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活着，他已經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卻還活着。

――臧克家

考察魏巍的文學生涯和人生歷程，我最為強烈的感受是：他首先是一個革命者，其次才是一個作家；他的一生與中國革命的興衰沉浮並行不悖、高度重合，可謂生死相依、榮辱與共。

1920年3月6日，魏巍出生於河南鄭州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少年入平民小學，後就讀於鄉村簡易師範，15歲時父母雙亡，靠謄寫為生。1937年12月，17歲的魏巍從鄭州隻身赴山西趙城縣八路軍一一五師軍政幹部學校參加八路軍。該校後來併入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1938年，魏巍隨營學校併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為第三期學員。1938年4月，魏巍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抗大畢業後， 被分配到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魏巍始終在戰鬥部隊任職， 在戰火中成長，在戰鬥中進步。1949年4月，魏巍被任命為晉察冀野戰軍騎兵第六師第十六騎兵團政委。這個團是傅作義起義部隊改編過來的，成分非常複雜，有些官兵起義並不十分情願， 魏巍在這個團工作十分危險。上任前，他作了最壞的打算， 把那個時期他寫的詩稿交給了在晉察冀軍區工作的好友、作家孫犁代為保管。魏巍曾經說過，他不死，詩不死， 此去如不歸， 詩也不會死掉。後來，孫犁把魏巍的這些詩選編好，並於1951年出版。1950年5月， 魏巍調到總政治部，任學校教育科副科長、創作室副主任。從此，魏巍離開作戰部隊，走上了專業作家和文藝戰線的領導崗位。1950年，魏巍調入解放軍總政治部時恰逢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他三次奔赴朝鮮戰場採訪。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隆重推出《誰是最可愛的人》，毛澤東主席隨即批示“印發全軍”。

從以上履歷可以看出，魏巍是由一名革命戰士，經歷長期革命戰爭洗禮後成長為作家的。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與魏巍有類似經歷的作家還有很多，他們大都出生於1920年代至30年代，青少年時期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在戰鬥中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逐步成長為一名作家，而且差不多都於50年代登上文壇，創作出了一批有影響的作品，例如《鐵道游擊隊》的作者劉知俠、《白毛女》的編劇賀敬之、《紅日》的作者吳強、《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七根火柴》的作者王願堅、《黎明的河邊》的作者峻青、《苦菜花》的作者馮德英、《閃閃的紅星》的作者李心田等。文學史上將這些作家稱為“革命作家”。他們曾經與《延安文藝座談話上的講話》之後湧現的丁玲、趙樹理、周立波、李季等作家一道，構成了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黃金時代最為厚實和搶眼的底色。

與其他革命作家相比，除了那些共性外，魏巍的經歷和創作還有其鮮明的特殊性。

迄今為止魏巍最為知名的作品無疑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但那不過是一篇不足三千字的文藝通訊（或稱報告文學），按當今流行的觀念看，稱不上嚴格意義的純文學作品，政治影響大於文學影響。真正能夠夠奠定魏巍作為“純文學作家”地位的只能是《東方》。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如果說有哪一部作品從創作到出版，橫跨“十七年文學”“文革文學”和“新時期文學”三個時段的話，除姚雪垠的《李自成》外，恐怕就只有魏巍的《東方》了。作者本人對這部小說也十分看重。據曾經與魏巍過從甚密的軍旅詩人（文革時期稱為“戰士詩人”）胡世宗回憶，魏巍對於“寫一部長篇的念頭，1953年春天他二次赴朝時就在胸中強烈地鼓脹着了。”他曾說，“與抗美援朝偉大戰爭相適應的應該是一部鴻篇巨製，僅僅寫出《誰是最可愛的人》遠遠不夠。”（胡世宗：《為大時代吹響號角的人》）1959年2月，魏巍在河北邢臺駐軍的一個師部駐地，正式開始了這部長篇的寫作。1963年至1965年夏完成《東方》40萬字的創作，1973年開始第三次續寫。1978年9月，《東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分上中下冊出版。

