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柏格森（1859-1941年，法國）

柏格森之所以在他所處的時代被譽為著名哲學家，主要是因為他不認同“實證主義”和“進化論”，特別反對斯賓塞的理論。斯賓塞曾宣稱發現了“根本原理”，說道“進化就是物質之結合，伴以運動的消散，物質從散漫無定的混同狀態進入凝聚有定的分殊狀態，所持的運動則經歷一種平行的變形”；說道“生命是內部關係對外部關係的不絕的調合”；他論述“心的進化”，神經起源於細胞之間接合的纖維；適應性的反射動作由簡單到混合再到複雜，並固定下來成為習慣，通過遺傳積累而形成本能，等等；他把進化論運用於社會學，認為社會的進化也是從簡單到複雜，從分散到結合，從混同到分殊的過程。在柏格森看來，這種實證主義的進化論，是用物理的、機械的觀念去看待一切，用物質、運動、能量等等概念去解釋意識、生命等現象，他認為，一切變化包括生命現象都源自一種內在的動力——生命衝動（生命衝力），這是無法用物質的機械的運動來解釋的。

柏格森從小就是一個奮發上進的模範學生，獲得過很多錦牌，起先對數學和物理很有興趣，但後來由於他突出的分析能力而轉向哲學。19歲時進入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在一所學校任哲學講師，1888年完成第一部著作《論意識材料的直接來源》（英譯《時間與自由意志》），1896年完成《物質與記憶》，1907年完成《創造的進化》（《創化論》），這部傑作幾乎在一夜之間使他界成為哲學界的著名人物。1900年，柏格森任法蘭西學院哲學教授，1914年成為法蘭學西學院院士。

柏格森的文格很特別，並因他善於運用隱喻、形象、類比等而聞名，1928年，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豐富而充滿活力的想法以及提出這些想法的傑出技巧”。

稀奇的是，批判唯物論的柏格森在少年時期乃是一個斯賓塞的信徒，隨着知識學

歷的增加，他漸漸敏銳地覺察到，在解釋“物質與生命”、“身與心”、“決定論與選擇”之間關係等問題上，唯物論是說不通的。難道生命起源於無生命的物質？難道有着意識的“心”就像一個物件？難道進化只是決定論式的適應而無可選擇？柏格森提出，進化不是被動的適應，而是選擇和創造。

柏格森創造了叫做“綿延”的概念，綿延的意思不僅僅是時間的流淌，還包括以往的累積、延伸並創造、變化而生長等等，“綿延就是過去開拓未來而一路擴大的不斷行進”。過去的一切被全部累積起來，而每一刻又都在創造和變化，於是又有新的積累，如此這般，一路擴大，不斷行進，“存在即變化，變化即長成，長成即繼續不斷地創造自我”。柏格森用綿延這個概念來描述他心目中的世界，描繪這個“實有”，描述生命，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世界是變化着的、活動着的存在，生命就是憑藉着不斷的積累、創造而不斷地成長、進化。這一“變化之實有”的背後，乃是“生命衝動”。

譬如我們的記憶，它就是運載“綿延”的車輛。已往的一切都保留在記憶中，積累了許多應對環境的方法，隨時可呈現出來以供當前選擇運用，隨着生命的延長，這些供選擇的反應模式愈來愈豐富，供選擇的範圍也愈來愈廣泛，由這豐富而多種多樣的反應最後產生了意識，意識就是反應的預演，即從記憶中調取並選擇適合當前環境的反應模式。生物體不是被動的適應，而是主動的選擇和創造。選擇需要下定決心，必須耗費精力，需要用人格的力量去克制衝動、習慣、懶惰等等無形的阻力，選擇就是創造，在積累中注入新的內容。這種選擇及創造的能力愈強，意識也就愈是得到加強和發展。牲畜不需選擇，也不能選擇，生活刻板，例行不變。而人善於選擇創造，意識發達，正因為如此，人因意識而得自由。

由此柏格森認為，“心”（意識、精神）與腦（物質）是有區分的。他不認為人的意識是腦的產物，雖然意識跟腦有着密切的聯繫，但是不能認為腦這一物質的器官直接產生了意識。低等動物沒有腦，但也有意識，意識和生命是重合的。

