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真君子與偽君子
Original 張維迎
經濟學原理 ![]()
作 者：張維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來 源：本文發表於《讀書》2020年第7期
真君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偽君子表里不一，行不踐言。
“表”指公開的、別人看得見的表現；“里”是內心的認知、想法、信仰，只有自己知道，別人難以觀察到。“言”是公開表達出來的東西，別人能聽得到；“行”是行動、行為，別人可能觀察到，也可能觀察不到。在《真誠幻覺》一文中，我主要引用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驗研究，討論了這樣一種社會現象：迫於社會壓力，“偽君子”不僅傾向於遵從“主流”，說自己內心不相信的話，做自己私下不認同的事，而且會充當“執法者”（“思想警察”），監督和懲罰那些言行與自己不同的人，以顯示自己的所作所為是“真誠的”。也就是說，他們不僅自己“指鹿為馬”，而且絕不寬容膽敢“指鹿為鹿”的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證明他們自己是“主流”的忠實捍衛者。當然，生活中有偽君子，也有真君子。社會心理學家的實驗不僅發現了“偽君子”，也發現了“真君子”，揭示了真君子與偽君子的不同。在韋勒、庫瓦巴拉和梅西的品酒實驗中(Willer, Kuwabara and Macy, 2009)，A和B兩杯酒完全相同，但27名實驗參與者（占52.9%）給A的分數顯著高於B，因為“A比B好”是“主流”觀點（儘管不正確），這種“主流”觀點在實驗參與者給出自己的評價前就人所共知了。不過，還是有13人（占25.5%）給A和B打了相同的高分（正確但非主流）。甚至有11人（占21.6%）評價B好於A。這說明並非所有人都附和“主流”，也有人會公開表達不同觀點。考慮到品味的主觀性，即使同樣的酒，由於個體的品味差異，或者品嘗的先後順序不同，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我們不能由此就推斷說，遵從“主流”觀點的27個人說的一定是假話，不遵從“主流”的24個人說的一定是真話。但接下來“同行互評”提供的信息，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確實如此。在“同行互評”環節，那些不遵從“主流”觀點的實驗參與人（即那些認為“A和B一樣好”的實驗參與人），無論自己對“同行”（模擬參與人）的評分是否公開，對“離經叛道者”的評分都高於對“主流”的評分，儘管公開場合比私下場合的差異略微小一些。但那些遵從“主流”觀點的實驗參與人則完全不同：當知道自己的評分將被“公開”時，他們給“主流”觀點的評分顯著高於給“離經叛道者”的評分；但當知道自己的評分將被“保密”時，他們給“離經叛道者”的評分顯著高於給“主流”觀點的評分，與信息公開時正好相反。顯然，那些堅持自己的判斷、不受“主流”觀點影響的參與人，不僅自己在公開場合說真話，表里如一，而且不會貶低“離經叛道者”；而那些追隨“主流”觀點的人，不僅自己“公開說假話，私下吐真言”，表里不一，而且還會故意貶低“離經叛道者”。類似地，在“論文評價”實驗中，那些遵從“主流”，因而給一篇“胡編亂造”但號稱是“哈佛著名教授”的論文打高分的實驗參與人，即便私下認同給出低分的“特立獨行者”的評價，公開場合還是故意貶低後者。而那些說真話的人，無論是公開還是私下，都敬重“特立獨行者”，甚至公開場合對其評價更高。這說明，有些觀點和社會規範之所以成為“主流”，並不是大多數人相信它們是對的，而是因為“儘管沒有人相信它是對的，但每個人都（錯誤地）以為其他人相信它是對的，每個人在公開場合都說它是對的，並且每個人要求其他人說它是對的。”因此，“主流”可以是自我強化的(self-reinforced)，多數人不認可的規範完全可以變成“主流規範”。它們不僅能得到多數人的“遵從”(compliance)，而且能得到多數人的“執行”（enforcing, 即強迫他人遵從）。這就是社會心理學家說的“群體幻覺”(pluralistic ignorance)。社會心理學家還用計算機模擬模型證明，“偽君子”在強迫人們遵從“主流”規範上比“真君子”（真信徒）表現得更為積極，思想警察實際上可能是騙子（imposter）(Centola, Willer and Macy, 2005)。