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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子百家中，老子作為哲學家卻帶着濃厚的文學家氣質，此人卓爾不群，目光遠闊，神遊八荒，具有獨特的人格底色。與之相比，孔子、孟子深深地入世於現時代的社會政治景況，老是想尋找存在感，活得很焦慮，很不安寧，甚至很焦躁，老子不是這樣的。讀老子，你會覺得面對的是一個埋在書堆里沉靜得連眼皮也不願意抬的老人，你會不由自主感覺到自己的渺小與冒犯，不敢多說一句在此之前你認為很有理由說的話。你知道這個裝睡的人其實是滿含着悲憤與激情的，儘管老人家精心包裹了《道德經》，也正是這本書，泄露了他內心世界的獨特質地，一種絕非安靜、充滿了心靈澎湃與靈魂喧囂的質地。

我常想，一個未像儒家那樣入世而又有能力也有條件回望前500年（老子大約生於公元前571年，卒於公元前471年）周朝（西周始於公元前1046年）歷史的人，足以形成獨特而厚重的社會經驗與政治洞見了，這和輕浮喧囂、鼠目寸光的人有天壤之別；一個懷有深邃精神世界的人，和淺薄無聊的凡夫俗子也絕非同類，兩者間的差別絕不小於人與豬的差別。老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投射到寬大恢弘的歷史幕布上，引起我們景仰，為我們所誠服的。讀老子猶飲甘霖，回味悠長，所謂“醍醐灌頂”，描述的不正是這種意境嗎？

老子的文風姿漾，神采飛揚，那種空靈曠遠、讓你感覺扶搖直上的被提升的感覺，絕非單純的哲學家或者文學家所能夠營造。讀老子，我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是上天把這個人安頓到了人類歷史江河的潮頭，他就在那裡享受着只屬於他自己的空闊與孤獨，我們從《道德經》中聽到的是煙波浩渺的歷史江河涌動之時發出的低語，是上天對人類的啟蒙與警誡，如此這般的啟蒙和警誡帶着唯一的密碼：“道可道，非常道。”這密碼就像“芝麻開門”一樣，看上去簡單，實際上卻極為複雜。解不開這個密碼就將無法打開老子之鎖，或者說，打不開社會與人生之鎖。

我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而人最重要的標識是擁有思想的能力，我們總是無法擺脫“活明白一些”的渴望，試圖過一種有意味的生活，我們總是想對我和我面前的這個世界作出解釋，於是我們向老子求“道”，想向老人家求教“活着”究竟是怎麼一回子事情？萬千次求索，萬千次無奈，我們聽到老子的回答永遠是：“道隱無名。”意思是你們就別瞎琢磨了，這事是捉摸不透的，我們甚至對老子生出某種怨艾：唉！老人家呀老人家，你為什麼就不能把話說明白一些呢？

不過細想想，我們是沒有理由責怨老子的，就連孔子、孟子之類的儒家都入不了老子的法眼，何況我等像螻蟻一樣在地面上討生存、不善於哲思也不善於辭令的凡俗庸碌之輩？他不把話說明白，自有他的道理。儘管這樣，我們仍舊沒有放棄向老子求教的努力，我們仍舊總是凝視老子的密碼並試圖打開它，我們做種種猜想，提出萬千種假設——可以這麼說，兩千五百多年以來，人們對老子孜孜不倦的研究與解說，說穿了不過是對這個密碼所做的各種各樣的猜想而已，無奈的是誰也不能說自己真正找到了鑰匙，把眼前這把鎖真正打開了。

“芝麻”沒有開門，“道”仍不可道，人們都錯了。

2

錯在哪裡？錯在人都在自身視界之內尋找“道”的本質或者真諦，而老子的視界卻是整個宇宙。當然這僅是一種比喻，我們說的還是社會，否則他就不是文學家、哲學家而是天文學家了。他是把人投放到宇宙（社會）深空的幕布上進行觀察的，你當然看不到目力不及之處有何存在，發生何事情，所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語見《莊子·內篇·逍遙遊》），說的就是這個意思。退後一萬步說，即使你看到個把閃耀着的星辰，那也不過是偶然飄過的宇宙（社會）塵埃——譬如你想得起來的一切“與日月同壽”的皇帝——並不代表你看清了整個宇宙（社會），更不代表看清了人在宇宙（社會）中的確切位置，你眼前還是一片空無。

