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台灣問題和兩岸前景

附言：這是多年前寄給馬英九先生的一封信。其總統府回函，套話敷衍而已，可見國民黨老病委靡，不思進取。前不久有人問及我對台灣和兩岸問題的看法，近期不擬撰文談論了。姑將2015的時候在原信件補充改寫的文章轉發，略表大概，聊以塞責。2020-9-12餘東海於南寧

給馬英九和國民黨提點建議

一、馬英九先生的優點

馬英九先生的優點和不足都很明顯。

先講馬先生的優點。馬先生出身於一個書香門第，深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影響，頗有儒家修養。他原來台北市長辦公室懸掛的對聯“黃金非寶書為寶，萬事皆空善不空”，就是馬英九的祖父馬立安題寫。

一位東海的忘年交與其父馬鶴凌老先生交好。據他介紹，馬老多才多藝，對詩詞書畫都有一定研究和造詣，對儒家思想更是情有獨鍾。自稱常向子女從小灌輸忠孝節義及春秋大義等儒家思想，常以湖南名人曾國藩家書中的兩句話訓勉兒子：“唯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唯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

在父親引導下，馬先生從小熟讀四書五經以及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左傳等，其言行中，頗能體現家學的淵源和儒家風範。馬先生說：“行有行規，每一行都要尊守行規，絕對不碰財與色，是政治行規。”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馬鶴凌老生前頗有政治思想和理想：“主張我兩岸政要正視漢滿融合、中蒙並存史實，在國內化獨漸統，團結合作，全面振興；在國際化敵為友，協和歐美，共進大同。十二年來，鍥而不捨，反覆論證弘揚，已見成效。此乃天下國家必由是而治之大道，繼續努力，必能救國救世。”（馬鶴凌遺囑）

這些思想和理想對馬英九先生應有深刻影響。馬先生在紀念中華民國建國100周年的元旦講話中，表示要讓中華民國“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東海嵌名聯曰：有志休愁英士少，但悲不見九州同。特借英九二字為聯，以澆自家塊壘。

要真正領航中華文化，要在台灣化獨漸統，全面振興；在國際協和歐美，共進大同，僅僅有志是不夠的，還需要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和指導。台灣如何在這個時代全面復興中華文化，有待於馬先生及其同黨作出深入思考和英勇決策。

二、馬英九先生的不足

馬先生雖然很多優點，能夠尊孔尊儒，但政治上尊重度還不夠高，自己也未能建立中道修養。

有傳言稱他為基督徒。對此，他公開表明自己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馬英九辦公室還曾發新聞稿澄清，強調馬英九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沒有宗教信仰是好事，沒有中道信仰則不好，為人為政不能“允執厥中”，政治格局就大不起來，道德境界就高不上去。

馬先生說過：“仁政與王道是中華文化的精髓。”然而，仁政王道僅是儒家外王追求，而心性學即內聖學，更是儒家精髓的精髓，也是實踐外王的內在驅動。仁性中道，可以信解行證。未必都能理解、篤行和證悟，但作為中華政治家，信仰中道是理所當然的。

台灣政治社會，有一定的儒味，但也很有限，國民黨和台灣政府領導層，表現出來的文化水準、道德覺悟、政治品位、思想境界都很有限，有必要進一步儒化。2010年1月，東海作文《給馬英九先生及中國國民黨幾個小指標》，希望他利用自己的權位優勢和有利條件努力儒化台灣，並提出了幾個硬指標：

一、吸收儒者進入領導集團；

二、推動文化界形成一個優秀的儒家團隊；

三、開辦儒家大學，立四書五經博士；

四、提升儒學為第一學科，將儒經被列為大中小學校必讀書；

五、建設儒家電視台、出版社、宣講團及各種傳播機構；

六、鼓勵民間建設各地孔廟，作為學習弘揚儒學和各地儒生聚會交流的道場……

我認為，只有達到上述指標，台灣才具備“中華文化的領航者”的基本資格，才有望逐步把政治推上王道。除了領導人自己要有相當的道德內存，還有賴於儒家群體共襄和力助。古人云，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發現君子儒並尊之為師，是儒化政治、儒化社會、實踐王道的重要文化保證。

但是，東海之聲估計入不了馬先生之耳，即使聽到了，未必聽得進去；即使聽進去了，也會視為不合實際的書生迂談。當年馬先生競選總統成功，東海賦詩誌喜，詩曰：休言孤島僻，日耀九州紅。選票揚奇彩，儒門出大雄。民心期一統，王道要三通。先祖有遺願：相攜進大同。後來漸漸發現自己寄望過厚了。

