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多年來我總記得法國作家福樓拜說過的一句話，意思是一部好的作品應當像巨獸一樣有一個沉靜的外表。他這裡說的是文學。其實何止是文學？一個有內在質量的人一定是氣定神閒、安詳持重的，只有淺薄無知的人才會像孩子那樣吵吵鬧鬧、大肆喧譁，老是想吸引周圍人注意，總是想掙得人上人的位置；你很難想象一個沉湎於呼朋喚友的無聊聚會、熱心議論東家子長西家子短的傢伙會成大器。中國古人歷來讚賞“寧默毋躁，寧折毋巧”、“喜怒不形於色”，把“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風來疏影，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視為做人的境界，實在是有一些道理的。這“道理”不僅關乎一個人的秉性修養幾何，更關乎這個人一輩子的生活狀態乃至於整個人生的結局。所謂“性格即命運”，其實說的就是這件事情。

一部作品、一個人尚且如此，一個國家不是更應當如此麼？這讓我想起兩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老子性格疏放，思維活躍，眼界開闊，氣象宏大，有神遊八荒的奇能，你要是讀過他寫的《道德經》，就會發現這位將自己隱居起來，卻參與了中國人最初精神創造的人，早在孔子、孟子之前就從哲學層面論述過了人或者國家是否需要沉靜以及如何才能“沉靜”的問題，其觀點集中體現在了對“無”、“無為”、“無為而治”等政治哲學議題的議論上，讀之有一種醍醐灌頂之感。

讀書，尤其是現在讀書，已經很不容易找到這種痛快淋漓的感覺了，所以我覺得老子挺好的，是很值得談論談論的，所謂“借題發揮”吧，因此有了這篇文章。

2

要說沉靜，不能不說到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所呈現的厚重之態。

厚重不直接體現為沉靜，但沉靜不沉靜，一定是判斷能否被認為厚重的依據之一。換一句話說，沒有沉靜，你就沒有理由認為厚重的東西是厚重的。漫漫兩千五百多年，混亂年代也罷，太平盛世也罷，中國在“世相”的意義上，相較於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遠落後於中國、卻突然在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登上歷史舞台的西方世界，中華民族從整體上來說都是沉靜、凝重，甚至是安詳的，儘管在某些特殊時期比如清末以後反向表現為國民性的遲滯與麻木，而這種遲滯與麻木，又與當時朝代的政治顢頇無序、制度僵硬僵死、文化頹圮封閉直接相關。有趣的是，無論國民性表現如何，中國作為世界上少有的巨大文明體，在外界看來似乎永遠都是沉靜、凝重的，而沉靜凝重的東西總是讓人肅然起敬，我們正是因為有了中華民族所獨有的歷史文化，在民族危難之時才在精神上掙回了一點兒面子，即使是放火燒圓明園的列強，在其靈魂深處也不能不懷着巨大的恐懼。甚至可以說，目前西方輿論中，一部分人熱衷於宣揚中國威脅論，除了現實的地緣政治原因之外，也有這種源於種族和文化的心理上的原因。

中國的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怎麼就在歷史積澱與博大精深之中變得沉靜、凝重起來了呢？如果這是一個歷史過程，那麼，這個過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中國怎麼就極為幸運地擁有了這樣一個“開始”呢？

簡單說，中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是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思想大爆炸開始並完成構建的，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也是在那個時代被劃定的，時至今日，我們的思考範圍都沒有超出那個時代劃出來的範疇，即使是消極層面的東西（宗法制性質的等級社會秩序及其觀念），也漫漶到了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成為集體無意識的一部分。我們所有人在精神上都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徒子徒孫，我們都沐浴着那個時代的思想恩澤，是中國古老的政治文明塑造了今天的我們，我們都是歷史之子。別的不說，比如《論語》、《孟子》、《孫子兵法》、《史記》之類，單是一本《道德經》在全世界的印刷量就僅次於《聖經》，直到目前仍舊不斷有新譯本出現，絕非偶然。之所以我們在最羸弱的時候西方人對中國歷史文化也是敬畏和膽怯的，不能不歸功於我們的文化先賢們數千年以來所做的努力，歷史中國的宏大沉穩氣象，也正是從這種努力中得來的。永遠不要忘記，在內在精神領域，我們是居世界之先的，我們活該有這種優越感。

