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編者按】蒯大富是文革期間的紅衛兵“五大領袖”之一，對於文革初期紅衛兵運動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本文中，蒯大富回憶了自己投身文革的動機和過程，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文革當中的“造反派”是如何產生的。造反派的產生，並不是像主流所描述的那樣，是一種非理性的個人崇拜的產物，而是文革初期“工作組”等當權官僚對學生和工人進行壓制和迫害的結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只有從這種角度出發，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文革當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複雜矛盾和鬥爭。
積極投身文革
文革初始，我對清華黨委和蔣南翔是保的，肯定是保的。大概1966年6月3、4號，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去了，旗幟很鮮明，是保蔣南翔的，題目叫 “捍衛清華黨委，就是捍衛黨的領導；捍衛清華方向，就是捍衛社會主義”，那旗幟多鮮明啊。不過我很快就感覺自己不對頭了。當時研究《解放軍報》社論，《人 民日報》社論啊，左一篇右一篇連篇累牘，說資產階級統治教育領域……修正主義分子就在我們身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 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後來，我們班的同學孟家駒和我商量，說我們這種態度對不對啊？萬一校黨委真有問題怎麼辦？應該抱着對革命負責任的態度，考驗考驗 清華黨委吧。
我們的立場很快就轉變了，寫了“也向校長質疑”的大字報，提了幾個問題，肯定是質疑的態度了。當時我在清華廣播台工作嘛，在給校黨委貼了大字報以後，廣播台的台長就通知我：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參加文化革命吧。就把我趕出廣播台了。
很快，工作組就來了，他們一入校就表明反對校黨委。校黨委“靠邊站了”。不過蔣南翔對給他扣的帽子一直不認賬，毛主席不是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 嘛，他就不同意。他說，文化革命前清華大學也是毛澤東思想占主導，怎麼能是黑的呢？不可能黑！你得佩服蔣南翔在清華搞得特別好。比如北大吧，起來反黨委 的、貼反陸平大字報的聶元梓，就是校黨委委員、系黨總支書記，這在清華絕對不可能。工作組進校之前，清華沒有一個黨支部書記、更不要說總支書記起來造反 了。蔣南翔以前就提倡做“永不漏氣的發動機”，那真正是做到了一點氣不漏。清華絕對是鐵板一塊，內部沒有反的。後來，工作組進校，大家抵擋不住才垮的。
工作組開始對我還是挺好的。工作組來了我特得意，就殺回廣播台去了。到廣播台我臨時寫了一個稿子，歡迎黨派工作組來清華大學。後來，我就播放“毛主席派人來”那首歌，非常歡欣鼓舞，非常擁護工作組。
6月13號左右，北京新市委來人到清華，宣布由工作組代替清華黨委行使職權。但是工作組他們的做法，和我們理解的毛主席放手發動群眾的做法差得比較 遠。他們強調領導，強調秩序。工作組的個別幹部還發表了一些言論，說“群眾是一群烏合之眾，像一群羊一樣”，說群眾運動不能這樣搞、不能那樣搞。我感覺不 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我當時是我們班的文革小組組長，我就認為工作組對群眾運動的理解和態度不對。6月16日，我和孟家駒就 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工作組往哪裡去？”。很多同學都在那兒看。大約是6曰19日，薄一波到清華來看我那張大字報。當時誰也不認識薄一波，只是看他像個 當官的。他問，這張大字報誰寫的？正好我就在旁邊。有同學多事，就說：蒯大富寫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就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我叫蒯大富。他 說：大富？這個名字不好。我說：這個名字有什麼不好啊？他說：大富？你想發家致富啊？我說：不對，大富是國家發家致富，是國家富強的意思，資本主義是小 富，只有社會主義才是大富。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不告訴我。我說，這就不平等了，我告訴你了，你怎麼不告訴我啊？他說我走了以後，你們就知道了。他說能問 問你是什麼派嗎？我說，自己怎麼能給自己劃定？他說，別謙虛嘛，你認為你是哪一派嘛？我說，那我認為我是革命左派。他用手比劃着說：這個左派啊，左的太過 火了，就跑到這（右）邊了。我們都笑了。