從題材看，《東方》可視為《誰是最可愛的人》的續篇，屬於“革命歷史題材”，但又不是一部單純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作品。這部長達七十五萬字的小說結構宏大，視野廣闊：從縱的方面寫了朝鮮戰爭的全過程，從橫的方面圍繞朝鮮和祖國前後方兩條線展開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前線主要落筆寫一個團，更集中寫一個連，後方主要寫冀中平原的一個村莊鳳凰堡的土地改革鬥爭——小說中的主人公及一些幹部戰士就是這裡的人。魏巍試圖通過這兩條線索的描寫，來反映新中國的成立和抗美援朝戰爭給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帶來的歷史性巨變這一史詩性主題。他曾經自己解釋過《東方》這個書名的含義：“自從中國革命突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之後，今日之東方已非昔日的東方了，人民在這裡站起來了，他們顯示了自己的力量，並還有未顯示出的潛在力量，這個力量無窮之大。……”如果進一步引申，還可以讓人聯想到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展望中國革命高潮即將到來時，那段充滿詩意和激情的預言：“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東方》出版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並於1982年榮獲首屆茅盾文學獎。魏巍的聲望和文學地位也隨之達到巔峰，擔任了北京軍區文化部長、北京軍區政治部顧問以及《人民文學》編委等一系列重要職務，成為部隊文化行政工作和“文藝戰線”的領導者。《東方》之後，魏巍又創作出版了反映紅軍長征的小說《地球的紅飄帶》及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火鳳凰》，影響都不及《東方》。此時正值80年代中期，隨着改革開放的發展和西方文化的湧入，中國的人文知識界也紛爭不斷，矛盾頻發。魏巍對錯綜複雜的現實感到憂慮，開始把精力和關注點從文學轉到社會思潮等領域。早在1980年，魏巍就同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黃鋼一起創辦了《時代的報告》雜誌，由於辦刊思路被當時改革派主導的主流輿論界視為“奉行了‘文革’時代的思維方式”，引起高層的重視，不久，《時代的報告》被勒令停刊。戰士出身的魏巍深感“陣地”多麼重要，此後不久，經過多方奔走，魏巍終於和著名文藝理論家林默涵一起共同創辦了後來名噪一時的所謂“左派”雜誌《中流》。

1988年至1990年代中後期，正是中國社會和文化思想界風雲激盪、各種思潮觀念發生激烈碰撞和蛻變的一個時期，“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爭議和交鋒，從知識界蔓延到政治高層乃至社會大眾。《中流》和《真理的追求》被當做“左派”兩大陣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真理的追求》偏重社會科學，《中流》偏重文藝；作為《中流》雜誌的靈魂人物，魏巍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起初，《中流》和《真理的追求》的影響只限於知識界和文化界及一小部分左翼群眾，其真正產生廣泛影響，是從刊發一系列批評和反對“資本家/入黨”、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文章開始的。如《真理的追求》2000年第6期《資本家能當勞動模範嗎？》，《關鍵在判定私營企業的所有制屬性——在私營企業主應否評選勞模問題上分歧的實質》，2000年第8期《共產黨員要在勞動與剝削之間劃清界限——談談為什麼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2000年第11期《私營企業主不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再論資本家不能當勞動模範》，2000年第12期馮寶興的《我們究竟要建成一個什麼黨——評一些地方擅自吸收私企老闆加入共產黨》，《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加入共產黨》，《不能評選私營企業主當勞動模範》，《資本家不是勞動者》，2001年第1期刊登《工人階級的政黨豈能吸收資本家》，以及魏巍在《中流》發表的《在新世紀的門檻上》等。

這些文章所持立場與當時一批鼓吹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理論的主流學者大相徑庭，不僅如此，一批以《真理的追求》《中流》為中心，以捍衛“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共產主義信仰為己任的老幹部、老作家和學者，還聯名給中央領導人寫信，公開表示反對其提出允許資本家/入黨的“七一講話”。這就犯了大忌。不久，《真理的追求》和《中流》雙雙停刊。魏巍不僅再一次丟失了“陣地”，而且還被軟禁在醫院，一度失去了行動的自由。

曾寫出過影響幾代中國人的紅色經典《誰是最可愛的人》的 “部隊文藝戰線領導人”魏巍，被扣上“反對/改革開放”和“極左”的帽子，成為了“政治異見人士”。這一身份的轉變，無疑是耐人尋味的。

在這之前，魏巍一直以“黨的文藝戰士”自居，無論在工作中，還是創作上，他都自覺地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滿腔熱情地謳歌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長期革命生涯在他的腦子裡形成了一種觀念：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帶領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從某種意義上說，黨是真理的化身，服從黨就是服從真理，服從理想信念。但現在，這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動搖了。他對黨在新時期的方針政策產生了牴觸、懷疑。他認為這些方針政策同黨的最高宗旨——實現共產主義——是背道而馳的。他按照黨章賦予的權利向黨的領導人提出意見和批評，卻受到了嚴厲的斥責乃至處分。作為一個參加革命幾十年的老黨員，他感到困惑、迷茫和痛苦。到底是自己錯了，還是中央錯了呢？這個疑問在魏巍腦子裡盤桓不去。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對自己，對黨和國家，對歷史和現實，對“文革”和改革……由此,曾經在體制內“紅的發紫”，德高望重的著名作家魏巍從主流文壇淡出，停止了“純文學”意義上的創作，開始寫作大量的社會評論和時政隨筆、雜文，並經常參加或公開表態支持一些左翼團體和群眾的活動，逐漸以一個異議分子的面目出現在公眾視野。