那麼，“道”在尋常意義上究竟何物？我的回答是：什麼都是，又什麼都不是，因人而異也。

你比方說，酒鬼的“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杯黃湯；獨裁者的“道”是“天下一尊”，樹立並強化不容侵犯的威權；財迷的“道”是陶然於取之有道或取之無道的黃白之物；貪官的“道”是動用權力手段將國有資產轉為私有；婊子的“道”是無止境尋求肉慾，卻總想着豎立起一個貞潔牌坊；色鬼的“道”是一個管他娘的純潔不純潔污穢不污穢壓到身子底下再說的女人；傻×的“道”是在“庸眾”面前滔滔不絕班門弄斧賣弄小聰明；小人的“道”是為虎作倀加害朋友而自以為得計；君子的“道”是絕不為五斗米折腰出污泥而不染潔身自好地行走艱困人生……諸如此類。

你不能說這樣的“道”不是道，或者說它們是“偽道”，你最好不要這樣說。人的差異性就在這裡：你認為很小的東西在另一些人那裡也許很大，你認為很大的東西另一些人又會認為很小，你認為價值連城的東西在另一些面前不過是一堆糞土，在諸如此類的事情上是沒有統一答案更沒有統一標準的。人的精神興奮點高低不同，志向趣味千差萬別，由此才有了我們眼前這個紛繁複雜的世界。譬如，你有辦法讓那些成天歡呼鼓譟的“巨嬰”理解對社會與政治情態有深刻洞見之人的言談嗎？沒有辦法。莫說你，就是老天爺來了也沒有辦法，老人家會愁眉苦臉，說：“靠，你這不是成心難為我嗎？”所以一般人都不做這樣的指望，“道不同，不相與謀”就是了。我們老祖宗很早就有“人以類聚，物以群分”的說法，中國民間也有“魚找魚，蝦找蝦，青蛙找蛤蟆，烏龜找王八”之類的諧謔之語，說的其實都是這個道理。

那麼，上述諸“道”有沒有共通點呢？有，那就是所有的“我”（獨裁者、財迷、貪官、婊子、色鬼、傻×、小人、君子）在對“道”的定義中都成為了判斷主體，或者說都有強烈的主觀色彩，這就造成了它們的觀照既不廣闊也不深邃，缺少一種能夠從高處覆蓋的東西——而這，正是老子賣關子沒有說出來的東西。

被列為法家先人卻又有一定程度道家思想的管仲先生曾經好心地提醒我們說：“道之大如天，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民之所以知者寡。”（語見《管子·白心》）意思是：“道”這個東西就像天空一樣高遠，像大地一樣遼闊，像岩石一樣厚重，又像羽毛一樣輕盈，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感知它。也許真的就是這樣的吧？

如此想來，凡俗之“我”所列諸“道”，看來似乎也算不得多大的罪過，人都憑自己的本性活着，我就喜歡黃湯、喜歡威權、喜歡黃白之物了，你能把我怎麼樣？我就喜歡把國有資產弄到國外了，你能把我怎麼樣？我就喜歡肉慾、喜歡賣弄小聰明、喜歡加害正派人了，你能把我怎麼樣？我們還真沒法拿他怎麼樣，毫無辦法。

唉！人在不講道理的人面前常常是羸弱的，人在邪惡面前更常常是羸弱的啊！出於自我安慰的需要，我們往往高估正派人抵禦墮落與邪惡的意志和能力，其實完全不是這樣的。在生活中，正派人永遠都是憋拉巴屈尋找不到合適位置的，這已經成為社會常態。在這種常態之中，人能怎麼辦呢？只好退而求之，選擇認命，選擇隱忍，不管怎樣，活下來。世間有幾個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呢？有幾個真正用思想活着的人呢？我們絕大多數人不都是在庸常層面討生活的嗎？在這種情況下，虛假、醜惡、野蠻由着性兒撒野，你拿它還真是沒有任何辦法。由是，“道”也就真變成“不可道”了。“不可道”的東西還是好東西嗎？我們甚至很懷疑老子這個同志到底怎麼樣？丫究竟可靠還是不可靠？這個人究竟是不是值得組織信賴的好同志？

