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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動搖
送交者: 馬銘 2006年02月13日10:01:5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改革中面臨的新問題,只能用進一步改革來解決

//大家都清楚改革的趨勢不可逆轉,不少人都在思考如何進一步改革呢?大家盼望的是什麼樣的改革?既然皇氏首句就點出“進一步改革”的問題,那麼讓我們帶着這個疑問,來讀一下皇氏最新力作。//

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進程中,我們面臨着國內矛盾凸顯期與國外摩擦多發期的交織,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臨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迴。

// “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初見此結論,令我詫異。暗思不知這個話頭從何而來?依個人觀察,目前是有不少人開始對20多年來的改革進行反思。但是實際上,對很多迫於生計的中國人來說,這種反思還談不上什麼深入和系統化,更多的只是工作之餘發發勞騷。現在由於網絡等技術條件,不少勞騷可以形成文字得以保存在網上。難道皇氏認為“對改革的反思”就是“否定改革反對改革”?那些在網上的勞騷話,按皇氏的認識,難道就是否定改革的思潮存在的書面證據呢?//

// “西方新自由主義”,這個名詞就更令人詫異和陌生了。對眾多中國人來說,只模糊地存在這麼一種認識,即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標榜自由和民主,與西方世界打交道多一點的民眾可以進一步地說自由是FREEDOM,民主是DEMOCRATIC RIGHT。知道再多一點的,會說西方經濟學裡有喚作自由主義的流派。一句話,在普通百姓對西方什麼主義什麼學派還不甚了解的時候,現在倒好,又冒出一個“新自由主義”。這是怎麼一回事?//

//在此,按本人的觀察和理解,簡單說一下中國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如果皇氏所指的新自由主義與我的理解不一樣,還請指正。因為“新和舊、真與假”這種字眼,其內涵量實在大,有時很難確指,同時也不是人人都認同的)。新自由主義應該說是西方經濟學中的一種學術派別,反對政府調控(無論是在微觀層次還是在宏觀層次),強調市場萬能,宣稱只要依賴市場機制這麼一隻“看不見的手”就可使資源配置達到最優化。在政治上,按一些學者的觀點,可以認為新自由主義是現代資產階級右翼的意識形態。在一些學術文章中,有人認為長期以來占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流就是這種新自由主義,即以厲以寧、張維迎等為首的經濟學家,他們運用新自由主義理論來推行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一個重要的觀點是,之所以造成現在中國極度的貧富差距,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現代化企業制度改革”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

//不過,寫到此,我突然明白了。這篇皇氏的文章,原來不是寫給普通民眾看的,他們連什麼是新自由主義都搞不清楚; 這篇文章,原來是寫給一些與主流經濟學家有不同意見的學人的以及其它一些政治人物的。我也突然明白了,出現在社會上層的就改革的爭論,無論是現在的辯論還是以前的爭論,都與普通民眾沒有關係,儘管民眾依然處在改革的進程中間,他們是改革的被動的參與者,他們是改革代價的承受者。//

//假設確實存在皇氏所說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那麼由此產生的爭論,也不是普通民眾可以參與的。正如10多年前的“姓社姓資”的爭論不是百姓參與的討論一樣。當時,對普通民眾來說,怎麼改都可以,只是希望生活會更好。現在有關“新自由主義”的辨論也是一樣,對普通民眾來說,他們不必理解什麼是新自由主義,他們依然希望“生活會更好,通過改革會更好”。//

//民眾的態度,在這兩場所謂的爭論中,還是有一點不同。在普通民眾的希望列表中,加上了很重要的一條:“通過改革要使我們的合法權益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在前一場姓社姓資的爭論中,是這些普通人懷着明天生活會更好的憧憬,默默地支持了改革的前進,“管什么姓社姓資,發展才是硬道理”。可是10年過去了,相當一批普通人不僅生活改善存在問題,而且原有的合法權益也頻頻受到侵犯。//

//以上算是揭開了外罩點出了問題,以下讓我們繼續看一看皇文是如何“正確地”觀察分析當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及如何對待這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的?//