這是因為，真君子“遵從”是發自內心，他們坦坦蕩蕩，不害怕別人指責自己不真誠，但偽君子最害怕暴露自己的“偽真誠”。比如，抗日戰爭結束後最起勁誣陷別人是“漢奸”的人，正是那些真正的漢奸。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就是隱瞞自己的漢奸史。類似地，在過去的政治運動中，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表現得最“革命”。事實上，經驗觀察表明，“偽君子”經常會用力過猛，比如美國弗洛伊德事件中一些政客當眾“下跪”，似乎不下跪，就不足以證明自己是“反種族主義者”。當然，我們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遵從“主流”者就是“偽君子”，不遵從“主流”者就是“真君子”。真君子和偽君子的根本區別在於是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如果一個人內心真的相信“主流”，他遵從“主流”就是真君子；反之，如果一個人內心相信“主流”，但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出於機會主義的考慮，假裝“特立獨行”、反對“主流”，他也是個偽君子。愛因斯坦在物理學上至死也反對量子力學，在社會理論上堅持“為需要生產”、反對“為利潤生產”，但他是一個真君子，因為他說的就是他內心相信的。像著名的柏林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這樣的人，也是真君子。尼莫拉早年集愛國主義、軍國主義以及宗教虔誠於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一名海軍軍官服役於德國艦隊，屢立戰功，獲得鐵十字勳章。一戰後，他反對過魏瑪共和國和1919年的和平協議，成為希特勒的鐵杆支持者和堅定的反猶主義者。他認為，猶太人對世界歷史造成了惡劣影響，將永世受到詛咒；德意志民族需要一位新的“民族領袖”承擔歷史大任，希特勒正是這樣的“民族領袖”。但希特勒上台後，出於對基督教的虔誠，尼莫拉反對納粹黨對教會的控制，參與組建了“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與官方的“帝國教會”相對抗。他還通過一系公開演講表達了對納粹當局的敵意，點名道姓批評戈培爾等納粹領導人，終於為當局所不容，1937年被抓，希特勒親自下令將他關進塞克森豪集中營，受盡羞辱和折磨，戰爭結束前差點被處死。在集中營，尼莫拉見證了猶太人遭受的苦難，開始反思早年的反猶主義觀點。他告訴一位獄友，猶太人和日耳曼人一樣，應該被同等對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猶太人公民權利的想法是錯誤的。二戰後，回憶起自己被捕和牢獄生涯時，尼莫拉為當初和納粹政權達成妥協而後悔，為追求狹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責，寫下了那篇著名的反納粹懺悔詩《起初他們》，其中最後一句是：“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人為我說話了。”也就是說，一個人持什麼樣的觀點，本身不構成區分真君子和偽君子的標準。人與人之間觀點不同，見仁見智，正是人類進步所必須的，因為事前沒有辦法判斷什麼樣的觀點是對的。科學真理也是相對的。許多曾經被認為是正確的、科學的理論、信條，後來證明是錯誤的；而一些原來被認為是錯誤的觀點，後來證明是正確的。當然，如果認識到自己錯誤，但出於“面子”，死不認錯，那就是偽君子。不過，因為通常情況下，違反“主流”比遵從“主流”需要承擔更大的個人成本（這是“社會壓力”的基本含義），遵從“主流”者中的偽君子比不遵從“主流”者中的偽君子比例要大。比如，在天主教占主流的社會，天主教徒中的“偽君子”比例一定高於基督新教信徒中“偽君子”的比例；而在基督新教占主流的社會，情況正好相反。“左派”和“右派”中都有“真君子”和“偽君子”，但在“左派”占主流、正統地位的社會，“左派”中“偽君子”比“右派”中的“偽君子”比例高得多。“偽君子”和“主流”是相互強化的：“主流”生產“偽君子”，“偽君子”創造“主流”。我們可以給出如下圖所示的基本分析框架。每個人都有“私下”和“公開”兩方面。對一個觀點或規範，人們私下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公開場合可能遵從也可能不遵從。這樣，總共有四種可能的類型：A類型：私下相信，公開遵從；B類型：私下不相信，但公開遵從；C類型：私下相信，但公開不遵從；D類型：私下不相信，公開不遵從。A類型和D類型是真君子，因為他們“表里如一”；B類型和C類型是偽君子，因為他們“表里不一”。
