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人階級談中國社會 一 |
| 送交者: 伯恩施坦 2021年10月20日20:46:44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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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勞工論壇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二零一二年 河南：融資公司跑路，破產投資戶元旦示威 2012年元旦，數千向融資公司借錢的投資戶（也有報道稱3萬人）聚集在安陽火車站，要求政府解決非法融資問題。示威者高唱國歌，並試圖沖入火車站、堵截京廣鐵路幹線；火車站全面戒嚴，附近交通要道路口被特警封堵。當局調動上千警力到場驅散示威者。據稱當時警察持槍要求示威者“十分鐘內離開現場”時，有人高喊“向我開槍。”到了下午人群逐漸散去，沒有引發暴力衝突。 1月2日安陽官方稱將“最大限度為群眾挽回損失”，同時將“全力以赴做好穩控工作”。 事實上，早在11月中就已經發生過因非法集資公司超越集團破產，投資民眾封堵交通和集資公司的現象。而在12月26日，更有數百名民眾前往市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干預，但都遭到當局的打壓和驅散。 相關報道稱，事情起因是安陽一些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突然失蹤，涉及資金越400億元；而當地兩成家庭牽涉其中，導致很多人傾家蕩產。 其實早在去年7月安陽市思麒汽車租賃有限責任公司通過汽車租賃進行變相融資的事情就暴露了出來，當時思麒已無力償還租車人的押金。7月到10月，全安陽市已有多名借貸老闆“跑路”，知情人士稱，安陽當地政府將40多家本地和外地借貸企業被列入非法集資黑名單，其中超過10家借貸企業遭到刑事立案。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成立於2000年的思麒公司曾被視作該市最大的汽車租賃公司。公司僅在安陽就擁有汽車2000多輛，多為奇瑞、QQ、吉利熊貓以及長安奔奔等微型車。”看是一個正常的汽車租賃公司，然而其卻喊出“零元租車”的口號。宣稱：“租車人只需交納每年365元的會員費，就可免費使用汽車一年，車輛保險、上牌、保養等費用均由思麒公司負擔。”但根據租車協議，租車人必須向思麒公司預交相當於車輛市價1.8倍到2倍不等的“押金”後，方可獲得租車資格。實際上這就是一種非法集資的手段。 眾多融資公司通過諸如此類的虛設項目、房地產公司高息貸款、汽車租賃等方式集資。而且安陽高利貸幾乎處於公開的狀態，有房產公司在市區設立六七個接待處公開收錢。 而且幾乎是全民參與，據安陽銀行系統人士稱“基本上是全民集資、全民高利貸，就市區居民而言，參與程度達到3-5成是沒有問題的。市郊農民參與能達到8成以上。”（《時代周報》） 而由於資金鍊斷裂，到了11月已經有多名借貸老闆“跑路”。40多家借貸公司由於涉及非法集資被列入黑名單，10多家借貸公司被刑事立案調查。這40家企業中“房地產企業有12家，煤炭企業僅1家，其餘均為投資性質的企業和一些名目可疑的公司。”而在此不久前‘安陽市政府發出的“防範和打擊非法集資有關事宜的緊急通知”中，就將擔保公司、典當行、房地產公司、投資公司、汽車租賃公司等作為重點監管對象。’（《時代周報》） 這一情況如同2009年的伯納德•麥道夫案的重演。當時其詐騙金額超過600億美元，其受害者包括滙豐銀行等大公司。而麥道夫公司操作其“龐氏騙局”已經數十年，但由於當時經濟危機導致其資金鍊斷裂，騙局最終暴露。 事實上，在2003年時安陽市也曾爆發過一起華通公司非法集資案，涉案金額2.8億餘元。其執行董事2005年最終被判死刑，但仍給集資戶造成將近6千萬的損失。當時部分集資戶曾於2003年9月堵截京廣鐵路，迫使鐵路停運17分鐘，4輛火車停運。 在2008年末，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以挽救經濟，然而卻導致了銀行業在內的金融業的瘋狂誇張。而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當局為了防止銀行危機、抑制通貨膨脹開始嚴格限制新增貸款，由此導致眾多項目資金不足。由此包括地下錢莊在內的影子銀行系統急劇膨脹。然而隨著經濟增長放緩，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這些地下銀行和所謂的融資公司面臨資金鍊斷裂，由此出現了眾多無法還貸的情況。溫州資本家潛逃和現在安陽融資公司跑路都印證了這一情況。 而這只是中國地下融資借貸的冰山一角，隨著國內國際經濟情況的日益惡化，這些地下融資平台或者影子銀行系統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的暴露出來，並影響到銀行業本身。事實上，大量影子銀行的資金也是通過第三方融資（如國有公司）而來自合法的銀行系統。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形勢的逐步發展，中國階級矛盾和社會衝突將愈發尖銳，新的鬥爭浪潮將席捲入更多的工人、青年、農民和底層民眾，社會主義者需要為新到來鬥爭最好準備。 農村與青年：採訪大學生“村官”——青春沒有在基層綻放 青年人包括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由於經濟危機而更加嚴峻。幾百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找到的工作往往也是天天加班，工資每月一般也就兩千元左右但除去高額的房租和食品支出每月所剩無幾。 從2006開始，全國陸續推出大學生“村官”計劃。“村官”工資從低的一千多元到高的兩三千元不等。雖然相比從事IT、翻譯等工作工資較低，但是大多數地方“村官”（免費）包吃包住，得到的工資不需要用於房租，食品等生活開銷。另一方面比起城裡的白領天天“自願加班”，“村官”的每天工作也相對輕鬆很多。更重要的是當上“村官”後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進入體制內，比如重慶市“村官”兩三年後就可以“自動”轉成公務員，而其他省雖然不會自動轉成公務員，但也有針對“村官”定向的公務員考試（例如今年中央機關招錄了大學生“村官”81名），“村官”也可以競選當地的村（社區）支書、主任。與此同時現在很多公務員考試要求參考者要有兩年以上工作經驗，而“村官”工作兩年後就滿足了這一條件。 相比幾千人選一的公務員考試，考“村官”還是容易很多的。因此當“村官”就被很多大學生視為進入仕途的捷徑。對於那些來自官商家庭的大學生（比如採訪中談到的有車有房的“村官”）來說，看中的顯然不是“村官”的工資而是想通過“村官”工作進入體制內。 而“村官”各自的家庭也會對其今後的升遷產生影響。對於本身來自官僚家庭的“村官”來說，通過父母在政府中的關係，今後的升遷機會就會很多，而來自資產階級家庭的“村官”通過家庭與政府官員的權錢交易等等也會得到很多機會升遷，而他未來在政府中的位置也會為他或者他的家庭的生意提供不少便利。例如近年來頻頻爆出的“最年輕市長”、“最年輕局長”等等。 另一方面，當局招收大量“村官”也是為了向中共官僚體系注入新鮮血液，增加政權的基層統治能力。就比如在採訪中提到的鎮政府里大多數原來的公務員都是四五十歲的，其中很多都不會用電腦。 而對於在政府里工作的大學生，官僚制度也對他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們學生時代的激進化的“青年病”蕩然無存。這並不只是因為他們靠國家預算生活，而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工作具有“精神的”性質，必然會在他們和官僚體制和有產階級之間建立起精神上的聯繫。就算平時私下言辭激進，工作中也只能是領導的“打字機”、“傳話筒”。他們不得不與工人、農民、窮人等處於經常的對抗中，“他們被迫反對工人，捍衛資本家的利益。這些職能最後使他們的觀念和觀點適應於自己，這是不言自明的。”“他應當在自己的心中以及在自己說話的聲音中找到與部長、銀行家和他們的高級娼妓的愛好和習慣相一致的調子。”“他們被迫出賣的可不是純粹的勞動力，不是自己緊張的體力勞動，而是自己的整個人”。（引自《知識分子與社會主義》，托洛茨基） 最終經過一段時間在政府里工作的經歷，原來剛畢業的大學生也官僚化了，成為了“合格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接班人”。 以下是中國勞工論壇對重慶某地的一名“村官”的採訪，在採訪中這名“村官”談到了“村官”被截留，黨政不分，中共基層黨組織渙散，三公消費等問題。 能解釋一下大學生“村官”究竟是什麼嗎？ 在重慶就是指選派到建制村擔任村支書助理或者村主任助理的大學（畢業）生。如果是黨員就當村支書助理，非黨員擔任村主任助理。按照重慶的政策選派生服務兩年後（2011年新招的“村官”要服務3年），經過考核後就可以被錄用為公務員。據我所知這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 你當“村官”多久了？ 一年多了。 “村官”待遇怎麼樣？ 我每月有工資加補貼大概1800元。人身傷害和醫療保險每年200元（這個是商業保險不屬於社保，沒有五險一金）。我有個朋友原來在四川當“村官”工資就1200元，不過聽說今年四川的“村官”漲工資了。我們鎮上新來的幾個事業單位（編者註：這裡指一些參照公務員管理的單位，它們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是一些國家機構的分支如社保所、畜牧站） 的大學生，他們的工資只有六七百塊。因此相比事業單位的大學生，我們的工資還可以。 除了工資以外，我們有免費宿舍，一人一間臥室。平時在食堂吃飯也不花錢，水電費也不用交。不過據我所知每個鎮的待遇都不一樣，很多經濟發達的鄉鎮“村官”年終能發很多錢，有的鄉鎮（街道）還有幾百元的伙食補貼，有的離縣城很近的鎮每天上下班還有專車接送。 能談一談你為什麼會當上“村官”？ 其實主要是家裡的壓力。當時並不想報考，覺得“村官”和自己所學的東西一點關係也沒有，自己一點也不想做行政類的工作，但父母覺得這個工作穩定，公務員的待遇不錯，不像公司裡面天天加班。所以也就是考試前一天看了一下書，最後還是考過了。當時也找其他工作，不過到了鄰近畢業的時候還是沒有找到工作，由於家裡的壓力和害怕失業最後就去縣組織部報到了。 你們學校考“村官”的多嗎？ 我們學校考的人很少。因為我們學校是211工程的，如果是黨員或者班幹部可以考選調生，不過考的人也很少。 我是理工科，在我專業近60個人中除了我就只有1個人考了選調生。 其實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相關信息。我也問過我們專業很多人想不想考這個，但他們覺得自己不適合在行政部門工作，更願意從事技術類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的學歷怎麼樣？ 我們鎮上本科和大專的都有，本科生中還有三個來自211、985工程的學校。我這一屆全縣還有幾個研究生。據說今年這個縣還來了一個博士當“村官”的。 其實鎮上大部分“村官”都是在外面工作（大多數在重慶市工作）了一年以後才來考“村官”的。他們覺得“村官”的工資待遇都還可以，雖然工資沒有外面高，但是不用交房租，吃飯的錢也省了，因此實際上能夠讓自己支配的錢並不比在外面工作少。另外鎮上的消費水平也比在主城低很多，平時自己想花錢都沒有地方花，能夠存上錢。另一方面覺得在外面打工沒有什麼前途，作為普通打工者沒有多少晉升的機會，而且工作也不穩定。而“村官”至少兩年後是公務員，之後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往上升，就算永遠只是辦事員（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也是一個十分穩定的工作。 你們鎮上一共有多少“村官”？ 到現在一共來了4屆，前兩屆的“村官”已經轉成公務員了。“村官”和“前村官”加在一起一共有十多個人。 你們鎮上“村官”的家庭情況？ 據我了解其中有一個有親屬在縣裡當公務員的，有一個父親是本鎮一個村主任，有兩個家裡應該很有錢因為他們在縣裡都有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而且在前幾個月都買了小車，還有個來自農村的家裡很窮還欠很多錢。其他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鎮上）“村官”中大概接近一半是外地的，其中還有一個是外省的。本縣的人中有四個家裡就是本鎮的人，有兩個平時都住在鎮上自己（父母）家裡。 據你了解“村官”中來自公務員家庭的多嗎，對他們當“村官”和今後的發展有什麼影響？ 應該占了相當一部分。其實如果你家裡有人是公務員，你得到信息就比別人多很多。比如，“村官”考試很多其他大學生連知都不知道，就算知道也不清楚“村官”的待遇，“村官”未來的發展等等。而據我了解到有的公務員家庭的子女一年前就開始準備（考試）了。而且家裡有人是公務員，自然也可以通過各種關係找人說情，而且考上後也可以（被）分到好的鄉鎮（街道）工作。 據我所知分到街道辦事處和鄰近縣城的鄉鎮的“村官”中很多都是在縣裡甚至市里有背景的，而離縣城遠的鄉鎮（政府里）家裡有人當官的“村官”相對就會少很多。因為“村官”到哪個鎮都是直接由（縣）組織部決定的，如果家裡有人在縣裡當官，或者認識組織部的人，當然就可以分到好的地方。 不光是“村官”，很多其他考試，比如事業單位招人也都這樣。我們縣今年就有一個文件說要在“村官”和選調生中招聘幾名鄉鎮領導，我們鎮上一些老的公務員說我們去了就是去當炮灰的，人早就定好了。 此外有很多招人的文件本身都是“量身定做”的。今年曾近有過一個遴選已經轉成公務員的前“村官”到縣裡部門工作的考試，其中很多要求很奇怪。比如檔案局的招人的要求是要有一年檔案處理的工作經驗，“村官”根本就不可能有這樣的經驗，除非他之前曾被借調到檔案局工作過。 你們“村官”都做些什麼工作？ 我們鎮上“村官”會被分到不同的辦公室，比如信訪辦（又叫維穩辦）、計生辦、黨政辦等等，他們主要負責做具體的工作。此外一旦上面有大的任務下來，比如人口普查，農房頒證（編者註：給農民的房子頒發房產證，之前農民沒有宅基地上的房子的房產證），大部分“村官”都要把時間同時花在這些事情上，也有可能自己辦公室的事情暫時不做了，專門搞這些所謂的中心任務。 能談一談“村官”被截留的情況嗎？ 我們鎮的“村官”都不住在村上，其他鎮也一樣。“村官”一般上都截留在鎮鄉（街道）。實際上全國的情況應該都差不多，我有個朋友在四川做“村官”，那裡“村官”同樣被截留在鎮上。 鎮裡除了前“村官”、選調生外，其他公務員年紀都比較大。其中三十多歲都很少，大多數是四五十歲的。 他們對電腦不熟悉，而現在辦公基本都要有電子檔。另一方面有了“村官”後，原來的公務員也有了依靠，大部分具體的事情都讓“村官”做了。鎮裡領導說如果真的把“村官”都弄到村上，政府就沒法運行了。 今年的幾項大的任務基本都是“村官”具體在做，比如人口普查，土地頒證等等。