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再考察

蕭功秦

終篇  離離原上草

駕駛員潘景寅為什麼竭力配合林彪上飛機

   這時，山海關機場裡，最關鍵的人物是 256 號專機的駕駛員潘景寅了。用副駕駛員康廷梓的話來說，這位專機師（專門執行專機任務的空軍第 34 師 100 團）的副師長兼機長，平時言語不多，性格偏於內向，但頭腦冷靜，處變不驚。他竟敢在三更半夜單槍匹馬，連領航員、副駕駛都不要，只帶三個機械師，冒着極大的危險，就成功地駕機起飛了，可以說，這創造了一個人駕駛中型運輸機成功起飛的飛行奇蹟。世界上也絕無僅有（估計以後也不會有），他這樣做，肯定有他自已的理由。

潘景寅為什麼會這樣做？隨着康廷梓回憶錄的出版，這個謎團可以得到解釋了。康十分幸運地沒有被潘景寅叫醒一起上飛機。也幸好是這樣，才讓我們有可能根據他的判斷，來破解這個巨大之謎。康廷梓說，他對這個問題，反覆想了幾十年。他的判斷是，長期以來，潘景寅深受林立果的政治宣傳的影響，把林立果當作林彪的化身，以“路線鬥爭”的政治高度來聽從命令。

   據康廷梓回憶，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前不久，林立果一夥就在專機師散布“階級鬥爭複雜論”，說空軍司令吳法憲等在中央召開的九屆二中(廬山)全會上，是反對毛主席與林副主席的，要解決“跟人”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林立果、周宇馳等人，在西郊機場接見了專機部隊團以上的幹部，在會上沒有點名地進行了一番“階級鬥爭複雜論”的煽動講話。在極左的政治氛圍中，潘景寅對此是深信不疑，他當時也根本不知道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被毛澤東批判的事，在他看來，忠於林彪與林立果，就是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最大的忠誠，就是最大的政治。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環境中，出現這種政治思維定式，並不意外。

   概括推斷，可以肯定的是，林立果與葉群於當晚11:30前後決定立刻北上飛逃蘇聯，後大約在晚上11:40左右，林立果從北戴河給山海關機場的潘景寅打電話。林立果在這個電話里告訴他，林彪即將從住地出發，立刻去廣州，為了林彪首長的絕對安全與保密，參加這次航行的機組人員，越少越好。

 林立果為什麼提出這樣的特殊要求？明里說，是為了保守首長行動的機密與安全，實際

上則是因為，林立果在起飛以後，勢必要用槍威逼潘景寅立即改變航向，由南向北飛出國境，到那時，如果機組人員是人多勢重的九人團隊，單憑林立果與劉沛豐的兩把手槍，是無法控制局面的。

那麼，潘景寅為什麼會同意儘可能少帶機組成員？儘管256號專機是個中型運輸機，操控難度很大，但潘景寅以為，去的目的地是廣州，廣州機場有着完善的地面導航設備與燈光引導裝置，憑他的技術與經驗，一個人駕駛飛機在廣州安全降落，應該沒有問題。

   潘景寅認定，考驗一個共產黨員的光榮時刻到來了，他出於對副統帥的敬重，對黨的事業的忠誠，在林副統帥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必須聽從林立果指示，讓副帥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至於其他的，是黨的最高機密，是自己不應該知道的。自己的責任就是完成首長交給自己重要任務。

   按康廷梓的說法，在當時的政治氣氛里，如果潘景寅對執行林彪專機任務的正確與否產生任何懷疑的話，那才是不正常的，是違背邏輯的。因為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之後，除了在黨內關起門來批判陳伯達之外，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林彪有什麼問題，哪怕是小道消息也沒有。林彪具有“偉光正”的強大的光暈，任何懷疑都是不可能的。