三、三民主義的不足

馬先生的不足，其來有自，源於國民黨的不足和三民主義的不足。

指導思想是政治的天花板，決定着政治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說，主體文化品質從根本上決定了政治、制度和法律品質，決定了領導集團所能具備的綜合素質和能力。例如，馬主義是共產黨的天花板，自由主義是西方文明的天花板，三民主義則是國民黨的天花板，決定了國民黨所能達到的最高高度。

三民主義缺乏形上信仰性、道統合法性和道義感召力，不足以立己立人立黨立國，不足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不足以制禮作樂建設王道，不足以真正凝聚人心統一中國，這是民國史早已證明了的。

國民黨缺乏精氣神，缺乏道德精神和理想光芒，綜合素質和能力始終高不上去，黨魂黨格始終高不上去，就是被這塊天花板給限制了。

三民主義不是民粹主義，卻是一種世俗主義，沒有批判和抑制民粹主義的文化能力，並且很容易被民粹利用。民主主義、平等主義（本質上屬於民粹主義）就是鑽了三民主義空子才泛濫成災的。

國黨領導抗戰，收穫了很高的民望，卻在短短幾個月的“劫收”中民心喪盡。經得起槍林彈雨，經不起金錢財富的考驗，可謂敗得起，勝不起。敗得起，說明它不壞；勝不起，說明它不好，好的程度很有限，充分證明三民主義文化之高度、政治之正義、道德之資源和信仰之力量都非常有限，頗為貧困。

國民黨在大陸時，民眾破壞政治社會秩序的惡性事件司空見慣，政府權輕威少，原因在此；台灣社會台灣主義（台獨）、功利主義、犬儒主義風氣頗盛，與三民主義脫不了干係。台灣民進黨熱衷本省外省、民權民生等話題，這是民進黨的制勝法寶，也是三民主義有以啟之。

民權、民生、經濟這些問題本身，政府應該關心，必須關心，但不能唯此為大，在維護民權、解決民生的同時，不能放棄文化啟蒙、道德教化的責任。政府更重要的職能是樹立政治道德，建設政治文明，建立良制良法，即正德正制正法。《大禹謨》說：“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這就是政府的職責。

《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其中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都屬於正德，包括正制正法，唯最後事典才涉及利用厚生，富民政策。“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意謂使各邦富裕，百官勝任，民眾生活、生產無憂。在正德正制方面，國民黨政府從陸到台都做得還不夠。

民眾的素質、民意的品質，取決於政治的品格，政治的品格又取決於主體文化的品性。三民主義政治，在大陸，連“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都做不到，地痞流氓“自由”到了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地步；在台灣，也未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任憑民粹主義泛濫而一籌莫展。

一條海峽把中國隔成兩個政治實體。有人說兩岸的區別是，“一邊牛逼的公民追着官員罵，另一邊牛逼的貪官追着人民打。”彼岸高於此岸，固然，但彼岸的高度也很有限，民眾頗為無禮。須知民有民的尊嚴，不容侵犯，故《曲禮》說：“雖負販者必有尊”；官有官的威嚴，漢官威儀，不能隨意冒犯。“公民追着官員罵”，官德或不足，民德也不高。彼岸的高度就受制於三民主義這塊天花板。

東海曾將民國定位為中華偏統，其實非常勉強。信仰非道統，思想非儒家，政治非德治，制度非禮制，外不能攘夷，內不能剿匪；上不能敬天，下不能保民。民國之中華味，孫蔣之儒家范，實在頗為淡薄也。君不見，革命成功之後，依然官不官民不民，師不師生不生，家不家國不國，內憂頻繁，外患深重，直到日寇大舉來犯。

日寇固然兇惡，政府也應反思。《易經》說誨盜誨淫，說“負且乘，致寇至。”孟子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倒孔反儒，這是最嚴重的文化自伐、道德自伐呀。孫中山、蔣介石先生雖然對儒家不乏尊重，但面對倒孔反儒的蒙昧主義惡潮，可曾盡到中華領袖的責任？

日本高度尊崇中華正統漢唐宋，對以儒立國的中華偏統元明清，也不無尊重---儘管發出過“崖山之後無中國”之嘆。日本對元朝一味防守，對明朝有所騷擾，對清朝也虛與委蛇，直到清末才放肆起來，但也不敢孤國深入。到了民國，終於產生取代中國而建“大東亞王道樂土”的野心。若非民國太不堪，日本焉敢猖獗如此？若非中國自棄儒家，另闢三民主義蹊徑，日本又怎能竊取王道之名而行侵略之實？當然，王道“耀德不觀兵”，絕不允許、絕不可能通過武力去推行。

