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黑難以捉摸卻無處不在，奧巴馬也奈何不得

蔑黑難以捉摸卻無處不在，奧巴馬也奈何不得。為什麼，既有白人的自我陶醉，也有黑人自暴自棄，還有黑人那種疑神疑鬼的心態，蔑黑幾乎永遠也不可能消除。

我上篇提到美國到了至暗時刻，基本上反映了一個真實的現象，不是牽強附會，也不是胡說八道。其原因是現在不僅美國人思維混亂，秩序紊亂，全世界和中國差不多一個樣，都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人們把香港，六四，美國黑人抗議遊行，美國總統強烈地干預(連中共對付香港那點耐心都沒有)。把美國搞成了漿糊，煮熟了一鍋粥。真的是左右混淆，黑白顛倒。才有反六四鎮壓，也反美國鎮壓。有些人既反對中共，又不喜歡川普。

12年前美國選擇了黑人總統，約翰·麥凱恩2008競選失利，在祝賀奧巴馬時說道“我們與不公正的時代也許一去不復返了。”當時大家都希望他的預測是對的，結果事情發展恰恰是事與願違，歷史發展出現了反覆，與原來的初衷背道而馳。儘管過去一百年來種族歧視有所改善，但還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不幸的是，我們的第一任黑人總統並沒有成為進步的指標，許多人在他就職於我們國家最高行政辦公室後就一直希望取得進步。達倫·威爾遜（Darren Wilson）在弗格森（Ferguson）開槍的槍聲，和最近埃里克·加納（Garner）和喬治·弗洛伊德含糊的“我無法呼吸”的悲慘的呻吟聲是最好的說明。

當時為了回應那些對進步感到憤世嫉俗的美國人，無論警察暴行如何嚴重，奧巴馬提倡擬訂新的政策來解決“種族偏見問題”。但是，種族偏見在執法中的持續存在是修訂立法之外的一個問題，不可能靠立法得到解決。訓練警察是不可能解決白人心裡對黑人的歧視。

德里克·肖文的膝蓋壓到喬治·弗洛伊德脖子上的黑色仇恨，早於寫進了每部刑法，每項法律和每一項法院裁決的案例中，是普通人也不齒的惡劣行為。但是，在美國人中對黑人的充分而完全的普遍到了極點的蔑視是一種難以捉摸的，可見不可聞的東西，一致極致的邪惡。它總是超越了美國政府面對其奴隸制暴力基礎這一事實的局限性，是一種歷史性的東西，承不承認沒用。法律只是在反映民主被認為在道德上是允許的，因此，對警察的不當行為給予寬大處理，這並不是在立法上不夠充分，而是公民社會歷史上使種族主義得以實現的方式的反映，是一種和事佬現象，當官的包括法官都有大事化小的傾向而已。

美國人從很小的時候起就被灌輸了關於黑人不好的概念，他們是好吃懶做，享受福利的超級階層，總是犯罪策劃或參與者，而這種潛在的仇恨總是最終成為觸發黑人生活從未有過的對抗的誘因。百分之百的黑人幾乎都有被警察追蹤的待遇。當然，並非只有來自警察種族歧視，在美國任何場合黑人都不受待見，從來歧視是司空見慣的，例子也不勝枚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奧巴馬在馬丁死後不斷施行了改革，結果與希望大相徑庭。2010年以來，明尼阿波利斯市已撥款數十萬美元用於警官的種族敏感性培訓。計劃致力於通過對警官進行公民權利，社區參與以及種族偏見的教育，以提高執法人員與有色人種之間的互動，正如奧巴馬建議的那樣，在賈馬爾·克拉克和菲蘭多·卡斯蒂利亞2015年和2016年遭到槍擊殺害之後，希望政策改革改變這些歷史問題是不現時的，可以說沒有任何改變。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此前一直探索如何解決警察內部潛意識偏見的新方法，但他們已經三次失敗，喬治·弗洛伊德是當地政府實驗的最新受害者。

好心無好報，好計劃尚無實質性證據表明警察確實在克服“無意識的種族主義”，警官心目中的種族主義迴路無法在一夜之間通過研討會改頭換面，洗心革面。這種範式的轉變將需要經過幾代人的關於種族的反覆討論，還有黑人的多次運動，最終使白人至上消失。黑人活動是充分必要條件，希望對此反感的人予以理解。 

其實明尼阿波利斯是一個相當民主的城市，對種族一貫持負面態度，2017年成功競選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長的雅各布·弗雷就是民主黨人士，他承諾確保不會再發生賈馬爾·克拉克和菲蘭多·卡斯蒂利亞的事。但他最近也不得不部署國民警衛隊，還用橡皮子彈和眼淚壓制內亂，再次誤傷黑人民眾。

亨內平縣地方檢察官邁克·弗里曼也是民主黨人，他曾經向他的黑人選民許下了他無法兌現的承諾；起初以不嚴厲的罪名指控肖文，後來才在群眾示威壓力下增加肖文罪行，起訴參與謀殺的其他三名警官。儘管明尼阿波利斯擁有美國改革意識最強的政府之一，但仍然政客執行政策仍然不是那麼靠譜。

奧巴馬和他最親密的兩個朋友，喬·拜登，比爾·克林頓，通過1994年的犯罪法案將死刑擴大到數十種罪行，使墨西哥邊境軍事化，取消了佩爾·格蘭特的囚犯教育，向警察部門提供了數十億美元的資金，並實施了臭名昭著的三擊法。卡馬拉·哈里斯是加利福尼亞州自稱為“進步檢察官”的人，最近競選總統。她也拒絕支持全州範圍內有關對警官使用強制性屍體攝像頭的立法，實施了威脅起訴逃學兒童父母的法律，並嘲笑準分子大麻合法化。

特雷馮·馬丁死去八年後，巴拉克·奧巴馬仍然沒有新的辦法，再次完全錯過了改革機會。他的最終建議只能是暫停一下對黑人的惡行。前總統的建議也許是正確的扭轉對毒品的看法(美國人現在吸毒實在普遍)，將納稅人的錢從執法部門轉移到社會服務部門，以及重新制定使監獄的管理。美國在黑人社區造成了嚴重破壞，公民社會也對監獄，牢房和警察採取了太多寬恕。

毫無疑問，美國警官以及據稱他們使人民安全的做法是中世紀的。黑人在街上的公開處決令人不禁想起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美國南方的私刑。喬治·弗洛伊德的死應該是一個漫長的姍姍來遲的覺醒，即美國的刑事司法系統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失敗，而是設計的缺陷，其源於奴隸制的原始罪惡：警官和監獄看管員來自奴隸巡邏和種植園監督員，都是由個別警察負責的。相反，我們的公民社會生活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Saidiya Hartman所說的“奴隸制的來世”中。當特雷馮·馬丁（Trayvon Martin）死於我們的第一任黑人總統時，我們不能問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死應該是一個漫長的姍姍來遲的覺醒。

這樣理解咱們現在這場此起彼伏，洶湧澎湃，席捲全球的大革命還是有一定的歷史原因，有一點兒道理，它必定要改變美國黑人地位，必定大選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