說實話，老子這個人挺好的，他沒想着要故意難為咱們，他只是想讓咱們讀《道德經》更細緻更認真更深入一些罷了。換句話說，老子的這本書是寫給讀得懂的人看的，而讀得懂的先決條件，是你未必非得是哲學家、思想家，但你必須要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對逝去的歷史與你所身處的世界有最基本的了解和判斷，或者說，有基本的歷史經驗和現實見解，這是你走向老子的唯一路徑。這就好比登山，你若是攀登上去了，老子對於你就不再是難以破解之謎，而是成為了你靈魂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你真讀懂了老子，哪怕是只讀懂了很小一部分，你也會產生出一覽眾山小的奇妙感覺，覺得視界開闊，精神昂揚，意氣風發。我們還可以換一種方式描述這個過程：正是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你從“此山中”跳出來，莫要說達及老子，即便僅僅攀爬到十分之一高度，你的眼界都會大不相同，你將會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風景，聽到很多以前聽不到的聲響，你將會由衷地讚嘆說：“天哪！我找到了！”

我找到的，就是本文標題所示：“民意謂之道。”

3

我這裡的“民意”之謂，可做“民眾的意志”、“人民的意願”解。你也許會質疑，你怎麼就偏偏認為這個東西是老子所說的“道”了呢？簡單說，我是從老子概念世界的大小比較中得到啟示的。縱觀自夏商周直至今天的中國歷史，我想不來被老子視為“萬物之始”、“萬物之母”的東西，在政治哲學領域除了“民意”之外，還能是其他什麼東西，我想不來。

這不僅因為老子說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更是因為他曾經說：“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他還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這種東西在我看來只能是“民意”。

所謂“民意”，不是“自然”，也不是人們坐而論道的“有與無的統一”，它甚至連“人”都不是——人還只是有某種程度物質性的物象，而“民意”則是一種純粹的精神性物象，它無邊無際，遠比物質性物象要大。只有“民意”才可以被概括為“天之道”，還因為它跟老子所說的“道”一樣，具有“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招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的特點。

縱觀歷史，當世界（時勢）運轉到需要“道”即民意出現並顯示作用的時候，它必然就會出現，必然就會顯示作用，它從不遲到，從不缺席！中國歷經無數次朝代更替輪迴，哪一次不是民意作用於社會政治之結果？統治者，不管你是什麼“君”，也不管你是什麼“皇”，在“無聲”、“無形”的民意之“道”面前都渺小如灰塵，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過它的歷史性的審判和裁決。漫漫兩千多年，在這塊土地上，曾經上演多少幕歷史大戲，哪一次不是民意與皇權的對決？哪一次不是民意最終取得了勝利？！

說到這裡，我想重複一下以前多次說過的觀點：中國人沒有宗教意義上的宗教信仰，歷史就是中國人的宗教。中國人往往把最神聖的祈願寄託給歷史，就是因為歷史審判、歷史裁決從未缺席，該來的總有一天會到來，如果“君”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逆潮流而動，在淫威控制下，社會在最初乃至於在很長時間裡也許都闃靜如常，消失一切批評的聲音，但是當“君”倒行逆施到讓所有人都忍無可忍的時候，歷史（民意）就會站出來斷喝：“你他媽的夠了！”這意味着一場歷史審判將如期開始，這一幕幕似曾相識的歷史戲劇，我們看得太多了啊！沒有人躲得過這個過程，所謂“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就是一種警告啊！中國民間“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的樸素言論，也是我說的那種宗教情懷的反映——沒有蟄伏在每一個人心靈深處的這種精神寄望，中國人靠什麼熬過長達兩千多年的長夜？！靠什麼忍耐大大小小的“皇帝”們持續不斷的掠奪、侵犯與欺凌？！你看，“民意”之“道”就是這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這不僅為無數次歷史性劇變所證實，也為現世代無數次歷史性劇變所證實，更會為未來還將無數次歷史性劇變所證實。