我們應當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來正確觀察、分析當前的問題。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開放就曾經成為一股甚囂塵上的思潮。在這個歷史緊要關頭,鄧小平一錘定音:“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這三個有利於,確實是鼓勵當時普通中國人支持改革的精神動力。在這三個有利於中,包含着大多數人對生活的心理預期。經歷了10多年,大家現在更希望“三個有利於”能落到實處,而不只是用來喊喊口號。至於什麼是左什麼是右,普通人歷來不太關心。估計左右這兩字,用在政治上,在寫XX日報評論時有用。//

當時,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十四大全面貫徹執行了鄧小平南巡談話的重要精神,推動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能有今天的大好局面,廣大人民群眾能過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完全是與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聯的。

//雖然今天有這麼“大好局面”,“能過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 可是為什麼人總是不滿足呢,大家總是覺得中國社會和經濟問題減少的速度比不上增加的速度,難免質疑是不是“廣大人民群眾”都過上了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當然這些感覺和質疑,只是勞騷而已。大家一怕影響社會穩定,二是說實話也顧不上,覺得還是抓緊時間多掙幾個錢心裡最踏實。//

//從這以上幾段可以看出,要想寫好評論員文章,一定要為文章立個好的基礎,才好往下作文章。比如這篇皇氏文章,先點出問題“社會上出現否定改革的思潮”,然後馬上設定一個前提 ――由於改革,“中國有着今天的大好局面,廣大人民群眾過着安定幸福的小康生活”。有了這個前提,往下寫就硬氣了,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

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一些新問題、新矛盾。目前群眾中反映比較強烈的,有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問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本着與時俱進和務實解決現實問題的精神,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全局,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方略;其本質是繼承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堅持改革為主線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定能逐步統籌解決城鄉間、地區間、貧富間的差距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相協調的問題,統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問題,統籌解決對外開放與對內發展相協調問題。

//皇文在此提出其重要觀點“堅持改革為主線解決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不能因為出現問題而否定改革,問題是可以在繼續改革中得到很好解決的。並着重強調只有“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改革以來,特別自從上一場姓社姓資的爭論後,中國社會出現了什麼問題?皇文難能可貴地給出了答案:貧富差距、地區差距的拉大,生態環境惡化,權力腐敗嚴重,社會治安混亂,以及衛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現看病貴、上學貴、房價高、就業難等。這些問題,估計在上一場討論中,誰也不會預計到,或者預計到了誰也沒有明確提出來。因此,我們有必要分析考慮這些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是不是與改革開放路線等深層次問題有關聯呢?由於這些問題,難免讓人質疑“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什麼,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是什麼”//

//不少人認為這種疑問是形而上的問題,那麼我們可以不作計較,但是,市場化改革中間出現的問題至少說明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即“普通百姓至今為止已經為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既然目前的“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成就”是普通百姓默默支持而取得的,那麼現在,他們有權力來問,改革的代價還要付出多少和多久,是不是一兩代人都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後,才能解決貧富差距,環境惡化,腐敗嚴重,治安混亂,看病貴、上學貴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很輕易地寫在紙上,但卻是實實在在地壓在生活的重擔上。//

//皇文既然承認改革問題的存在,那麼大家自然而然要問: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這些問題說明了什麼? 請看皇氏在下文中是如何解釋的?//

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統統歸罪於市場化改革本身,動搖和否定改革,這顯然是片面的、錯誤的。在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背景下,諸多矛盾主要是由於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製作用不充分所致,並非是市場經濟、市場機制本身的缺陷。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是因為市場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是因為市場化過程中因權力之手的介入,讓有些人以犧牲他人為代價暴富起來。藉助行政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恰恰是舊體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責怪市場化改革呢?

//現在,人們是不是把貧富差距等問題“歸罪”於市場化改革本身呢?我看情況未必如此。人們沒有擺出一付對市場化改革興師問罪的架勢,充其量,人們只是奇怪“為什麼所有的改革都打着市場化的招牌?為什麼一說是市場化改革,那麼這種改革就是正確的,是不能令人置疑的”?如果要講“市場經濟市場機制的本質是什麼好處是什麼”,普通人肯定說不上多少,肯定不如那些主流經濟學家講得頭頭是道。可惜的是,無論說市場化多麼好,相當一批普通人卻見識了市場化給他們帶來的壞處和損害。於是人們難免會問,市場經濟的長處短處各是什麼?大家不僅需要理論上的答案,更要看實踐中的答案。//