一個人能否做到表里如一，第一依賴於他內在的信念有多強，第二取決於外部壓力有多大。信念特別強的人，不大容易說假話，因為說假話導致認知失調，心理成本太高。宗教的殉道者和鬧革命的犧牲者就屬於這一類人，對他們來說，背叛信仰還不如死。比如，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 這位亨利八世國王的首席大臣、大法官和《烏托邦》一書的作者，當亨利八世與羅馬教會分離、自認英格蘭教會首腦時，他只要簽字認可，就可以保全自己，但他寧可上斷頭台，也不願背叛自己對天主教和上帝的信仰。希特勒1933年上台後，納粹黨沒費吹灰之力就征服了德國學術界，有猶太血統和公開批評納粹黨的教授被解聘，留任的教授們變得服服帖帖，甚至主動投懷送抱，數百人聯名簽署呼籲書，支持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政府。但納粹黨對宗教界的征服卻遭遇到頑強而持續的抵抗，圍繞德意志基督徒理念統一國教、融合德國新教和納粹種族主義的計劃以失敗告終，與天主教的鬥爭也只取得有限的成果，即便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天主教神父受到不同程度的懲罰，有些甚至被監禁。“耶和華見證人”這個宗教團體始終拒絕向納粹政權妥協，他們拒絕起誓效忠希特勒，不行納粹禮，不參加政治集會，拒絕參加選舉，拒絕應徵入伍，導致其中950名見證人死在集中營。其原因就在於，教士和神父比學者和專家有更強的理念，對自己的信仰更虔誠，更少功利主義，政治壓力對他們起的作用有限，有時甚至適得其反。但對大部分學者而言，“學問”就是“飯碗”，他們信奉的是“生存哲學”，很容易在外部壓力下屈服。所以不難理解，當上世紀30年代計劃經濟思想和凱恩斯主義時髦起來的時候，只有少數像米塞斯、哈耶克這些具有堅定信念的經濟學家，才可能舉起市場經濟的理論大旗。對信念不很強、缺乏自信的人來說，在面臨社會壓力時，要堅持自己的觀點是很難的，所以他們更可能隨波逐流，以保持“永遠正確”。不讀書、不願思考、缺乏推理能力的人，通常不會有很強的信念，很容易被別人忽悠。這就是普通大眾容易變成“烏合之眾”的原因。希特勒非常明白這一點，所以他說：“想要發動的群眾越廣大，宣傳中的知識水平就必須越低……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力非常有限，他們知識不多，但忘性很大。” 他還說，宣傳必須激發激情，而不是理性，因為“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性情和態度都過於女性化，以至於冷靜的說理對思想和行動的影響，遠小於情緒和感情的作用。”這樣說當然不意味着有很強理念的人一定對人類有好處。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由“真君子”的強理念導致的災難比比皆是，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避免這種災難的辦法是減輕“主流”觀點對每個個體排他性的物質和精神壓力。比如西方近代實行的“政教分離”和宗教的世俗化，使得做“異教徒”的成本大大降低。宗教國家“政教合一”，用暴力手段迫害異教徒，災難就難以避免。沒有人可以完全無視社會壓力，因為沒有人可以完全置個人利益於不顧。不遵從“主流”的人，通常會錯失有利可圖的機會，甚至面臨生命危險。這也是為什麼越是自私的人，越可能表里不一。指鹿為馬的人不是因為自己不知道那是鹿，而是因為說真話的代價太大。因此，現實中，如果一個人能做到70%的情況下“表里如一”，就夠得上是“真君子”了。當然，如果70%的情況下“表里不一”，就只能歸為“偽君子”了。沒有一個社會沒有偽君子，也沒有一個社會沒有真君子。關鍵是各自的相對比例。這取決於體制和文化。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時間不得不當偽君子，這個社會就容易走向災難。 任何社會都有“主流”。一個健康的社會，人們對“主流”規範和價值觀念的遵從，是出於尊重而不是恐懼。改革就是減少人們對外部壓力的心理恐懼和得失計算，使得更多的人願意做真君子，而不是當偽君子。（2020年4月27日初稿，2020年5月15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