的反映和評價。比如，“青春無悔”不能掩蓋知青個人學生時代曾經有過的理想的失落；“人身受迫害”說不能解釋知青身體和能力的成長；“逆城市化”說不能解釋千萬知青又被招工招生回到城市；“被耽誤”說不能解釋有近百萬知青進入大專院校學習以及未曾統計人數的知青進入中專技校學習的事實；“被毀掉的一代”說更不能解釋中國政壇上的知青現象，等等。所有這些都說明，如果僅從個人的角度和感受，不是歷史的，全面的分清主流和支流，而是脫離歷史，片面的看問題，是不可能得出正確的評價和結論的。

當歷史推移了40年，當我們用幾乎一生的經歷再回過頭來思考上山下鄉時，應該能夠得到更加全面的，客觀的評價和結論。

二、上山下鄉的原因和實質

我們知道，我國上山下鄉並非是從1968年開始，而是從上世紀50年代末期就開始了。只是在文革時期實行了大規模的，全部畢業生動員上山下鄉的政策。由於這一政策的極端性，實際上失去了不同選擇的前提，這是後來對上山下鄉出現諸多負面評價的一個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看到文革時期這一政策出現的某些不可避免的歷史原因，而是僅從個人的角度和感受去談論這一場運動，就難免落入窠臼。

正如有學者談到的那樣，上世紀50年代後期，隨着我國農村合作化運動高潮的興起，農村缺乏知識青年的現實，被充分顯示出來了——人們發現，單是合作社會計一項，農村就需要幾百萬知識青年，這還不算其他的諸如醫生、教師，以及農業科技方面的人才缺口。因此毛主席在1955年9月《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個按語中就發出號召：

【“組織中學生和小學畢業生參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別注意。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1957年4月8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也明確指出：

【“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

1958年，天津市邢燕子初中畢業後，響應黨的號召，自願回到家鄉寶坻縣農村，立志做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1962年，又有北京市高中畢業生候雋，放棄高考，到寶坻縣農村插隊落戶，她們成為了知青上山下鄉的模範人物。

從1963年到1965年，連續三年都有更多的知青自願上山下鄉，也是這一時期城市中學畢業生“四個面向”的一種選擇。對這一就業途徑，有必要充分認識上山下鄉得以實行的前提條件，即中國農村的集體化。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中國農村的集體化由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農村土地實現了集體所有，這就為城市知青下鄉插隊落戶提供了前提條件。在土地私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城市裡的個人除非通過某種途徑獲得土地，否則，想做農民都做不成。在土地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中國，就不存在這種阻礙。只要個人自願，經國家安排就可以插隊落戶當農民。於是，說上山下鄉是城市知青實現就業的途徑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明確了這一點，也就找到了認識上山下鄉實質的切入點。

另外一方面，上世紀60年代有越來越多的中學畢業生動員去上山下鄉，也反映出50年代後期我國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在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中，在所有制問題上的思想認識偏差帶來的消極後果。由於缺乏經驗，對個體經濟在社會主義階段的必要性認識不清，政策上對個體勞動和個體手工業採取了越來越嚴格的限制。這種追求單一公有制的經濟體制，導致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就業不足，僅靠國營和集體單位無法滿足就業要求。尤其是到1968年，積壓了三屆的高初中畢業生集中需要就業，問題就空前嚴重。雖然，按照“四個面向”的途徑，理論上也是能夠解決這一集中就業問題的，但是，在當時的局面情況下，涉及到每一個人的具體去向，其分配工作難度之大可以想見，甚至是不可能落實的。這樣，勢必造成大量的畢業學生在城市中延宕滯留，這對於國家建設的需要和知青自身的前途命運都是不可接受的。在這樣的形勢下，毛主席於12月22日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國家隨即確定了動員全部高初中畢業生上山下鄉的政策，用“一刀切”的方式解決特殊時期的這一大問題。

