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斯賓諾莎（公元1632-1677年，荷蘭）

斯賓諾莎是荷蘭的猶太人，他的祖先居住的聖城耶路冷，於公元70年被羅馬人攻陷，這個民族從此開始了苦難的流亡史。有一支猶太人移居到荷蘭，1598年，在阿姆斯特丹建立了第一座猶太教堂。在斯賓諾莎15歲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有位青年（Uriel a Costa )感受了文藝復興的影響，寫了篇劇烈攻擊來世信仰的文章，教會逼他當眾認錯，勒令他橫臥在教堂的門檻之下，讓會眾在他身上走過，青年回家後寫了一篇文章痛斥壓迫他的當局，然後自殺了。這樣一種民族及其宗教的背景，影響了斯賓諾莎的一生。

斯賓諾莎，一個安靜而內心激動的少年，中等身材，容貌清秀，五官端正，皮膚帶黑，頭髮捲曲，常給人一種溫良的印象。他非常好學，不但閱讀猶太教的經典，還專門學習拉丁文以便探究基督教思想家的言論，從古希臘的哲學家到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他都一一讀遍。意大利的布魯諾，那個被教會活活燒死的叛逆者，說道一切事物都是一體，神和實有是一體，心與物為一體，哲學的目的乃是在種種紛殊之中認識其單一，所謂“普遍的單一”是最高之認識，這種觀念深深影響這個少年。法國哲學家笛卡爾說道，“我思，故我在”，只有我的意識才是真實的，外界不過是由感覺知覺落到心上的印象，還說道萬物各種形式背後有一種本質，心的各種形式背後另有一種本質，“兩種本質”論與“普遍的單一”論有衝突，引得斯賓諾莎繼續深究下去。

在他24歲那年，被召到猶太教會的諸長老面前，責問他是否發表過叛逆的言論，說神有一個形體即物質世界，說天使是幻象，靈魂不過就是生命，舊約絲毫沒有講到永生，等等，要他認錯，並可以送他年金500元，他拒絕。於是長老們做出決定，把他驅逐出教會。1656年7月27日，舉行了希伯來教典中最陰沉悽慘的儀式，在宣讀咒語之時，伴隨着悲號的哭聲，還配以大號拖長的音調，通明的火炬逐一熄滅直到最後一柱，象徵着被放逐者的精神生命絕滅在黑暗之中。然後宣布，任何人不許靠近他四尺以內，不許跟他說話、書信來往、為其服務，不許讀他的任何文字或文件。斯賓諾莎當然痛恨那班“護法長老”，他曾寫道：“誰發願去探索奇蹟的原因，如哲學家那樣去了解自然界的事物，而不像笨伯那般驚愕地呆瞪着它們，那不久就要被人家視作妖邪瀆神，而被愚氓們奉為神明能解釋自然的人宣布罪狀，因為這些人知道，一旦愚昧連同奇蹟被掃除，將失去維持威權的唯一方法。”

從此，斯賓諾莎過着孤獨難熬的生活，不是一般的孤獨，而是被同族人拋棄、隔絕的孤獨。甚至到了生死關頭，一天夜裡，一個虔誠的兇徒要用謀殺來證實他的神學，拔刀直刺這位年輕的孤獨者；幸好斯賓諾莎躲閃得快，頸部受了輕傷，趕忙逃奔。為了安全，他在阿姆斯特丹郊外租了一所房子的頂層安身，改名為本尼狄克特（Benelict）。他曾在一所學校教兒童，後以磨眼鏡片為生。1660年，他隨房主搬到林斯堡，那座房如今還在，街道已取了這位哲學家的名字。五年間，他過得極其簡樸，鏡片磨到夠維持生活即可，大量的時間在讀書、思考、寫作，完成了很多讓他名留青史的偉大著作。1665年，受朋友和通信者的好意請求，他遷移到海牙附近的伏爾堡，1670年又移居海牙城裡。

其實在大部分時期里，斯賓諾莎的生活並不貧困孤寂。他的朋友、給他寫信的人、拜見他的人當中，有些是地位崇高、修養成熟的人士，如英國皇家學會的秘書，德國的貴族及發明家，荷蘭的哲學家、科學家，海牙的名醫，還有想饋贈金錢的富商，一位富豪在遺囑里規定每年給斯賓諾莎250元年金，荷蘭共和國總督給他50元年金，法國皇帝路易十四也想送他富裕的恩俸（被拒），一個大學有條件地請他去主持哲學講座（被拒），等等。可見他在世之日，已經很有名望。

1677年，他44歲，還相當年輕，但是，長期的癆病使他的肺潰爛了，二月二十日，同住的一家人去教會，邁爾醫生留着陪他，等人們從教會回來，看到斯賓諾莎已經在醫生臂膀里長逝而去。

