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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會發展有賴於基本人性而非其他》（2018-10-27）一文中說，人性中追求和占有利益的欲望（自私心）與行為（勞動），是構成所有社會形態的最基本、最直接的社會推力。這句話里其實是隱含着一種價值判斷的，即：勞動而非其他什麼東西是人的利益來源。“找工作”、“就業”之類的事情之所以常常成為輿論焦點，甚至成為衡量國家政治經濟生態的重要指標，就是因為對於個體來說，工作即勞動是其獲取物質利益的唯一合法手段；對於國家來說，就業即讓人民享受能夠以勞動換取利益的權利是解決人民生存問題的頭等大事。

然而這只是正常社會的正常情形，或者說只是我們所期望的情形，社會生活的實際運行要比這複雜得多也幽暗得多。譬如，你就沒有辦法保證人的欲望（自私心）和行為（勞動）都是正當的——偷盜、搶劫、敲詐勒索也可以獲得利益，然而這種獲取是正當的嗎？顯然是不正當的。同理，一個農民工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換取幾十元報酬和一個貪官一夜之間將1000萬元社會財富弄到自己名下，兩者都付出了勞動，你能說後者是正當的麼？你當然不能這樣認為。不幸的是，利用權力或者其他什麼不正當手段攫取利益的人，在這個世界上竟然比比皆是，這可又怎麼說呢？我想，至少在相對意義上，這意味着正常勞動喪失了價值，某種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社會人群或者社會力量成為了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有效來源。

一個社會整體的政治文化狀態，是由一定的社會運行機制和與之相應的人的道德意識所決定的。如果偷盜的人得不到懲罰，那個社會必定盜竊成風，所有人都會變成盜賊；如果搶劫成為無人干預的“正經營生”，你就沒有辦法不讓善良的人產生也去搶劫的意識；如果沒有人阻止敲詐勒索，流氓混混就會成批地生產出來。當人們使用“權力社會”這個概念時，無論強調還是不強調，都意味着權力成為了人們生存的主宰。這是一種社會變異。這種變異與社會運行機制的深刻改變相輔相成，而社會運行機制的改變又會反過來重塑人們的道德意識，這種相互作用的社會動能一矣形成，社會與人必定會發生全方位的變異和扭曲，呈現出一種極具特色的社會風貌。比如，在權力者利用權力攫取社會財富的同時，你將無法阻止無權者出於改變命運的願望而畸形地渴望權力，當所有這些事情都順理成章發生的時候，那個社會的整體風貌也就不可逆轉地被改變了。

無論經由形而上審視還是經由形而下直覺，我們都無法否認，生活的確發生了無可奈何的改變，甚至可以說，在我們的生存中，你再也剔除不掉權力因素了，這正是當下正派的人擁有的財產儘管在增加，卻有一種“被剝奪感”、日子過得並不輕鬆的主要原因——你看得到也聽得到，在你辛辛苦苦用勞動換取報酬的時候，有人卻在用權力輕而易舉地攫取巨大利益，不幸的是，你偏偏又知道他們攫取的利益正是對所有社會成員包括你的利益的剝奪，在這種情況下，你將很難保持心理平衡，甚至可以說，在此情此景中，你任何不平乃至於憤懣的產生都合情合理，沒有人有任何理由責備你心胸不夠寬廣。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你攀爬腳手架進行勞作之前，在工地附近用一張褶皺的紙幣換取一張煎餅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說從某位“人民公僕”家裡搜出了十幾噸人民幣現金，你會做何感想？！你還唱得起來“今兒我真高興呀，真他媽真高興呀”嗎？你唱不起來了。

唉，“不如意事常八九，能與人言無二三”，在權力重負之下，人們——幾乎所有人——為換取平安已經慣於不說什麼了，總是假裝活得很糊塗，活得很不政治，然而這不是真實的情形，即使是那個在寒風中吃煎餅的農民工也知道我們這個社會究竟出了什麼毛病。在一定意義上，在未被顯露的精神領域，每個人都是政治哲學家，他們對社會的洞悉要遠比人們感覺到的深刻。

我們就來說一說人們感覺到卻未必說出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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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古往今來最可能也最有條件作為強力取代勞動而成為獲取非法利益手段的，是權力，這是同樣是由普遍人性——不同點在於這裡所謂的人性強調的是它的黑暗面——所決定的。

不要說不正常社會（或者說變異社會），即使在所謂的正常社會，權力也擁有極為便利的條件通過形形色色的潛規則成為某些人和某個政治集團的利益源，即使是在信奉自由民主原則的美國亦是如此。為了防止權力橫行無忌對人民利益造成侵蝕，美國的開國先賢們遵循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1632-1704）基於自由平等的憲政民主思想原則，嘔心瀝血設計出了疊梁架棟一般紛繁複雜的法律體系，制定了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國家政治結構，美國也正是由此才變得生機勃勃異常強大的，然而就是這樣你也不能說全部切斷了米帝各級官員的權力向利益延伸的通道，美國政客利用權力索賄受賄、與社會黑幫勾結拿骯髒的錢、各色利益集團向官員輸送利益的事情，絕不僅僅是好萊塢電影裡的虛構故事，在現實生活中也屢見不鮮。在一定意義上，《紙牌屋》之類的作品並不完全是藝術想象，它更是美國政治生活的折射。正是所謂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人類目前似乎還沒有什麼辦法完全跳出這個圈子。

可見人性是相通的，特權與反特權、剝奪與反剝奪、腐敗與反腐敗之所以成為人類生活的永久話題，正是源於不可改變的人性，具體說，源於人性中難以避免的幽暗部分。在這件事上，甚至沒有種族、地域、文明之分，甚至可以說，這是與人類歷史相伴相生的社會政治特徵，你沒有辦法完全消除它。極而言之，權力對人類造成的戮害既持久又嚴重，正是這種痛之又痛的戮害，刺激人類生發出了對自由、民主的公正社會的嚮往，從而在哲學層面衍生出正義的觀念、在文學層面衍生出人民性的觀念、在審美層面衍生出真假美醜的觀念、在精神層面衍生出善惡是非的觀念。為了將這些觀念變為可見可感並且可以享受的現實，人類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付出了難以計數的生命代價，才終於找到一種儘管不能說萬能、在制約權力問題上卻能夠發揮空前作用的制度，這就是自工業革命以來逐漸成型的基於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憲政民主制度。

