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翻譯了不少段落,可以說翻譯也是等閒之事,我這樣說,因為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仿佛只有傅雷這樣人物才能當翻譯家。事實上只能說中國太落後,一切都落後,出版事業,讀者群統統落後。共產黨一元化統治,太多知識變成多餘的,學了也沒有用,就連傅雷也會被共產黨整得走投無路,兒子叛逃,夫妻上吊。顯然,在中國這樣秦朝舊制度中,知識就是原罪,百家必為始皇毛頭所坑。看看現在美國的川普當總統,反對他的人很多,很正常,已經有很多本書出版了,揭其醜陋,這就是出版發達,讀者活躍,作者輩出的魅力。
我翻譯這一章已經花了不少時間,下面只是摘要一些觀點,結束這一章的介紹。
議會無疑關注自身甚於公眾;但是為了保衛自身獨立和榮譽,它們總是無畏的。
司法習慣,在很多方面,變成全國習慣。所有事情都可以辯論,所有決定都可以覆審,等等,諸如此類,是奴役的敵人:這是舊制度給予的教育自由人民唯一一部分。
只有人民,尤其是農村人民,幾乎總是處於這樣狀態,除了暴力反抗壓迫之外再也沒有其他辦法反抗。
別人可以保護自己的手段,人民卻遙不可及:在社會裡需要有一個地位,能被人看到,需要一個聲音,能被人聽到。但是,在人民之外,法國幾乎沒有人會批判它的順從。(這一句跳躍,前面並沒有說順從,可以理解為,托氏含蓄批判:你們受如此壓迫,你們為什麼不採取手段反抗?你們反抗了,得到應得之分,就不會有大革命了)。
皇帝對全國講話更像領導者而非主子,路易16開始就位時在一份講稿里說:“指揮一個自由而大度的國家,我們深感榮幸。” 他的一個先輩則說過:“我們熱愛同法蘭克人講話勝過同農奴主。”
然後,托克維爾比較了新舊制度下人們的道德傾向,看上去是對啟蒙運動後的人文主義有一些批判。
因此,以為舊制度是奴役和依附時代是錯的,它的統治下有比今天還多的自由,但是這是不規律和間歇性的自由。等等。
我認為,托氏認為世界的變化是線性的,總是進步的,所以才得出新制度更糟糕的的結論。事實上大革命就是極端大對決,對決之後,極端降低,但是社會敵意仍然比舊制度的平靜時代更激烈一些。況且,新制度下,個人可以恢復舊制度的專制,誰知道俄羅斯的普京的政黨叫什麼?俄羅斯有什麼黨派?哪個是最大的在野黨?民主了,政黨還消失了,這不是復辟舊制度嗎?
如此結束了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