斯賓諾莎的宗教觀念，在當時被視為大逆不道。他說道，聖經的文字大多是譬喻或寓意，用神話或寓言來傳布教義。這是因為，傳教的對象主要是大眾，特別是沒受教育的人們，不是想說服理性，而是要喚起想象。利用神的奇蹟，想象那種超自然的權力，神有着高於自然的權力和威嚴，從而產生敬畏、感動、虔誠的激情。宗教把神和大自然區分開來，看作是兩種存在，這符合大眾的心理，人們畏懼自然的力量，盼求超自然的權力來拯救。但是在賢明的哲學家看來，神和自然同為一體，神沒有超自然的權力，神本身就是自然，不存在超乎自然之上的神。他認為明哲的教徒應該置教義的分歧於不顧，應該在信條上十分一致而處於和平與合作之中。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把耶穌看作是人，放在人間的第一位，說道耶穌的倫理與智慧同名，崇奉他的人將超入“對神的理知的愛”，他期望這麼崇高的人物將被所有人敬仰，可能導致信仰的統一。

斯賓諾莎說神與自然同為一體，那麼他所說的“神”是什麼，“自然”是什麼？神是一個人嗎？神有意志嗎？神有善心嗎？神有心願嗎？神有智慧嗎？神有視覺、聽覺、觀察並審視嗎？按照斯賓諾莎的思想，應該回答說：都不是！這些說法只是人把自己的屬性加之於神的結果。他寫道：“我並不詫異，因為我相信，假使一個三角形會說活，就會用同樣的口吻說，神顯然是三角形的，一個圓形會說神的本性是圓形的”。善與惡、美與丑、有序與混亂，這一切不過是專屬於人類的名詞，不可加之於神，這些說法都無法讓人們真正地認識神，也無法真正認識永恆的存在的一切。他寫道：“我們理性稱之為惡的，從普遍自然的秩序和則律講起來並不惡”，“同一事件，可以同時是惡、是善，是無所謂善惡。譬如音樂，對煩悶的人是善，對悲傷的人是惡，對死人無所謂善惡”。“我要警告你，我並不將美麗和醜陋、秩序和混亂看作是自然的屬性，只有按我們人的想象看來，種種事物才被稱為美的、丑的、有秩序的和混亂的”。不要把人的屬性投射到神或自然，擯棄這種思想方法才能真正認識什麼是神。

斯賓諾莎所說的自然，不是指“那一堆物質”，而是指一切事物運動遵循的則律，看得見的世界即生生滅滅的萬物，那是“暫時的實有”，而在萬物的“形態”之背後有其“本質”（則律），那才是“永恆的實有”。他所說的與自然合一的神，就是指這“永恆的實有”，神是萬物內在的原因，神是萬物因果的聯繫和程序，神是萬物背後的則律和結構（這使人聯想起柏拉圖的“觀念”說）。威爾都蘭教授舉出一個比喻來說明斯賓諾莎的意思：就好比一座橋，你看到的是一座由石木搭成的橋，但是真正支撐它的卻是力學的、數學的原理、則律，這才是橋能夠不倒的原因和條件。橋，好比萬物的形態，支撐橋的則律，好比神。斯賓諾莎所說的神與自然同為一體，不可誤解為神僅僅與“萬物”（看得見的）一體，他心目中的神是——永恆的實有和普遍的秩序。“神與自然合一”這說法，當然是屬於“決定論”的，“神”這個詞，代表着最高意志，一切由神決定，且永恆不變，把本質或則律當作“神”就意味着是最高意志，永恆不變。但斯賓諾莎的“決定論”，應該說是一種積極的、可知論的“決定論”，他接下去要闡述“心與物的合一”，引導人們去探究萬物的本質和則律，並運用探究的成果去改善人生和社會。

如此看待神，毀掉了一般人心目中的神，即那個神秘的、深不可測的、高不可攀的神，那個超乎自然的、創造自然的、凌駕於自然至上的神，那個被“人格化”的神。也許，只有這樣，人們才能掙脫經院哲學和宗教教義的束縛，朝着探究世界真相的道路大步邁進，人類文明才能有所進步，斯賓諾莎對後世的影響的確不能小看了。

