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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微觀的個人際遇，還是宏觀的歷史情境，都是選擇的結果。前者稱之為個人選擇，譬如我們選擇當農民工而不是去當人民公僕，選擇考大學而不是去當打工仔；選擇鑽營官場而不是去讀書做學問；選擇開私家車還是擠公交車上下班；選擇在水塘里養蛤蟆還是養王八；選擇奴顏婢膝賣身求榮還是選擇孤高桀驁特立獨行；選擇匍匐在地苟活還是站立着為信仰殉道；選擇他或她而非他或她為一生的伴侶；選擇殺雞過年而不是拎着刀子跑到街上去殺人……等等。後者稱之為歷史選擇或者社會選擇，譬如清王朝在列強欺凌下選擇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而不是奮起反抗侵略維護國家主權；歷史選擇勝者毛澤東當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敗者蔣介石只能退敗到台灣島上苟延殘喘；國家間選擇你死我活之戰爭還是平等相處之和平；中國選擇走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走實行私有制的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選擇改革開放，而不是堅持“兩個凡是”閉關鎖國等待國家破產；企業選擇布局海外還是主攻國內市場；城市選擇以房地產為經濟依託還是着眼於以科技創新作為支柱；鄉村選擇發展漁業還是發展牧業……等等。

可見選擇對個體來說決定一個人一段時間乃至於一生的生存狀態，對歷史來說決定一個國家、一個王朝的興盛衰亡。選擇是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的事情。我們說“生活”，我們說“社會”，實際上都是在說選擇。沒有選擇也就沒有生活，更沒有社會了。選擇當然是多層面的，既有精神層面的，又有生存層面的；有生物學層面的，更有哲學、政治學層面的。無論哪個層面，選擇都與自由度有關，我們說選擇的寬度，實際上是在說選擇的自由度。我們舉例政治哲學層面：自由主義認為選擇自由是個體自由的標誌，失去選擇意味着失去自由。換一句話說，自由取決於在個體生存中有多少選擇是自主做出的，有多少是被強制的。這樣說來，選擇還真是一件極為重要、甚至重於一切的事情了。

或許正因為如此，人在選擇的關頭一般都不敢馬虎，更不敢敷衍，只要是遇到需要選擇的事情，總是費盡周章，琢磨來琢磨去，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理性”。

一般來說，人類歷史基本上都是在正常軌道運轉的，即使在一段時間裡出現某些波折坎坷乃至於“脫軌”，最終也會重新回到軌道上來。就像人類不會毀滅一樣，歷史也不會毀滅。同樣，你也絕少看到有超出圈的人滿大街奔走，或極為反常怪異的事情接二連三發生，這都是因為“選擇”作為屏障，通過理性保護了歷史，更保護了人類。

既然選擇如此重要，在任何個體活動和歷史活動中都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那麼，出於想活明白一些的目的對這件事做一番考察，也就變得十分必要起來。跟“想活明白一些”有關聯的事情很多，我們該從哪裡說起呢？我想，還是應當從人的處境以及人試圖改變各自處境的行為、心理說起，在我看來這是人所面臨的最根本、最繁複，也最棘手的問題，是重於其他一切問題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其他一切問題都從屬於這個問題。

當然，這也是政治哲學範疇的問題了。

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1909-1997）在《自由的兩種概念》（1958）中，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做了令人信服的解析和論說，如果把這兩個概念引入我們的話題，那麼就可以認為無論消極自由還是積極自由，都是通過選擇將概念顯現為某種社會樣態的，也可以說，無論伸張自由權利的人還是限制、壓制自由權利的人，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通過選擇將他們的觀念轉變為社會實在的。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與反自由主義的衝突必定不可避免。這不僅是觀念的衝突，在社會層面更表現為驟烈的強迫與反強迫、壓制與反壓制的社會衝突。與歷史並行的自由之路從來都不是平坦的，這條路上撒滿了追求自由的人的鮮血，它告訴我們，談論選擇或沒有選擇的選擇，是極為嚴肅的事情，是無法也不能怠慢的事情。

選擇，就字面來說有“選取”和“抉擇”的意思，這裡自然而然就會有選擇的“範圍”和“寬度”問題，而選擇範圍和選擇寬度，不是別的什麼東西，正是選擇的條件，即：你是在何種條件下進行選擇的？具體說來，無論選擇還是沒有選擇，歸根結底取決於“條件”，是“條件”決定着選擇的自由度，自由度決定着選擇的寬度，或者反過來說，選擇的寬度就是人所擁有的自由的程度。

人面臨選擇的時候通常會出現三種情況：一、擁有選擇的自由，意味着你是自己意志和行為的主人，這裡沒有強制；二、不擁有選擇的自由，意味着你正在受到奴役和壓制，你不再是你，而是成為了某個人、某種力量的奴隸和工具，這意味着人或歷史已經無處可退；三、沒有選擇的選擇則意味着對限制選擇的條件的一系列妥協和退讓，這在某些情況下，我們可以說這是主體對自身的消解，而這種狀態又是絕大多數人都在採取的生存策略，因此，我們又可以認為，人所做的選擇通常都是沒有選擇的選擇。我認為探索“人為什麼會在沒有選擇的時候仍然要做出選擇”這件事有更家現實的急迫性，因為絕大多數人都被困在了這種生存窘境之中，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

