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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2019）以來，重慶以“打黑”開始了一場符合民眾期望的運動，一個個占據國家政府權力寶座的黑幫人物相繼落馬，可謂成果大焉！在這個鮮有“符合民眾期望的運動”發生的世界，遙遠的山城仿佛一下子成為了人們心中的聖地，筆者頗為興奮地撰寫了《權力罪惡是一切社會罪惡的淵藪》（2009-11-17）一文，向重慶表達敬意。

我寫道：“重慶‘打黑’無意間掀開了社會帷幕的一角，善良的人們看到了社會深處的黑暗景象，人們不得不懷疑：重慶是這樣，天津是不是這樣？上海是不是這樣？北京是不是這樣？廣州乃至於全國任何一個城市和鄉村是不是這樣？還有多少民眾成為罪惡勢力刀俎下的魚肉？還有多少社會黑幕沒有被揭開？我認為這種懷疑順理成章，即使你動用全部國家宣傳機器也無法說明重慶僅僅是一個特例，你更無法用遮天蔽日的謊言消泯人們內心的種種疑問。……所有社會罪惡都來源於權力罪惡，權力罪惡是全部社會罪惡的淵藪。一個正派社會沒有什麼別的秘訣，就是把權力關在了籠子裡；一個不正派社會也沒有什麼別的奧妙，就是權力橫行在大地上。把權力關在籠子裡的社會被稱之為自由民主的社會；權力橫行在大地上的社會被稱之為不自由不民主的社會。”

我或許把重慶“打黑”歸結到“把權力關在籠子裡”的社會行為範疇了，其間甚至還寄寓着對那個城市的期待。但是與“打黑”交錯發生的很多事情，卻讓人一頭霧水，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其中一件事就是“2008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倡導下，重慶市廣泛、深入地開展了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活動，在全國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並得到了中央領導的高度評價。據統計，（截止到當下，即2010年11月）重慶市已累計開展紅歌傳唱活動約13.3萬場，參與市民達8000萬人次；‘讀點經典’叢書出版22輯，發行量1075萬冊；有一定規模的故事會舉辦了7.47萬場；全市手機用戶轉發箴言1.6億條次，QQ天天傳箴言參與用戶達到447萬人次，呈現出‘內容具體化、形式生動化、主體群眾化、機制常態化’的特點。”（《中國文化報》，2010-11-4）

不恭敬地說，這些中國人民並不陌生的勞什子已經有文化大革命期間“天天讀”、“早請示，晚匯報”、“紅海洋”、“背誦老三篇”、“大唱革命歌曲”、“跳忠字舞”的色彩，而文化大革命正是極權專制主義暴政對我們祖國和人民荼毒最為劇烈的時候，誰會想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將近40年以後，改革開放進行30年以後，那不堪回首的歷史圖景竟然又在重慶復活了呢？真是讓人有一種恍若夢中五味雜陳的感覺，就好像我們充滿渴望地欣賞憨態可掬的大熊貓，結果大熊貓不見了，一群呲牙咧嘴的豺狼突然出現在眼前一樣，驚愕、迷惘乃至於恐懼油然而生，關於重慶的輿情也隨之發生變化，網絡上出現了揶揄、調侃乃至於更為尖銳的批評的聲音。

“唱紅歌”與“打黑”顯然不在一個邏輯鏈上，兩種風馬牛不相及的事物突然有了勾連，猶如上與下、左與右、南與北、東與西、白與黑、真實與虛假、忠誠與背叛、善良與邪惡等彼此對立的東西攪混在一起，打破了人們慣常的思維邏輯，出現某種程度的驚愕是很正常的事情。

“既然這樣，陳行之先生，你還要說什麼呢？事情就是那麼個事情了，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總是懷有一種從社會事物中辨析內在機理的熱情，難道在這件事中也蘊含着某種值得玩味的東西麼？那是什麼東西呢？”

我就來說說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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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接到一位八十歲讀者老人的來信。