大約6月21號，我又在其他同學的大字報上寫了這麼一段批語：“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鬥爭，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斗，把它奪過來了。現在， 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一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句話，後來工作組為此 不知批了多少次，說蒯大富想奪權。我覺得，那時我對毛主席的文化革命理論吃得比較透，核心就是革命政權嘛。政權問題是首要問題，學校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中 央有赫魯曉夫式的修正主義分子，就這兩個思路。這個思路正好就符合毛主席發動文革的思路。
激辯工作組
我的大字報引起了工作組的重視。也是6月21號，管我們班的工作組成員曹欣通知我說，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參加你們班的座談會，你們準備一下。王光美 同志參加我們的會，豈不是天大的事。後來才知道，當時王光美是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化名小何，秘密地住在清華的甲所。他們本來想創造一個新的“清華經 驗”，像指導“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一樣，來指導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時王光美在我們心中威望很高，我們對她也很信任。我就趕緊發動同學把屋子打掃干 淨，準備好開水。但是下午會議開始的時候，來了一個女的。大家並不認識王光美，她也沒介紹，就坐下參加座談會。因為我們班對工作組意見很大嘛，就提了好多 意見。會議結束，她臨走的時候說：我是工作組的，我姓崔。什麼也沒解釋，然後就走了。當時同學都很氣憤，不是說王光美同志來嗎，工作組其實是想騙我們啊， 摸情況、摸材料來了？
我就又貼了張大字報，題目是“葉林同志，這是怎麼一回事？”葉林是工作組組長嘛。這件事一公布出去就轟動了，因為工作組騙人嘛，他就沒威信了。第三 天，就是6月24號那天，校革委會就派了幾個同學，到處圍攻我。我說你有什麼事情講，就貼大字報吧。他們不答應，然後好多人圍着我，說一定要辯論，不辯我 就走不了。我說，辯就辯，反正我有理。後來就約晚上開大會辯論。
6月24號的會在清華文革當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這邊找了兩個同學，孟家駒和鮑長康，那一邊也是三個同學上台，都不大出名。主持會議的是校文革的主 任賀鵬飛[1]。當時辯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我上台講了：工作組通知王光美來、但又沒來；我們對此質疑，去工作組要個說法，但工作組態度非常惡劣地對待我 們。因此我們不能接受，於是寫了大字報這麼一個過程……工作組當時很心虛，他根本不想辯論這個事情，反過來就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這是什麼性質的問 題？下面的同學們就莫名其妙啦，怎麼提意見成了奪工作組的權了？同學們就喝倒彩，後來凡是我上台，底下就鼓掌，我問的問題，工作組根本答不出來。
那次辯論的時候，有專線通到王光美住的地方。王光美當時能聽到我們現場的辯論。因為我一上來念了好多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語錄，她聽到後說：蒯大富太猖 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紅旗反紅旗，要把他的氣焰壓下去。所以後來工作組幾個副組長楊天放、周赤萍分別上台，想把我壓住。但他們上來講那個話，特別沒水平。周 赤萍好像是個中將，他講：我們是代表黨的，我們是代表毛澤東思想的等等。我們就說，你怎麼能代表毛澤東思想呢？
他們根本壓不住台，最後葉林親自上台。葉林說，蒯大富想奪工作組的權，我們工作組是新市委派來的，是代表新市委的，他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同學們哄起來，硬把他哄下去了。可以說那場辯論會我們是全面勝利了。
這時主持大會的賀鵬飛出來和我商量說：蒯大富，快11點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辯論怎麼樣？當時實際上我就應該堅持下去，堅持下去讓他們徹底下不了台。後 來我還是相信他了，就同意了。我在台上說：賀鵬飛同志講，今天晚上比較晚了，到此為止，明天晚上繼續辯論。我還天真地認為明天可以再接着來。
可第二天早上，他就廣播了，今天晚上的辯論因故停止。接着清華就傳達了李雪峰的報告，說各大學掀起反工作組的高潮，這是有背景的。這一下子就把我們壓 下去了。他的講話，把這個形勢穩住了。本來辯論的主題是王光美來不來的問題，是工作組騙人的工作作風的問題？但是轉化成工作組說我奪權的問題了。同學們當 時不能接受這個，覺得你太霸道了嘛。當時清華的知識分子，也沒人認識蒯大富是誰，就是對工作組這樣的做法不滿。結果工作組在全校掀起反蒯運動，叫反蒯斗 爭。再後來就劃“蒯派”，凡是支持蒯大富意見的，或者是同意蒯大富觀點的，都是“蒯派”，甚至包括給蒯大富鼓掌的，一共打了800多還是700多個“蒯 派”，其實絕大多數根本不認識我。