有人說：“陳行之先生，選擇或失去選擇好理解，這‘沒有選擇的選擇’是怎麼回子事情呢？”

是的，一個人選擇做什麼和不做什麼是瞬間決定的事情，哪兒有什麼“沒有選擇的選擇”啊？但人們往往忽略了，就是“瞬間決定的事情”，也是在衡量過“選擇的寬度”、規避過無數限制條件之後才做出的。這種對選擇寬度和限制條件的衡量和規避，有時候是有意識的，這就是人們經常說“讓我想想”、“三思而後行”的原因。但是，人並不總是有機會“想想”，也並不是都有時間“三思而後行”，很多時候這種“想想”、“三思”都是在思維深處以潛意識方式進行的，只是沒有上升為顯意識被你感覺到而已。這就是說，我們面臨選擇的時候，明里暗裡往往都要經歷極為複雜的心理過程，這個過程又是與外界對我們有多少限制的思考和判定緊密相連，我們最終所做出的決定，即最終所做的選擇，不過是這個心理過程的結果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又有理由認為選擇的過程不純粹是心理現象，它更是社會現象、歷史現象。

我們對馬克思的如下話語已經耳熟能詳：“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1851-1852）他這裡所說的“創造”，在一定意義上就是我們說的“選擇”；而“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東西，就是我們所說的“選擇的條件”，不同點在於，馬克思着眼的是歷史創造，我議論的則主要是個人際遇。兩者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

本文意圖考察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人面臨怎樣的選擇條件的限制？人是在什麼情況下失去選擇的？人為什麼會在沒有選擇的條件下仍舊要做出選擇？這些問題分置於不同層面，我將儘可能把它們連綴為一個整體，這意味着我有可能不將個人選擇與社會選擇或歷史選擇做嚴格的區隔，而是將着眼點主要放在它們共通的規律性的東西上面進行探索。

2

按理說，選擇是每一個人先天享有的自由（即所謂的“天然權利”），這種自由是不可讓渡的，這是因為“他是一個人，一個有他之生活的存在者。”如果“有人用迫害威脅一個人，讓他服從一種他再也無法選擇自己的目標的生活，關閉他面前的所有大門而只留下一扇門，不管所開啟的那種景象多麼高尚，或者不管那些做此安排的人的動機多麼仁慈，都是對這條真理的犯罪。”（以賽亞·伯林：《自由的兩種概念》）然而恰恰是在如此關鍵的問題上，遠古人類由於受到對大自然認識的局限，是沒有這種清晰認知的，他們自覺或者不自覺地向超級存在物讓渡了這種自由，放棄了他們為自身利益進行選擇的權利。

具體說來事情是這樣的：在遠古時代，人們無法解釋自然界中存在的風霜雷電地震旱澇之類人類所無法控制的自然現象，於是在精神世界中就萌發出了源於“趨利避害”本能的鬼魅、神祗、圖騰之類的超自然觀念，試圖給世界一個解釋。既然所有這一切都不是人而是由鬼神操弄出來的，那麼，人們自然產生有人能夠與鬼神對話，勸告鬼神別把世上的事情弄這麼糟糕的願望，於是通過神話——人類各文明體都有自己的古代神話，例如希臘神話、中國神話等等——圖解這種願望，創造出了許多半人半神的英雄（代表“善”），與同樣是半人半神的邪靈（代表“惡”）進行搏鬥的故事，藉此尋找精神慰藉乃至於作為行動指南。所有想象世界都是現實世界的翻版，神話世界更是如此。這就是說，“諸神”不僅僅是圖解願望這麼簡單，它折射並認可了人與人之間由於聚居而產生“社會”、又在“社會”形成“統治”與“被統治”的政治關係……我們大體上可以認為，這是各民族神話都是在人類社會早期，即奴隸社會的時候產生的主要原因。

中國古代神話不像希臘神話那樣系統，中國的諸神往往是因為“有用”才守住牌位的，這也許和中國人歸根結底缺少精神層面的宗教情結、活得更現實有關。中國很早就有了能夠通達超自然世界並直接與鬼神對話的“上帝”（《尚書》：“昊天上帝”）、“天子”（老天爺的兒子）以及“王”之類的觀念（插一句：在殷商時代，“上帝”還不是我們現在通常使用的宗教用語，其本意是“宇宙萬物主宰”的意思，直到基督教東漸——據說最早是在公元7世紀，但已無文獻可考——進入中國以後，《聖經》中“God”一詞的中文譯文才借用了這個古老觀念），把他們作為與鬼神溝通的媒介或現實替代物來加以膜拜。