他們說沒有這麼多“村官”根本完成不了，而且有人說就是因為有了這麼多“村官”才會有這麼多任務。其實以前政府處理這些任務的時候人手不夠的時候會把任務包給外面的人比如打印店或者學校的老師等等，現在有了“村官”就不用花錢把任務包出去了。不過也聽說有的鎮上的“村官”做事情比較拖，最後任務完成不了，那個鎮也只好把任務包出去。 今年下過一個文件要求鄉鎮（街道）和縣級部門嚴禁截留“村官”， 被截留的大學生將不能轉正。鎮裡的領導最開始還想讓我們去村上住幾天再回來，但後來就不了了之了。我聽說有個鄉鎮讓“村官”下村住了一個月再回到鎮上去的。今年查的嚴的時候，一些村幹部、“村官”還受到過相關短信，上面還有投訴電話。甚至個別村幹部還讓“村官”打投訴電話（他們希望“村官”能下去幫忙做事）。但“村官”都不敢打。 其實縣裡、甚至市里都知道這一情況。有一些“村官”就被長期借調到縣委縣府工作。另外我聽說重慶組織部的一個負責人有一次在黨校對一些“村官”講課的時候就說他知道“村官”平時都住在鎮上，說他自己也是做父母的，不會故意為難大家。 你們“村官”是想呆在鎮上還是村上呢？ “村官”基本上都想呆在鎮上，因為鎮上吃飯方便，住宿條件一般也比村上好，上網也方便，鎮上“村官”平時可以一起玩不會很孤獨，住在政府宿舍里也相對安全。 不過我們鎮上也有一兩個“村官”說住到村上也沒什麼不好的，他們主要覺得呆在鎮上“村官”做很多鎮上的工作而對自己村上的情況很不熟悉，很多自己村的村民都不認識他們，怕對自己今後的考核不利。不過“村官”的最後的考核也需要鎮裡面領導的評價，所以“村官”都不敢得罪領導，對“村官”被截留也不敢說什麼。 “村官”會做些什麼村上的事情呢？ 主要涉及村上和鎮裡工作交接，比如把村里交上來的一些報表輸入電腦，有些大的任務比如人口普查也做本村那一部分工作。有時候也給村上打打文件。 也有一些經常下村的“村官”會參加村上的會議，也會有群眾向“村官”反應困難的。其中一個村的主任就說（比起村支兩委）村民反而相信“村官”一些，有些事情直接給“村官”說。不過就算下村也會當天回到鎮上而不會住在村上。 而下村下的少的“村官”可能只會在鎮裡要求“村官”下村的時候（比如參與如換屆選舉）或者在發生一些特殊情況如村里遠程教育的電腦壞了的時候才會下村。 有些需要下村的大的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等等鎮上也會要求讓“村官”下村做，但是“村官”不一定會做本村的任務，往往是一部分“村官”繼續留在鎮上做鎮裡的日常工作，而一部分“村官”作為主力下村。不過每個鎮的情況不一樣，有的鎮比如在做農房頒證的時候會把所有“村官”派到村里去完成房屋草圖的繪製。 這些任務比如農房頒證、土地復墾能具體解釋一下是什麼嗎？ 農房確權頒證就是給農民的宅基地（編者註：分給農民的那一塊集體建設用地，農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上的房子頒發房產證，因為之前農民只有一個集體建設用地使用證。 土地頒證就是給農民的耕地發一個土地使用權證。開會的時候領導說有了房產證、土地證後，農民就可以把房屋和耕地抵押給銀行了。 土地復墾就是把農民不用的宅基地復墾成耕地，這樣就能增加城鎮建設用地指標。另外在我來的這一年鎮裡還進行了農村養老保險，家電下鄉等工作。 你們鎮上“村官”都有什麼業餘活動嗎？ 很多人去附近的學校打球。去年有段時間很多“村官”躲在一個辦公室里打（紙）牌，後來被書記發現了，就沒人打（紙）牌了。不過其實很多領導自己晚上還打麻將，而且一般會賭錢。鎮上就是這樣，沒什麼玩的地方。 “村官”里黨員多嗎，平時沒有什麼黨支部會議什麼的嗎？ 我們這一屆黨員很少，不過前幾個月有個入黨積極分子培訓，所有沒入黨的“村官”都主動參加了，而且其中有的入黨申請書都交了很久了。 鎮政府里有個鎮機關支部，在我來以後到現在從來沒有開過會。而且有些“村官”黨員的黨組織關係並沒有從學校轉到這個支部，而是轉到所在村的支部，因為村上的支部交的黨費要比在機關支部少很多（不過其實就算在機關支部黨費也很少，好像一年就才幾十元）。 農村裡面黨員多嗎？ 一個村就幾十個黨員，而且大多數都是超過60歲以上的老人。據我了解到的情況，一個村青年黨員也就幾個到十幾個（而且其中還包括了村委會的成員）。 我覺得除了村委會的人，其他的農村青年入黨都不積極。因為我碰到過有幾個村有的“村官”和村幹部還幫村裡的預備黨員寫入黨志願書，其實應該他們自己寫。 去年村上黨支部換屆選舉的時候，村上給那些來參會的黨員（每人）發了100塊錢，村幹部說要不是聽說要發錢很多人都不會來。 鎮政府是誰做決定的？ 黨委成員有十幾個人，其中包括書記、鎮長、人大主席、（全部）五六個副鎮長、紀委書記、組織委員、政協委員、宣傳委員、武裝部長。書記統籌黨政事務，其他黨委成員分管不同的事情比如招商引資、政法、民政等等。書記、鎮長、人大主席是（鄉鎮一級）主要領導，被稱為“三個代表”（編者註：江澤民提出過“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黨委成員會經常開黨委會。討論事情。但我不知道具體他們是怎麼開的。平時“三個代表”遇到事情會進行討論。不過不管怎麼樣最後還是書記說了算，鎮長有一次開會就說他從來都認為自己是副職，配合書記完成上級交代的任務。 上面下來的所有文件（不管是縣委、縣府還是縣裡各個部門的）都要書記先看過了，然後書記再決定傳給那些人（根據文件的內容，一般會先傳給鎮長或人大主任看）。一些重要的文件（裡面有一些任務）三個代表和相關分管領導會進行討論。 因此黨委和政府其實根本不分的，書記就曾經說過一句話叫“黨委政府一家人”。 你們那裡上訪的多嗎？ 幾乎每天都能看到來鎮信訪辦來上訪的人。其中大多數是老人。 這一年多來也遇到過失地農民和退伍軍人等到縣裡和重慶市上訪的。到這種時候鎮上的領導就會特別緊張，派任何能派的公務員和村社幹部到縣裡面去“接人”（其他工作都變成次要的了，就是說“穩定壓倒一切”），有時候也叫上一些“村官”去。如果有人到重慶市上訪了，縣裡也還會派人去“接人” 。 平時一個鎮黨委成員會“分管”幾個被穩控人員，而每個被穩控人員被幾個鎮幹部、村社幹部，派出所警察（穩控責任人）同時穩控。書記說穩控不僅是信訪辦的事情， 每個幹部都同時身兼穩控工作。 一到大的節假日比如五一、七一等等，去縣裡甚至市里上訪的就會比平時多很多，甚至會有人到北京去上訪。而如果縣裡得到了有人“串聯”到重慶市或者進京上訪的消息（情報），鎮上就會讓穩控責任人聯繫被穩控的人員，看那個人是不是還在村上。也會派鎮上的公務員，村社幹部到各個車站去盯有沒有（疑似）上訪的人乘車，如果經過勸阻（疑似）上訪人員還是乘車離開了，也必須向上報告，因為如果上訪人員到了重慶市（或者北京）上訪了而鎮上都不知道的話，鎮領導和相關的穩控責任人就會承擔更大的責任。有一次因為聽說有人進京上訪，鎮政府全體人員還在周末加了兩天班，專門處理這件事情。 能談一談你當“村官”一年多來的感受嗎？ 剛到鎮上的時候感覺條件太差了，環境很艱苦。當時是重慶的夏天，平均溫度40多（攝氏）度，寢室里也沒有空調，只有到辦公室去睡。 感覺在政府里很壓抑，年輕人在政府裡面就是被“欺負的”。在政府里不管對錯都要聽領導的安排，沒有什麼話語權，還怕不小心得罪領導。 比如土地頒證，去年快到年底的時候上面說到元旦節之前要把所有土地證辦好，交到農民手裡。結果鎮裡領導就讓“村官”加班加點（晚上要加到九十點鐘，有兩周周末也不休息）來趕進度，後來還從外面請了幾個人。結果最後還是沒完成，而且到現在都還沒完成。這種情況經常遇到，或者上面催任務了，或者領導突然想到了什麼事情，就要下面馬上做，不管可不可行，也不管做了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義。 現在發現政府里很多工作都是虛假的。比如這次人口普查，說是要每家每戶上門調查，結果就是坐在辦公室里抄派出所給的公安戶口數據，而公安數據上面沒有的情況就瞎編（比如某人外出打工去了什麼地方，職業是什麼，在哪家公司）。其他地方也應該差不多，因為根本不可能有那麼多人去上門調查，我們光抄數據就抄了幾周。後來人口普查數據報上去，縣裡又說外來人口少了（沒有在百分之多少到多少的之間）、出去的人多了，所以沒有達標要改。其實重慶很多區縣本來就是勞動力輸出很多的地區，所以出去的人多很正常，反而縣上的要求達到的指標反而不符合現實。當時很多“村官”就說“這樣調查出來的數據好假呀”。 我鎮上一個主任也說他當辦事員的時候，最開始往上面報的數據都是真的去調查了的，結果每次都不達標。然後就認識到問題出在那裡了，後來報上的數據就靠編，結果每次都能通過。 政府里很多工作就是搞搞形式。比如有一個黨員信息管理系統，上面要求各個村（社區）里每個黨員每個月都要登錄一次。一方面村里沒有幾家人有電腦，另一方面多數黨員都是老人，根本不會用。只好讓我們“村官”每個月照著一張表上的用戶名和密碼“幫”每個黨員登錄一次。 另外一被領導叫到外面（飯店）吃飯就覺得很不自在，因為一到外面吃飯就要喝酒，領導給你敬酒你不可能不喝呀，很多時候只能裝作醉了躲到房間外面找地方坐著。下村的時候，村幹部每次吃飯都會喝很多酒，只能是一次故意喝醉了，下次他們就不會太勸酒了。 經常被叫出去吃嗎？能介紹一下包括這種公開吃喝在內的三公消費的情況嗎？ 我一般很少會被叫出去。這主要看“村官”在那個辦公室、做什麼。有的“村官”可能一兩周就會被叫出去到外面吃一次，另外而有幾個特別能喝酒的“村官”有時候被叫出去陪酒。 到酒店吃飯的原因很多，很多時候是為了招待縣裡下來的人，有時候是慶祝某件事情，有時候是馬上要做某件事情所以出去吃，有的時候是事情做完了慶祝所以出去吃。另外鎮裡（一兩周）開一次比較大的會後，中午鎮裡機關幹部、村幹部和其他參會人員也會一起吃飯。有一次縣委書記來了而且住了一晚上，雖然是在食堂吃得，但吃的和平時完全不一樣，甚至連第二天早餐都非常豐盛。 這些費用都是用的鎮裡的財政。鎮長，書記，人大主席以及其他黨委成員都有簽字權，在一些定點的酒店吃完飯，簽字就行了。我碰到過一次一個愛喝酒的副鎮長中午在外面喝了很多酒，晚飯在村上吃飯的時候又喝醉了，晚上又拉人出去到外面喝酒。很多“村官”抱怨說他一天到晚就只知道喝酒。 另外我們每次下村中午也會吃得很好。有時候是在一家酒店，有時候在社長或者其他村民家裡吃。就算在社長家裡吃也會上很多菜，有時候一張桌子都堆不下。村幹部一般都很會喝酒，白酒啤酒都會喝很多。這些都是用的村上（村委會）的錢。 因此很多“村官”私下就抱怨說鎮裡錢和村上的錢很多都是被吃掉的。每次到外面吃飯，一桌就幾百元（主要是喝酒花的錢，其他食物一般也就一百左右。） 鎮裡面只有一輛（鎮安監辦的）安監車和一輛轎車。幾輛私家車也被安排周末接送鎮政府的人帶到縣裡，星期一再帶回來，這些私家車（的車主）會有燃油補貼。 據說前年單位集體出去旅遊過一次，不過後來由於財政狀況不好，就沒有類似活動了。不過今年領導出去廣東招商引資過。還和去廣東經商的老闆開了同鄉會。 此外去年國慶發過錢，去年年底還多發了一千多元，據說是從計生罰款裡面來的。今年發過一張價值幾百元的購物劵，一盒包裝豪華的月餅。不過很多人都抱怨說比原來發的少，和其他鄉鎮比也發的少。 鎮裡領導有錢嗎？ 很多領導在重慶都買了房子，有個領導的老婆還是一個民營企業的老闆。 你感覺在這一年來你周圍的“村官”思想和行為上都有什麼變化？ 感覺這一年多來，很多“村官”都變了很多。 很多“村官”剛來的都不是很適應，有的覺得生活條件差；有的因為剛來的時候沒有什麼事情做，在辦公室里干坐著很煩；有的不知道怎麼和領導和同事打交道；有的不會喝酒等等 有的“村官”剛來的時候也不喜歡說話，但現在就很會說話了。 有一個“村官”今年開始下班後就基本呆在辦公室里打網絡遊戲，也不和別人交往，不知道他怎麼回事了。 也有兩三個“村官”挺反感當前的政策的。 比較反感當前的教育制度，覺得是愚民教育；覺得房價太高；物價太貴。希望有一次大的變革，改變當前的制度。說“官方誇耀中國用4%的土地養活了1/5的人口…….只是能滿足人民能吃飽飯。這樣的水平也能拿出來說。” 有個“村官”說：“我們這一代和我們父母那一代不一樣。父母年輕的時候還吃不飽飯，所以覺得吃飽飯就很滿足了……我們這些經歷過高考的人，不會像上一代那樣看待高考。現在那些高考沒考好，甚至沒讀大學的人賺得錢比我們還多些。” 有些“村官”比去年懶了很多，只是每天按部就班做自己的事情，上班的時候沒事就上上網，聊聊QQ。他們說：“在領導心目中沒什麼地位，干的再多也沒有用……每一次領導都說任務完成後，會考慮給大家錢，結果都沒給……上次搞土地復墾說最後要給每個搞了土地復墾的人分幾百元，結果到現在都沒看到錢。” 另外鎮上已經轉成公務員的“村官”也比以前“底氣足了”很多，有時候一些不是分管他們的領導都叫不動他們的。 你今後有什麼打算？ 我覺得現在很迷茫。還是想到外面去工作，但覺得到外面去從事技術性的工作沒有什麼基礎，專業也不好，（如果沒有工作經驗）很多公司更願意招應屆生。而且一旦出去了，就不能再回來當“村官”了。現在至少還可以獨立生活，不想再靠父母了。 其他“村官”呢？ 外地來的有些想轉正後考回自己家所在的區縣，有的想轉正後考到縣裡去。 “村官”最後是怎麼考核的呢，“村官”轉正後的去向？ “村官”幾乎都能通過考核成為公務員，不同的只是考核的成績。根據以前的經驗，有一部分考核成績比較好的會留在本鄉鎮（街道辦）當公務員。而比較差的就會調到更偏遠的鄉鎮。 如果想到縣裡工作，就得參加考試了。去年就有一個考到縣裡面了。當然如果你有關係，即使分到更遠的鄉鎮，也可以被借調到縣裡某個部門工作。 其他省市據說有的可以續約，有的有面向“村官”的公務員考試，有的地方“村官”當選上了村支書、村主任等等。 中國：新年伊始，全國各地罷工連連 去年12月30日成都市青白江區的成都川化集團工人罷工示威要求提高工資和脫離母公司。該廠工人已經連續四年沒有加薪，很多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人每月還只有一千元的基本工資。工人稱控股母公司瀘天化工將川化有競爭力的資產轉移和出售導致川化連年虧損。董事長陳曉軍稱母公司不會向川化加大投資，並有可能裁員，激起工人更大的不滿。由於春節鄰近，工人擔心廠方無法支付工人工資，數千工人集體罷工。工人遊行到公司賓館，堵住川化控股總經理楊誠及黨委書記劉勇，要求控股公司正面回應。工人拉出橫幅，上面寫著“要工作 要吃飯 要為社會作貢獻”。工人當晚遊行到成綿高速（成都到綿陽）進行堵路，當局派出數百名防暴警察在收費站進行堵截，雙方對峙數小時，並發生了零星衝突，多人受傷。當晚國資委介入，要求川化派人到場進行處理。最後廠方答應每月加薪400元，發年終獎3000元。川化工人的罷工取得階段性成功。 受到川化罷工示威的鼓舞，成都市青白江區攀鋼集團成都鋼釩公司上萬名工人於1月4日上午發動罷工，要求漲工資。當天大約5千人效仿川化工人出廠遊行到成棉高速路口示威，而同樣遭到被上千警察的阻擋。當局派官員和工廠工會主席到現場和工人談判，但沒有達成協議。雙方對峙數小時後，警察強行驅散人群，並使用噴霧。據稱至少3名示威者被打傷，5名示威者被捕。工人被警察驅散後，退回到工廠。工人自發籌集鬥爭經費，併購買食品和帳篷，準備占領工廠，繼續罷工。 攀鋼集團是西部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現為鞍鋼集團的全資子公司。罷工的工廠現有職工一萬四千人。工人平均工資才1200左右，工齡長達20年的也才1400。而且工資已經凍結數年未漲。管理層與工人收入差別巨大，按照工人說法是，“喝茶不干一月上萬，累死累活不到一千。” 星期四（1月5日），工人籌集上萬元用來購買食品和帳篷，並堵住所有工廠大門，前往工廠的道路同樣被封鎖。廠內的鐵路被工人攔堵，導致生產癱瘓，幾座高爐被關停。工人冒雨在工廠內遊行，並在工廠大門拉其橫幅：“強烈要求放人”。據稱成都城北所有警力已經調到工廠所在的青白江區。