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巨嬰”是近幾年才出現的網絡用語，就像“河蟹”、“草泥馬”、“馬拉戈壁”、“然並卵”、“磚家”、“叫獸”、“妓者”、“皿煮”、“啪啪啪”、“車震”、“馬叉蟲”、“五毛”、“小粉紅”、“毛左”、“大林子”、“矮大緊”、“湯火山”、“菜鳥”、“屌絲”、“李家坡”、“元芳，你怎麼看？”、“蛋疼”、“佛系”等一樣，無奈、短省、解嘲而又機警，這些帶有調侃意味的詞彙準確反應着大眾心理，往往是一定時期內社會情狀的折射，每個詞彙都如同橄欖一般咀嚼不盡，回味悠長。“巨嬰”只是其中之一。

“巨嬰”當然不是“嬰”，然而又謂之“巨”，何解？我們設想一種情境——假設有人指着一個重達500公斤的嬰兒，對你介紹說：“這是我兒子，馬上就滿月了。”你將作何感想呢？你一定會被嚇到，心想：“我莫不是撞見鬼了？！”你的驚恐合情合理。為什麼這麼說呢？很簡單，你看到的這位嬰兒超越了經驗和常識：既然是沒滿月的嬰兒，就不該有500公斤體重；反之，有500公斤體重的傢伙，就不能叫嬰兒了。這麼說來，眼前這個仍在哭叫着跟他媽要奶吃並且火氣挺大的傢伙，就絕對不是尋常物了，所以聰明的中國人就發明了一個網絡詞彙：巨嬰，意思是精神上、心理上都沒有長大或根本長不大的嬰兒。我覺得這個詞彙既準確又傳神。

如此說來，“巨嬰”在人類群體中是不是應當屬於病態的範疇了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這娃太可憐了，你說他懂事吧，他真真切切還沒滿月，說話還奶聲奶氣呢；你說他不懂事吧，丫卻如此壯碩，哭鬧起來如此喧譁，如此鋪天蓋地，如此沒邊沒沿，任何人見到和聽到都不可能熟視無睹，都不可能不想一點兒什麼。

我想到的是：娃娃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定有獨特的緣由，或者可以下斷言說這娃娃必定有病，而且是罹患很久、幾乎可以說在娘胎里就有了的精神（心理）基礎病，“巨”僅只是這種病的外在表徵之一。為此我還真查了一些書籍，發現這種精神基礎病的病因和病況都相當複雜，遠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解釋清楚的，所以本文篇幅也許要稍微長一些。

2

為了弄清楚這件事情，我們首先為巨嬰劃定一個範圍。

我們所說的巨嬰，通常是指通過網絡發言而彰顯存在的人，然而隨着網絡的普及，通過網絡彰顯存在或者說尋找存在感的人越來越多，幾乎所有能夠敲打幾下鍵盤的人都可以在網絡上留下文字，留下蹤跡，有的深邃廣闊，有的淺薄幼稚，有的理性冷靜，有的激憤張揚……這都是正常現象。網絡世界是一個被放大了的現實世界，然而它往往比現實世界更複雜，更精微，更富於表現人性的多重側面，正是所謂熙熙也攘攘也，難以窮盡，所以你不能把所有“通過網絡彰顯存在的人”都作為巨嬰來談論，這樣的談論會是不得要領的。

那麼，所謂的巨嬰究竟是哪些人呢？具體說，它們擁有哪些共同的內涵與特徵呢？

首先，不應當將巨嬰單純視為某個特定的社會人群，比如在校大學生以及不在校的青少年、從事各種職業的知識分子以及國家管理人員中在精神上具有巨嬰特徵的人，不是的。這些人群中的巨嬰雖然也是巨嬰，但最好將他們視為巨嬰群體中的子項，將它們歸入到本文標題所說“族群”裡面去，這就是說，我們所議論的巨嬰是由無數子項聚合而成的跨階層的綜合性社會群體，這個群體帶有文化意義上的族群——類似於宗法社會血緣關係的精神聯繫——的特徵。

我們都知道，任何社會現象的產生都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任何當代的東西都帶着過往時代（例如傳統文化）的基因，但至少在巨嬰發展成為社會現象這件事上，我未發現與有什麼顯性關係（隱性關係是存在的，我後面會談到），你不能借着對巨嬰進行基因診斷錯怪我們的先人，說中國人從夏商周時代就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巨嬰類型的精神病變，基因鏈中的某個環節就出了問題，這顯然不科學，我不接受這種說法，中國歷史也不支持這種說法。