憲政民主思想及其制度固然起源於西方，但是它絕不僅屬於西方，很簡單：它來源於想方設法活得體面一些、尊嚴一些的共同人性，具體說，來源於我前面提到的共同人性中的正義觀念、人民性觀念、真假美醜掛念、善惡是非觀念，因此它是普世的，它是沒有種族、地域、文明之分的。你當然可以認為中國必須擁有自己的“特色”，但這絕不是由此就可以把中國人從普遍人類中區割出來的理由，你更沒有道理認為中國人的人性與世界其他民族的人性是相異的，是既不需要自由也不需要民主的，中國人屬於對自由無感的妖精之類，你不能這樣說。你更不能指責說，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相較於威權體制是虛假騙人的，因為人們早已經看到，在憲政體制下生存着的人與在威權體制下生存着的人的完全不同的生存形態，早已經看清楚究竟是什麼體制才有可能把權力關在籠子裡，這不需要多麼高深的理論作為支撐，只需要簡單人性就可以了——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人渴望被束縛住手銬和腳鐐過生活，大概不會有一個人願意在每一件事上都被人驅使而沒有任何選擇的自由。中國古語所謂不吃“嗟來之食”，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即使你給我的是幸福，由於它是被“給予”甚至是被“恩賜”的，那麼它也就喪失了價值，反之，它帶給我的是屈辱，我不能接受它。這就是說，人不是通過豢養成之為人的，人是過自由意志的施行和民主的呵護才成之為人的。這就是尊嚴的力量。前幾年曾經發生中央電視台記者滿大街追着活得辛辛苦苦的人問“你幸福嗎”的事情（我曾經將其概括為“對幸福的誘供”），難道不是對普通人的尊嚴的搓弄和蹂躪嗎？那些無知且混賬的記者之所以敢於如此冒犯活得辛辛苦苦的普通人，不就是因為他們身後站着巨大的權力而非人民嗎？

這樣說來，丘吉爾那句關於民主的無奈之語——民主制度可能不是好制度，但在所有制度中它卻又是最好的——是不是有幾分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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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指出，“厲害了，我的國”有許許多多厲害之處，唯獨在制衡權力這件事上，我們還不能向全世界宣布說中國領世界之先，用最有效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海量揭露和沒有揭露出來的腐敗案件（這些案件的案值在世界腐敗史上往往具有史詩般的規模）為證，別的不說，最近披露出來的賴小民案，就是諸多此類案件中頗為亮眼的一件。在我們這裡，官員腐敗案件還不是可以隨便談論的東西，所以網絡流傳的更加駭人聽聞的消息，權力者像腐敗大師一樣雲裡霧裡的奔忙，我們不辨其貌不知真假，就不作為例子來談論了吧。這是今天的情形。

以往，譬如不太久遠的明清兩代，更是端的了得！附着在龐大國家機器各個部位、各個機件上的所謂“父母官”，哪一個不是像餓鬼一樣依據權力運作的明規則和潛規則對老百姓食肉寢皮、敲骨吸髓的？這些遍布全國各地的大小官員就像一架架抽水機，日夜不停從民間抽取民脂民膏，在國家肌體上切割和穿刺出無數出血點，國家逐漸陷於嚴重的失血狀態，到最後落得積貧積弱任人宰割，實在不是偶然的事情。明代之所以崩解於全國性財政危機，導致異族入侵，亡黨亡國，除了連續幾任皇帝既沒文化又沒教養、傻缺無能、完全沒有戰略眼光、在皇權專制體制的輪迴中得過且過之外，實在與國家肌體的這種連續不斷的內部失血有關。

數百年以來，造成這個民族羸弱不堪的，往往是自認為是社稷江山合法正統代表的國家統治集團，而國家統治集團是由遍布在全國大地上難以盡述的權力執掌者構成的，這就是說，毀壞這個朝廷的是朝廷中人，他們在利用權力攫取利益的同時也在由着性兒毀壞這個國家。我們看一看大清王朝的最後圖景：即使是在大廈將傾之時，這幫以慈禧老太婆為首的操蛋玩意兒還在思謀“保大清”（朝廷）還是“保國家”的問題，悲催的是，他們最後選擇的竟然是“保大清”，即保那個早已與它治下的人民沒有什麼利害關係的國家統治集團！這些人也忒痴傻了一些——既然你高高在上與人民沒有了關係，當國家和朝廷都面臨生死絕境的時候，人民又有多少理由為你流血犧牲抵抗蠻夷入侵呢？單靠那些阿諛奉承成天在皇上面前裝孫子的官員，你保得了朝廷嗎？！你保得了國家嗎？！

看看明朝帝國崩解的那個瞬間，更可以讓我們多想一些什麼。

1644年（崇禎十七年）2月16日，造起反來的鄉郵員李自成（其身份比當下的農民工強不了多少）正式對朝廷宣戰，率領起義大軍所向披靡向北京進發，沿途州、縣官員紛紛背叛自己的權力來源，非但不阻抗賊寇，反而望風送款，和老百姓一道迎接賊寇，接管政權，甚至到了起義軍“傳檄而定”的程度。經過兩個多月的征討，4月下旬，農民起義軍終於占領盧溝橋，開始攻打平則、彰義等城門，駐守北京城外的明朝官軍三大營完全沒有大局意識，潰敗之中全部投降了李自成——“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炮、蒺藜、鹿角皆為賊有。賊反炮攻城，轟聲震地。”（引文自[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李國楨力挽狂瀾，試圖號令士兵抵抗，然而士兵們消極抗戰，全不在狀態，“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這還殺他媽什麼賊？於是緊急求見崇禎，被宦官喝止，此時城牆上的大炮聲震瓦屋，響徹雲霄，結果卻“不殺賊一人”，原來，“城上不知受何人指使，西洋炮不置鉛丸，以虛擊，聲殷雷達旦。”（引文同上）據說早在李自成向朝廷宣戰、向北京進發之際，就派密探攜黃金進入北京，買通了京師炮隊的將領——可見錢永遠都是好東西啊！此時的北京城內，朝廷大臣都躲在家裡以求自保，朝廷之上已空無一人。