斯賓諾莎說“自然與神”的合一，所論述的是宗教信仰問題，涉及所謂“本體論”；另一方面，他又談到“心與物”的合一，所論述的是人的理性、人的認識與外界事物的關係。

在其著作《理智之改進》中，斯賓諾莎以自己的經驗告訴人們，一切事物都是空幻徒然，生生滅滅，千變萬化，於是“我決計去探索，究竟我會不會發見一種知能，從而貫徹無始無終的永遠，享受不間斷的至高無上的快樂呢？”他不想去追求財富和名譽，這些那是大有缺憾的事情，會迫使你去討好他人，設法迴避他人嫌棄的，追求能取悅於他人的，他不願意做這種事。他寫道：“專愛永恆無限的東西，則培育內心有一種離開一切痛苦的快樂”，“最大的善”就是“認識心與自然全體之合一”。唯一的、永恆的快樂就是對知識的追求和了悟的愉悅，“心越是認識，就越是了解他自己的力量和自然的秩序，越了解它自己的力量就越能夠指導自己而為自己定下準則來，越了解自然的秩序就越能夠從無用的事物中解放自己”。斯賓諾莎一面說着神與自然合一，一面引導人們把精力從對神的膜拜轉移來認識自然，達到“心與物的合一”。這裡的“物”即指自然，但不只是指生生滅滅的物質，他認為“個別事物的存在無關乎它們的本質，不是永恆的真理”；個別事物的背後有其本質，即“為它們所奉行的則律”；所以，若要達到心與自然的合一，若要認識永恆的真理，就必須去探究事物的本質，去尋覓事物所奉行的則律，當我們的認識事物的本質、規律的時候，我們就達到心與自然合一的境界了，我們就能領略“永恆無限的東西”帶來的“離開一切痛苦的快樂”了。

可是問題是，我們的心所得到的知識，如何才能“與自然合一”？或者“完全相符”？他以為“萬事之前先要相出一個方法來改進和精煉理知”，他仔細分辨知識的各種形式，從中選擇最好的一種。一種是傳聞的知識，例如我得知自己的生日；第二種是曖昧的經驗，卻只是“籠統的印象”，並未經過科學的驗證；第三種是當下的推知，如事物離得越遠看起來就愈小，就推知離開我們很遠的太陽一定很大很大；第四種是直覺的判斷，如數學的知識，如對於“認識全體大於部分”的認識，如看到以下數字2：3：4：x，馬上說出x就是6。斯賓諾莎認為，直覺的知識能覺知事物“於其永恆的狀態和關係中”，也就是說，直覺的知識可以求得對“本質”和“則律”的認識，因而是最好的一種。

斯賓諾莎相信人的理性可以認識世界的本質和則律，他說“種種觀念的秩序與聯繫，就是事物的秩序與聯繫”，“思考的本質與延積（指外界事物）的本質是同一回事”，他認為人的思維與外界的事物可以“同一”，可以完全相符，因為二者的本質是“同一回事”。這裡要強調一點，即斯賓諾莎說的“同一”是指“本質”的同一，是指“觀念的秩序與聯繫”與“事物的秩序與聯繫”的同一。不過，這種說法恐怕只是某種推論而不是論證，我們怎麼能確證這種“同一”？對於這一哲學上的大問題，即人的認識是否能與外界“同一”、相符的問題，或所謂“思維與存在”是否“同一”的問題，引來諸多哲學家的爭論，後文將陸續涉及。

對於“心與身”的關係，斯賓諾莎還是從“單一的世界”這一觀念來看待，認為二者也是一體的。身的活動不純粹是物質的，心的活動也不純粹是精神的；一連串的身體的動作，與一連串的心理變化同時發生、互相對應。這一看法就像現代行為主義心理學所說的，聲帶似乎伴隨着思考而不由自主地出現振動。再譬如，情感的變化總是伴隨着血液循環、呼吸、消化等系統的變化，一個觀念的產生和變化也會伴隨着情感及生理上的變化，人們在用詞上看起來似乎“心”與“身”是兩回事，實際上它們是同一實體的兩方面的表現。斯賓諾莎不但認為“心與身的合一”，還進一步地指出，人的理性與意志、欲望之間並無絕對的區分，“意志和理知是同一回事”，一個慾念就是一個觀念，每一個觀念會變成一個動作，觀念乃是一個“程序”的開始，動作則是這個“程序”的完成。意志的衝動力伴隨着一個觀念的出現和持續，就形成了欲望。欲望，是被我們意識到的或自覺到的本能和慾念（當然，還有並不被我們意識到的本能在起作用），於是，本能、慾念、觀念、欲望、動作等等這一切，都是互相呼應、共同合作的一體，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自我保存。他認為一切人、一切生命體，與生俱來懷有自我保存的意志，所有本能（我們意識到的或沒意識到的）都是為自我保存而產生的，“身與心”都互相呼應地為自我保存而發揮作用。人沒有自由意志，與生俱來的生存意志決定本能，本能決定欲望，欲望決定思想和行為。他把“自由意志論”比喻為這樣一塊石頭——當它被扔出以後划過空間的時候，自以為它在決定自己的拋物線，自以為在選擇在何時何地落到地面。

根據以上論述可以知道，斯賓諾莎十分重視人的理性，但是他把理性看作只是本能意志欲望的另一種表現，離開了“心與身”，理性就不再存在，那個被柏拉圖說成是真實的、獨立的、永存的“觀念（理性）”就被否定了。