譬如，在浩如煙海的中國古代典籍中，我們看得到高深的政治智慧，看得到波詭雲譎的陰謀狡詐，看得到你死我活的宮廷血斗，看得到烽火狼煙中的馬革裹屍，看得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看得到高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揭竿而起的反叛，卻很少看到的關於巨嬰滿世界逞強的記載，哪怕是類似的記載都沒有——印象里，司馬遷《史記》沒有記述過這樣的事情：“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巨嬰呺嘯，頌我秦威……”也許我讀書不仔細淡忘了罷；我也沒看到《論語》或《孟子》中有“魯國有嬰，形碩，面方，耳闊，聲巨如豹……”的描述，會不會是孔子和孟子當初有過類似說法，他們的弟子疏忽了沒有記錄下來呢？這已經無法考證了。總之，大體上可以認為，兩千五百多年以來，智力超群的中國人從來沒出現過我們上面說到的精神智障問題，反倒是長時期的皇權專制主義造就了中國人極能隱忍、極能耐受痛苦的民族性格，這都不是準確意義上的巨嬰。

準確意義上的巨嬰絕不庸俗，他們不屑於東家子長西家子短的市井議論，他們也不計較於吃虧占便宜之類的雞毛蒜皮瑣事，他們操心和議論的，往往是有關國家現狀、國家命運乃至於國際情勢動態的大事，似乎有一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情懷。悲催的是，他們往往並不具備議論這些大事的知識背景和必要的思想深度，不具備起碼的表達能力和表達技巧，於是他們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宏大的氣象萬千的口號來替代思辨，替代論說，用口號匯集成這個群體的獨特聲浪，口號成為了他們存在的證明。我們所說的“巨嬰式喧囂”，其實就是這麼喧囂起來的。

巨嬰確有“傻”或“愚”的成分，但這種成分跟現在而今眼目下巨嬰叱咤風雲的存在簡直沒有可比性。換一句話說，雖然巨嬰的精神幕布上免不了也隱隱約約投射着“愚”的影子，但那已經不是他們主要的精神特徵了。

話到此處，我插進來說一件有趣的事情吧！

春秋戰國時代有一位叫列子（約公元前450年—公元前375年）的先生，曾經寫過一篇被後人取名為《愚公移山》的寓言，算是描寫了很接近我們今天所謂“巨嬰”中“愚”的成分的人，倒是值得說一說。列子先生描寫的那個人叫“愚公”——用現在的話說是“痴漢”、“憨老頭”，更缺德的市井解釋是“傻×”、“傻老帽”，可見這個名字在故事中僅只是一種代稱，並非人的真實姓名。列子文中與“愚公”相對還有一個人物名為“智叟”，即“聰明的老人”，亦可以佐證——也絕沒有譏誚那個挖山的老頭兒精神有毛病的意思。

熟悉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讀者知道，列子先生在思想上屬於主張無為的道家，他稍晚於老子，早於莊子，也可以被認為是道家的先祖了。有趣的是，列子寫這篇寓言的本意，並非是為了宣揚我們常常用來勵志的那種東西，反而是在勸導人們，人的意志在大自然面前實在算不了什麼，最終改變事物的是神力，即未知的力量，或者說，是我們今天所謂的超自然力——他在這篇寓言故事的末尾寫道：“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語見《列子·湯問》），意思是，愚公挖來挖去沒改變任何東西，最後是由於丫的行為感動了上帝，上帝讓神背走了太行、王屋二山，事情才得以解決的。

多年來我們過於一廂情願，把這篇東西完全讀反了。毛主席在中共七大閉幕式上致辭時說到這件事，大概也沒有仔細看列子的描述，或者依據老人家的性情，看了也不以為然，非要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解釋，總之也強調了列子並沒有強調過的東西。據說列子先生為此委屈得想哭，一再抱怨說：“我說過這樣的話嗎？我沒說過呀！我沒這樣說過呀！”如此說來，即使看上去有點兒痴傻的“愚公”，也絕沒有我們如今“巨嬰”的典型症狀，只是性格有些執拗，有點兒一根筋，不太拿自己和後代子孫當人罷了。巨嬰的病況遠比愚公之“愚”嚴重，病因也更加複雜。

那麼，中華民族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染疾——某種外在因素植入基因鏈——的呢？巨嬰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獲得其主要的精神特徵的呢？

我們把目光大幅度往回收。

3

這要晚近到清朝末年以降，中英發生鴉片戰爭的時候，清政府不斷簽署喪權辱國條約割地賠款的時候，鄧世昌壯烈殉國的時候，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時候，列強像割肉一樣侵占我國國土的時候，日軍的鐵蹄踐踏我大好河山、在南京城大肆屠殺我同胞的時候。這就是說，兩千多年以來，中國雖然歷經無數次改朝換代，無數人死於戰爭兵戈，死於皇權淫威，都沒有扭曲中國人最基本的精神底色，希望憧憬也罷，痛苦絕望也罷，幸福安康也罷，顛沛危亡也罷，中國沒有受到外來因素的侵擾（除非個別戰例，中國古代“國家”間的戰爭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國內戰爭)，中國人都還是古樸淳厚的樣子，痛並快樂地活着，一天一天過着自己的日子。