然而這只是整體的情形。就局部來說，在歷史江河的實際運行中，某些區段呈現沉靜厚重之態，某些區段呈現喧囂浮躁之態，都是正常的情形。智慧使人沉靜，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君主，均是如此；反過來說，淺薄使人喧噪，一個人，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君主也是如此。套用我們熟知的一句話的句式：智慧是智慧者的存在證明，淺薄是淺薄者的喧囂憑據。這裡面的道理，無需深談，不言自明。

究竟是什麼東西導致了這兩種不同的國家樣態呢？這裡面有沒有耐人尋味的東西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到歷史深處走一走。

3

面對厚重深沉的中國歷史，有一個事實不容迴避：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很少不是為君主（天子）提供統治建議的，換一句話說，古代政治智慧往往具有“實用”的色彩，這可又怎麼說呢？

我想，這要看怎麼說。

在農耕文明時代，誰來當“君”基本上與“民”無干，用現代政治學觀念描述，就是國家權力來源於以血緣關係為依託的宗法社會體制。所謂“宗法”，即宗廟或宗族之法。宗法社會的組織基礎是宗法制，意識形態是宗族宗親觀念。宗法制是一種維護貴族世襲統治的制度，在國家層面，這意味着“君”幹得好幹得不好也與老百姓沒有什麼關係。然而“君”幹得好幹得不好，這位“君”是昏君、暴君還是明主、明君，於國家於民眾卻一定是很大的事情，這和我們在街上遇到一個流氓混混絕不是一個量級的事情，因為它會有國家規模的政治後果，簡單說就是國家後果。在中國歷史上，昏君、暴君之類的“敗家玩意兒”導致的百業凋敝盜賊蜂起民生艱難乃至於烽火連天改朝換代（亡國）的局面曾經反覆出現，就是證明。這就是說，“君”的事情絕非僅只是某個人聰明不聰明、有才能還是沒有才能的問題，丫本身就是國家的事情。

國家的事情當然是最重要的事情，“士人”即知識分子首先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最聰明的人就都把時間精力放到了為“君”出謀劃策、提供治國方略上面，私下或公開勸導君主同志說：“你丫這樣……你丫那樣……”沒想到那時候的“君”脾氣挺好，沒有喝令手下把“士”推出去斬了，對那些狂妄的政治建言居然就聽了，居然就採納了，長此以往，慢慢就累積成了中國所獨有並世代綿延的政治文化。這種深厚滯重的文化，從褒義上說，如前所述，我們可以驕傲地認為中國所擁有的政治智慧是“蠻夷”們難以望其項背的；從貶義上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把“君”的統治術——宮牆內的權鬥之術、宮牆外的馭民之術——發展得如此完備，如此豐富，如此博大精深。

奠定中國人精神底色的孔子同志風塵僕僕周遊列國，不也是想把自己的抱負主張（政治倫理）提供給列國的統治者嗎（插一句：老人家風餐露宿，有時還被流氓混混追打，受老鼻子罪了）？值得強調指出的是，諸子百家學說並不僅限於給君主當催唄兒，即使是孔子的仁政之學，即“克己復禮為仁”之說，也絕不僅僅是為了恢復舊制度，反之，他老人家極為難得地通過“仁”的概念把“人”的問題提了出來：“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論語•陽貨》）意思是，莊重可以不受侮辱，寬厚可以得到眾人擁護，守信可以得到別人的任用，勤敏可以取得功績，慈惠就能夠使喚人。孔子對人自身所進行的思考遠不及後來的孟子，孔子在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把“人”納入到了政治倫理範疇，儘管這樣，這位“至聖先師”也並非沒有注意到“仁”所包含的道德倫理內容，他的很多論述都是很貼近人的，至少比現如今霸據在廟堂之上的某些“專家”、“學者”、“教授”之類的傢伙們更貼近人，而不是僅僅貼附於國家權力。

