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中國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一）

Robert_樊百樂  08-11 17:04 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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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紐約客》雜誌

作者：

譯者：樊百樂

（因實在太喜歡這篇文章，未能實現溝通版權問題，在此表示歉意，著作權方可隨時與譯者接洽，並請讀者不要用於商業目的）

在我重返四川大學講台之前幾天，我在騎車穿過校園偏僻一角的時候，遇見了一個機器人。這台見稜見角的塊狀機器大概齊胸高，有四個輪子，跟一台高爾夫球車長短差不太多。前方是一個T形裝置，看起來像一種檢測儀。這個機器人從我旁邊滑過，小馬達輕輕哼唱着。我轉過彎，在它身後大概十五英尺的地方跟着它。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離我上次來到川大的江安校區時隔已經三個多月。江安校區坐落在中國西南部城市成都的郊區。二月下旬，當春季學期差不多開學的時候，我曾經匆忙趕去校區，從我的辦公室取回一些材料。當時為了迎戰始自武漢（成都以東一千二百公里左右的一座城市）的新冠疫情，全國範圍內已經隔離封閉一月有餘，川大通知全體教職工，至少持續到新學期開學時，所有課程均在線上教學。

在那段日子裡，當時看起來，還能通過離開中國來躲避疫情，並且川大有些外教已經離華。在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非敏感雇員和外交官的配偶、子女已經被疏散回國，而外交官則繼續留守駐地。在整個二月，我向很多身在美國的、擔心我的朋友和親屬回覆郵件，告訴他們放心，我們全家在中國都挺好，並且告訴他們，我們決定留在成都，儘管彼時彼刻，每天的疫情數字非常驚人。在二月二十日，當我回學校的時候，中國因新冠的死亡人數達到了2236人。

從那時起，新學期踽踽而前，因為每個人對於疫情的看法都在變化。在開學後第三周里，局部疫情正式升級為全球大爆發；到了第六周，美國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中國。在那一周里，中國的邊境向境外人士關閉，而疏散行為調轉了方向——在歐美的中國人（很多是留學生）開始絕望地試圖回家。中國是第一個經歷了疫情的國家，而且它也是最早成功控制住疫情、重返正常工作生活的國家之一。在第十一周，我九歲的雙胞胎女兒複課了；在第十三周，我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第一次登上飛機。而現在，五月二十七日，第十四周，我終於重返校園。

我跟着那台機器人，直到它停在宿舍區的一條路邊。一個電子化的聲音開始廣播：“到達站點！”這條路空蕩蕩的，因為大部分本科生還沒有返校。一個新政策是，一旦返校，除非得到特批，學生不得離開校園。川大的每個大門都裝備了人臉識別掃描儀，而且能夠識別佩戴口罩的人臉。我那天早些時候到達校園，一個拿着體溫計的保安讓我在人臉識別時，不要摘下口罩。掃描後，我的名字自動出現在屏幕上，旁邊還有我的體溫和校園卡號碼。作為教職工，我可以進出校園，不像學生只能進入。

現在，我等在機器人邊，注視着安靜的宿舍樓。最終，三個學生從不同方向過來了，戴着口罩拿着手機。每個學生都在機器人背後的觸摸屏上輸入了一個編碼，然後機器人身上的一個小儲存艙依次打開，裡面各有一個快遞。

一個學生告訴我，她在淘寶（阿里巴巴旗下的中國最大電商平台）上下了個單。在疫情之前，學生們在菜鳥（另一家阿里巴巴控股的公司）快遞櫃取快遞，但現在機器人也開始送快遞了。這個同學說，在機器人快到的時候，會電話和短信她，提醒過來取件。

在接下來的半小時，我跟着這個機器人，猜測它會一直把我帶到它的主人面前。當我騎得離它太近時，一個喇叭突然響起警報；如果我插隊到它前面，它會停下來。當我試圖沖它喊的時候，它沒有反應。每隔一段時間，機器人就靠邊停下來：“到達站點！”然後戴着口罩、拿着手機的學生們就出現了，在我的方向自覺排成一隊。在這個安靜的校園裡，這就像一部恐怖片——《新冠區的小孩》（譯者註：靈感來源於1984年的恐怖片《玉米田的小孩》）

最後，機器人在校園很偏的一個把角的菜鳥快遞櫃前停了下來，一個穿着藍色工服的工作人員過來，開始給機器人繼續裝快遞。“我們目前有三台這玩意。”他說。他告訴我，菜鳥工作人員每天晚上會回到校園外的住處，所以快遞機器人可以外來人員減少跟學生之間的接觸。

我蹬上自行車向我的辦公室騎去。一路上，我經過了一遛兒白色帳篷，上面寫着“中國健康”的英文。在其中一個帳篷，一個戴着口罩的護士坐在一張桌子後面，桌上擺着兩支裝在小盒子裡的玻璃體溫計。她告訴我，如果在監測點發現有人高溫，那個人就會被送到這種白帳篷里複查一下體溫。如果必要的話，下一步就是去學校診所做核酸檢測。我繼續趕往辦公室，發現辦公桌上有個包裹。裡面有一些學校提供給我的東西，以便於我返回課堂：五個外科專用口罩，一雙橡膠手套，一盒歐普拉牌兒酒精濕巾。雖然三個月沒在，但辦公室看着井井有條。有人或者有什麼機器幫我澆過綠植了。