然而這種狀況在中國近代，具體說是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上述與“蠻夷”即外國發生聯繫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在中國人的精神肌體上留下了與以往完全不一樣的傷口，那些血淋淋的傷口不斷極為疼痛地提醒人們，落後是要挨打的，國家是要滅亡的……這就是這些歷史事件在中國人心靈世界敲打出的令人驚心動魄的迴響。這個迴響綿延不絕，一直延續了一百多年。我把這種創傷或者說提醒歸納為“歷史記憶導致的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隨着世代的延展以潛化的形式向下一代傳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我們都是歷史的子孫，巨嬰亦是如此。

我們還可以把話說得仔細一些。

一百多年以來，在列強恣無忌憚的欺凌與蹂躪下，中華民族激盪着滿腔的屈辱和憤懣，胸膛里燃燒着熊熊的怒火，然而囿於國家積貧積弱的現實條件，這些屈辱與憤懣卻從來沒有找到地方發泄過——義和團大概可以算一次，可它終究還是被朝廷和洋人合謀鎮壓了——久而久之，怎能不坐下病來呢？我們坐下的病症，簡單說就是深刻的自卑情結：我們的制度不如人，我們的科學不如人，我們的技術也不如人……於是人們上下求索，企圖尋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立竿見影的圖存救亡之道。結果，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先於民眾將尋求到的路徑指向了兩端：首先是對內反抗皇權，這就導致了清王朝滅亡，長達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主義反動統治宣告完結；其次是對外反抗外侮，這是五四運動被激發起來的最根本的現實政治原因。中國人精神的這兩端，構成了清末民初以及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思想家、社會活動家的主要精神基調，在一定意義上也植入到了中國人的精神基因鏈條之中，其消極部分就成為了我們今天所說的巨嬰現象的最原始的基因植入。本文標題所說的“族群”，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彰顯為某種獨特社會存在的。

“陳行之先生，在你說的這‘兩端’當中，我們更應當注意哪些應當注意到的歷史內容呢？”

這要看我們從哪個角度來見識這件事情，如果扣緊我們正在談論的巨嬰話題，那麼我願意認為，最重要、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國精英對皇權專制主義的徹底不抱幻想，是毫不妥協你死我活的那種決絕，而造成這種狀況的歷史條件，是清王室自顧不暇，再也無法統攝全部社會資源，並且在對外事務中一再顯示極度的軟弱無能，人，尤其是知識分子精英在思想上、精神上獲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閱讀中國近現代史，一定要注意到中國社會在清末民初發生的這種社會動能的累積和涌動，這是火山口下岩漿的涌流和壅塞，是摧枯拉朽的暴風雨到來之前山川大地所呈現的不祥的安寧。這預示着時間即將開始，一切的一切都將翻一個過兒，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即將誕生，而中國知識分子精英成了那個時代的最優秀的助產士，成了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舉旗者。

我們現在看章太炎的《訄書》（寫作於1899年，1906年重訂）、鄒容的《革命軍》（寫作於1903年）、陳天華的《警示鐘》（寫作於1903年）等鼓吹革命和救亡圖存的著作，有時候會覺得他們激情有餘，理性不足，深度不夠，我們卻找不到任何理由指責他們是巨嬰，這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較前時代已經發生了最根本最徹底的變化，那就是皇權專制主義進入了生命倒計時。這種難以抗拒的歷史趨勢不僅使中國精英知識分子開始深刻地觀察和體認內部世界，他們更是將目光投向了外部世界，看到了以前從未看到過的風景。

久而久之，在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裡，終於萌生出來自於外部世界——竟然是給我們施加了無盡苦難與欺辱的西方世界——的思想觀念的支撐。儘管這些觀念對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極為豐富的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認識還是不全面不完整的，有的甚至是道聽途說的，甚或是從日本淘換來的二手貨，但是你不能否認，在終於追蹤到皇權專制主義是導致中國羸弱、顢頇、落後、國之不國的根源這一點上，那時候的中國精英是走在國人前面的。在這些用信仰行走人生的人的信念里撤除了從來都是至聖至尊的皇帝牌位，他們破天荒地對那個由腐朽沒落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倫理製造出來的“神”進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撻，其激烈程度為兩千五百多年以來所罕有。讀一讀那些激揚的文字吧！那是怎樣的激情啊！那是怎樣的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信仰支撐啊！

五四運動一代人也許不那麼成熟，但在他們不是嬰兒、更不是所謂“巨嬰”這一點上，卻是毋庸置疑的。這是中國的“士”數千年以來都不曾掙得的位置。站在這個位置，這幫子人不再需要皇恩浩蕩的“父親”（皇帝）的遮護與扶持，不再需要控制着衣食的“母親”（朝廷）的哺育和豢養。他們從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獲得的是自己的觀感，而不是“父親”或“母親”讓他們必須接受的觀感。他們成為了英姿勃勃的獨立個體，不會再有任何人能夠蒙蔽他們，也不會再有任何人能夠欺騙他們了。他們是奔走於大地自謀生存的“人”，而不是癱坐在襁褓之中要吃要喝的嬰兒。他們邁出的腳步儘管還顯出幾分踉蹌，但是他們在往前走，整個中國都跟在他們後面在往前走。