而且攀成鋼公司還發布了《攀成鋼“1.4聚集事件”答覆意見》要求工人復工。 第三天（1月6日），工人繼續占領工廠。中午廠方和工人代表進行談判。據傳廠方同意給工人加薪300元，但工人要求加薪500元。下午5點半，政府方面突然出動3000名防暴警察開始進行清場，並發射催淚彈，造成至少十多名工人受傷，至少數人被捕。 除此之外，全國各地罷工事件不斷。福建省福州冠海造船廠拖欠工人工資三個月，而工人多次討薪無果後，1月2日上午數百憤怒工人在船廠外封堵道路，引起交通堵塞長達數小時。地方政府出動武警驅散工人發生衝突。 而之後1月3日，廣東台山市白沙鎮主要生產保健按摩器的港資添美電器製品廠拖欠工人三個月的工資，導致全廠約500工人趁工廠年前趕訂單時候罷工，並阻攔集裝箱卡車出貨。 1月4日，江蘇無錫小天鵝公司廠方無故降低工人工資和不發年終獎，因此引發約100到1000名工人罷工抗議。下午廠長和工人代表談判，但尚未達成協議。 1月4日下午，廣西梧州港資企業中擴永威旗下梧州永威玩具廠因為工人節假日加班沒有加班費而全廠工人罷工。據稱大批警察到場阻止工人上街。經過勞動局協調，罷工六小時後結束。 2012年1月5日大連大雪啤酒廠上千工人由於不滿工資過低和加班時間長但加班費低等原因發起罷工，工廠3個大門均被工人堵住，阻止運送啤酒的車輛進出。2011年3月大雪啤酒廠被國際啤酒業巨頭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收購，工人無法和管理層一樣享受相應福利和待遇標準，引發工人不滿。 隨著經濟危機深化，加上鄰近年關，各地工人迫切希望增加工資而維持生活，但現實卻是收入減少乃至數月欠薪，而且未來的經濟形勢更不容樂觀。無論是所謂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殘酷盤剝底層工人轉嫁負擔，以滿足資本家和管理層的利益。面對這種困苦的局面，更多的工人們將不得不起而反抗，爭取自己的權利與利益。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聲援罷工工人，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停止警察鎮壓。同時呼籲各廠工人進行地區性聯合抗爭，共同爭取權利，建立獨立民主工會。在經濟危機下，亟需工人自我團結和建立自我組織。 中國：經濟趨冷、工人日苦、年關將近、工潮不斷 根據網絡消息，1月16日廣西南寧日資豐達(Foster)電機有限公司的八千工人集體罷工，抗議廠方以效益不好為由，今年只給管理層發年終獎，而一線工人不發年終獎。同時，對廠方安排的春節假期安排也頗有怨言，放假從21日（年二十八）到28日（年初六），眾多住在外省和偏遠縣村的工人根本無法回家過年，年節將在回家的路途上度過，而到家不到半日又要返程。在向管理層申訴無用的情況下，工人們在1月16日全天發動罷工。當地政府派遣約800多名警察和保安到廠區監管，封閉大門，嚴防工人上街遊行。目前罷工仍在持續中。 1月14日（星期六）位於深圳市三洋（SANYO）機電（蛇口）有限公司位於寶安區沙井鎮沙井分廠約四千員工發動罷工，抗議松下（Matsushita）集團秘密併購三洋機電，卻不通知員工，也拒絕給予任何補償。 為此，星期六上午10點半後工人們發動罷工要求與廠方談判補償；並一度堵住進出沙井鎮的主要道路，引起交通癱瘓數小時。當地政府出動武警和寶安區地方民兵（預備役軍人）到場維持，並與工人發生衝突。據悉多名工人被打傷，4人遭到警方暫時拘留。（據廠方事後表示，被捕的員工和已經在周日釋放）下午二時半後，廠方管理層允諾與工人進行談判，罷工才告結束。據工人反映，工人從未得知松下集團與三洋併購的消息，是在最近廠方要換工人工卡和廠區標誌才得知購併事宜。比照工業周邊其他企業，在企業併購時，員工都根據工齡得到補償，而他們沒有任何補償，所以深感不滿。 2010年松下集團完成對三洋電機公司的併購成為日本最大的電器商，但三洋集團下屬部分產品繼續保持其自有品牌。目前松下集團在中國有約70家工廠，三洋有約30家工廠。三洋機電（蛇口）公司成立於1983年，是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根據不完全統計，本次罷工已經是深圳2012新年以來第9起千人以上的大規模罷工。此次罷工的新聞在人民網和騰訊網等國內官方網站也得以報道。 1月10日，深圳羅湖區上千環衛工人發動罷工要求捍衛就業權，反對短期僱傭合同。當地政府出動300多警察到現場維持，並在與工人衝突中扣押數名工人。工人所屬公司為羅湖環衛公司，但2011年12月，羅湖環衛服務公司總經理深圳市清潔衛生協會原會長何建強和其他等人共同貪污50多萬元人民幣被判刑。而今年3、4月份地方政府將就地方環衛工程重新發包競標，所以羅湖環衛公司的工人在去年年底合同到期後，只獲得了3個月的短期合同；而且工人們擔心由於管理層貪污入獄，公司很可能解散，無人管理，所以發動罷工要捍衛就業權。 1月11日，位於東莞橫瀝鎮的港資上市公司創英玩具集團的工廠倒閉，老闆欠薪潛逃。該廠上千員工被迫舉著橫幅集體遊行前往當地鎮政府申訴。工人們打出的橫幅有“無良老闆 還我血汗錢，求求政府”和“年關已到 我要回家”等。當地政府軟硬兼施，先派出警察“維持秩序”，同時允諾先墊付工人被欠的2到3個月的工資。創英集團1986年成立，後成為香港上市公司，以生產金屬汽車模型玩具為主，極盛時期有員工超過萬人，目前員工約上千人。 自1月13日（星期五）起，位於江西景德鎮的昌河汽車集團發表示生二千工人持續3天的大罷工。工人抗議併購昌河汽車的長安公司將汽車整車生產資質轉給其他資本家，而這將導致昌河汽車的工廠停工與工人失業。因此，工人發動罷工並與昌河汽車的管理層發生衝突。隨後地方政府派遣5、600名警察到現場護衛公司管理層離開，並與工人發生衝突，數名工人被警方扣留。不過地方政府官員也到場安撫工人。有工人表示，如果無法得到滿意答覆，他們將在春節前前往北京上訪，以捍衛自己的權利。 剛進入2012年， 全國連續爆發多起大規模群體事件，風起雲湧，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在經濟危機的情況下，工人處境日漸艱苦。中國2011年的群體事件已超30萬起，而在危機條件下工人的抗爭變得更有組織與堅定。這足以說明，工人階級亟需建立一個真正代表底層民眾權益 的群眾性工人力量。 中國：廣西發生可能是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污染排放事件 災難再次降臨。數百萬城市居民的供水面臨另一場發生在廣東省龍江污染事件的威脅。1月15日當時數家工廠向江中排放鎘和其他工業廢水時，災難發生了。鎘是一種致癌物質，能嚴重危害腎、骨骼和呼吸系統。由於官僚主義的拙劣和可能試圖隱瞞真相，儘管嘗試進行清污，100公里長的有毒污染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 救災工人向水中傾倒化學藥劑以清理有害金屬，然而根據環保部派到該地區的專家組組長許振成說，這隻成功中和了大概7噸的鎘。在災難被報道超過兩周后，河中仍然還有13噸的重金屬未被稀釋。（在寫此文之時）鎘在受影響地區的含量超過官方標準的25倍。 污染帶正流向柳州市，350萬人的家。儘管政府保證自來水現在是安全的，該市還是出現了購買純淨水的恐慌潮，超市報道飲用水的銷量達到了通常水平的10倍。為了減少當地人包括漁民的日益增長的憤怒情緒，政府關閉了一些沿河的污染工廠並逮捕了7名公司經理。但這對解決這場危機遠遠不夠。 一些專家說這可能是中國數十年以來最嚴重的一起河流污染事件。北京的一位環境專家馬軍，稱這次污染事件是嚴重的，因為鎘無法自然溶解導致污染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憤怒在當地居民中日益增長，他們懷疑政府對水供應是安全的保證。正如在之前的有毒污水排放事件中，政府被指責不嚴格進行環境檢查和忽視安全。關於為什麼廣西當局還沒有確定污染的確切來源這樣的問題被提出。 “讓這樣大規模的排污發生是地方當局的重大失敗了，且不提令人尷尬的是兩周后他們都沒有能夠確定污染源。”一位來自長沙的金屬污染專家戴塔根教授表示。 不斷加劇的環境災難 龍江災難是對許多在中國的公司不計後果的方式的最近的預警。資本家和其政府代理人的共謀，利潤最大化而無視環境法律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據估計中國13億人中有9億8000萬人的日常飲用水被部分污染。超過6億人的飲用水受到人畜排泄物的污染，2000萬人飲用高放射性的井水。中國高水平的肝、胃和食道的癌症發病率與水污染有關聯。 根據一份最近的中央政府報告，被政府檢測的每10條河中超過4條被嚴重污染以至於不適合人類接觸。而且官方數據的準確性被廣泛地懷疑。2010年2月中國環境保護總局（現在升成環保部）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水污染水平是政府承認的水平的兩倍。這主要是由於農業廢水未被包括在政府數據里（農田化肥是比工業廢水更大的水污染源）。 普通人的擔心日益加劇，他們害怕食品是有毒的，空氣質量嚴重惡化，工業政策忽視環境或社會影響。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和麥克阿瑟基金會的一項研究顯示，75%的中國人稱環境問題比如氣候變化是一個對中國安全的重大威脅，比認為美國（50%）以及日本（45%）是安全威脅的人的比例都高。 去年發生了一些針對污染工廠或建設項目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例如8月在大連發生的14000人遊行和12月在海門發生的持續3天的兩萬人的示威。中央政府由於擔心關於環境問題的抗議及其有可能轉變稱政治性的，包括提出民主的訴求，以至於當局不再公布與環境污染相關的“群體性事件”的具體數據。然而中國媒體報告去年這樣的抗議增長了30%，而總共的抗議數量顯然達到數千。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網站（chinaworker.info）呼籲通過選舉產生的工人貧農委員會對工業、土地和自然資源實施全面的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制，政黨和政治團體活動擁有完全的自由。工人需要建立獨立工會以爭取對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的控制，並確保投資方式是安全和環境可持續生產的。只有一場社會主義群眾運動重建為多數人的利益服務的經濟體系，在民主生產計劃之下替代成清潔能源才能終結今天日益嚴重的環境災難。 湖北：葛洲壩萬餘退休工人抗議側記 自2012年2月20日起，位於湖北省宜昌市國有上市企業中國葛洲壩集團（以下簡稱為“葛洲壩集團”）的近二萬退休工人持續五天抗議，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保障醫療保險、降低水電煤公共事業價格和解決職工家庭子女就業等。2月25日，參與抗議活動的退休工人達成部分訴求，抗議活動基本結束。 中國葛洲壩集團是國務院國資委直屬的中央企業。1970年因建設長江重要水利樞紐設施葛洲壩而組建“長江葛洲壩工程管理局”（三三〇工程指揮部）。1990年代初，原計劃經濟體系的“管理局”改組為公司企業，參與多項中國國內和海外工程項目。1997年，該公司部分優良資產分離，組建股份公司“葛洲壩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上市。2007年，葛洲壩集團公司整體上市更名為“中國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葛洲壩集團營業收入約200億元，利潤9.17億元。參與包括三峽大壩等100餘座大型水電站和核電、機場、路橋、堤防等工程2000多項建設項目。並在東南亞、南亞、中東、非洲等60個國家和地區參與建設項目。2009年葛洲壩集團被列入全球國際承包商百強企業。葛洲壩集團公司基地所在的湖北省宜昌市葛洲壩區就是因葛洲壩建設和該集團得名，該區居民現約15萬人，其中大多數為葛洲壩集團員工或者員工家屬。目前，葛洲壩集團公司現有職工37000餘人，離退休職工35000餘人。 五天來參與抗議活動的主要是該企業2006年前離退休的職工。在2007年企業整體上市前，為減輕負擔和營造健康的賬目，葛洲壩集團以病退、提前退休、內部退休和轉崗等多種手法將眾多老員工安排退休，大多數退休工人的退休金只有1500元左右，部分原屬於集體合同的工人（非國有企業編制）只有800元左右。這些老員工在早期計劃經濟條件下服從相關建設任務，長期夫妻兩地分居，拋家離子在條件惡劣的邊遠山區連續工作十多年甚至數十年。如今往往年老體弱多病、住房緊張、生活困難。很多一家三代人五六口人仍然居住在1970、1980年代修建的簡易平房和筒子樓（1950-1970年代，中國模仿蘇聯集體宿舍式修建的3-6層樓房，缺乏衛生和廚房等設施）。這些住房最初是政府分配給員工，只用繳納低廉的租金。而企業改制和住房私有化後，這些住房也必須由住戶貸款買下。由於眾多老員工早年收入微薄，根本無積蓄可以支持還貸，帶來嚴重的經濟負擔。面對物價上漲和醫療費用昂貴，很多老人微薄的退休工資不得不在買藥還是買菜間作出選擇。 與此同時，改組為上市企業的公司高層卻領取高額薪金，集團公司總經理的每年基本工資為40萬元，加上各種業績獎勵和獎金，每年收入約為60萬元-100萬元人民幣。企業內部存在嚴重剋扣工人加班工資、貪污腐化和任人唯親現象。2012年1月春節前葛洲壩集團內部員工在網絡上爆料，某基層工程建設單位給葛洲壩集團五公司管理層（包括總經理在內的20人）春節拜年紅包金額總計達20萬元左右。而這僅僅是一個基層工程建設單位，葛洲壩五集團下屬類似級別的建設單位有數十個之多。可以想見，公司高管通過這些賄賂一年春節獲取的非法額外收入就達數萬到數十萬元。並且，員工中多傳言原公司董事長楊繼學為個人政績和獎金，剋扣員工應發收入；其本人又是“裸官”，除自己外全家都已移民美國。 基層員工和退休職工對企業市場化和公司管理層的不滿日積月累。此前數年，不少葛洲壩集團老員工和內退人員多次上訪與在網絡上披露相關信息，要求增加退休工資，但往往毫無音信。而近日轉任中國能源建設集團董事長楊繼學在一次湖南省人大會議上宣稱葛洲壩集團人均工資標準己經達到了三千多元。這更激發眾多收入和退休金菲薄的老員工們的不滿。因此，員工們紛紛開始串聯並籌劃上訪和抗議活動。 從2月20日上午起，萬餘退休員工開始聚集在靠近葛洲壩集團宜昌總部的葛洲壩城區立交橋轉盤處（330轉盤），在短時間即造成堵車長達數公里，以此向公司管理層施壓。示威的退休工人們打出橫幅：“強烈要求楊繼學向全工區人民交待清楚”。宜昌市政府出動了上百名交通警察前往抗議地點疏通道路，並派出武警和特警待命。當天抗議活動持續到下午5、6時，仍然有數千人在現場。葛洲壩集團派出副總經理陳邦峰帶隊的數名幹部前往現場疏散堵路工人。據當時現場目擊人士說，在雙方爭執中，數名憤怒的退休工人毆打了副總經理陳邦峰。 2月21日上午8時左右，又有約萬餘名退休工人開始陸續堵路抗議。數百名徒手警察和保安曾試圖組織人牆阻止抗議人群進入交通主道。但數千退休工人集體行動，迅速衝垮警方的徒手人牆。此時，宜昌當地電視台反覆發布通告，聲稱“集體上街堵路”是非法行為將遭到“法律制裁”，要求抗議的工人迅速解散。之後，警方又在抗議人群和圍觀者中安插大量便衣維穩人員。並密切監視前往現場聲援的維權人士和報導新聞的網民。