孔子對“仁”給出了很多種見解，其中就有“剛毅木訥近仁”的說法，意思是，人（這裡當然包括君主）應當剛毅質樸，哪怕你木訥一些，甭裝聰明，別人也不會把你當傻子；孔子之“仁”中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強調的是“忠恕之道”，是和諧和寬厚，他的意思很明白，如果一個君主成天要求別人做就連自己也做不到的事情，丫就不是“仁”，而是“小人”了。孔子對小人一向是深惡痛絕的，他曾經憤而指出：“君子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人者也”（語出《論語•憲問》），即：高尚的君子中間也許會有不仁的人，然而在小人中絕不會有有仁之人！只差罵出“草泥馬”三個字了。有點兒一根筋的孔子同志的理想世界（即“仁”的世界），大體上是安靜和諧端莊的，不像法家那樣主張以酷法治國，所謂“利出一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把老百姓擺放到被管制被魚肉的位置，反之，他老人家特別強調“仁者靜”（語見《論語•雍也》，君主話語不多、沉靜安詳、處事從容，才符合仁人和仁道應有的樣子，你很難想象今兒一個口號明兒一個主張，成天折騰老百姓的國家是正常的。

4

前面說了，老子同志是主張無為而治的，老子對後世的影響，除了人生態度的睿智啟蒙之外，“無為而治”是老子哲學的主要部分，這種虛“無”實“有”的政治倫理觀點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譬如人們津津樂道的以“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減輕刑罰”為根本的西漢“文景之治”，就是遵循老子主張所導引出的社會之果，這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僅僅“無為”當然不足以治理國家，更不可能創造盛世，“文景之治”的實現還包括一系列國家政治的加減法，其中就有總結秦朝二世而亡歷史教訓的理論廓清工作。記得，漢初思想家賈誼同志曾經深刻指出：“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丫“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語見西漢賈誼《過秦論》）意思是，秦王懷着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個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親近士民，拋棄仁政王道，樹立個人權威，禁除詩書古籍，實行嚴刑酷法，把詭詐權勢放在前頭，把仁德信義丟在後頭，把殘暴苛虐作為治理天下的前提，結果造成了丫孤身無輔，卻擁有天下的局面，所以他覆亡的日子很快到來了。

賈誼的論述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國家決策過程，我不得而知，然而據《漢書•循吏傳》記載，“漢興，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網疏闊。”政府出面廢除了很多秦朝的嚴苛法律，這可是確實的，這就給民間社會爭取到了極為難得的喘息機會。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好老百姓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通“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語見《漢書•食貨志》）這不是“小康”是什麼？！相較於秦朝酷法所造成的國家強大而人民羸弱的局面，哪種制度、那種道路、那種文化更富有生機，不是一目了然了麼？！中國歷史是一部極好的教科書，但凡有點兒學識有點兒修養的君主，真應當從中好好學習一點兒什麼啊！

我非常欣賞老子藉國君之口說出的如下這段話：“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語見《德道經》五十七章）意思是君主不做什麼，人民自己就會得到教化；君主安靜恬適，人民也會遵紀守法；君主不打擾人民，人民自然就會富足；君主不懷揣私慾，人民就會自然樸實。如果你認為這話說得有點兒古樸，不那麼好理解，我建議你把這段話中的“我”（君主）換成“權力”，就會很明白了。我們甚至可以將這段話做這樣的概括：權力絕不比老百姓聰明，權力不可過於直接和頻繁地干預社會、干預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權力如果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社會自然會自我調節，運行在合理的狀態，老百姓自然知道該怎麼過他們的小日子。我認為老子看問題很準，很有針對性，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他不斷強調亂作為不如無作為，“君”，即使你英明偉大到不要不要的，也別亂做為，讓社會按照它自己的節律運轉就好了。