去年八月，我來到川大，用英文教非虛構寫作和大一新生寫作。我全家搬到了四川的省會成都，部分原因是我在1996年到1998年的時候，作為和平隊員，我當時就在這附近的大學裡當輔導員。在那段時間，四川比較窮，我大部分學生都是農村來的。我幾乎隔了整整一代人的時間——二十一年——又重新回到教書生涯。

我懷着重新與中國教育連接在一起的希望回到成都，而且我期待在教室里重新見到中國年輕人。但是，當春季學期開學時，我發現自己被困在成都市中心的家裡，試圖學會怎麼使用我們系迅速安排好的在線教課平台。將近一千三百萬中國大學生上網課，而全國估計有一億八千萬在校學童也是如此。每天早上八點開始，用戶們登錄進系統，有時候因為流量太大，系統會宕機。很多小學沒有去嘗試互動課程。我的女兒艾瑞爾和娜塔莎在當地一所公立小學上三年級，她們的老師會上傳課程短視頻，家長們方便的時候都可以安排收看。

美國式的Zoom課程，會讓參加的所有人都出現在屏幕上，但我認識的中國老師沒有一個人用這種方式上課。我們的學生是不出現在屏幕上的，如果打開攝像頭，它只顯示老師，即便這樣也可能還是會出現問題。在我的非虛構寫作課早期，我試圖直播上課，但系統崩潰了太多次，我只好放棄了。後來，我避免視頻。每周，我準備一些低像素的照片、地圖和文件，在屏幕上分享，然後我的學生和我通過音頻和文字交流。

在三門課里，我教大概六十個學生，只有一個我在線下見過。我經常點某個同學的名字，讓她打開麥克風，久而久之，我通過聲音跟學生的名字對上號了。中國學生經常給自己取英文名字，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當中國人很少接觸國外時，我的課堂曾經充滿了中國化的狄更斯式的名字。一個大高個兒男生叫黛絲，一個漂亮姑娘叫椰子。二十年後，我仍然保留着一個叫“懶惰”的、長着雀斑的同學的照片，還有一個照片主人公叫“黃色”，喜歡戴着細框眼鏡。還有一位叫“屋子”，瘦骨嶙峋像個四川稻草人。那時，郊區的中國人很重視照相，他們擺着正式的姿勢，很少微笑。

現在我連臉都看不見了，而孩子們取的名字貌似進入了一個更傳統的時代。我的大一新生班裡有艾格尼斯，弗洛倫斯，詹姆士，戴維，安迪，查爾斯，史蒂夫和布萊恩。每當這些名字蹦到屏幕上時，我就回憶起之前那些跟我在密蘇里州中部一起長大的孩子們。1980年，我上五年級時，班裡有三個布萊恩。最後一次美國人習慣給孩子起這些名字是什麼時候？但現在，中國人開始在重慶生養布萊恩們啦。很多川大學生來自於這個國家的新興中產階級，而我好奇於中國的崛起是從英文名字體現的。某天，說不定，隨着凱特琳、艾登和麥迪遜們的湧現，它又開始退潮。

我很高興，我的非虛構寫作班裡有位歲數比較大的人，叫西西弗斯。班裡還是有一些不常規的名字，儘管現在這些名字往往反映出主人的老成。一次大一課上，有個體育迷叫庫里，還有個嘻哈愛好者，叫Rakim. 庫里經常穿着藍色和金色球衣、叼着牙套上網課（至少我腦補的是這樣），他寫了一篇關於中國足球項目的尖銳文章。Rakim分析了一個真人秀節目叫《中國新說唱》，一度在幾季里，禁止任何中國選手梳髒辮兒。儘管滯留在湖南東部的老家，Rakim對美國少數族裔的文化瞭如指掌。他寫道：“我認為，這條禁令不只是對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對選手應有權利的冒犯。”

他們的聲音來自全國各地。這些年裡，作為高等教育大幅度進步的一個表現，像川大這樣的教育機構越來越擺脫了地域化標籤。我經常給我們的學生做調研，想去搞清楚他們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他們分散在超過十五個省市里，從雲南（中國的西南邊陲）到吉林（跟朝鮮接壤）。但我們所有人在同樣的情況下，同時開始了新學期。在第一周里，我詢問學生們的情況，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告訴我，他們在一個月裡沒有出過家門半步。

中國的隔離政策幾乎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嚴格。居委會，中國dang的最基層組織，執行這些政策，並且在很多地方，他們會限制每個家庭只能每個兩三天，派一個代表去採購生活必需品。如果一個家庭被懷疑接觸過病毒，一邊兒趕緊排查密切接觸者一邊兒對這家封門也不是天方夜譚。我九十年代曾經教過的一個學生，發給我一張照片，上面是她們校區一戶人家大門被加蓋公章的封條封住了。“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這樣，但更年長的人估計對這場景還不算陌生。”她寫道，指的是那些年代的運動。“我們變得麻木了。長此以往，感覺這比病毒的負面影響還大。”