一旦發現有人在現場拍照和錄音，即上前抓捕乃至毆打。不過派遣來的便衣人員被抗議的退休工人發現，也會迅速被老人們圍住。雖然老人們並不動手，但會紛紛指責打人和搶奪照相機的政府便衣。 葛洲壩集團則派工作人員沿街散發《致退休老同志的一封信》，聲稱集團公司重視退休人員養老金統籌外補貼問題，確保該項政策2012年內正式實施，並從7月份開始計算執行。同時，葛洲壩集團還威脅目前在集團工作的員工，要勸說家人和長輩不要上訪、堵路和抗議；否則現在職工將面臨下崗和除名的處罰。多數葛洲壩集團的普通員工和市民都支持退休老員工和父輩們為爭取自己權益而上街抗爭，即使因此上下班和辦事不得不繞路也多沒有怨言，還有年輕人在中午和下班時給參與抗議的家人和其他老人送飯。 2月22日與23日，抗議活動仍然如常進行，局面也愈加緊張。當局調動更多特警和武警在周邊待命，並再三警告要採取強制措施疏通交通。2月23日晚上，葛洲壩集團召集了60多名離退休職工代表進行談判，並且通過內部有線電視台播放了相關新聞和葛洲壩集團現任董事長、黨委書記丁焰章的講話。離退休職工代表要求3月發放養老統籌外補貼，但葛洲壩集團方面仍堅持21日所作出的7月底前發放的承諾。雙方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集團管理層為了暫時安撫員工決定每位離退休職工（含集體工）先預付1000元退休金統籌外補貼，另外，水、電、氣從一月份開始實行同城同價，標準與宜昌市持平，同時還公布了職工醫療保險和獨生子女貼補等新政策。 由於未能與集團管理層達成滿意的協議，2月24日仍然有數千退休工人堅持上街抗議，但政府方面和葛洲壩集團明確威脅，將不再容忍抗議行為；派全副武裝的警察和維穩人員現場恫嚇抗議的老人，並對積極組織和演講的人進行錄像和錄像，表示“如果再有人鬧事，將嚴懲不貸”。當晚，政府組織街道和小區的工作人員與戶籍警一起挨家挨戶警告不許居民參與街頭活動，並且以子女就業和讀書相威脅“不要禍及子女”。 因此，到2月25日，連續持續5天的抗議活動基本結束。很多退休職工已經開始忙於填寫領取補貼的申請表和提供所需照片。雖然，三萬多退休職工並沒有通過此次大規模的團結抗議完全達成自己的訴求，但是畢竟為自己贏得部分應有的權利。正如一對退休的雙職工老夫妻說的，幸虧鬧了，他們才把截留的退休金和補貼給我們，恐怕每人可以多拿一萬元一年。不鬧不行啊。 隨著中國資本主義市場化的發展，中國舊的斯大林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保障體系蕩然無存；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則仍未建立起來；當前的福利體系僅覆蓋少數體制內人員，而且即使體制內資源也集中在少數官僚身上。據說有數據顯示，中國公費醫療保險中80%的費用投入在不到20%的受保官僚群體身上，普通基層員工則覆蓋極低。而貧富分化、計劃生育和兩元戶籍制度導致社會人口結構日趨老齡化，廣大基層老年人缺乏基本的老有所養和病有所醫的保障。據人力資源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各省養老金嚴重收不抵支，缺口達700億元，而且覆蓋的老年人比例極其有限，特別是農村養老保險體系覆蓋的農村戶口老人不足20%。 同時，當局又積極推動養老金基金市場化，將養老基金投入風險巨大的金融市場，可能重蹈歐美金融危機帶來的風險。當局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逃避需要承擔的社會服務功能，使眾多老人陷入老無所養和病無所醫的地步。 社會主義者堅決反對任何私有化和市場化大規模國有企業的企圖，反對市場化養老金制度。支持葛洲壩數萬退休工人為爭取自己的權益而進行的鬥爭。而要真正實現捍衛工人和退休工人的權益，則必須依靠工人階級自己民主建立的組織——獨立工會，並將所有的大型企業和銀行實現全民所有，置於工人民主控制之下，組建工農民主政府，建立全國統一的普惠型養老金、免費醫療和教育的社會福利服務體系，並最終建立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需求的民主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高層政客們坐擁財富十倍於美國的同行們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簡稱全國人大）是中國名義上最高權力機關，昨天全國人大3000名代表在北京開始了其一年一度的會議。 《商業周刊》（2012年2月27日）發布的聳人聽聞的數字顯示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財產總和加起來達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這是美國政府三個權力核心——包含國會、整個美國內閣和九名最高法院法官——中所有660名高層官員的財產總和75億美元的11倍。 周刊報道：“人大中最富有的2%代表60人的平均財產為14.4億美元。而（美國）國會中最富有的2%的11位成員平均財產為3.23億美元。” “兩會”，人大和它的孿生兄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簡稱政協）會議在中國專制當局進行關鍵的權力交接的今年年初召開。今年秋天將召開的“十八大”（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將確定（現為國家副主席的）習進平為首的新的領導團隊正式繼任。有跡象顯示執政的“共產”黨內部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變得更加激烈。 隨著中國從斯大林官僚運營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執政黨成為了由既得利益者和商業宗族組成的控股集團。人大代表擁有驚人財富的一個原因是其中有越來越多的上層富有的實業資本家和私人企業家。正如官方的《中國日報》報道的，“中國最富有50人中，有三分之一或是全國人大代表，或是全國政協委員。” 訪問美國的資本家們 宗慶後是全國最大的飲料公司杭州娃哈哈集團的董事長和中國第二富有的億萬富翁，家庭財富達680億元，同樣也是一名全國人大代表。而另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吳亞軍，是龍湖地產董事長。根據上海發布的胡潤富豪榜顯示，她的家庭財產達420億元。 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不僅使得大資本家可以接觸在北京的政府，而且同樣打開了通往世界的大門。正如《商業周刊》報告，“全國人大代表中排名第三富有的代表是汽車零部件巨頭魯冠球。2月國家副主席習進平對美國進行官方訪問的時候，他曾陪同前往美國，並參加了一個美國副總統約瑟夫•拜登和財政部長蒂莫西•F蓋特納出席的會議。” 正如下面新唐人的視頻中顯示，中國首富和三一重工集團的董事長梁穩根據估計擁有110億美元的個人財富，廣泛推測他將在即將召開的全國黨代會（十八大）上選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一些報道稱梁穩根甚至可能被授予了一個政府高層的職位以顯示當局一種親商的姿態。 “全國人大中頻頻出現的億萬富翁顯示了富豪和共產黨之間的親密關係，”澳大利亞墨爾本莫納什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專業的教授布魯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說，“看起來，在建制內各級官員都和企業家勾結在一起，使自己變得富裕，這也導致了大量的示威。” 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一貫主張的，反對一黨專制的鬥爭和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應當攜手並進。 海南：鶯歌海鎮萬餘民眾抗議修建火力發電站 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海南省樂東縣鶯歌鎮萬餘民眾集會抗議樂東縣地方政府與中國國家電力集團（以下簡稱“國電集團”）修建燃煤火力發電站。3月10日是國電集團海南島西部電廠（鶯歌海電廠）工程正式動工的日子，而當地民眾反對修建發電廠的抗爭活動已經持續3個月之久。 樂東縣鶯歌海鎮位於海南島西南部，地處鶯歌海角，西、南面環海，面臨北部灣，與越南隔海相望，當地有中國南方最大的海鹽場——鶯歌海鹽場，也是海南地區久負盛名的漁場和海水養殖場。當地風景秀麗，碧海藍天，擁有全中國最藍的海水和最美的日落，被稱為“中國的夏威夷”。鶯歌海鎮根據國務院《海南國際旅遊島建設發展綱要》定位為“低碳環保、生態旅遊的現代化新農村”，也名列海南省政府“省22個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名單中。全鎮面積為24平方公里，轄3個自然村，總人口約一萬八千人，當地居民主要收入來源於海鹽開採、海水養殖和旅遊業。 2007年，國電集團與海南省政府即計劃在鶯歌海鎮當地建設海南島西部電廠。根據公開數據顯示，國電集團目前鶯歌海電廠計劃工程仍然是2008年最初審定計劃，電廠規劃裝機容量為 1400MW，一期工程2×350MW超臨界燃煤發電機組，二期工程2×350MW超臨界或1×600MW級超超臨界燃煤火力發電機組，計劃2012年上半年開工，2013年實現“雙投”計劃，2014年投產。而其中的一期工程使用的“超臨界燃煤發電”技術事實上已經是落後技術，在二氧化碳排放、脫硫脫硝等環保處理上都有嚴重缺陷。 但是，直到2011年11月得到國務院能源總局批覆的4年時間內，當地政府從未召開過聽證會，也未向當地居民諮詢任何意見，更未向當地民眾披露發電廠可能導致的潛在環境問題。2011年12月開始，電廠建設的前期籌備人員開始勘察和測量，鶯歌海鎮居民才得知修建電廠一事。此後，樂東縣地方政府特意將火力發電廠的修建與“特色旅遊風情小鎮”建設聯繫在一起向當地居民推薦。 今年1月份，當地政府方才發布《國電海南西南部電廠工程環境影響評價第一次信息公開》，徵集公眾對火電廠項目的意見和建議。目前鶯歌海鎮已經有約近萬名居民簽名反對在該鎮建設火電廠項目。但政府方面與國電集團仍然堅持推行該工程，群眾中反對政府恣意妄為，保護本地環境與民生的情緒也越來越強烈。從年初以來，民眾準備大量資料和報告向各家海南和廣東的諸多媒體反映，並在國內各大網站論壇和海南當地網站宣傳相關情況。但政府官員仍然無動於衷，強行推動建設工程上馬。由於鶯歌鎮當地中學生多數在鄰鎮樂東縣黃流鎮黃流中學就讀。縣政府強令校方逼迫在校的學生簽署同意修建發電廠的聲明，並以不簽署，高三學生取消高考權利，高二學生取消會考權利相威脅。同時，當地鎮政府所屬公職人員和教師等也必須“自覺”簽署支持修建發電廠的同意聲明。 今年2月中旬，部分民眾已經先後組織兩次村民集會和抗議，要求地方政府和國電集團傾聽民意，停止電廠籌建工作。但政府方面拒絕對話，一味用強勢壓制民眾意見，聲稱誰也不許破壞國家既定項目，對參與抗議的民眾以拘留相威脅。 3月10日國電集團的鶯歌海電廠項目正式動工日，民眾則不甘示弱，聚集上萬人，以各村組為單位，帶著橫幅和標語前往鎮政府抗議。將鎮中心地帶圍得水泄不通。而當局調動大量武警和特警到場進行戒備。根據當地民眾的說法，僅在鄰近的黃流鎮地區就有五百多全副防暴裝備的特警待命。 3月10日的抗議活動基本在和平狀態下結束，但民眾表示會在今後發動進一步抗爭行動。但是，海南本地沒有媒體報導相關事件，而民眾發在網絡的消息和報告也往往迅即被網管刪除。 中國勞工論壇積極聲援鶯歌鎮民眾的抗爭行動，反對專制當局肆意妄為，與民為敵。我們認為，對於自然資源（土地、礦產）和工業建設的規劃，應該由工人、小區民眾和消費民眾等相關利益方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實施民主管理與運作，並由所有民眾可以隨時公開檢查；反對一黨專制的官僚體系和以利潤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為此，需要允許所有民眾實現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基本權利，充分保證各種政黨和社會團體的行動自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管理和運作相關設施，當地小區民眾有權隨時進行監督，從而確保所有的基礎設施建設（諸如發電站、垃圾場、醫院等）符合安全和環境友善要求。在民主計劃經濟體制下，以可循環的清潔能源替代帶來嚴重環境災難的舊能源，從而確保可持續生產以滿足社會多數人的需求。 中國： 世行2030報告、杜建國抗議世行與反對私有化 2月28日，北京，“獨立學者”杜建國（注一）在世界銀行（注二：WORLD BANK – 簡稱“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的記者招待會上舉行抗議，並在現場散發《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WB, Go Home with Your Poison！）公開信，並高喊“華爾街都是騙子，美國是要用私有化毒藥毀掉中國經濟，國企不能私有化”等口號，隨後被世界銀行的安保人員驅離會場。這場單人抗議事件引發中外媒體廣泛報道和網絡上的熱議。 杜建國所說的“世界銀行的毒藥”，也就是世行行長佐利克在記者會上高調發布的關於中國2030年經濟前景的報告。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這份報告不能稱為“世界銀行的報告”，而是由世界銀行、中國財政部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注三：英文名: 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 以下簡稱為世行2030報告）。 根據相關報道，世行2030報告是由國務院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的數十位中外專家花費1年多時間精心編寫而成的，是為了解決“中國未來二十年發展面臨的挑戰和戰略選擇，重點就中國經濟如何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如何提高經濟增長的包容性和環境可持續性、如何與世界實現共贏，以及處在中等收入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應對面臨的共同挑戰、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議題而精心準備的。 2010年9月，世行行長佐利克向中國政府提出聯合開展研究報告的建議，得到中方領導人支持，這也是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首次以聯合課題組的形式合作進行研究。