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模式和歷史方向的背後

-----仁本主義系列之文化決定論

余東海

現中國有三大敵。政治大敵是惡性既得利益集團，制度大敵是黨主制和公有制，文化大敵是馬學毛思。這是政治變革、儒家復興、中華重建最大的攔路虎。

----題記

一、文明的背後是文化

文明這個概念有二義。其一，是指人類社會發展到較高階段並具有較高文化道德的狀態，與野蠻相對；其二，是指一種政治、社會模式和體系。

亨廷頓將之劃分為七種或八種模式，分別為：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

這個文明體的劃類法很混亂。日本文明是儒家文明的外圍。西方文明，現代是自由主義文明，古代是耶教文明，東正教文明是基督教文明的分支。西方歷史上的基督教文明體，已被人本文明所取代。

東海將現代主要文明共同體分為四個：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北狄文明（馬列文明）、伊教文明。也可以稱為仁本文明、人本文明、物本文明、神本文明。論品質，仁本文明最高，人本文明次之，其它又次之。神本文明有良性惡性之別，耶教良性，伊教惡性。惡性神本文明與物本文明都很野蠻。誰更野蠻，倒不易分。

亨廷頓關於儒家文明會和伊斯蘭文明聯合起來對抗西方文明的預測，是完全昧於儒家文明的謬論。他是錯認馬家為儒家了。馬克思和伊斯蘭有可能聯合，不過它們的聯合也只能是暫時性的苟合。馬家物本主義與儒家仁本主義背道而馳，與伊教神本主義同樣格格不入。

文明模式的背後都有相應的文化體系，即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即文明的根基是文化。這是仁本主義歷史觀的一大要義。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性質的政治制度和文明模式。故文明共同體的核心是文化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的要旨，是三觀大致相同或相通，有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價值標準和道德規範，即“行同倫”。

沒有相同的文化體系，沒有相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尺度，就沒有文明共同體可言，縱靠詐力強行合體，必持而不堅、堅而不久。如果文化不良，三觀不正，所建立的共同體，文明程度就不高。縱然勉強延續，也是問題多多黑暗重重，輕黑暗如西方中世紀的基督教文明，一片灰暗；重黑暗如伊斯蘭“文明”，極端野蠻。

文化的支柱是三觀。作為文化共同體，還必須具有相當正確性、正義性和普適性的三觀。這是一個民族和文明共同體長治久安、長命永續的基本保障。

不同的文化政治立場有不同的文明標準。中華的標準是仁本主義標準，與人本主義標準同中有異，與神本主義、物本主義標準格格不入。

二、文明和文化常脫節

雖然文明模式的背後都有相應的文化體系，但是，文明競爭落敗是否因為文化不行，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任何文化理論與文明實踐都很難一致，儒家也不例外。儒家王朝，自堯舜禹之後，理論和實踐的差距逐漸拉大，政治品質逐漸降低，漢唐宋低於夏商周，元明清又低於漢唐宋，清朝是歷代儒家王朝中品質最低者。

清朝雖然以儒立國，但滿族主義、君本主義傾向非常嚴重，偏離儒家政治原則非常嚴重。同時，儒家王朝的晚期，理論和實踐的差距都很大，清朝末期也一樣，

慈禧牝雞司晨和殺害改良六君子，更是徹底自絕於儒。清朝的衰敗和滅亡，恰恰是背離儒家所致。對此，我有《儒家不需要為清朝背黑鍋》一文詳論。

歷史上的今日，1898年9月28日，戊戌六君子被殺害。這是清朝徹底自絕於儒家、自絕於道統的一天，也就是自絕天命的一天。此後，清朝徹底喪失了代表中國的資格，徹底淪為以儒為敵、以民為敵、以天下為敵的滿族小朝廷，人人得而唾棄之，天下可以共誅之！

可見，清朝敗亡只能說明其統治者不行，不能用來證明儒家文化不行。百年來國人普遍將清朝敗亡的原因歸結於儒家文化，就是一大誤會。

不同的文化，還會會培養不同的聖賢英雄，會從根本上影響民德民智和社會共業，從而決定着歷史的發展。故仁本主義之文化決定論，包括文化決定思想和道德，文化決定政治和制度，文化決定歷史的發展方向。

三、文化決定歷史方向

日前在“東海客廳”發了一個思考題：在歷史發展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是什麼，或者說，是什麼決定着歷史發展方向？

答案有以下幾種：一、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也即社會生產方式；二、人民群眾；三、上帝；四、英雄；五、聖賢；六、政治制度；七、社會共業；八、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你贊同哪一種答案，或者你的答案是什麼？

除了第三，其它答案各得一端，都不全面。第七社會共業，全面但沒有着立點，讓人無所措手足。佛教稱一切行為、言語、思想為業，包括善惡兩面。社會共業，指全社會、整體性的德智，相當於天下官德民智、官心民意的統一。這確實可以決定人類文明和歷史發展的方向，但停留於此沒有意義。

唯有文化才能對社會共業產生決定性影響，唯有弘揚中道，建設王道，才能從根本上改良社會共業，提升社會善業。故最為正確、中肯的答案是第八個。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即主體文化，在歷史發展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和方向，意味着不同的文明模式和形態，文明形態植根於並取決於文化形態。