在這個階段，魏巍最有代表性的雜文和評論有《認識真理要時間，認識毛主席更需要時間》《誰是最可恨的人》《在新世紀的門檻上》《對未來革命的幾點思考》等，涉獵的議題既有全社會普遍關注的腐敗問題，也有反映底層民眾疾苦的“黑磚窯事件”，當然，更多的還是對新中國改革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深入反思，以及中國向何處去的宏大命題，內容十分廣泛。

在談到蘇東劇變時，魏巍曾經感慨地說：“一個建立起社會主義數十年的國家，竟然會遭逢資本主義/復辟的命運，這是出人意外的，甚至是一般人想也沒有想到的。能夠清醒地看到這種危險的，只有極少數人，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澤東。他遠在1956年就預見到了這種危險的萌芽，並起而抗爭，這就是為期十年的中蘇論戰，也就是那場著名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今天回頭看來，這場鬥爭的意義是何等重大何等深遠啊！也許只有列寧當年反對第二國際老修正主義者的鬥爭才能與之相比。可惜這場鬥爭未能取得當時蘇共隊伍內部更廣泛的響應，以致蘇共的修正主義勢力坐大，積重難返，形成了今天的悲劇。這不能不引為共運歷史上的沉痛教訓。”

魏巍還對中國主流知識界流行的所謂“補課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一個時期以來，一種流行甚廣的修正主義/理論就是‘補課*論’。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其論據是，現在的社會主義國家，例如俄、中等國都是原來經濟、文化落後，資本主義尚未充分發展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不應當發生而發生的，都是不滿月的‘早產兒’和‘畸形兒’(這話從他們的老祖宗考茨基一直講到現在)。因此，重新補上這一課作為一個必要的階段是不可少的。這就是被人稱之為的‘早產論’和‘補課論’。‘補課*論’在我國的廣泛流傳，決不是偶然的。它其實不過是‘愛資病’患者拒絕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藉口罷了。這種‘理論’危害甚烈，流傳甚廣，是必須深入批判的。”

魏巍的觀點十分尖銳，擲地有聲，但他並不悲觀，而是表現出堅定而樂觀的鬥爭精神：“已經嘗到社會主義甜頭並已成為國家主人的工人農民，隨着他們主人翁政治地位的喪失和生活的惡化，以及面臨的生存的威脅，是不會長期沉默的。那些深受馬列主義教育的有覺悟的共產主義者，也必然會重新凝聚自己的力量，再度堅強地團結起來，領導人民群眾，向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進行堅決的鬥爭。應當指出，在這場鬥爭中，毛澤東的反*修防*修、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革命理論，將是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這些武器將把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武裝起來，進行義無反顧的鬥爭。儘管這種鬥爭將會再遭到鎮壓，但有經驗的革命人民，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地方再度首先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是可以期望的。新世紀將仍然是一個艱難鬥爭的世紀，也將是一個重新掀起世界革命高潮的世紀。讓我們勇敢地迎接這個有希望的世紀吧！（魏巍：《在新世紀的門檻上》）

這篇文章寫於1999年7月，距今已經整整二十年。只要想到今日中國和世界業已陷入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狂歡，我們就不能不敬佩魏巍的敏銳眼光和深刻洞察力。

當然，魏巍這些與主流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充滿批判鋒芒的文章，是難以見容於主流媒體的。事實上，自從《真理的追求》《中流》停刊後，中國就不再有一家“左派”雜誌，所謂主流知識精英其實就是“右派”；偌大中國，所有報刊都掌握在右派們手裡。魏巍早已與主流文壇分道揚鑣，那些從前的文學同行視其為異類，一些曾經的朋友也離他而去，昔日門庭若市的“府上”，已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理論家們談論新時期文學成就時，也有意無意地將魏巍的《東方》“忽略”掉，即便提起，也認為這部作品受“極左思潮”影響，將其“打入另冊”。與此同時，右翼精英們通過其掌控的媒體不斷地抹黑和詆毀他，每次提到“魏巍“，都冠以“極*左”“老左”等稱謂。教育部統編中學語文教材竟然把《誰是最可愛的人》拿掉了，一同被逐出語文課本的還有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等作品。此時的魏巍已經徹底邊緣化，文章也無法在主流媒體上發表出來。作為一個以筆為武器的戰士，他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和屈辱。但這種痛苦和屈辱，不是像某位評論家所說的“落寞”，而是一種失去武器和陣地的戰士的憂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