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按：

我有個朋友說：我覺得你的這篇文章，比朱自清的背影還感人呢。

我說：謝謝你的鼓勵。但是，你的話言之過早，因為我還活着呢；朱自清活着的時候，

背影這篇文章的社會影響一般，他死以後，背影才成為一等一的範文。實事求是地說，

我的這篇文章比朱自清的背影深刻一些。朱自清的背影，只是泛泛的父子之情；

而我的這篇文章，寫出了文化革命黑暗年代，兩位老共產黨人背棄黨性原則，

不遺餘力地拯救叛逆之子，從而成為人性戰勝黨性的光輝範例。

二老仙逝後，我算了一下，他們總共享年190歲，而他們的中共黨齡共計150年（1935---2015、1937----2007）。

我尊重二老的政治信仰，而二老容忍我的人生抉擇。 

進入新世紀，我曾經想回京當海歸；二老回復四個字使我打消此念——毛骨悚然。

二老善良正直，一輩子沒有犯過政治錯誤、經濟錯誤、生活錯誤；

然而，他們卻犯了一個絕大的錯誤——生養了畢汝諧這樣一個叛逆之子。  

  2019年按：

 爸媽，你們在天上好嗎？

   我非常想念你們；我終將投奔你們，而你們卻永不歸來。

   爸媽，你們在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玉岑園安了新家；

我隱隱感到不安：也許有一天，這個家會被歇斯底里的暴民毀了！

2018年按：

2018年父親節來而復去；與我而言，這是第十一個沒有父親的父親節。

  父親走後，當時尚未暴露猙獰面目的二姐問：要不要給爸爸修墓？

   我道：我的胸口就是爸爸的墓！

   這並非一句空話。

   2013年11月，光明日報資深記者某君夫婦來紐約，

我懷揣父親的骨灰袋往見老友；我問某君害怕不害怕，某君說不害怕。

   此時，父親仙逝已整整6年！古人廬墓，僅僅3年！

   如此大孝子，天下罕見！

   自古忠孝難以兩全；幾十年來，我殫精竭慮，

在忠孝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既孝敬父母雙親，又盡忠國家民族！

   了得！

2007年母親節，為了營造鐵板一塊的大團結局面給父親沖病，

畢汝諧贈給母親、大姐、二姐每人一條鑽石項鍊；並致以題為“我愛我的親人”電郵，

謂：你們一輩子戀愛、結婚，從未有男人送給你們鑽石項鍊；那麼，我贈給你們每人一條鑽石項鍊吧。

如此 大孝子、賢良弟，天下罕見！

   2007年 按：

九旬老父,沉屙在身;不孝之子,憂心如焚.

   我特找出一九八五年同時發表於”世界日報”和台灣”海外學人”雜誌的

舊作＂父親節的思念＂（筆名山山）；命助理汪先生全文打字，藉以為父親祈福.

父親節的思念

   父親節前,各家報紙紛紛推出父親節禮物的廣告,琳琅滿目,令人嘆為觀止.我初來美國,阮囊羞澀,

願以這篇短文――化為文字符號的深深思念、綿綿親情――充作菲薄的禮品,獻給遠在中國大陸的父親.

   自我呱呱墜地,父親便是我的可以掩身的大樹、可以依靠的高山.我從來也不敢想象,

如果不是躲藏在父親身後,這個步步陷阱的世界是何等的兇險……

   我幼時不喜歡走路,偏好坐在父親的肩頭,困惑地眺望這個陌生的世界.父親毫無怨言地扛着我,

代我邁出了最初的步子.於是,這竟然成了我個人生命史的一個象徵――在中國大陸那樣一種政治環境裡,

我自己得荏弱的翅膀,根本不足以抗拒空前強烈的風暴的襲擊,是父親甘心忍垢負辱,挺身將我保護下來……

   我是坐在父親的肩頭渡過許多難關的.

   我大約是生有反骨的人.自我懂事以後,便與整個社會環境格格不入;及至進入青春期,

恰逢“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確立了與專制極權制度勢不兩立的堅定信念.

在文革如火如荼的高潮中,我對父親說出一個成熟了的信念:“科學共產主義理論是偽科學.”父親大驚失色,

像是看着麻風病人似地望着我,用細若游絲的聲音說:“你要是在外面這樣說,就永遠看不見爸爸媽媽了.”

   從此,我成了父親的枷鎖,他因我而心驚膽戰,滿面愁容;我成了父親的累贅,他因我而進退失據,無法揚眉……

我那時候多麼幼稚,竟然憑着血性方剛之勇,做了許多蠢事.至少有兩度,我被卷進了反革命集團,落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然而,我竟然沒有粉身碎骨,竟然奇蹟般地全身而退!哦,原來我是落在雙親多年來精心編織的人事關係網之中(2007年7月28日注) ……

   父母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父母給了我第三次生命……

   就這樣,我牽着父親的衣裾,繞過急流,渡過冰河,走着艱難的人生道路.我們父子感情之深,

簡直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每天晚間,父親就寢前都要來看我,雙方例行下面的對話—-

   “還有什麼事情?”

   “沒有了.爸爸,你快休息去……”

   “好,你插門吧.再見……”

   於是,我們就像即將久別似地緊緊擁抱,臉貼着臉,酣暢淋漓地發揮一下其深似海的父子之情.

我們一致認為,這種父子情遠遠勝過文學家朱自清在其散文“背影”中描寫的那種父子情.