在我家，我能看到我女兒們身上的負面影響。她們想瘋了跟別的小朋友一起玩兒。但確實，由於中國嚴格的隔離政策，加上邊境管控和密接來源追蹤措施，中國大部分社區的病毒傳播得以減緩。二月二十日，我從居家隔離得以重新返校的那天，是成都政府最後一次通告成都存在社區感染案例的一天。這座城市有大約一千六百萬人口，但自從二月下旬至今，這裡只新增了七十一個確診案例，全是境外輸入。幾乎每個感染案例，都有一個中國公民從國際航班落地、在機場被馬上檢測進而隔離的故事。成都的成功，是個典型的中國成功案例。在我的調研中，我問我的學生們，有沒有任何人認識任何被感染者，一個都沒有。

在第六周，我問：“你們可以出門去小區了嗎？你們的流動有任何限制嗎？”再一次，回答是完全一致的：從雲南到吉林，我的學生們可以自由活動了。我決定派他們去做些報導。

我唯一面對面見過的學生叫薩利娜。她住在四川東北部一個四線城市，她的父母都從事普通職業。上課時，每一次我點薩利娜的名，我都能聽見她那邊傳來交通的嘈雜，引擎聲，喇叭聲，人們的談話聲不絕於耳。這學期上了一段兒之後，她解釋說她的住處建築質量不怎麼樣，牆很薄，而且窗外有條很繁忙的公路。像很多班同學一樣，薩利娜是她家獨女，但她看起來比同學們缺少一些對未來的自信。有一次，我問我的學生是否期待比他們的父母過得更好，然而，在五十二個回答者里，只有薩利娜和其他兩位同學覺得可能將來過得一樣，甚至更差。

薩利娜第一次申請我的非虛構寫作課時，我沒有答應。當我準備搬到中國時，我讓我的課程申請者們提交寫作範例，以限制一下聽課人數。在秋季學期的第一天，薩利娜直接過來了，然後她發了封郵件，問我她以後能不能來旁聽。我不接受旁聽生，不過她郵件的文筆讓我重新考慮了一下。我告訴薩利娜她可以正式學生身份加入這門課。

從一開始，她就出類拔萃。她文筆很優美（她是英語專業的），而且我對她的報導印象非常深刻。她個子小小的，靦腆，令人放心，但她看起來也清楚，那些品質會讓人覺得容易相處。在秋季，我讓學生們開始着手研究項目，而薩利娜則跟一群虔誠的四川天主教徒打成一片。這些教徒組織禱告，並蒙恩於上主的力量。為準備她的下一個項目，她混跡於成都的同性酒吧。這個跳轉並沒有像看起來那麼突兀，因為成都一直以它的季度教和同性社群聞名。在美國，這種奇葩組合非常不合邏輯，估計屬於舊金山和科羅拉多普林斯城的合體。但中國季度徒和酷兒都屬於邊緣群體，而且他們更可能在成都這樣天高皇帝遠和有着良好包容氛圍的城市欣欣向榮。

薩利娜的報導代表了我在那個秋天注意到的一種傾向，即很多學生都擅長於此。四川大學是中國排名前三十的學府，但我的學生鮮有媒體研究專業的。即便在我們系，本科生去從事這種田野調查也不多見，因為中國的新聞學教育重視理論。最開始，我不確定自主研究適不適合我的學生，尤其是剛剛參加完高考的新生。在過去二十年，中學生為高考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部分原因是因為獨生子女家庭更加重視教育能力和資源。結果，備戰高考成了一場殘酷的碾壓，高中學生很少有機會發展創造力和獨立性。

但我很快就了解到，儘管高考有着各種不足，它培養了勤奮的研究者。這些學生們對於枯燥有着超強的忍耐力，而很少有人知道，枯燥工作是有效新聞報道的法寶。當我向學生們解釋細節的重要性——比如數字、圖形、口號、引語、表情，他們按圖索驥去收集數據。我的新生寫作課堂上全是工程系學生，而且沒有任何理由他們被分配到新聞學項目，但沒有一個人抱怨。甚至對這些獨生子女來說，他們的名頭沒有任何意義。秋季學期快期末的時候，當薩利娜埋頭於她的教會和酒吧項目時，我突然發現我沒把她在我的課上登記成功。校方說太晚了，她沒法獲得學分。薩利娜對於她的非虛構寫作課經歷——先被拒，又被取消學分——報之以回應是：她很禮貌地問，能不能完成她的學期作業，然後下學期重新報名這門課。這是一個不變的傳統：在中國，學生永遠尊敬老師，即便這個老師是個沙雕。

何偉：中國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二）

Robert_樊百樂  08-12 04:11 投訴

閱讀數：128萬+

原文發表於《紐約客》雜誌

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

譯者：樊百樂

（因實在太喜歡這篇文章，未能實現溝通版權問題，在此表示歉意，著作權方可隨時與譯者接洽，並請讀者不要用於商業目的）

（續上篇）

當我們從隔離中解放之後，我讓學生們去描寫一個跟疫情影響打交道的人或者組織。在南京附近，安迪他們家認識一個經營呼吸機生產廠的人，所以他造訪了那座工廠，得知產量已經增長了十倍還多。在遼寧，遙遠的東北，默默調研了一個銷量遭遇了斷崖式下滑的國營煙草公司。在美國，有報道稱，疫情隔離期間，香煙的使用量上升了。但中國人一般抽煙都是為了社交——酒桌飯桌上抽一根兒，而且送條兒煙也可以當禮物。一個會計告訴默默，這家公司的後疫情戰略之一——同時也是對公共健康領域的一種全新觀點——就是零售商在賣煙的同時，附贈給顧客一些口罩和消毒液。