“……我童年和青少年時生活於淪陷區和新四軍的抗日根據地，也算是抗日戰爭的過來人了。1944年冬天，當我看到幫助中國抗戰的美軍飛機沿着長江飛行時，真是激動不已，在內心裡歡呼着：天快亮了！這個美麗的回憶伴隨着我一生……然而這不是我要說的，我想說的是重慶。重慶市在‘唱紅打黑'之後，又要修建一條‘紅色之路'，本人很不以為然。重慶市何也？重慶是我國八年抗戰時期的中華民國的首都，是這座光榮的城市領導着全國民眾抗戰，一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這座城市寫下了悲壯慘烈、英勇無畏的偉大歷史，全國沒有第二個城市能夠與之相比。既然為了記錄歷史而修建‘紅色之路’，那麼，本着對歷史和這座英雄城市負責的精神,是不是應該同樣修建一條‘抗戰之路'？是不是也應當豎立為抗日戰爭勝利做出過傑出貢獻的蔣介石委員長的塑像？是不是也應當豎立為中華民族解放拋灑過熱血的杜聿明、孫立人、薛岳等抗日名將的塑像？這取決於執政黨和那位倡導‘唱紅打黑'的大員的襟懷和氣度。我揣測，這顯然是不可能的。”老人接着寫道：“‘紅色之路’上的標語應該貼切史實，而現在那些標語顯然牛頭不對馬嘴……嗚呼！是渾然不知重慶歷史還是佯作不知有意抹殺？他們難道是想塑造一個沒有歷史的重慶？哀哉！”

我當然願意遵從老人囑託寫一寫重慶發生的事情，但是這種承諾無法減輕這位素不相識的老人“一個沒有歷史的重慶”的悲嘆帶給我的沉重。我自認為是一個堅強的人，但是在這句話面前，我的心情卻久久不能平靜——老人20歲的時候迎來了全國解放，他一定高唱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定歡呼過“我們偉大的祖國從此走向繁榮富強”，60年過去，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一天天衰老了，令人唏噓的是，直到耄耋之年，這位老人都沒有機會為祖國終於實現自由和民主而抒發感慨，他惦念不忘的竟然是對失去歷史的憂慮和擔心！這裡邊有多少悲愴，多少哀傷，多少淒涼！

是啊，我們奮鬥了半個多世紀，我們自認為不管有多少坎坷多少挫折總是在推動歷史前進，誰也不會想到，我們為之奮鬥的國家竟會變得如此委瑣如此膽怯，就連自己民族曾經的波瀾壯闊的歷史都感到恐懼！是什麼人用什麼手段把我們劫掠到了這條很少有人行走的特色之路？是什麼人用什麼手段讓一個偉大民族集體失去了歷史記憶？是什麼人用什麼手段使人們不敢說出對現實的觀感？是什麼人用什麼手段讓人喪失了對未來的正義想象？

是權力，嚴格一點兒講，是國家權力。

1949年革命的劃時代意義，當然可以歸結為一種政治力量用突變的方式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運行方式和由此決定的文化狀態，但我們也可以用更簡單的方式來概括它：當一種政治力量在沒有任何約束的條件下登上歷史舞台，並且試圖按照自己的劇本演出的時候，事實上也就為極權專制主義植入社會準備好了溫床。極權專制主義一旦獲得國家形態，那麼，它對社會各個層面的擾動就會作為阿倫特所說的那種“極權主義運動”持續地發生，在“運動”的過程中，社會結構被潰解，極權主義生命體則從社會潰解的流液中汲取營養，不斷獲得滋潤，直至成長為干預一切控制一切支配一切的超級力量。

我們看到，從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在不到10年時間裡，在這種超級力量的干預、控制和支配下，存在了幾千年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中國社會被徹底顛覆，進入到了一種國家權力意志無所不在、民間社會徹底消失、個體生活空間被無情擠占和壓制的奇境之中。

