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桑塔雅那（1863-1952年美國、西班牙裔）

桑塔雅那生在西班牙的馬德里，6歲時隨父母到美國，27歲畢業於哈佛大學並在那裡教書。他一面教書一面寫作，完成了他的傑作《理性的生活》，包括五卷：常識中的理性，社會中的理性，宗教中的理性，藝術中的理性，科學中的理性，該書一出來就給桑塔雅那帶來一片讚譽聲。50歲時他移居英國，人們以為他要做的工作似乎完畢了，料不到他60歲時又發表了另一部傑作《懷疑主義與動物信仰》，而這著作正是進入桑塔雅那思想的門徑。

在《懷疑主義與動物信仰》的引言中，桑塔雅那寫道：“這裡又來了一個哲學系統，假使引得讀者年笑了，我能向他保證，我也在跟他一起笑呢”，他謙虛地表示，有各種哲學系統，他只是其中之一，讀者可以選擇自己所接受的。桑塔雅那給讀者提出建議，即先要破除認識論蜘蛛網，那是哲學發展的遮攔，對於相傳的假設要進行批判，他願意對什麼東西都持懷疑態度，只相信當下的經驗才是真的——此色、此形、此味、此嗅、此性質等等。唯心論當然是對的，因為我們只有通過我們的觀念去認識外界。但是數千年來的事實讓人們相信感覺經驗都是真的。那些哲學家，在心中尋覓宇宙那個“本體”，而在日常生活中，卻很實際地對待物質生活，衣食住行，滿腦子都是物質，忘卻了他們的高論“事物未被認識時即不存在”。桑塔雅那指出，懷疑經驗的真實性，是一種病態。

桑塔雅那這樣表明自己的觀點：“在自然哲學上我是一個斷然的唯物論者，顯然在當代就只我一個了，……但我並不自命為知道物質本身是什麼，……不過無論物質是什麼，我大膽地稱它為物質，正如我稱我的朋友為斯密斯或瓊斯，雖然他們的秘密我不知道”。在此基礎上他推崇經驗、推崇理性，倡導“理性的生活”。

桑塔雅那也明明知道，理性因人而異，科學的結論有時會被顛撲，不能認為科學發現了永恆不變的“則律”，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只能憑藉理性與科學：“信仰理性……曾被效果核實的理性。” 桑塔雅那要把“人類進步的各方面”，以及人類關係和歷史的形形色色，統統放在理性的檢驗之下。他倡導理性的生活，理性的生活只能根據科學，因為科學包括一切可信賴的知識。理性的生活即“由結果在意識中被證實不謬的一切實際的思想和行動”，為此他寫下洋洋五卷《理性的生活》。

桑塔雅那根據科學理性所獲得的知識，相信身體和“心”有其物質的基礎：“統馭迷亂中的身體，為身體的種種習慣指出它們如何配合的一條途徑，是心嗎？或許完成這項令人驚嘆的工作的是一個機械自動的機構，而心的作用不過是為這項工作把握機會，或給以愉快和支持，或給以無力的反抗……，心靈只是物質的動物內部一種精巧敏銳的組織，有無數神經組成的巨大的網。”

桑塔雅那那麼“唯物”，又不相信永生，可是他卻是個天主教徒，這似乎難以理解，不過在他對於“宗教的理性”之論述當中，可以找到答案。他寫道：“這項研究將使懷疑論者親悟人世生存所含的神秘和深情，將使他們了悟宗教何以那麼深澈動人，且在某種意義上何以這麼深澈地合理。”他說，宗教的產生出於人們在遇到桀運而蒙難之時對自然力量的恐懼，以及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另一個原因是想象，憑着想象，人們喜歡對萬物作擬人化的解釋，譬如說“彩虹是美麗而羞卻的仙女在天上路過留下的足跡”等等，其實這並不表示人們真的相信其說，而類似這種詩意的樂趣，足以幫助人們去承擔平庸乏味的生活。出於對自然力量的恐懼以及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人們憑藉想象而編織出美麗的神話，並逐漸融入宗教的教義、理論。所以桑塔雅那提醒人們，不要對宗教作拘泥的直解。桑塔雅那寫道：“宗教乃由人的想象去解釋人的經驗”，“以為宗教里對於真理和人生的闡述是直解的而非想象的，那簡直是非非之想，誰這樣想，誰就尚未走上有益的哲學思維”，“宗教的事永遠不是爭論的事”，對於一般人在宗教的神話中得到安慰並為之激動，有識之士大可不必去干擾他們。

