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百毒均沾、唯新冠不染或無症狀的“正直的無賴”胡錫進又發布了一篇奇文。北大一個群里的群友轉發後評論說：“老胡又裝逼了”。

胡錫進：美歐的抗疫搞得一塌糊塗，社會承受力為什麼還挺強？

這次抗疫，中國無疑做得比美歐好得多，但老胡又不能不感嘆，美歐社會的承受力真是很強。

他們居然能夠承受得了死那麼多人，以及如此大範圍的感染。就這樣，他們政府的支持率居然還是上升的，老百姓對他們的抱怨非常有限。這兩天，美國每天還在死上千人，但是感染的基數大了，死亡率稍微下降了點，另外紐約州的數據出現了微弱下降，社會上立刻就有了些許樂觀，股市蹭蹭往上漲。

設想一下，如果中國的一個省死一萬幾千人，到最後可能死幾萬人，老百姓能接受嗎？紐約有的醫生沒有防護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輿論十分平靜。人都死那麼多了，這算啥？這就是紐約的邏輯。還記得當時武漢有照片傳出醫生拿垃圾袋當防護，中國輿論是多麼憤怒嗎？還有，武漢一個社區在有領導視察時有居民從窗戶喊“假的假的”，那聲音幾乎震動了整個中國互聯網。包括一個小區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環衛車運送的，也引起了海嘯般的聲討。

給人的感覺是，中國真的是出不起一點錯。湖北紅會動作慢了些，不僅被罵得狗血淋頭，而且一批紅會官員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沒事，女王出來講個話，煽個情，或者專家描述一個非常可怕的場景，先把情況說得要多嚴重有多嚴重，真真把公眾嚇着了。然後總統再宣布一個比那種極端描述好一些的目標，大家就會覺得，嗯，政府做得還不錯。怎麼覺得美國的公眾那麼好耍啊？

好像他們那邊發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們這邊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如果說大家都認同，這是因為我們的政府真正為人民服務，標準就是比西方高很多，那麼也行。但問題是，每次中國網上形成公共輿論事件時，激烈的抨擊者們可不是那樣的態度，那種情形顯得，中國基層政府沒有讓百姓在疫情期間吃上平價菜，這種罪過（它當然是個問題，老胡決無否認的意思）好像真的比美歐國家多死了成千上萬的人還要大。

和美歐國家比起來，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不能不說太弱了。而且究竟是中國這邊的輿論厲害，還是美國那邊的輿論厲害，還真不太好說。中國有很多人很喜歡拿西方的一些事情做標準來開展國內的批判，但中西之間的一些認知和邏輯顯然有一些誤讀和失調的地方。總的來看，中國很重視和諧，但大社會的和諧又必然有一些脆弱的地方。那麼什麼是中國社會的動態穩定？這個問題恐怕需要進一步加以定義。

竊以為，中國的社會治理有必要走更加實事求是的路線，政府也不要“裝”得無所不能。中國不能夠學西方那一套，遇事先撂一些“真實”得嚇人的東西，最後事情沒那麼差，從而混過去。但也大概沒必要遇到事情就安撫社會，到頭來事情做不到那麼好，輿論對這樣的“維穩”並不喜歡。重要的是，讓一切儘量回歸真實，那樣的治理會更順其自然，也讓方方面面更輕鬆，更容易操作。這是一個重大課題，中國需要對它的破解。

美國國父和自由主義開山鼻祖之一、建國元勛、西方大聖哲、思想政治科學三棲家富蘭克林，在做駐法國大使、與法國名女人上床之餘，寫了一篇《美腿與丑腿》的文章。文章大意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他們各方麵條件大致相同，結果卻一種人幸福、另一種不幸：因為第一種人對他們遇到的物、人、事總是注意好的一面，同時盡情享受愉悅；第二種人卻只發現壞的一面，所以永遠自尋煩惱、怏怏不樂、和人格格不入，甚至終生悲哀——因為用富蘭克林的原話，沒有人肯成全、幫助他提升地位和財富，沒有人肯同情、原諒他一朝犯下的失誤和過錯。富蘭克林舉例自己一個哲學家朋友：他的兩條腿，一條好看、一條難看；陌生人見他，如果更注意他的美腿他就交往，如果更注意他的丑腿他就摒棄。

以上這兩種人的不同表現，在我看來，除了富蘭克林歸因的人生態度、心理行為、用時髦話講“幸商”之外，也取決於機會和運氣。就像以前我說的，張藝謀一輩子除了原配、滿目環視的都是美女，而我卻總感覺所遇美女不夠多——這總該是事實，而不能說是因為我有富蘭克林說的那些“從模仿而來、不知不覺養成了”的、“可以矯正”的、“根深蒂固”的“吹毛求疵、性情苛酷、怨憤不平、鬱鬱寡歡”等“惡習”吧？

(寫下面內容之前我得先插一句：近來我越來越發現自己光大了以前就一直露而不顯的壞毛病，就是寫文章時候喜歡借題發揮、藉機漫談和炫耀學問——本來是要給胡錫進上一課的，結果剛開始就扯到了大腿、上床、美女不多……)