1644年4月25日（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天色將明，意識到天朝社稷即將覆滅而陷入絕望與癲狂的崇禎皇帝，親手殺了公主、嬪妃多人之後，親自上殿鳴鐘，試圖召集文武百官上朝，做最後掙扎，仍然沒有一個人前來，形單影隻的崇禎皇帝仰天長嘆：“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抱陽生：《甲申朝史小記》第一卷）崇禎皇帝嚎啕大哭一陣子以後，一邊嘟噥着咒罵“草泥馬”，一邊跑到景山用一根麻繩把自己吊死在了歪脖子樹上，死的時候無限淒涼，只有提督太監王承恩陪在身邊。

了解帝國歷史的人都知道，皇權經常是被閹黨操縱和玩兒弄的。雖然我們不能認定明朝土崩瓦解全部由於“奸臣所誤”，但閹黨作為附着在朝廷肌體上吸血的“特殊利益集團”、“權貴利益集團”，毫無疑問在潰解“江山社稷”上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唉！你看看《明史》就會知道，崇禎帝在抵禦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勢力上不可謂不盡心盡責呀，不可謂不強硬呀，丫是比任何人都希望這個國家“國運長久”、“永延帝祚”的，然而即使作為統領天下的一國之君，他改變得了歷史劇本的無情書寫麼？改變得了幽暗人性深處的陰鷙與貪婪麼？即便是“天之驕子”也莫可奈何啊！

你看，一個好端端的國家，就這樣一次次敗在了不顧人民死活、作威作福的特殊利益集團手裡。腐朽沒落卻又顢頇殘忍的滿清王朝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簡直不能平靜複述那些既讓人唏噓又讓人切齒的歷史事件——正是這個所謂的“朝廷”，將中華帝國拖拽到最黑暗最屈辱的絕境，導致狼一樣環伺中國的列強們蜂擁而上，所有喪權辱國的條約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簽訂的，我們數百萬平方公里國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割讓出去的。可見，專制主義不僅殃民，更可以禍國、亡國，這是一個不可分解的邏輯過程，而對這個邏輯過程的最基本支撐，說起來其實很簡單，就是沒有以強有力的國家制度和國家政治結構，來切斷官僚權力與利益的連接通道，人民還沒有成為國家的真正主人，這是中國數千年以來的“阿喀琉斯之踵”。

不需要什麼專門的政治哲學知識，你只要有正常人的正常感覺，就會發現在中國人的生存中，始終存在着極為荒誕又極為現實的權力-利益勾連，這種勾連就像一條幽暗而堅固的線，纏繞着整個中國歷史，從遙遠的過去一直迤邐而來，直到我們眼前，成為無法不去正視的一道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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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想起來，魯迅先生所謂“歷史就是吃人”絕不僅僅是一句慨嘆，更是科學而清醒的政治洞見，這個洞見所洞見的絕非僅只是歷史的中國，更是現實的中國。幾乎未見斷絕的形形色色的腐敗案件總是在提醒我們，魯迅先生是對的，我們並未脫離那令人窘迫、令人窒息的權力-利益勾連的輪迴。試想，賴小民非法謀取上百套房產、包養上百個情婦、“一次就敢收取上億元賄賂”（見微信公號“中國經濟周刊”10月20日消息），僅僅是“貪污腐化”嗎？你只要兩相對照，稍微看一下在大雜院裡掙扎着的城市下崗工人、家徒四壁的農村留守人員、在土坯課桌上讀書的“祖國的花朵”，你就不難斷定，用“貪污腐化”四個字概括賴小民之類官員的罪行，簡直是在開玩笑，他們根本上就是在吃人，他們腳底下全都是被他們嚼碎了的人民的屍骨！他們之所以直到今天還大模大樣地吃人，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歷史還沒有撤除掉他們得以利用權力吃人的條件。這個條件，簡單說就是權力的來源問題：你是來源於人民（通過作為現代文明基石的民主選舉）對權力的政治委託呢，還是來源於權力（通過作為傳統官僚制度基石的任命制）對權力的私相授予呢？如果是後者，權力-利益的勾連就將永遠天經地義，就像白天的結果必定是夜晚一樣，不太可能出現另外的情景。

“權力-利益勾連”可以涵括很多看似紛紜實則很簡單的社會政治現象，譬如我們通常所說的“特殊利益集團”，實際上也並不複雜，僅只是這樣一種勾連而已，即使字面上也是如此——它強調的不僅是“集團”，更是“利益”二字，是集團的利益屬性使它成為具有特定內涵的集團的，換一句話說，我們就是在如此這般的社會政治條件下，看到他們房間裡堆滿上億現金、將難以計數的龐大資財轉移到國外的。至於“權貴利益集團”，說得就更明白了：這個帶有階層色彩的“利益集團”因“權”而“貴”，沒有“權”，他們很可能只是一些混吃混喝、腦子也不怎麼靈光的沒落八旗子弟，有了“權”，這幫子人利用國家公器頓時把自己裝扮成了神——如果以擁有財富多寡計，他們的確是成了神——他們在這片大地上虎踞龍盤，各有一方天地；他們恣意妄為，來無影，去無蹤，一忽兒呼風喚雨，一忽兒撒豆成兵，儼然成為了這個世界唯一的主宰。

我們說人類歷史上經常會發生嚴重的文化扭曲、社會異化、政治腐爛，指的主要是諸如此類讓人見怪不怪卻時時給你添堵的社會變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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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人類處境的思索往往與權力有關，甚至可以說，這種思索在人類向文明邁出第一個腳步之時就開始了。這是因為人類很早就認識到，動物的各種活動，是由生存與生殖兩種基本需要引起的，而且也不出乎這兩種需要所迫切要求的範圍。你可能看見過一隻豬在食槽里吞食或者騎跨在母豬身上交配，你什麼時候看見過丫非要爭着當豬圈“圈長”的？肯定沒見過。原因很簡單，權力對豬無意義，它不勞那個神，所以各個心寬體胖，活得頗為愉快滋潤。