從以上對上山下鄉歷史的簡要回顧中，可以認識到：上山下鄉的直接原因是解決就業問題。而城市裡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的嚴重不足，則是由於那一時期我國所有制結構單一所造成。只要這種所有制結構不改變，即只要不放開和鼓勵支持個體經濟的發展，就業不足就會存在，上山下鄉就還會繼續。而上山下鄉能夠成為解決就業的一種途徑，是因為具有我國農村集體化這一前提條件，在這一前提下，插隊落戶成為真實的就業。從這一角度看問題，可以揭示上山下鄉的實質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促使和保證城市知識青年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建設者。這也是上山下鄉的意義所在。

三、上山下鄉歷史作用和影響評價與辨析

不論社會上對上山下鄉有什麼各種各樣的評價，首先，國家從沒有否定上山下鄉。因為上山下鄉實質上是達到了促使和保證城市知識青年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建設者的目的，與國家的教育方針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密切配合，這是必須肯定的。至於文革期間實行了帶有極端性的政策，後來出現了所謂“三個不滿意”②的局面，那也只是次要和支流的問題。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大喜日子裡，全國知青的楷模邢燕子，候雋榮獲全國“最美奮鬥者”稱號。在官方媒體的相關報道中稱：

【“在新中國波瀾壯闊的建設與發展中，廣大知青聽黨召喚、為國分憂、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為改變祖國“一窮二白”面貌而創立的塊塊豐碑，將永遠銘刻共和國的歷史上！”③】

這應是迄今為止國家對上山下鄉最為積極、最為肯定的評價。

上山下鄉歷時20年，涉及千萬人，是國家在一個時期實行的大政策，又似一場大運動。這一過程中的具體政策和作法，難免與知青個人的願望和要求產生矛盾，實際工作中的某些缺陷，也會給知青個人帶來痛苦的感受，這也是較長時期以來，很多以“傷痕”為基調，片面的、非客觀的貶低上山下鄉的論調和作品流行的原因，導致一些知青自己也不能正確的認識。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甚至利用這些負面的東西來抹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關於上山下鄉的一些模糊認識和一些片面的、失實的言論做一澄清，這是親歷者的歷史責任。

第一個問題，知青上山下鄉是自願的嗎？

50年代後期到1965年，這一期間上山下鄉的知青是自願報名的，這應沒有疑問。然而文革期間實行的全部動員上山下鄉，實際意味着別無選擇，那麼還是自願的嗎？認識這個問題，必須把知青個人的命運同國家社會主義建設聯繫在一起來考慮，必須認識到當時的這一政策也是由於某些不可避免的歷史原因所造成。由於上山下鄉符合當時國家建設的需要，歷史證明，也是知青人生道路上的正確選擇。因此，不論是文革前在“四個面向”中自願報名，還是在文革期間全部動員上山下鄉，都應認為是自願的。這也是現今國家對知青上山下鄉作出“聽黨召喚、為國分憂”高度評價的原因。

第二，知青是否接受了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毛主席講：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在另外的場合又說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於是就有人自以為是的認為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是說說而已，甚至是“開玩笑”。其實，毛主席的這兩段話是針對不同的兩個方面問題講的，並不自相矛盾。農民自身存在着文化低，自私和散漫的弱點，當然需要教育。即便是作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同樣需要有思想教育。否則，工人階級領導幹部階層中的有的人，就會放棄理想信念，成為腐敗分子。專業技術階層中的有的人，也會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即便是一般工人階層中的人，如果沒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可能違法亂紀。

在文革初期的政治運動中，青年學生暴露出脫離實際、狂熱盲從、個別甚至不顧大局，爭權奪利的缺點和錯誤，這些需要在實際工作中乃至艱苦環境去鍛煉才能改變和提高。毛主席講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其中也許有他的幾分擔憂，更多的是蘊含着他老人家的期望。而在當時，貧下中農（是農民的絕大多數）相對於知青來講，是可以使他們受到再教育的。

首先，從城市到農村的知青，需要向農民學習農業生產知識。其次，貧下中農具有的勤勞、艱苦樸素的品質也是知青應當學習的。更重要的是，貧下中農從舊社會到新社會經歷了翻身解放的過程，他們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這種思想感情突出的表現在貧下中農對農村集體化的擁護和堅持。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1975年召開的四屆人大將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寫入了憲法。當時的人們也許沒有特別在意，好似順理成章的事，殊不知，這個成果來之不易。它是新中國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走集體化道路的結果；是農民甚至全國人民在1959-1961三年困難時期忍飢挨餓也決不走回頭路的結果；是在其後的“農業學大寨”中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結果。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還是社會主義，離開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不可想象的。知青作為當時的農民的一員，自然而然的與貧下中農一起擁護了這一根本制度，這反映出知青的思想立場與貧下中農保持在了一起，實際也是貧下中農政治思想方面對知青潛移默化教育影響的結果。