   我若是留在中國大陸,時時都有被社會吞噬的危險,其方式不外有三:自殺、發瘋、入獄.

因此,父親和家人都認為我應當移居海外,而且越早越好.為了跨越這一坡坎,父親抖擻精神,

提攜我掙脫了種種羈絆,達至新的起點.他諄諄提醒我要忍耐,不可以造次---

“你到底想去哪裡――澳洲、美國，還是新疆、青海?”後兩處新設了許多勞改營,言之令人變色.

   半年前,我辦妥了全部出國手續.當父親驗明簽證無誤之後,

好像禁不住這巨大的幸福似地慢慢蹲下身來,把額頭貼在我的膝頭,用夢幻般的聲音道:“你可以走了……”

   是的,今後的路,父親再難事事關照,再難援以任勞任怨之肩頭,我必須獨自走下去……

   此後幾天,父親一下子又變得非常暴躁.幾番去王府井購物以及辦理雜事,他都是動輒發怒,

頗令我手足無措.當然,我明白這是父親的摯愛在長別(抑或是“永別”也未可知)之前的另一種形式的表現.

   父親是一位細心如發的人.他提醒我:“首都機場便衣公安很多,你千萬不能哭哭啼啼.”

在首都機場送我登機時,父親沒有任何特別的感情表示,像看着陌生人似地看着我,

只是那滿頭鮮見黑色的花發,在斜照進來的陽光中,微微抖動……

   (行文至此,我不禁淚如雨下!)

   從此以後,親生父子,連心骨肉,便只能神交而無法團聚了!

   父親的愛,深廣而無邊際;父親待我,有百是而無一非;我對父親,何以報之?!

   原諒我,好爸爸,原諒我吧!

   蒼天在上, 祈求假父親以高年,祈請賜我以機緣,儘管恢弘無邊的父愛時時佑護着我,

但我還是渴盼看一看我的父親,哪怕只看一眼……

   僅僅一眼……

   寫於一九八五年父親節前夕

   2007年7月28日注:一九七四年,北京市公安局鐵腕打擊地下文化沙龍;

徐曉(女作家、現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主編)因傳抄拙作手抄本小說《九級浪》等

地下文學作品坐牢兩年,而我作為《九級浪》的作者卻始終平安無事。所有圈內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遇羅克弟弟遇羅文的未婚妻張富英甚至斷定我是官府的線人.當面啐罵我是“警犬”!

   父親悄悄地告訴我:“XX(政法部門的一位高官;其子女與我家子女以兄弟姐妹互稱)伯伯對你的問題

有個批示:我們不要把注意力放在畢汝諧這樣的毛孩子身上,而是要查一查他後面有沒有長鬍子的主使者;

既然沒有查出主使者,對畢汝諧和《九級浪》就不要立案了.”停了停,又說,“你的罪惡也很大,這一回是掩蓋過去了。”

附：

文革前,景山學校討論"是勞動人民養活我們,還是父母養活我們"；

全校人都說是勞動人民,只有我一個人說是父母，極端孤立。

文革期間，我是少而又少的在革命與父母之間選擇父母的大孝子!

1986年2月，我與家母借住華盛頓一對美國老夫婦家；有一天，

母子倆去十幾條街外訪友；告辭出來後方覺氣溫驟降，兩人冷得打抖，

我當即脫下棉襖毛衣裹住母親，自己着單衣疾跑回去！

這種類乎臥冰取魚的中國孝忱，令美國老夫婦震驚不已！

我出國後就在台灣中央日報副刊發表系列小說;當時手頭太緊,

我借用一個善心教友家的電話給中央日報打越洋電話,詢問稿費事宜;

他們表示歡迎我與胡娜同時訪問台灣,以製造轟動效應;我則婉言謝絕了。

我知道:邁出這一步,不僅名揚天下,還能財色兼收；但是會害苦雙親，我不可能這麼做。

我剛到美國,民運宿將王炳章博士即邀我去中國之春雜誌當編輯,承諾辦理綠卡,

我擔心牽累父母，沒敢應聘；一個蘿蔔一個坑,我的文友楊某就了這個位置,

很快就拿到綠卡,而其在瀋陽的父母乃至七大姑八大姨飽受國安部人員的騷擾,不勝煩惱!

作家出名,要麼像魏巍,靠一篇"誰是最可愛的人"；要麼像劉白羽,連篇累牘,聚沙成塔。

我同時具備這兩種出名的條件：1987年2月，我以一篇“廉頗老矣 健飯如昔——陸鏗先生印象記”

轟動紐約及香港、台灣，洛陽紙貴；歷年來，我在海外出版、發表各類作品逾三百萬字。

但是,我一直隱名埋姓,甘當沒面目焦挺!

傅聰的成功,建立在傅雷夫婦的屍骨之上;我犧牲了作家至為寶貴的知名度（這是很高的人生代價！），

換來父母安享天年(父九十歲又十個月四天,母一百歲又六個月十八天)！回首前塵,

我為父母做了一個浪子作家所能做的一切，問心無愧！我左獻芹國家民族,右厚待父母雙親,

忠孝兩全,此生足矣!

老了老了,重新使用畢汝諧這個名字,以便與"九級浪"相銜接,並申明叛逆寫作在我生命中的決定性意義!

畢汝諧不可能不自由用筆,猶如劉三姐不可能不隨興唱歌；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