我在《中華歷史精神》一書中提出聖經創史、聖雄造史、儒家寫史等觀點，都可以順理成章地歸結為文化決定論。崇儒弘道的特別重要，意義特別重大，原因在此。人要弘道，必須藉助儒家文化。

唯有儒家文化，才是立足人道而上達天道的中道，才能造就中道聖賢，培養多多的正人君子和豪傑，才能建設王道政治和禮樂制度，才能全方位地提升民德民智，多層次地改善社會共業，將人類歷史推上仁本主義的道路和天下大同的方向。

個體要成德成聖，抵達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聖境；政治要建設王道，並追求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都必須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抓住儒家中道不放鬆。如此，才能讓文明的發展、歷史的發展不至於背離正確的道路和方向。

崇儒辟邪，相輔相成。儒學在上，一切好說，民德壞了，可以教化；官德壞了，可以教導；制度壞了，可以改良；君主壞了，可以撤換或革命。邪說在上，一切不可收拾，縱有聖賢君子，只能徒嘆奈何。

韓愈稱讚孟子辟楊墨，“功不在禹下”，孟子也以大禹治水、周公兼併夷狄驅趕猛獸和孔子作春秋比喻自己，就是因為深深地認識到辟邪的重要性。對於邪說，略成氣候就要及時批判破斥。一旦等它成為主體文化和指導思想，就難免延續一定時間，付出沉重代價，馬學之鑑就在眼前。

四、驅除馬列救中國

中國為什麼落後？這是一個流行已久的命題，就我的閱讀範圍，還無緣見到全面而中肯的回答。我認為，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意識形態，意識形態錯誤主要有四：一是馬列主義，即馬學，二是民族主義，三是反儒主義，四是民粹主義。民主主義、平等主義、集體主義、愛國主義都可以納入民粹主義範疇。

民國和共和國的道德、政治、制度、社會問題，都可以歸結於意識形態問題。

民族主義問題可以上溯到清朝，清朝就有嚴重的滿族主義傾向，也就是說，現中國落後的根子，清朝就已紮下。所謂的革命黨，以漢族主義對治滿族主義，以錯糾錯，錯上加錯，同時三民主義又具有嚴重的民粹主義色彩。（廣義而言，民族主義、反儒主義也可以納入民粹主義範疇。）所以民國從另一個方向繼續落後。

馬學集極權主義民粹主義之大成，導致中國全方位、加速度地落後。

現中國有三大敵。政治大敵是惡性既得利益集團，上上下下盤根錯節的貪官惡吏。制度大敵是黨主制和公有制。文化大敵是馬學毛思，現流行的拜權主義、拜金主義，反孔反儒反自由的價值觀無不根源於此。三大敵中最大敵是馬學，這是政治變革、儒家復興、中華重建最大的攔路虎。

馬學之毒不一而足，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都是劇毒。某些人戒了階級鬥爭、計劃經濟、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等毒，就自以為戒毒了，殊不知還有社會主義和唯物主義兩大核毒在。認為唯物主義、社會主義正確，就是深度中毒者。

或謂貪官惡吏為“害群之馬”，認為整個馬群是好的；或謂馬經是好經正經，只是被歪嘴和尚念壞念歪了，列斯毛波們無非歪嘴和尚。這意味着說它們都是“害馬之群”。東海認為，應該是“馬害之群”。所有馬黨馬國馬家官民都是受害者，都被馬經所害，馬經不愧為古今中西第一邪經也。

王陽明說：“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東海曰，天下之大亂，由邪說勝而真理衰也。馬學堪稱有史以來邪說之最。只要馬學在憲，執政黨永遠是馬幫，共和國永遠是馬邦，政治無道，社會缺德，人民沒有人權自由。這種野蠻之幫和奴隸之邦，無論怎麼折騰，官德民智永遠提升不起來，經濟科技軍事也永遠發達不起來。別說趕英超美了，追隨美國、亦步亦趨也不可能。

馬學在上，無論左中右都是馬路，人民必然苦難深重，國家必然內憂外患。馬路上建設起來的只能是、必然是噩運共同體。

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統治大陸期間，只要未能將馬學批倒批臭，無論有多少、多大的功勳，都是功不抵過。何況縱容馬學泛濫，放縱馬黨猖獗，政治罪過太大了。正如吾詩所說：當年恨蔣今尤恨，剿匪無能縱匪多！

真正讀通了儒家經典，必會尊儒，絕不會反儒；真正讀通了馬列著作，必會反馬，絕不會信馬。里根總統說過：“誰是共產主義者，你如何判斷？那是研讀馬克思和列寧作品的人。誰是反共產主義者，你如何判斷？那是讀懂了馬克思和列寧的人。”讀懂了馬列依舊尊馬，必是真誠的馬列派，四端泯滅、善根斷絕者。

根據文化決定論，馬學不去，人民無救，文明無望，國難未已。只有將馬學批倒批臭，驅離憲位，才能從根本改革馬政馬制馬法馬官群體，才能在新的歷史平台上重建中華文明的輝煌。2020-10-13定稿於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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