在民間社會消失的狀態下，人作為個體面對的再也不是社會，而是國家——如果說以往作為個體的人是在社會過程即在與他人的聯繫中確立自我、證實為“在”的話，那麼現在你只有在國家過程（國家意志政治化）即在與國家權力的聯繫中才能夠確立“自我”、被證實為“在”了，於是，構成人的本質的東西，譬如社會存在以及由這種存在衍生出來的人性和道德，必將發生劇烈的變動和位移，自我成為非我，人作為社會存在物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某種“國家化”了的東西。最近幾年，我曾經反覆說明，我們今天遇到的所有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都源於這種人與社會的自然關係的非正常斷裂。人都斷裂了，民歌作為人的精神形態產品也必將與人的本性發生斷裂，成為某種異己的東西，“國家化”為某種意識形態工具。

理論總是讓人費解，我們通過民歌演變來說明這是怎樣一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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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陝北插隊之前就對陝北民歌充滿了期待，但是，1969年1月，當我來到陝北的時候，沒有在被積雪覆蓋着的高原聽到任何我所期待的那種歌聲，勤勞忍耐的陝北老鄉在我們的要求面前十分恐懼，連連擺手說：“那歌可反動哩，不敢唱。”後來，在我們反覆央求下，在一個只能容下兩三個人的山窪窪里，一個中年漢子才羞澀地唱起來：“青線線那個藍線線，藍格英英的彩……”

聽慣了狼嚎一樣的文化大革命歌曲，我們都被這首曾經在陝、甘、寧、蒙、晉廣為流傳的《藍花花》感動了，那優美的旋律，悽美的故事，喚醒了蟄伏在我們靈魂深處最為柔軟的東西，整個世界都安靜極了，在黃土高原深深的皺褶里，只有這被禁止的歌聲，猶如春雨，寂靜無聲地浸潤着我們這些剛剛進入社會、啟動生命風帆的人的乾渴心靈。

後來跟老鄉混熟了，我們像偷嘗禁果的亞當夏娃一樣，懷着難以抑制的渴望，央求老鄉唱了很多這樣的歌曲，這時候我們才發現，被國家意志幽閉的不是一條普通的狹小江河，而是一個極為宏闊的水域，那裡曾經波光粼粼，到處都有生命在低吟，到處都有靈魂在歡唱——趕牲靈的漢子們在山谷間跋涉，用歌聲排解無邊無際的寂寞：“太陽出來一點點紅呀，出門的人兒呀誰呀嘛誰心疼？”陝北女子純真的愛情表白：“半碗黑豆半碗米，端起碗來想起你；三天沒見哥哥的面，鹼畔上畫着你眉眼；前溝里糜子後溝里谷，哪達兒想你哪達兒哭。”原始生命力無遮無攔的宣泄：“白生生的大腿，水靈靈的逼，這麼好的東西留不住你……”

那是一個真實得可以觸摸到質感的世界，你可以看到天空的遼遠和大地的葳蕤，聞到莊稼人身上的汗騷和泥土的芬芳……然而這一切在當時都成為了非法，合法存在並且上升為國家政治宗教歌曲的，只有一首名為《東方紅》的所謂“陝北民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領導我們向前進。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有了共產黨，哪裡人民得解放。”

國家輿論信誓旦旦說，這首歌的歌詞是陝北農民李有源創作的，“是人民用以表達對領袖毛澤東主席、對中國共產黨由衷的感激之情而創作的頌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人對此提出質疑。然而，在我們聆聽了那麼多流淌着人的血脈真情的陝北民歌以後，這首高度政治化了的歌曲就顯得可疑起來，以至於使人產生這樣一種聯想：在真實地活着的陝北人中間，突然出現了一個政治動物，這個政治動物沒有作為個體的情感，沒有作為個體的靈魂，有的只是某種“類”的觀念，而這種觀念又直接體現為對高懸在個體人生之上的超級政治力量的頂禮膜拜之中。這很容易使人懷疑：李有源是不是那種超級政治力量製造出來的一個“人民”的幻象？這首歌是不是那種超級政治力量自己製造出來用以歌頌自己的？果不其然，秘密正在這種推測之中。

   據考證，《東方紅》最早是流行於晉西北的情歌《芝麻油》，歌詞如下：“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咳喲，哎呀我的三哥哥。”和絕大多數中國民歌一樣，這是一首情歌，後來這首歌流傳到了陝北，仍然是“妹妹想哥哥”的主調，被稱之為《白馬調》：“騎白馬，跑沙灘，你沒有婆姨呀我沒有漢，咱倆捆成一嘟嚕蒜，呼兒嗨喲，土裡生來土裡爛。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打日本也顧不上。三八槍，沒蓋蓋，八路軍當兵的沒太太，待到那打下榆林城，呼兒嗨喲，一人一個女學生。”境界很不高。