//皇氏料到人們會有對市場化的疑問。因此,皇文主動地提出,現在出現的問題與市場化本身無關,而是權力之手介入了市場化過程所造成的。權力一手導致了貧富差距腐敗就業難等諸多問題。//

//“藉助行政權力致富,損害弱勢群體,恰恰是舊體制的弊端造成的”,對於皇文的這一句話,我不得不提出一點小疑問:舊體制的一個特徵是以行政權力為主的計劃經濟,這種計劃經濟以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最為典型,1980年代開始在改革的風雨中飄搖了。在典型計劃經濟舊體制的年代,是不是由於行政之手的頻頻插手,造成了社會上嚴重的貧富差距呢?權力之手在中國社會表現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並製造了一批又一批巨富神話,這種現象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呢?//

//皇氏給人的感覺就是很不情願討論由於市場化改革本身所產生的新問題,而喜歡把出現的問題歸結為舊體制的遺毒在起作用。是不是可以認為所有新出現的問題都是舊體制的錯?這種認識問題的邏輯水平,不僅存在於皇文的行文中,也存在於20多年前改革之初對舊體制的認識之中。改革開放開始的中國,放棄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優良傳統,把所有問題都推給舊體制,喊着口號趕集式地推進改革開放。經過多年的改革,沒有多少人會贊成退回到舊體制的年代,但是人們也深刻地認識到舊體制並不是一無是處,因為那些年代畢竟是中國人民艱苦地建設家園的時代,奠定了現代中國的體制基礎和物資基礎,積累了很多良好經驗。因此,以舊體製作為藉口,為現行的政策作辯護,是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把問題搞得複雜化了。//

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和擴大,也並非改革的錯誤;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礙,難以深入、難以到位的必然結果。其中一個重大阻礙,在於既得利益層使改革的整體效率曲解成“部門利益”、“地方利益”,讓“權錢交易”通行無阻,越演越烈。歷史已經證明,“讓部分人先富”是英明的戰略決策,“效率優先”對於突破舊體制,激發解放生產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不但部分人富裕起來了,也使整個社會的富裕程度 “水漲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貧困人口從當初的3億多人減到目前的2000多萬人。這表明整個改革開放的“效率優先”旗幟上,也寫着“公平”二字。縮小貧富差距,不應當是人為地壓制致富,而應當通過平等的權利保護和提高窮人發財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仇富”情結無助於縮小貧富差別,不利於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

//先指出皇文的一個小小邏輯錯誤。我不知道目前改革“效率優先”的大旗上,是不是寫着“公平”二字,但是從皇文提供的論據,即人均1500美元和貧困人口由3億多人減到2000多萬人,卻不能得出公平的結論。因為使用 “人均”這種統計數字是不能說明問題的,反而可以被認為是遮掩貧富差距的託詞; 此外,貧困人口下降到2000萬人(也不說這個數字得出的是否科學,是不是只統計了舊貧困人口的減少而沒有統計新貧困人口的增加),這個統計結果也只能說明社會財富增加了,只能說明生產力提高了,進入21世紀的中國不會出現30年前的貧困現象了,而不能說明貧富差距是減少了還是增加了。//

// “改革目的不是讓富人變窮,而是讓窮人變富。“仇富”情結無助於縮小貧富差別,不利於走向共同富裕,這是現代工商文明淺顯的道理”,這兩句話,皇氏說得就更有意思了。改革的目的當然是共同富裕了,但是貧富差距嚴重兩極分化成為不爭的事實,共同富裕之路,在中下階層的百姓看來,卻還遙遙無期。“日久見人心路遙知馬力”,這是中國傳統智慧中最實在的道理。人們對改革的反思,並不是簡單的“仇富”,而是對一些改革政策,從自身感受而本能地發出的疑問和思考。把思考當作反改革的思潮,把疑慮當作仇富情結,估計這是以皇氏為代表的一部分改革派的典型想法吧。//