   潘景寅放下電話後，馬上讓調度室主任電話通知海軍場站要加油車。這是因為從北京來山海關機場後，由於飛機自帶的壓力加油接頭與山海關機場油車上的接頭不配套，沒有加足油。13日零點05分，潘景寅走出調度室，把睡在第三個房間的三位機械師輕輕叫起床，並讓他們立刻上飛機進行起飛前的準備工作，並有意不叫另外房間裡的領航員、通訊員與副駕駛員等其他五人起床。此刻的潘已經下定決心自己一個人駕駛飛機上天了。

再接下來，潘景寅一聲不響地回到了調度室主任的房間坐着，一邊守着三部電話，也守着那位調度室值班主任，隨時準備阻止他通過電話去叫醒其他成員起床。潘景寅的“盡心盡責”，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零點22分，林彪的黑色大紅旗轎車急速開到了機場，在停機坪上的256號專機的左後方停了下來。潘景寅聽到大紅旗開進停機坪的聲音，立即起身，從調度室直接快步跑向飛機。

葉群、林立果處於極端亢奮、緊張與惶恐之中。林彪本來就是一個精神與身體都不健康的病人，兩個多小時以前，即林立果從北京返回北戴河以後，這個給他與全家帶來災難的兒子，才突然告訴他在北京搞政變失敗的實情，他在震驚之後，也不得不同意第二天早上去廣州避難。當他剛睡下不久，葉群又急促叫醒他，告訴他有人來抓他了，在林立果與葉群極度惶恐與焦慮氣氛的影響下，他的日常判斷力下降，也變得六神無主。林彪沒有戴帽子，在9 月北京寒冷的秋風中，他光着頭，脖子上圍着葉群的女式圍巾，喘着粗氣。與當年決戰疆場的“戰神”相比，此時的林彪已經是判若兩人。

   機艙門口還來不及安放大型登機梯，只有一個隨機攜帶的能夠摺疊的便梯，葉群先上飛機，林彪就是在上拉下推的情況下，才笨拙地爬上飛機的。林立果一手持槍，最後一個登上飛機。

   潘景寅駕駛的飛機強行進入跑道，在沒有燈泡指引的黑暗中強行發動。此時另外五個機組人員已經得知消息，他們立刻起身，飛速跑向正在發動的飛機，但已經追不上了。他們沒有趕上這次死亡飛行，這成為了他們終生的幸運。

  追趕林彪座駕的8341部隊的汽車也在此時趕到，見到256號專機正在向跑道開動，不知所措，想攔又不敢攔。

與此同時，山海關機場也接到北戴河8341部隊基層負責人打來電話，電話強烈要求他們阻止飛機起飛，然而，山海關機場與8341部隊分屬不同系統，彼此並不熟悉，這一命令可以被認為來源不明，聽電話的人無法證實其權威性，也無法採取有力行動，致使機場中一片混亂，有旁觀的，有叫喊的，沒有統一指揮。

有的機場海軍人員，由於不知林彪就在即將起飛的飛機里，所以反而敢於前去攔阻，卻不知應該如何攔阻。

   正在遲疑時，沒有趕上飛機的其他機組人員，對着海軍人員的汽車大聲喊“趕快直接開到跑道前面去！”，然而卻還是晚了一步。256號專機此時如同醉漢一樣，在沒有地面燈光指引的黑暗中，跌跌沖沖地飛向天空了。此時是的9月13日零點32分。從林彪座駕開到機場再到飛機起飛，一共只十分鐘。

256號專機為什麼墜落於蒙古沙漠

   飛機起飛後，這架飛機里發生了什麼事？由於機上所有的人都葬身於蒙古溫都爾汗，我們只能根據現在所能掌握的資料信息，來加以推斷了。

   潘景寅以為目標地是廣州。飛機上天后一開始是向南飛行，不久，林立果支開了駕駛艙里的機械師，機艙里只剩下林立果與潘景寅兩個人，（或許還可能加上劉沛豐，以增加對潘景寅的壓力與聲勢。）林立果把機艙門關上後，就用手槍威迫潘景寅改變航向。