老子點到了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一個國家的狀態，與君主的學養、氣度、襟懷密切相關。你很難想象被一個學養不深厚、氣度不疏闊、襟懷不寬廣的君主統領的國家會是沉靜、凝重的，會是不浮躁、不喧囂的，會是不打擾老百姓的，你也很難想象這樣的國家會真的走向繁榮強盛。這一點，我們從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的歷史中可以找到無數佐證——我想，老子同志在東周國家圖書館當黨委書記兼圖書館館長（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周守藏室之史。”）的時候，一定是從大量史籍資料中看到了那些佐證，才有感而發，記了很多筆記，才在最後形成的《道德經》中提出無為而治主張的。

5

中國歷經數千年波瀾壯闊歷史風雲的洗禮，多少英雄豪傑曾經在這塊版圖上金戈鐵馬縱橫馳騁，演出過無數可以被稱之為國家戲劇的歷史活劇，在治國理政和國家紛爭中，累積了多少高深莫測令人嘆為觀止的國家智慧。中國古典文學中雖然有諸如“皇帝老兒”之類的氣話，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大統領都是一些酒囊飯袋傻缺無能的傢伙，事實上，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我們都擁有勵精圖治、智慧超倫的國家管理者，否則你就將無法解釋一幕幕中國歷史戲劇何以如此精彩絕倫，你也將無法解釋在西方工業革命以前，中國為什麼會在長達數千年時間裡領世界之先，成為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說句玩笑話，如果說國家智慧（政治、軍事），單是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就夠“蠻夷”們消化一輩子，更不要說那些浩如煙海的政治與歷史典籍了，即使他們使出吃奶的勁兒，也未必能弄得清其中的堂奧。好萊塢電影很精彩吧？但是他們永遠沒有能力洞悉中國歷史文化所蘊含着的高深智慧，他們永遠消化不了春秋戰國時期精彩絕倫的歷史故事，只能在《功夫熊貓》、《花木蘭》之類的故事中圖解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淺顯理解。這說明就體量而言，中國是理所當然的巨獸，即使是在它酣睡之時，它的分量也在，它那龐大的身影也在，這一點中國人自己尤其明白。

中國人是怎麼個明白法兒呢？我們從反向舉一個有趣的例子。

1816年前後，曾經的法國皇帝拿破崙被囚禁在非洲西岸的聖赫勒拿島（又譯聖海倫娜島）期間，跟前來拜訪他的從中國出使歸來的英國公使阿美士德（就是那個拒絕向嘉慶皇帝跪拜的傢伙）說過意思相近卻絕沒有“睡獅”這個詞的話，意在警告英國人最好謹慎一點兒，不要隨意就對中國動武。這裡有多少是對英國國政的思慮與建議，有沒有對尚未覺醒的中國國家力量的恐懼，尚在兩說，然而在隨後的歷史歲月中，為中國的前途命運焦慮的仁人志士把拿破崙的意思合理想象並發揮成了“睡獅論”、“醒獅論”，具體表述是：“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當這頭睡獅醒來時，世界都會為之發抖。”這句並非拿破崙原話的話，在相當長時間裡成為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的心靈安慰劑——“你看，就連拿破崙對中國潛在的國家力量都是畏懼的”——甚至還成為了一些西方人對自己的下意識提醒。

我們不必強調歷史是否真實，我們也不必責備中國人用這句話來進行自我安慰是否有些可憐，我們就把這件事作為史實接受下來，那麼，這件事說明了什麼呢？這說明“中國”以世界少有或者說絕無僅有的存續下來的文明體的體量，無論弱小還是強盛之時，都會在人們頭腦中投下“巨獸”的壯碩身影，誰都無法裝作看不見它，我們自己則更願意欣賞它，陶醉它。

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我們國家並不具備經濟與軍事實力的時候，敢於與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硬碰硬出兵朝鮮；在隨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儘管閉關鎖國，人民面有菜色，死的心事都有，卻成天惦記着輸出意識形態，搞世界革命，念茲在茲“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正是這種“巨獸”意識的折射，儘管這種“折射”嚴重偏離了正常的、本應當擁有的國家方向。

