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過後，“全球化”是否會走向終結？

肖舒妍

三月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傳播持續加速。截至4月20日早上9:00，全球累計確診人數已超231萬。
疫情之下，許多國家緊急採取了“封城”乃至“封國”的舉措，避免人口流動造成病毒進一步擴散。但在隔離病毒的同時，也阻斷了全球經濟賴以生存的國際貿易通道，甚至阻隔了世界衛生組織對部分醫療欠發達地區的救援途徑。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加劇動搖了人們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信心。
在印度因為“封國”而導致大米出口停滯的同時，越南作為世界第三大稻米出口國主動禁止了大米出口，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糧食出口大國也相繼宣布了糧食出口禁令。世界著名智庫Chatham House的首席執行官羅賓·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坦言：“我們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終結。”
疫情過後，全球化將不復存在嗎？一些地區因疫情必然帶來的人員損失與經濟衰敗，人們彼此間的誤解與敵視會不會引發衝突？人們會不會因習慣性地懷疑，對他者有更大的戒心與疏離感？脫離都市，回歸鄉村，尋找一種更自我循環的小社區生活會不會成為某種新生活時尚
本文從這些問題入手，梳理了學界對此問題的思考與爭論。
牽一發而動全球
毫無疑問，與日俱增的國際貿易和環球旅行加劇了疫情的擴散。
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其《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提到，曾經殺死歐洲四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早在公元542年就已出現，但直到公元1356年才開始全力打擊歐洲，原因就在於當時出現了連接亞洲與歐洲的陸上貿易路線，貨物中藏滿跳蚤的毛皮為疾病傳播提供了一條從中亞瘟疫區到歐洲的快速通道。
到了今天，聯結全球的國際航班更是進一步加速了病毒傳播。僅4月11日從俄羅斯到達上海的一列航班，就有64人確診新冠肺炎。一個月前從意大利返回浙江的10例輸入性病例，引發了國內外華人的雙重憂慮。全球范圍內，因為疫情的擴散，近30億人口行動受限，“鎖國”地區人流物流等流動性趨於停滯，全球航運、旅遊、零售面臨大蕭條。當疫情全面限制了境內外交通時，我們才深刻意識到全球化背景下產生的巨大人口流動需求。
在經濟方面，疫情對全球化的沖擊體現得更直觀。由於疫情所帶來的對全球經濟衰退的恐慌，美股史無前例的連續4次熔斷，而此前從1988年熔斷機制出台以來，美股只熔斷過一次。為了平息恐慌，美聯儲緊急降息100點，但降息當天市場非但沒有平靜，反而認為大幅降息意味着還存在更大的風險，更捏了一把汗。
繼歐美之後，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國家也出現了大范圍疫情爆發，由於當地的醫療水平和公共衛生條件，這些國家地區的疫情將更難控制。印度作為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國，“封國”帶來的大米出口停滯已經在全球范圍內產生震盪。印尼和菲律賓兩國宣布糧倉告急，儲存量最多能維持三個月。聯合國糧農組織也發出嚴重警告：疫情可能引發糧食危機，4、5月會出現最糟狀況。
原本運轉良好的全球化經濟在病毒面前看起來似乎不堪一擊。
“疫情對世界金融和經濟體系的根本沖擊，是讓人們意識到全球供應鏈和分銷網絡極易受到破壞，”美國外交關係委員前高級研究員勞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提出，“全球化使得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並將產品及時交付市場，從而避免倉儲成本。但是新冠病毒已經證明，病原體不僅可以感染人，而且會毒害整個實時系統。”“在這種影響下，全球資本主義會出現一個戲劇性的新階段——供應鏈離家更近。這可能會削減公司的短期利潤，但會使整個系統更具彈性。”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同樣認為，這場危機會導致大多數政府在接下來幾年內將政策重心轉向國家內部：鑒於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經濟上會傾向於選擇性的自給自足；大規模移民政策也會遭遇更強烈的反對；各國會降低共同解決全球問題或區域問題的意願或承諾。
“我們所知道的全球化在走向終結，”世界著名智庫Chatham House的首席執行官羅賓·尼布利特給出了這樣的判斷，“疫情過後，如果不全力維護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共同利益，那麼20世紀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結構將很快坍塌。領導人需要強大的自驅力才能繼續維持國際合作，而不退回地緣政治的競爭之中。”