   駕駛員潘景寅別無選擇，只得改變航向，向北飛行。從飛行軌跡上看，這個大彎轉了足足有20分鐘，才調整到 325 度的外逃航向。

   由此可以推斷，正是在這 20 分鐘裡，潘景寅經歷了極度震驚、內心的矛盾掙扎、在抗爭與服從之間的猶豫，考慮到直接抗爭會導致機毀人亡的後果之後，才不得己地屈從，當時的256號專機在黑暗天空中飛行的軌跡，如同一個倒寫的大問號。

   凌晨1點55分，256號專機在起飛83分鐘後，飛越中蒙邊境44號界樁，接下來就面臨一個嚴重的問題：飛機起飛時，油料只有12.5噸。經過此段飛行，飛出國境時，機上的油量大約還只剩下5噸，即使在正常情況下，飛機也只能再持續飛行四十分鐘。這樣的油量肯定飛不到伊爾庫茨克，如果繼續北飛，再過去就是西伯利亞山林地帶，在那一片荒野，夜間進行機場外的迫降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

   那麼，不去伊爾庫茨克，轉飛烏蘭巴托如何？飛出中國國境的44號界樁時，大約還有 510公里才能到達蒙古國的首都烏蘭巴托，如果三叉戟飛機一直在9000至10000米的正常高度，也即最省油的經濟高度飛行，到達烏蘭巴托，或許是勉強可以的。然而，為避免被雷達發現，256號專機始終是在海拔3000 米的中低空飛行，耗油量比一萬米高空的正常飛行要大很多，至於大多少，飛行員無法掌握，但現有的油量，肯定也到不了烏蘭巴托。

   由於沒有領航員、通訊員與副駕駛員的配合。飛行員甚至不知道飛機場的確切方位。

   林彪專機此時所面臨的情況是，深更半夜，油量警告，落地無門，聯繫不通，進退兩難，實際上處於迷航狀態。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飛機上那僅有的一點油量，在有限的時間內，在黑暗荒野中尋找到儘可能平坦的降落場地，在凶多吉少的迫降中，尋求一線生機。看來也只能在溫都爾汗荒原中，找適合的地方迫降了。

迫降失敗是大概率，由於三叉戟飛機機翼在飛機肚子下面。迫降時幾乎就是機翼先着地，極易發生側翻，由於沒有副駕駛幫助，完全由一個人操縱大型飛機，既沒有地面指示燈導引，又沒有平坦的地面，對駕駛員來說，向前飛，必死無疑，現在迫降，也只有萬分之一的成功概率。

這就是林立果與葉群魯莽無知行動造成的殘酷的現實。此刻，林立果也不得不同意在溫都爾汗的荒野上迫降了。可以說，自256號專機一旦起飛，就註定了整艙人的滅頂之災。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時27分，在地面滑行了大約二百米後，飛機由尾部觸地，這是迫降的必要動作，但由於晚上對地面情況了解困難，着地角度過大，飛機發生向上反彈，反彈後的飛機第二次着陸時，機翼觸碰到地面，失去平衡，在地面上跌跌撞撞滑行二百米左右後，再次反彈，飛機翻身碰撞，引起飛機爆炸。由於剩餘的油料比駕駛員預估的還要多一些，於是飛機發生大面積的燃燒，強大的衝擊力把九人摔出機艙，九人全部在大火燃燒中遇難，遺體散布在一大片原野上，這整個飛行災難故事，其實很簡單，可以用三句話來概括，那就是，林立果命令飛機起飛時，並不知道256號專機里並沒有足夠飛到蘇聯的汽油。