然而“請神容易送神難”，這件事一旦開頭，也就意味着再也沒有人可以控制“神”，無法不讓它沿着自己的途徑發展了。用我們今人的觀點看，“上帝”、“天子”和“王”當然全都是肉眼凡胎，免不了就會覺得被很多人膜拜這件事就像有人給丫撓痒痒一樣受用，於是由着性兒強化人們的敬畏心理，動不動就裝神弄鬼恐嚇被他統治的人民，說：“你們得拜我呀，否則怎麼辦？我要是到老天爺那兒說你們壞話，看你們丫倒霉吧！”這就是人類社會中“君權神授”說法的動機和來源，這種說法在中國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不僅皇帝這麼幹，造起反來的農民也這麼幹，歷史上改朝換代的農民起義和坐穩了皇帝的傢伙們，基本上都是用裝神弄鬼做輿論動員和統治合法性依託的。

譬如，陳勝、吳廣起義之前“又間令吳廣之次所龐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漢高祖劉邦降生是由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晚近到清世祖順治帝降生，“母孝莊文皇后方娠，紅光繞身，盤旋如龍形，誕之前夕，夢神人抱子納後懷曰：‘此統一天下之主也。’寤（睡醒以後），以語（告訴）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業。’翌日上（皇上）生，紅光燭宮中，香氣經日不散，上生有異稟，頂發聳起，龍章鳳姿，神智天授。”（《清史稿·世祖本紀》）還有一個例證，中國朝廷長時期以來都專設一個“禮部”，其重要職責之一，就是通過國家機構裝神弄鬼來強化皇權，作偽證說皇帝不是一般人，是上天的星宿，具有超人的能力，丫是代表上天對人實行統治的。

這當然是欺騙，然而中國人被欺騙久了，也就不認為那是欺騙了，所以中國的“王”（秦之前）、“皇”（秦之後）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王權”、“皇權”往往更加威嚴，更加蠻橫，對老百姓也更具有威逼和恐嚇的力量。在無所不用其極的恐嚇和威逼下，即使是比較清醒的中國人，也只好相信那些從人格上說很操蛋的傢伙們的說法，也虔誠地膜拜起朝廷和皇上來了。神話中的“神”終於降落凡間，變成了“皇”；作為超級存在的“朝廷”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國家”的觀念，也就這麼產生出來了。

眾所周知，在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制度設計中，有一個極為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家國同構”，“國”就是家，“王”、“皇”就是家長。中國人在極為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對此都沒有提出過什麼疑問，更不要說異議了。可憐的老百姓面對朝廷、皇帝時，出於“趨利避害”、“活着”、“活下去”的原始本能，腦子裡總是迴旋着《紅燈記》李鐵梅抱住李玉和喊出的那句台詞：“你就是我的親爹！”這種精神特徵，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堅固的政治倫理基礎，因之，李慎之先生總是強調說中國專制主義的根系特別粗大，是很有些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廣為流傳的歌曲，歌中有“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的歌詞，就可可兒地印證了這種政治倫理是如何荒謬到“扯”的程度、把人從人的位置上移開的。

在我們的話題中，這意味着朝廷即“國”具有了無限的選擇的空間，“民”則相應地失去了選擇的空間，換一句話說，“國”每增加一分選擇的空間，就意味着“民”喪失了一分選擇的空間。這實質上是自由的增加與減少的問題。所謂“選擇的寬度”，也是在這裡說話的。

3

此種情形不獨發生在東方，西方也是這麼走過來的，並且走得同樣也很野蠻，所謂“中世紀黑暗”說的就是這種情形。我們還可以換一種方式來描述這件事情：在文化上，中國和西方雖然有很多迥異之處，然而在一件事上走的卻是基本相通的路徑，在人類歷史的某個時段不約而同製造出了一種超自然和超社會的對人具有約束性、強制性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權力。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經常使用幾與“國家”、“權力”等同的“強力”的概念，在內涵上大概就屬於這個範疇。中國古代典籍中“權”、“范”之類的詞語，直接或者間接地表達的也是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在人沒有從本質上獲得解放之前，作為強力的權力只是極少數半人半神的“超人”的特權；權力既然帶有神的意旨和屬性，自然從來都是用來服從而不是用來違背、用來被抵制的，這意味着人（具體說是“民”）永遠是權力的對象而不可能成為權力的來源，即使孟子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沒有改變政治運行的實際狀態。

這是一種什麼狀態呢？一言以蔽之，是權力大於權利的狀態，是權力壓制權利的狀態，是人被奴役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甚至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具體到選擇的話題，你連自己的主人都不是了，還“選”他媽什麼“擇”？！這實際上是“選擇的條件”的問題，我們所說的“選擇的寬度”這件事，正好涵蓋在這個問題之中。

英國思想家洛克對這種狀況極不滿意，他認為建立國家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個人對生活、自由和財產的自決權，凡是與此相違背的都屬於非法。他曾經氣呼呼地宣布說：“凡是圖謀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處於戰爭狀態！”（引文自洛克《政府論》，1689年）用我們的話說就是：“草泥馬！你他媽的想欺辱我？我跟你丫拼了！”雖然是一句氣話，卻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西方政治思想家要求個體權利及與之相對應的人的解放的精神覺醒，反映了社會運動深處所涌動着難以遏制的自由主義的大潮。