其實，“逆全球化”的趨勢在此次疫情之前已有跡象。從英國通過脫歐公投，到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並推動貿易保護、邊境修牆、控制移民等一系列政策，都是“逆全球化”的標志事件。
《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近日發表的《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一文中提到，“在先前的全球危機中，美國擔當了全球領導者的角色。但是現任美國政府已經放棄了領導者的職務。它已經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更關心美國的偉大而不是關心人類的未來。”
個體觀念的沖擊
然而，浙江工商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朱海認為，把全球化問題視為“國家間的競爭”問題，是對全球化的誤讀。在他看來，全球化的主角是個體，要從個體出發來理解全球化，“個體是國內市場的主角，同樣也是國際市場的主角。各國的相互依賴關係，包括商品的自由貿易，人員的自由未來，資本的自由流動等正是建立在個體間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之上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說疫情對於國家利益的影響還部分停留在預測階段，那麼它對於個體觀念的改變已經落在紙上，而這種改變對於全球化的沖擊可能更為致命。
江南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黃曉丹在“一席”的一檔訪談節目中提到，特朗普在把新冠病毒稱作“中國病毒”之後，又改口道歉，說這件事“我們”不能怪美國華裔，畢竟“他們”也是無辜的，但是美國網友卻認為，特朗普的道歉本身就是一種種族歧視，什麼叫做“他們”，難道美國華裔就不屬於“我們”嗎？
在黃曉丹看來，當人們把“我們”、“他們”以一種強調文化差異和國別差異的、群體化、抽象化的方式來認知的時候，就非常容易製造歧視和矛盾，就像納粹德國最初迫害猶太人時，就是把所有猶太人轉變為“他們”。
從疫情甫一開始，歐洲部分國家出現公交車拒載戴口罩的亞洲人，到一些中國網友怒氣沖沖指責此時回國的留學生“千里投毒”，不難發現一道橫亙在“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深刻鴻溝。
當“我們”是尚未感染疫情的歐洲人時，戴着口罩可能患病的亞洲人就是“他們”；當“我們”身處疫情得到控制的國內時，從疫情擴散的海外回國可能攜帶病毒的留學生就是“他們”；當“我們”養成出門戴口罩和自我隔離的習慣，其他繼續參加宗教集會、不採取防護措施的人就是“他們”。在這種對立中，“他們”似乎總是危險的、無知的、令人避而遠之的甚至是可笑的。
但是我們忘記了，在疫情開始之前，在人為製造這種對立之前，“我們”與“他們”的差異其實並不成立。
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在3月17日舉行的一次網絡會議上提出，目前世界民粹主義指數已經達到了二戰前的高度。撇開民粹主義不談，不斷被政治化的新冠病毒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推動了民族主義的興起。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體》中提出，所謂民族，“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當新冠病毒在一國之內擴散、全民共同抗疫時，這種集體行動無疑加強了這種想象，“我知道，有一群人和我一樣在家隔離、出門戴口罩、每天量體溫”。
“有限”則為這種想象劃上了邊界——這個邊界可以是種族也可以是國界，但不可能是全世界，沒有人會把自己的行為等同於全人類的行為。所以對於民族的想象，必然伴隨着界線之外“他者”的存在。
“主權”意味着這個民族擁有合法性，“共同體”則賦予人們對這個民族的責任感和同志愛，在安德森筆下，“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象——去屠殺或從容赴死”。而在今天，也是這種友愛讓無數醫療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險奔赴抗議一線。
在安德森看來，民族主義是重要並值得尊重的。但毫無疑問，興起的民族主義也會一定程度上讓人們更加關注民族利益而輕視全球目標，關愛民族同胞而與他者對立。
另一方面，對於所謂“想象的共同體”，人類學家阿爾君·阿帕杜萊在其《消散的現代性》一書中提出了更進一步的觀點——當影像、文字與知覺也經由大眾傳媒的全球化而迅速流動時，人們對於“共同體”的想象就被打破、或者是被擴展了，“那些易被劃定在地方、民族或區域空間之內的概念或觀眾群，不再適用與這些影像和觀者了”。舉例來說，身處中國的人們也可以通過互聯網和大眾媒體了解到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重疫區的人們如何抗疫，從而與他們產生共情。