晚於老子二百多年的荀子（約前316年－約前237年）不是老子學說的繼承者，但是他說過一句深入到中國人骨髓里的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語見《荀子·王制篇》），這句話被後人精煉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這簡單八個字恰好投合了老子“夫為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本意，也印證了我關於“民意謂之道”的揣想——在人類歷史的江河中，還有什麼東西比水與舟的關係更重要？因此我確信，道可道，民意謂之道，從邏輯上是可以被打通的，是可以做如此立論的。

如果僅因為如此，我或許還不那麼自信，這裡還有可以見到的人類精神發展史和人類文明發展軌跡作為佐證：人類所有已經存在的理論，包括古希臘哲學，包括印度哲學，包括中國哲學乃至於更微觀的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的“百家之言”，無論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還是雜家、農家、小說家、方技家，事實上都是把民意作為立論根基的，雖然免不了蕪雜，但基本上可以梳理或者歸納成兩條線：凡是尊崇並順應民意的導致的都是社會發展，凡是輕視逆拂民意的導致的都是社會凝滯。“凝滯”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壅塞。而壅塞，用顧準的話說，離革命僅一步之遙：“人世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引文自《顧准文集》），這意味着如果一味拂逆民意，必然導致社會壅塞，而社會壅塞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的社會動盪也就隨之而來了。

儒學之“仁”將“尊君”作為社會發展的限定與前提，客觀上是輕視乃至於逆拂民意的，因此，它在中國專制主義的形成過程中承擔着幾乎全部的罪責；法家之“法”由於以“君意”為其根本，故意撤除了“民意”根基，“法”也就只能淪為“君”治“民”的技藝，與以尊崇並順從民意為基礎的“法治”背道而馳，兩千多年以來成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皇權專制主義的支撐和骨架，成為了皇權專制主義的兇惡幫凶。無獨有偶，歐洲神學強調“神”的意志而非“民”的意志，即以神意對抗和消泯民意之時，自然導致專制主義的“中世紀黑暗”長期蔓延；而西方工業革命興起，“人”堂而皇之登上歷史舞台取代神成為“衡量萬物的尺度”之後，哲學上的自由主義自然也就產生了。“主義”對應着一整套社會運行機制，對應着相應的政治倫理和道德倫理，所以，近代以來才有了以權力產生權力為其標識的“極權主義”和以人民憑藉自己的意志實行自由選舉產生權力為其標識的“自由主義”的兩種國家形態，這種情形或者說這種格局直到今天也還沒有發生改變。

我尊崇老子，最重要原因是，他在紛繁複雜的社會政治現實當中保持着難得的清醒，在《道德經》中，雖然他也有關於“君”的言論點綴，但是他事實上是把“民”而非“君”作為着眼點和立論根基的。仔細琢磨就不難發現，老子的那個“道”絕非“君道”，而是“民道”，無論“可道”還是“不可道”，他所“道”的都是一種民意趨勢，而他對這種趨勢是敬畏的，是順應的，他也是這樣或者明示或者暗示給人們的。老子哲學之所以不同於諸子百家中任何一家，最根本的區別就在這裡。

於是這裡產生出一個問題：身處同樣的時代、同樣的現實之中，老子的道家與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人和人的差距怎麼就那麼大呢？他們之間到底有哪些分別呢？老子究竟是怎麼成其為老子的呢？他那曠達深遠的學說究竟是怎麼來的呢？

4

一般來說，人的知識有兩個來源，一個是閱世（包括閱人），一個是閱讀。

關於閱世，我前面說過，一個有能力也有條件回望前500年周朝歷史（就好比我們有能力也有條件回望1949年以來的中國歷史）的人，足以形成獨特而厚重的社會經驗與政治洞見了，老子之所以成為老子，既與特定歷史發展階段有關，又與他對歷史、對世事的獨特感應有關，此點別人——尤其是孔子、孟子兩位先生——是沒辦法與之相比的。