我喜歡這些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在西安，依琳去了一家女同吧，在那兒她發現酒吧老闆把有些啤酒弄成溫的了，因為中國傳統認識中，女性喝寒性的東西對身體不好。西西弗斯描寫了一位藥劑師，他找到了一條規避政府的口罩限價政策的方式，但他的責任感使得他自己沒去這麼幹。弘毅刻畫了一位成都國有銀行的貸款部經理。銀行有個新項目，可以允許遭受疫情影響的貸款人遲延還款，而弘毅報導說，有三百七十個人打電話給這位經理，諮詢這個項目。後來銀行批了二十二個申請。在另一家分行，每個申請都被拒了。

這是一個周而復始的主題——在經濟學術語裡，個人被視為很大程度上自食其力的獨立個體。Dang從來沒有允許過對獨立工會的保護，而縱觀全國，中國有大量的降薪和裁員發生。在四月，國家公布了自1976年文哥結束以來的第一次經濟下滑。但經濟刺激政策仍然很中性，中國沒有採用美國直接向公民撒錢的方式，而是更傾向於給企業家一些空間，讓他們自謀出路。在成都，市政有關部門允許在街上擺攤兒。在九十年代，還沒有展開城市專項整治運動之前，這些攤主很常見。現在，這些攤位一夜之間重現街頭，而夜市的熙熙攘攘，讓我對成都本來的樣子比二十年前有了更深的感覺。

很多攤主告訴我，他們是從工廠和其它企業的低層崗位上被辭退的。但即便有穩定收入的人們，也時常發現工資降低了。在五月，當我飛去杭州，一位國航乘務員告訴我，她和她的同事是按照飛行時長領薪水的，而現在她只能拿到最低工資——相當於她日常工資的四分之一。對於飛行員，降薪可能更加嚴峻。一位飛海南航空的飛行員告訴我，有兩個月他只拿到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日常獎金。我有過很多這樣的對話，但人們通常說，他們還好，因為他們有存款。

他們對於穩定性也都沒有太高預期。中國中產階級還太新，還沒到自滿的階段，這也是他們存這麼多現金的原因之一。而且他們也習慣於政策和環境的突變。在河北省，一個叫凱茜的學生描寫了一個姓陳的小商戶，最初他賣酒。2012年之後，因為dang開展反腐運動、禁止公款吃喝，他見證了自己生意額的暴跌。

因此，陳老闆轉去了另一個跟腐敗不太沾邊的品類：牛奶。他成功轉型為一個牛奶分銷商，但後來，當新冠病毒來臨，一切再次崩塌。陳老闆在兩個月裡，每天和他的送貨團隊走街串巷十小時，跟他所在街道的每家商店老闆去談。他有一系列聰明的促銷手段，到五月初，他已經把銷售額追平了之前的最好成績。“實際上，我特別感謝疫情。”他跟凱茜說，“如果不是這樣，我可能再也不會帶着銷售去串店。”經歷了所有這些事兒，他也從來沒改過公司的名字——它還仍然帶個“酒”字。凱茜問他，對一個老爺們兒來說，賣牛奶是不是個問題。“他們從來不看你的名字。”陳老闆說，“他們只看你幹的事情。”

當政府看起來對人民的經濟資源充沛抱有信心時，公共衛生政策則截然相反。個人選擇或責任非常有限。隔離政策被嚴格執行，任何被感染者被立即從家中送至公辦醫療機構隔離。到四月初，任何從國外返回的人，無論國籍，都需要在一所政府批準的處所，進行一次嚴格監控下的兩周隔離。

我偶然在官方通告裡看見“社交距離”的中文對應術語：“安全距離”。但我從來沒聽任何人在口語裡使用過這個詞。當然，在公共場合，它也沒被執行。一旦隔離解除，公交、地鐵、火車迅速變得擁擠，在我去杭州的航班上，我乘坐的是一架空客A321，所有一百八十五個位子座無虛席。當我採訪商界或者外交界人士時，我們像2019年一樣如常地握手。行人仍然在大街上吵架。室內場所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強制要求佩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與人接觸交往沒什麼變化。

我女兒的三年級班裡有五十五個同學，當複課的時候，這個人數變成了五十四——一個女同學跟家裡人去塞浦路斯度假，然後就滯留了。學校也嘗試去分開課桌，但在這麼一個中等大笑的教室里，塞這麼多人，保持距離這事也就是做做樣子。學生們進入校園需要經過一個配備有一部體溫掃描儀的帳篷通道。走廊上的標識牌上寫着一首新歌的歌詞。

“回到學校我們能做啥？

聽我說啊千萬別害怕。

戴上口罩好好學習吧，

它能完美保護你我他。”