僅佐利克本人為此報告就三次來華，在報告編撰過程中，更是組織了包括中方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玉台、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和世界銀行四位副行長在內的高規格內部指導委員會。報告其實早於2011年9月就編制完成，但因為需要中國政府的各相關部委審核才能發表。報告得到了包括教育部和衛生部等部委的讚揚，但是卻遭到國有企業實際控制方的國資委的批評，因此進行了大量修改。而拖延至今年才得以發布。 就在杜建國抗議的世行記者招待會的前一天（2月27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中南海會見佐利克一行，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皆在旁就坐。同一天，圍繞該份報告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在北京共同舉辦了“實現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發展：中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經驗”高層研討會。按照財政部官方網站（注四）的說法，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出席了研討會開幕式並講話，開幕式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劉鶴主持。中央有關部門、部分地方政府、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代表以及國內外著名學者約150人參加了研討會。 3月5日，政協委員前國資委主任李容融在就此報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世行2030報告選擇在今年“兩會”之前推出，出台時間較有針對性。但對於報告中的觀點，他並不贊同。 同時，政協發言人前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在回答記者關於報告的提問時聲稱：對這份400多頁報告，我用Word的檢索功能做了檢索，我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份世行2030報告對於中國經濟和政策制定將具有重要影響，但迄今為止未有完整的中文版本發布，而且未在財政部的官方網站上發布。目前只能從世行網站上下載到英文的全文報告（英文報告全文達446頁）和中文PPT版本的概要介紹（僅4頁）與演示稿。 假如全文檢索該報告就會發現，並不同於趙啟正所說的“沒有查到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建議”，該報告中共出現9次“私有化”（privatization）這一單詞。其中除討論拉脫維亞和阿根廷私有化案例的2處，及1處引用美洲開發銀行的報告（2003. “Costs and Benefits of Privatization: Evidence from Brazi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 164. Washington, D.C.）外，其餘6處（報告中的第132、146（3處）、168和204頁）皆是竭力讚揚中國19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推行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使行業充滿競爭力度，避免進一步產業集中化。而如以“私有”（private）為關鍵詞搜索，整篇報告共出現230處，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正在進行和已經發生的私有化密切相關。報告更是明確無誤地強調國有金融機構（SFIs）私有化是實現商業化運作的最好的方式，但同時又退而求其次地解釋“如果政府不願意放棄對國有銀行的所有權，則可以通過金融機構完全上市（金融化）來確保國有持股。” 報告中的第110頁更明確“建議”，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從2010年的27%下降到2030年的10%。 而報告中提出的六大戰略方向“調整政府和民營部門的職能以強固市場經濟基礎、鼓勵各領域各部門的“開放型”創新、走向綠色、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基本社會保障、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強有力的財政體系、與世界各國建立互利共贏關係”，更是具體強調了民營部門（私有經濟）應該加強發展，為其提供“公平的”空間，包括進入社會保障體系和金融體系等。 所以，報告是以比較隱晦比較“理性”的方式仍然在呼籲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私有化和市場化。 與該份報告相呼應的是，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將支持非公經濟發展列入今年改革的重點任務，要求“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全面落實國務院2010年5月發布的“新36條”（《國務院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若干意見》），明確民營資本可以進入能源、軍工、電信、航空等傳統壟斷行業，並制定相關細則。 雖然媒體一直宣傳中國經濟近年來出現“國進民退”和國有企業壟斷暴利的消息，但根據前國資委主任李榮融提供的數據，從1998-2010年間，中國國有企業的戶數占比從39%下降到4.5%；主營業務收入占比從52%下降到27%；利潤總額從36%降至27.8%；從業人數從60.5%下降到19.2%，貢獻的稅收從65.5%下降到37.2%。也就是說經過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10多年的發展，所謂的“國有經濟”成分已經從1990年代的半壁江山全面降到了次要地位。這甚至與中共當局現行憲法直接衝突。（憲法第六條“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由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正在從深度和廣度上進一步發展，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神話”已經全面破產。三年多來，在資本主義發源地與大本營的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億萬底層勞動人民怒不可遏全力反擊當局削減支出和“嫁債於民”的企圖，風起雲湧的占領運動和總罷工1960、1970年代以來僅見。為擺脫危機，諸多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府也不得不在本國，甚至跨國聯合，採取凱恩斯主義/半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來穩定經濟，如歐美政府救援本國金融機構和穩定歐元區中的虛弱債務國希臘等。 在這種局面下，無論世行還是中國國內奉行“繼續改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精英與官僚們無法無恥地宣稱繼續推行“賣光一切、全面市場”的政策，但仍然竭力推行“私有化盛宴”以分食中國億萬工農胼手胝足辛苦積累的勞動成果。而且，對於新“崛起”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言，這一私有化進程不僅僅是資本家和官僚獲取經濟上的實利，更是通過發展私有制經濟基礎占據統治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能確保資本主義制度復辟的穩固和資產階級作為整體階級力量的發展。 社會主義者與反對私有化的路徑 繼2月28日杜建國抗議世行之後；3月7日，山西太原11名毛派支持者計劃在當地鐵路樞紐進行反對鐵路私有化的宣傳，並準備“堅決反對鐵路私有化”和“強烈抗議瓜分人民財產”的兩條橫幅和若干宣傳資料。但當天抗議活動尚未開始，11人就已被警方悉數拘捕，經審訊和搜查後，參與者被迫向警方寫下書面保證後，才在半夜得以釋放。而網絡上關於“反對私有化”和“深化市場改革”更是成為了億萬民眾熱議的話題。 社會主義者堅定反對私有化，全力捍衛全民所有財產，聲援與支持勞動人民與左翼力量反對私有化的努力，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專制當局對民眾的反抗示威採取暴力鎮壓，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但很遺憾，我們需要強調，無論是杜建國的單人抗議還是11名毛派的集體抗議，都未能足夠強調勞動人民的群眾性抗爭，特別是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鬥爭，對於反對私有化和捍衛勞動人民利益重要性。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現實中上不僅是少數經濟精英和資本家，而且相當數量的基層普通民眾中對於現有的國有企業有諸多不滿，其中不僅包括一般意義上的小資中產，也包括廣大工人和農民。他們對於目前國企的壟斷暴利、內部世襲化和等級化，以及壟斷企業與普通民眾間收入分配差異表現極端不滿。 而且，與相當部分的其他左翼理解不同，社會主義者深刻地認識到，在已經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今日中國，仍然殘存的所謂“國有企業”絕不同於昔日的“國營企業”（畸形工人國家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更不可能將之錯誤地視為什麼殘留的“社會主義成分”。其在經濟基礎、內部利益分配和運作方式上，都是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企業。部分官僚與資本家為推行私有化而蓄意扭曲，熱衷於將之與舊的國營企業乃至社會主義企業混為一談。而同時，也正因為這些壟斷國企的國家資本主義屬性，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導致民眾對現存國有企業的嚴重不滿。 首先，當前的中國一黨專制當局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國家資本主義當局，而不再是什麼昔日的畸形官僚工人國家。那麼，在經濟屬性上，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實體擁有的企業，就不可能是什麼“具有社會主義成分的企業”，或者“全民所有的國營企業”，而只能國家資本主義的壟斷性國企。現實中，這些企業運作與導向也是強調利潤化和市場化，與其他普通私人企業無多大區別。 其次，這些企業並沒有盡到“分利於民”的責任，其通過壟斷地位和龐大全民資源所獲取的利潤，最終只是為少數中外資本家、官僚與上層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相當數量的企業整體或部分已經在國內外的股票市場上市，外部的資本早已參與到了所得的分配。根據相關統計顯示，從2005年度到2008年度，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大公司海外分紅總額超過了10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7000億元；而中國A股的全部上市公司，在18年裡給全體股民的分紅總額，才2000億元人民幣。2007年中國全國最低生活保障基金支出僅275億元人民幣，僅相當於上述四家公司一年海外分紅的六分之一。而這四大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企業內部員工剝削和對國內消費者壟斷高額收費服務所帶來的超額利潤，諸如業務外包化，業績利潤考核、石油資源漲價、銀行金融和通訊行業的高額收費。 再次，在企業的內部權益分配上，這些企業實際上並沒有起到“普惠工人”和“保障就業”的作用，反而進一步通過壟斷和剝削而壓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經過1990年代和21世紀前10年的的大規模私有化和工人“下崗”，5000-7000萬原屬國營企業的工人失去昔日就業的“鐵飯碗”。而現存的國有企業的基層勞動者與高管間收入差距極為懸殊，且缺乏基本的終身就業保障。根據相關統計報道顯示，央企在崗職工的平均工資為5.4萬元，而與此同時上市的央企高管收入平均為61萬元，兩者相距近12倍。譬如，2007年國有保險公司平安保險三名高管及董事的年薪酬（工資+獎金）超過4000萬元，其中董事長馬明哲收入達6616萬元，在一片民意反對的情況下，2010年馬明哲年收入大幅下降後仍然達到987萬元。這絕非是個別現象，招商銀行的高管馬蔚華年收入也同樣達近千萬元。即使其他從事非金融行業的利潤率相對較低的實體央企高管收入也是高得驚人，如本網站曾經報道過的葛洲壩退休職工抗議事件中，葛洲壩集團董事長的年收入達100萬元左右，而與此同時葛洲壩集團普通員工和退休職工的年收入只有2-3萬元年左右。 此外，一方面這些由官僚專制控制的國企，內部充滿管理低下、追逐利潤、任人唯親，貪污腐化和官商勾結之風，並因此導致嚴重後果。例如近幾年鐵路行業跨越式發展導致的高鐵項目面臨的事故頻發與債台高築（注五），鐵路行業眾多貪腐官員受到調查，而耗費民脂民膏修建的鐵路未能根本解決底層百姓出行之苦，只是進一步滿足少數上層精英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在眾多的國有壟斷企業內部已經形成了類似封建等級制度的世襲化和門閥化的特徵。譬如，從央企的最高層到中層管理職位（編制內人員）大多為官僚權貴的禁臠或者是官商勾結利益交換的結果，尤其是央企的關鍵高層的位置如今往往直接由“太子黨”/“皇親國戚”壟斷，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李小琳是前總理李鵬的女兒，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的CEO朱雲來是前總理朱鎔基之子，現任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最近成為了中國衛通公司董事長，現任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之子李慧鏑是中國移動的副總裁。為了追求利潤和轉嫁責任，國企的生產經營模式也大規模血汗工廠化和外包化以降低勞動成本和躲避社會責任，眾多在基層從事辛苦而危險工作的工人往往都不是國企本身的正式雇員。