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視頻轉自台灣華視-三國演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6W4kM4BuX4

毛澤東反智，因為在北京大學當過圖書館管理員，被當時中國頂尖文人輕視，被看作不入流文人，毛澤東因此自卑感嚴重，仇視中國文人，

當權後毛澤東打着中華傳統文化有問題名義，對中共國知識份子、文人迫害、報復，

毛澤東、習近平之流，沒有想到自己才是中華傳統專制文化最錯誤、最黑暗、最有問題的文化部分映照、結果。

習近平文化程度也不好，可能重演毛澤東文化大革命作為?

鄧小平、劉少奇都是毛澤東文革等歷次運動的要角、共犯，殺人如麻。

知識分子越有良知、覺醒、會獨立思考者，都為中共當局不容，克能危害中共政權，早晚遭罷黜、迫害。

中國式階級鬥爭，是獨尊毛、習外，其餘皆可鬥爭、皆可入罪、皆可殺，

中國進入宗教式瘋狂鬥爭狀態，類似宗教狂信徒，紅衛兵貽害無窮，至今未能擺脫影響。

台灣調查局最近公開蒐集之中共史料。

習近平是斯德哥爾摩症患者，是被迫害者認同了加害人，現在也未痊癒，變成迫害者加害他人及全中國。

中共是列寧式獨裁政黨及中華專制文化的融合，惡上加惡，青出於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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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從共和國到合眾國(ZT)

中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一如電視劇巨製《走向共和》所示，步履殊為艱難，故此至今仍在走向，而未到達。

       我近不惑之年始來美，接受角色轉換甚為不易。不同於九歲的兒子，他像幼苗舒展，自由生長。我卻像一片飄零之絮，委落泥塵後艱難重生，我將摸索認知異國文化視為精神逆成長。

       成長就像打開一重重人生之門，步入另一境界。我兒子在新澤西讀中學，十五歲時給柯林頓總統寫了一封信，質疑公校教育若干問題。殊不想收到白宮信函，竟是總統回信並附送一張簽名照片。柯林頓首先感謝我兒子來信，說：儘管他公務纏身，但你提出的問題值得重視，你代表着美國未來，我們將一起面對和解決這些關乎下一代的問題……等等。這些話很籠統，但措辭平等親切。兒子很高興，帶回學校給同學傳閱。作為來自第一代移民的父母，我們也覺意外，並為兒子的欣悅而欣悅。

        然而，成人認知畢竟異於成長期的孩子。我們很快了解到，投書白宮，除卻無厘頭內容，都會得到回覆。白宮有專門公關班子，以總統名義給民眾回信是其職責之一，連信末和照片上的總統簽名，也是逼真影印。但做父母的並未跟兒子揭破，讓他自己從生活領悟，才是成長紮實的腳印。何況，日後他對美國社會之融合，要比上一代深入得多。

        我的成長期曾有一段”紅色記憶”。傳說周恩來總理愛民如子，只要見一面握過手，哪怕多年之後重遇，也能記住人家的名字。這個傳說在知識分子中流傳最廣。後始知美國也有神人，柯林頓總統亦具”人面識別”超人本領。二度見面被他親切喚出名字的人，無不感動——如果這詞太煽情，起碼是觸動吧。只不過，美國並無鑄鍛某種顏色之領袖神話的習慣。我其後得知，柯林頓在白宮與來訪者見面，出場之前，幕僚會指點視像或圖片，告訴總統該人名字與背景。並非所有總統都練這門功課，柯林頓卻做到了。

        希拉里則是另一極端，她堆出明燦笑容也抹不去骨子裡的冷感。倘非如此，川普能否入主白宮尚未可知。筆者對她夫婿的白宮歲月不予評判，但哪怕不喜歡柯林頓的政界商界人士，多認同他確有個人魅力，只要現身公共場合，儼然聚光燈追身，他自己就是光源。我有親身經歷可佐證——