人就不一樣了，除了吃飯和性交之外，總還惦記着另外的什麼東西，這“另外的什麼東西”裡面，就有權力，甚至可以說，主要是權力。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經斷言：“在人的各種無限欲望中，主要的是權力欲與榮譽欲”，“愛好權力，猶如好色，是一種強烈的動機，對於大多數人的行為所發生的影響往往超過他們自己的想象。”（羅素：《權力論》，商務印書館，2008年。）羅素這裡所說的“權力欲與榮譽欲”，或者說，羅素主要強調的是權力對於人的精神意義，然而人類的精神活動是無法也不可能完全與物慾斷離的。在既不神也不信鬼，到關鍵時刻連爹媽也不認的地方，官員的人格難免更低下一些，他們精神活動最主要的落腳點還是在於物慾所求，極端情形之下，這甚至會成為某些具有變態靈魂的人所有精神活動的唯一歸結點（我曾經看到過一篇報道，某小貪官最享受的事情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坐在床上數錢），否則我們將很難理解權力者為什麼要十分辛苦地貪污數十億、數百億的錢財，即使冒着搭上小命的危險也在所不惜。按照我們這些升斗小民的算計，“良田千頃不過一日三餐，廣廈萬間只睡臥榻三尺”，丫要那麼多錢究竟想幹什麼？唉！這正是所謂“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完全沒有精神境界的屁民們永遠想不來那些禍國殃民的傢伙們懷揣着怎樣的心思啊！

要說起來其實也很簡單，權力者有權力者的邏輯，流氓有流氓的邏輯，權力者無止境地占有財富，就像流氓見到女人一樣，全部心思就如何把女人撲到身子底下，完成一次純粹意義上的動物性交媾，這種交媾與更高精神層面上的東西沒有半點兒關係。這就是說，權力者利用權力攫取利益的欲望純粹出於動物性本能，這種對利益的追逐和占有，甚至與對利益的精神算計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欲望而已，流氓而已，畜生而已，豈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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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年以來，人類智慧幾乎窮盡了關於權力的話題，譬如“權力-利益勾連”這件事，在政治學、社會學表述中就獲得了一系列專有名詞：皇權主義、中世紀黑暗、威權主義、專制主義、獨裁政權、極權主義……而那些利用權力攫取利益的人或政治集團，則：1.在民間語境中，依據時代不同而被分別稱之為：皇帝老兒、閹黨、太子黨、權貴集團、特殊利益集團、劉瑾、魏忠賢、和珅、周扒皮、黃世仁、劉文彩、當官兒的、倒爺、缺德的玩意兒、活王八蛋、生孩子沒屁眼兒的東西……等等；2.在官方語境中，同樣依據時代不同而被分別稱之為：奴隸主、秦始皇、宦官集團、地主統治階級、國民黨反動派、蔣介石集團、“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貪污腐化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官倒”、極少數極少數腐敗分子、薄熙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等。

如果你認可我上面的描述，把這些追逐權力並通過權力追逐利益的人視為流氓，那麼我相信你難免就會悲憤起來，忍不住問一句：“這究竟是他媽怎麼了？為什麼我們就非得受這幫流氓的欺辱呢？我們就不能把這個世界打掃乾淨一些嗎？！”

好，我們接着往下說。

羅素在《權力論》中提醒我們說：“只有認識到愛好權力是社會事務中重要活動的起因，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無論古代的還是現代的歷史。”與此同時，羅素還強調指出，權力很容易扭曲人性，使人陷入癲狂，這種人“在每一所瘋人院裡都可以找到：甲自以為是英格蘭銀行的總裁；乙自以為是英國國王；而丙自認為是上帝。”羅素譏諷道：“一些極其類似的妄想，如果由受過教育的人用晦澀難解的語言表達出來，就會通往哲學教授的職位；如果由易動感情的人用雄辯的語言表達出來，就會通往獨裁者的職位。”羅素用調侃的語氣說：“經過醫生證明的瘋人，在擔心他鬧事的時候，就把他禁閉起來，因為他容易做出凶暴的事情。可是未經醫生證明的各色瘋人卻被授予指揮強大軍隊的職責，能把死亡和災難加在他所能及的一切精神正常的人頭上。”（引文同上）可見權力以及權力導致的後果有多麼嚴重，關於它的任何話題都不能輕鬆對待。

思想啟蒙運動以來，政治哲學家們的話題總是不約而同圍繞着權力展開，關於權力的定義和解說如汗牛充棟，在這些見解中，我非常贊同美國社會學家查爾斯·賴特·米爾斯（1916-1962）的見解，他說：權力就是在反對的情況下仍舊能夠實現自己意志的能力。語句非常簡單，然而它所包含的內容卻異常豐富。我認為這個姓米的傢伙至少強調了以下三層意思：

一、權力是在被人執掌的情況下才成之為權力的，這就是說，權力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中，沒有這種被稱之為“社會關係”的關係，“權力”就什麼都不是，僅只是“無”，是“不在”，“無”和“不在”當然沒有任何意義。由此延伸，我們可以進一步認為，權力的任何積極意義與消極意義都與人的活動有關，具體地說，都與人獲取利益的欲望與方式有關。

二、占有權力的人有自己的意志，而“自己的意志”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自利的，除非具有強制性的法律約束，你很難保證一個政治家絕對做到為人民利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舉例來說，如果沒有國會的轄制和選民（通過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全方位監督，即使美國總統也有可能成為屠戮人民性命、侵占人民財產的暴君，這是由權力的內在本性決定的。

三、權力者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對抗反對自己的人的意志。這裡強調的是權力的強制性。一般來說，強制性來源於合法性，而合法性又來源於某種政治結構（或者說權力結構）。譬如，違犯交通規則的司機要接受懲罰，士兵違背軍事條令要被監禁，學生違犯校規要被開除，這些指令之所以能夠被執行，是因為在發出懲戒命令的人背後有一個權威性的政治結構。沒有這個東西，也就沒有人接受懲戒，一個士兵是不能隨便監禁另一個士兵的，後者會一臉不屑，反問：“你丫憑什麼監禁我？”可見，當權力者強制性地用自己的意志對抗反對自己的人的意志的時候，一定有某種政治結構在背後支撐着他，否則他將什麼都不是。