//皇文這段文字的重點,在於提出“社會財富分配不公平問題的產生和擴大,是改革遇到阻礙,難以深入、難以到位的必然結果”。這個結論科學嗎,能準確地說明中國社會目前的問題嗎?皇氏的這個觀點,無疑與10多年前效率優先口號有異曲同工之處。當年的效率優先口號,明確地給普通百姓一個信號,那就是我們大家的生活水平不高,是由於效率問題,只要效率上去了,生活水平自然會提供。10多年後的現在,皇氏又提出“只有使現在的改革進行到底,才能解決貧富問題”的觀點。如果不能檢討總結目前的改革政策,如果不能允許人們對目前的改革政策作必要的反思,那麼人們有理由質疑皇氏這個觀點,是不是又是一個“圓滿的畫餅”呢?讓我們帶着這麼一個問題,繼續恭聽皇氏的分析說明。//

當前,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為民眾提供的社會服務,如教育、文化、住宅、醫療衛生、社會就業、社會治安、生態保護、環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說,在“端起碗吃肉”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後,“放下筷子罵娘”凸顯了。 “罵”什麼呢?“罵”土地被征占、舊房被拆遷,“罵”教育醫療收費太高,“罵”買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罵”貪官太多、司法腐敗,“罵”治安太亂、安全無保障,“罵”信息不透明不對稱、辦事不民主,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正是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

//“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已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個理論,估計大家都已經很熟悉了。想當年,學生參加高考,不熟背這句話,肯定政治成績不及格。不過,當時沒有明確地把“低效”這個詞加進去。在改革之初,在宣傳機器的鼓吹下,人們普遍認為舊體制不能解決這種“供求矛盾”,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從而為改革開放邁開了第一步。那麼皇氏現在把這個理論又翻了出來,是不是想表明,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依然如舊,並沒有發生絲毫變化呢?//

//什麼是社會的主要矛盾,是需要實踐證明的。不是任何人任何文件可以確定的。那麼當今天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究竟發生了變化沒有?這個問題看來有必要作進一步的討論。//

//實踐告訴我們,改革開放20多年,皇氏所談到的這個供求矛盾依然沒有解決,反而有擴大的趨勢。這也難怪,中國這麼大,人均資源這麼稀少,加之世界各國竟爭這麼激烈,解決問題談何容易。但是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開始懷疑為什麼供求矛盾總是不能緩和?除了社會效率和生產力問題外,是不是還有其它的原因?是不是在財富分配上了出個問題?(對百姓來說,已經不能奢談財富了,而只希望儘量能做到勞有所值勞有所得,在社會公共品供應方面,要體現出一定的公平來)。這種供求矛盾遲遲不能解決,加之貧富兩極嚴重分化,這二者之間有着什麼樣的關聯?不能僅僅說是供應矛盾造成了貧富差距,而是應該檢論一下“是不是貧富分化加劇了供應矛盾”?因此,我個人認為,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僅僅是皇氏所說的供求矛盾,而是產生了新內容發生了新變化。為什麼皇氏沒有看到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依然拿出20多年前的理論作為認識問題的根據呢?//

//皇氏的這段文字的寫作語氣也頗耐人尋味,民眾“端起碗吃肉” “放下筷子罵娘”,民眾“罵”土地舊房被征占,收費太高,買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貪官腐敗,辦事不民主等等。這種語氣突顯出民眾之罵是人心不足,而且民眾所罵的內容,也就是那麼回事,我們的改革者和執政者認為只要把它們歸納為供求不足矛盾,問題就可以輕易地解決了。這種語氣,我們經常可以在各級政府的大大小小文件中看到。可惜,不知皇氏知道不知道,這些看似輕鬆的小事,每一件對百姓來說,都是關係生活的大事,不僅僅是在紅頭文件上面劃個着重號、在評論員文章中提一下那麼簡單。//

//在這一段文字中,皇氏不僅告訴大家當今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依然是供求矛盾,而且也說了至今為止最有價值的一句話“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貧富差距兩極化說白了就是公平問題。很多普通人正是因為公平問題,才對市場化改革政策提出了質疑。面對社會上對公平的質疑,堅決維護現行市場化改革政策的皇氏,不得不明確提出了公平問題,提出建設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皇氏依然是順着前面的思路,認為只有繼續深化目前的市場化改革,才能解決貧富差距環境惡化就業困難等諸多問題,才能解決公平問題。正如皇氏在下文中所談到的,認為通過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並且解決了權力市場化問題後,公平問題就可以解決了。//

