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氣和靈氣

——從《亞細亞的孤兒》談起

我執拗地認為，才氣和靈氣是不同的。才氣弄弄筆頭的人，大多數或多或少具備一些，但有靈氣的筆頭，卻少之又少。前晚夜裡，在大年夜的炮仗聲里，我再一次讀完台灣小說家吳濁流的代表作《亞細亞的孤兒》，這個感覺尤其強烈。本來不知道怎麼來說說才氣和靈氣，這下子找到了突破口。

在評說《亞細亞的孤兒》之前，我要為自己的作品留條後路，也就是說，今天我們的作品如果看起來能超越前人，無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為有了前人的比較，才有後人的評述。希望東方安瀾的《吳家涇》，也能成為後人的鋪墊。特別是近來看了殘雪的一些文學觀點，和我心有戚戚，解開了我很多的困惑。但是她對前人（例如《紅樓夢》）的否定，或者是類似否定的語態，有失之偏頗和草率之處，我不認同。儘管我很理解殘雪不被國內文學圈接納的某種怨婦心結。

還是從《紅樓夢》說起吧。小說的起源，不外乎是從評話——柳蔭底下拍驚堂木編故事開始，仍後始有《金瓶梅》集章回小說之大成，然後從《金瓶梅》下來，到《紅樓夢》，一根垂直線。這根線，代表了中國小說的主幹。以講故事為主，在故事中寓意世道人心、人情物理。一個故事，講得人哭，講得人怒，我有一個偶像，叫老村，他寫了一本書，叫《騷土》，他的故事可以講得人哭里笑，眼淚含在眼眶裡，讀着接下去的情節，“撲哧”一下忍不住笑出來，故事能講到哭里笑，我認為是頂尖高手了，再寫，你也寫到哭里笑，基本封頂了。

在我看來，小說的推演方式，不外乎五個方面：一是外部環境，由時代背景、世態人情所展開的人間情狀的描摹；二是描寫人與人間情狀的互動、人與人間情狀的對映緊張以及衝突；三是人，不同的人之間的不同，人物個性的差異性，評論的套話所謂“人物豐滿、個性鮮明”；四是人的精神，人的內省審視恐懼焦慮等等的精神特徵；五是對小說中林林總總的現象小說家自己的評論，這在章回體小說中尤其多見，至於小說家應不應該現身出來，介入小說的敘事演進，對不起，這個我也不懂。

中國文學的主幹對一二三五，做得比較到位。從《金瓶梅》算起明清兩代到現在五百多年，一茬一茬的作家把這個主幹鞏固的比較粗壯，而作為第四點，在中國文學中明顯缺位，所以這個枝椏看起來則明顯瘦弱。當我和文學相互都很陌生的時候，就耳聞馬原《岡底斯的誘惑》具有先鋒性。但後來我認真讀後，覺得這個先鋒性有點名不副實，就是和馬建《空空蕩蕩》比，它也缺少勇氣。我們暫時不要說精神性乃至靈魂性，一部好小說，至少需要勇氣和真誠，勇氣和真誠好比是蒸菜的打底，沒有打底，蒸菜做不成碗面，小說沒有打底，整部小說形同虛設，完全為小說而小說的小說，就像畢飛宇的《青衣》，一個九塌糊塗的作家寫的一塌糊塗的小說，矇騙十塌糊塗的讀者。

殘雪說《紅樓夢》帶有某些幼稚的痕跡（大意），我是不同意的。但我千不同意萬不同意，哪怕為《紅樓夢》說一卡車的好話，也無法否認，《紅樓夢》是對《金瓶梅》的簡單模仿，只不過更精緻而已，承襲了《金瓶梅》的文本解構，在涉及個體靈魂的層面，沒有突破。文學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那麼多的大大小小的作家肩膀踩着肩膀，五百年來才把粗糙做成了精緻，使作為敘事體評話小說這支中國文學的主幹日益粗壯。五百年來，少有旁枝逸出者。

說到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有一個主流的聲音，說諾貝爾文學獎是以西方的評判標準來界定作品的。這句話很對。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如果說哈代《德伯家的苔絲》能納入中國文學敘事體體例的話，那麼，莎士比亞的悲劇、歌德《浮士德》、笛福《摩爾·弗蘭德斯》、歐·亨利《麥琪的禮物》、茨威格《一個女士一生的二十四小時》《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類，屬於我上面提到的第四例，寫出了靈魂的極致，有別於敘事體評話小說。這裡，也要略表提一下博爾赫斯卡爾維諾品欽，他們的作品，又有別於其上諸人。在我看來，西方文學沒有一樹獨大的主幹，而是不分主次，各個樹幹頂端都有響噹噹的代表作品。殘雪說：“中國式的思維不是自強不息的，從人性矛盾出發運動不止的，而是退縮的，虛無主義的，這樣的思維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自我意識，也不能抵達記憶的源頭”。所以，從作品的靈魂高度來審視，較之西方文學，中國作品確實無法企及。我和殘雪持同樣的觀點，正是中國文學的單一性比較西方文學的多樣性人性的豐富性，中國文學無法企及又缺乏自省，造成了對諾獎的怨婦心態。這種怨婦心態，就是中國文學缺乏自我淨化功能的表證。