順便說一下，就在洛克氣呼呼說出這句話的同一年，歷經光榮革命洗禮的英國發生了開啟西方憲政歷程的載入人類史冊的偉大事件，這就是英國國王威廉三世簽署《權利法案》即《國民權利與自由和王位繼承宣言》，根據這個法案，確定了英國人民擁有如下不可被剝奪的民事與政治權利，包括：國王不得干涉法律；和平時期未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維持常備軍；非經議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人民有向國王請願的權利；人民有配帶武器以用以自衛的權利；人民有選舉議會議員的權利；國王不得干涉議會的言論自由；人民有不遭受殘酷與非常懲罰的自由；人民有在未審判的情況下不被課罰金的自由；國王必須定期召開議會……等等。

這裡有一種現象很耐人尋味：由於我們直到很晚很晚才接觸到這些概念，這就使我們產生出一種錯覺，感覺那些事發生的時間離我們似乎並不遙遠；而同一年的中國即清聖祖康熙二十八年發生的事情，比如康熙爺正在為九子奪嫡的事情不勝煩擾，導致數百人被殺的文字獄“明史案”、“南山集案”更是出自這位“千年一帝”之手，離我們卻似乎已經很遠很遠了，這與我們對世界歷史內容的了解順序有關，與我們的精神成長的年輪刻度有關……唉！這已經是另一個一言難盡的話題了，不說了吧！

沒想到洛克們還真“拼”出了結果！這個“結果”，就是歐洲國家經由文藝復興運動（14世紀-17世紀）、光榮革命（1688-1689）和啟蒙運動（17世紀-18世紀），終於導致“一座座火山爆發，一頂頂王冠落地”，壓制人、奴役人的舊王朝瞬時間頹傾為一堆瓦礫，個人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解放，獲得了空前的選擇空間。這意味着自由不再是書本上的抽象詞彙，而成為了切切實實的人生內容，人享受到了在過往生活中從未享受過的個體尊嚴。在更廣闊領域，也就是在社會制度演變和歷史發展層面，將普遍人權和自由主義理念通過必要的程序（所謂“三權分立”，所謂“程序正義”）終於把“國家”（王權、權力）關進了籠子裡，社會政治運行出現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形態，歷史終於開啟了被譽為普世價值的自由、民主的大門。這是人類自軸心期發生思想大爆炸以來最值得驕傲的精神覺醒，只要你承認人性的普遍性，你就不能不認為它完全有資格擁有“普世價值”的價值。

在遙遠的北美大陸，甚至誕生了幾乎可以被認為洛克思想範本的偉大國家美國。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通過《論美國的民主》（寫作於1835年-1840年，正值我大清道光年間）一書，對美國民主制度（社會文化和價值觀）對美國社會及美國人的影響做了全面考察，指出了激進的個人主義和純粹的市場資本主義是美國之所以為美國的主因。他好像從來沒考證過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母親是否被黃龍纏身而受孕，他降生的時候上天是否有異象，屋子裡是否有紫光繚繞，趴在他媽懷裡吃奶的這個娃娃是否從那時候起就開始思考美國人民和整個人類的命運……反之，美國的皇帝、朝廷在他眼裡就是“一般人兒”，就是所有人群聚居時所共有的那種樣態，這一點挺讓人稀罕的。也正因為如此，托克維爾的考察和議論才帶着難得的人間煙火氣，很容易被人所理解，這本書也進而成為了人們爭相閱讀的佳作。說實在的，沒有托克維爾的闡述，美國的光芒是不至於如此耀眼的，更不會具有如此規模的世界性影響。

當然，美國不是由於政治思想家議論才變得偉大的，一百多年來，無論在理念上還是在實踐上，美國都被認為是人類文明的燈塔，它以其特有的自由精神深刻地影響着世界，改變着世界。難道不是這樣的嗎？想一想，如下文字曾經激動過多少還沒有獲得自由、正在爭取自由的人的心靈：“我們堅信如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他們被上帝賦予某些不可讓度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予以更換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引文自美國《獨立宣言》，1776年）“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引文自美國《權利法案》，1792年）正是這些被後人稱之為自由民主的理論、自由民主的文化、自由民主的道路，才把美國推到了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位置。即使是在托克維爾考察美國的那個年代，美國人的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也都鐫刻在了骨子裡，隨後二百多年更是在不斷強化着這種自信——最近五百年以來，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就，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科學技術上對人類做出如此巨大的貢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美國的建國先賢們留給後世的精神遺產，是屬於全人類的瑰寶。

寫到這裡我想插一句：人類目前來到了又一個十字路口，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具體說，美國也在變，在當下它甚至已經變得讓人認不出了——誰也沒想到，有一天“民主”會把一個惡霸級的流氓、一個道德完全破產的瘋子推舉到大統領寶座上，目前這位大統正領帶一群各自懷着野心的極端主義的政治流氓滿世界撒野，極大地敗壞着美國的名聲；曾經讓美國光耀天下的自由、民主似乎正在成為笑柄，誰也不知道未來世界會是什麼樣子……不過這已經是又一個更加複雜的話題了，我們不去管它了吧！