桑塔雅那在《社會中的理性》中談及他有關社會和政治的觀點。在他看來：“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一個真正合理的道德或合理的社會制度，而且今後也難於期望的”。他設想，一個更大的國家所施的征服和併吞就是向全人類的組織與和平走近一步，那倒是全世界受惠的。他以為集中的專制倒足以除去無數雜亂的小專制，一個強盜大王安然接受貢獻，總勝於幾百個小盜無休止地勒索買路錢。他寫道：“昔日曾夢想過且在理論上成立的普遍秩序，一個大帝國，裡面有普遍的和平，合理的藝術，哲學的崇拜”，他認為在理性時代，該有自覺擔當統治世界的少數人，力求對世界作全盤的觀測和公正的統治。

相對而言，這位哲學家比較傾向於貴族政體，他以為人類的文明都是貴族政體的成績。他寫道：“文明從來就是特權階級的習慣之廣布，它並未出於一般的人民，而是與一般人們有差異的少數人興起，然後在高處加臨於人民之上”，一個國家如果全是工人農民，那一定是一個野蠻的國家，因為“他們僅有一切衝動，他們不能積聚經驗，因為要積聚經驗就要建起種種高級的機關，弄出一個貴族社會（上流社會）來”。可是，歷史的教訓歷歷在目，他也不得不承認貴族的專制的政體的缺陷，譬如它扼殺了低層人群中優秀分子的發展，譬如讓幾百萬人當奴隸以維護少數人的自由，等等。那麼，民主政體是否比貴族政體有所改良呢，似乎未必，它的腐化、低能，更糟的是它有自己特色的專制——迷信於全體的一律。說來說去，桑塔亞那離不開悲觀的想法：“一千次改革留下的世界還是一樣的腐敗，因為每次成功的改革便創設了一個新制度，這個新制度便滋生了同它一氣的新弊端”。不過到頭來，他又不免難以忘卻柏拉圖的“理想國”，說道如果必須指定一種制度的話，那還得是“尚賢政體”，即由最有智慧的、最有德望的、最有功勳的人來實施統治。

這是幾千年來不少有識之士的美好理想，也許只能說是空想，問題在於，世界上有這種“最有智慧的、最有德望的、最有功勳的人”嗎？如果有人推舉出一個貌似這樣的人，又有人推舉出另一個來，甚至有更多人被推舉出來，怎麼辦？有沒有一種標準來比較被推舉者的品格才能？又由誰來做出裁決？這個裁決者有足夠的權威讓人們服從嗎？

或許，人們首先應該拋棄世界上存在“最有智慧的、最有德望的、最有功勳的人”的空想，退而求其次，只要求推舉一位被大多數人擁護的、允許其短期掌權的統治者。當代一些國家建立的民主政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前提下，由“人民的權力”作為裁決者，決定誰是掌權者，並規定其任期、職權範圍等，這才是人類社會一次又一次改革所積累的最有效的經驗。

十四，威廉.詹姆士（1842-1910年美國）

威廉.詹姆士生於紐約，小時候與其弟亨利.詹姆士一起被送到法國讀書，日後兄弟倆都成為名人，作為心理學家的威廉寫起心理學來像小說，作為著名作家的亨利寫起小說來像心理學，也許這就叫做“心有靈犀”吧。

詹姆士於1870年在哈佛大學得醫學博士，自1872到去世一直在哈佛當教授，講授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最後轉而教哲學。他最成功的著作是1890年完成的《心理學原理》，而在1900年以後的著作幾乎都是關於哲學。他這樣界說哲學：“只是極儘可能在最涵蓋融會的情形中思考事物”。所以他的思想總是指向事物，不像玄學家那樣沉迷於空幻的臆想。