6

我們還可以舉例鄧小平來說明這件事情。

鄧小平當政期間，發生過很多驟烈的國際國內事件，我不在這裡對鄧小平做是非曲直議論，單說他作為戰略家所獨有的沉靜心態，就足夠讓人佩服的了。《縱橫》雜誌2013年第9期曾發表著名歷史學者、《金庸傳》作者傅國涌先生撰寫的文章，披露金庸與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進行的唯一一次會面。這次會面是1981年7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進行的，文章記述了如下一段交談——

鄧小平問：查先生（金庸名查良鏞）做新聞工作，接觸到的人很多，大家對我們有什麼意見？

金庸先生回答說：主要的意見是，希望政策能長期推行，不要改變。大家有些擔心，不要政策執行了一段時期，將來忽然又變了。因為過去的變動實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

鄧小平贊同金庸的意見，說：那是對的，國內人民的主要意見也是這樣，要保證我國政策的連續性，要建設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幹部政策也要四個“化”——知識化、專業化、年輕化、制度化，這是陳雲同志提出來的，那好得很，應當這樣，是不是？但不是說幹部老了就沒有用，老幹部有經驗，有見解，還是寶貴的，但實際工作就可以少做或不做，我們擔任領導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壞事。

金庸先生說：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是盼望國家領導人“清靜無為”，共產黨人當然不能“無為”，要“有為”，但領導人心境清靜一些、工作清靜一些，還是好的。

鄧小平強調說：擔任領導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慮沒有成熟，不斷有新的主意出來，往往要全國大亂，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壞事的。領導人寧靜和平，對國家有好處，對人民有好處。

作者接着寫道：1997年，鄧小平去世，金庸回想當年鄧小平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淚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滿了悲痛之情。他說：“鄧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國歷史上、世界歷史上一位偉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極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偉人。”傅國涌先生強調說，在金庸眼中，鄧小平是“高瞻遠矚、俯仰百世的大才。”

我認為金庸先生沒有看走眼，正是得益於鄧小平的大智慧，我們國家少走了很多彎路，至少在一定歷史時期之內，以對內的“發展是硬道理”和對外的“韜光養晦”兩件利器，營造出了寶貴的有益於國家發展的國際、國內空間。我們從鄧小平身上可以領略到什麼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這是一個讓我們懷念的人。他使我們想到，一個沒有巨人經歷的人，是不可能像巨人那樣氣定神閒地思考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換一句話說，一個政治家傑出不傑出，偉大不偉大，不在於他擁有還是不擁有至高無上的王權，而在於他是否具有高深的政治智慧，是否具有廣闊的政治視野，是否具有從容處理任何形式危機的能力……這已經是政治哲學中政府理論的最普通常識，我們在這裡就不多說了吧！

7

身處當代世界中的我們，當然更願意接受巨獸的意象。我們不議論國家政治，單只是就民眾輿情來說，如果說過去這種意識還是隱性或者說下意識的，那麼，在國家經濟實力增強到世界排名第二的今天，這種意識就開始以顯性的方式在越來越多的人群中蔓延了。用我們關於“巨獸”的語境說，這頭原本不太張揚的巨獸，忽然發出一連串聲音（口號），動作也多了起來，它那龐大身軀似乎馬上就要撐破天地了。有人揶揄說這是“戰狼式××”、“戰狼式×××”、“戰狼式××××”，在這種情況下，拿破崙那句並非出自拿破崙的話，自然經常會被人記憶起來並一再加以引用。

不同於以往的是，我們不再在過去式的慰藉中尋找安適，而是要在現在式的宣示中體味被世界敬重、甚至成為世界領頭羊的美好感覺了，這在網上幾乎成為風潮，無數“小粉紅”、“大粉紅”都在爭相發出自己的聲音，大有淹沒其他聲音之勢，現在誰還較真去考究拿破崙究竟說沒說過那句話呢？丫說過如何，沒說過又如何？“紅”得很徹底、很高階的人於是賭氣說：“我就這樣想，這樣做了，你怎麼着吧你？！”別人能怎麼着呢？收穫必要的國家後果就是了，而我最擔心的國家後果是：這頭獅子未醒，卻把其他獅子撩撥了起來。