4

人的解放對人所面臨的選擇的寬度很重要麼？不言而喻，很重要。

最近我們國內有一位叫金什麼的先生，到處鼓吹西方文明是因為率先實現了工業化才在近四五百年以來走到世界前面的；小日本敢於侵略欺辱中國，也是因為他們先於中國實現了工業化。而金先生反覆做這種強調，歸根結底是為了說明，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唯一的原因是由於中國趕上來，也實現了工業化，金先生由此斷言中國取代美國只是時間問題……當然，他很聰明地在這裡預設了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我們內部不出問題”，至於“我們內部”出不出“問題”？有可能會出什麼“問題”？極聰明智慧的金先生嘿嘿嘿，顧左右而言他，不再細說。我理解，是他實在不好細說，也不敢細說。

說實在的，我不覺得金先生的觀點有什麼錯訛，反之，我認為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見識歷史的視角，是很有價值的，然而我強烈質疑這種把生產力發展強調到歷史發展主要甚至是唯一推動力的觀點是否全面？是否準確地反映了歷史事實？或者乾脆說，如果忽略人類啟蒙思想大爆發的社會運動，忽略源於個人主義的人的精神解放，忽略通過亞當·斯密式的市場——所謂“看不見的手”——在沒有國家作為中介的條件下建立起社會秩序，忽略一整套國家制度和政治運行機制相應發生的調整和改變，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是否就因為搞了工業化就能夠必然發展？工業化的實現難道僅僅是冷冰冰的大機器生產所導致的結果嗎？難道僅僅是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帶來的結果嗎？我不這樣認為，世界歷史也不這樣認為。沒有“人”的精神覺醒和解放，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中國明清兩朝就是這樣錯失至關重要的歷史機遇，從而與工業革命擦肩而過，沉墜到幾乎亡國滅種的悽慘境地的。西方國家以及金先生曾經提及的日本，不是都提供了許許多多令人深思的與中國遭際完全相反的例證和證明麼？不說歐美，就是同屬於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近代不是也曾經成為中國精英先進思想的來源之一麼？我們就連明治維新那樣的思想成果也從來沒有收穫到，我們曾經的五四運動，呼喚的不也正是這種我們所嚴重缺失的東西麼？這種令人尷尬的現實，我們不該閉上眼睛假裝沒有看到沒有聽到呀！

我們還是回到關於選擇的話題本身。

選擇條件對人的選擇限制有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是權力的限制，這種狀況幾乎與全部的中國歷史相伴相隨，中國傳統文化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以及“三綱五常”等觀念，都把“民”固化在了權力對象的位置，兩千多年以來都沒有實質性的改變。我以前說過，中國政治過於早熟——有人考據說，早在夏朝時期中國由“酋邦”向早期“國家”的演變中就含有了皇權專制的因子——中國也因成熟而滯重，中國傳統文化中拖帶着太多太多的精神負累，其中最核心的負累是將權力神化成為一種哲學，這種哲學不僅是觀念性的，更是制度性、體制性的，具有靈活的與時俱進的可操作性。

如果往前淵源，我們尤其應當注意到春秋戰國時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學家管仲（前725年－前645年），這位被視為中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宰相的先生提出“利出一孔”的概念，對皇權統治的機理做了極為精準的描繪，或者說，給君主提出了一條極為陰鷙歹毒的建議。丫是這樣說的：“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隘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語見《管子·國蓄》）

什麼意思呢？意思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權益必須由國家（朝廷、政府）統一掌控，如果國家守住了利益唯一輸出者的位置，那麼這個國家想不強大都難。那要不是這樣，而是由兩個機構掌控和分配利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管仲說，那你的國家力量就將削弱掉一半。假若發生了更嚴重的情況，譬如由三個機構（如現當代的“三權分立”）掌控和分配利益，那你這個國家也就完蛋了。管仲先生接着論述說，以前的君主都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們總是儘可能限制民眾獲取利益的企圖心以及獲利的途徑，以達到只能由君主輸送分配利益的目的，這就是說，君主說給你就給你，君主說不給你就不給你，君主讓你丫貧困你就富不起來，君主要是想讓你富足起來，你就是啥也不干也會錦衣玉食住高宅大院騎高頭大馬。

這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們可以做這樣的設想：你被圈養起來，你獲得食物維持生命的唯一途徑是主人手裡提的那桶泔水；你不能叫，不能隨便哼哼，否則就讓你餓飯，或者遭受辱罵和毒打；你更不能思索自己的處境，主人會警惕地想：“豬都開始思索了，還有我們的安生日子嗎？”你同樣得挨打，甚或在你的脖子上多加一條繩索，為此你既屈辱又苦悶，哀嘆說：“這哪兒他媽是人過的日子啊！”問題是你根本就不是人，自從你被圈養起來那一天起你就不再是人了，哀嘆有個屁用？！

