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武漢病毒所泄毒可能性的說明

新冠病毒已經對西方造成了物質和精神上的巨大損失，西方帶動其他國家對華索賠的聲勢有增無減，即使不會重現庚子賠款，也必將對我國聲譽造成嚴重傷害。前一段索賠的主要依據是中國政府瞞報，本人在4月5日的文章已經批駁（附後）。最近索賠的依據包括了武漢病毒所泄毒的指控，川普宣稱已有證據在手。在這種懷疑下，很多國家都會贊同對此進行國際調查，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已經提出。根據我國國情，肯定不會同意。外國專家(包括華人)受西方輿論和自身利益影響，即使查不出任何證據，也會歸罪於中方不透明。調查香港警察暴行的外國專家就是如此，還有對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和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所謂國際調查，舉不勝舉。這樣，美國情報機構並無義務拿出證據，甚至可以宣稱，只要中國同意國際調查，就出示證據。結果是中國無法自證清白，不得不背負不白之冤。反對國際調查不能只靠主權豁免，強調對方沒有證據。西方輿論會指責說，拒絕調查怎麼能有證據？只有否定國際調查所依賴的所謂合理懷疑的依據，才能避免這種被冤屈的局面。所以，很有必要拿出有力的邏輯證明，否定懷疑武漢實驗室泄毒的主要依據。本文下面給出所需的證明。

1．病毒不是為研究疫苗製作的。

科學界公認，新冠病毒與蝙蝠攜帶的病毒相近。但蝙蝠病毒對人無害，只有當其S蛋白中幾個關鍵氨基酸發生突變，才具備侵入人體的能力，成為covid-19。包括石正麗在內的研究人員早前已經發現若幹個具有此功能的基因片段，可以插入對人無害的蝙蝠病毒使其具備傳染能力。但是，Covid-19的S蛋白所具有的突變卻與這些已知的基因片段不同，並且還包含其他突變。如果為了科研，研究人員應該首先選用已知的基因片段，無須捨近求遠，放棄現成技術不用，另闢蹊徑，尋找新的基因片段改造蝙蝠病毒，得到成本更高結構更複雜的病毒來做研究，卻沒有任何額外效益。

2. 病毒不是中國的生物武器。

根據上述原因，如果病毒確實是人造的，那末不惜成本製造新病毒的目的，只能是為了掩蓋真相，針對敵國的秘密進攻性生物武器。但是，迄今沒有證據表明中國有生物武器，即使有也很難達到這個水平，使世界主流專家認為病毒是自然的。在這個領域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極大，使用生物武器不被對方發現的可能性極低，這樣高成本的研究沒有實際應用價值。而且，武漢病毒所不是軍事單位，沒有相應的保密措施，研究人員與國外同行廣泛合作發表論文，還邀請各國學者包括美國大使館人員訪問，很難開發秘密武器。如果其他地方有此類研究，也不大可能在武漢泄毒。

3. 病毒不是研究所從自然界採集的。

迄今為止沒有在自然界，包括蝙蝠等動物身上，發現新冠病毒。事實上科學界一直在尋找據說來自蝙蝠的埃博拉和非典病毒的中間宿主，至今一無所獲。如果石正麗等人在自然界發現了此病毒，幾乎肯定可以在頂級刊物發表，應該早就搶先公布了，沒有任何必要隱瞞。而且，石正麗團隊近期沒有採樣，如果獲得這個病毒應當已經時間不短。這樣危險的病毒，必須要採取相應措施，告知當地政府防範。這些信息不可能完全隱瞞至今。如果真是從蝙蝠洞裡採集的自然病毒，現在也應該能夠找到。

4.實驗室泄毒與政府的反應矛盾。

為謹慎起見，我們假設，以上三種情況至少一種仍然發生了，而且病毒確實泄露了。那麼，在2019年12月中旬武漢已經出現不明病例的時候，研究所應該很快就能測定病毒成分，判斷其來源。此事無法隱瞞，有關部門事先對病毒肯定知情，病毒泄露尚有可原，知情不報罪無可赦，報警是唯一選擇。政府得知此事，無須承認泄毒，可以說病毒來自海鮮市場，同時立即採取應急措施。無論從保護人民生命，保守病毒秘密,個人仕途升遷還是國家聲譽考慮，這都是唯一合理的選擇，而且必然是集體決策。某個人臨時犯傻有可能，但集體長期犯傻不可能。所以，有關部門絕對不會在人傳人等問題上浪費一個多月寶貴時間，任由病毒擴散，造成國際影響，然後再矢口否認。同時，這種愚蠢行為，還要有石正麗團隊密切配合，假裝重新“發現”病毒基因並對外公布。這樣高超的演技和複雜的協調，與極不理智的延誤失策無法調和。