（譯者註：我實在沒搜到這首歌，歌詞是我根據英文胡編的。）

開始，大家對戴口罩很有熱情。在第一天上音樂課的時候，我的女兒們戴着口罩被老師教怎麼錄音——她們把口罩下半邊掀上去一點兒，把樂器塞到嘴裡。在去學校接送孩子的時候，我看見有的老師的口罩上還別着外置麥克風，而麥克風連着他們放在腿上的便攜式音箱。但是，五月中旬的時候，中國教育部宣稱，學生們在低風險區域，不再需要佩戴口罩，然後我女兒的學校就放開了。有些老師不再戴口罩了，儘管幾乎所有的孩子仍然還在戴。他們發現了用完的口罩的一個新用途：吃午飯的時候，可以把口罩裡面朝上放着，能當個骨碟，可以用來放吐的骨頭和食物殘渣。

學校安排了固定的課間洗手時間，每天下午校內廣播系統都會有個通知響徹校園：“測體溫時間到！”每天，我的女兒們都要至少測五遍體溫。這套流程從早上六點半開始，屆時班級的微信家長群開始進行接龍。一個家長要先開啟#接龍 話題，然後寫上他孩子的名字、學號、體溫（攝氏度）和“身體健康”字樣。一個接一個，另一個家長加入：“36度5，身體健康”。然後這個列表越接越長。我的微信每天大約收到六十條這樣的信息。八點之後，掉隊的家長開始在群里收到不耐煩的催促：“@誰誰誰的爸爸，請快點兒接龍！”

我生活在接龍的恐懼中。我的早晨被一堆apps擺弄，一個是我們川大的，裡面有張表格，我得填寫我的體溫、地點以及過去十四天裡我有沒有跟任何湖北來的人員接觸過。如果我錯過了中午的提交截止期，一個超負荷工作的校務人員就會發一個溫和但不失敦促的提醒：（4月11日，12:11 pm，“您好，何老師，今天還好嗎？”）此外，每天早上，都需要掃描一下我女兒們各自的二維碼，可以顯示健康報告。我經常覺得應接不暇，更別提還覺得有點兒怪怪的：在接龍活動開始的第一個月裡，我收到了1146條關於三年級小學生體溫記錄的信息。

我好奇這些事兒有多大程度是作秀。傳染病學家告訴我，體溫檢測儘管有效，但它是一種粗略的方式，而專家們認為，保持社交距離比戴口罩更有效。一位上海的傳染病學專家告訴我，人們應該戴口罩，但他也意識到，目前沒有數據反映這項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程度到底有多高，因為戴口罩同樣可能影響日常行為。並且，在中國政府在隔離政策之始就要求人們戴口罩時，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太多依賴口罩。對病毒嚴重傳播的社區，中國從來沒有允許其居民自由活動，同時，也寄希望於口罩、社交距離和良好判斷能夠多管齊下，減少傳染。

實際上，這個戰略就是持續隔離，直至病毒被消滅。小學從來沒有撥冗採取過更有效但也更有顛覆性的政策——縮小班級規模，改造校舍設施，安排戶外學習——因為病毒沒有在成都傳播。而且，政府一方面嚴重不信任人們在隔離期間的個人行為會循規蹈矩，但同時又嚴重依賴各大抗擊疫情機構里的人們努力工作的自覺性。

好幾個我的學生，包括薩利娜，調研了他們家鄉的居委會。薩利娜採取了她一貫的埋頭苦幹的方式——在差不多兩個月時間裡，她每周花兩到三天走訪一個居委會。她告訴我說，疫情爆發之前，她幾乎沒意識到過這些組織的存在。它們就像一群休眠的古老機構。回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當dang打算更多介入私人生活，居委會一度一馬當先。但之後很長時間，它們在大部分居民的生活中都可有可無。

當2012年大大執政之後，他提出加強dang組織建設，包括重新重視居委會（？）。這個過程由於疫情而提速，薩利娜和其他同學見證了這些居委會如何在各自社區迅速蓬勃發展。得益於新的政府資金扶持，居委會聘請了合同工，有些是被強制關店的當地商店老闆。居委會工作人員挨家挨戶發送信息，詢問居民查看自己是否去過高風險地區，並協助開展密切接觸者追溯工作。有時他們也會弄錯。一月底的時候，薩利娜報道過的一個官員，被分配負責一個有1136戶人家的小區。兩天內，他和一些外包的臨時工每天從早上八點到半夜，一直爬樓、敲門。但他們漏了一戶：當那戶沒人應門的時候，他們沒有留個便條，也沒有過一段時間後回來二次篩查。

很快，這種錯誤就不再出現了。薩利娜跟居委會成員盤桓的時候，她注意到這些工作人員變得更職業了。他們開始認識到他們的角色，也認識到疫情造成的風險。中國官媒報道，有五十三位居委會工作人員在抗擊疫情的工作中殉職。其他有很多人因為極其微小的失誤就被辭退。這就發生在剛才提到的薩利娜筆下的那位漏查一戶的官員身上——他被要求書面自我批評，這也是dang的另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他告訴薩利娜，事後證明，那一家就是該居民區唯一一戶有新冠病例的人家。那個住戶——我叫他小劉吧——在居委會工作人員敲門時，正好在沖淋浴。