中國皇權專制主義的參天大樹不只“利出一孔”這一個枝幹，你比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件事，不是早把等級有序的政治結構恆定在那裡了麼？既然你做人的資格都被“綱”了出去，你當然也就不再是人了，所謂的“臣”、“子”、“妻”當然也就喪失了其作為個體生命的意義，變成了“非人臣”、“非人子”、“非人妻”，成為了符號。同樣，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類的維護等級秩序的信條，不正是維繫和支撐這棵大樹的筋脈麼？不正是套在人們脖子上的一條條枷鎖麼？只能用一個孔道呼吸的人意味着失去了選擇、失去了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做人的資格，變為了可資利用的器物。在如此嚴峻窘迫的生存環境裡，皇權重壓之下的老百姓除了擁戴君主為日月、將君主視為父母一樣的至親之人之外，丫還有別的道兒可走嗎？！兩千多年以來，“利出一孔”成為歷代君主的治世法寶金玉良言，成為所謂的統治秘籍，實在不是偶然的呀！

然而無論是誰，無論他的地位多麼卑微，誰會願意這樣活過自己的一生呢？於是人們就反抗，就鬥爭——如前所述，這就是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由西方社會發軔、在全世界範圍內普遍發生的事情。歷經數百年血與火的考驗，人類從根基上瓦解了“君權神授”的謊言，收回曾經不得不讓渡給強權的自由、重新奪回選擇的權利以後，對所謂“國家”就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與見解，有了關於國家以及國家的對象“民”的各種各樣的說法和辨析，譬如“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康德）、“國家的本質特徵，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馬克思）、“國家是必要的惡”（托馬斯·潘恩）、“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列寧）、“國家是掠奪別人並防止別人來掠奪的工具”（陳獨秀）、國家“對人的定義加以足夠的操縱，自由就會包含着操縱者所希望的任何意義”（伯林）等等，近年來關於“國家主義”、“威權主義”的思考和討論也很熱絡，真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這些言論讓人類洞見到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推翻了“君權神授”的觀念，在權力沒有被完全關進籠子裡之前，人在很多種情況下也還不是自己的主人；即使是在啟蒙運動使人獲得充分解放以後的近現代、甚至於當代也是如此——“鬼神”消失了，國家利維坦卻又橫空出世了——這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在某些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人從歷史運動中得到的那些東西，是有可能重新丟失的，或者說，從來沒有得到那些東西的人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會與那些東西漸行漸遠，以至於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不是變得越來越清晰，而是變得越來越模糊，甚至於變到雲裡霧裡完全看不清楚真實處境的程度……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就可以認為人的自主性消失了，自由消失了——用我們這篇文章的語境表述，就是人失去了選擇的權利，選擇成為了沒有選擇的選擇。

自由主義思想家很早久意識到這是一種迫在眉睫的危險，不約而同對人類發出了提醒和警告：“如果說篡權是行使另一個人有權行使的權力，那麼便是行使越權的、任何人沒有權力行使的權利，這就是指任何人利用他所掌握的權力，不是為了處在這個權力之下的人們謀福利，而是為了獲取他自己私人的單獨利益”（洛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訂出足夠的法規來規定人們的一切言論和行為……人們有理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認為最有利於自己的事情”（托克維爾）；“迫使一種意見不能發表的特殊罪惡乃是它（國家）對人類的掠奪”（密爾）；波普爾強調國家是必要的禍害，既要發揮其保護公民自由的職能，又要時時提防它為非作歹；哈耶克則從經濟學角度反覆強調，壟斷是對自由的限制與打擊，國家壟斷比私人壟斷對自由的打擊更為嚴重；在一個競爭的社會，人們的選擇自由基於這樣的事實：如果某個人拒絕滿足人們的願望，那麼人們可以轉向另一個人，但是如果人們面對的是一個壟斷的組織，那就只能選擇惟命是從。（轉引自顧肅：《自由主義基本理念》，2002年）

事實證明，自由主義思想家的警告是對的，是反映了人類真實處境的。

5

至此，我已經解答了“人面臨怎樣的選擇條件的限制”、“人是在什麼情況下失去選擇的”問題，那麼，人為什麼會在沒有選擇的條件下仍舊要做出選擇呢？

我們還是從這些問題所涉及的共通的規律性的角度進行探討。

我們首先設問：“人的自主性消失”、“人失去自由選擇的權利”、“選擇成為了沒有選擇的選擇”究竟是好還是不好？這要兩說。你要是從省心的角度說，也沒什麼不好，失去選擇，被關在圈裡豢養自有被豢養的幸福——子非豬，焉知豬之樂？到什麼時候你都不能下斷言說臥在泥窩子裡等待餵養的豬不幸福，豬不會同意你的看法，豬會說：“事情其實都是被你們丫有事沒事吵吵起來的，哪兒那麼嚴重？”而我要說的是，自從“權力”作為精神物象出現在人們的大腦里，人的選擇也就被迫接受了非我（即不能被我所控制）的條件約制，從這一刻起，所謂選擇自由當然也就不存在了。所謂“沒有選擇的選擇”，正是從這種約制中歸納和總結出來的。