5.實驗室泄毒與疫情的爆發模式矛盾。

最後一點，如果是實驗室泄毒，應當是偶然發生的個例，傳播對象有限而逐步增加，而且首先發生在與病毒所人員接近的群體。這樣應該很容易引起警覺，不至於在較長時間內無人注意，也很難碰巧在大約30公里之外的海鮮市場突然集中爆發，同時還有多處神秘來源，而病毒所人員卻無一感染。假設被感染者去過海鮮市場，但病毒與野生動物毫無關係，所造成的感染程度應該與此人去過的其他公共場所無大差別。如果很多人在此處感染，其他地方也應該有類似現象。如果有多人感染，這種現象應該更加普遍。然而事實上卻沒有其他可以確定的感染源地。同時，感染爆發時間也非常巧合，正趕在春節前大量人口流動前夕，造成防疫的最大困難。

綜上所述，新冠病毒基本上不可能來源於武漢病毒研究所。

2020.05.02

應對國外新冠病毒索賠的建議

新冠病毒造成的損失數額和範圍是戰爭以外史無前例的，中國已經並將持續受到索賠困擾。美國首開個人索賠先例，隨後英國智庫建議政府索賠6.5萬億美元，印度律師協會通過聯合國索賠20萬億。Rasmussen Reports 的最新民調顯示，42%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應當賠償，35%不贊成，22%未確定。按西方法律，對於索賠訴訟，無須政府出面背書，地方法院判決即可生效。對於這類賠償訴求，不論從保護我國全球投資安全，防範此類訴訟可能帶來的嚴重威脅和潛在損害考慮，還是從回擊和糾正國際輿論的錯誤引導着眼，完全必要加以正視和應對。

下面從西方索賠規則角度，提出我國應對此問題的簡要策略建議。

一.失誤法則：

西方法律對於外部影響（externality）的索賠，主要有兩個原則，一是失誤法則（the rule of negligence）,即賠償由失誤造成的損失。此法則是低線，被廣泛承認。我國中央政府應對這次新冠病毒疫情沒有失誤，及時通報世界衛生組織，履行了國際義務。但是如果地方政府存在失誤，仍可成為對華索賠的理由，就像員工失誤可導致公司賠償。目前國內外很多人認為至少武漢或者湖北或者CDC存在嚴重失誤。這是違背事實的。

所謂瞞報並不存在。政府2020年1月20日確定人傳人並立即公布，23日武漢封城，無須辯駁。1月3日-19日政府行為引起爭議。3日得到病毒分析結果，但不確定是否人傳人，11日出現第一例死亡，封城時僅17例。20日前已有醫務人員患病，但無一確診。當地政府因省市兩會召開，沒有公布新增疑似患者人數，但此期間疫情變化不大，從59例疑患到43例確診，即使公布也不會產生實質影響。專家“無人傳人證據”的說法符合事實。沒有更早判定人傳人，屬於醫學專業上的誤判，科學家沒有法律責任，其責任是根據事實作出最佳判斷，不是必須做出正確判斷。政府也沒有法律責任，其責任是按照科學家的意見做出最佳決策。政府沒有掩蓋人傳人證據。在疫情早期，武漢醫務人員沒利用網絡專線把疫情直報CDC，而是向直接領導報警，地方領導也不知道應即時向CDC匯報，而是等待確診消息，耽誤了寶貴時間。這些屬於工作失誤，沒有任何隱瞞的主觀意圖。同樣出於缺乏信息，有醫生上網找不夠資質的公司化驗病毒，事後被政府叫停，勒令銷毀病毒樣本，目的是保護公共安全，而非瞞報。

1月3日以前，無人知曉病毒性質。李文亮2019年12月30日發微信時也不知道，猜測為非典，與事實不符。如果政府知道是非典而隱瞞，則屬瞞報。沒弄清病毒特性時，即使公之於眾也於事無補，民眾不知如何防範，政府無法決策，只造成恐慌，增加病毒傳播機會。警方對李醫生的警示合法，重大傳染病的發布權限於CDC，各國相同。李醫生在微信群里明確說不要外傳。但微信傳播力難以控制，警方措施屬於職責範圍，沒受政府官員特意指使。而且政府在第二天即公布了比李文亮微信更詳細的信息。