什麼叫精英？這才叫精英。他們不愧為精英。

永遠不要小看那些在風雨如磐的暗夜發出自己聲音的人，哪怕只是呢喃，只是低語，永遠都不要小看他們。對這樣一些人，我們內心應當充滿敬重，原因很簡單，他們是我們必須仰望的人，是我們想成其為而不可能成其為的那種人。

中國知識分子精英在毫不妥協地反專制和毫不妥協地反外侮這兩個相互關聯、密不可分的問題上，是非常清醒的。在這一點上，這些人要比後來的很多比他們名頭更大的人來得深入，來得準確，這是極為可貴的。我們這麼說吧，清末民初的思想大爆發以及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雖然由外侮而起，卻刺入到專制主義肌體本身，從來都很堅固的專制主義文化從此被松解，它再也不是那樣容光煥發神采奕奕了。這是歷史之因必然造成的歷史之果，我們能將創造這種歷史之果的人稱之為巨嬰嗎？顯然不能。好在事實上從來沒有人認為他們是巨嬰，他們經由時代之手鐫刻在歷史豐碑上的雄偉卷文是不可抹殺的。

4

“陳行之先生，我忍不住想問，既然這樣，你又有什麼理由認為清末民初的思想大爆發和五四運動為一百年以後的中國出現巨嬰現象做了最原始的基因植入呢？”

所謂精英，永遠只是極少數走在時代最前面的人，充塞在社會空間的，則是大量被稱之為“國民”、“民眾”、“群眾”的人。社會中麇集着各種可以被稱之為某種族群或族類的人，這是人類社會的正常形態。法國社會學家莫斯科維奇曾經從“社會”中分化出一種被稱之為“群氓”的群體，這個群體與我們所說的巨嬰在精神特質上有某些相似之處。雖然我不能說巨嬰就是群氓，群氓就是巨嬰，我認為這兩者之間還是有細微差別的，但莫斯科維奇所說“一種集體生活形式的誕生總是伴隨着一種新類型的人的出現；相反地，一種集體生活形式的衰亡也總是伴隨着某種類型的人的消逝。”（引文自塞奇·莫斯科維奇：《群氓的時代》），卻道出了巨嬰與群氓產生的相同機理，很值得我們重視。

在知識分子精英的精神世界裡發生的驟變，到了民眾那裡往往會變成另一種調子，用比喻的話說，儘管有人在暗夜中點燃了一把火，然而在那暗夜的茫茫四野之中，仍舊黑暗如初；當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開始“用黑色的眼睛尋找黎明”之時，絕大多數民眾還處在近乎於瞽蒙的狀態，既看不清現實，又看不清歷史，更看不清未來。我們還可以這樣說，清末皇權專制主義不斷製造歷史災難，中國所付出的物質性社會代價（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在其付出的所有代價中還僅只是一小部分，其所造成的這個民族的絕大部分損失是精神性損失，它極為嚴重地扭曲了中國人的精神性格。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清末的中國人和漢唐時代的中國人已經幾乎不是同類了。這即是說，長時期皇權專制主義的制度和文化在中國民眾的精神世界裡造成了深重的沉疴，一部分民眾成為了最懵懂無知的落伍者，最容易被欺騙和利用的人，這就是五四時代被普遍討論的國民性問題的由來。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精英卻風姿綽約，與專制主義長期荼毒國民精神，國民精神呈現出委頓、消極、奴性形成了極為鮮明的對比。那麼，中國知識分子精英又是怎麼看待中國人的國民性問題的呢？

我們以魯迅為例。

1906年，在日本學醫的魯迅認識到“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引文自魯迅隨筆《藤野先生》，1926年）魯迅先生看到了中國人精神深處的傷痛和沉疴，他痛心疾首，他想縫合它，想為中國止血，想從精神上醫治它，於是毅然棄醫從文，投入了喚醒國民的戰鬥。在那個時代，魯迅的選擇和作為，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的時代擔當，這在我們看來已經近乎奢侈的東西，曾經鼓盪着許許多多像魯迅一樣的人。