在我看來，“沒有選擇的選擇”是一件極為嚴重的事情。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事情荒謬到了即使你失去選擇的條件，你還必須得做出選擇，這就好像一個人按住你的脖子，強迫你管他叫爹一樣，是一件很屈辱、很沒面子的事情，阿Q兄弟就遭受過這樣的待遇。我們還可以換一種方式來說這件事情：一件事被認為極為嚴重，一定涉及如下兩個方面：一、在性質上它是必須引起警覺的；二、在量級上它是不能被忽視的。“沒有選擇的選擇”這件事恰恰滿足了這兩個條件，它甚至關乎本文標題“選擇的寬度”包含着的最核心意旨。

我們前面已經論及，在皇權專制主義狀態下，“民”只有相對於“帝”、“皇”才表現為某種形式的實在；同樣，“選擇”只有在失去選擇的情況下才表現為某種形式的選擇的“自由”，這裡所謂的“自由”當然也就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了。這種情形通約於人類社會的幾乎所有階段，並且隨着權力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不斷擴展。譬如金錢也是一種權力，並且是更通用、更強大的權力，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通常所謂的金錢社會）在某種意義上也屬於我們正在議論的關於權力話題的範疇。

毋庸諱言，在權力話題的範疇之內，儘管人類經歷了精神解放運動，但是隨着時間的延展，人們驚訝地發現，截至目前，人類的處境不是變得更好，在一定的社會狀態（權力萬能的極權主義社會、金錢萬能的資本主義社會）下甚至變得更糟了。在這樣的狀態下，人失去選擇而又不得不接受失去選擇的處境，這並非只是某一社會階層、社會團體或者社會個人的困境，而是廣泛的社會現象，甚至可以說，是所有社會形式都具有的社會內容，是人類的普遍境況——話說到這裡，我們已經部分地進入到存在主義哲學的領域了——這種境況甚至可以被我們這些處在社會生物鏈末端不太追問存在的意義的人感覺到，說明無論在“質”還是在“量”上，它都很嚴重很普遍了。

唉！人怎麼就落到如此憋屈的境地了呢？人是如何做沒有選擇的選擇的呢？

我們說一個常識。

除非遇見鬼，物體的運動一定是某種作用力的結果，物理學如此，社會政治學也是如此。你比如一個人這個樣子而非那個樣子，必定有他的緣由，這種緣由大體上由兩種因素構成，一是爹媽給的，即遺傳的因素；再就是社會給的，即社會塑造的因素。如果有人拍着胸脯說他聰慧絕倫天生就是當領袖的料，或者是神使他成為了救世主，成為了最有錢的人，那麼你就可以毫不猶豫地判斷丫是一個騙子，政治騙子、宗教騙子或者經濟騙子。

我們常說人是精神的容器，人無論多麼卑微，在他的靈魂世界裡都喧囂躁動着精神活動，沒有一刻鐘的停歇。人難免會在某些特定的時候起一些玄想，問自己：你怎麼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了呢？你小時候曾經想過你最終會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嗎？你現在這個樣子是自身發展的結果，還是某種非你所能控制的社會矯正的結果呢？你滿意現在這個樣子嗎？如果有機會來世上重新走一遭，你會再重複一次你走過的人生之旅嗎？琢磨來琢磨去，甚至“為伊消得人憔悴”，人竟然是找不到答案的，這就是說，這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

一般來說，極難回答的問題一定含有耐人尋味的東西，而耐人尋味的東西一定含有未曾被發現的道理，所以思考很難回答的問題是很有必要的，哲學的發現、人生的頓悟、生命的體驗之類，往往源自這種看上去未必有用的思考。結果，一些思想先行者發現，構成一個人內在本質的東西，源於社會的要遠遠大於爹媽給的。這就是說，你之所以成之為你，既不是爹媽所能掌控，亦不是你自己能夠把握的，你只是環境即社會綜合作用於你的一種結果——這話有點兒拗口，我們用自己的語言這麼說吧：偉大領袖、亂世梟雄都是一定條件下的社會產物，爹媽生他的時候，絕對想不到懷裡這個六斤多的粉嫩肉體，將來會成為大救星帶給人民無尚的幸福，或罪惡滔天雙手沾滿人民的鮮血。所謂“時勢造英雄”涵括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然時勢可以造英雄，造精英，那麼時勢當然也可以造狗熊，造庸眾；更可以造梟雄，造奴隸，這就要看歷史的意願了。

就絕大多數人來說，既不是英雄，亦不是狗熊，更不是梟雄，而是在尋常世界中討生活的尋常人而已，人走的路是絕大多數人都在走的路，此種情形似乎通約於所有朝代。這裡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情形，除非在極為特殊的情況下，一種社會情態往往不是直接的社會強制的產物，這就好比河流里出現一塊足以改變河水流向的岩石，直接觸碰到岩石並改變方向的河水只是河流中的極小部分，絕大多數河水都是在沒有直接觸碰到阻力的情況下隨着前面的水流改變流向從而造成整條河流改向的。如果我們將這種情形引申為某種政治情態所導致的社會情態變化，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作為個體的人的迷失——也可以稱之為社會異化——往往不是直接的社會強制的結果，而是一種經由某種形式的“自主”心理過程所做的自我矯治，是“我”出於安全和生存的需要，或者說，依據古老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能，根據客觀情勢所做的自然而然的自主選擇，即沒有選擇的選擇。