柏格森認為，理性只是意識的一部分，只是“心”的一部分。人的理性只是處理外界事物的相互關係：“理知，就這個詞的狹義而言，乃是要去求得身體對環境完全的適應，去表明外物相互間的關係——總之，去思考物質”，他認為意識還有“內省”和“直覺”等部分，是理性所不能涉及的。他認為理知只能把握事物的靜止狀態，就像電影看起來是連續的動作，其實是一連串靜止畫面的快速呈現，理知並沒有抓到每個靜止狀態之間“綿延”的真實狀態。單靠理知來回答“心是什麼？”那就只能得到唯物的機械的解釋。而我們的“心”是活動的、在“綿延”之中的、是能主動選擇並創造的，我們的意識在其表面的理性下還有大量奧秘，有待心理學去開拓新的領域。柏格森說有大量奧秘有待揭示，沒錯，但對理性的這種看法卻值得商榷，恐怕無論是內省還是直覺都與理性密切相關。

達爾文式的進化論大致認為，新器官和新機能，新生物和新物種是起源於優越變異之自然選擇，柏格森認為這說法不能解釋本能的起源。如若本能要靠後天的適應的累積、遺傳而進化，那麼最初形態的本能必定很弱（要靠後天才能強化），那麼在生存競爭中它能擔負起維護生存的重任嗎？本能的最初形態一定是有足夠強的本領為主人服務。本能的起源仍然是巨大的奧秘。生命的進化中，總有一種除物質運動以外的因素，也是生命內在的因素在起着作用，生命不是一個機器，生命乃是一種力量，能保存自己也能夠生長，能夠選擇和創造，這力量就是——生命衝動。我們的奮鬥與受苦，我們的雄圖和失敗，我們切盼自己日新日強，都是我們內部生命衝動的呼聲和潮流。

柏格森的哲學，在批評機械唯物論觀點的這一點上有積極作用，這促使人們在探索生命及意識的起源上，去付出更為艱辛的努力；不過他用“生命衝動”來解釋生命和意識的起源，卻也沒有絲毫進步，用一個神神秘秘的東西來解釋奧秘，能有什麼用呢？倒是現代科學技術的新發明、新創造，使機械的物質觀念擴張到更為廣泛的物質運動領域，甚至，居然出現了這樣的奇蹟——能用一台由物質材料製成的機器，戰勝圍棋世界冠軍。下圍棋，需要經過觀察、分析、選擇和確定對策、決斷並行動等等一連串身心活動，一台機器能像人的身心那樣活動，看來，人類的意識或許有可能用物質運動來解釋。不過，我們還得十分清醒地認識到，探索生命和意識的起源，是個永無止境的歷程，雖然人們不會停止這種探索，也將有利於人類，但人類無法達到終點。因為這“起源”歷經億萬年，人類無法獲得足夠的“經驗”與之匹配，有限的人類累積的所有經驗再怎麼豐富，在億萬年歷史中只是一粒塵埃。

柏格森用“綿延”的觀念即不斷積累、不斷創造的觀念來看待生命和意識的進化，提醒人們在研究生命現象的過程中，切不可忘記生命的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這對於糾正機械的、靜止的、決定論式的思想方法是有益的。

十二，羅素（1872-1970英國）

羅素出身於英國最古老、最有名望的家族。他祖父曾是自由黨首相，百折不撓地要求自由貿易、普及教育、解放猶太人、各界的自由權利等等，他父親也是一個自由思想家。這樣一個家庭背景之下養育的青年，往往有着一顆高貴的心靈，一生為社會事業奔忙不息。羅素是現代極負盛名的英國哲學家，他是數學家、哲學家、邏輯學家、和平主義者，還是個社會改革家。這位外表消瘦、臉色蒼白的學者，內里卻懷着勇敢、熱誠、甚至反叛的精神，八十多歲還精力旺盛，完成了巨著《西方哲學史》，到九十多歲還精力不衰，去參與肯尼迪被刺殺事件的調查。在他生涯中各種角色的轉換有條明顯的分界線，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一次大戰以前，羅素的興趣都在數學：“數學，正當的看法，不但含有真理，並且含有無上的美——冷靜而樸素的美，像雕刻那般，不訴諸人性中任何脆弱的部分，沒有圖畫音樂艷麗的裝飾，卻純粹而崇高，足以造就一種莊嚴的圓全”。他對數學的濃厚興趣，有時表現在他喜歡有關“否定公理”的討論，譬如“平行線在什麼地方會相交”，“全體會否不大於部分”，似乎這類討論將推動在數學研究上獲得新的成果。舉個例子：偶數只是所有數（全體）的一半，偶數被看作是所有數（全體）的部分；但是若把所有的數中的每個數都乘以2，就得到跟所有的數同樣多的偶數，所有的數（全體）不比偶數（部分）更多……，於是得出關於無窮數的一個說法：無窮數是一個“全體”，其部分所有的項數同“全體”同樣多……。