所幸的是，魯迅先生把他想做的事情都做了，沒有遭遇到監視、失蹤、逮捕什麼的禍事，他挺幸運的。我住在北京阜成門附近離魯迅故居不遠的地方，每每從那個頗為講究的四合院門前經過，都不免有這樣的感慨：雖然魯迅先生所處世代風雨如磐，伸手不見五指，可丫終究還活着，而且活得人模狗樣，充滿了戰鬥的韌性，在報章上想說啥說啥，想罵誰罵誰，到死都在說“我一個都不饒恕”，這可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對中國人的屠殺、蹂躪、欺凌與劫掠，在普通中國人中造成了兩種極為嚴重的精神後果，即我前面說到的“兩端”：一、中國人由此積蓄了奮發圖強的意志，這就好比一個人在境遇不好的時候遭到惡鄰的欺辱，沒辦法只好把打碎的牙齒咽進肚裡，心裡想的卻是：我草泥馬，你他媽的給老子等着！二、再低頭看看自己由於長期得不到滋潤而導致羸弱的身子板兒，一股絕望的陰雲遮蔽住也想鮮活跳動的心靈，免不了黯然想到：我這輩子還有機會活出人樣兒，讓人高看嗎？還有機會讓那些成天給我們臉色的人也嘗嘗被人給臉色的滋味嗎？

這兩種精神後果，其主要的部分當然是積極的，然而也必須看到，在這種積極的精神後果深處，是潛藏着某種消極東西的，你說中國傳統文化劣根性也罷，說中國人精神幕布中摻雜着灰色投影也罷，總之潛藏着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未必是好東西的東西。所謂“潛藏”，就是還沒有外顯為值得議論的社會現象，這意味着它基本上還處在蟄伏的狀態，它需要一定的現實政治條件將其激活。說具體一些，在我們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貧窮羸弱的處境之前，這種消極的精神因素始終處在蟄伏的狀態，只有時機成熟它才會被激活並活躍起來。

怎麼才叫“時機成熟”呢？簡單地說，就是國家經濟發展，國力提升，國家政治地位提高，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條件有資格要求其他民族對我平等相待給以足夠尊重的時候。從積極方面說，所有這些東西作為一種企望，早就融匯到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成為了中國人靈魂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國家政治失范導致的極為困難的年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國家領導人也從來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發生過動搖，“兩彈一星”就是在這樣的精神背景下搞出來的。改革開放更是把“不被開除球籍”、“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之類的信念熔鑄到了每一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以超常的速度迎來了這個經濟騰飛的偉大時刻，中國經濟規模（GDP）終於站到了僅次於美國的世界老二的位置，經過一代人的努力，至少表面上，中國人終於可以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了。

這可是數百年以來從未發生過的重大事件！

這種局面或者說這個事件帶給中國人的心理衝擊——還是說“心理激勵”更準確一些——巨大而空前，人們突然發現，一直仰望着的那個世界，似乎並不像想象的那樣高強；在世界舞台中央，我們終於有了專屬於我們的座椅，我們終於可以平視其他國家和種族（尤其是西方）了……由是，一部分精神不那麼厚重的中國人不能承受“發達”（老子富起來了）之重，不再像以前那麼內斂了，也不再像以前那麼安寧了，中國人集體無意識中的消極成分，可以被稱之為“狹隘民族主義”、“狹隘愛國主義”的精神毒素終於被激活，開始緩慢地、不為人知地發揮作用了。

我前面說了那麼多歷史，不是沒有意味的，因為從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發展軌跡中，我們可以尋摸到某些很不容易被發現的從歷史深處迤邐而來的細線，在我們面前羅織成無法迴避的現實之在，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當下發生的事情涵括着哪些無法卸脫的歷史必然性，又有哪些至關重要的東西將現實與歷史做了不為人知的區割。具體到巨嬰的話題，我們有理由認為，無論哪個階層中的巨嬰，都有一個共同的淵源，這種淵源，我們可以歸之於某種社會質態、社會情態的精神顯現，用淺顯的話說，任何類型的人類群體都是在歷史與現實的連續運動中，從那個社會的內在要求中產生出來的，用簡潔的話說，社會需要什麼樣的人，就會出現什麼樣的人，所謂“應運而生”者也。

“陳行之先生，你這話繞來繞去的聽起來忒費勁，我還是不明白呀！”

那我們偷個懶，借用恩格斯曾經使用過的句式來說明這件事吧！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著作中讚嘆文藝復興時代取得的巨大精神成果，說過一段非常著名的話：“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導言》，1873年）多少年以來，我覺得恩格斯說得好極了，中文譯文也好極了，在語言表達上顯示出了高超的技巧，有一種讓人咀嚼不盡的意味。更重要的是，這段話在精神意義上與我們當下對世界局勢的概括——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異曲同工之妙，這讓我們感覺很貼切。

現在我們用恩格斯這段話的句式來描述巨嬰現象。鄭重聲明，這裡僅僅是形式即句式的技術性借鑑，沒有絲毫對偉人不恭敬的意思，更沒有藉此寓指現實、誇大巨嬰作用的意思：“這是一個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難以預測的、或者變得更好或者變得更壞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巨嬰而且產生了巨嬰——在思維能力、愚蠢和無知方面，在視野狹窄和學識淺薄方面的巨嬰的時代。”