在一周前的一個派對上，小劉跟一個DJ聊了很久，而後來得知，那個DJ被一個從湖北來的人給傳染了新冠。小劉三十五歲，單身，精力充沛。他密切接觸患者後的行蹤細節，被公布在一個市政府下轄的微信公眾號上。在中國，這種行蹤史經常作為當地居民資源而可輕易獲得。小劉的行蹤史表明，在他不自知已感染的前三天裡，他去過一家酒吧，一家商店，兩家藥房，三個加油站和六家餐廳。小劉的飲食口味兼容並包，去過煎餅店，也去過牛蛙和魚頭餐館。他接上了一位姓黃的朋友，然後去見了他年長的父母。他去工作過。他感冒了一次。感冒之後，小劉又去了幾家藥店，然後他又去接了一個姓李的朋友。他又去看了一次父母。他又去了另一個派對。在微信公眾號里，小劉就是四川東北部的劉潑德 布魯姆（譯者：這是一個諧音梗，借用了喬伊斯《尤利西斯》作品裡的人物利奧潑德 布魯姆的名字，《尤利西斯》就是各種記載布魯姆的行蹤流水賬，這裡何偉用來比喻微信公眾號披露的小劉行蹤史），他的都市征途的每一步，都被細緻到驚人地記錄下來。這傢伙什麼時候停下腳步？

這些一絲不苟的行蹤史由中國疾控中心指導下的追蹤員整理。中國有大概三千個疾控中心分部，每個分部都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員。拋開這些數字，中國疾控中心長期以來一直資金短缺，如果中國的公共醫療一樣。

在武漢，大約有一萬名追蹤員，而超過80%的中國新冠死亡案例都發生在武漢。傳染病學專家告訴我，這些追蹤員大概被分成五到七組，每一組由一位接受過正規公共衛生培訓的人員領導。其他組員可能沒有衛生行業背景，但他們也出自同樣注重細節的全國教育系統，這個系統就培養出了我的學生們，而且他們通常會有一些地方知識。很多追蹤員為居委會或其他政府機構——包括公安系統——服務。在病毒肆虐時，全國範圍內都紛紛建立了追蹤隊，而疾控中心聘請了具備專業技術知識的其他人員。

在上海，一個名叫江西林（音譯）的二十四歲小伙子被安排在疾控中心和蓋茨基金會的好幾個項目上工作。小江正處在牛津大學的一個博士項目的第三年，研究基因製藥與統計學。在上海復旦大學學習後，他獲得了羅德獎學金，赴牛津深造。在三月上旬，小江對英國最開始應對疫情的自大措施有點兒擔心，便請求他的導師讓他回中國遠程學習。“他們都覺得我在那個時間點回國，簡直是瘋了。”他這樣告訴我。

在上海，小江協助疾控中心建模、編程和寫建議。“第一個周末，我周日半夜十二點接到一個電話。”他告訴我，“沒人說：‘不好意思這麼晚打擾您。’他們說：‘你的建議寫好了嗎？’我說：‘沒。’然後他們說：‘我們明天中午之前需要這份報告。’”他很快就習慣於這種要求。小江也學到了，如果一個深夜電話接通了但沒人說話，它通常表明電話那邊的人已經累到睡着了。

那時，很多海外留學生和其他中國人開始回國。能夠了解到他們的精確行蹤會很有用，所以小江寫了一份建議，請求騰訊提供這些歸國人員的IP登錄信息。“他們以數據隱私為由拒絕了我。”他說。他被告知，騰訊強烈反對以這種方式使用其數據。

有一次，小江和我在上海吃晚飯時，他向我展示了，我們的手機是怎麼通過藍牙自動互相感知的。這種數據可以用來查明誰曾經密切接觸過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工作會議上，小江的一個同事建議使用這種工具。但她的想法被很快否決。“他們說，‘這違反了信息保護規定，我們不能這麼做。’”小江解釋道，“這還真挺讓我驚訝的。”

這讓我也挺驚訝的。考慮到那麼多鐵腕隔離政策，我以為政府會用任何可用的方式來抗疫。但看起來，有些大科技公司對此進行了抵制。騰訊和阿里巴巴幫助政府開發了“健康寶”apps，可以用來協助監控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但這些工具都遠沒有韓國和新加坡開發的程序成熟。在歐洲，基於谷歌和蘋果軟件而開發的病毒警報apps被成百上千萬人下載，而這種apps就是依靠藍牙信號以探測與感染者的密切接觸的。

在中國的某些省市，健康寶在報備一個用戶的地點變更時，主要依靠手工數據傳輸：比如這個用戶用身份證在一個機場辦理值機，或者他的車牌號在一個收費站被拍下來了。一個上海傳染病學專家告訴我，一個科技行業很發達的中國城市已經委託開發一個功能更好的追蹤工具，可以將GPS數據和人工智能結合，從而預警任何與感染者的密切接觸人員。“但那套系統從來都沒應用過，即便在那個城市裡也沒。”這個傳染病學專家（本人請求匿名）說，“因為數據隱私問題，它不可能被政府部門批准。”他了解到有些這種apps通過手機信號塔追蹤方位，而不是用更為精準的GPS數據。