失去人身自由
從那次會後，連續好多天，差不多20天吧，他們一直在清算我。
6月25號那天他們宣布不再辯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搞陰謀了。我其實不是那種很倔的人，脾氣還比較好，思想上也不是很固執。比如一開始對蔣南翔、對 校黨委的態度，感覺自己跟中央的部署不一樣了，時間不長也就一個星期，很快就轉過來了。反過來，我認為正確的東西就會堅持下去。
我先跑到北京市委，後到中共中央人民來信來訪接待室，反映問題。人家說，你們學校的情況我們記下來了，會向有關方面匯報。後來我就不想回去了，到孟家 駒家裡呆着。大概是第三天，工作組通過孟家駒給我傳話，再三向我保證，說你回來，絕對保證你人身安全，絕對保證你自由。我就回去了，剛進校門，蹭，四個人 從兩邊就強行貼上來，你不管到哪裡他們都跟着，但是還允許我走動。我就天天貼大字報，從6月28號到7月3號，每天貼一張。
這時，工作組開始說我是反革命，喊出：“堅決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進攻”的口號。後來他們也沒說這是怎麼決定的，也沒有什麼書面決定或通知，說 給你戴什麼帽子，根本沒有。葉林雖然是工作組組長，他實際上處在一個可憐的狀態。這件事葉林肯定不敢做主，他處處要請示王光美。王光美當時的威信是非常高 的，“四清”中的桃園經驗，全國到處在學習宣傳。現在又在搞什麼清華園經驗，她絕對是太上皇，沒人敢不聽她的。但是最後決定這件事的還是劉少奇。後來在清 華大學讀書的劉少奇的女兒劉濤在揭發劉少奇時說：清華的情況由王光美很詳細向劉少奇匯報了，劉實際上自始至終地了解清華文化革命的情況。劉少奇說：蒯大富 不給我們民主，那我們也不給他民主。他講了這句話後，清華就把我關起來了。
7月3號以後，工作組開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讓我出門了。他們開始把我關在宿舍里，新齋862。我本來住在新齋，是清華一個宿舍樓。為抗議關押，我 就開始絕食了。同學們知道我住在這，老有人來探訪。於是他們就把我挪到一號樓的四樓上，單獨看押。搞了4個人一班，分四班看守我，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
我絕食了兩天。小青年嘛，也是長身體的時候，當時真是餓得不行。後來我感覺工作組根本不怕我餓死，實際餓死你活該。我就想停止絕食，可是面子上又下不 來。這時誰救了我一命呢，是北京市委的副書記馬力，他專門跑到清華看我。工作組把我押過去，他見到我就說：蒯大富，你絕什麼食啊？你寫的信我們都收到了， 你要轉到中央的信我們也都轉了。不吃飯身體垮了，那你還斗什麼？趕快吃飯！我當時以為工作組在封鎖情況，不讓中央知道。聽了這些話也就寬心了許多，就開始 吃飯了。他等於救了我一命。一方面，馬力給我個台階下，另外我也認為這個沒太大用。有的材料說我曾經想臥軌什麼的，那是胡說，我是不可能自殺的。不過當時 的確很蠢，年輕不懂事。
這件事一開始我沒想到會這麼嚴重，完全沒想到。工作組他們就是不講理，就是神經過敏，或者說心虛，他們對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不要說葉林，就是工作組 底下的人向我們解釋一下，說我們工作組工作沒做到家，應該預先向你們說明一下，讓你們誤會了。其實這就完了，但就是他們就放不下架子，就是一點錯誤也沒 有，就是你不能反我。你要反我，我就整你，這是他們的一貫做法。
實在地說，後來我是有點絕望了。我當時想，1957年右派的陰影又回來了，我估計我肯定又是個右派頭子，我無論怎麼樣，他們肯定都要處理我。不是北大 荒啊，就是新疆啊，肯定是這種下場。我當時已經做這個思想準備了。當時我寫信跟我的姑媽和舅舅借錢，我說可能出趟遠門，希望能借點錢。後來我舅舅真給我寄 了錢來。
那時候我在班裡是文革小組長，是多數派。被關押後，班裡專門開了一個團支部會議，就是說蒯大富反工作組，反黨什麼的，不符合共青團員的標準，大家舉手 同意開除他。在那種條件下誰敢不舉手啊。不過也沒做什麼書面決定，就是團支部開了個會。當時這對我其實也沒有多大影響，我正在全校輪流批鬥，比這個打擊大 多了，那時候誰還考慮團籍呀，根本不考慮了。
關押期間就是批鬥。批鬥有班裡的、系裡的、還有外系的，全校有兩次，幾乎天天被批鬥。批判的內容完全沒有理由，很荒唐，就是把你的言論斷章取義，胡亂 理解，完了把明顯的錯誤強加到你頭上，然後進行批判。我當時就想，共產黨反右的時候可能就是這樣，還要更厲害，根本不講理。在形式上，文化革命剛開始時批 斗還很文明的，把你拉到台上去還坐着，批鬥當中不讓發言，讓你說話就是回答他的什麼問題。文革初期，大家還比較收斂，沒有後來批鬥會那麼野蠻，也還沒有形 成後來那股打人的風氣。很快文化革命就掀起了打人的風潮，不過那時我已經平反了，躲過去了。後來我掌權了，還打了別人；到文化革命後期我再次挨整的時候， 打人風也過去了。我逃過了這一劫，要不肯定會很慘。
毛澤東救了我