劉志丹、高崗在陝北創立革命根據地以後，《白馬調》開始摻進政治因素：“太陽出來滿天下，陝北出了個劉志丹，他帶領窮哥兒鬧革命，呼兒嗨喲，他帶隊伍去打橫山。”《白馬調》與毛澤東發生聯繫則是進入上世紀40年代的事情，此時劉志丹和高崗在血腥的黨內鬥爭中或者死去或者失勢，毛澤東確立了穩固的政治領導地位，這首歌的歌詞也就相應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這裡有三種說法，一種是由一位小學教員填寫了新詞：“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咳喲，他是人民大救星。”出於體現貧苦農民的政治意願的需要，讓沒有什麼文化的貧苦農民李有源頂替有知識分子色彩的小學教員作為詞作者，這才有了“李有源詞”的說法；另一種說法是，時任延安陝北公學教務科長、政治課研究室主任、音樂研究室黨支部書記等職的安波熱心搜集陝北民歌，為《白馬調》填寫了我們看到的這段新詞；第三種說法是，1943年冬天，《白馬調》傳到延安，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任教的詩人公木“在舉世聞名的歌曲《東方紅》誕生和定稿過程中，傾注了一腔心血”，續寫了第二、三段歌詞，並將其改名為《東方紅》，在1944年的《解放日報》上發表。

本人無意考證這三種說法中哪一種更接近真實，我想強調的是，經由這樣一番改造，來自底層民眾的陝北民歌《白馬調》終於完成了從民間歌曲向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意識形態的轉換和升格。就此我們可以斷言，這首歌已經不是什麼“民歌”，更不是什麼“陝北民歌”了，它是現實政治對民眾精神生活形態進行強姦所造成的一個後果，一個既非民間亦非藝術的怪胎。

戲劇性的是，這首歌曲隨着1949年革命的完成，隨着大一統國家政權的建立，歌詞中的救世主意識與國家政治特徵高度一致，乃至於彼此發生了呼應和吻合，再加之國家力量以前所未有力度對民眾進行思想宣傳和灌輸的需要，《東方紅》一步步走向了聖壇。

1964年10月2日，為了向新中國建國15周年獻禮，由周恩來總理親自擔任總導演，動用大量國家財力與物力，由3500多名藝術家創作和演出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人民大會堂粉墨登場，進一步奠定了《東方紅》作為政治宗教歌曲的頂尖位置。

有閱歷的人都知道，在作為極權專制主義暴政的文化大革命中，《東方紅》與其說是一支歌曲，毋寧說是一支鋒利的意識形態利劍，它高懸在人民頭上，只要一聽到它的旋律，你就會真切地意識到恐懼，你的靈魂就會感受到一種非我力量的無情侵襲，它每個詞彙每個音符都在確證，在這個號稱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度，政治強姦非但沒有因為新中國成立而停止，反而藉助於大一統的國家力量在持續發生，不同點僅僅在於，被強姦者的人數擴大了，由陝北民眾變成了全體中國人民，變成了所有在這塊土地上生存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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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倫特認為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專制政體，在此種政體下，國家籠罩於社會各個層面，用我前面的話說，就是乾淨徹底地取消民間社會。“乾淨徹底地取消民間社會”不是一夜之間突然完成的，任何一種社會形態的轉換都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裡不存在明晰可見的時間節點，比如我們就不能說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才進入所謂的“社會主義”，事實上，作為一場社會革命運動，它的開端和過程要由此追溯到以前很久。

《東方紅》從民歌向政治宗教歌曲的轉變說明，對民間社會的干預早在“運動”開端就開始了，自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以後，黨的文藝工作者——這是極權主義狀態下獨有的一個人群——就撲向四面八方，捕捉民歌和改造民歌去了，這項工作一直延續到解放以後，大躍進運動期間，所謂的“新民歌運動”更是如火如荼，許許多多貌似民歌的東西就像小高爐一樣遍布神州大地。