見識到這三點，我們也就明白了，權力很難不對人構成誘惑，這可是比女人對流氓強烈千百倍的誘惑，它所夾帶的帶有生物性狂躁的原始衝力很難阻擋，所以，當年朱元璋咬牙跺腳以“清算你們丫八輩兒祖宗”的力度反腐敗，不惜採用殘忍手段（包括滿門抄斬、凌遲、閹割、剁手、挑筋等嚴酷刑罰，尤以“剝皮揎草”最為激烈：凡受賄六十兩銀子以上的領導同志，砍掉腦袋瓜子以後，在衙門專設的“皮場廟”剝皮，皮囊被填上稻草擺在衙門旁邊以震懾貪官），都沒有阻止這幫丫挺的以前赴後繼的大無畏精神慷慨赴死，可見，皇帝利用權力——而且是至高無上的皇權——反腐是沒有辦法從根本上解決“權力-利益勾連”問題的。說句讓人沮喪的話：不從改變制度入手的任何所謂的反腐都是滑稽劇，是沒有任何意義的輕薄笑鬧。不幸的是，這種無用的權力反腐機制竟然一直被沿用到了今天；更加不幸的是，目前我們用來鎮駭貪官的手段相較於朱元璋的狠辣來說簡直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溫柔的，在此種情況下，我們沿用的這個機制、採取的這些手段，究竟能發生多大作用，已經被現實所證明，我們不再多說，也無需再多說了。

需要指出的是，反腐敗效應不斷出現遞減，源於權力的利益掠奪不斷消磨民眾的忍耐度，是一種極為危險的情況，它極有可能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觸發嚴重的社會危機，這方面，古今中外歷史為我們提供了無數驚心動魄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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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利益勾連”絕不單純僅只是腐敗問題，它將無可避免導致社會蛻化，這種蛻化將是全方位的，它會使一個社會與現代文明漸行漸遠，向不可知方向漂移而去，這意味着我們每一個人都將改變位置，每一個人的精神疆域都將遭受污染。

這會造成兩方面的情況——

一、權力一旦成為利益源，權力者就會在利用權力巧取豪奪的同時，千方百計鞏固權力、施展權力、擴大權力、壟斷權力，與之相對應，國家權力機器內部的權鬥將勢必永無休止，權力對權力對象的折騰將勢必永無休止，權力對公民權利——尤其是憲法三十五條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的限制和侵害將勢必永無休止，權力對國家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掌控侵占將勢必永無休止。當所有這些“永無休止”都毫無阻礙地永無休止進行的時候，社會的總體形態勢必就要發生改變，這種改變不僅僅意味着政治形態、經濟形態、文化形態的改變，更意味着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狀態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如果我說的還不明白，那麼我願意進一步指出：為了最大程度攫取利益，權力者勢必要想方設法尋求權力與權力的聯盟，結成帶有黑社會性質的隱秘的家族勢力、幫派勢力和團伙勢力。一般情況下，這些勢力在利益分贓層面往往能夠達成脆弱的平衡，彼此相安無事，出現危機尤其是出現與民眾發生直接利益衝突的危機時，無論作為團伙還是個體，他們甚至能夠做出應激反應，相互聲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應對——這就是人們深惡痛絕“官官相護”、“架空法律”，市井間流傳“民不和官斗”的主要原因。然而這只是一方面的情形。另一方面，由於權力和資本一樣具有無限貪婪的天然本性——我們可以把馬克思的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直接轉化為“權力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着血和骯髒的東西。”這就決定了權勢集團之間和權力者個人之間或遲或早勢必要發生利益衝突，這種衝突有時候是你死我活的——這就是人們深惡痛絕的“秘密政治”、“權鬥”、“權力傾軋”發生的主要原因；這也是儘管民眾時時刻刻都在被“政治”侵襲，然而在國家政治過程中卻又往往被排除在外的主要原因。

“春江冷暖鴨先知”，所有這些改變我們不是都感應到了麼？這是不是我們平時所說的社會變異呢？今年恰恰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回首過往，在我們為改革開放取得歷史性成就而歡欣鼓舞的同時，是不是也應當檢視一下由於政治改革滯後、沒有彌補監督和限制權力的制度短板對社會肌體所造成的巨大傷害呢？是不是也應當檢視一下威權體制對國家政治經濟未來和人的全面發展，究竟是局限還是解放呢？

二、權力一旦成為利益源，必定會對社會人群產生虹吸效應，吸引更多的人把權力作為最有價值的東西去追逐，這將導致相當大的一部分社會人群的人格或道德發生扭曲和異變，從而對社會造成“內傷”，而這又常常是社會道義全面崩解的徵兆。

說一個例子。我一位朋友退休前在國家部委工作，前些日子在來信中特別感慨地告訴我說，他一向寄望於年輕人，希望他們給這個沉重的體制帶來活力與新風，然而他驚訝地看到，一些看上去好好的八零後、九零後年輕人，在嚮往和攫取權力的爭鬥中，絕不輸於在官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的老政客、老油條，行為做事滿含着心機與算計，城府極深，深藏不露，就像變色龍一樣，該當孫子的時候當孫子，在職位高的人面前低聲下氣奴顏婢膝；該當爺爺的時候當爺爺，在地位低的人面前頤指氣使不可一世，年紀輕輕的活生生練就一副小官僚嘴臉。朋友心裡似乎滿含着悲愴，無奈地說，這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呀！

這件事深深觸動了我，我當然不相信這些帶有“制度標準件”色彩的人千方百計入黨是出於信仰，此生此世“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註：這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入黨誓詞），我不相信。反之，我倒是很懷疑他們此時此刻小心眼兒里是不是有一隻蒼白的小手兒在招搖，在全力向攫取社會利益的權位進發，夢想着成為腐敗大軍中的一個成員，原因很簡單，至少在此類人的心中，執政黨早已經成為了利益源，成為了滿足個人慾望之“器”，這方面，我們可以從很多落馬官員所謂的“懺悔”中看到活生生的展示。在一定意義上，我們所有腐敗和反腐敗故事，都是在官員們把執政黨作為利益源的層面上生發出來的。有學者早就痛心疾首的“中國社會正在進入全面潰敗”，是不是也從這個層面蔓延開來的呢？細思極恐。