   而潘景寅則根本不知道林立果計劃外逃蘇聯，他始終以為，反正此行是去廣州，飛機里已有的汽油也勉強夠用了，實在不行，還可以在中途路過的機場加油，於是強行起飛。

   一旦上了天，由於油量不足，只好在蒙古高原沙丘地帶冒險迫降。由於前面所述的種種條件，夜間在山地野外迫降成功的概率幾乎為零。

於是，溫都爾汗就成為林彪一家、隨從人員與無辜的機組人員的生命歸縮。

人類的歷史上有許多重大事件，往往就是由一些當事人想不到的偶然因素的疊加，造成

意想不到的結局。燃料不足，是飛機迫降的根本原因，256號專機前後一共有三次加油機會，但都由於種種偶然小原因，而沒有加滿，這就決定了林彪全家的命運。讓我們看看，這個大事件的小原因，是如何改變了共和國歷史的。

首先，在9月12日晚上林立果準備乘256號專機從北京西郊機場，飛往山海關機場以

前，飛機在起飛前加油，不一會第一輛油車的油沒有了，原來可以讓另一部加油車前來輸油，把原定的十七噸油加滿的。但飛行員認為此次任務是去山海關，只有40分鐘航程，現有的十五噸油足夠了，所以並沒有加足17噸油。（如果加足到17噸。第二天256號專機飛進蒙古領空時，就有14.5噸油，這樣的油量足夠讓駕駛員將飛機安全降落在烏蘭巴托機場。）

   其次，飛機到了山海關機場後，只剩下12.5噸油了，本來第二天要飛廣州，要加油到17噸的，但由於這是256號專機改裝後的第一次飛行，其接頭與機場加油車的導管不配套，油又沒有加成功，潘景寅說，那就算了，明天早上飛行前再加吧。這樣，這架從北京飛來的飛機，直到飛往蒙古以前，始終只有12.5噸的汽油。

   如果按葉群計劃，是第二天早上去廣州，那麼，潘景寅會於明天一早按程序事先把油裝到17噸的。沒有料到，林立果與葉群突然當天半夜就北逃，並在11點多通知潘景寅，潘景寅立刻起床，並通知山海關機場調試室加油。當機械師已經爬到機翼上正要加油時，林彪等人倉皇趕到，且嚴厲命令馬上就飛，潘景寅以為此行仍然是去廣州，於是就開着只裝有12.5 噸汽油的飛機勉強上天了。這點汽油量，正是飛機不得不在極端惡劣條件下在蒙古荒野中迫降的原因。

   其實，後來人們才知道，溫都爾汗附近就有一個小型的軍用機場，離飛機失事地的航程只有十分鐘距離，但當時在駕駛艙里，望着窗外無邊漆黑的潘景寅，又怎麼可能知道？即使知道，後果也不會有太大區別，因為那小型機場土石路面上，根本沒有地面導向燈，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林彪事件的總結與啟迪  

其實，林彪的命運存在着其他多種可能的結局。“九一三”事件是所有可能結局中最壞的一種。在事件發生過程中，每一個環節都存在着避免向最壞方向發展的可能性，但都沒有避免。這真像是人們所說的“墨菲效應”：只要事情變壞，以後每一個新發生的環節，總是朝着事物向更壞的方向發展。

   —— 林立果要發動政變，並將這一絕密計劃於 9 月 7 日告訴林豆豆，林豆豆完全可以直接告訴林彪，讓林彪知情，林彪可以運用自己的權勢，阻止林立果發動政變，並阻止有關方面對林立果的調查。長期矇混過關當然不可能，但可以隱瞞相當一段時間後才暴露。林彪或許還有可能在此期間體面主動下台，位子肯定不保，但決不會死於溫都爾汗。

—— 林豆豆於當天將情況密告警衛長李文普，如果這位警衛長在以後四天時間裡，不是極為愚鈍地對此事不置可否，而是及時將情況報告 8341 部隊，中央肯定會在第一時間知情，此後有四天時間做各種準備，“九一三”事件也不會發生。