“有人可以聲稱，對新冠最有效的還得說是老科學。”他繼續說道，“這些方法論都來源於五六十年前。它們沒變過。”江西林告訴我說，當自動數據收集建議被否的時候，其他疾控中心研究員嘟囔了幾句。但是隨後他們全力以赴，去繼續干那些諸如電話訪談和面對面訪談的吃力不討好的活兒。中國疾控中心的政策是，無論什麼時候發現新病例，必須立即電話通知追蹤員，哪怕是在深更半夜。只給追蹤員八小時去完成追蹤工作。

六月，北京連續五十六天沒有本地確診報告之後，一個名叫新發地的批發市場突然爆發疫情。那位上海的傳染病學專家告訴我，那個地方之前管控得很好：人員必須戴口罩，任何人進入需要出示健康寶並測體溫。即便如此，仍然有超過三百人被傳染，而所有的預警系統都沒能在初期發現疫情苗頭。第一次預警，來自於一個五十歲男子覺得自己病了，就去一家醫院要求檢測。這又是老科學的又一個範例：有效的公共宣傳。這名男子不僅發現了自己的症狀，還按照官方建議，騎自行車去的醫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傳染他人。後來，政府封鎖了北京的部分地區，然後在一個月內，幾乎一千兩百萬居民完成了核酸檢測。這座城市能夠每天檢測四十萬人。

“最近這些好幾個星期都沒有確診病例卻突然爆發疫情的地方，說明了這種病毒很難完全消滅。”香港大學藥學院院長梁卓偉告訴我，“新型冠狀病毒會在超級傳播情況下聚集。它可能會很出人意料地爆發。”

這使人束手無策。四川東北部的劉潑德 布魯姆，在他未被檢查的八天城市之旅中，看起來好像一個人也沒被他傳染。從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的處理結果沒任何意義：一位小劉所在城市的居委會工作人員被處罰，就如同北京疫情的重新爆發，導致了六位官員受到懲誡。小劉本人從來沒有病情嚴重過。他在一個新冠病患監護室隔離了一周，感覺良好，核酸檢測陰性。之後在一家酒店又隔離了將近兩周，他再次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然後他重返醫院隔離。直到小劉重返有着藥店、加油站和牛蛙魚頭飯館的世界，他已經進行了六十五天的醫療隔離。薩利娜詢問能不能對小劉進行一次電話採訪，但一個居委會工作人員說，這段經歷已經把小劉整得極度心理脆弱了。

四月下旬，在第九周，我和大一新生班一起審閱了一些同學的寫作作業。在課程結尾，我問大家有沒有任何關於這些文章的問題。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之後，一個學生在文本框裡輸入：“你能聊聊現在美國都發生什麼了嗎？”

在整個學期，中美之間的緊張態勢讓我們之間的交流蒙上一層陰影。在第三周，一位中國官員在推特上聲稱可能是美國軍隊把病毒帶到了武漢；在第四周，川普開始使用“中國病毒”這個詞。在美國死亡人數超過中國之後，在第六周里，美國的數據爆了：到第十周時，美國死亡人數已經是中國的十倍，到第十五周，這個數量已經是中國的二十倍。在第十六周，我的非虛構寫作課討論了伊安 約翰遜的一本書的節選（他是《時代周刊》駐北京的一位作者）。我告訴他們，約翰遜的簽證已經在第四周被取消。這是兩個政府間錙銖必較博弈的一個橋段，最後發展到互相驅逐記者。

這個學期末的時候，有些學生的文章提到了弗洛伊德（Freud，著名心理學家）之死，最開始我還很納悶。後來我意識到，這是有學生讀到了中文媒體對於喬治 佛洛伊德（Floyd）之死的報道，然後通過翻譯軟件，直接把兩個英文名字張冠李戴了。儘管我們擁有所有的科技進步，但距離還是會產生影響，而我渴望在這樣的光景下，能有面對面的交流。我盡我所能去談論大洋彼岸正在發生什麼，但學生們還是對通過語音或者文字發表意見有所顧慮。我還記得在九十年代，當談及一些可能使得全班同學由於不悅以頭搶地的話題時（例如：文哥，中國的排外主義，或者任何提及這個國家的貧窮的時刻），我是多麼依賴視覺線索。

現如今，在一個更為繁榮的成都，人們見面聊天時，會更少敏感，也更少限制。他們嘲笑川普——在很多人眼中，就不該把他當回事。今年春日消磨之際，聊天聊到一定程度，通常會出現一個標準結論：這次疫情顯示了中國人重視生命勝過自由，而美國人則反之。我不喜歡這種簡單化陳述（此處省略二十餘字），而且它也沒考慮到，任何其他民主國家在控制疫情方面都比美國做得好。（再說，美國也沒有從事“買萬寶路香煙贈口罩”促銷活動的國營煙草公司）。我試圖去表達，當下美國的失敗並不僅僅是國家標誌或價值觀的反映，而是一個體系的崩壞、一場領導危機和結構危機。

而很多中國的策略無法在美國應用，或在任何民主國家應用。嚴格的個人隔離政策同樣適用於兒童，即便是無症狀感染的兒童也要與父母分離（？）。在六月，一個一歲的巴基斯坦幼兒核酸檢測陽性。長達一個多月時間裡，這個嬰兒一直被醫學觀察。