孔孟與老子的分別到底在哪裡呢？我在《孟子很幸運》（2020-1-27）一文中說過，儒家有為江山社稷殫精竭慮的情懷，都懷着“經世”、“致用”的信念，不約而同要憑着這種信念解釋世界和影響世界，而影響世界的方式，則想方設法向君主說出主張，期待“君”採納他們的治國理政建議，所以孔子周遊列國去了，孟子也周遊列國去了。這就是說，中國這些最聰明的人“經世”的路數不同，“致用”的程度不一，但在對君主循循善誘方面，都不約而同操碎了心，說了無數該如何如何，不如何就會如何的話。

孔老人家率領弟子周遊列國，鍥而不捨地宣傳他的“治國之道”，也可謂是感天動地了。然而知識分子永遠揣摩不到“王”的心思，“士為知己者死”的願望是挺好的，然而你到哪裡去尋找“知己”的人呢？周遊列國十四載而未見任何成效，不得不返回魯國的孔子難免灰心喪氣。有一天，他老人家無奈地感嘆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意思是：“如果他們都不聽我的，我就只好乘一隻小船到海里浮蕩去了。”這雖然應和了他“天下無道則隱”的一慣主張，然而這裡面的淒涼況味，只有他自己心裡清楚啊！

遭遇到同樣尷尬的孟子則很不服氣，曾經語氣鏗鏘地說：“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孟子·盡心上》）有一點兒賭氣的意思。很顯然，他是做了兩手準備的：“你丫要是聽我的，我跟你繼續討論，你丫要是不聽，我他媽的就走呀！”其最終結果，也正是不得不結束周遊列國，回家鄉聚眾講學、專心著書立說去了。

兩相比較，老子就比孔、孟兩位先生明白多了。至少表面上，老子離政治很遠，他不像孔孟熱心於將“道”附着在“禮”上——儒家所謂“道從勢”，“勢”就是“禮”，就是社會等級秩序，這樣，兩位就給“道”賦予了明確的政治功能。同樣是“閱世”，與老子相比，孔、孟在氣象格局上很顯然小了很多，侷促了很多。這種區別和差異，不僅僅是數量級的，更是質量級的。正是這種區別和差異，在隨後兩千多年裡，以西漢董仲舒倡導“罷戳百家，獨尊儒術”為階段性標記，導致了完全不同的命運遭際。這已經是題外話了，就此打住。

閱讀與閱世是難以區割的，這一點同樣體現在老子身上。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老子當過“周守藏室之史”，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當過周朝國家圖書館館長，我相信司馬遷不是妄言。有人考據說老子同志當的不是館長，而是黨委書記，一把手，副部級，但是司馬遷以及後來的史學家都沒有具體說明過他的職務和職級，已“無籍可考”，好在這件事在我們的話題中不甚重要，我們姑且作“存疑”處理吧！

即便是這樣，我們也完全有理由推斷，在閱讀方面，老子近水樓台先得月，一定是讀了很多很多書籍的。為什麼這麼說呢？首先，周朝守藏室收藏了大量自殷商以來直至本朝的政治文化典籍，其次，老子所處時代距離發生秦始皇焚書坑儒（公元前213-公元前212年）還有三百多年距離，那些典籍都還好好地保存在書庫里，整齊地碼放在書架上，這就決定了老子可以安享他的讀書生活，他的閱讀量必定是巨大的，是我們這些身為秦始皇后人的人難以望其項背的。在這種情況下，你想讓老子不成其為老子都難啊！我們就連當老子的孫子的資格都沒有啊！

那麼我們不禁就要問了：如果老子活着，他會贊同“民意謂之道”對“道”的解讀嗎？其實這是一個偽命題，如上所述，老子是不會就這樣的問題做出解答的，他笑而不語，騎着他那頭著名的青牛，出函谷關而去，我們仍舊一頭霧水，不得要領。

難道真沒辦法得到老子的見解了嗎？我不這樣認為。那我們就採用一個笨辦法，進入到老子必定閱讀過的一個歷史故事，去尋找答案吧！

5

故事叫“殺人止謗”，中國成語“道路以目”說的也是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這樣的：西周的第十位國君姓姬名胡，史稱周厲王。周厲王的生卒年月是前890年－前828年，是在老子之前大約二百年的光景，相當於我們之於清朝嘉慶年間，歐洲發生啟蒙運動期間，時間並不太久遠。和我們一樣，老子面對二百年前發生的事件，除了歷史感之外，一定還有現實感，從而給歷史事件賦予一種解釋和啟示現實的功能，藉此說來，“周厲王殺人止謗”的故事對於老子的觸動，一定比對我們的觸動更加直接和驟烈，這種觸動必將反映在他的學說上。

