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爾曼·白求恩只是我們樹立的一個難以企及的榜樣，因為資本主義社會沒有絕對的醫德可言。

今日的中國，“國際主義精神”、“共產主義戰士”、“共產主義理想”早已成了市儈、庸人們嘲笑譏諷的名詞和空泛、乏味的官話。

很多中國老百姓心目中，他只是一個好心人，像個外國志願者。

實際上，白求恩並不簡單。他是多倫多大學醫學學士畢業， 英國皇家外科醫學會會員 ， 臨床研究生 ；26歲時獲得醫學博士學位，32歲時獲英國愛丁堡皇家醫學獎；曾任蒙特利爾皇家維多利亞醫院胸外科醫師和聖心醫院胸外科主任， 加拿大聯邦和地方政府衛生部門的顧問 ， 美國胸外科醫生協會的五人執委之一 。發明改進過二十幾種醫療器械，由美國費城皮林父子公司特許專利生產，有些器械現在還在使用。

1924年，他在美國底特律開私人診所，買下豪華別墅和汽車，加入了高爾夫俱樂部。

但是他卻發現底層人民根本就不敢看病，也看不起病，很多人被本可治癒的疾病拖死。

三十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美國四分之一的勞工都失業了。成千上萬人饑寒交迫，加拿大卻在焚燒小麥，美國把牛奶倒進河裡，把棉花翻耕入土。

白求恩在日記中寫到：

“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復原而窮人死亡。”

“我已經成了一個嚴密制度的俘虜，這是一個大家互相照顧的制度：普通醫生給我送病人，我給他們送回扣，專科醫生按病人的家底儘量多收費，再把利潤分出去，就這樣敲病人的錢維護這一制度。”

“這很簡明地說明了經濟學和病理學的密切關係。”

這時候的白求恩，還是一個富裕的外科大夫，早實現了財務自由，對於很多人來說，一生走到這一步也就夠了。

1935年8月，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在蘇聯召開，白求恩看到了蘇聯公共衛生人民委員會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醫療制度”——全部免費和覆蓋全員、由國家財政負擔的福利醫療體制。蘇聯新憲法第42條和蘇聯及加盟共和國衛生法第4條規定：“國家保證對所有居民提供免費的高質量的醫療服務。”蘇聯醫療保健制度建立在勞動者都能享受免費醫療的原則之上，醫療保健事業由國家經營，所有費用由國家負擔。

回國後，白求恩參加了加拿大共產黨。

他用分娩和產痛作比喻,為俄國革命和蘇聯制度辯護，他從醫學專業的問題出發,卻得出了社會學結論：

保護健康的最好方式，就是改變產生不健康的社會經濟制度,消滅愚昧、貧困和失業。

“讓我們把盈利、私人經濟利益從醫療事業中清除出去，使我們的職業因清除了貪得無厭的個人主義而變得純潔起來。讓我們更多地討論醫療事業與國家的關係，討論這一職業對人民的責任，討論我們生活於其中的經濟和社會制度。讓我們承認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和社會問題，而不是技術和科學問題。”

——1936年的演講《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

白求恩的這次演講，是在蒙特利爾內外科學會舉辦的醫學經濟學專題討論中發表的。當天，其他發言人都反對社會化醫療，唯有白求恩為之大聲疾呼。

西班牙內戰期間，白求恩參加國際縱隊，創辦了一種裝在汽車上的野戰急救系統。這個東西就是 野戰外科醫療方艙（MASH）的雛形 。

在中國，他發明了一種牲畜馱運的“盧溝橋”木架，可以在野外很快布置起一個簡易手術站。

據說戰地輸血在中國軍隊野戰外科史上第一次取得成功 ，就是白求恩在山西五台縣實現的。

白求恩親自參與創建了晉察軍區衛生學校（該校後來發展成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白求恩醫務士官學校），並親自製定教學方針和教學計劃，親自修訂教案、授課。

他寫下了 《游擊戰爭中師野戰醫院的組織和技術》為代表的20多種醫學教材 ，創新了培訓模式，組織“特種外科實習周”，將一大批醫護人員快速培訓成戰時急需的醫務人才。

在冀中，他還創作了兩篇小說《創傷》和《啞彈》。

在延安傳說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人。從1938年2月抵達武漢開始為傷員手術，在韓城、延安、賀家川、晉察冀、冀中，施行手術上千例，檢查傷員無數。僅齊會戰鬥一次，他連續三天三夜不休息，69小時做手術115例。

“白求恩對醫護人員的要求到了嚴苛的程度。”

年過六旬的王永革是白求恩的助手王道建之子，在白求恩逝世75周年紀念活動現場，他給記者轉述了自己父親的一個故事：在一次白求恩檢查傷員情況時，發現一位傷員傷口沒有處理好，他大發雷霆，問道：“這個手術誰做的！”王道建站了出來。

白求恩怒不可遏地咆哮道：“你離開這裡！你不配做醫生！”——在白求恩英文傳記里，這裡使用的“離開”，其實完全可以譯成“滾”。

王道建的領導通過翻譯反覆向白求恩解釋：王大夫是放牛娃出身，業務確實不精通，但是人品好、愛學習，是個好同志。經過反思，白求恩向王道建連連道歉：“是我不對，我是法西斯，我不該罵人。”後來，王道建成了白求恩最滿意的助手之一。

他終於犧牲在中國的大地上，犧牲在抗日戰爭紛飛的炮火中。

彌留之際，他對身邊的同志說：“……我相信，中國人民一定會獲得解放，遺憾的是，我不能親眼看到新中國誕生了……”

白求恩的遺囑：

親愛的聶司令員:

我今天感覺身體非常不好，也許就要和你們永別了！

請你給(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蒂姆·布克寫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倫多城威靈頓街十號。告訴他們，我在這裡十分快樂，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貢獻。

請求國際援華委員會給我的離婚妻子撥一筆生活款子，或是分期給也可以。在那裡我(對她)所負的責任很重，決不能因為沒錢而把她遺棄了。向她說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時告訴她，我曾經是很快樂的。

兩張行軍床，你和聶夫人留下吧，兩雙英國皮鞋也給你穿了。

馬靴和馬褲給冀中區的呂司令。賀龍將軍，也要給他一些紀念品。……

醫學書籍和小鬧鐘給衛生學校。給我的小鬼和馬夫每人一床毯子，並另送小鬼一雙皮鞋。

照相機給沙飛，貯水池等給攝影隊。

每年要買二百五十磅奎寧和三百磅鐵劑，專為治療瘧疾和極大多數貧血的患者。千萬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帶購買藥品，因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