我們耳熟能詳的《十送紅軍》、《農友歌》、《八月桂花遍地開》、《情深意長》、《擁軍花鼓》、《南泥灣》、《邊區十唱》、《翻身道情》、《軍民大生產》、《繡金匾》、《山丹丹開花紅艷艷》、《一道道水來一道道山》、《清粼粼的水來藍瑩瑩的天》、《沂蒙小調》、《瀏陽河》、《阿佤人民唱新歌》、《北京有個金太陽》等貌似“民歌”的歌曲，絕大多數都出自“黨的文藝工作者”之手。

所謂“黨的文藝工作者”，是獨特歷史條件下被國家製造出來的產品，你無法要求他們道德高潔去堅守人的精神高地，你更不能要求他們放棄現世幸福去擔當什麼人的責任，在絕大多數時間裡，他們只是一些討生存的人，希望得到好的待遇，長工資分房子的時候別受領導刁難，希望多掙點兒錢讓妻子和孩子吃好點兒穿好點兒……在這種“利出一孔”的社會狀態下，人往往能夠形成一種政治直覺，知道該抵制什麼擁護什麼，更知道該反對什麼歌頌什麼。陝北山溝里寂寞漢子們的生命喝吼、坐在炕頭上剪窗花女子的思春低吟當然是不符合國家意志的“低級庸俗”的東西，“黨的文藝工作者”知道該如何抵制它，更知道該用什麼樣的作品去替代它。在國家力量直接干預和“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努力下，滲透着泥土芳香的傳統民歌也就只能不光彩地消失。

消失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取締，不允許傳唱，不允許記錄，更不允許出版，禁止任何形式的傳播；一種是改造，即利用民歌的旋律，經由“黨的文藝工作者”重新填寫符合政治標準的歌詞，改造成所謂的新民歌。經由這樣一番蹂躪和折騰，所謂的新民歌不過是保留了民歌的外殼而已，充斥在裡面的全部是為現實政治和長遠政治目標服務的意識形態因子。新民歌還是民歌麼？不是了，當然不是了，那只是藉助民歌旋律所做的意識形態喧囂，如此而已！

改革了，開放了，中國終於“走進新時代”，我們也曾經擁有過短暫的對歷史進行反思的機會，我們知道了我們幹過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蠢事，干預民歌改造民歌即為其中之一，很多人開始熱心搜集整理那些被禁止的原始民歌，儘管我們由於失去了民間社會而永久性地失去了產生民歌的土壤，但是那些曾經的從底層民眾心中流淌出來的歌，仍讓我們感受到壯美和輝煌，我們從那些吼叫和吟唱中觸摸得到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體溫，感覺得到她的呼吸，聽得見她的心跳……然而這一切在一個特殊年份又被突然休止了，有人開始反覆給我們講述《春天的故事》，不僅僅是“紅歌”，被稱之為“紅色經典”的電影和電視劇也開始像工廠流水線一樣生產出來，以絕對優勢占據着銀幕和屏幕，被稱之為“主旋律”的電影、戲劇、文學、音樂、舞蹈、美術像紅色浪潮一樣漫過人們的心靈世界，在那裡留下茫然，留下凌亂，留下惶惑，留下腌臢……這時候我們才突然意識到，歷史是可以往回走的，它確確實實是可以往回走的——誰能想到我們會重新看到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會出現的歷史圖景呢？