但我也不是瞎胡扯，我要說的是：與我見美腿、見美女的機會和運氣從來都非常差一樣，很少看微信群的我，偏偏總是恰巧撞見我從生理上都厭惡的胡錫進倒垃圾、掏馬桶的那一瞬間。

客觀說，我的校友評論的並不準確：胡錫進不是在裝逼，因為他沒有；胡錫進也不是在賣萌，因為他是真蒙。因為看不下去這麼大歲數的人蒙昧的幾乎為老不尊，因了、為着同齡人的體面，我不得不在做完更重要的事情——寫一篇關於Masturbation的文章——之後，金口玉言、醍醐灌頂，給胡錫進上一課。

除了美歐的抗疫是不是一塌糊塗、誰做的更好等需要時間和歷史檢驗之外，胡錫進開始描述的美歐情況與事實基本一致——這至少說明他比那些造謠說美歐老百姓現在人人都想一口水吞了現政府的媒體要明白的多。但緊接着他輕描淡寫的說“武漢有照片傳出醫生拿垃圾袋當防護”、“武漢一個社區在有領導視察時有居民從窗戶喊‘假的假的’”、“包括一個小區的蔬菜被曝光是用環衛車運送的”、“湖北紅會動作慢了些”就形同撒謊了：如果真像他說的那麼微不足道、無關痛癢，黨中央為什麼會立即出手、嚴厲查處、嚴肅處理呢？胡錫進心裡真認為黨中央是小題大作嗎？

再後面的胡錫進真的是搔首撓頭、一臉懵懂——哦不，現在叫懵逼了。好容易憋出一句喜劇台詞“我們這邊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如果說大家都認同，這是因為我們的政府真正為人民服務，標準就是比西方高很多，那麼也行”之後，就完全雲裡霧裡、不知所云了。

那就讓我給胡錫進從小學的知識點講起吧。

先談胡錫進對中國人的指責。

政治學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公權力來自人民自由的讓渡，以此讓渡為代價獲取公權力的保護與服務。讓渡越多，公權力的責任和義務越重。中國人讓渡的自由顯然遠多於歐美，所以毫無疑義的應該索取、要求的更多、更嚴，這和“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沒有關係。

如果胡錫進說“和美歐國家比起來，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不能不說太弱了”中的“中國社會”指的是不惜一切代價、不擇一切手段“維穩”的各級政府，還情有可原；但如果他把這個髒栽到中國人民身上，那就是對中國人民的無恥陷害。人盡所知，中國人的忍耐力、承受力之強，世所罕見、舉世無雙，五千年中華民族的歷史從來都是如此。由是，中華民族堅韌不屈、胼胝砥礪、生生不息、不絕如縷、族祚永續；由是，魯迅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就有拼命硬幹的人，就有捨身求法的人，就有為民請命的人”；由是，戴望舒說“我用殘損的手掌，摸索這廣大的土地：這一角已變成灰燼，那一角只是血和泥……盡那邊，我蘸着南海沒有漁船的苦水，無形的手掌掠過無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陰暗……我把全部的力量運在手掌，貼在上面，寄與愛和一切希望；因為只有那裡是太陽，是春，將驅逐陰暗，帶來蘇生；因為只有那裡我們不像牲口一樣活，螻蟻一樣死”；由是，舒婷說“我是你河邊上破舊的老水車，數百年來紡着疲憊的歌；我是你額上熏黑的礦燈，照你在歷史的隧洞裡蝸行摸索；我是乾癟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灘上的駁船，把縴繩深深勒進你的肩膊”。

更加可恥的是,胡錫進把中國人形容的和西方比起來毫無覺悟，像一群只知索取、不知吃苦耐勞、更不明白感恩、唯利是圖雞毛蒜皮的群氓和小人，這又是對中國人民的巨大侮辱。誰說“和美歐國家比起來，中國社會的承受力不能不說太弱了”？誰說“中國真的是出不起一點錯”？誰說“我們這邊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誰說“中國基層政府沒有讓百姓在疫情期間吃上平價菜，這種罪過好像真的比美歐國家多死了成千上萬的人還要大”？誰說“究竟是中國這邊的輿論厲害，還是美國那邊的輿論厲害，還真不太好說”？誰說中國的社會治理沒有走“實事求是的路線”?誰說“政府‘裝’得無所不能”？誰說中國“遇到事情就安撫社會”？