1878年，他在《通俗科學月刊》上讀到查理士.皮爾斯的一篇文章《如何使我們的觀念明切》，皮爾斯說道，我們評估一個觀念的意義，必須看它在實行後所抵達的效果。否則對該觀念的爭論可以沒有休歇，也一定不會有什麼結果。這說法正合詹姆士之意，這麼一個簡單而舊有的標準，引導他得到曾經尋覓反對抽象虛妄的武器，並對真理給出一個新定義。不存在客觀真理，真理就是把實行得便利和奏效的經驗表述出來，並不是客觀的寫真。真理是一個觀念的“兌現價值”。真理就是一種作用，用“效果”對一個觀念的真實性加以證實。不過要明白，對付眼前的一切經驗是適宜的，未必對此外的其它一切經驗同樣適宜。真理不是唯一的、永遠不變的。經院哲學問的是：它是什麼？達爾文主義問：它的起源是什麼？實用主義問：它的效果是什麼？這就是實用主義的主要論點，人們把皮爾士和詹姆士看作為實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

十，杜威（1859-1952年，美國）

杜威是現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出生在美國佛蒙特州一個普通的家庭，這是又一個例證，證明一個人的成就無關乎他的身、門第。他在佛蒙特大學畢業後，於1884年獲得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曾到明尼蘇達大學、密歇根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哲學，以後就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工作，並成為哲學系的領袖。杜威跟皮爾士、詹姆士一起被尊為實用主義的創始人，實際上，杜威的影響比後者更大。

杜威首先讓世人矚目的，是他在芝加哥推動新教育的成果。他的教育觀其特點就是重實際、重實驗。他在《平民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把自己的哲學觀念引到一點，論述如何發展培養更優後代的事業。凡是進步的教師都承認他為領袖，全美國幾乎沒有一所學校不受他的影響。他還到其他國家，譬如中國、土耳其等國，宣講如何改進教育、如何改造學校。

杜威的新教育觀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其一，斯賓塞要求教育少一點文科，多一點科學，杜威則進一步指出科學不就是書本知識，應當重視傳授實用的、職業的知識和技能。其二，他認為“自由”教育栽培的是一個“自由人”——似乎是一個永不做工的人，只適於空閒階級的生活，不適於工業的民主社會的生活。引經據典的教育趨向勢利，而職業上合作的交誼則趨向民主主義。其三，他認為學校應該是一個小規模的工廠，通過實習、嘗試、矯正等，去教導學生在社會的經濟活動中應遵循的秩序、規則、道德和技術。其四，要改變舊有的教育觀念，已往人們以為教育僅僅指學校教育，似乎一到成年就不再有受教育的事了。應當認為學校教育只是身心不斷發展、生活不斷進取的啟迪，只能給孩子們藉以發展的工具，以後他們每個人通過自身的經驗來融會和闡述，這將是一個終身學習同時又是終身受教育的里程。以上這些觀點，恐怕至今還有不少人尚不理會，一個世紀過去了，但是杜威的教育思想仍然影響着世界教育事業的發展。

在哲學這方面，杜威如一個純良的實證主義者，繼承培根、霍布士、斯賓塞等人的思想，擯斥玄學成為神學的回聲和喬裝，老老實實地執着自然主義的觀點，擯棄那種超自然的動因。他認為叔本華的意志或柏格森的衝動或許是存在的，但無需崇拜它們，這些“宇宙勢力”即無補也無損於人類創造的一切，哲學的問題不僅是認識外界，更是要改造外界，“人腦主要並非認識外界的機官，而是行為的機官”，哲學並非對感覺和認識的分析，乃在於知識與欲望之綜合與協調，以使行為達到預想的目的。我們不要去研究“意識的狀態”，而是要研究反應的式樣，人的反應決不是被動的、對環境的“順應”，而是主動的、有目的反應，所有的反應都是為了滿足制馭環境的欲望。思想是與環境相互作用的工具，觀念是對於反應的先導、試驗。總之，把哲學、思想和觀念都落實到行為，這就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的顯著特點；而行為就是為了主動適應環境、制馭環境，以求發展和創造。