  我們再仔細看一下延伸到眼下的這幅圖景——

“由文化部和中共重慶市委、重慶市人民政府主辦，文化部社文司、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重慶市文化廣播電視局、重慶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重慶廣電集團（總台）承辦的首屆中華紅歌會於2010年10月25日至29日在重慶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文化部部長蔡武,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等有關領導出席了在重慶大劇院舉行的紅歌會開幕式。蔡武在開幕式上轉達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劉延東向首屆中華紅歌會開幕的祝賀。薄熙來宣布紅歌會開幕。開幕式後,出席開幕式的有關領導與重慶各界群眾一起觀看了開幕式音樂會。蔡武、黃奇帆在開幕式上致辭。蔡武說,在祖國城鄉各地,哪裡有人群,哪裡就有嘹亮的歌聲，廣大人民群眾通過參與歌詠活動陶冶了情操,淨化了心靈,提升了文化自覺與自信,群眾歌詠活動千人可唱、萬人能和,最大限度地吸引了廣大群眾參與其中，唱出了精氣神，唱出了凝聚力,鼓舞人民群眾激情滿懷地投身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黃奇帆說，紅歌是革命音樂的精華、先進文化的經典,凝聚着中國革命的精神,鐫刻着新中國前進的足跡,是時代的最強音；在新的歷史時期,廣泛傳唱經典紅歌,是淨化社會風氣、傳承民族精神、促進社會進步、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這次紅歌會的主題為‘高唱紅歌，振興中華’，共有來自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建設兵團、解放軍總政治部、中華全國總工會以及香港地區、台灣地區、新加坡選派的62支合唱團共3000餘人參加。紅歌會包括開幕式、閉幕式、紅色經典歌曲歷史記憶展、紅歌匯演、紅歌講壇、新歌徵集評選、‘三進’交流展演、‘唱讀講傳’精品節目展演。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 的‘唱讀講傳’活動已成為重慶全民參與的一場文化盛宴，同時也成為一個在全國獨樹一幟的文化品牌；伴隨紅歌會的舉行，重慶市還將開展；進廣場、進社區、進校園；活動,參加紅歌會的各地合唱團隊將到重慶部分社區、廣場和校園,為群眾演唱紅色經典歌曲。”（援引自近期新聞報道）

當《公僕贊》、《永遠跟你走》、《黨啊，親愛的媽媽》、《共產黨來了苦變甜》、《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社會主義好》、《我們走在大路上》、《紅太陽照邊疆》、《毛主席的光輝》、《翻身農奴把歌唱》、《毛主席來到咱農莊》、《偉大的領袖毛澤東》、《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世世代代銘記毛主席的恩情》、《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長》、《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我們是新長征的小紅軍》……等“紅歌”在“紅歌會”上唱響的時候，當“紅色經典”影片和電視劇鋪天蓋地遮蔽熒屏的時候，當國家宣傳機器製造的“主旋律”在神州大地上轟鳴的時候，我們身處其中的現實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我們看到，無所不在的權力罪惡和社會罪惡正在這塊古老土地上蔓延，肆無忌憚地蹂躪着善良得不能再善良、柔弱得不能再柔弱的民眾——民眾熱盼的官員公示財產竟然因為官員的反對而成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能夠讓江河改道的強大國家，竟然對每年高達10000億的“三公消費”束手無策；限制民眾或者掠奪民眾的法規，往往今天議定明天出台，而民眾最需要用以遮護生命和財產安全的拆遷法律卻遲遲不能出台，這也就意味着無人能夠阻止權力和資本繼續用推土機瘋狂地碾壓民眾世代居住的房屋，意味着自焚只能持續發生，意味着歹徒們仍舊可以繼續襲擊和屠殺我們的父老兄弟；龐大利益集團仍舊在上下其手，爭分奪秒地劫掠着人民的財富，人民的份額繼續在逐年減少，減少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我們的江河湖海泛起了被毒死的魚蝦，我們正在吃的東西被吃特供的官員們唯恐避之不及；富人越來越富，奢侈品銷售全世界第一，與之相伴的則是窮人越來越窮，窮到我們的孩子不忍拖累父母，撕掉大學錄取通知書，然後結束掉如花的生命，窮到我們的農民兄弟懷揣五塊錢用架子車拉着病人到縣醫院要求醫治肝癌，窮到不知道有多少人連醫院的氣味都沒有聞到過，得了病只能在四面漏風的房屋中數着星星等死……在超強的國家意志主導下，在主流意識形態精心營造中，社會被遮蔽了真相，它讓人看到的全部是輝煌，使人們的載歌載舞感恩戴德，是炫目的GDP，是世界經濟規模第二，是用天文數字般的錢財連續舉辦“奧運會”“世博會”“亞運會”以及名目繁多的“國際論壇”的地方。