—— 周恩來在 9 月 12 日晚上 10 點多鐘得知林豆豆的報告以後，或者 11:40 分得知林彪即將出發時，如果在以上兩個時間中的任何一個時間，能果斷髮布命令，要求北戴河警衛部隊與林辦警衛全力阻攔，林彪的座駕根本不可能離開北戴河寓所，即使到達山海關機場，也無法起飛。

—— 即使以上的情況都沒有發生，林彪即使能順利地衝過 58 號樓的 8341 部隊駐地，如果追趕林彪大紅旗座駕的警衛們不是被一列長長的貨運火車隔開來，他們肯定會及時趕到山海關機場。他們固然不敢當面攔住林彪，但可以直接攔阻飛機起飛，然後聽候中央指示。此時，機場再拿出周恩來指示即“必須四人聯合同意才能起飛”的上方寶劍，就起作用了。

   —— 如果山海關機場海軍部門的汽車提早 30 秒鐘開到跑道上去，並在那裡停下來，飛機也不可能起飛。有時，歷史的結局往往就取決於 30 秒鐘。

   —— 如果此前 256 號專機在北京機場已經加滿了 17 噸油，林彪飛機起飛後，進入蒙古領空時至少還有 14.5 噸汽油，飛到烏蘭巴托是沒有問題的。溫都爾汗的離離原上草，就不會有九具遺體了。當然，那將是另一種壞的結局。 

   儘管這一事件會因各種偶然因素，形成不同的具體結局，但歷史學者研究這段歷史的目的，並不是像詩人那樣，發一通思古之幽情，感嘆歷史中生命的無常與偶然，而是為了從中吸取對中國人有益的歷史啟示。這就使我們必須回到宏觀的思考中來。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指出，他要研究的是法蘭西的歷史創造了一個什麼樣的舞台，讓路易·波拿巴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平庸小人物，不自覺地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我們可以通過馬克思提供的思維方法與角度，來觀察一下文革時代的大格局如何導致“九一三”事件的。

在文革畸形的極左體制的權勢庇蔭下，林彪權高位重，卻又是一個無力看管權力的病夫，

極左體制缺乏全面有效的黨內監督機制，這種不正常的“權力溢出效應”，讓葉群、林立果這樣的家庭成員，首先成為這種“權力溢出效應”的“受益者”。林彪的兩重人格，使他在私下裡不斷把自己對現實的不滿灌輸給自己兒子，在林彪的權力庇蔭下，林立果被推到與他的年齡與經驗不相稱的高位，並在品嘗到權力的過程中，在獲得極大的活動空間與地位之後，在乃父的光環下，開始變得權欲薰心，權勢膨脹，並充滿“格瓦拉”式的暴力激情，成為文革權力場上被催熟的怪胎。

   於是，林彪家裡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給全家帶來災難的兒子，他的權力地位、野心與相應的能力、知識、經驗又極不相稱，其陰謀計劃幼稚到根本無法推行。而必然失敗。林彪最珍愛的正是林立果這個“盒子”，然而這恰恰是一個“潘多拉盒子”，當它被打開以後，林彪未必知情，也無法控制。林彪本人又不得為兒子的彌天大罪承擔後果而逃命。

   一旦發生突發情況，決策層由於沒有掌握足夠信息，又難以對具有崇高地位的黨的副統帥採取針對性的阻止舉措。

   駕駛員在極左迷信與盲從的政治氣氛中，根本喪失了合理判斷與選擇的能力。（當然，我們無權要求他有這種能力）

   最後，林彪等等乘坐的256號專機因半夜迷航、失油、駕駛失誤而迫降失敗，機毀人亡。

   這就是中國版的“破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故事，由於極左的特殊環境，它更為荒誕，但決不是不可理解。