如果你要了解思想，那麼你必須看到，推理並非始於前提，乃始於為解決問題而立起一個假設，這假設就變做為尋求前提的結論，最後讓這個假設接受觀察和實驗的測試使之成立。這就是“設問題，求解釋”的思想方法。此外也是很重要的是，思想是“社會的”，習俗、風尚、語言、文字以及種種傳統觀念，就像一口大網撲向每一個人，力求使之成為民族大家庭中相同模樣的一員。這種社會的遺傳，往往被誤認為是身體的生物的遺傳，其實或許只是心理習慣在社會中由成人對兒童傳授和施加影響的結果。試想，人的本能，如性慾、好鬥等，已經被社會的影響和訓練節制了，其它的本能如占有欲好勝等，也能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在教育過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不要固執於人性不變和環境萬能這兩相極端的說法，生長和變化沒有可知的止境。

杜威持有一種被人們推薦的最妙的觀念就是“生長”，他寫道：“圓滿並非是究竟的目標，圓滿、成熟、進修之行健不息的歷程才是生活之鵠的”，“惡人是這樣一個人，不問他以前善到什麼程度，現正在退步，正開始較為不善；善人是這樣一個人，不問他以前如何不肖，現正在進步於較善。這個觀念叫我們嚴於責己而寬於待人”。每個人都有可能找到“生長”的路徑，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重要的是要充分發揮智慧的作用，意志自由不是破壞因果律，乃是籍知識的光明來指導行為。“一個醫生和機匠在思想行為上自由的程度，完全要看其對所從事的工作有何等的知識，也許我們就在這裡找到什麼是自由的鑰匙了”。杜威崇尚智慧：“倫理、哲學回到它最初的愛，愛智慧，這就是撫育善的乳汁”。

在政治上，杜威不像大多數哲學家那樣傾向貴族政體，而是接受民主政體，雖然他也知道其缺點。政治制度的鵠的就是要幫助每個人完全發展他們自己，那麼前提就是讓每個人有權參與政策的決定，這就是民主政體的優點。雖然貴族政體和君主政體的效率來得高一些，但卻更危險。不能完全信任政府，要讓社會事業儘量地分給民間團體如黨派、會社、工團等等去承擔。他認為，要進行政治改造，必須像科學那樣，運用實驗的方法對待社會問題，不單純依靠理論，而是要對每一個具體的問題作出特殊的假設，通過實踐、嘗試與矯正而解決問題。

把杜威跟以往所有哲學家相比，人們會發現，哲學從空幻的絕對“觀念”（柏拉圖）一步一步地降到了地面，真正貼近生活，解決實際問題，為人們謀求生存和發展服務。

後語

簡單介紹十七位哲學家的生活和思想之後，讀者將有何感受？這裡談談我的感受，也許可以供大家參考。

其一，看到兩千多年來哲學界探討的東西幾乎無所不包，宇宙、天地、自然科學、社會家庭、國家政治、道德倫理、邏輯思維、善惡美醜、心理生理，等等；如今都分給了已經形成的各學科領域，那麼哲學還剩下什麼？一時間仿佛又回到古代雅典寺廟的一角，在那裡蘇格拉底要年輕人善於懷疑，弄清楚一個個詞語（概念）的定義，這情景似乎在告訴人們，給哲學剩下的似乎只是有關思維或智慧的學問？不過，看看現代的心理學，正在努力揭示意識（感覺、知覺、經驗、理性思維等）的產生及運作機制，諸如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知心理學，腦神經科學，認知神經科學，正在探討認知歷程的生物學基礎，闡明心理歷程的神經機制。看來，給哲學留下的地盤更少了。但是，恐怕這些學科並不能完全解決優化思維的問題，它只探討人的內部機制，但是優化思維涉及到思維的對象及思維的效用，涉及到外部關係，包括社會環境中人與人的種種關係，譬如，你在思考“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正義”等問題時，或者，當你在與他人爭論“有沒有永恆的道德”、“有沒有不變的真理”時，怎麼才能取得優勢？這跟心理學探究的“內部機制”就關係不大了。看來，心裡學所無法解決的問題，即如何讓自己的思維成果得到更多人認同的問題或如何優化思維的問題，還是只能留給哲學了。