羅素認為數學具有非人格和客觀性的品格，只有在數學中才有永恆真理，有絕對認識，哲學的陳述應該與數學一樣，不待經驗而顯示其正確而真實。他寫道：“人們已經發現怎樣把推理用符號表達出來，如在代數學中一般，這樣演繹就可照數學的公式推出來了。” 1910年，他和他的老師一起發表了三卷本的《數學原理》，後來與摩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懷特海一起創立了邏輯分析哲學。不過，有個情況難以讓人理解，即在羅素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以後，當他熱烈地論述戰爭、政治、革命、社會主義等問題時，卻沒有運用自己的數學或邏輯的理論。其實，原因根簡單，他所論述的對象都是與現實寸步不離的事物，不可能“不待經驗”。

一次大戰爆發了，羅素像是變了一個人，仿佛從抽象的空中落到了堅實的地面。他像一團火焰猛然出現，大聲呼籲，反對戰爭，保衛人道主義、倡導和平主義，對英國最顯赫的政治家口誅筆伐，直到自己被趕下講台，在倫敦偏僻之處被關禁起來，被逐出社會，被斥為祖國的叛徒。經歷這次重大打擊以後，羅素轉而思考社會問題，並變成一個雲遊的哲人。

起初，羅素看到那麼多的年輕人被送上戰場，去殺人或被殺，在憤怒之餘他深思這種大屠殺的原因，並且曾以為在社會主義中獲得一些答案，以為社會的病根在於私產。他曾以為私產都起源自暴力和偷竊，而且私產受政府的保障，有法律批准，由武力執行，所以政府是大害。如果政府的職權由民間合作團體或生產者委員會來承擔，一切就會變好。他曾以為土地私有制對於社會沒有產生任何利益，主張土地國有。

可是，當他雲遊蘇聯以後，親身的經歷給與自己的卻是嚴厲的批評，幾乎銷毀了原有的信念。他發現蘇聯政府不肯施行民主，而按照他的自由主義原則，民主是理所當然的。他看到土地國有的後果，忽然恍悟到，除非允許把土地和收成傳給子孫，否則人們不會在土地上認真耕作。最讓他不滿的是蘇聯政府壟斷宣傳，壓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以至他認為如果人們不識字倒是值得慶幸的，因為識了字就只能看到掩蓋真理的屏障了。他在蘇聯親眼看到了自己曾經嚮往的“社會主義”的真實現狀，大失所望。

羅素把自由看得很重，他認為自由是至上的善，沒有自由，人格是建不起來的。人們只有通過不同意見的辯論才能揭穿偏見和謬誤；仇恨和戰爭大多來自執拗的偏見和教條式的信仰；哪裡有思想言論的自由，那裡就將破除現代人的病態和迷信。

作為一個社會改革家，羅素也十分重視教育，教育將影響我們社會的思考方式和公共生活，教育不是僅僅傳授知識，更重要的是要讓人的身心得到發展，要多多引用科學及其方法，培養理知上的忠實態度，只相信證據，甚至對證據尚要有所保留。他相信人性是可以有所改善的：“品性中屬於本能的部分是容易陶冶的，這可從信仰、制度、物質環境、社會環境去改變”。只要各種學校的組織得當，治理有方，着眼於人性的改造，那麼，社會的改造就有出路，比一紙立法更有效，也不會再有什麼暴力革命。

羅素雲遊四方，到過美國、蘇聯、中國和印度，所持的自由的、民主的哲學以及改善社會的熱情始終不變，只是成了一個“更老練更明哲的人”，逐漸趨向中和，明白社會改革所遇的種種困難，卻依然對人類充滿着幾乎神秘的惻隱之心。威爾都蘭教授寫這部著作時，羅素正值壯年，教授欣賞他是一個“比有些滿口基督教的更好的基督教徒”，並預祝他被列為最負盛名的哲學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