澄清社會上一些流行的說法

   這個五十年前的驚心動魄的故事，現在已經講完了。行文已經逾四萬字，還得花一點筆墨，對半世紀以來社會上流傳的一些錯誤傳聞，作一些點評。

其一，為什麼不是潘景寅的自殺行動。

有考察過溫都爾汗地形的飛行專業人士認為，該地區地勢相對平坦，以潘景寅的經驗與技術，安全降落應沒有問題，且專機上的油沒有放完，這是不合飛行手冊規定的。於是據此推測，潘景寅是故意採取自殺行動，來阻止林彪的叛國行為的。

   關於這一點，只要一句話就可以駁倒了。那就是。在迫降前，機上所有的人都已經脫掉了鞋。飛機墜毀時，鞋和人不在一起。從九具屍體都沒有戴手錶和穿鞋這一點來看，他們是做了迫降求生的一切準備的。其實真要自殺，潘景寅不需要選擇溫都爾汗，一個普通的小山頭撞上去就夠了，從潘景寅遺體看，他臨終前表情痛苦，撞山頭就不會痛苦了。其二，關於“飛機是被我方導彈打下來的”。  

這也是毫無根據的傳言。據說某導彈部隊復員者說得有鼻有眼，鑿鑿有據。

此事件發生兩個多月後的1971年11月，蒙古國情報部門對飛機失事原因，進行過實地

調查，並寫出《查明飛機墜毀原因的報告書》。該調查報告現在已經解密，並翻譯出來了，該報告證明，飛機不是被打下來的，而是是自行墜落的。結論如下：“中國256號專機由於飛行員犯下了飛機駕駛錯誤而墜毀。”

   從現有史料來看，當飛機即將出境時，吳法憲就請示過，是不是要把飛機打下來，由於毛澤東與周恩來根本不了解此事件的前因後果，在事情完全搞不清的情況下，連阻攔指令都沒敢下，怎麼會突然下令擊落？這時擊落對方，是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的。於是只能決定讓林彪飛出去了，在當時，這是不得己的決定。毛對此並不滿意，但也是無可奈何。所以才說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能隨它去吧”。

 直到幾天后飛機墜落的消息被確實，毛才十分高興地說，“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如果是打下來的，毛就不會感謝林彪“幫了一個大忙”了。

 其三，關於“飛機迫降前已經在空中着火”。  

   有蒙古當地人回憶稱，當天夜間曾用肉眼看到，先是飛機在空中燃燒。然後帶着火墜落。這裡，讓作者引用康廷梓這位權威人士的話來反駁：如果飛機真的在空中已經着火，那就不可能出現帶着大火的機體還能繼續飛行的情況。三叉戟飛機發動機在機體的尾部，大火不但會引起通往油箱的油管爆炸，也會在短時間內使飛機尾部的操縱舵面失靈，而導致飛機失去平衡無法操縱，三叉戟飛機在空中着火時持續飛行，並啟動場外迫降的程序是根本不可能的。康廷梓認為，大功率的兩個着陸燈在夜間，對於不熟悉飛機的普通人來說，才能給人以“着火”的感覺。 

其四，關於“飛機被定時炸彈引爆而炸毀”。

   這種傳言認為，周恩來三次接到北戴河警衛報告，都沒有直接命令阻攔，並且還讓林豆豆一起上飛機，這符合“殺人滅口”的邏輯。並以此斷言周是在毛的授意下，派人在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這是所有傳聞中流布最廣，影響最大的。但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首先，從時間上來說，周恩來得知，林彪將在第二天早上飛廣州，是在9月12日晚上

10:30 前後，此時離林彪專機於 12:32起飛，不過二小時。要安放“定時炸彈”，先要物色合適的人選，再由該人在半夜把炸彈從中國某地倉庫里取出，再運送到離北京350公里以外的山海關機場，再越過機場極其嚴密的防控警衛（當天晚上山海關機場海軍警衛嚴格到什麼程度？據當事人日後回憶，當天晚上值班的警衛全由排級以上幹部擔任）進入飛機停機坪。還要再設法另配鑰匙，鑰匙還可能不止一把，才能把飛機門打開，再放入定時炸彈，僅有的兩小時時間內，有可能做到嗎？