社會領域中沒有選擇的選擇來得既深入又持久，甚至可以說，決定人們“選擇”的事情，絕大部分都是在“沒有選擇”的隱性條件下實現的，這就決定了某種社會樣貌的出現，要遠比人們從表面上看到的來得深刻和複雜，人的處境要遠比人們所感覺到的更加困窘和難堪。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的辯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一書中，令人信服地描述了這種往往被人忽略的社會樣貌和與之相對應的人的處境，不過她主要着眼的是人類中與之相關的另一種情形，即失去選擇的人往往會與強制他們進行選擇的人共生共在，甚至於彼此打情罵俏，從而在社會層面大面積製造所謂“平庸的惡”。這一點我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

我前面說過，這種匪夷所思的境況，甚至可以追溯到到茹毛飲血的遠古時代，人類出於生存和延續後代的需要，就是用接受失去選擇的辦法來辦這件事情的；這件事已經具有了生存競爭優勝劣汰的生物學問題的色彩——人作為一種生物，儘管他很高級地脫離了動物界，他也無法擺脫自身在大自然中的處境，無法擺脫因這種處境而產生的的精神特性。

權力——皇權或者金錢——不僅製造了“社會”，更製造了一種看上去很自然的“自然生態”，所有人都將各歸其類。當然，如果有人抬槓說：“我就不是這樣的人，我依據本性活着，憑什麼要看限制我的那些東西們的臉色？”我也沒辦法，我只能說，這個傢伙太高看自己了，你想成為的那種人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換一句話說，如果有一個人真的能夠如此天馬行空，無邊無垠，他也就不太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存活下去，早就“死”掉了。

人類的宿命有萬千種，最普遍也最無情的往往就隱藏在每一天看似平常的生活之中，種種莫辨其形的威脅與人如影隨形，種種來自於靈魂深處的恐懼使所有人試圖安安靜靜地活着都成為了奢望，人就像螻蟻一樣隨時都會被強力碾壓為齏粉，美國黑人弗洛伊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白人警察“跪殺”的，“戊戌六君子”就是這樣為信念付出生命代價，將一腔熱血頃撒給大地的。

6

在這裡我必須強調一種不能被忽略的情景。

你不要以為沒有選擇的選擇是很痛苦的事情，事實上，在精神瞽蒙的狀態下，沒有選擇的選擇是很快樂甚至是很幸福的；你也不要以為感覺幸福快樂的僅只是少數人，無情的事實是，絕大多數人都是活在這種狀態之中，你只要稍微關注一下人們的精神狀況，就會發現人在幸福與快樂中消泯了作為主體的個體感覺，將主體融化到了作為強力的客體之中，這當然意味着“我”消失了，行走在人間的，就是生物，就是器具，你沒有辦法的。“強力”對於人的精神屠戮，往往來的更加殘忍，更加綿長。這種屠戮甚至讓人感覺不到痛苦，人們往往會在極度舒適中死去，直到死去了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陝北插隊的時候，就曾經遇到這樣一種觸目驚心的景象：明明由於實行帶有烏托邦性質的集體生產導致餓殍遍野，甚至於整個村整個村集體逃亡外出討飯，或者因為強制、或者因為身體原因沒辦法出走的人卻還在整天開會批判資本主義道路，用最決絕的語言宣稱要割資本主義的尾巴。在點着煤油燈的黑黢黢的窯洞裡，在燒玉米芯子的火盆的煙火繚繞之中，看着那些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站在台子上生澀地使用報紙語言發言的莊稼人，初諳世事的我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覺得整個世界都變形了，都扭曲了，覺得冥冥之中有一種不辨其貌的鬼神般的力量，將人變成了眼前這個樣子。當然，我是在以後很久很久才意識到那種力量究竟是什麼力量的。

 “人世間沒有一個權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擁有的權利無可侵犯，而使我願意承認它可以任意行動而不受監督，和隨便發號施令而無人抵制。當我看到任何一個權威被授以決定一切的權利和能力時，不管人們把這個權威稱做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作民主政府還是貴族政府，或者這個權威是在君主國行使還是在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了種子，而且我將設法離開那裡，到別的法制下生活。”（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任何人都不要清高地以為“我”不是這個樣子的，“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當人置身於這片山林的時候，是無法產生作為精神的容器的人的感覺的；人就是一株草，一片碎石，一隻蟲豸，人只能像草石蟲豸那樣感覺世界，只能像草石蟲豸那樣感知“自我”——即使是“自我”，也是被鬼神使用鬼神手段替換了的，那不過是草石蟲豸的自我，一種不存在的存在而已。

人聚合成為水流，水流在並沒有直接觸碰到岩石的情況下，卻全部改變了流向；如果這僅只是個人悲劇的話，還是可以忍受的，問題是實際情形比這要嚴重得多：由於水流改變了流向，於是導致了整條江河的流向都發生了改變。長此以往，如果整條江河成為了這個世界上的異質物，一種特殊到讓人害怕的異質物，那才是最可怕的。

我們從中國漫漫兩千多年皇權專制主義歷史和世界性的民主危機中，看到的就是這樣的情景。

2020-6-25，端午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