或認為，台灣解嚴以後就沒人提三民主義了。在大陸的失敗也是三民主義沒有得到真正的貫徹實行。這是不理解“名”的重要性。對三民主義，台灣早已有所超越，但僅僅超越是不夠的。一種主義只要占據憲位，其影響就不可小覷。

孫中山先生說過，他傳承的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道統。但說歸說，其三民主義思想理論和政治實踐都有違道統。儒家關心民族民生民權，但任何時候都不會賦予它們主義的資格。儒家除了“性與天道”即仁性與中道，不許任何東西主義化，民族民生民權也不例外。

道統不許虛談。作為領袖，尊崇道統，就必須將道統落實於憲法、政治和制度之中，讓憲法成為儒憲，讓政治成為德治，讓制度成為禮制。一些學者將三民主義視為“道統正傳”，把孫蔣當做道統傳人，這是孫蔣不可承受之重。對三民主義和孫蔣兩位先生過度抬舉，實質上是對道統與王道的無知和貶低。

道統在上，革命必是儒式的，“以至仁伐至不仁”，順天應人，革故鼎新，革命品質是非常高。革命成功之後，就要開始禮樂的重建，上尊道統，下開科舉。故道統在上，必有王道。王道的政治品質和軍事能力都是非常高的，不僅如齊桓晉文尊王攘夷而已。尊王攘夷是霸道，不能重建禮制，但能外攘夷狄，內安民眾，故亦值得肯定。

四、給馬英九和國民黨的建議

馬先生說：“工程可以把一個國家變大，但只有文化才可以把一個國家變偉大。”說得好，然復須知，文化有優劣之別，只有優秀的文化才能把一個國家變偉大。儒家文化又是優中之優，最有資格作為政治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儒家文化“在朝”，國家想不偉大都不行。

馬先生又說：“即使你有華人的血緣，你不懂中華文化，那你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華人啊！”沒錯，以儒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對道德的認知最為高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最為中正，為世界文化最高峰。然而，作為中華民國政治家，僅僅一般懂得還不夠，還應深刻領會，並努力付諸於政治制度實踐中去，讓政治和社會早日儒家化、中華化。

蔣介石先生晚年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國黨的民主化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內力。但復興的深廣度有限，不足以儒化國黨，更不足以儒化台灣。台灣需要一次更加深入廣泛的儒家復興運動，全面徹底地儒化並自我轉型為儒家黨。如果說民主化是第一次新生，國黨還需要第二次更高境界的浴火重生。可以分四步走：

一轉黨，從黨章中撤除三民主義，更以仁本主義；

二定經，以經學為第一學科，實行新科舉制；

三修憲，確立仁本主義的憲法地位；

四制禮，在現行制度基礎上汲取傳統禮制精華，建設新禮制，即儒家憲政。

儒憲有四要項：志於道，以道統為導向；據於德，以道德為基礎；依於仁，以仁人（君子群體）為依靠；立於禮，以禮制為支柱，三統合一：政統學統皆唯道統是瞻；三權分立：主權在民，治權在君，教權在儒。

主權在民，以民為本，權為民所授；治權在君，以君為綱，權為民所用；教權在儒，以儒為師，民受儒之教。注意，這裡的君，不是家天下君主制時代的君，而是指民選領導人，代表政府，民眾授權是領導人和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礎來源。

進三民主義為仁本主義，進三民憲政為儒家憲政，即中華憲政，對於國民黨，此路很艱難，會遭遇很多現實的困擾，但遲早要邁開步子，走起來就有希望，大人就應該知難而上。孔子說過：“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廬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孟子說：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後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孟子這段話值得國民黨諸公三復。孟子說的是戰國之時，但將這段話放在當今，將齊國改為台灣，也頗為合適。

或擔心，國民黨當政時這麼做，將大失民心。這個擔心缺乏文化含量，頗有鴕鳥精神，似乎當政時一味附順民意的國民黨很得民心似的。

順天應人兩項，政治大義存焉，缺一不可。順天則尊道統，道統高於政統；應人則重民意，治權基於民權。順天而不能應人，高而無民，亢龍有悔也；應人而不能順天，有民無道，民粹主義也。三民政治，應人有餘，順天不足，雖非民粹，也不王道。唯有儒家，方能順天應人，兩相輔成。