譬如中國鐵路工程公司一家在近年的鐵路項目建設中，每年僱傭農民工達180萬人到200萬人。在壟斷嚴重的電力行業中，員工中流傳的順口溜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十個民工爬電杆，一個學生（新畢業非編制內的大學畢業生）當監工，兩個主任在喝茶，一個經理拿回扣“。 因此，今天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典型由官僚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企業，左手壟斷專權，右手貪婪逐利。資本為追逐利潤迎合專制權力，壟斷為確保特權擁抱無制約的資本。 而且，值得注意到的是，在國有企業進一步私有化的問題上，中共當局並非如同歷史上的被殖民地般只能被動接受，其所處的博弈立場甚至強於今天處於危機之中受制國際金融機構的希臘等國。今天中共當局早已經成為“富國俱樂部”的世界銀行中股權第三位持有者（4.42%），並且中共當局代表林毅夫也已成為了世界銀行的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所以，反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絕不能僅作秀式地將矛頭對準世界銀行，而是同時需要反對官僚對與國有經濟的控制壟斷。即使在過去的三十年間，資本主義復辟與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並不僅是外國資本一力強行干預的結果，而是中共一黨專制官僚當局（其中部分已經轉化成為官僚/權貴資產階級）和中外資本家共謀的結果。 雖然，社會主義者明確認識到現存的國有企業有諸多弊病和其國家資本主義的屬性。但是，社會主義者仍然堅定捍衛國有企業，反對資本家與官僚進一步私有化的企圖。我們之所以要捍衛現有的國有企業，不是因為它是舊的所謂的“社會主義殘餘成分”，而是因為，它是未來通向社會主義的工具。 正如列寧所說的“這是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樣式組成的一種經濟。……這裡壓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飢挨餓的“粗苯的”勞動者頭上的仍然是那個資產階級的官僚機構。但是管理社會事務的機構在這裡已經準備好了。”（《國家與革命》1918），“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論糧食稅》1921） 是的，我們明確地反對私有化，但不是為了維護“官有化”；我們堅定地捍衛國有企業，不是為了捍衛少數官僚與權貴的禁臠；我們反對官僚的壟斷暴利，不是為了將之奉獻於中外資本家手中，我們反對國有企業的世襲臃腫，不是為了支持將之全面血汗工廠化。國有企業不應成為官僚與資本合謀盤剝企業內外勞動人民的工具。 要真正反對和阻止資本主義當局進一步的私有化企圖，決不可能依靠少數人的單打獨鬥就能實現，更不可能通過向專制當局勸進改良方式實現。要真正反對私有化，捍衛全民所有的企業，反對國有企業成為官僚權貴的禁臠，只有依靠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和最廣大的勞動人民的團結起來有組織的抗爭才能實現。事實上，2009年，河北保定一棉工人反對私有化的鬥爭與吉林通鋼工人反對私有化的抗爭，就是近年來國有企業工人自我組織集體抗爭的典型案例。（這兩個案例雖然不能說以競全功，但是至少很大程度上挫敗了資本家與官僚私有化國企，瓜分全民資產的企圖） 而要贏得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支持，只有使國有企業內的工人階級（包括在編制內的廣大中下層工人和外包的農民工）和社會上廣大勞動人民深切感受到國有企業給他們的益處。為此，需要確保企業內所有工人同工同酬，有足以維持家庭生活的收入，充分的就業保障和安全的工作條件，團結周邊相關的私營企業工人階級。由企業內部的工人階級組建獨立的工廠委員會和工會取代官僚來管理和運作企業，並由企業內部工人、消費者和所在社區群眾選舉產生的委員會決定的企業的生產計劃和價格設定等以滿足多數民眾的需求。 總之，今天的國有企業需要的是由下而上的徹底改造，使之成為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管理，全民普遍收益的全民所有的企業。這才是社會主義者與左翼所應追求的目標。並且，在這些全民所有企業的基礎上至進一步推動工人階級對於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全面民主管理，向社會主義的民主計劃經濟邁進。 中國：薄熙來的下台 在中共十年一屆的領導層更替之際，戲劇性的事件發生了。自從1989年反政府群眾運動以來，還從未發生過這樣的局面——中共高層黨內的嚴重分裂曝光於公眾面前。作為新毛派和“新左派”旗手的薄熙來被免去了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 雖然事態發展極具戲劇性，但並非完全出乎意料。正如我們去年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文章中所解釋的，“而且薄熙來的宣傳運動至少在公眾看來，意味著自1989年鎮壓以來統治集團內部相對穩固的團結變得開始疏離。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僅僅在薄熙來下台的六個星期前，薄熙來昔日的得力助手，曾任重慶市副市長和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因醜聞而被捕。王立軍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可能企圖叛逃，因而被當局視為“叛徒”。而且，他被廣泛地視為涉及腐敗。政治評論人士陳子明表示：“王立軍的傳說變成了六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一個政治醜聞。” 薄王兩人的下台與其說是可能因反貪腐的“清洗”，不如說是黨內更為廣泛的權力鬥爭的一部分。 北京向右傾斜 《華盛頓郵報》將薄熙來被免職視為中國新毛派“痛楚的失敗”。雖然這將一場極其複雜的權力鬥爭做了簡單化的詮釋，但薄熙來的下台無疑標誌著統治集團內部要求深化經濟“改革”（市場自由主義）的支持者反對民族主義和國家干預的“左派”。 學者吳稼祥表示：“這是十八大前的地震”，他談及的十八大是今年秋季將要召開的中共黨代會，新的領導層將接替在任的胡溫領導團隊。溫家寶是中共當局內部“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本周三為期十天的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時，在現場直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雖然沒有直接點薄熙來的名字，但是他對“重慶市委”進行了嚴厲的指責，這預示了幾小時後薄熙來被正式解職。而“改革派”陣營中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他被公開視為薄熙來的剋星（雙方都曾投入大量精力就廣東模式和重慶模式進行爭論）。汪洋的口號是“小政府，大社會”。 由於薄熙來的突然失敗，加之汪洋在和平處置烏坎群體事件中的表現，令他在今秋進一步升遷（到政治局常委的位置）的機會明顯增加。烏坎村的村民通過有組織的群眾鬥爭而暫時取得政府的讓步，卻被汪洋的“改革派”劫持為其派系目的進行宣傳。儘管在本月早些時候，得到廣為宣傳的選舉使群眾抗議的領導人贏得烏坎村村民委員會的席位。但是，當局針對村民——尤其是青年積極分子——的鎮壓、監視和威脅正日益增加。 “文革”的警告 在對重慶王立軍事件進行抨擊的同一講話中，溫家寶警告說：“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像‘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可能再次發生。”這些意見反映了統治集團深刻的不安感，他們擔憂因為中國嚴重的貧富差距和普遍的不滿而導致發生革命性的劇變。與其說是20世紀60年代的混亂，不如說是今天在埃及、俄羅斯和美國發生的“占領”運動更令中國的精英們真正感到恐懼。由政府的喉舌英文的《環球時報》在人大會議期間在全國七個城市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令人難以置信的數據，幾乎有半數受訪者（49.4%）相信中國“處於”或者“也許處於”革命的邊緣。 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3月14日）的報道，“[溫家寶]在任9年，中國發電量增加三倍，鋼產量增加四倍，轎車和卡車的生產每年增加近六倍，”隨後該報繼續補充說，“但是被廣泛用來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係數則從溫家寶接任時相當於美國的水平攀升到今天接近斯威士蘭的水平。” 溫家寶對“重慶模式”的公開攻擊，並決定清除薄熙來，反映了這是高層國家領導人內部的共識，不僅得到包括反對薄熙來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首肯，而且也得到薄熙來的盟友中國政法安全的最高負責人周永康和候任的接班人習近平的同意。習近平和薄熙來都是“太子黨”——前中共高層領導的後代，他們在黨國體系內享受著繼承獲得的特權。 派系鬥爭 此前也發生過以這種方式解除省級高級領導人的事例。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解除職務，之後由於腐敗被判18年監禁。這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上海幫”和胡錦濤的“團派”內部鬥爭的一部分。胡錦濤之所以要對付陳良宇，就是為了遏制前國家主席的勢力，為他自己贏得更多的行動自由。 總的來說，這同樣適用於薄熙來的案例，這些行動的實施都事先經過了派系間的談判和交易。陳良宇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的位置為派系盟友習近平所取代。為了防止派系間全面“戰爭”的爆發，一種微妙的平衡必須被維持。正因為如此，才讓與薄熙來同屬“江派”的副總理張德江接任重慶市委書記的置，張德江是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門徒。如此就維持了“平衡”。 但是薄熙來的例子和2006年上海清洗不同的是，其涉及到了一名不僅在國家層面十分著名而且在政府體制外享有可觀的支持基礎的官員。他通過對重慶的控制，把重慶作為一個在集權國家的框架下最接近於“競選活動”的平台。“重慶模式”（後面將做分析）被薄熙來大量炒作，以支持他在九人組成的中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尋得一席之地。 根據現在的力量對比，薄熙來的政治美夢幾乎已經確定結束了。但是，對薄熙來的免職可能引發嚴重而不可預見的反響。尤其是對與新毛派而言，當他們反對今天“新自由主義的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對中共黨國抱有幻想和崇拜薄熙來。在本文寫作之時，毛派在網絡上的力量正在呼籲去重慶舉行抗議活動。相關報道顯示，各主要城市的安全力量都進入了戒備狀態，而武警部隊正從湖北向重慶調動——這標誌著當局也不排除有可能發生抗議活動。即使沒有發生這樣的抗議活動，解除薄熙來的職務也使領導層交接的過程變得更加動盪不安。 很多情況現在仍不明朗，而且由於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特點，很多事情不會向外透露。但是薄熙來被解職的時機還是值得評論。中共高級人物在全國人大會議結束的星期三晚上才被告知薄熙來被解職的消息。第二天上午，新華社對此發布了僅僅一句話的消息。 3月9日（星期五）薄熙來舉行了吸引大量記者的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保證要繼續推進“重慶模式”，之後對他進行清洗的決定很有可能直到人大會議的最後階段才做出。薄熙來“我行我素”的風格—進一步顯現出他毫不謙順—無疑激怒了中央領導層。假如對王立軍進行進一步調查，不排除會出現包括犯罪指控在內的進一步對付薄熙來的做法，其中孕育著政治的“奇異之處”。但是這會基於權力鬥爭的邏輯，而不是取決於指控薄熙來的證據是否有力或者缺損。 全國人大會議顯示了薄熙來在國家機關中仍然享有不容忽視的支持，包括在軍隊中。這能阻礙中共中央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相反有可能是的薄熙來能夠保持他政治局委員（不是具有更高權力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並有可能在政府內部被授予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正如一個評論家預測，看起來薄熙來有可能“軟著陸”。 對“左派”的打擊 與此同時，為了壓制對解除薄熙來職務的抗議，四大左傾（新毛派）網站在3月15日（星期四）被當局關閉。這就意味著中共中央領導層就對“民族主義左派”或者“新左”形成了廣泛的打擊，而不只是針對薄熙來一人。 受到打擊的網站包括有影響力的毛派網站“烏有之鄉”。雖然該網站有時會轉載來自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和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文章，但是其網站持有的立場與我們極其不同，且越來越傾向民族主義的政治觀點。但是，儘管有這些政治上的不同，我們毫無保留地抗議這種不民主的鎮壓，同時揭露溫家寶和中共自由派的“政治改革”和“開放”的空談。 圍繞在“烏有之鄉”等周圍的毛派團體扮演了薄熙來的“啦啦隊”的角色，儘管缺乏任何證據顯示他代表了對現有資本主義領導層的一種替代性選擇。一些新毛派把重慶稱為“資本主義中國的解放區”和“本世紀的延安”（中共在陝西的根據地）。 重慶模式—神話與真相 正如來自重慶的工國委（CWI）支持者張蜀傑指出：“所謂的‘重慶模式’看起來對重慶之外的民眾比對居住在重慶的民眾更有吸引力，他們尋找並且希望一個不同於中共資本主義政策的替代選擇。薄熙來政府和其他地方的中共政府並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但是他的民粹主義的統治方式驚動了許多中共領導。事實上，在薄熙來統治之下，重慶外資比其他城市增長更快，而且政府正在推進一項相對最激進的私有化農村土地的政策。” 儘管薄熙來發動了“紅色文化”運動，包括組織合唱團演唱毛時代歌曲（有意思的是不包括《國際歌》，正如在1989年，《國際歌》經常在反政府抗議中出現）以及傳播含有毛語錄的短信，他的政策更類似於“社會民主主義”而不是毛主義。據他的支持者上海風險資本家李世默（Eric Li）表示，薄熙來推崇“社會公平和市場經濟”以及“當代共產主義價值觀和中華文化的儒家根基相呼應”。 