第三，希望返城是對紮根農村邊疆艱苦奮鬥的放棄嗎？

“紮根農村（邊疆）幹革命”，是當時人們熟悉的口號，其實，這並非只是豪言壯語，也是一句在理的話。不紮根，如何能幹好工作，沒紮根，怎沒見到知青自行脫離返城。而所謂“紮根農村干一輩子”的說法，則完全是先入為主絕對化的說法，忽視了主客觀條件都會在過程中發生變化，因此，國家從來沒有這種倡導。

上世紀70年代，在全部知青已動員上山下鄉的情況下，城市工礦企事業單位由於生產發展的需要，又分期分批到農村招知青回城工作。已經有人回城工作的情況下，剩下的知青自然而然的會產生回城的願望。在一些影視作品中，對知青的這一思想行為有很多的表現。在電視劇《孽債》中，可以看到雲南支邊青年擁擠中抓住用繩子栓在窗戶上的公章自行給自己回城手續上蓋章的刺痛人心的場景，而這並非虛構，但卻極易形成誤解。迫切的希望回城是對紮根農村邊疆艱苦奮鬥的放棄嗎？這個問題不弄清楚，就不能有客觀的評價。

我們就從知青大返城的肇始，1978年雲南支邊青年請願事件來作分析。當年的這一事件之所以從開始時要求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發展為集體罷工要求返城，根本原因不在知青方面，而在於從兵團到農場領導方面長期重生產，輕生活僵化的觀念帶來的後果所引起。這裡並不是指責的意思，而是說，由於歷史慣性使然，好的傳統被當做包袱背起來了。

上世紀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初期，美國在越南擴大侵略戰爭，直接威脅到我國的安全。當時大批知青奔赴邊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確有屯墾戍邊的需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努力生產，艱苦奮鬥是知青能夠理解和實幹的。但是這種局面不可能長期不變，實際上，曾有過兩次調整的時機。一次是1973年，美國被迫從越南全部撤軍，抗美援越取得了勝利，中國西南方向的戰爭威脅解除了。次年，兵團建制撤銷，改為國營農場，這應該為調整生產生活關係比重提供了可能。再後來，1976年文革結束，重視改善人民生活已提到議事日程上。但是在形勢已發生大變化的情況下，支邊青年卻仍沒有看到生活困難狀況發生大的變化，不滿情緒終於大爆發，由要求改善困難條件到乾乾脆脆要求返城。支邊青年用決絕的行動，給了僵化的觀念一記重擊，促使政策急促地發生改變。要求返城不是對紮根的放棄，對於已經在邊疆艱苦奮鬥那麼多年的一批人，還能說他們害怕艱苦嗎？那是對他們的苛求和不公平，支邊青年的內心如何釋然？後來的事實表明，大批支邊青年的離開，農場生產並沒有癱瘓。可見，支邊青年是可以走了，他們是在完成了“為祖國建設種橡膠”的光榮任務後離開的。

農村的情況也是如此，70年代我國農村的人口快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越來越明顯，農村的初中義務教育正在普及，原來的歷史條件已發生大變化。改革的大幕正在開啟，不久，中國農村將以超過大返城知青人數的十倍二十倍的規模向城市轉移勞動力。下鄉知青的確也可以走了，他們是在完成了祖國賦予的任務後返城的。歷史欠缺他們的是原本應該更加光榮的離開，而歷史也已經證明，知青無愧於“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一代人。

第四，上山下鄉對改變農村落後面貌的影響

上世紀50年代，毛主席高瞻遠矚指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後來一批批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用實際行動實現了他的構想和期望。千萬知青用青春匯集的力量，使中國農村自古以來的落後面貌在一個不長的時期內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知青不僅同農民一起進行日常的農業生產，而且發揮自己的文化知識長處，積極參與農業科技試驗，技術推廣，提高科學種田和農業機械化水平。