於是，巨嬰大面積、成規模地產生了。

5

有一個問題無法迴避：為什麼清末民初沒有巨嬰，改革開放初期沒有巨嬰，唯獨近幾年巨嬰就成批地產生出來了呢？除了我上面說到的歷史原因（所以我稱之為基礎病，就是這種病症不可能同歷史因素完全隔絕），這裡面有什麼具體的現實原因呢？

我們首先看當下與歷史有怎樣的區別。

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無祖國，無靠山，而當下的巨嬰——尤其是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知識分子中的巨嬰——是有祖國，有靠山的。換一句話說，父母豢養是巨嬰存在的前提和條件，失去這個東西，巨嬰就只能是“嬰”，丫在精神上是“巨”不起來的。這不僅限於知識分子精英，如果沒有強大祖國作為靠山，廣大群眾中的巨嬰同樣也“巨”不起來，同樣寫不出“日本嚇尿了”、“俄羅斯哭暈在廁所”、“美國不得不退出太平洋”、“厲害了，中國終於把南海變成內湖”、“哈薩克斯坦渴望回歸中國”、“烏克蘭美女渴望嫁到中國”、“特朗普說，中國太可怕，永遠不要招惹中國”之類的淺薄到讓人窘迫的喧囂式語句。顯而易見，巨嬰們諸如此類抑制不住的喧囂僅只是一種精神自慰，與真正意義上的高尚的精神活動還極為遙遠的距離。這種精神自慰除了產生淺層次的生理快感之外，不產生任何正面的東西，更不要說精神層面的東西了。

我們必須正視到，正是有須臾不可相離的“父母”的存在，才構成了巨嬰賴以存在並藉此而自豪的最重要的精神基礎，這也繪就了他們難以更改的精神底色。這種基礎和底色，決定了他們難以構成一個人內在本質的獨立思想，權利意識亦不可能進入他們的大腦，他們難以持重，難以深刻，更難以理性，一種就連他們自身都無法察覺的驅力，作用於他們看待眼前事物的尺度，而這必定會使他們淪於淺薄，淪於天真，淪於矯情。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描述這件事情。

既定價值或者說既定的社會存在是巨嬰存在的一部分，既定價值甚至就是其自身，所以他們從來不懷疑既定價值，更不會去否定既定價值。一切既定存在在他們眼裡都是恆常不變的，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他們從不質疑。一般情況下，思想多元的社會出現巨嬰的可能性要遠低於一元化社會，巨嬰在一定意義上是與某種社會情態相匹配的衍生品，外在標誌是：巨嬰的淺薄言論事實上處在被鼓勵和縱容的狀態，這些言論往往比深刻言論更能獲得網絡世界的寬容，不像深刻言論那樣會被及時禁止或者被迅速刪除，換一句話說，它們往往比深刻言論有更優越恬適的網絡存在的環境。在這樣的條件下，巨嬰可謂是如魚得水，遊刃有餘，他們也就有能力在既定價值上額外堆加他們臆想出來的完全沒有現實根基的價值，他們會一直將這種價值堆加到將既定價值本身掩埋掉或者替換掉的程度——在客觀上，這等於完成了一次合情合理的“僭越”。

“僭越”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巨嬰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情緒性表達，進入到了就連他們自己也未曾意識到的具有輿論場性質的新階段、新境界。也就是說，巨嬰無意間製造出了他們自己也未曾預料的消極後果，而所有這些消極後果卻都要由整個社會來承擔。這即是說，在國際風雲驟烈變幻，中國處在極為危險境地的時候，某個社會群體的群體性表現，往往折射出一定程度的國家態度，其所造成的後果不是哪個群體或哪個人可以承擔得了的。中國是有獨特政治體制的國家，這種體制決定了中國從來都是只用一個聲音與世界對話，在這種情況下，你無法不讓西方國家通過網上輿論揣測中國的國家輿論，如果世界從中國聽不到成熟、理性的聲音，聽不到中國與世界進行對話、對接的精神探索和路徑探索，聽到的只是巨嬰級別的淺層次無理性的啼哭和喧鬧，世界將會怎樣看待中國，還用說嗎？最近由於中國網絡充斥“哈薩克斯坦渴望回歸中國”所導致的外交事件，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嚴重到了何種程度麼？