另外，國民黨還有必要認真反思歷史和反省某些錯誤的思想觀點。茲舉一例：孫中山、蔣介石兩位領袖高度肯定和讚美洪秀全和太平天國，就非常錯誤。孫中山稱太平天國為“民族革命的代表”，以“洪秀全第二”自許；蔣介石贊：“太平天國之歷史為十九世紀在東方第一光榮之歷史。”（《增補曾胡兵語錄注釋》序）

一般正人正派人都不會讚美邪教，孫蔣身為領袖，居然把邪教造反作亂抬舉為民族革命和光榮事業，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太平天國戰史》序中，孫中山將朱元璋與洪秀全相提並論說：“無識者特唱種種謬說，是朱非洪，是蓋以成功論豪傑也。”朱與洪，一尊孔一滅儒，一革命一造反，正邪之別彰明昭著，是朱非洪理所當然。這不是“以成功論豪傑”，而是以正邪論英雄。孫中山自己才是正邪不分地謬說。

1929年南京國民黨中央政府居然《禁止誣衊太平天國》，規定：“嗣後如有記述太平史實者，禁止沿用粵賊諸稱，而代以太平軍或相應之名稱。”禁止在一切書籍雜誌報刊教材讀物上攻擊太平天國，將太平天國“正名”為“民族解放運動”。

如此壓正倡邪，焉能長治久安？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在類似問題和觀念上，國民黨都有必要本着對歷史和未來負責的態度，作出真誠深刻的自我檢討和批判。

五、仁本主義提升台灣

沒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僅有民主自由是不夠的，台灣還需要更高的理想之光、信念之光、道義之光的照耀、提升和導向。

洪秀柱重彈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老調，其敗也宜。要和平統一兩岸，馬克思主義不可能，三民主義也不可能。未來兩岸只能統一於中華文化。前不久的習馬會，雙方超越歷史爭議和各自的意識形態而矚目中華文化，非常正確，只可惜浮光掠影，泛泛而談，沒能深入。

習馬會令我振奮又不無遺憾，我的評判是：很不錯，很不夠，務實有餘，務虛不足。雙方都已高水平發揮，但都沒超越總理角色。國際空間、導彈威脅、經濟合作、兩岸熱線和合作等技術和事務層面的具體問題，應由總理和有關部門各司其職。其實，連總理都沒必要管得太細。如諸葛丞相，生平誤國誤己三大誤，事必躬親就是其中之一。

至於總統，更應該只抓大事，並將重心放在思想文化上。對於政治來說，指導思想校正和主體文化建設，才是最大的實事，最實的大事。思想失道，制度非禮，導致總統變成總理，總理淪為事務官，這是現代政治一大弊端，缺乏向上一幾。

總統相當於天子，與三公坐而論道才是正業，在政治上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從具體政務中超脫出來。周武王革命成功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敦信明義，崇德報功”，然後就“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這就是儒家的無為而治。蔣介石先生當年躬親各種具體政務軍務，就有不務正業之嫌，亦致敗之一因也。

中華文化主要有三家三本：儒家仁本，佛教佛本，道家道本。三家之中，又以仁本主義為核心、主統和代表。這才是兩岸所應共同尊奉的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最值得兩岸領導人深入細緻地研究、探討和交換意見。

漢唐宋元明清都曾以文明強大而冠冕天下，近悅遠來，成為東方各國的政治文化宗主國。中華文明的輝煌，非虛語也。這種歷史性的輝煌，根源於儒家文化超一流的優秀，儒家的優秀又建基於仁本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絕對性正確。仁旗高展，天下歸往；義氣沖霄，誰與爭鋒。

兩岸同仁，同舉仁本主義大旗，就是中國一統之日，必掀開中華文明新一輪；天下歸仁，同歸仁本主義大門，就是全球大同之時，將開啟人類文明新紀元。

仁本主義提升台灣！

仁本主義救度中國！

仁本主義統一兩岸！

仁本主義道援天下！

以上意見和建議，藉此機會說給馬英九先生及國民黨高層，希望先生們有機會聽到而不至於逆耳。論個人品格，有儒學墊底的馬先生與一些西方優秀政治家相比也不遜色。本文有所批評，是本着春秋責備賢者的精神，以更高的文化、政治標準衡量之，供馬先生和台灣政治、文化群體參考，希望他們道德上以仁為本，文化上以民為本，希望台灣政文各界湧現越來越多具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覺悟的大人君子，更好地造福台灣，關懷大陸，建設新華，示範天下。201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