2019年12月30日以前，政府和醫學界對病毒所知更少，感染人數少，更無死亡，政府無須公布病情。在此前後，有8人因在網上散布謠言被拘留，內容有誇大的患病和死亡人數。這些“八勇士”與李文亮無關。後來李文亮事件被炒作後，被替換成八勇士之一，其他7人也被誤傳成醫護人員。事實上沒有其他醫護人員受到警方干預。因此，中國政府和醫學界都沒有瞞報。按照失誤法則，中國沒有向外國公民或者政府賠償的法律責任。  

我們建議：政府應正面回應澄清1月3日-19日期間，政府了解病毒危害程度和做出重大決策所需的可靠依據和利弊權衡等情況（哪怕是正常的猶豫）；對故意混淆“八勇士”與李文亮的謊言，要以政府專題闢謠形式給予詳細的事實上的駁斥。以此杜絕“失誤法則”可能引出的發酵空間。

二. 嚴格責任法則：

西方法律處理外部影響（externality）的另一個原則是嚴格責任法則（the rule of strict liability）,即被告的行為對他人所造成的損失都應賠償，即使沒有明顯失誤。這是賠償的高線，不被廣泛承認，但原告可以按照這個法則策劃訴求。如果原告意圖證明中國政府的行為對其造成損害，他們仍然會根據此法則要求賠償，並可能獲得有利判決。

但根據西方法律，原告必須證明其損失與被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首先，即使病毒跟吃野味有關，並非政府行為。中國政府允許公民出境，不是導致境外傳染的充分條件，外國政府有權拒絕他們入境，不能以中國政府未禁止公民出境為理由索賠。

西方索賠的理由，現在被提的最多的是認為中國控制疫情緩慢，造成廣泛傳播，縮短了西方預防時間。但各國疫情爆發時間都與武漢封城有一段距離，在此期間，西方國家都沒採取預防措施。中國是否提早封城或者公布消息，對西方損失沒有直接影響。

另外，即使中國行動遲緩對國內有影響間接傳到國外，西方也不能用自己達不到的標準要求賠償。封城等措施，當時受到西方廣泛批評；當西方事後遇到類似情況時，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反應更果斷及時。如果以中國行動遲緩要求賠償，則明顯是雙重標準，違背法律公正。

我們建議：輿論回應上應重點強調，中國政府的延誤，只能通過對國內的影響間接傳到國外。而國內其他地區疫情在一個半月內基本被控制，完全沒有出現西方（原告）國家那種大規模爆發的現象。因此，前者與後者之間沒有因果關係。

三. 控方自身的責任：

按照西方法律，原告的賠償要求不能超出自己無法控制的範圍。比如，鄰居失火，延燒到自家，放任不救，不能要求鄰居賠償全部損失。中方應以湖北省以外疫情所造成的平均損失，作為法律賠償的上限。西方國家在應對疫情上的優勢，包括時間距離和人流控制等，都明顯高於國內省份。湖北以外全國平均每10萬人一例感染，1千萬人一例死亡。這些地區都沒有封城、新建醫院和採取其他特殊措施。西方國家沒有理由達不到同樣結果。大範圍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屬於原告可控範圍，責任不應由中方承擔。考慮到原告的自身責任，中國對因新冠病毒死亡的責任可定一個最高限額。全球除中國以外的總人口大約60億，按每一千萬一例死亡計算，總數600，英國人口6千萬，限額6人（6.5兆美元只是奢望）。

我們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和人士對此應當達成共識，統一口徑，心中有數。

以上信息不僅政府有關部門應該了解，而且也應成為中方在此議題上面對西方攻訐實事求是為國辯護之針對點。闡明和匡正上述幾點，彰顯對中方有利的辯護理由，可以有力挫敗部分無知索賠者的信心，減輕反華輿論造成的政治壓力，有望不戰而屈人之兵。反之，如果缺乏長遠考慮，僅停留在籠統斥責和抽象否定的層次，則會加深各國公眾（包括部分國內人士）對中國瞞報疫情的錯誤印象，等到各國索賠蜂擁而上，再想改變輿論重述歷史就會很被動了。

20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