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那麼多人、遠遠不是一個省以“幾萬人”記，反右、文革出了那麼大的錯、號稱十年浩劫，難道老百姓沒有接受嗎？難道毛主席的威信沒有越來越高嗎？從解放到“深挖洞”到改革開放前，政府教導我們“艱苦奮鬥”、“備戰備荒”、“勒緊褲腰帶”、“過苦日子”、“鬥私批修”了幾十年，難道“中國遇到事情就安撫社會”了嗎？難道中國社會的承受力太弱了嗎？再說，隱瞞也叫“安撫”嗎？國家一再告訴我們：中國的國情首先是生存權、中國人民的素質還不能搞縣級以上選舉，難道中國的社會治理沒有走“實事求是的路線”嗎？難道政府“裝得無所不能”了嗎？豆腐渣工程、重金屬大米、地溝油、毒奶粉、污染的水源、洗衣粉油條、膨大劑西瓜、有害草莓、煤礦失事、動車出軌、重度霧霾、危險品倉庫爆炸、酒店倒塌、新年踩踏等等，每年差不多必有一次，難道這些被中國人民當成“天大的事”了嗎？難道我們覺得它的罪過比美歐國家多死了成千上萬的人還要大了嗎？08年汶川大地震後，山東省作協副主席、《山東文學》主編王兆山替廢墟中遇難者寫下了千古絕唱《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難道我們人民真的那麼不知好歹了嗎？難道我們的輿論比美國那邊還厲害了嗎？

再說胡錫進對美歐人民的一無所知。

雖然美歐人民知道政府天性是不可信的、是官僚低效的、是一不留神就說謊詐騙的，雖然美歐人民對政府永遠抱有警惕、始終充滿懷疑、一直沒有好臉；但他們也明白，因為有反對黨、有獨立媒體、有公共知識分子、有下一次選舉的選票等等監督和制約，政府不會壞到哪去、也不敢壞到哪去；政府儘管不可能做的最好、但會盡力做的更好。這也就是說，批評歸批評、責罵歸責罵、看不上歸看不上、吹毛求疵歸吹毛求疵、吹鬍子瞪眼歸吹鬍子瞪眼，但他們對自己的政府總的還是放心、信心和松心的。

在民主國家裡，對政府和領導人的批評、譴責從來不絕於耳。但它的政府和領導人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對投贊成票的來說，政府和領導人是自己的選擇，自然會支持、扶助、配合甚至承受；對投反對票的來說，既然政府和領導人是多數的選擇，那就代表了多數的意志，除了保留和保護個人意見和權力外，按照民主制度多數原則，也應該去支持、扶助、配合甚至承受。在成熟的民主制度和公民社會中成長、訓練起來的美歐人民，有着非同一般的自律精神、邏輯能力、判斷水準和法治意識。他們可以原諒一個竭盡全力、能力有限、也把自己能力的真相實事求是地告訴人民的總統，他們不能容忍的是隱瞞、糊弄、作假和裝神弄鬼。當然，這些完全不是胡錫進驢一樣的腦袋能理解的。

對西方人來說，愛生命也愛自由，“不自由毋寧死”；他們對死不是像我們那樣恐懼，“好死不如賴活着”並非他們的選項。這種根深蒂固的價值觀，使政府不可能讓他們輕易接受哪怕以保護生命為目的的失去自由。同時，西方人從來不認為政府是萬能的、也從來沒有賦予政府萬能所需要的權力。所以沒有早採取隔離措施也好、應對不力也好，人們並非完全不能接受和容忍。

嚴復在一百多年前對比和總結中西國家與人民的不同時說，國家如果不把人民當主人、讓人民有尊嚴，人民也不會把國家放在心裡；所以在敵人面前，中國人或事不關己、或一鬨而散；西方國家人民有選舉權、有監督權、有批評政府的自由權，因此他們對這個國家有大愛、和這個政府同敵愾；一旦外敵臨國、危機時刻，他們會同呼吸、共命運、團結一致、各個奮勇、人人爭先、萬眾一心、眾志成城。

當然，不可否認的另一個原因，就是美歐政府“甩鍋”中國的成功使得大部分民眾相信這一劫他們是躲不過去的，無論怎麼預防、怎麼急救、怎麼隔離。在這種觀念下，就如同大敵當前，自然要團結在政府周圍一致抗戰了。

下課鈴響之前，再給胡錫進布置兩個思考題作為家庭作業，夜裡好好用功探究——雖然肯定不及格，至少好過飽暖思淫慾和閒極無聊的胡思亂想

第一，胡錫進說“中國很重視和諧，但大社會的和諧又必然有一些脆弱的地方”。脆弱固然脆弱，但重視和諧從何談起？我們從來講的都是鬥爭的哲學，平時即無情打擊、你死我活，大難面前當然更是鳥為食亡、魚死網破，所以人性的邪惡和兇殘表現的淋漓盡致。胡錫進可能錯把維穩當和諧了。其實，維穩與和諧風馬牛不相及，而且正是強力的維穩造成必然的不和諧。相反，西方已經極致到甚至顧及人獸之間的那種和諧，使得災難時刻上下同心、自覺一致、共克時艱，人性的光芒輝煌畢現。

第二，胡錫進嘴裡不敢直說，只好曲曲彎彎地說出他的解決方案：今後不但不能掩蓋危機，反倒該故意誇張風險，“遇事先撂一些‘真實’得嚇人的東西，最後事情沒那麼差，從而混過去”。這更是痴人說夢：體製造成了胡錫進前面說的中國社會的脆弱，所以唯一的選擇只可能永遠是報喜，因為報憂本身就是不可承受之風險——而西方社會長期批判主義模式形成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以及選票合法基礎使他們不怕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