儘管這樣，我仍然願意認為巨嬰是在用非惡意的形式傷害着這個國家。需要警惕的反倒是另一種人——當一些人把鄧小平“韜光養晦”、“我們不當第三世界的頭”的教導拋諸腦後，喊出“消滅私有制”、“敢於對西方敵對勢力亮劍”、“重建世界秩序”等形跡可疑的口號時，當他們不顧後果地鼓吹“美國衰落論”、“中國已經全面超越美國”、“私人企業退場論”時，你沒有理由認為他們也是非惡意的，沒有投名狀式的政治利益算計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段時間內，這些言論也像巨嬰言論一樣，事實上處在被鼓勵和縱容的位置，這就是說，它們的出現同樣也是與某種社會情態相匹配的產物。具體到我們的話題，此類喧嚷恰恰是巨嬰成規模產生的社會情態的表象之一，是與巨嬰的產生脫不了干係的背景畫面之一。這件事是非常有必要耗費一些筆墨予以描述的，然而這已經是另一個話題了，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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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我認為我把巨嬰產生的歷史原因以及現實原因都說清楚了，可是如果我把文章結束在這裡，你一定會有文章沒有把話說透的感覺，你會說：“陳行之先生，我贊同你的看法，巨嬰彰顯的是淺薄和浮躁，那麼我就想問了，成熟到哪裡去了呢？厚重到哪裡去了呢？深刻到哪裡去了呢？”

問得好！

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沒有之一。在這個問題上，我是一個絕對的民族主義者。然而如前所述，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因成熟而滯重，在皇權專制主義桎梏下，中國人很晚才把目光投向世界，近代以降，我們確確實實落在夷人之後了，不僅僅是科學，不僅僅是技術，更是思想，更是精神。假如你對中國近代史有所了解，你就會發現，當西方國家黎明（工業革命以及啟蒙運動）即起，灑掃庭除，以嶄新的面貌面對世界以及未來之時，中國人還處在漫漫長夜，中國人還在沉睡，睡得那麼死，那麼沉。雖然陳獨秀先生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夕就呼籲尊請S先生（民主）和D先生（科學）出來救中國，說“只有德先生和賽先生才能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他甚至表態說“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但這只是當時極少數先行者的姿態，就整個國家民族來說，還處在沉睡狀態。

好在我們一步步從昏睡中清醒，從無盡的夢魘中走出來了。我們歷經磋磨，歷經浩劫，歷經生死，付出無數生命代價，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才終於有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終於有了各種思潮蓬髮和碰撞的思想大解放，我們對“西方”的認識和見解不斷深入，較之於清末民初已經不在一個量級上，我們終於見識到中國落後的真實原因；我們的精神世界是敞開的，我們自信地借鑑了西方思想和西方經驗，我們確定了經濟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由於思想解放運動，中國知識分子的國際視野得到空前拓展，他們的國家戰略思考深邃而遠大，中國人才濟濟……所有這些，正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迅速強大起來的根本原因。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擁有鄧小平這樣在國際大勢面前保持高度清醒和定力的旗手，我們擁有大量走在思想解放大潮前面的知識分子精英，我們擁有十三億既精明又智慧、極端吃苦耐勞的人民，在如此激動人心的社會發展條件下，中國怎麼可能不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蹟？

那時候是沒有巨嬰的，或者說，你很少聽到巨嬰式的言論，這裡就有我上面說到的社會形態變化往往會直接導致網絡生態變化的原因——在成熟理性聲音被鼓勵的狀態下，巨嬰即使想發聲，聲音也會是暗弱的，形不成氣勢，不會有人認真看待一部分人淺薄空洞的聲音。而最近七八年以來的“網絡生態變化”，恰恰在這一點上使情況發生了改變，成熟理性的聲音受到壓抑，巨嬰的聲音不再暗弱，甚至於形成某種輿論氣勢，也就成為了很自然的事情。在一個空間，一種東西減少必然意味另一種東西的增多，同樣，如果成熟、深刻、理性的聲音減少，幼稚、淺薄、非理性的聲音必然會喧囂起來，這在網絡時代尤其如此。

如果我說的還不太仔細的話，那麼我們引述資料來解說一下這件事情吧！

近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網民規模已經超過9億，手機網民規模達8.97億，較2018年底增長7992萬，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高達99.3%。報告顯示，在中國網民群體中，學生最多，占比為26.9%。從學歷上看，截至2020年3月，初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群體占比分別為41.1%、22.2%，受過大學專科及以上教育的網民群體占比為19.5%。在收入方面，超過7成網民月收入低於5000元。

這些現象以及這些數字非常耐人尋味。

被網民貶斥的“小粉紅”、“五毛黨”、“自乾五”以及我們正在說的巨嬰之所以呈現空前活躍之勢，如果我們將其完全歸因於“中國教育的失敗”似乎武斷了些，但中國教育體制、教育制度以及教學內容的僵死、淺顯、狹窄，中國給青年人提供的精神成長環境存在某些結構性問題，毫無疑問是原因之一。2002年，也就是距今18年前，我在出版社工作的同事編輯《21世紀高校經典教材譯叢》，其中有美國政治學家邁克爾·羅斯金等人撰寫的《政治學》一書。這本向美國青年學生講述政治學原理的書，沒有任何避諱地將話題深入到了具有顛覆性的領域，引導學生們對政治機制、政府類型、政治運作進行思考，不僅有原理闡釋，更提出了很多富於深度的設問以便於學生思考，編寫者似乎完全不擔心由此會為國家培養和製造反對自己的人，這種開放和自信當時讓我非常驚愕。

