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八十年歐亞時空的兩部禁足日記

人類是地球表面獨一無二的“社會加文化”動物：社會是外殼，包容着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文化是內核，是人與人之間意識的交流，包含着人們在交往的形而上精神層面的文明升華。

而日記則是一種內心的內向的交流。雖然說起來它只是那種刻舟式的自我尋求——那些失落在時間長河中的瞬間開放的心花，已經和只能凝結在那河床的時間軸線，不會隨我們的身心一起穿越——可是，對於那些心花的主人，總會懷有“夕拾”的自珍，把它刻在船舷上，以期留住那些必然是忘卻中的記憶，或者是記憶中的忘卻。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缺乏廣泛人際交往時的人文交流——在禁足期間的日記，彌足珍貴。它記錄的是一段時間永恆流淌中我們的坐標卻咫尺不移的時空“失聯”時段里，不可避免地印於心靈中隨之而來的精神扭曲。這裡可以令我們發揮極度想象的那種扭曲，必然是被獄卒因各種名目五花大綁送入暗無天日伸縮萬難的“小號”里的囚徒——當然，他，或者她，的被百般扭曲的臂腕，在那種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根本不可能真實記錄任何精神上的扭曲。

扭曲的對立面是伸張，身心的扭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激起精神的張力——這種張力，在缺乏交往的環境中，產生的自我交流，是人類獨有的“文化騰飛超越社會限圄”的自源自流——對於我們在正常社會中慣於正常交流的人們，可以提供一種另類精神生活的鏡鑒。

八十年前，歐洲有一本《安妮·弗蘭克日記》即《密室》。那是一個十三歲的猶太女孩，在納粹反猶的惡浪中，被迫藏匿在密室中的“自囚”生活的實錄。安妮在非人遭遇的逆境中，仍然以一顆純潔的少女之心，追求密室之外，盡她的想象可以憧憬到的正常人類的正常社會中的正常生活的無限的精神飛翔，她追求着她本應與生俱來的人類的尊嚴。

安妮最終沒能逃過納粹的魔爪，她年幼的生命之花，過早地凋零在納粹的猶太集中營——只剩下她在密室中為我們留下的對人類尊嚴的追求的無聲的吶喊。

八十年後，另一本禁足時期的日記，方方的《武漢日記》，實錄人類歷史迄今為止最大最慘重的一次病毒侵襲中，禁足令發布後，武漢千萬人民的“宅居”生活。人們的正常生活，正常交往，正常交流，被死亡“限位”而戛然而止。可以想見，可以期待，死亡壓縮的時空萎縮，給正常人類帶來幽閉型的類似“prisoners dilemma”。

可以說這是一項文學嘗試——雖然我們大家現在都在“同船共宅”，真正作此嘗試的人並不多。所以有人來剖露自己被死亡扭曲的身心，是替我們大家刻寫這種身不由己的“X身契”，實為一種壯舉。可不是，苦難的歷程“宅鄉心史”，尚未出版，已經受到官方超大規模的“促銷”，好像官方本身是致使禁足實際發生的武漢病毒的同位語。

期待奉讀，另外，必須指出，作為時隔八十年歐亞時空的兩本“女書”禁足日記，對於比較文學的研究，必定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珍貴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