        1999年聖誕節，我陪來探親的父母到華盛頓觀光。別的城市每逢節日都熙熙攘攘，惟此城例外，只緣首都上班族逾六成都不在市區居住。我和兩老閒逛，只聞聖誕音樂在空曠街道飄蕩，溫馨而寂寞。我們行至一向遊客如織的白宮，居然也清冷得可以。白宮南草坪只有一條人影在遛狗，我沒去留意，只覺得正是照相時機，免得摩肩接踵。留影畢，此際草坪遛狗者扔出的網球滾到柵欄邊，那人過來了，他主動向我們揮手致意，這才認出來正是柯林頓。那時距九一一還有兩年，完全看不到特勤保鏢蹤影。白宮柵欄外就是街道，柯林頓離我們僅六七步，他生就一副陽光臉孔，笑起來顯得很真誠的樣子，這正是他自帶流量的天賦。

        我後來推斷，他逗狗的網球是有意擲到柵欄邊的，休閒時刻不忘親民秀，能把這視為己任並享受其中，我想首推柯林頓。他太太希拉里和競選對手川普，這部分基因都先天殘缺。小布希雖遠不如柯林頓，勝在性格憨直；奧巴馬也很注意親民，但表演着了痕跡。無論哪屆總統，權力認受性都來自選票。他們親民是必須的，只有做得好與差之區別。然而，另一體制的權力者則不同，他們是人民領袖，是用來愛戴的。

       再說一件親歷之事——1987年我到首都機場搭乘民航飛機，那時未有居民身份證，個人證件都是工作證。當然有的人或有不止一種證件，比如我還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證、省政協委員證。購買機票時個人證件不管用，必須有單位證明。幾十年一貫制的社會格局及其價值標準，個人什麼都不是，能證明你是誰的只能是單位。單位儼然全能社會的微縮。

       我家在北京，工作單位卻在廣州，每次從京南返，都要找中國作家協會蓋章出具證明。與之匹配，購買機票就用中國作協會員證，但那次在首都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一時找不到，只好拿出省政協委員證。那本紅封皮上印着金色國徽的證件，與中國作協的蓋章證明對不上號。然而在官本位社會，那不算個事。政協委員不是官，卻是政治地位的象徵。登機之後，才發現官本位”福利”不止於此。明明是普通經濟艙機票，我卻被安排坐頭等艙。那是我頭一回享受這等待遇，便事事新鮮，卻發現前三排一直空着。及至起飛前一刻，始見一幫人登機，被簇擁入座的原來是國務院副總理李鵬。

       八十年代副總理出行並無專機，與民同行本是好事，可零距離了解民情，更是做親民秀良機。那時我對西方政治家素質無甚認知。但就官本位社會而論，就我所見，李副總理也算是對民眾最冷漠的一個。他坐第一排靠窗位置，身邊與後排都是隨員與便衣警衛。連笑容可掬的空姐送飲料，都是隨員代接轉遞，他頭也不抬，連道謝都有人代勞。京廣航線就兩個小時多一點，全程不見他離座與其他旅客和空服人員交談。

        倒有花絮，我在候機廳偶識一位香港旅客，他是北京首家中港合資酒家（在前門東大街）點心師。因粵語同聲同氣，大家聊得來，但登機後就隔開了，半途他要到頭等艙來索要聯繫電話，卻被便衣警衛攔住，不得越界。我這才明白，坐頭等艙並非政協委員證帶來的”福利”，而是登記時”政審”的刻意安排——政協委員身份給李副總理帶來更多安全感。

       飛抵廣州白雲機場，全機旅客都端坐不動，讓國家領導一行人先下機。革命經典黑白殘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有句台詞”讓列寧同志先走”；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孩子們化為灰燼之前聽到的最後一句是”讓領導同志先走”。這守則來自體制深層結構。當李副總理經過我身邊，我注意到他臉上的表情符號，那是嚴肅、矜持、倨傲的混合。不由不信，如果某人天生就沒有親切感，那麼後天也學不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從價值體系就是先天性的。

        及至八十年代最後一年，我在電視上看到他更多表情包，把他固化為臉譜人物，更把他與某個歷史事件永遠捆綁，一如訃告上措辭。從另一角度看，亦遂其所願，他的回憶錄確實將此視為畢生榮耀。