顯見,改革中諸多問題和矛盾的真正焦點,在於體制轉軌中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了不公平。行政性資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給)配置中的權力市場化,成為社會財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權力市場化也對改革本身產生嚴重扭曲。在一些本不應該由市場發揮作用的領域,出現了利用市場化牟利的“假改革”,而在一些應該大力推進市場化的領域,市場化改革卻步履維艱。

僅以土地市場化為例,地方政府幾乎排斥了土地使用權擁有者參與交易的權利,直接成為市場交易的主體;從而使地方政府和土地開發商成為最大的獲利者,使使用權擁有者的農民、居民利益受到損害。近年來城鎮拆遷和農地徵用環節的大量民事糾紛,深刻反映了地方政府壟斷土地徵用與土地要素市場化之間的矛盾,反映了政府在土地要素市場化中功能定位及權力運行程序的缺陷。

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問題,是深層次體制因素的表現,尤與行政管理體制息息相關。20多年來中國的改革,比較多地在技術層面上效仿了現代市場經濟的形式,而較少吸取市場經濟制度的本質內容。特別是要素市場改革的滯後,不僅涉及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還涉及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問題。因此,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關於“十一五”規劃的建議書中,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被列為各項改革之首,並首先突出解決政府對要素市場的壟斷專權問題,以此打通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通道,實現市場經濟完整推進。從職能上說,政府應當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把公共資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開地向公眾服務分配,致力於創造一個有利於各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

//以上三段內容,皇氏較詳細地分析了權力在市場改革開放中的負面作用及造成的破壞力。分析的頗具道理。也與“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這句話相對應,權力退出,以權謀利的權力退出市場,才能創造出一個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至此,皇氏基本上完成了這篇文章。即明確地告訴讀者,貧富差距環境惡化就業困難等諸多問題及公平問題,是由於目前依然存在更多的行政權力參與造成的,是舊體制遺留下的弊端所造成的,是權力市場化造成的。//

//皇氏在文中也同時提示讀者,正是由於行政權力的過多存在,才出現了“假改革”,才使市場化不能達到本質內容的改革程度,而只是處於效仿的水平。//

//綜合上述,皇氏力陳道,不僅社會公平是權力的受害者,而且市場化改革本身也是權力的受害者。在此,我不得不佩服皇氏對權力干預市場的精彩分析。也很贊同他的觀點,即要在市場化改革中,儘量排除權力的阻礙,並防止出現“假的市場化改革”; 對於政府來說,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務等產品方面。 //

//行政權力的市場化和牟利化,固然是今天的社會問題主要成因之一。但是在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中,為什麼會出現嚴重的權力市場化現象呢?皇氏簡單地歸結為舊體制遺留下的問題,並沒有給出更多有力的解釋。//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借鑑一下他國的教訓。18世紀歐洲各國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的初期,也出現了嚴重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社會貧富差距嚴重。為什麼他們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因為原因簡單,面對着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市場化的實行,資本急需積累,最快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利用權力積累原始資本。原先的歐洲貴族們可以利用已有資源(國家權力、社會地位、掌握在手的大量土地等)迅速向資本轉化,新興的商人資本也很容易向這些權力擁有者尋租,如此自然會出現與中國現在相類似的現象(說錯了,是200多年後的中國出現了與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初中期類似的嚴重社會不公平現象)。18世紀和19世紀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矛盾最嚴重的時期,也只有在那個時期才會產生反應勞工和普通民眾利益的馬恩學說。但是有一點必然指出,當時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能最後渡過了貧富兩極分化社會極度不穩定的困難時期,是與他們積極進行對外擴張瘋狂占領殖民地,用外部資源來補充本國資源不足以彌補財富分配差距,有着極大的關係。現在的中國,面臨着的外部環境日趨嚴峻,不能與當時的歐洲等幾個主要資本主義相比。//

