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三月在深圳發生了美國教師在公車上調戲婦女，當眾撩開一位當地婦女的襯衫進行非禮事件，過後僅一個月。本月19日，在北京的公共汽車上，又有美國人對女司機大打出手，並攻擊上前勸阻的乘客，不時伸出拇指朝下，羞辱周圍的公眾，還追打在場採訪的記者。

這位美國人的流氓行為引起了廣泛的憤怒，網上有許多人紛紛發言譴責甚至斥罵這位肇事者。筆者以為，這位美國人的行為確實令人不齒，但網上的叱罵也沒有意義，市儈流氓那裡都有，美國自然也不例外，針對此特定個人的激烈言行為顯然有失理智。文明社會應該從制度上來思考解決問題，不然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疲於奔命，永遠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筆者認為解決這類問題的方法應該與國際接軌，給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以“國民待遇”。

隨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給外國人“國民待遇”已成共識，隨着各種限制被取消，外國人在華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這“國民待遇”在現實中卻成了片面的“優惠待遇”，只講給外國人各種優惠權利，而不要義務上也同樣以“國民待遇”，以至於現在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在華享受特權。在中國竊取情報，犯了罪，只要回國（驅逐出境）便可了事，正如《早報》的文章所說的，北京當局的政策是“人若犯我，我必放人”。間諜、罪犯，只要是美國籍或者有美國居留，就可以逍遙於法律之外，這樣對外一味屈膝求安，不顧法律和原則，只能使不法之徒更為囂張。

美國的《時代周刊》曾經撰文介紹，去年因撞機事件中美雙方激烈交鋒時，美方代表席樂高將軍到海南與被扣留的美軍間諜飛機成員會面。為了給被扣士兵打氣，這位美國將軍在會面時故意挑釁中方官員，大聲責罵中方代表。而對美方如此的粗暴無禮，中方官員的反應是唯唯諾諾忍氣吞聲。這活生生的事實給美軍士兵以很大的鼓舞：顯然中方官員在心裡是懼怕美國的，根本無需理會中方的要求。如此毫無原則的一味追求息事寧人，必然招致不法分子予取予求更為猖狂，在深圳耍流氓的是位很有知識的大學碩士，他就理直氣壯地說：“我是美國人，我把你殺了，你們又能把我怎麼樣”。中國媒體罵這位美國人野蠻無禮，其實他說的不過是大實話。問題不在於美國人的素質，而在於中國政府的政策。

在中國，“與國際接軌”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洋人至上”，其實像美國或者西歐等和國際完全接軌的國家，外國人絕對沒有特權。相反，曾有一位格魯吉亞的駐美外交官在美國駕車肇事，在當地引起了公憤，結果美國迫使格魯吉亞同意讓這位有豁免權的外交官接受美國法律的制裁。在西方，別說打人耍流氓，要是在公共場合向婦女伸出中指，警察就可抓人，而且沒有什麼“勸說”的，如敢於違抗警察的命令，警員就可以開槍。在中國深圳的案例，美國人猥褻婦女，警察竟然“調解”了事。北京的事件，肇事者在警察到場之後還繼續耍流氓，不上警車。就是在警察的一再勸說下，進了警車，一會兒又從車裡鑽出來，向公眾伸出中指，進行侮辱。在警察面前可以任意為非作歹，顯示在中國法律對美國人已失去了約束力，意味着一個新的“治外法權”時代。

從媒體的報道中可以得知，暴露出來的兩件事並非偶然。在深圳侮辱婦女的馬克先生，到中國的時間不長已留下一連串的劣跡。就在其流氓行為被曝光的前一天，他也在公車上調戲另外的女青年，只是當時沒有人敢出聲。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經常搗亂，醉醺醺跑到超市，罵罵咧咧大喊大叫，有時甚至不付錢就把貨品“拿”出來。就在事發後的第二天，他又先後闖入兩家餐廳，推倒女服務員，砸搶啤酒，放肆撒野。在北京毆打女伺機的這位美國人也被一貫橫行霸道，在餐廳搞小偷小摸，把冰淇淋藏在報紙下，想“帶”出餐廳被發現，當服務員上前禮貌地表示願意為他開單時，他竟然把冰淇淋塞進服務員的衣服里，還罵服務員小姐為什麼盯着他。

這些人要不是偶然被媒體曝光，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劣跡，其他不為人知、危害婦女的特權流氓還不知有多少。中國又變成了西方冒險家的樂園。如此厚洋薄己，必然導致人心渙散使社會成為一盤散沙。就本文中的案例，周圍有幾十個觀眾，卻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制止洋人的流氓行為。如果政府警察都怕洋人，美國人犯了法也不會受懲罰，勢單力薄的平民百姓又能怎麼呢？在自己的國家當二等公民，這樣的國家能吸引什麼人，會有什麼凝聚力呢？當年在日本占領下的中華大地上，偽軍、漢奸從無到有，逐步發展到幾百萬之眾，要二等公民胸懷國家顯然是不現實也不合情理的。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有許多的個人自由，同時也具有強大的國家凝聚力，就是因為西方國家在世界上全力維護本國公民的利益，讓每個公民切實都體會到國家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貢獻國家服務社會就是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是使自己的生活更好。每個人都出於這基本的利益而緊緊地凝聚在一起。

當然西方國家有權有勢，那麼弱小的國家是否只有給洋人“治外法權”才是唯一的出路呢？人口只有幾百萬的彈丸小國新加坡，為人做出了榜樣。新加坡為維護國家的法律和主權，敢於對美國流氓施以鞭刑，不但為新加坡在世界上贏得了尊嚴（西方人也看不起奴才，尊重法制），在經濟上海外投資和出口也未受到影響。新加坡沒有多少國力，有的只是領導人為國家負責的精神和勇氣，從行動上踏踏實實為國效力，而不是口頭上吹噓代表人民的利益，實行上奉行“恐洋主義”。新加坡成功的經驗對今天13億人口的中國很有教育意義。

美國大學碩士馬克在中國調戲婦女，說出“我是美國人，我把你殺了，你們又能把我怎麼樣”，這決不是美國人素質的問題，而是“恐洋主義”政策的自然結果。因此筆直認為，不應該對馬克先生個人進行口誅筆伐、群起而攻之，在歐洲的美國人更多，但不會有如此無法無天的行為和心態。這不是人的因素，而是國家環境、政府政策所造成的，解決的方法應該是從實質上“與國際接軌”，給外國人真正的“國民待遇”。

2002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