尤其在普及農村中小學基礎教育方面，由於有了知青這支文化隊伍，全國農村迅速建立了幾十萬個小學，初中，成千上萬名知青擔任了民辦教師，全國城鄉兒童入學率由60年代的40~50%，快速提高到90%以上。到西雙版納旅遊，寨子裡年青的導遊給遊客講：她的媽媽心中一直尊重的人是“知青老師”。不用說，這是當年的農村娃對最先教她讀書寫字，打開她心靈之窗的人的真感情，也是當年知青在農村廣闊天地里大有作為的印證。

上山下鄉還顯著的改變了農村邊疆醫療衛生落後狀況。很多知青經過短期培訓和自學成為不脫離村社的赤腳醫生，可以解決農村常見病的預防和治療。中國農村在整體尚未脫貧的狀況下，卻能初步解決農民看病的大問題，知青起到了大作用，創造了大奇蹟。

有了知青這支文化隊伍，農村的文化娛樂普遍開展。當年，各個公社，農場都曾有知青的文藝演出，讀書讀報是知青的日常任務，田間院落經常能聽到知青歌聲，農村的精神面貌提高了。知青將勤洗勤換、刷牙漱口的衛生習慣，和穿衣打扮、自由戀愛等文明理念帶到農村，影響了農民，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改變了農村的社會風貌。

上千萬知青從城市到農村邊疆，這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城鄉大遷徙、大交流、大融合。其對縮小城鄉差距，改變農村落後面貌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巨大而深遠。

第五，上山下鄉對知青的影響

最常見的說法是失去了在學校學習的機會，“該讀書時沒讀書”。客觀的講，這對知青中的一部分人的確如此。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初中畢業生總會有一部分人升入高中，高中畢業生總會有一部分人升入大學，都上山下鄉，原本有機會讀書的這一部分人的理想破滅了，人生的命運因此而改變，不能不說會令人感到傷感。既然升學原本就是一部分人的可能性，因此，整體上講，失去了在學校學習機會的說法也是不成立的。拋開個人的感受，並歷史地看，實際上，從1971年開始，大專院校恢復招生。到1976止，共計有近百萬工農兵學員進入大學學習，絕大多數都是知青。同期還有未曾統計數量的知青招收到中專技校學習。事實說明，上山下鄉剝奪了知青在學校學習的機會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另外，上山下鄉是長時期、涉及上千萬人的大運動。其實際工作，從安置、管理、工作安排，到招工招生各方面都出現過不少問題，這使知青感到挫折和痛苦，甚至有的受到人身傷害。這些問題的存在，以至於毛主席親筆給知青家長李慶霖回信：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並講：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全國地方各級都進一步加強了知青工作，不僅對傷害知青的人和事進行了有力打擊，調整制定一些更加合理有利的政策，確保上山下鄉健康穩定進行。甚至不惜人力物力，由城市企事業單位抽調人員到知青所在地任“帶隊幹部”，協助當地知青工作，着力解決知青的具體困難。這些都說明，黨和國家對知青是關心的，這是事物的主流。正因為如此，知青並沒有成為“毀掉的一代人”，而是在艱苦歲月中鍛煉成長為有作為的一代人。他們中的最優秀的代表，在本世紀20年代初，成為黨和國家最高層領導人，擔負起領導全國人民在新時代奮鬥前行的歷史重任。

四、結語

上山下鄉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如同奔涌而出的一段歷史潮流。是由當時的歷史原因作用而起，又在某個歷史節點戛然消退。投身這一歷史潮流的知青一代人，因此而將自己的命運同國家建設發展聯繫在一起。不論他們個人交出了怎樣的答卷，從整體上講，他們都無愧於“艱苦奮鬥、無私奉獻”的一代人。

因為上山下鄉，走出校門的學生青年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者，建設者，為共和國大廈添磚加瓦；艱苦的鍛煉，使他們體格成長，思想升華，得以終身受用；共同的經歷，讓知青結下了戰友的情誼；汗水灑下的地方，成為知青的第二故鄉；與農民朝夕相處的日子建立的感情，是城市與農村的紐帶和橋梁。

上山下鄉，是知青永生難忘的人生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