        我到了異國，一切都從頭去學。兒子輕而易舉完成的文化轉換，我卻要花幾倍時間，堪稱精神上的逆成長。終於邁過那道門檻，便洞悉西方政治家都”裝”，裝着裝着，就成了價值標準與行為守則，這可是真的了。驀然回首，發覺當日邂逅之李副總理，確有可圈可點之處，就是不裝，完美做到了他自己想要成為的那種人。

(以上轉自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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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說你是反賊，你就是反賊(ZT)

關心弱勢群體，你就變成了弱勢群體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的中國學生、在讀博士方然，在廣西南寧被國安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帶走，目前正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

方然的父親方建忠在微信上公開發信求救，但其微信很快被刪除掉。方建忠引述習近平的說法，指黨中央的政治立場是要保障勞工權益。「作為他的父親，我認為，在當下這個偉大的時代，方然憑藉其專業背景和理想熱情，一定會成為我們黨的事業的積極力量。」然而，方建忠不明白一個最簡單不過的事實：這種打着紅旗救兒子的方法，在「對待敵人像冬天般殘酷無情」的習近平時代已不管用。無論你如何贊美這個「偉大的時代」，這個「偉大的時代」永遠不會對反賊和敵人有一絲溫情——對你的身份認定，不是由你自己說了算，而是由黨說了算：黨說你是反賊，你就是反賊；黨說你是敵人，你就是敵人。

在法庭上表示「我沒有敵人」的劉曉波，最後還是被共產黨害死在監獄之中。方然不是劉曉波那樣的反抗者，正如其父親所說，「方然絕不是破壞黨的事業的犯罪分子，而是有利於黨的有志青年」、「方然既絕沒有動機、也沒有足夠現實條件去從事任何違法亂紀的活動」。但是，方然確實做了一些黨不喜歡的事情：他天真地、學究氣地做一些針對弱勢群體的田野調查。二零一七年，他由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畢業後，曾花半年時間，在深圳訪問患有塵肺病的湖南工人，關注他們的維權過程。

劉曉波是中國着名學者和民運人士，曾參與天安門學運和起草零八憲章，後被中共關押致死。圖/翻攝自曉波助瀾會推特

方然的朋友劉璐天在一篇題為《向理想主義者和行動派致敬》的文章中國寫道，方然還曾經去湖南了解到當地四十多個患了塵肺病的工人的情況。有些人說話困難，邊說邊清嗓子；有些人並發癥比較嚴重，不用氧氣機睡一兩個小時就會呼吸困難。氧氣機大多廉價，兩三百塊，噪音大，這些人往往沒法享受連貫的睡眠。為了防止肋骨壓到肺部，也只能側着身體睡。到了晚期，患者為尋求呼吸順暢，姿態會不由自主呈跪狀，直至死亡。這些工人大多來自湖南桑植縣（張家界市）、耒陽縣和汨羅縣。方然訪談的工人很多在深圳的建築工地干打地基的活，長期接觸粉塵。他們往往從上世紀九零年代初或二零零零年代初出來打工，親戚帶親戚地在老闆下面幹活，不會簽合同，也沒有社保記錄。大多數人無法證明勞動關係，也無法按照工傷待遇索賠。他們攢的錢都用來蓋房了，方然寫道：「房子看上去光鮮，其實是借債蓋的。耒陽縣很多房子外墻漂亮，裡頭一個像樣的家具都沒有，有的連門都沒有。」之後，他到港大社會學系繼續深造，主力研究工人運動和勞工組織等議題。

在今天的中國，你若關心弱勢群體，你自己就淪為弱勢群體；你若幫助低端人口，你自己就變成低端人口。在香港念博士又如何？富貴如任志強又如何？妙筆生花如廖亦武又如何？落到國安手上，人為刀俎你為魚肉，沒有任何司法救援途徑，律師也無法介入幫忙，一個活生生的人立即人間蒸發，連關押在哪裡都不為人知，可謂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方然的父親在微信上公開求助，但在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中國，不會有人幫助他。若能見到習近平，或者哪怕是見到辦案的國安人員，他一定會噗通一聲跪下來，替兒子求情。他在微信中說習近平的好話，引用習近平的講話，是身為父母的人之常情。這既不是政治智慧，也不是自願為奴，只能說是絕望中的「告御狀」，是現代版的「竇娥冤」。