寫了1700字，還沒有扯到正題，現在言歸正傳。看《亞細亞的孤兒》，我強烈感覺到，作家受時代的局限真的很大，如果說有莎士比亞蘭陵笑笑生，真的像上帝在人間播下的仙種，賦予文學先知引領人間文學的任務。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巴金《家春秋》，路遙《平凡的世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還有陳映真黃春明，都是擅寫光明牌文學的作家（注意，這裡我沒有任何貶義）。每每想到這裡，都暗自慶幸，慶幸自己遇上了網絡時代。網絡打開了視域，快速提高了我鑑賞文學的能力。

《亞細亞的孤兒》，吳濁流寫日治時期的台灣，着墨寫胡太明，從童年爺爺送他進書院，到去新式學校，到做教員到去日本到去大陸到中日戰爭去做日軍翻譯，胡太明在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歷史背景下的彷徨一生。這部小說同樣的毛病是人物的單一性。這是光明牌作家的通病。胡太明被動地裹挾在時代洪流中不能自拔，不能自拔卻又處處巧遇，在人物情節草蛇灰線的布伏方面，更顯得力不從心，既拙且陋又愚，明顯能感覺出作者的筆力支撐不了文本的重量，最後只能草草收尾，筆鋒急轉直下，把胡太明寫瘋了，寫失蹤了了事，而不管前面的某種鋪墊和暗示。寫了以上這些批評，之所以還要把霍達，巴金，路遙等舉例出來陪斗，下面是讚揚的話，這些光明牌作家一個共同的好，就是共同擁有勇氣和真誠。有底色的作品，都算文學作品，都能在文學的行列里聊備一格。至於那些《金光大道》，見諒，我就不浪費唾沫了。

人性是網狀的，二三流的作家常常把人性以直線型的方式推演下去。《亞細亞的孤兒》我之所以說它是一部有才氣的作品，就是吳濁流把胡太明這個人物，在他有限的認知範圍內，描寫出了胡太明人性的溫度。把胡太明在狡詐勢利殘酷的俗世情態下，不願同流合污的那種知識分子悲劇命運的共同性，最大限度地展現開來。吳濁流筆力不可企及之處，就是無法把這種個體無可奈何的悲劇根源，提升到人類的無限普遍的高度上。我這麼說，似乎強人所難，但這樣的認識，正是文學的文學性、也是文學的價值所在。如果作家不能辨別人類生存的各種悲劇根源的面貌，沒有自我精神更新的能力，那麼作家就只能停留在光明牌作家這個層面上，霍達這樣，路遙這樣，巴金同樣如此。

文學是作者和讀者彼此感悟和啟迪的過程。“從飛機上往下看，長江像一條明亮的彩帶，纏繞着祖國的腰肢”，把看到的景物比喻得既形象又貼切，把外部情狀提煉成意象，乃至還很生動，這個，在我看來，還僅僅是才氣，不是靈氣。寫作者對外在世界的纖細和敏感，才能從生活的退潮中挑揀出金色的沙礫；寫作者對內心世界的聰慧和穎悟，才能使閱讀者感受到作者思維的無限性和精神資源的豐富性。“生活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一個優秀的作家，就是能吸收生活的哲理，把從外部情狀提煉出來的意象，還原成生活的本質，在人性和外部情狀的本質之間，呈現出饒有意味的真，這個真吃進嘴裡，有滋有味，有說並不出的好，這才是靈性。使閱讀者找到了潤心潤肺的契合感，猶如聆聽到天國福音的真諦。在我給出的這個標準下，《亞細亞的孤兒》只能算一部有才氣的作品，《穆斯林的葬禮》也是如此，《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家春秋》稍高一着。

把小說寫成菜譜，把菜譜寫成散文，把散文寫成一鍋亂燉，這是駕馭文學的一個境界。菜譜寫出來，是明確的，文學寫出來，是不明確的，是用文字來構建不可言說的東西。藝術的本質是某種偶然的觸發，如果文學作品不能營造想象的空間，那基本是失敗的。我有時候想，中國文學在描摹世態上，基本被《金瓶梅》和《紅樓夢》包圓了，後人再多的作品，大概都只能在這兩株柳蔭下跳舞，在我目力範圍內，能給人醒目一亮的，不是馬原，殘雪是一大個，王小波公認是《黃金時代》，但《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更具有某種先鋒和實驗性質，當然，我所敬仰的陸文先生《一個墳坑騰出一間房》《夢蓮》等作品同樣具備先鋒和實驗元素。當作品的精神元素拉遠了和世俗的距離，人類精神深處潛意識的自我審視，內在的醒悟，就凸顯出來。有些時候，文本會出現痛苦和分裂的跡象，這就是作者的自我意識抬高后，靈魂霸占主導狀態下造成的，所以有時候沒經過改動粗糙的文本反而更能清晰地看到作者靈魂的覺醒。儘管這類粗糙的文本普通讀者會覺得凌亂沒有條理甚至有荒誕的不適感。

靈魂的開發程度跟靈性的豐富成正比，靈性豐富，靈魂開發程度就高，為什麼有的人的文字味同嚼蠟，有的人的文字搖曳多姿，道理就在這裡。靈魂站立起來，文字就活泛了。靈性是靈魂的開端，是文學的入口。當我們面對這個刻板而枯燥的世界時，用文學之火，把這個世界煮爛，讓世界重新換一番口味。而只有具備靈性的寫作者，才會有煮爛這個世界的意趣和才情；只有具備靈性的寫作者，才會去探索人性的隱蔽處，才會發現世間的殘缺，才會去主動追求人生中容易忽略的東西。

2012／1／24

年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