《金融時報》（“紅色警戒”，2011年6月3日）指出薄熙來在文革期間遭受過迫害（他的家人被關押了5年），因此他引入毛主義的主題“更多的是形式而不是內容—試圖利用希望回歸毛主義方式的懷舊情緒而不是重新採用與之聯繫的災難性政策。” 在不對毛澤東的官僚政策背書的情況下，我們將指出該報觀點典型地扭曲了事實；對毛澤東時代的“懷舊”是基於可以想見與理解的情緒反彈，這是對今天中共當局在醫療、教育和住房方面的私有化政策和隨之出現的極端不平等的不滿。 重慶是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去年的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達到16.5%，是全國各省、自治區與直轄市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自2007年，薄熙來掌權以來，重慶私營部門生產總值占經濟的比重從25%上升到60%。薄熙來的搭檔重慶市市長黃奇帆的昔日名言是，“我們目前追尋的正是20世紀80年代裡根與撒切爾模式。” 現在看來，黃奇帆至少目前暫時保住了他的職位。因此，很明顯，“重慶模式”並不代表著一種反資本主義的替代選擇。 民粹主義和專制獨裁 薄熙來的支持者所指的社會改良包括2010年開始推出的公共租賃房屋計劃，建立80萬套低成本住房提供給被普通住房市場排擠出來的低收入家庭，今天中國的住房市場幾乎是完全私有化了。然而，即使這項計劃也遠遠不是滿足貧困家庭的真正計劃安置。去年以來，中央政府也推出它自己的大規模公共租賃住房計劃，雖然未公開承認，但顯然是從重慶的做法中得到啟示。而全國性的計劃是在更大的規模上複製了重慶原型的所有缺陷。 批評者說，重慶的公屋項目中單位面積太小，而且離城市太遠。根據研究機構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的一份報告《重慶市公共住房困境》（Chongqing’s public housing predicament）聲稱：“（這些住房）更像是為單身工人準備的宿舍，而不是為城市家庭準備的永久性住房。” 該報告的結論是，該項目的目的是在於吸引投資者到重慶附近建立工廠，而不是（為民眾）提供體面的住房。 薄熙來的政策可以概括為有限的“社會”民粹主義與威權主義的結合。《經濟學家》雜誌的評論是：“他的一些支持者將他看作是中國的普京。薄熙來是一個鐵腕的民粹主義者”，並曾經預測他可能會成為中央政府內負責政法安全的最高領導人。 （《中國的新領導人們》（China’s new leaders，2011年6月23日）。 在全國範圍內，也許比薄熙來“唱紅”更為引人注目的是引起爭議的“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打黑”行動是由現在灰頭土臉的王立軍牽頭指揮，導致2,000人被逮捕，500人遭到起訴，13人被處決，其中包括重慶前司法局局長文強。由於今天黑社會力量對中國城市的控製程度，使得重慶當局進行的膽大而無情的“打黑”令人駭然。 據估計，僅重慶就有20萬人的有組織犯罪集團——在中國被稱為“黑社會”。在其他城市也大同小異，有組織犯罪已經滲透進入警察和政府部門，在重慶黑社會得到了文強的保護。薄熙來進行“打黑”運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使得他的派系對手，曾在重慶任職現為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感到難堪。以此來暗示汪洋在重慶任職期間放任“黑社會”的存在。毫不奇怪，重慶“打黑”的明顯成功激怒了許多中央領導。因此針對重慶當局酷刑、逼供和濫用“司法程序”的指控也已浮出水面，這也是導致王立軍和薄熙來垮台的一個因素。 為什麼要清洗薄熙來？ 對薄熙來清洗的最重要原因是由中共當局本質決定的，也是對於因資本主義復辟政策帶來的反彈的恐懼。由於領導層對薄熙來不可預知的行事方式的不信任，而不是所謂政治或經濟觀點不同，而導致他下台的。 正如我們以前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所解釋的：“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統治時代出現的不穩定與社會動盪孕育出目前的“妥協”制度，統治集團內部通過不同派別、省份和商業集團間進行詳盡的談判與交易而實現“權力制衡”（ （《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薄熙來為追求他自己的權力，而企圖繞過這種僵化的制度。如果他得以成功的話，這可能為他人樹立了先例。根據克林頓任總統期間的前助理國務卿蘇珊-謝客（Susan Shirk）對此評論：“薄熙來為爭取權力公開進行宣傳和使用媒體動員群眾支持的做法打破了黨的高層保持統一的門面，不是因為他在重慶做的任何具體的事情，而是應宣傳活動本身使得領導層們決定解除他的職務。自從天安門廣場鎮壓（1989抗議運動），他們就一直試圖將領導層保留在一個黑匣子中。” 太子黨 薄熙來是“太子黨”，是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是在毛澤東逝世後的數年內幫助鄧小平啟動中國的市場化轉變的“八老”之一。在今天階級分化嚴重的中國，“太子黨”就像是社會中的新貴族，他們掌握著大量繼承得來的權力和財富。正如《時代》雜誌評論說：“薄熙來幾乎算不上一個革命者：他喜歡豪華轎車和量身訂做的西裝，送他的兒子到哈羅公學（英國的精英私立學校）和牛津大學就讀。年輕的薄瓜瓜是第三代‘太子黨’，而且加入了牛津大學的亞當．斯密研究所。” 在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太子黨”們獲取了巨大的權力。無論是在私營部門還是作為強大的國家壟斷企業的負責人都是如此，這些國家壟斷企業像是“家族”封地一樣被瓜分運作。根據維基解密的報告，2009年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一份電報指出，這是“眾所周知的”，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家庭控制中國的電力行業，而負責政法安全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市控制國家壟斷的石油產業。現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妻子控制著中國的“珠寶”行業。 “中共太子黨“在黨內享有巨大的影響力，但主要是依靠以家庭忠誠為基礎建立的網絡關係，而並非是作為一個政治派別。習近平和薄熙來同屬於“太子黨”，但習近平被視為一個“經濟自由派”，例如他曾經主政浙江，浙江被視為是私人資本在中國的重要據點。但中共黨內的“太子黨”和其他官員之間的緊張局勢正日趨激烈。同樣出自維基解密的報告聲稱，“太子黨”官員嘲弄草根基層出生的官員為“小店主”。 圍繞胡錦濤主席的“團派”（它的名字就起源於共青團，因為很多其中成員是來自共青團體系）希望限制“太子黨”的權力，因為以他們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團”被看作是阻礙“改革”的障礙。因此，對薄熙來的行動部分也可看作是胡錦濤和“團派”企圖在秋季的領導人輪替前削弱“太子黨”的影響。作為“太子黨”的習近平將取代胡錦濤擔任黨的總書記，並在明年成為國家主席。這是2007年上一屆黨代會所決定的，這也反映了胡錦濤的派系當時受到的挫折，胡錦濤所中意的繼承人是其門生李克強，他將接替總理溫家寶的職務，成為（相對於習近平）第二號人物。 薄熙來本來有希望獲得的政治局常委席位，現在幾乎可以肯定會由另一位前主席江澤民（另一個太子黨）的支持者張德江所獲得，張德江目前暫時接任了薄熙來在重慶的職位。但是，薄熙來被免職也毫無疑問可以看作是間接地限制太子黨和阻止他們對新領導層的計劃，尤其是針對九名政治局常委的安排。這就是暗示這場衝突所包含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重慶模式”興衰本身。正當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日益深化，而中國經濟步履蹣跚之時，黨國內部的深刻分歧也變得公開化。以薄熙來事件為例，這可能至多在一個臨時階段內，而非永久性地修復‘黨內團結”的形象。 經濟“改革” 根據北京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王貴秀的描述，近來召開的人大會議其實是“官商代表大會”。正如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周所報道的，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人的財富總計達到5658億元人民幣（約合850億美元），比美國政府、國會和最高法院總共535名成員的財富總和的十倍還要多。互聯網上的評論員們把人大會議稱為“炫富聚會”，並發布了人大代表們佩戴奢侈品的照片。例如，地產公司恆大集團的老總徐家印腰纏價值6000元的腰帶，這幾乎相當於一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6977元人民幣）。前總理李鵬（1989年民主運動的北京屠夫）的女兒李小琳是中國國際電力集團的董事長，她被拍到身穿的璞琪(Emilio Pucci)時裝價值12000元。 在他兩個小時的公開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使用“改革”一詞達70次。但是，與其說溫家寶總理關注的是他十天后攻擊薄熙來時所提及的“政治改革”，不如說他更多關注是所謂經濟方面的“改革”，這其實是推行更為親資本主義的政策的一種說法。 在人大會議召開之前，一份由世界銀行和數個中國政府部門聯合編寫的報告得以發布，該報告呼籲進一步去規則化、私有化和解除國有壟斷。這份470頁長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提出的建議，這些建議不太可能完全實現；更是因為這份報告是世界銀行與北京當局間協調合作完成的。如今北京當局是世界銀行的第三大股東。報告的全名為《2030 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而使其意圖暴露。“和諧”一詞是由胡錦濤首先提出的，而不太可能源於中共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整篇報告裡無一處提到“民主”。 這份報告的結論正如左翼評論家們所指責的是一份“新自由主義的宣言”，並且得到了溫家寶總理在人大會議期間工作報告的響應。他承諾“打破壟斷”和鼓勵更多“民營資本進入鐵路、市政、金融、能源、電信、教育、醫療等領域”。溫家寶再次呼籲給予中小型企業更多的支持。而且，在人大會議期間，一個反覆提及的議題是給企業減稅和促進中產階級的消費。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重新進一步推動經濟“重構”和實現“改革”還有待觀察。但是，清晰無誤的是中共領導人們為隱藏在令人目眩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背後真實的經濟狀況而擔憂。自從2008年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以來，尤其是地方政府導致的債務問題堆積如山（請見附圖 ——雖然這一債務的全面狀況可能比官方提供的數字更要嚴重的多）；而這暗示我們，他們必須嘗試與現行的經濟模式和它其中壓倒性的依賴債務金融投資的模式決裂，而這種模式同時也創造了如山般的生產過剩。目前地產市場的危機是更為廣泛問題發出的一個信號，目前由房地產發展商和投機商擁有的空置住房的當前市值超過中國年度國內生產總值的總和。 “改革派”陣營希望“解除對居民消費的束縛”從而降低經濟退與出口和投資的不平衡的依賴。但是中國現在軟弱無力的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中國的消費比重遠遠低於巴西、印度和俄羅斯三國的消費比重）是由其現行的經濟模式所決定的，這一模式基於低工資、低技術含量和低利潤的製造與裝配生產。為了轉變這一經濟模式，他們希望使龐大的國有企業服從與私人資本進行競爭，開放此前完全壟斷的行業，但不是徹底放棄控制。政府考慮將地下銀行合法化，使利率自由浮動（允許銀行設置“市場”利率）從而使資本分配“更有效率”（例如，投放到利潤最高的地方）。這些經典的自由主義經濟秘訣是現在的中共領導層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儘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這些思想的實踐都遭遇了明白無誤的失敗。 正如眾多的人大代表已經公開承認的，這些政策是導致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處方。為了給這危險的藥丸裹上糖衣，政府再次回應世界銀行的報告而加速醫療保險、養老金和其他基本的社會保障建設。而所有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理論上都應該能提升居民消費。但這樣的許諾此前也提出過，但對廣大貧苦的中國人民而言，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改善。這不是由中央政府，而是地方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資金擴展社會保障和福利支出；中央政府只提供全國醫療成本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些地方政府正為史無前例的高額債務所困擾。 政治改革？ 當溫家寶和其支持者們談論“政治改革”，並稱這“與經濟改革不可分割”時；他們不是在討論選舉、結社自由、罷工權或者其他民主自由。他們的觀點與薄熙來和中共黨內其他“新權威主義派”沒有什麼根本性的不同，改革派希望保留一黨專制制度，同時進行一些“改進”。一個漸進的可控制的路線反映了，中國精英們對於如果允許群眾參與政治活動，出現“混亂”的深刻恐懼。他們所主要關注的，與其說是民主制度，不如說是更獨立的司法體系(所謂的“法制”)，更多的出版自由和（被認可的）非政府組織起到更大的作用等。 這些政策的目的是旨在通過有選擇的團體，而非群眾對於政府和政府擁有的公司施加壓力從而消減腐敗和濫權。與其將這描述為民主，不如說這是給予私人經濟利益集團更大可能性以挑戰國有既得利益集團並與之競爭；通過這種方式迫使後者在實踐中變得更為有效率、市場化和減少腐敗。這又是一個幻想。世界各地的資產階級政權，無論是民主的或者是獨裁的；都反映了他們（領導層）自己無法在理性的方式上使用社會資源。如果“改革派”是正確的，那麼為什麼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今天正陷入嚴重的危機中。 因此，北京當局企圖在領導人輪替前提振其“改革”的雄心也是與清洗薄熙來明確相關的。