你看，“權力-利益勾連”作為不正常的社會機能，就這樣改造了人，創造了人；就這樣改造了社會，創造了社會。甚至可以說，我們從社會層面看到的所有道德淪喪、人性扭曲、良知泯滅都與廣泛存在的“權力-利益勾連”機制有關。我們最近幾年看到的某些基層政權家族化、黑幫化，通過打黑的方式掠奪民營企業，掠奪民間財富，不同樣也是“權力-利益勾連”結出的社會之果嗎？至於其他更加嚴重的社會狀況，篇幅所限，我們就不說了吧！

談論經濟問題時，經濟學家和官員不斷強調“信心”和“預期”的重要性，因為它可以導致經濟危機；在反腐敗問題上，“信心”和“預期”同樣重要，我甚至認為更加重要。沒有對制度的反思，沒有對制度短板的彌補，你將很難讓人對反腐敗建立起積極的“信心”和“預期”，而消極的“信心”和“預期”，如前所述將是十分危險的，具體來說，如果局勢突然出現某種刺激性因素，無論偶然還是必然，無論內因還是外因，都將導致爆發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這一點必須引起高層極度警覺，必須迅速採取措施，防患於未然。

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之際，是時候提出民眾翹首期盼的更高層面的改革——全方位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了，否則，我們勢必將越來越多地面臨難以想象的複雜局面。是時候對以權力為主導的“中國模式”進行反思了，這與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無關，這是一個民族在其生存發展中本應當就有的科學態度。應當清醒地看到，基於由理念的政治民主化和完全意義上的經濟市場化是中國繞不過去的坎兒，無論出於國內狀況的考慮，還是出於對國際局勢的判斷，這一課都必須要補上，否則國內、國際壓力將會越來越大。

自工業革命以來，我們一直在缺課，缺課的時間實在是太久了，即使現在想補這一課，要想完成最基本的學業也需要很長很長時間，或許還要付出料想不到的代價。儘管這樣，我們也沒有理由再繼續拖延和逃避下去了，這就是說，這一課不是想不想補的問題，而是必須補的問題——我們都看得到，世界絕不可能接受一個過於強調“中國特色”、“中國模式”的中國，如果沒有源於民主自由觀念的普世價值的相互認同和對接，如果人民無法通過國家政治機制轄制大大小小的權力者，或者說，如果中國不能從封閉的“權力社會”轉變為開放的“公民社會”，中國和世界的持續緊張將永遠無法紓解，隨着中國經濟體量不斷變大，甚至極有可能導致嚴重的對立與衝突，極端情形之下，甚至會發展成為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新冷戰甚或熱戰。這當然是極為嚴重的情景，這是誰都不願意看到的情景。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和國民福祉都不允許出現這樣的局面。再也不能投鼠忌器，繼續容忍乃至縱容權力對社會利益的無止境掠奪了！再也不能繼續讓社會、讓人民、讓國家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了！

8

我打算用抽象議論的方式結束本文。

英國思想史學家阿克頓(1834-1902)那句“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援引自約翰·阿克頓：《自由與權力》，商務印書館，2001年）的警言早已為人們所熟知，這句話甚至都被引用得失去警醒的意味了，然而在這裡我還是想強調，無論在理論的意義上還是在實踐（經歷）的意義上，這句看似淺顯的話都是認識國家政治本質和民眾自身政治處境的不容忽視的真理，每一個字都值得人們牢記。

許良英先生曾經在《也談阿克頓的名言》（2008年）中援引愛因斯坦的話說：“談到阿克頓的‘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名言，不能不聯想起與此異曲同工、交相輝映的愛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的名言。愛因斯坦終生沉浸於探索自然界的奧秘，同時也熱切地關懷人類命運和社會現實。他認為：“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生命的意義。”他在1930年發表的《我的世界觀》一文中明晰而精闢地論述了他的人生觀。他在文章中說，他對社會正義和社會責任有強烈的感覺，並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並且全面擔負起責任，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有可能來選擇自己的領袖。在我看來，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許良英先生特別強調說：“愛因斯坦發現的這條千古不易的規律，與阿克頓的名言‘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相得益彰，並可互為解讀。”我認為許良英先生的強調很有道理。

顯而易見，凡是權力被強調到絕對的地方，絕對權力必然無所約制，絕對權力導致的腐敗（政治腐敗、經濟腐敗、文化腐敗）必然呈現出絕對的態勢。作為這一切的標識或者說副產品，政治領域的個人獨裁、個人崇拜畢將盛行；經濟領域的權力掠奪、官員貪腐必將猖獗；文化領域的道義淪喪、精神淫靡必將蔓延。這是歷史的答案，更是現實的答案。如果你還想問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還是請阿克頓來回答：“權力，不管它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是一種墮落的、無恥的和腐敗的力量。”（引文同上）這個定義是不是可以顛覆我們心中的見解？是不是可以顛覆我們對權力那種滲透到骨髓里的畏懼？我想是的。如果我們再重溫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那句“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一條經驗”（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1748年）的論斷，我們這些淺顯的人對於抽象歷史和具象現實，是不是可以生發出更深一層的見解呢？

9

唉，人是活在現實當中的，有時候你避開現實想“抽象”一下都不行——這不是嗎？就在我準備結束本文的時候，又傳來秦嶺違建的消息，讓你不得不側目一下。

其實所謂“秦嶺違建的消息”對於我個人來說並不是新消息，遠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也就是將近三十年前我還在陝西西安工作的時候，《陝西日報》一位記者朋友私下對我說，目前西安市和陝西省有權有勢、有頭有臉的人——也叫“領導同志”——都開始在秦嶺買地蓋房了。就像人們通常說到這類事情那樣，我那位朋友沒有用警覺、質疑、審視的語氣，反之，將其作為了某種利益機會，試圖探討“有沒有可能”也分一杯羹加入進去。由於這件事情離我的生活過於遙遠，我也就沒有應和，笑了笑，把話題轉到別處去了。後來我又從官方媒體之外聽說了很多關於秦嶺建房的消息，大都是譴責的，憤恨的，無奈的，就像人們私下裡議論其它腐敗案件那樣。此類議論太多，我仍舊“無感”，更加之我們的“領導同志”經常就會做一些我們這樣的人做不了的事情，已經見怪不怪，所以當時我也就沒怎麼在意，在我印象里，我身邊也沒有什麼人太在意這件事情。