這位周厲王在位37年（約前877年－前841年），時間挺長的。可以想見，一個國家的君主在長達37年時間裡一定做過很多很多事情，有好事也有壞事，“三七開”之類，你很難想象丫剛坐到“王”的寶座上就已經是不是玩意兒的玩意兒了。人都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即使是十惡不赦的江洋大盜，剛出娘胎時也是赤條條與其他娃娃沒有什麼分別的，也會攥着小手咿咿呀呀看上去挺可愛的，娃娃不可能拿着殺人的刀子或者板斧來到人間，剛一落草就要殺人，一定是社會毒害了他，丫才成為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的。

皇帝寶座對人的毒害遠比社會來得更劇烈，更不可抗拒，它是可以改變人性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歷史上找到無數例子。比方說，一個人平時好好的，也很勤勉，很謙和，挺能幹活兒，自從當上皇帝，整個人就都不好了，驕奢淫逸，奢靡浮華，唯我獨尊，視人命如草芥……直到把大好江山折騰個底兒掉，死於非命，不得不讓位給另一個朝廷和另一個皇帝。可見皇權具有強烈的腐蝕性，就像強酸一樣，足以將健全的人性腐蝕得千瘡百孔，七零八落。皇權是產生昏君、暴君的肥沃土壤。中國歷史上，昏君導致的國家暗弱、民生凋敝並不比暴君來得少，更何況昏君到頭來往往都會成為暴君，我們是無法在兩者間做出區割的。周厲王也步入了這個窠臼。

厲王一定不傻，在絞肉機一般的國家權力傾軋中，不大可能任由一個流着哈喇子成天胡咧咧的傻子脫穎而出，坐上王位並且一直坐下來。是的，西周實行的是王族貴族以血緣關係分配國家權力進行世襲統治的宗法制度，誰當“天子”未必非得要經過你死我活的宮廷爭鬥，就連他爹也沒有什麼選擇餘地，只能由嫡長子接班，從這個角度說，厲王與其說優秀毋寧說幸運，這裡沒有什麼聰明不聰明、夠不夠資格當“王”的問題。然而“王”的內在品性、才智稟賦如何，卻與丫能不能成為一個好君主息息相關。不幸的是，周厲王恰好不是一個具備君王素養的人，換一句話說，丫才智稟賦不怎麼樣，內在品性也實在是差了些，這樣的“王”是當不出什麼名堂的。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描述了厲王由盛而衰的過程。

我們先看他是怎麼“作”（平聲，作死之意）的——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

我用自己的話把這段話複述一遍。

周夷王駕崩，其子姬胡繼承王位，為周厲王。厲王喜歡逢迎諂媚之人，在眾多朝廷眾臣中，獨獨重用了名聲很不怎麼樣的榮夷公。一個叫芮良夫的大夫看不過眼，就勸諫厲王說：“您難道不知道榮夷公是什麼人嗎？丫一貫貪財好利，為了利連命都可以不要，您這麼重用他，豈不是在釀禍嗎？如此下去，咱周王室恐怕要衰微下去的呀！”

厲王很不高興，卻也不好發作，冷冷地說：“你有什麼話直說。”

正直的芮良夫接着說：“這世間的財富利益，全都是拜自然所賜，既然是自然所賜，那麼它就屬於天底下的所有人，如果有人老想着獨占它，必然包藏着禍患。我不是說榮夷公這位同志不好，我是說他不該投您所好逢迎您、迷惑您，由着他的心願操控您，這絕對不是好事情呀！您作為君王，應該一碗水端平，儘可能公平分配財富和利益，讓群臣百姓都能享受您的恩澤。就是這樣，做君王的也還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唯恐由於不周到而招來怨恨呢，這實在不是小事啊！……您想啊，就是平頭百姓過於貪婪，人們還稱其為盜賊呢，何況大夫？何況君王？如果這種局面不改變，您還繼續重用榮夷公，最終付出代價的不是榮夷公而是君王您，是咱偉大的周朝呀！”