後來是王力告訴我，1966年7月18日毛主席回到北京，7月19號講了那幾句話：“派工作組是錯誤的。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 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 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毛澤東回來，幾句話就支持了學生運動。毛主席講話後，劉少奇慌了，不知道毛主席什麼由頭，就開始下令放人。清華7月20號就把我放了，一共關了我十八 天。我們班的團支書到我那裡告訴我：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參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這裡了。我說：那不關我了？他們說：沒人要關你。嘿，馬上就想賴帳。我被 放出來以後，當時還懷疑他們是不是真正放我。我故意繞清華的圍牆走啊，四面圍牆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圍牆，我看後面確實沒人跟蹤，才放心了。
大約21號吧，王力、關鋒到清華看我，當時我已經放出來了。他們倆穿着軍裝，王力自我介紹說，我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他叫關鋒，我叫王力，請你講 講你對工作組有什麼意見？我當時根本沒有聽說過中央文革這個機構，這是第一次聽說。我也不知道關鋒王力是誰，不大信得過他們。我就簡單地講了一下，後來我 說：對工作組的意見，我寫一個材料給你們。他們就回去了。
7月29號，學校通知我參加了北京市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也是王力後來告訴我，毛主席7月28號說，明天召開的文化革命積極分子代表大會，持 有不同意見的同學也可以參加，比如說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毛主席點了我名，所以我能參加這個大會。當時大會上鄧小平、周恩來和劉少奇講了話，後來毛主席出來 接見大家。回來我就寫了大字報，“我見到了毛主席”！你們把我打成反革命，而我見到毛主席了。
從7月20號被放出來，還是想繼續反工作組。當時還沒有宣布工作組撤銷，但是大家都知道工作組不行了。7月27號，清華的王小平和雷蓉貼出反工作組的 大字報，說工作組整群眾是不對的，如何如何……王小平是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的女兒，雷蓉是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的女兒，她們應當知道毛主席對派工作組的態度 了。因為這個大字報是高乾子弟貼的嘛，清華嘩啦一下子就起來貼大字報批評工作組了。
我出來以後沒有找工作組去算賬。葉林在8月3號把我、鮑長康、孟家駒請到工作組去了。他說，我們處理不當。好像表示是道歉的意思吧，但我們不同意就這樣算了。
與共和國總理長談
周總理找我談話，我記得是在八一建軍節前一天。這時，中央已經決定撤走工作組，王光美走之前，留下一個班子，賀鵬飛是第一把手。工作組人還沒走，但權 力實際已經移交了。那天，賀鵬飛通過廣播通知我：請蒯大富同學晚飯後到甲所來。甲所是清華接待外賓的地方。天還亮着的時候我就去了，我問：什麼事？賀鵬飛 說：有人找你談話，你在甲所等着吧。
那晚上我等了很長時間，又問賀鵬飛，找我談話的人在哪呢？他說，你就等着吧。這個會客室里有一個三人沙發，有兩個單人沙發。開始我還坐着，後來困得堅 持不住了，就在沙發上睡着了。已經很晚了，賀鵬飛過來把我搖醒，說：快點起來，找你談話的人到了。我趕快起來，就聽到外面汽車停下和開車門的聲音，接着走 進來一個人。我一看就嚇了一大跳，周恩來！我噌就站起來，說：總理，您怎麼來了？總理招呼我坐下。我當時根本不敢坐，這反差太大了，我一個農村的孩子，而 且還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在全校批鬥了也不知道多少次了，還沒平反呢。當時總理坐在單人沙發上，中間一個茶几，我在三人沙發這邊。總理說：你請坐，請坐。我 當時真是有點發抖的樣子，根本不敢坐。後來總理的秘書孫岳過來說，總理讓你坐你就坐嘛。後來我才坐下了。
看我比較緊張，周恩來一開始就和我拉拉家常，問你家在什麼地方？我說，我在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大三讀書，老家是江蘇的，濱海縣，屬於鹽城地區的。父親 母親都是農民。周恩來問得很仔細，他說：你們家在江蘇啊，我們是老鄉啊，我家在淮安。其實我十三歲以後才搬到浙江去。他又問，父親母親幹什麼的？我說父親 母親都是農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黨員。我父親是1944年入黨的，母親是1945年的黨員。周恩來就說，你們家是革命家庭嘛，鹽城是我們新四軍總部的所在 地。
周恩來的親和力你永遠得佩服，他沒有那種擺架子，確確實實很親切，沒有讓你有絲毫的畏懼感，所以我就放鬆下來了。周恩來接着就說：我受毛主席和黨中央 的委託，今晚找你談話。請你把六月一號到今天，正好兩個月，你所看到的、你所想到的、你所聽到的，原原本本、詳詳細細地跟我講來，我保證聽你講完最後一句 話。他一開始就這麼講的。我也一開始就保證：我向總理報告，我下面所講的都是自己的真實想法，所看到、聽到的也都是真實的。我坐在總理的對面就開始講了。 周恩來自己掏出來一個小本子，也拿了一支筆，他有時也記一點，但記得不多。主要是孫岳同志在旁邊記做記錄。有時他也問一兩句，或者我沒講清楚的，他想再聽 一遍的時候，他就讓我重複一下。基本過程都是我在講，他聽。