如果讀過中共的歷史，就知道社會學在中國最危險的學科

剛好一百年前的一九二一年，在北洋政府統治時代，青年毛澤東自由自在地帶着洋傘，到離他的家鄉不遠的安源去調查當地礦工的生活和勞動情況，鼓動工人罷工和造反。美國學者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在其名着《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一書中指出：「在安源，年輕的富有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幹部領導了一場極爲成功的非暴力罷工，還面向工人、農民以及他們的家人開展了達到一定規模的教育工作。其結果是民卸雜詮膊�主义镐燑蕘y檔鬧С執鐧攪思�高的程度。」栽x蒼垂と嗽碩�的全胜时期，为共产党提供撂K既�国五贩N�覊哪党员。以捹年后，来党C�泽东枷伨U�南的凤溁，脫]忻�泽东昔缺K男坌淖持荊�他所�齙鬧皇塹韃楹圖鍬跡�但栽戃囯y壑校�这已经是酚嚿的蕬]欏Ⅻstrong>一百年後的中國，想要獲得一百年前的中國的那點自由與空間，卻可望而不可即。中國的現代史，是一部倒退的歷史。

方然的父親在微信中說，父子倆都是中共黨員，方然是二零一三年入黨的。老實說，我對黨員不會有較正面的評價，尤其是習近平時代入黨的黨員，但我願意為這個無辜受害的公民說話。方然的父親還特別寫道：「方然的爺爺從小靠雨花台革命烈士撫恤金活下來，方然從小就聽着爺爺講烈士的故事。」他以此凸顯方然是根正苗紅的烈士後裔，不會做顛覆國家政權的傻事。但是，共產黨員的身份不是護身符，更不是丹書鐵券，如果稍稍讀過一點中共黨史，就會知道：陳獨秀、瞿秋白、趙紫陽等中共黨魁，劉仁靜、張國燾、李達等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創黨黨員，以及劉少奇、彭德懷、林彪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成了叛徒和罪人，黨對自己人從來不會手軟。

方然的父親不知道的另一個事實是，在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社會學是一門帶有原罪的、非常危險的學科。毛澤東時代，這門學科曾被「連鍋端」，也就是從各大學中徹底取締。社會學家費孝通的學生、學者聶莉莉在《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變：新中國初期的潘光旦、費孝通及其周圍》一書中指出，中共建政之後，對大學和知識界展開前所未有的思想改造運動，且經過高等學府的院系調整，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被廢除了，這個空白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後的改革開放初期。作為社會學界領軍人物的潘光旦、費孝通等人，首當其衝，難逃一系列殘酷的政治鬥爭。「共產黨政權初始之期，學問的源流來自中國傳統思想以及西方民主主義、現代思想的『異類』知識分子們受到了革命的勐烈衝擊，不得不進行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思想批判，在他們迎來的『新思想』與不得不棄掉的『舊思想』之間，呈現出鮮明的對峙。」

費孝通是中國有名的社會學者。圖/取自網路

潘光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費孝通雖然倖存下來，後來還當上花瓶式的高官，但其學術生命早已死亡，他再也寫不出早年的《鄉土中國》那樣的力作——後來他回憶從反右到文革中斷了二十年的學生生涯及噩夢般的遭遇時說：「我損失了二十年。我像是做夢！好似某種噩夢。我可以看書，但是沒有新出版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書，我讀歷史書。我的智能不可能有大的進步。我內心十分混亂。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實狀態。最後我只有放棄希望，沒有奮鬥目標，失去未來。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還能做什麼事。我不能忍受回顧，也沒有未來。沒有未來，又不想回顧，而還活着，那是太壞了。」

毛澤東時代不是一個已告別的噩夢，就像二十年後阿富汗塔利班的捲土重來一樣，毛澤東的幽靈再次附體在習近平身上。社會學還沒有被明令取締，但方然事件顯示，社會學在中國仍是一門危險學科，離監獄大門很近的學科。潘光旦、費孝通所遭受的苦難，還將在方然身上重演，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以上轉自六都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