而近日Lady Gaga攜手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公民公益組織聯手打造的線上演唱會“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一個世界：共同在家），更能說明這種想象的擴展。來自全球各地的頂級藝術家受邀在自己的家中參與了這場演唱會，而全球各地的觀眾則通過網絡在家觀看了這場演唱會，大眾媒體的全球化使得人們建立了一個新的“情感共同體”，雖然同樣基於想象，但是跨越國界和地區。
“全球同此涼熱”
我們同處一個地球村，已經成為既定事實。
曾任國際倫理學會主席的彼得·辛格在其《如何看待全球化》一書中提出，“隨着越來越多的議題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任何國家能夠獨立決定其未來的可能程度已經減小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安然度過全球化時代，將取決於我們怎樣從倫理學角度回應‘我們生活於同一個世界’這一理念。”
也許這本書的英文原名“One World”能更好體現他的觀點——我們生活於同一個世界，共享同一個大氣，擁有同一個經濟和法律體系，沒有一個國家是一座孤島。
回到最早擁抱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方面。其實，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早在1933年大蕭條時期就已經意識到，在世界經濟要求和國內需求的衝突中，獲勝的通常是國內需求。但是這並沒有讓凱恩斯放棄對全球自由貿易的支持，而是讓他思考如何全球經濟體系建立一個安全閥。
在《全球化的悖論》一書中，作者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則把全球化分為了“溫和全球化”和“超級全球化”兩種。在他看來，20世紀80年代之後，世界經濟就進入了超級全球化階段，新簽訂的貿易協議不僅限制進口還觸及國內政策，發展中國家承受的開放壓力與日俱增。而這種超級全球化不僅與國家主權、民主政治無法兼容的，對於世界經濟起到的推動也極為有限。
羅德里克更希望推行一種“溫和全球化”：既有充分的國際制約和貿易開放來保證世界商業繁榮，同時各國政府也有足夠的政策空間來應對國內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
從羅德里克的觀點出發，樂觀來看，疫情之下各國政府政策重點轉向國內問題，可能不是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全球化從激進轉為溫和的良好發展，結束的不是全球化，而是社會學家張倫口中“過去狂飆突進、浪漫化的全球化”。
張倫認為：“人類各個國家與群體之間的互動不會就此終結的，也不可能。且不談人類面臨的各種共同挑戰如環境問題，包括此次疫情暴露出來的世界防疫問題等等，都需要人類的協調合作。但我們也可以預見，上一次的那種比較隨意性的全球化過程肯定是就此終結。至少，全球產業鏈會重組，人們可能會強調經濟主權、適當的邊境控制的重要性、傳統價值如家庭的角色等等。”
“有人說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化棺材上的最後一顆釘子，我覺得正好相反，新冠疫情證明了全球化不能倒退，倒退對誰都沒有好處。我們的工廠不開工，蘋果的產品怎麼生產？美國歐洲日本的經濟不恢復，我們工廠的訂單從哪裡來？我們得跟着全球經濟一起走完防疫的全程，世界經濟恢復正常，中國經濟才能恢復正常，我們在一條船上。”經濟學家許小年在3月26日的一場線上演講中如是說道。
3月27日，84歲高齡的教皇方濟各在梵蒂岡聖彼得教堂對着不在場的聽眾發表了“致全城與全球”致辭：“我們意識到我們在同一條船上，我們所有人都脆弱而失落，但同時又彼此相重相需。所有人現在都要團結起來，每個人都需要彼此的安慰。”
正如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克里希南·梅農(Shivshankar Menon)所說：“這不會是世界互聯的終結，病毒流行本身就是我們相互依存的證據。”
病毒不會區分國界，“全世界需要一起抗擊疫情。在醫學上，在人類的健康上，在抗擊疫情上，聯系是不能脫鈎的。”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教授張文宏在一次網絡直播上，通俗易懂地道出了全球化的內涵。
“我們面臨的第二個重要選擇是在民族主義孤立與全球團結之間做選擇。流行病本身和由此產生的經濟危機都是全球性問題，只有全球合作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對於全球共同抗疫，尤瓦爾·赫拉利在《冠狀病毒之後的世界》一文提出了更為詳盡的計劃——首先，為了戰勝病毒，我們需要在全球范圍內共享信息；我們還需要全球范圍內的努力來生產和分銷醫療設備，尤其是測試套件和呼吸機；我們可能會考慮採取類似的全球努力來召集醫務人員；經濟方面也非常需要全球合作……
而這一系列措施的核心，都指向了全球化下的共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