談話中間，賀鵬飛兩次敲門進來。進來後，他不叫總理，他說：周伯伯，我們也想聽聽蒯大富談話。總理說，不行，我今天來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然後，賀 就出去了。過了二十來分鐘，他又敲門進來了。總理生氣了，說：我今天就跟蒯大富一個人說話，你不要再進來了。後來他不敢再敲門了。我猜測嘛，這很可能是王 光美他們知道周恩來找我談話，那意味着我肯定是要告狀了。他們一個是想知道我告什麼狀，另外一個他們在旁邊的話，我就可能有顧忌，講不了什麼了。周恩來當 然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就根本不讓他們進來。
我一直講到天亮，大約到早上五、六點了，因為是夏天，天已經亮了。總理說，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裡，我知道你還沒有說完，但是我上午還有會，今天下午派車 來接你去，到人民大會堂繼續說。還有呢，就是你曾經被關起來二十來天，所以對外面的情況也並不完全了解，你可以找兩個或三個沒有被關起來的、或者說你信得 過的同學，讓他們協助你談，你只要提出來，我都接受。
為毛澤東提供“彈藥”
那天白天，我就找了三個同學。一個是劉才堂，一個是劉泉，還有一個是沈台平。他們和我一起去的人民大會堂。晚上七點不到吧，我們就坐清華的車到了人民 大會堂，後來知道那是河北廳。我們坐下來有一刻鐘，周恩來就到了，還帶着兩個人。見面後大家握手，周恩來說，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 同志，這位是你們江蘇的省委書記江渭清同志，我帶他們兩位來聽你講話，你不會反對吧？一個總理，兩個第一書記，我說，哪敢呢，我向首長們匯報。總理說，你 們幾位隨時可以補充，因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況，你們在外邊知道的就可以補充嘛。
後來我們四個人，就輪流給總理匯報。我們從七點多講到十點多，又講了三個小時。我講完之後，又向總理保證了我所講的這些話的真實性。周恩來說，謝 謝你啊，我馬上向主席報告。然後他站起來，說，我請大會堂的工作人員帶你們吃夜宵，吃完你們再回去。後來一個穿白大褂的服務人員，帶我們到旁邊的小屋子， 一人一碗雞絲湯麵，我們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學校了。
這時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只剩一兩天了。現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毛澤東決定整劉少奇。可能他感覺材料還不夠充分，所以讓周 恩來到清華，來找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材料。當時中央全會的預備會議已經開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到北京了，所以當天晚上江渭清和譚啟龍也來了。周總理 帶兩位第一書記一起來，現在看，也許是讓他們起個旁證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談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組怎麼整我們，怎麼把我們關起來，然後大會斗、小會斗的情 況，等於切切實實地告了一狀。因為都是剛剛發生的事情，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二次談話和第一次在清華談是一樣的，基本上光讓我講，他們只是聽。總理就問了工 作組怎麼對待你們的？就是說把你們的情況詳詳細細地跟我們說。這兩次談話當中，他都沒有任何傾向性的誘導，可以說是很公正地聽我們的陳述。
沒幾天，8月5號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就出來了，毛澤東說：“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 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 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 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這其實就是等於公開號召要打倒劉少奇了。 我自己體會啊，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來的匯報，有很直接的關係，其實就是為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提供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