   退一萬步來說，從邏輯上分析，由於周恩來只知道飛機的目的地是廣州，因此，即使要安置“定時爆炸”時間，合理的爆炸時間也應該設置在9月13日上午某個時段，即設定在飛機13日上午起飛後，前往廣州的飛行途中，而不可能是13日凌晨兩點多鐘，即256號專機墜毀的時間。

   再說，對共和國的副統帥通過“定時炸彈”予以處決，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而且，《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反革命文件，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幾周后，才被發現者上交的，毛與周在事發當時根本不知道這樣嚴重的情況，憑什麼要暗殺對方？

   更何況，眾所周知，中共革命從來並沒有暗殺政敵的傳統，革命政權有着強大的意識形態正當性與話語解釋權，可以從容地對政敵進行“階級敵人”的意識形態定位，根本無須採取暗殺這種獨裁政權才採取的辦法。    

其五，關於黑匣子。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當時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外交人員孫一先等與蒙古國人員交涉時，從來沒有向對方提到黑匣子，他們回憶說，這是因為國內從來沒有對他們有這方面的指示，所以也不知道飛機失事後，首先要找黑匣子。

   這些都是事實。中國人為什麼不要黑匣子？為什麼從來沒有找過黑匣子？為什麼不向據說黑匣子的保藏者蘇聯要回黑匣子？

其實問題再簡單不過了，根據256號專機副駕駛員康廷梓的回憶，連他這樣的副駕駛員，

當年也從來沒有聽說過黑匣子。他認為，上世紀70年代的中國飛行界，根本沒有黑匣子的概念。即使這架飛機原來安裝有黑匣子，但從巴基斯坦當作二手貨轉買來時，巴基斯坦也沒有告訴中國接收人員這方面的任何情況。正因為如此，黑匣子即使有，也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使用過，所以其中也不會有任何信息。

   也有飛行界專業人士稱，只有後來生產的新版E型三叉戟才裝有黑匣子，256號專機則是老款的三叉戟。這樣就能解釋，巴基斯坦為什麼沒有告訴中國接受方有關黑匣子的事。關於黑匣子的事，學術界與社會各界可以就此打住，以後再也不必爭論不休了。其六，所謂“潘景寅在周恩來指示下讓飛機故意失事”。

   這是網上流傳甚廣的一種傳言。網上還有所謂的“黑匣子錄音被破譯”的新聞，這更是不值一提的無稽之談。

   其實，根據潘景寅家屬回憶，潘景寅在家裡得到機場電話，去機場以前，根本不知道這是他人生最後一次出門。9 月12日傍晚臨走時，他剛把餃子包好，還來不及煮，他還對妻子說，這次去山海關，往返時間不長，說不定晚上還會回來，那時再煮餃子。遺憾的是，他已經葬身於蒙古荒漠，永遠無法回家吃他剛包好的餃子了。

中國的歷史由此走向新的轉折

   “九一三”事件發生幾天后，在人民大會堂，周恩來總理在政治局與軍委負責人出席的會議上，宣布完林彪的死訊後，就叫汪東興立即到中南海去。沒有多久。汪東興返回，說毛澤東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一起也舉行了慶祝，還很高興地喝了酒。然後汪東興傳達了毛澤東剛作的指示:“主席說要感謝林彪，感謝林彪為我幫了一個大忙! 這件事情的開始和結束，都由他自己解決了，把問題全部處理好了。為林彪的死乾杯!” 