1993年底我調回北京工作，又有朋友陸續從西安傳來消息，一會兒說秦嶺的違建被查禁了，一會兒又說沒有，都好着呢，總之是糊裡糊塗，傻頭傻腦，蒙然坐霧，混混沌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這也是很多雲裡霧裡發生“權力-利益勾連”的事情在老百姓層面的慣常反應。慣常反應也就是正常反應，浸淫在權力社會的人自然有一套自己的生存哲學，你沒有什麼好責備的。俗話說：“好奇害死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鑑於此，識時務的人一般都不去打聽跟自己無關、不去細究沒有直接危害到自己的事情了——誰願意去當那隻由於好奇而探頭看了一眼就被人兜頭拍死的貓呢？誰也不願意。

沒想到三十年之後這件事突然又熱絡了起來，在國家領導人數次批示下仍然無動於衷或敷衍了事的秦嶺違建事件，如同深水炸彈一樣在西安官場終於被引爆了。這東西一“引爆”，內里就翻露了出來，我們這些沒見過世面的市井小民這才知道，我們的“公僕”單是在“居”的問題上，已經暗暗的把豪華奢侈進行到了什麼程度！限於篇幅，我這裡就不對那些別墅建築規模之巨大、內部裝飾之奢華做具體描繪了，讀者可以從網絡上查到。我這個年紀的中國人都接受過國家關於“階級仇、民族恨”的教育，我們都從課本上看到過大地主“劉文彩莊園”，然而若是將四川省大邑縣那個很不地道的財主跟我們這些宣誓說“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的“人民公僕”相比較，丫簡直就是一土鱉，既沒境界又沒格調。這種情形，可可地應了我上文說過的一句話：權力一旦成為利益源，權力者對社會財富的掠奪和攫取將永無休止，昨天他們蓋房子，今天他們蓋別墅，明天他們就會蓋皇宮，不會有止境的。

我們欣慰地看到，圍繞秦嶺違建對西安官場的調查已經大範圍展開，據說目前已波及規劃、國土資源、公安等多個黨政系統，已經有千餘人被問詢，多位陝西省黨政要員被調查或被免職，有消息說，如今由秦嶺違建引發的官場風暴已經伸至西安市的中下層官員，西安官場已瀕臨塌方。

這又是一場“塌方式腐敗”案件！

我看到一篇報道說，在一些自然資源密集或有獨特資源優勢地區，圍繞着資源開發、審批等往往形成官場上盤根錯節的利益紐帶，不查則已，一經查出則會牽連一片，形成近年來不斷出現在媒體版面的所謂“塌方式腐敗”、“斷崖式腐敗”。所謂“塌方式腐敗”、“斷崖式腐敗”，說白了就是某些基層政權被腐敗掏空——用民間話語解釋就是沒有一個好玩意兒——終於跨越臨界點，崩解了，坍塌了，而這竟然是權力反腐力度空前加大的情況下發生的，我不知道這是諷刺還是荒誕，抑或兩者皆是？我不知道。

作為佐證，我們還可以舉出河南省作為例子。據說河南省近年來已有14位市委書記被抓，29名廳級官員折戟官場，包括駐馬店市委書記劉什麼慶、省住建廳廳長劉什麼濤、開封市委書記祁什麼立、焦作市委書記孫什麼坤、三門峽市委書記楊什麼平、鄭州市委書記吳什麼君、安陽市委書記張什麼東、洛陽市委書記陳什麼楓、三門峽市委書記趙什麼燕、焦作市委書記路什麼賢……更早一點兒的“山西省塌方式腐敗”的傳聞還不絕於耳，結果又發生了如此這般讓人血脈賁張的事情，你讓我們說什麼好？！

10

我看到有分析認為，中國官場上的官員通過利益紐帶或同鄉、同學等各種關繫結成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反腐高壓下產生塌方式腐敗不足為奇。不過，這位生怕觸犯宣傳紀律的議論者小心翼翼地說：這次秦嶺違建事件揭露出來的西安官場塌式腐敗案件，說明（權力）高壓反腐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是仍有相當多的腐敗案件沒有被揭露出來，更說明中國官場的政治生態改造仍然任重而道遠。

這個人太愚拙或者說太智慧了，他迴避了最有效解決腐敗問題的最關鍵途徑，那就是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具體到秦嶺違建，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我三十年前那位朋友是具有自由獨立立場而非權力立場的媒體記者，他還敢於艷羨和覬覦那個獲取利益的機會嗎？如果三十年前秦嶺違建案件就被民眾舉報，在媒體上揭露出來，它會發展和蔓延到如此規模嗎？國家還會付出如此昂貴的行政和司法成本來糾正這樁罪行嗎？還會對國家利益和民眾利益造成如此巨大的傷害嗎？答案就在那裡——自由是對權力罪惡最好的約制，公民由各項政治權利所保障的個人自由，是最好的權力防腐劑。這個答案如此簡單又如此膚淺，猶如小學生課本，然而它在我們這裡卻如此諱莫如深，如此令人心驚肉跳，如此讓權力者恐懼，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放眼四周，我們都看得到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反腐敗都是由非政府掌控的新聞媒體而不是由政府（或者說權力）承擔的，這是最小成本的社會監督。我們以美國為例，被稱為美國第一部新聞法的1791年頒布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權利。”由此美國媒體也被譽為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力部門”，它們一個極為重要的職責就是監督政府和政府官員。你固然可以認為西方媒體記者歸根結底是維護西方國家利益的，你也可以譏誚它最終被大資本所控制，在他們那裡同樣沒有真相，然而你也必須注意到，在重要的國家發展和公眾福祉問題上，那些獨立、自由、非政府所擁有的媒體所獲“無冕之王”稱號絕非浪得虛名，他們是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業作為中獲得這個稱號的，他們配得上這個稱號。這裡有一個引人矚目的例子：1972年，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水門綜合大廈發現被人侵入，然而時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及內閣試圖掩蓋事件真相。直至竊聽陰謀被發現，尼克松仍然阻撓國會調查，最終導致憲政危機，這就是著名的“水門事件”。自這一年六月開始，《華盛頓郵報》、《時代周刊》、《紐約時報》等美國新聞媒體以及出版商對“水門事件”窮追猛打，連篇累牘發表調查和揭露尼克松違法違憲行為的新聞報道，終於導致後者於1974年8月8日晚白宮在橢圓形辦公室發表聲明，宣布辭去總統職務。這就是民主的力量。