唉！讓我們說一些感到慰藉的事情吧！

巨獸，正是我們對自己的想象，一種與我們的靈魂存在須臾不可脫離的精神想象。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血管里流淌着中華民族的血液，我們的靈魂和肉身都屬於中國，我們當然都希望自己的祖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巨獸一樣顯示出沉甸甸的分量，不僅受到尊重，更受到景仰；我們當然更希望我們的祖國在複雜的國際棋局中，以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的政治智慧下得先手棋，行穩致遠，絕不要讓一百多年前的國家屈辱再次降臨。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對祖國的命運格外關注，國家境遇每時每刻都觸動着我們的心弦，對於給我們製造困頓的國家勢力，我們從心底里感到厭惡……你西方人當然可以認為這是民族主義，但是你要看到，在某種意義上，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我承認我就是。

中國民族主義者向外看的時候，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是帶着家國情懷的；民族主義者向內看的時候，同樣由於歷史與現實的原因，也是帶着家國情懷的。所謂“家國情懷”是什麼東西呢？說白了就是把國家的事看成自己家裡的事，看成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現實處境和前途命運的事。一般來說“家裡的事”都不大，無非柴米油鹽醬醋茶（國計民生）之類，這是物質的；精神的呢？無非在鄰里（國際關係）間是否得到尊重，活得是否體面尊嚴，等等。也正因為這樣，國家的樣態——國際處境、國家治理狀態——才會如此直接地成為我們靈魂生活的聚焦點，成為與我們在每一天的人生行走中須臾不可相離的東西。

這是一種情懷，所謂“位卑未敢忘憂國”，正是這種情懷的寫照啊！

8

再把話說回來，一個國家怎樣才能擁有巨獸一樣的沉靜外表呢？

正常情況下，一個國家會有多種聲音，尤其是在某些重要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舉一個不太久遠的例子：今年1月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擊殺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蘇萊曼尼，在美國國內引起了洶湧的議論熱潮，其中不乏尖銳的批評聲音，認為特朗普的輕率之舉等於點燃了中東地區火藥桶，美國將毫無必要地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那段時間，美國電視台就像打了興奮劑，脫口秀主持人口無遮攔地揶揄特朗普總統，專家學者們振振有詞，聚在一塊兒對國家政治說長道短，胡言亂語，你很難說哪種聲音是我們觀念意義上的“主旋律”聲音，因為即使是美國總統也不能禁止脫口秀節目娛樂國家政治，更不能禁止學者們對國家問題進行討論，美國也沒有宣傳部門專門引導輿論甚至給輿論定調，因此，除非基於某種國民共識的見解形成的所謂主流——儘管這種“主流”也經常趨同或迎合國家意志——你是不大可能看到經由國家政府機構出面，以行政方式去制定“主旋律”聲音、去“營造”什麼氣氛、什麼氛圍的。奇妙的是，世界並沒有因為美國輿論界吵得跟蛤蟆坑一樣，而輕視這個霸道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意志貫徹力和執行力，作為人民享用政治權利的洶湧的民意表達，反倒成為了美國國家力量（就算是“軟實力”吧）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這事確實有點兒耐人尋味，它似乎在告訴我們，在當代世界，擁有還是不擁有思想的自由市場，人民是否經由程序正義進入國家政治過程，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指標。凡是人民缺位、思想不能自由流動的地方，政府權力必將獨大，而在政府權力主宰一切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強固，看到歌舞昇平，看到鼓譟與喧囂，但是你看不到一個國家應當有的像巨獸那樣的沉靜外表，哪怕是文化意義上的沉靜外表。沒有這樣的外表會是很嚴重的事情麼？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僅僅是，如果一個國家連這樣的外表都沒有，它又用什麼來向世界證明自己內在的強大呢？你連自己內在的強大都證明不了，又怎麼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中尋找到安全的位置呢？

也算是一種提醒吧！

202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