   這就可以理解，正如有當事人在回憶中所指出的，為什麼周恩來的處理瑕疵，毛澤東沒有問責，因為林彪之死確實有有利的一面。 

   毛澤東對林彪事件，也有內心複雜的矛盾，林彪之死，與他在南巡講話中點了林彪的名有關。他也私下裡考慮過，是不是當時有更好的辦法。

   “九一三”事件發生25天以後，在10月8日毛澤東接見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前，時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見到毛澤東，發現老人家已經是滿臉倦容。毛緩慢地說:“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讓治。”

   他還說：“原來中央準備在三中全會時解決這個問題，並且準備安排林彪的工作的。” 事件發生二十多天以後的毛澤東，心情是十分複雜矛盾的，人的感情就是這樣複雜，畢竟林彪是出生入死的共和國功臣，是幫他打下天下的老部下，老人家一定還會想起，他進入北京城以後，林彪還風塵僕僕地從北京出發，前往華中、華南，指揮四野將士解放全中國，當時與林彪在京告別的情景，毛澤東一定歷歷在目。他又聯想到另一個與林彪命運相似的人。他說:“高崗不自殺，也準備安排他的工作。”

吳德感嘆說，顯然，關於林彪之事，毛主席到這時還沒放下，甚至還困擾着他。（吳德：

《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49頁。）其實，毛澤東的意思是，他對林彪是“治病救人”的，而林彪卻不讓他治病。在老人家心裡，他想說的是：“林彪呵林彪，你何必出此下策，化為異邦的離離原上草，九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對你是另有安排的。即使你退下來，還是可以安度晚年的。”

   毛內心的苦痛也表現在身體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明顯感到，老人家加速衰老了。“九一三”事件後，一連幾個月，他煩燥不安，罵人，摔東西，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甚至不想見任何人，面孔一直板着，不再像以前主動說話。（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 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177-186。）

到1972年1月中旬，毛突然休克，“差點被死神拽走”。（李靜主編：《實話實說豐澤園》，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第446頁）可見，林彪事件對毛老人家的打擊還是很大的。

時任副總理紀登奎回憶，周恩來在得知林彪飛機墜落之後，在人民大會堂，突然情緒失控，忍不住痛哭起來，弄得紀登奎特別緊張，他對周說，林彪死了，這是好事呵。周邊哭邊說：“你們不懂，你們不懂。”

   周恩來這樣情緒失控，原因一定很複雜，這既包括他對林彪的多年戰友情感，也包括別一種擔憂。他預感到林彪系的人從此將永遠退出中國高層政治舞台，他在應對江青勢力越來越囂張跋扈的過程中，將更為步履為艱，陷入更為困難的境地。在文革的高層政治中，已經沒有可以實現平衡的力量了。

   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從中短期來看，林彪事件反而讓江青的極左勢力，進一步坐大。此後五年，是周恩來最困難的時期。

 然而，從更為宏觀的歷史來看，另一種更為強大的歷史潮流，也在社會上暗暗涌動：毛

以大政治家的無畏姿態，決定把《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極其反動的罪證資料向全社會公布，這讓人們在反思林彪事件的同時，也進一步對文化大革命本身進行深入的反思。

   林彪事件，對深受文革極左思潮困擾的中國人，產生了震憾性衝擊，從此以後，思想覺醒的暗流在社會各階層中形成，從長遠來看，它是全民性的文革神話破滅的起始點。

   這種大反思，在五年後追悼周恩來逝世的群眾性運動中達到高潮。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即將到來，中國人民滿懷新希望的日子也即將到來。

   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歷史已經向前發展，經歷了文化大革命與林彪事件的、滿目人蒼夷的共和國，已經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發展得更為富有生氣、強大與穩健。

   在人類進步的長途中，每個民族在爭取進步的漫長曆程中，都會經歷失敗、挫折與災難，然而，所有這些也可以轉化為這個民族的經驗資源，如果理性地加以認識和發掘，那些失敗、挫折與災難，也會變為滋養這個民族理性能力的營養，讓這個民族變得更為成熟。

 在林彪事件發生五十周年來臨之際，中國人可以從這樣的反思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