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時代的“大義滅親”

18歲的德州青年傑克森·雷菲特(Jackson Reffitt)向聯邦調查局檢舉了父親參加國會暴動事件。傑克森還接受CNN的採訪，他毫無悔意，說下次還會這麼做。不僅冷血，而且藉此謀利，傑克森為了籌集大學學費，在GoFundMe網站集資，開始目標只是學費預算的12.5萬美元，三天內，有4千3百人捐款，總額達到13，6700元。於是目標提高到 20萬。傑克森在推特上被十幾萬人點讚。

與以前對待BLM騷亂的低調相反，FBI公開呼籲對國會事件的舉報。幾天期間收到了超過14萬份舉報材料，至少有200人被逮捕。大部分舉報者是參加者的家人和朋友。社交媒體Reddit和Twitter上還出現很多帖子，敦促用戶舉報自己的親人，並安慰那些已經做出舉報的發帖者。麻州的18歲女孩杜克（Helena Duke）在推特上對自己母親在6日華府集會上被人打得口鼻流血幸災樂禍。有一位支持川普的女士被兒子舉報參加叛亂，導致她被工作的醫院開除。很多被舉報的人只是參加了一月六日的遊行，並沒有犯罪行為。

此前密西西比州的21歲的凱蕾·施密特在臉書上指責自己的父母種族歧視，將父母的地址、電話和照片發到了反法西斯政治組織和“黑命貴”的臉書主頁。導致其父母收到“數千條”死亡威脅。

此類告密和大義滅親事例近期頻出，拜登政府、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鼓勵告密讓人想起中國文革。尤其讓人不解的是，西方傳統文化普遍以告密行為為恥。出賣者和告密者類同猶大，為人鄙視。學校和社會不鼓勵告密行為（除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外）。美國電影《Scent of a Woman》中讚揚了學生查理寧可被開除也不願向校長告密他無意間目睹的惡作劇作案學生。在影片結尾，影片藉助史萊德上校之口譴責告密行為和以威逼利誘高壓誘導高密的行為：“你正在這裡營造一艘小人船，一艘告密者的大船。你們正在消滅這所學院宣揚的最重要精神。這男孩有着純淨的靈魂，是不妥協的精神。他不肯出賣。他並沒有出賣任何人換取自己的未來，而這樣叫做正直，這叫作勇氣。這是個真正的領袖所該俱備的條件。”同樣感人的電影《Dead Poets Society》中告密者也受到了譴責。學生陶德在校方逼迫下在控告老師基廷的信上簽字。但在片尾毅然反抗，跳上桌子，用"O Captain! My Captain!"向基廷致敬告別。

告密行為最大的惡果不是幫助當權者加強社會控制，而是社會的普遍道德墮落，人性喪失。人與人之間出現信任危機。告密就是出賣別人的隱私，來換取自己的利益。不論這利益是錢財，還是榮譽。說到底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從告密開始，賣友，誣陷造謠，落井下石等其他卑鄙小人之行就會很快緊隨其後。整個社會道德淪落，成為小人和奴才充斥的社會。

傳統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對大義滅親都持否定態度。中國傳統文化提倡“親親得相隱匿”。孔子說“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唐律中規定親屬之間，有罪可以相為隱。古希臘的宗教和倫理都反對子告父罪。古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學總論》規定，親屬之間不得互相告發，對於未經特別許可而控告父親或保護人的人，任何公民都可以對他提起“刑事訴訟”，親屬間相互告發將喪失繼承權；也不得令親屬作證。美國司法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配偶享有拒絕對配偶作不利證言的特免權。歐洲大陸法系將拒絕作證權擴大到近親屬。

西方文化崇尚個人自由，注重保障個人生活的安寧和婚姻家庭的安定，寧可犧牲個案的正義，來維護公民的個人權利，認為對於人類自由來說，存在着比所謂“義”更重要的東西。西方的拒絕作證權是基於個人平等、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及個人利益，目的是保證個人的利益和權利不受國家權力的干涉，保證公民個人生活的安寧和個性的解放。

大義滅親的義往往是時代的政治正確，是雍正皇帝《大義覺迷錄》中的那種大義。隨着時代的變遷，今天的大義，常常會變為明日的小義或不義。所謂義，經常是某一政黨觀念的偷換概念。為此等“大義”，犧牲親情，實是不義。即使有時這義真有意義，但很多大義滅親的人表面上追求的是“義”，而實際上是在謀私利。追求“義”所帶來的政治榮譽和隨之而來的利益地位。所謂大義滅親，常常是大利滅親。這種行為，更是傷天害理，禽獸不如。

無意去評判大義滅親的個案，但鼓勵大義滅親的社會一定不是正常的社會。任何社會都有告密行為，但是鼓勵告密的社會一定出了問題。

讓人感到驚奇的是，與英文社交媒體中的評論相反，這些告密和舉報親人的事例在中文社交媒體評論得到的譴責多於稱讚，說明有過文革教訓的人更加清醒。正如保羅·約翰遜在《知識分子》一書中所說：左派們常常貌似熱愛抽象的人類，卻對自己的親人冷漠無情。中國文革的實例在美國出現，說明世界上的左傾都是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