其二，哲學對於如何優化思維的最重要的啟示，就是關於理性思維的地位作用的論述。許多哲學家都提出，理性思維、思想理論都是為求生存求發展的欲望服務的，亦即是競爭的工具，由此可以導出以下看法——所有的思想、觀點、理論不可能是“中立”的，不可能是“一尊”的，不可能沒有異見，沒有“唯一客觀的真理”，不要對其盲目信仰，任何人都有權擁有自己獨特的思想觀點。破除迷信，獨立思考，善於懷疑，勇於創新，保存和發展自己的思想觀點，這是每個人的應有權利，因為這是競爭的工具，如果被抹殺了、被剝奪了，就等於被解除了武裝，任憑別人使用這種武器去占據優勢或來侵犯自己。由此也讓人們發現優化思維的重要性，因為這關繫到在競爭中如何運用這一武器而有利於自身。本能僅僅為“生存”服務，而理性不但為“生存”更是為“發展”服務，理性不只被動適應更會主動選擇；跟着感覺走，是出乎本能，沒有人不跟着感覺走，但不懂得或不知道怎麼跟着理性走的人，往往處於劣勢，因為它丟失了一件重要的武器。樹立起這種觀念——努力學習如何優化思維，對於參與競爭並想獲得成功的人來說，至關重要，這是通過學習哲學受到的重大啟發。

其三，上文提到的“破除迷信，獨立思考，善於懷疑，勇於創新，保存和發展自己的思想觀點”，這是優化思維必須滿足的基本條件。不可迷信任何一種思想理論，必須通過自身經驗檢驗以後再對其作出取捨，盲目跟從等於解除武裝。獨立思考不是指“獨自一人苦苦思索”，而是指在接收各種信息的時候不受其影響，不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善於懷疑，特別是對被吹噓為“真理”、“永恆”、“普遍”的那些思想理論，要持懷疑態度。另外，懷疑自身尤為重要，善於否定自己者才會掙脫前進的羈絆，既善於獨立思考又善於反思自我，在優化思維方面必將有很大進步。

其四，優化思維必須掌握一些方法，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法就是——遵循事實和邏輯，或者說要合乎事實、合乎邏輯。這一條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如常言所說“事實勝於雄辯”，事實容易讓人信服；而合乎邏輯則容易讓人的理性接受，合乎邏輯不僅在於形式，更重要的是準確地運用語言。不遵從語言本身的規律，無視基本事實，任意杜撰一些所謂新概念、新術語，比如“民主就是多數統治”，“民主就是多數暴政”等等，其立論必定站不住腳。合乎事實，就是指從事實出發、以事實為據，從經驗中抽象出概念，得出對事實的解釋。不要隨便地從已有概念出發，對已有概念要斟酌、檢驗，凡是與事實不符的、涵義混亂不清的，就應該大膽質疑，去尋求更為確切的概念，去實現思想上的創新。從“哲學家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幾乎每個哲學家的成就和名望都是這樣得來的。

其五，不斷積累已有的思維成果，是優化思維的前提。要讓自己的思想觀點得到更多人的認同，就必須掌握儘量多的論據，掌握比他人多得多的論據，這就需要掌握儘量多的知識。但因為每個人本身經驗有限，所以要借用他人的經驗，當然就要多讀書、多接觸各種媒體。讀書出於各種需要，如果為了優化思維而讀書，那就不能一般對待，得用心。千萬不要以為你讀了一遍名著就看懂了，名著的作者費了大量精力寫作，字字句句、每一段、每一章都有互相聯繫，應該也花大量精力去挖掘去尋求作者的真意，才能逐漸看懂了。一本厚厚的書被看得愈來愈薄，才算看出了點明堂。讀書人千萬不要忘記叔本華的忠告——“生活先於書本”，“原文先於註解”，原文即你的生活，把書本當作“你的生活”的註解。要把讀書和自己的生活經驗緊密聯繫起來，互相比照，與此同時把自己的經驗總結、抽象為概念、理論。

很多哲學理論關注的，是什麼“本體論”，“認識論”，“唯心論”，“唯物論”，宗教倫理等等內容，也有很多人對此感到興趣，不過我認為這些討論離開我們的實際生活太遠，還是讓少數人去施展他們的才華和精力。對大多數人而言，哲學提供給大家的，還是關於優化思維的啟示和方法。閱讀哲學著作，讓你知道人們在思考什麼，是怎麼思考的，思考的結果是什麼，幫助你積累各種知識，激發你優化思維的動力。我們的生命過程就是謀求生存和發展，不可避免地要參與競爭，而理性思維是競爭的最重要的武器，“如何優化思維”的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