比較中美高等教育，你會發現中國高校幾乎所有文科課程（政治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都立足於培養學生的忠誠意識和忠誠精神——據說現在已經“決不允許西方教材出現在我國高校課堂”了。周有光先生“中國人讀的許多歷史都是假歷史”之說是有道理的，如此這般的高校教育，能培養學生的個性洞見嗎？能培養學生的開放視野嗎？能培養學生的獨立人格嗎？回答是否定的。這樣想來，我們說中國教育是巨嬰產生的巨大溫床，巨嬰都是從本應當具有最活躍思維的青年人群體中“培養”出來的，並不為過。

事情還不僅這樣簡單。

我前面說過，巨嬰的形成既有現實的原因，又有歷史的原因。所謂現實的原因，我已經說過了，就是社會環境、社會氛圍發生變化的原因。我還想重複說一邊，巨嬰之所以發出越來越大的聲浪，與全社會智慧弱化、深刻話語和深刻思想的短缺和遭遇困頓息息相關，換一句話說，全社會智慧弱化、深刻話語和深刻思想短缺及其遭遇的困頓，必定會在社會輿論領域給巨嬰讓渡出很大的空間，從而造成巨嬰泛濫。

7

我們談論巨嬰，實質上是在談論巨嬰之所以成巨嬰的社會原因。

以往我有一種信念，任何人群都會逐步走向成熟，哪怕是“小粉紅”，哪怕是“五毛黨”，哪怕是“自乾五”，哪怕是“巨嬰”，都會逐步沉靜下來，逐步成熟並趨於理性和深刻，但是現在看來我的判斷是錯誤的。至少在目前，在我們前面列舉的巨嬰產生的社會條件消失之前，巨嬰將連續不斷地產生出來，未有斷絕。

當下，“天真”二字已不足以概括“巨嬰現象”，它的產生和存在至少在客觀上輕薄化了中國的國家意志和精神力量，它會使敵視中國的勢力誤判中國的國家智慧和國家意志力，做出荒唐的舉動。換一句話說，如果整個國家都不能智慧起來、沉靜下來，如果淺薄和浮躁依舊成為國家病症，那麼，我們與世界的“間距”會越來越大，能夠對“夷人”產生威懾的理性和深刻只會離我們越來越遠……如此這般的景況，在如此空前複雜、危機四伏的國際環境中，我們靠什麼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靠什麼戰勝西方極右翼敵對勢力、白人種族主義者對中國持續不斷的攻擊、詆毀和圍堵？

環顧國內外，我們固然不能認為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但是你必須承認，中國這艘大船駛入了深水區，無論國內還是國際，我們都將大概率迎來空前劇烈顛簸和驚濤駭浪的洗禮，在這種極為嚴峻的形勢下，我們比以往更需要宏闊的國際視野和戰略眼光啊！比以往更需要高超的國家智慧啊！我們做好準備了嗎？

偉大的國家力量只能來源於偉大的國家智慧，而偉大的國家智慧只能淵源於整個民族所擁有的國民精神的自由成長；而國民智慧、國民精神的自由成長又只能依賴於能夠自由流動的思想市場，沒有這個市場的發展，其他一切都將淪為空談。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從來不缺少思想，不缺少智慧，即使是在清王朝對內鎮壓、對外妥協，不斷簽署喪權辱國條約、不斷割地賠款的時候，中國也不缺少對國際國內局勢有洞見的人，遺憾的是這些人永遠處在社會邊緣，不可能進入國家政治過程。自1840年鴉片戰爭至今凡180年，雖然我們大踏步前進了，然而如果我們仍舊不能為思想智慧提供表達空間，不能打通國民智慧經由憲法程序進入國家政治過程的通道，我們將如何面對未來無盡的漫漫征程呢？具體到我們的話題，如果巨嬰仍舊持續性地得到土壤、水分和溫度的滋養，就像我前面說過的，這個患有精神基礎病的群體不僅不會走向成熟，反而會由於持續地被縱容和鼓勵而進一步坐大，最終成長為戰狼——戰狼將會給中國帶來什麼，這段時間我們看到太多了。中國需要理性，需要智慧，不需要戰狼式的盲目自信，不需要這種沒有章法的胡亂撲咬……我們痛心疾首看到的那些東西，難道還不足以讓我們深思和警醒麼？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夢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基，首先應當是中國人思想的空前解放和精神的全面復興，沒有空前的思想解放和全面的精神復興，所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很難成為現實。偉大的愛國者屈原有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通過應當即刻推進的體制性、制度性改革，像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樣重新激盪起思想解放的大潮，使每一個中國人在思想和精神上迅速深刻、成熟、強大起來，是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核心問題，同時也是每一個中國人不可推卸的國家責任和歷史責任。

歷史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

202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