//皇氏對權力市場化的分析,可以解釋目前存在的一些部門壟斷現象,也能解釋小團體以權謀私的現象。但是不能完整地解釋為什麼每年會有那麼多殘死的礦工,這其中固然有權力謀私行政不作為的因素,難道不可以認為這是資本對資源的殘酷掠奪和用人血來進行原始的資本積累嗎?//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權力的瘋狂市場化與資本的急速發展有着必然的聯繫。那麼如何評價現在的市場化改革呢?按照皇文所說,難道只是一場效率優先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在民間,不少人認為,現在中國正在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經濟市場化只是表象。雖然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可以搞市場化,市場化不是判斷社會制度的標準之一。問題是,我們現在的社會發展趨勢,根據目前顯現的情況,是不是正在向資本主義制度作過渡呢?而且正處於原始的資本積累時期,一個血腥味最濃重的資本主義原始發展階段。//

//在此,我不是評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優誰劣的問題,也不是爭論到底中國應該走什麼樣道路的問題,而是就普通民眾的切實利益來講,民眾並不關心擁有什麼主義的名頭,而是極度關注能不能生活在一個“既有效率社會財富豐富,又基本能實現公平竟爭享受到必要的公共服務的”社會裡?//

//因此,現代的中國不僅是權力異化問題,還有資本血色積累的問題,而且權力參與到這種積累中間,二者勾結,極大傷害和剝奪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因此,皇氏對權力異化的分析只是部分地說明了問題,而對中國社會現在存在的問題沒有給出更全面的說明。問題不擺明,分析不全面,只會令人產生更多疑慮。//

//而且皇氏這種權力分析,給人一種暗示,即權力造成的問題,其根源是舊體制的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可是我們不僅要問,為什麼在50-70年代,中國計劃經濟和行政命令最盛行的時期,沒有產生今天的問題,沒有產生權力市場化問題。關鍵是當時的政府是本着為普通民眾服務的宗旨,有了這種宗旨,政府就能把更多精力放在提供公共服務上面。為什麼當時的政府秉執為民服務的宗旨?究其原因,一部分是來自追求和熱情,另一部分更主要的原因是在社會上,由於政治等各方面因素,存在着對政府和官僚的、來自於普通民眾的無形監督和壓力。80年代,改革開放開始了,政府官僚體制也隨着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批判,放棄了自我約束,原有的民眾監督也被當成改革對象被清理得蕩然無存。於是政府變成了“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而不是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沒有監督和壓力的政府權力當然要謀利了,其中貪污腐敗者更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進行原始資本積累。//

中國正處於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社會結構的大變動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認識多樣化,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調整利益關係,遇到的阻力必然更大。改革的深度、廣度、難度、複雜度都在增加;而我們在思想上受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和計劃經濟的影響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勢的變化,遇到問題往往做出意識形態的極端判斷,把問題歸罪於改革。有人以個案來否定改革全局,也不是負責任的態度。

//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是什麼?實際上中國普通民眾不在意這些抽象的理論,而在乎能不能享有一個比較公平和充裕的生活。如果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及其實踐能帶來,他們就支持這種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如果當前的改革開放理論及其實踐能帶來,他們就支持改革開放,就支持什麼“新自由主義”。這中間不存在能不能跟上形勢的問題,而是在社會變革中,民眾親身感受的問題。//

//運用意識形態搞其他方面的鬥爭,不是普通民眾所關心的。在改革中利益倍受侵害的普通民眾,也不會遷怒於他人歸罪於政策。在此,我們可以多談兩句關於民眾觀念變化的問題。1950年代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建設了新中國的物質基礎,而且也帶給普通民眾以現代社會之觀念如集體國家社會、平等民主等觀念。可是1990年代以後, “好人有好報”等寄希望於命運拜伏於求神念佛的傳統思潮,卻成為不少現代中國人的精神支柱,這不能不說是社會改革造成了人們觀念的退步。//

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判斷,堅決以科學發展觀來統領全局,推進全面改革,不能動搖,不能停步,更不能後退。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實踐,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改革還需要完善,市場經濟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才能救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是人心所向,發展市場經濟是大勢所趨,加快發展經濟社會是眾望所歸,與時俱進進一步解放思想是必由之路。

//評論員文章終於要結束了。固定套路,在結束全文之前,政治上放哪裡都正確的口號,一定是不能不喊的。口號再喊,脫離了普通民眾生活基礎的文章,是經不住時代的評價的; 無論如何竭力鼓吹推進,不以公平為考慮原則的市場化改革是會讓社會付出沉重代價的; 無論怎麼轉換角色,沒有普通民眾監督的政府是必然淪於權力異化而不能提供很好的公共服務。//