從來只喜歡被逢迎的周厲王聽罷，早已經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但是他沒有發作，只淡淡地說：“我知道了。”結果還是把榮夷公任命為周王室的執政官，掌管國事，一時間權傾朝野。

後來怎麼樣了呢？

6

司馬遷接着寫道（這段描寫很重要）——

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意思是，周厲王自負而殘暴，奢侈專橫，整天花天酒地，把日子過得很爛髒。“王”的日子過得爛髒，老百姓的日子能好到哪裡去呢？過得糟心極了，於是人們議論起了厲王，說：“丫怎麼這樣？”民聲（民意）挺不好的。一個叫召虎——史稱召穆公——的大臣，也像芮良夫那樣出面勸諫厲王：“好我的王哩！老百姓實在受不了您的嚴苛政令了呀！這樣弄下去怕是要出大事呀！”

周厲王雖然沒對召穆公怎麼樣，心裡更是老大的不痛快，氣得鼓鼓的，心說，你越這樣我越那樣，看你怎麼着！結果丫派人到衛國（今河南省鶴壁市）找了一些人品形跡都很可疑的巫師，在首都鎬京（今陝西西安以西）的大街小巷裡來回溜達，偷聽人們的說話，並把這些話舉告給厲王。厲王呢？丫也忒簡單粗暴了些，凡是被舉告的人，他都會毫不猶疑地殺掉，一時間朝廷內外風聲鶴唳，淒風苦雨，議論朝政和厲王的聲音很快也就消失了。最嚴重的時候，相熟的人，哪怕是兒子遇見爹，路上打照面都不敢打招呼，只能用目光稍微示意一下，就得匆匆走過去——你看，老百姓過的這日子還是日子麼？這不是成煎熬了麼？

周厲王看到此情此景，竟然很高興，頗為得意地對曾經勸諫過他的召穆公說：“老百姓就是得管，你看現在他們再不敢說什麼了吧？”召穆公苦笑了一下，什麼都沒說。周厲王很想聽召穆公讚揚，就追問：“你說我的辦法是不是好辦法？”召穆公沉思了一會兒，終於說出了很著名、中國人都很熟悉那段話：“王！你這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你知道嗎？你這只是把老百姓的嘴巴堵上了而已，好意思說得上是好還是壞麼？”

周厲王忿然道：“咋了？你說我咋了？！”

召穆公想了想，終於說：“我說句您老人家不愛聽的話吧：老百姓的嘴巴是堵不得的，堵老百姓的嘴，遠比堵住河流更危險。堵住河流，蓄積的水越多，河流決口帶來的災害也就越大，所以，治水的人一般都採用疏通的辦法，避免讓河水淤積起來，只要河水有處可去，就不至於造成壅塞，就不會出大問題。換一句話說，只有讓老百姓說話才不至於淤積起民意，造成災難性後果……”

周厲王打斷召穆公，問：“那你說應該怎麼辦？”

“我剛才不是說了嗎？最重要的是要讓人講話……人民長着嘴巴就是用來說話的，這和山川土地給人們貢獻物產是一個道理，人的衣食物品全靠着它呢。只有讓老百姓把心裡想的都說出來，咱們才可以知道朝廷政事的成敗得失，證明是成功的呢，就盡力去進一步實行和推廣，失誤了也沒關係，想方設法去做預防和彌補就是了。關鍵的關鍵是不能堵塞言路，這種靠壓制維持秩序的局面能堅持多久呢？時間久了，老百姓難免就會想，這位君是怎麼回事呀？他還能得到老百姓的擁戴嗎？”

然而就像我常說的，歷來的“王”都沒有弄清楚，沒有聲音並非就是安靜，所謂的“民意”從來不是聲音，只是人們無需用聲音來表達的意會而已，而“意會”往往比說出來的聲音更危險。不是麼？司馬遷下面的話言簡意賅：“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按照字面理解，事情似乎比較簡單：“王”不聽勸告，老百姓更不敢說話了，三年以後，也就是周厲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2年，受夠了的老百姓終於忍無可忍，嘯聚起來，想宰了這位多行不義的“王”，厲王逃到“彘”（據說是今山西省霍縣東北的一個地方），還是那位曾經勸諫他的召穆公（召虎）保護了他，才沒被造起反了的老百姓殺死。

