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田基本建設
合作化時期建設了大量的農田基本設施，這些建設一般由縣或更高層級單位計劃、實施的工程規模較大，且通常由固定的年度工程隊來施作。由縣、省，或甚至國家（中央）政府出資，但大隊/公社也派出固定的年度工程工人以分擔成本，這些工人在其原單位里依然持續得工分，並且有縣政府或更高層級的政府所發給的小額日常補給品。從1957至1978年，國家對農業的投資占其全部投資的百分比從7.8%上升到12.5%。
有國家的投入做保障，廣大農民以巨大的熱情投入到這場與天地奮鬥的運動中，農民的工作日延長到冬季，總天數從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250天。
正是國家的支持和農民的辛勤勞作，全部耕地中的灌溉面積比例，從1952年的18.5%增加到1957年的24.4%、1965年的31.8%以及1979年的45.2%。這些成就為中國農業的不斷增長提供了長遠的積極作用，也大大提升了農業的抗災害能力。
侯永祿在《農民日記》也記錄了農民參與水庫建設的豪情壯志：
1960年3月6日
1960年春節剛過，大隊的老八溝水庫工程馬上上馬，縣上1959年冬開工的白家河水庫工程、1959年10月開工的白家莊鐵路工程也開始上馬。
只見工地上，千百個民工精神振奮、熱氣騰騰，青年們駕車轅飛跑、毫不知乏，老漢們精身子輪钁，毫不示弱。興元高興地說：“初來時山是高山，溝是深溝，短短4個月，高山變矮了，深溝填平了。真是喝令高山低頭，迫使河水讓路啊！”
可惜的是，這些水利設施80年代後開始荒廢。由於糧食收購價格提高[①]而增收的農民，很快用這筆錢修建了房屋。當時的農民，四處在建新房，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與之相伴隨的是：
1979年-2004年來流失土地相當於全部農地的7%；
1976年-1987年，使用有機肥的土地面積減少了60%|；
1980年前，灌溉面積以每年800-1000萬畝增加，1980年後，極少再新建，舊灌溉系統也年久失修。
觀察國家的農業基本建設占總基本建設開支的比例也許更能說明問題，這一比例在二五~五五計劃時期分別為11.3%、10.7%、9.8%與10.5%，而在改革開放後的六五~八五計劃（即1981-1995年）中卻大幅下降為6.2%、3.2%與3.0%，投資大幅減少使得先前建立的84000個蓄水池中有三分之一在帶病運行。
二、農業生產現代化
早在1960年代中期，在國家的計劃引導下，農民開始發展五種小型的鄉村工業──肥料、水泥、小型鋼鐵、農業機械與發電站，農村逐步積累了農業生產現代化所必須的機械設備。但是，合作社一旦瓦解，個體經營的農戶並不需要先進的機械設備。在1980到1986年間，全國有機械耕作的土地減少了11.1%。以豫西某農村為例：農民把生產隊幾十年來購置的農業機械如柴油機、打麥機、拖拉機、收割機等按廢銅爛鐵賣掉，耕作方式又回到了牛耕手種時代。1986年該縣原有的101台大中型拖拉機只剩下4台。[②]
三、先進的生產激勵機制
在初級社和高級社，農民的收入由工分體現。工分怎麼評才能更有效地調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資產階級經濟學一直沒能解決生產激勵的機制，在中國農民面前卻不成為問題。大寨的評選方法最簡單也最有效，農民是歷來反對煩瑣哲學的：“大寨原先是天天評，後來一月一次，可這也覺得太麻煩，最後就成了半年、一年一評”。一年一評就定一年的工分，大寨普通農民說：“沒有其他想法，你都是掙工分，你都得生活。那會兒就是一天兩擔飯去地里，大早上起來就走了，吃了你還得干。中午還是擔飯，趕黑夜才能回了家。”[③]
同時，工分制公開地記錄和承認婦女的勞動，使她們在公共空間中占一席之地，更是極大地激發了婦女的生產熱情。一位學者真實地記錄了她的大姨對那段時光的懷念：大姨的回憶帶着一種興奮和無奈的嘆息。當年，苗條的她挑過滿筐的河泥，人們開玩笑說她“水蛇腰”。回想起這些，大姨臉上蕩漾着笑。集體勞動里她得到了某種承認和自豪。[④]
四、醫療衛生事業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發出“六二六”指示，要求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從此，中國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
通過群眾運動搞衛生事業，1950年代後期，重大的疾病如瘧疾、腸道寄生蟲、血吸蟲病、呼吸道疾病、梅毒、傷寒與肺結核等，不是被消滅就是受到控制。
通過合作醫療體系的建立，在生產隊有赤腳醫生處理小病，大病則送至大隊診所或是公社/縣的醫院，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的問題。
經過多年的建設，鄉村地區醫院的數量在1949-1957年間增加了近4倍，1957-1965年間又增加超過4倍，1965-1978年間又再增加4倍；1930年~1979年，農民的預期壽命從35歲到64歲，嬰兒死亡率從156‰減少到56‰。
但是改革開放後，合作醫療體制迅速瓦解，2002年，僅5%的鄉村居民參加了合作醫療保險；1950年代以經消除了的許多傳染病，諸如肺結核、血吸蟲病與其它傳染病，已經大規模地重現；除此之外，還出現了因環境污染而產生的疾病的衝擊。根據一項在豫西農村的調查顯示：得重病有能力到大中型醫院治療的只占11%，借一部分錢能到大中型醫院治療的占30%，沒有能力到大中型醫院治療的占50%，兒童正常防疫都不能完全保證的占9%。
5、教育事業
仍然以豫西某農村的調查為例：
1949年全縣只有1所初級中學、141所小學；
1969年底，該縣建起7所高級中學、64所初級中學，小學也猛增至500所；
1979年底，全縣28所高級中學，134所初級中學，634所小學；
到此為止，全縣形成了完善的高中、初中和小學教育體系，但是改革開放後，教育資源迅速集中，學校數量急劇減少。
1989年底，全縣4所高級中學，44所初級中學，231所小學；
1989年該縣的入學率除小學還維持在90％以外，初中的入學率已由1979年的59％降到49％，高中已由1979年的50％降到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