原編者註:皇甫平是原《解放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評論”而聞名。文章來源: 《財經》雜誌

//皇氏在這篇文章中,一方面大談效率優先的改革要繼續下去,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公共服務對現代中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並且分析出權力市場化是造成現在公共服務缺乏的原因。權力市場化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皇文避而不談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後出現如此嚴重的權力市場化現象。整篇文章,對80年代以後以效率優先為主體的改革政策沒有進行主動的檢查,潛台詞就是這些改革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所有問題是改革中必然難免出現的問題,普通人要付出必然的代價(可惜很多普通人想知道這種代價還要付出多久,在中這種人均資源稀少的國家什麼時候才能完成原始的資本積累)。 沒有進行充分的論證,卻一再反覆,提出只有深化目前的以效率優先的改革才能避免權力市場化。

至此,我不得不問皇氏幾個問題:
在被批的百無是處的舊體制中有沒有較完善的公共服務提供機制?1980年代特別是1990年代以後,以效率優先為標誌的改革開放,是如何對待公共服務的? 是不是效率優先就非要犧牲公共服務?在這一輪的改革中,公共服務是不是成了犧牲品? 皇氏所一直談到的應該繼續深化的改革,是什麼樣的改革,是不是繼續那種以犧牲公共服務為代價的改革?皇氏也提到了利用市場化牟利的“假改革”問題,那麼如何辨別什麼是真改革什麼是假改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假改革”,在以後的改革中如何避免?

皇氏的這篇文章,以上幾個疑點並沒有給大家講清楚。

問題沒講清,但是卻造了一些新說法送給了大家,比如“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喊了一些動聽的口號,如“政府應當從市場中的利益主體變成公共服務的主體”“ 公眾越來越需要一個高效、廉潔、平等參與、公平透明的公共領域”;並拿了一頂大帽子送人“以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實踐,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

小結:
皇文很好地分析了權力市場化對改革開放的損害,點出權力異化是貧富差距環境惡化就業困難等諸多社會問題的主要成因之一。並提出了公平問題,提出了政府要作為公共服務主體而存在。這是我個人非常贊同的。但是,皇文存在着嚴重的不足:

市場化改革本身的問題。沒有總結市場化改革本身存在的問題和20多年來實踐中所帶來的教訓,即只強調了市場化經濟的好處和長處,沒有說明實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沒有講清如何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沒有就“社會公共福利政策與市場化政策的平衡”進行說明。說白了就是,無論皇氏給出多好的市場化前景展望,儘管皇氏可以把所有的失誤都推到權力體制上面,但是沒有限制和約束的市場化經濟,是必然要向權力尋租的,是必然要與權力結合在一起的,是不可能帶給社會以公平和良好的公共服務。這是其他國家在現代化發展進程共同得出的經驗總結,也是現代市場經濟淺顯的道理之一。

中國社會體制變化的問題和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問題。皇氏依然把當今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為供求矛盾。這個結論無視中國社會中出現的原始資本積累問題,無視權力與資本結合進行血腥資本積累的問題,也避而不談中國國有資產在改革進程私有化的傾向和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不能正視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無助於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化的。

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和受民主監督的問題。皇氏一個傾向是寧願把所有問題都歸罪於改革開放前的舊體制。正如我所說的,沒有多少人願意回到原來的舊體制中間,但是我們不能完全否認舊體制,要看到在舊體制中政府是如何積極實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的,是如何儘量提供公共服務產品給普通民眾的。這其中就涉及到對政府的民主監督問題,而民主監督正是隨着改革開放的進程而一點點喪失,直至出現嚴重的權力市場化現象,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被嚴重削弱的現象。

如果,以上三點不能講明白,大家有理由質疑,皇氏整篇文章所強調的要繼續深化的市場化改革,究竟是什麼樣的市場化改革,這樣的市場化改革有利於社會穩定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嗎?市場化的改革走到今天,已經不是簡單地經濟問題和市場問題了。人們是有必要綜合反思現有的市場化改革了。反思並不意昧着對改革的否定,而是希望出現真正的改革,真正的公平和效率兼顧的市場化改革。

對皇氏的這篇文章,我個人的評價就是:問題沒擺明,道理沒講清,因此也很難說服人,僅僅是評論員文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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