然而司馬遷這短短二十多個字所描述的，正是我們在中國歷史上無數次看到的“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無數即使不說話也活不下去了的饑民揭竿而起，浩浩蕩蕩向首都鎬京進發，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殺厲王”。事情鬧到這個程度也就很難辦了，我相信，這也是周厲王絕對沒有想到的——他無法想象平時乖順得如綿羊、連大氣都不敢出的民眾，怎麼就會突然匯聚成滔天巨浪，把好端端的朝廷衝擊得搖搖欲墜！據說周厲王最終病死在了“彘”，結局還不錯，也算是善終了吧，比很多由着性兒作死的皇帝（比如薩達姆、卡扎菲之類）結局都要好。我想，這樣一個剛愎自用油鹽不進的傢伙，一定至死都沒有弄明白，在他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的教訓是留給歷史，讓歷史去記憶的。

果真，“道路以目”的故事順理成章進入了歷史，成為了老百姓津津樂道的精神慰藉，成為了歷代君王膽戰心驚的政治提醒——就老百姓來說，終於意識到自己竟然是有力量改變自己命運的，自己的意志是可以改變國家歷史的；就君王來說，終於進一步明白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民意謂之道，到什麼時候都不能違背民意，違背了這個東西是會有後果的，任何強大的君王、任何輝煌的王朝都承受不起這個後果。

7

“陳行之先生，你最近老是鑽在故紙堆里，盡說一些亂七八糟的歷史故事，這是怎麼了？”

我的回答是：“沒怎麼，讀書讀到妙處，偶然得之，如此而已。”

“那你能不能說幾句讓我們有點兒現實感的話呢？”

想了想，我還真說不出。歷史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夠與現實對接的，很多情況下，歷史歸歷史，現實歸現實，過於直接地將這兩者混同，有時候反倒會引出新的問題，而這不是我的初衷。

“既然這樣，那你為什麼還要把老子的‘道’說成是“民意”，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呢？”

我實際上已經在行文中說清楚這個問題了，如果再讓我說點什麼，那麼我可以說，這是因為有鑑於人類文明結出的精神之果，也就是自由主義理念，我們才有理由認為民意是自由民主腳下的第一塊也是最重要的一塊基石，如果把這個東西撤除或者替換了，那麼這個世界上的一切東西也就都喪失了站立的根基和存在的價值。並非說民意具有先天的正義性，從來不出岔子（選舉特朗普上台是不是差子呢？），而是說，它是天底下最有力量的東西，它無所不包，無所不能，你從政治範疇想得到的任何東西，都能從這兩個字中得到啟發，從中尋找到答案。具體到“自由主義理念”，如果細究，難道不就是一個“道”字麼？換一句話說，如果經由一系列程序（所謂“程序正義”），讓民意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來決定誰來當大統領，誰來立法，誰來司法，誰來行政，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認為在本質意義上它們歸為“道”了。這就是說，對民意的尊重，對民意的爭取，對民意的服從，是現代政治（體現為選舉制）的本質，這種本質都被囊括在“基於同意的合法性”這句話裡面了，而“基於同意的合法性”，難道不正是老子之道在今天的具體表現嗎？

那麼，老子會怎麼看這件事呢？

讓我們設想一種情形吧！老子騎着青牛從函谷關退行兩千五百多年，再次來到我們面前。歲數實在是太大了，老人家顯得很疲憊。老人家看到今日世界之情形，面對“民意謂之道”五個字，可能仍舊不說話，所謂“笑而不語”也。但是我敢肯定，他也絕對不會反對，說你們這些沒出息的庸俗之輩辱沒了我的學說，他不會這樣說的。我們看到，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沉吟良久，緩緩地掉轉過頭，趕着青牛又入關去了，可是我分明隱隱約約聽到他嘟噥着說：“隨你們便吧！這不是我管得了的事情。”

是啊！老子只給我們提供了批判的武器，他沒理由再來幫助我們做武器的批判。

我們的事情是我們的事情，與古人無干。

20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