當你被熱心於遮蔽社會的那種超級力量從現實世界中拔出，又被安放在由“紅歌”、“紅歌會”和“紅色經典”製造出來的虛假幻象中的時候，你是不是覺得時空發生了錯亂？是不是既喪失了歷史縱深感又喪失了現實感？是不是有一種惶惑迷失的感覺？恐怖是不是猶如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樣在內心深處不安地蠕動，像小蟲子一樣無情地咬噬着你的靈魂？

現在再來重溫前面說到過的那位老人關於“一個沒有歷史的重慶”的悲嘆，我相信，你內心也會泛起起一種同類相惜相憐的淒涼。

是的，是淒涼，這兩個字涵括了我在這篇文章中要表達的全部思想。

的確是淒涼。                                                                         5

產生一種社會圖景的原因肯定不是理論，但是，如果你試圖對社會圖景進行解析，就必須回到理論當中去。

李慎之先生《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一文曾經介紹說，捷克政治家和思想家哈維爾把他成年之後大部分時間所生活的社會稱之為“後極權社會”，由此有了“後極權主義”的概念。李慎之先生總結道：“什麼是後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動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我很不願意把“紅歌”、“紅歌會”和“紅色經典”與李慎之先生介紹的後極權主義社會現象聯繫在一起，但是，所有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發生，卻都在印證着先生的列舉：

——“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再也拿不出新的影響和控制人的手段了，所以才重新回到過去，用本已經證明失敗了的方式對人進行意識形態矯正。官員們真的相信“紅歌”具有他們所說的種種功能嗎？唱“紅歌”的人抒發的是真情實感嗎？聽“紅歌”的人真的被“紅歌”感動了嗎？如果官員們並不相信“紅歌”的種種功能，如果歌唱者抒發的並不是真情實感，如果聽眾只是看了一場滑稽的熱鬧，那麼，如此轟轟烈烈的場景又說明了什麼呢？說明了所有人都在做所有人都不相信的事情！

——“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動”，猶如金屬構件出現疲勞，內里的裂隙使得它難以承受社會力能的衝擊，但是它又牢固地鉚合在原有的地方，只好用人造的激情給自己鍍上一層虛假的亮色，讓人看上去以為是新的。無情的事實是，它不是新的，當不斷聚積的社會力能以空前力度再次發生撞擊時，它極有可能發生斷裂，因為它不是新的。

——“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任何人的任何思想就都成為了非法。“主旋律”是以消除所謂“思想雜音”作為其存在條件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看到有人因為說出思想而被捕，而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的人物卻占據着國家講壇；我們才看到具有思想品格的電影、電視劇被禁止播映，而遠離普通民眾生活的歌頌封建帝王勵精圖治的影視作品卻暢通無阻；我們才看到真正具有思想藝術水準的文學作品難於出版動輒被查禁，狎昵討巧、杯水風波的平庸之作卻泛濫成災；我們才看到真正的人的聲音被遮蔽，被包裹着的謊言卻漫天飛舞甚囂塵上。

——“無所不在的恐懼”決定了恐懼者無所不在的警覺，就連他們也不敢坦然面對真實的社會圖景了，迫切需要新的油彩進行塗抹，“紅歌”染紅了歷史染紅了現實也染紅了未來，但是那種深入骨髓的恐懼仍舊不斷敲擊他們脆弱的靈魂。如果把“唱紅歌”看做夜行者為了掩飾恐懼發出的聲音，那麼，在此之後我們還會聽到其他聲音，一定還會聽到。

歷史猶如人生，細小開端所蘊含的意義，只有在終結時才能夠看出。

“紅歌”、“紅歌會”、“紅色經典”也是這樣一個細小開端，它所隱含的意義也需要在終結時看到，所以，我上面的論說也許都是錯的，

我們就再等一等，等終結到來之時，我們也許會發現比現在更多的東西。

                                       2010-11-14

陳行之註：此文寫作於所謂的“重慶模式”正如火如荼之際，因此當時在發表上遇到了很大困難，好在那場鬧劇結束了，本文才得以與讀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