回到當下，我們再說一句閒話：你只要看一看血管里流着專制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血液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多麼仇視媒體記者就可以知道，新聞自由有多麼寶貴。就在筆者寫作本文的今天（2018年11月26日），美國“國會山報”（The Hill）報道，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有必要在美國建立自己的國有電視網絡，因為這將有助於展現美國真實的面貌：偉大！同時他還指責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稱其利用在世界範圍內強大的影響力，用不公平且不真實的報導方式詆毀美國。果真是“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諸如此類的事情竟然發生在美國，這也太有喜劇色彩也太耐人尋味了。不難揣測，按照特朗普自戀而專橫的性格，他是想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名義，把每一個跟他作對的記者都抓起來投入監獄的，然而在美利堅合眾國，他辦不到，他無法以整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為敵，無法以每一個讓他不爽的人為敵，他永遠無法為所欲為，即使他每時每刻都這樣想，他也做不到。再進一步說，儘管狗日的經常胡言亂語像是一個瘋子，但是你必須看到，他的所有表現都還在美國人民的容忍範圍之內，如果哪一天美國人民覺得這位總統太過分了，不能夠再容忍了，就會說：“你丫已經傷害了我們的利益，已經傷害了美利堅合眾國的利益，現在是時候了，你必須下台。”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他必須下台，他一定要下台，他一定會下台。一個總統都能在人民的選擇下下台，更甭說次一級以及更次一級打算為非作歹的官員了。這是權力對人民的畏懼，而非人民對權力的畏懼，這是不一樣的。

真是匪夷所思啊，美國人，哪怕他是一份無家可歸流落街頭的傢伙，也絕對擁有讓總統下台的權利，如果把政治權利物化為我們正在議論的某種利益，簡直可以說，一個美國流浪漢所擁有的東西都要比非民主制度下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所擁有的東西多得多，並且，誰也沒有辦法把這種政治權利從他們手中拿去。這難道不是一幅奇景麼？在這幅奇景中，美國既不是民主黨的美國，也不是共和黨的美國，更不是什麼總統、副總統等官員的美國，美國是美國人民的美國，這就是這個國家的基本色澤，這大概也是美國絕不會發生懷俄明州、蒙大拿州、愛達荷州（這三個州分別擁有黃石國家公園的一部分）官員在黃石國家公園大規模違法建築私人別墅，並且在長達三十年時間裡無法被美國公眾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之類的媒體揭露，有關官員更無法被各個州或聯邦司法機構制裁和逮捕的主要原因吧？這大概就是那麼多非美國人玩兒了命往美國跑的主要原因吧？

扯遠了，我們把話頭拉回來。

11

說實在的，無所約制綿延不絕的腐敗案件信息，很容易讓人產生不僅精神甚至是生理的極度噁心。我多麼希望這一切都不曾在我們這塊國土上發生並且永遠不要再發生啊！那時候我一定會撰寫一篇讚揚“中國模式”的文章，抒發我對“新時代”、對“中國夢”的滿腔熱忱。然而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骨感到沒有一絲血肉的程度，敲起來叮噹亂響，積塵飛揚，蛆蟲滿地……不是麼？我們看到和聽到的往往是沒完沒了的讓人發瘋、恨不得把自己打一頓的信息，想躲都躲不開，我們真的快瘋了。在由於制度短板而造成的權力罪惡日漸猖獗之際，權力卻利用權力禁絕對這些案件進行議論和聲討，禁絕進行制度反思，拒絕借鑑或者引進已經被證明極大限制了權力的觀念和體制的“他山之石”，這不是活見鬼了麼？難道我們除了瘋了之外，真的什麼也不能做，什麼也做不了嗎？

遺憾的是，至少在目前條件下，你的確什麼也不能做，你什麼也做不了。

中國的改革開放走過了輝煌的40年，在很多事情上我們都做對了，儘管我們付出了難以想象的環境和資源的代價，仍然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績，為什麼唯獨在限制權力、阻斷“權力-利益勾連”這件事上直至今天仍舊這麼難？阻力究竟在哪兒？究竟在哪兒？

馬克思有言：“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占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援引自馬克思：《共產黨宣言》，1848年），問題是，誰去剝奪那些“占有社會產品”並一再“利用這種占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人的權力？我們很想不忘初心，去實踐馬克思的教導，為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民族盡一份歷史的責任，然而我們兩手空空，連說出幾句想說的話都難，我們靠什麼去剝奪那些貪得無厭、武裝到牙齒的人？誰能告訴我？

人民對腐敗的忍耐度絕不是無限的，千萬不要有僥倖心理，覺得中國可以擺脫歷史規律和歷史邏輯的制約，沒有那樣的事情，世界上不可能有那樣的事情。各個層級上的權力者在掠奪利益的同時當然可以禁絕一切聲音，但是，不要輕視沉默的大多數，不要輕視在心中積蓄的精神熱能，不要輕視站在馬路牙子上迎着寒風吃煎餅的農民工，永遠不要。請記住，人心向背才是改變歷史、推動歷史的決定性力量。這在平時也許看不出來，甚至感覺不到，只有一場大的社會危機到來之際才會證明，其他任何東西——包括國家機器、權威人物、政府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古今中外定格在歷史中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畫面，還不能讓我們警覺到一些東西嗎？！ 

2018-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