這種戲劇化案例經常會使大家忽視中國方法的更為有效的方面。那位上海的傳染病學專家也在美國工作過多年。我問他，有沒有任何方面，美國可以比較現實地從中國學習？“社區參與。”他脫口而出，“我們在美國沒有居委會體系，但找到替代方案很重要。”他覺得，如果美國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有足夠資金支持，也許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詹妮弗 紐佐，一位約翰斯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的傳染病學專家，告訴我密接追蹤在美國是一門失傳的手藝。“我們對2019年的麻疹爆發做過一個研究，發現他們當時做了特別少的密接追蹤工作。”她說，“這是個非常資源導向的活兒，而公共健康事業因此遭受巨大打擊。”

依我看來，這裡還有教育和努力的問題。拋開中國學校教育的政治理念灌輸不談，這套制度教育人們要尊重科學。勤奮是另一大核心價值觀，因此社會變得欣欣向榮且不失銳氣。將近二十五年前，我教的年輕人都被脫貧的欲望驅動前行。在那時，我的中產家庭的學生看起來也同樣勤奮，因為他們的環境裡有着極度激烈的競爭。這些品質是抗擊疫情的完美武器，至少當這些品質通過政府組織有效傳達給全民時確實如此。相形之下，美國的應對通常顯得消極——甚至有文化的國民看起來也相信，只要遵守隔離令和在公共場合戴口罩就夠了。但任何控制疫情的嘗試，都需要積極和有組織的努力，而且需要有強有力的組織化領導。

然而，手忙腳亂的美國領導層看起來對找替罪羊更有興趣。有時還捎上點兒種族主義色彩：功夫流感，中國病毒。整個春天，中國政府周期性地以抨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方式予以回應，但這種緊張態勢對我在成都的生活影響甚微。日常交流依然友好，而且人們經常告訴我，政府之間的問題跟咱老百姓沒關係。

但我擔心我的女兒們，她們是這所學校大約兩千名學生里唯二的西方人。春天的時候，我們的隔離政策加碼了，我的大部分美國朋友都離開了，所以在大街上遇見一個非中國人會變得有點兒奇怪。五月底，我的雙胞胎女兒告訴我太太和我，她們班有個男孩說了一些反美的話，但我們什麼也沒跟老師提。幾乎我女兒的所有班同學都對她們倆溫柔相待，而且，隨着每天各種新聞報道，零星的反美情緒看起來根本無法避免。那一周，喬治 佛洛伊德被殺，而美國的新冠死亡人數逼近十萬。

然而，那位老師很快做出了回應。在之後的那個周一，她站在班級前，用中國人的方式，講了一個關於重視科學、教育和努力的故事。她談到了埃隆 馬斯克，還描述了上周末馬斯克坐落在加州的公司如何成功將一枚載人火箭送入太空。在那個故事的結尾，她說：“每個國家都有它的強項和弱項。”

在第十六周，我最終回到了教室。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裡，總有傳言說，本科生將要返校，就像其它省份一樣。但是最終決定，永遠都由地方政府拍板，因為在中國的體制下，一旦疫情爆發，地方政府官員是要被懲罰的。在四川大學，校方看似覺得不值得冒這個風險。高年級學生被召回參加期末考試，同時返校的還有一些提出特殊需求的學生。但大部分低年級本科生被鼓勵繼續留在家中。我很失望——我曾經希望能見到每個人。我的一年級學生沒有一個返校的。

最終，這成為了另一種作秀：一場彩排。川大引進了發熱門診帳篷，送快遞機器人和人臉識別掃描儀，但我感覺校方更多地是在為秋季學期做準備。中國傳染病學專家告訴我，他們擔心第二波疫情的到來。儘管國家取得了巨大勝利，他們並不滿足於現狀。“沒有長期方案。”一位上海的傳染病學教授直言不諱地說，“沒有國家有長期方案。”另一位傳染病學專家表達了對缺乏社交距離的擔憂，他認為中國需要準備好一種沒有隔離那麼激進、但又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方式，來應對可能的疫情。“這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他對我說，“中國疾控中心有些聰明人認識到了這一點。”

返校後第一周，只有四個學生出現在非虛構寫作課堂上：薩利娜，艾米，方頓和西西弗斯。這就像一個工作室——我們五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聊，但我們用耳機和小麥克風連線其他人，他們當時仍然四散天涯。每個返校生都有個返校的理由。艾米是唯一一個來自農村的學生，而且跟薩利娜一樣，她日漸厭倦了那個嘈雜擁擠的家。方頓需要趕緊去校醫院弄他的牙。而西西弗斯，作為一個大四學生，被要求返校參加考試。

他到課堂時戴着口罩，但當他看見其他人都沒戴時，就把口罩摘了。他挺高，有點兒捲髮，而且他說到秋天，他會去上海參加一個經濟學研究生項目。看起來大部分大四學生都要去讀研，政府擴招了各種學術項目，以減輕就業壓力。

即便在線上，我也感覺到西西弗斯很靦腆，而我也從來沒有為難過他，去問起他名字的由頭。但現在我問了，他只是臉微微緋紅，解釋說他在高中就選了這個名字，因為他喜歡希臘神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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