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再次聽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說法。

“讓”，就必然要以犧牲公平為代價。古裝戲中，達官顯貴招搖過市，前面就有人打着“讓”字牌，也許他只是去打打麻將；北京街頭經常看到警車開道，所有正常行駛車輛都要靠邊，一溜黑色轎車呼嘯而過-----這是公共交通上的“讓”。

那麼“先富起來”是怎樣“讓”的呢？就是製造一個價差，讓一部分人輕而易舉地獲取它，並且不需要承擔任何風險。這就是長期以來一直明里暗裡存在着的“價格雙軌制”。

價格雙軌制經濟學上稱為價格歧視，同物不同價。本應該價格面前人人平等的，而我國長期以來卻制度性的搞了個價格面前人人不平等，集中表現在以下幾次：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倒家庭耐用消費品，最突出的是倒彩電票。誰手裡掌握這些票，把它放出去，誰就發財了。“官倒兒”一詞由此時而生。

──80年代末，倒生產資料。比如，和建築行業密切相關的鋼材，計劃價一千多元一噸，而市場價最高竟然賣到三千多元。站在全國的角度作一個簡單的數學運算，就會發現，大約相當於全國鋼材年產值的財富，流入“一部分人”腰包。這還僅僅是鋼材價差，煤炭、石油、水泥等等等等一切生產資料那幾年無不實行價格雙軌制。累計產生的價差是何等的巨大？於是，全國範圍的“反官倒兒”隨之而起。遺憾的是，官倒兒不但沒有被遏止住，反而更加變本加厲。

──到了90年代初，產品倒過了、生產資料也倒過了，該倒貨幣利率了，倒計劃貸款指標。金融市場一度被搞得烏煙瘴氣。“一部分人”卻不費吹灰之力地從中獲取了巨額價差。落入“一部分人”腰包的如此巨額的價差，迅速以物價飛漲反映在商品上，最終又以通貨膨脹的方式全部轉嫁到最沒有承受能力的普通老百姓頭上。可悲的是，那時侯咱老百姓還心甘情願地去搶購那些質次價高的商品來幫助“一部分人”消化掉了巨大的價差。即“一部分人”吃了飯，十億普通老百姓爭先恐後去買了單，還一點都沒有感覺到冤。

──從90年代後期直到現在，各種要素都倒過了還倒什麼呢？倒各種要素的集成──企業，倒企業上市指標。這一倒的價差可就不是幾百元幾千元幾萬元了，而是以天文數字計。通過股市製造泡沫經濟把這部分價差轉嫁到股民頭上。上市公司不僅“一年績優兩年績差三年虧損”現象司空見慣，而且上市當年就虧損的情況也屢見不鮮，甚至不久前還出現了象麥科特這樣上市半年就預告虧損的公司，更有甚者，最近寶光股份上市才仨月即發預警公告。至於虛假報表、虛假交易、虛假重組更是層出不窮。

價格雙軌制十分可惡，它不但造成價格上的混亂，同時也產生政治上的腐敗──權錢交易，經濟學上叫尋租現象。中央電視台最近一期《新聞調查》有關藍田的報道就可見一斑，一家上市公司幾乎手眼通天。

我們發現，這四次大規模的“倒”是一個權力逐漸上移的過程。越倒，價差越大；越倒，有機會參與的人越少。

先富起來的這一部分人並不顯富。他們聚斂的巨額財富，要麼如成克傑之流在境外比如香港購買了不動產，要麼如李紀舟之流以子女的名義轉移到國外支援了資本主義建設。這些巨額財富實際上已經沉澱在“一部分人”手上，暫時不會參與國內的消費流通，這也是內需長時間難以拉動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待到條件成熟政策允許（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有機會參加政策的制定），這部分巨額資產就會出來收購國內企業、土地，“一部分人”也會搖身一變成為當年革命的對象??資本家、地主。

不知道“一部分人”倒完上市指標以後還要倒什麼，有一點是肯定的，如不施以良策從源頭上加以遏止、如不置“一部分人”的行為於法律和輿論特別是輿論的監督之下，那麼，“一部分人”就決不會停止用強權進行瘋狂的資本積累的腳步。從以往的歷史我們看到，雖然價格雙軌制明里取消了，但是，實際上總是會不斷地出現讓“一部分人”易如反掌獲取價差的制度上的機會。下一次這樣的機會最有可能出現在國有企業資產關係的轉變過程中，比如只允許領導幹部持股不允許廣大工人持股，這樣一來，廣大的國企工人的地位就徹底完整了由“主人翁”到社會最底層的轉變，而“一部分人”也就完成了由“公僕”向主人的轉變。這是極其不公平的。我們知道，即使到如今也沒有哪一家國有企業象民營企業或私營企業那樣要求各級領導對企業真正承擔經營上的風險和經濟上的責任，從某總意義上說，到是員工更多地承擔了企業的風險，比如企業效益不好時員工的收入會明顯下降，而領導們的收入幾乎不受影響，把國企搞砸了還可以平級調動，甚至提拔高就。也就是說各級領導和普通員工都沒有對企業承擔經濟上的風險，那麼，在經濟利益上也就決不應該有太大的差別。這是國企領導在收入上不應該向私企看齊的根本理由。現實是，國企領導的收入遠遠高於員工幾倍甚至十幾倍。這是題外話，回到主題，不管“一部分人”下一步倒什麼，可以肯定的是，負擔會再一次落到普通老百姓頭上。

《論語》中“溫良恭儉讓”的“讓”是一種謙遜的美德；“女士優先”的“讓”是一種紳士風度；在發達國家實行“公交優先”的城市，所有社會車輛包括官員專車都要為公交車讓行，直接體現的是為最廣大人民服務的意識，間接體現的是提高效率、減少污染、降低能耗的可持續發展思路；而經濟活動中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卻是用強權進行資本的積累，侵害的是最廣大人民的基本利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既不符合市場經濟的道德規矩，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交易規則。

讓弱勢群體，是社會進步的標誌；讓強勢群體，是社會腐敗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