按照斯賓諾莎的理論，心與身是一體的，身軀沒有了，心也不再存在，於是，沒有靈魂，沒有來世，沒有永生。

按照斯賓諾莎的理論，心與身“合二為一”，意志和理智也“合二為一”，“意志與理智是同一回事”，每個意欲其實就是一個觀念，每一個觀念（只要不被其他觀念阻止）都會變成一個行為，每個行為的結果都將引出新的意欲以及新的觀念，人就是如此這般地活着，謀求生存和發展。這就認定了，人的思想、理論是由其欲望所決定的，思想、理論是為欲望服務的，思想、理論是自我保存、意志、欲望等達到其目的的工具。應該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對於有關認識論和“什麼是真理”的討論產生重要影響，後文將涉及。不過也引來另一個問題，即人的認識、思想、理論既然是由自我保存的意志和欲望所決定的，那麼必然的，由於每個人慾望的差異和衝突，人們的思想、理論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而且總是處在競爭之中，進而可以說沒有一種思想、理論是永恆的、普遍的，這個結果與斯賓諾莎追求永恆的、普遍的“本質”和則律的想法是相違背的，不能不說，這是他的理論中自我矛盾之處。

按照斯賓諾莎的理論，人活着，都被與生俱來的本能驅使着，或者說，人人都為保存自我而活着，一切都是被決定了的，他說道：“我將論及人，就像我在論及點、線、面”，在他面前，“人”就好比一台有理性和情感的機器。所以，斯賓諾莎的“決定論”是“可知論”的，不是消極悲觀的決定論，卻是積極樂觀的決定論。現代科學技術的最新成果，如人工智能，似乎用實踐表明，把人看作是有理性的、有感情的“機器”，不是虛幻的想法。

斯賓諾莎關於“自我保存”的觀念，對斐希特的“自我”，對法國啟蒙運動，對叔本華的“生活意志”，對尼采的“生命意志”，對柏格森的“生命衝動”等等，都有直接的影響。再引申開去，這一觀念對於認清人性的本來面目，對於政治理論中“不能信任任何人”的觀念，社會學理論中“理性的個人主義”等觀念，都產生着影響。不過，只說自我“保存”，而忘掉自我“發展”，恐怕不夠全面，因為人生不但謀求生存，還謀求發展。

儘管斯賓諾莎否定“自由意志”，但是他並不否定自由，相反，他十分崇尚自由，他心目中的自由是什麼？他認為我們的思想行為受着永恆不變的則律的制約，那麼，只有當你認識到、並知道如何遵循這些則律的時候，你的思想行為才能如魚得水般地獲得真正的自由。僅僅憑着欲望和熱情，想怎麼幹就怎麼幹，必將處處碰壁，哪有自由？所謂“必然即自由”或許就是這個道理。任憑欲望和熱情的驅使，那是“人類的桎梏”，憑着理性探知的則律來協調和管理自己的欲望和熱情，才能達致自由的境界。這也就是現代人所謂的“理性的個人主義”，不過，斯賓諾莎想得更加高遠，他所追求的自由境界，是懷着一顆“瞭然之心”，對命運的好壞、人生的沉浮、生活的貧富、生命的終結等等，都抱着泰然處之、無所容心的態度，學會以笑容向着死神的面孔。一個人達到如此境界，也許可以視作為大智大勇了。

斯賓諾莎有篇文章論政治，他談到人類的自然狀態，說道那時沒有法律與道德，強權就是公理，後來“因為在孤獨中沒有人能夠自衛或取得生存必需，人人懼怕孤獨，所以人們生就趨向社會組織的”，於是出現了國家。“國家的目的不在管轄人民，也不在用恐怖限制人民。國家的目的，重說一遍，實在就是自由”。他認為反對言論自由的法律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相對而言，他比較傾向於民主政體，但是他又告誡說，不要過分，選舉權給人民，但必須只允許受過訓練、有能力擔當重任的人當候選人。剛寫到論民主政治，他就去世了。

斯賓諾莎關於“普遍的單一”和“自然神”的思想，在他生長的那個年代的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主要是破除了長期以來思想上的禁錮，解除了人們心中許久存有的疑惑，也使人們能夠倚仗一種新的理論來重新思考一些哲學上的重大議題，譬如，關於神是什麼，關於宗教信仰，關於主觀思維與外界存在的關係，人的本性與自我保存，人的理性的重要作用，等等。

斯賓諾莎死後二百年，人們集資為他在海牙建立銅像，全世界各地都有人捐款，來參加開幕儀式，勒農為之發表演說，最後一句話是：“從此以後萬古千年，凡有教化的過路人經過這裡，將在心裡默默說道，神的最真的啟示也許都在這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