並可以此來打擊“新左派”。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政治學教授張鳴告訴《華盛頓郵報》，“重慶模式已經終結了，（中國）左轉的機遇也結束了。” 群眾不可避免的大規模左轉會在不久的將來徹底否定本聲明上面所描述的觀點。新毛派們將薄熙來的政策看作是替代中央政府現行資本主義政策的選擇，與之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則強調需要一個真正的左翼替代力量。為此，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腐敗的為商業資本所統治的中共體系和其各種派系的架構之外。我們既不對溫家寶和汪洋所代表的“改革派”抱有幻想，也不會對“專制左傾的”薄熙來抱有幻想。 必須自下而上地建立一個替代力量，這一力量應該基於群眾性的基層鬥爭，而不是仰賴對一個“新毛澤東”的崇拜。它必須從國際工人鬥爭中有所學習，並與之相互影響；竭力避免新毛派左翼的大中華民族主義。一個真正的替代性的力量要求建立一個戰鬥的工人階級政黨以實現社會主義和真正的基層民主。而這正是工國委（CWI）的支持者們所為之奮鬥的。 中國：反對剝奪言論自由 要求新聞信息公開 自“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發生以來，隨著中共當局內部日趨分化和權力鬥爭更加激烈，各種真假難辨的消息廣泛傳播與互聯網和媒體上。雖然統治集團一方面高喊“政治改革”，並因此得到了海內外眾多自由派和右派的喝彩；同時卻在進一步加大對於互聯網信息的管理和言論自由的打壓。 3月31日新華網的英文報道（發布未久即已從新華網上刪除），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中國從三月底到八月初，將開展為期半年的“春風”專項行動，嚴厲打擊通過互聯網相關犯罪的運動，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雖然，官方消息聲稱，此次的互聯網整頓主要針對網上非法銷售武器、藥品、有毒化學品、人體器官、偽造文件、發票等，以及交易個人信息。但同時，也要求網民不要散布“有害虛假”信息，即政治類新聞。 目前被逮捕的1000餘人中到底有多少是因發布政治時事新聞，多少是因刑事犯罪而遭逮捕的，無任何官方消息。 但是，北京警方此前特別發布過消息，針對傳播“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等謠言（也即謠傳中的“北京發生軍事政變”），迄今僅在北京已經逮捕6名網民。 同時，中國最大的兩個微博網站新浪和騰訊微博受到北京市和廣東省互聯網信息管理部門警告，也在全面實行發帖審查後，並在三天（3月31日上午8時至4月3日上午8時）內禁止微博發表評論，對微博上已經發布的消息進行全面核對和整理。 網絡上，各種謠言頻傳和真假消息難辨的一個主要原因恰恰就是政府當局對新聞和信息的專制控制，不願公開真實事件，甚至有組織地蓄意製造謠言和“引導”公眾輿論，而很多未經證實的“小道消息”事後，卻往往被證實為真實的。如此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中的諸多消息就是如此傳播開的，從而導致民眾對於所謂主流新聞和信息失去基本信任。 近日來，中國多個在海內外註冊的左翼網站也遭到大量“不明”黑客有組織的騷擾和攻擊，除較為著名的“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和“紅色中國網”等網站外，即使一些不知名的新興網站如“紅星網”(hx001.net)和“中國大民主促進會”(daminzhu.org)等網站也遭到黑客連續攻擊，域名遭劫持；導致大量損失流量和無法登陸。根據其大規模的操作手法和攻擊的頻率，明顯新一輪針對泛左翼網站的攻擊。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自2008年以來，也屢屢遭到中國政府的屏蔽，使數以千計的中國內地讀者只能通過代理軟件和VPN等方式訪問本網站。從去年年底起，也曾連續遭到“不明黑客”的蓄意攻擊，包括劫持DNS和連續惡意註冊從而意圖“破解”網站操作後台。 中國政府每年耗費數十億元用於互聯網的信息封鎖與屏蔽，2010年至少屏蔽140萬個海外網站和站點，其中包括諸多具有影響力新聞、政治和宗教類網站；關閉了300萬個國內網站。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專制當局壓制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尤其是針對左翼網站公開和秘密地破壞，要求保障民眾包括表達、抗議和結社在內的基本權利。我們相信， 媒體與言論乃社會公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需要擺脫少數精英（政府與資本）的控制，應該由大多數人共同民主決定。政府或某一政黨無權壟斷媒體，國家應資助媒體，同時允許不同派別根據政治支持率使用全民所有的媒體。同時，媒體也不應成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工人階級和人民對新聞和媒體進行總體的民主控制，允許和捍衛社會針對不同觀點存在充分的自由討論和決策。 中國：四面楚歌、左右開弓、清明不清明、一體被沉默 4月6日，全國近十家在左右兩翼群體中頗具影響力的網站與論壇，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紅色中國網、四月青年、紅星網、大民主促進會、中國選舉與管理網、共識網論壇和凱迪社區論壇等，被當局集中查封。宣傳主管部門要求它們在一個月內進行自查整頓。一個月後經當局主管部門審查後方可恢復運營。 根據官方新華社消息，從三月底到八月初，當局開展為其半年的打擊互聯網犯罪的“春風”專項行動，行動集中聯合9個政府部門包括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公安部和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北京警方迄今已逮捕1065名互聯網相關犯罪嫌疑人，刪除208000條有害互聯網信息；超過3117個網站受到警告，70家互聯網公司受行政處分。 4月1日，在廣州天河區十幾位青年舉牌集會要求胡錦濤帶頭公布其私人財產。其中湖南籍維權人士肖勇、廣東惠州人黃文勛、廣西桂林人區榮貴、江西九江人楊崇、老羅已確定因“非法集會”而被刑事拘留，網名小劉、老田、李總、四川籍女孩劉珊娟等10餘人下落不明。而且，警方以”案件涉密為由”，而拒絕律師與被捕人士會面。 4月4日清明節當日，山西太原、河南鄭州與洛陽及廣東深圳等地的毛派支持者組織集會悼念毛澤東，受到當局和警方的告誡與監視。 同日，四川省成都理工大學學生校風糾察隊十幾名學生前往成都市人民公園緬懷祭奠100年前四川護路運動中捍衛路權而英勇不屈的先輩先驅。這是一場近年來較少的學生自發的集會。學生敬獻花圈、拉橫幅、誓頌詞、三鞠躬。十米長白底黑色大字的橫幅主題是“繼承先烈革命傳統，發言前輩愛國精神” 4月6日，上述近十家網站和論壇集體停止運作。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站曾經均在網站上發布告示：“今天上午，國新辦九局、北京市網管辦、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安全總隊聯合約談，稱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信息，要求從2012年4月6日12:00起，關閉一個月。在此期間進行整頓自查。 而由美國前總統卡特創立非營利機構卡特中心與中國人民大學比較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聯合創建的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也在4月6日中午發布公告，稱因“本網站在一定時期內進行技術維護，請網友諒解。”而暫時停止運作。自2002年以來，中國選舉與治理網一直代表學術界和體制內自由憲政派。 此外，分別代表“民粹民族主義青年”的四月青年網和精英右派群體的共識網的網站雖然沒有被關停，但是網站論壇均已關閉。 當局以這些網站發布違反憲法、惡意攻擊國家領導人和妄議十八大的文章與信息為由，而集中整頓左右兩翼輿論與關閉有影響力網站與論壇的行動為近幾年之罕見，足見總理溫家寶等“黨內政改派”宣傳的政改與民主的虛偽，和深陷內部鬥爭與嚴重分裂中的中共統治集團的恐慌。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堅決反對當局打壓言論自由，剝奪民眾基本權利。我們主張任何政治流派都有權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主張。而真正要捍衛民眾的基本權利，絕不能指望中外資產階級或者統治集團中任何一派，只有也必須依賴勞動人民民主的有組織的自下而上的團結抗爭。 中國：薄熙來的身敗名裂 根據新華社北京4月10日晚間報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後續相關的新聞報道還指出，2月6日王立軍（前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事件發生後，對王立軍反映的2011年11月15日英國公民尼爾•伍德（Neil Heywood）在重慶被發現死亡一案，公安機關高度重視，專門成立了複查組。據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經複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經移送司法機關。 英國方面也迅速做出反應，英國外交大臣黑格（William Hague）說，“海伍德的死亡原因需要在不考慮政治因素的情況下就事論事的進行調查”。黑格還說，“希望調查是採取這樣的方式，我對他們的宣布表示歡迎。” 自2月6日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後，薄熙來與王立軍的相關新聞就一直是媒體和網絡關注的熱點。3月14日，溫家寶在人大會議閉幕時曾高調宣布要求現任重慶市委（薄熙來擔任市委書記）反思，同時高調誓言竭力推動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當晚薄熙來被宣布解除重慶市委書記的職務接受調查。 此後，中共高層內部爭端、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真實原因，以及英國商人伍德的死亡之謎等傳言與揣測不斷，3月下旬一度還傳出北京發生軍事政變的謠言。中共黨內各個派別更是不斷通過媒體和網絡釋放各種信號，這邊剛講“總書記並非凌駕於黨的中央組織之上”《北京日報》3月31日報道），那廂又表態“牢記總書記的囑託”（《北京日報》4月3日報道）。而且，坊間民眾與新左派們中仍然有相當多薄熙來的民意支持，大量網上爭論為薄熙來與王立軍辯護，甚至有人在街頭散發揭帖、拉橫幅挺薄。 但直到4月10日晚，中共當局官方針對薄熙來事件發布上述決定，顯然是經過了一番內部曲折而秘密的較量。這些消息對於薄熙來家庭來說無疑是致命一擊，不僅僅是結束其政治生命，而是試圖使其整個家庭身敗名裂，不得翻身。 在4月11日凌晨發布的《人民日報》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正確決定” 一文，定性為“王立軍事件是一起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的嚴重政治事件，尼爾•伍德死亡案件是一起涉及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嚴重刑事案件，薄熙來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黨的紀律，給黨和國家的事業帶來了損失，對黨和國家的形象帶來很大損害。”該文明確將薄熙來與王立軍一起打倒，這也意味著薄熙來與王立軍均將遭到嚴厲處置。 但是，這並不是大局塵埃落定，而是新的紛爭開始；在“十八大”即將召開前夕，如此激烈的內部權力鬥爭，更是凸顯出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不堪與分裂對立。 薄熙來與王立軍所鼓吹的“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風靡一時，曾經一度得到作為最高領導層的九人政治常委中六人的公開讚許，並且在眾多基層民眾和泛左翼得到廣泛的支持。 即使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所謂“重慶模式”沒有突破鄧小平當初設計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說“重慶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歸，是一種統治集團內部的自我糾錯。但是，今天中共統治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已經走得如此之遠，甚至統治集團內部力量也根本無法使上層倒退到“資本主義復辟”早期相對盤剝和內部對立不那麼嚴重的階段。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所謂“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的窮途無路，是統治集團內部利益糾葛已經無法用以往機制進行調解，是整個社會的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和貧富分化嚴重的反映。 隨著利益集團對於利益控制和爭奪越來越激烈，統治上層內部，也日益暴露出衝突與對立。這種內部鬥爭越黑暗越兇殘，也證明統治當局越反動越沒有前途。此次“薄熙來與王立軍事件”的爆發就是這種內部分裂與鬥爭的體現，但這只是統治集團大分裂的開始，而絕不是分裂的終結。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通過煽動民粹情緒得一展個人政治抱負。而且，這種藉助民意，以體制外向體制內倒逼的做法，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他其實代表的是，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私有化與自由化）的條件下，與“繼續改革派”鬥爭失利的中共黨內的舊官僚和“太子黨”既得利益集團。 這正中在野的改良主義毛派的下懷。毛派們習慣於將自身定義為中共忠實的“謀臣參謀”，習慣於依賴、拉攏與寄望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力量。某些“毛派導師”，每有中共領導層輪換，必談“健康力量重新上台”；每有重要會議召開，就說“中央政策左轉在即”。十多年來，毛派改良派，一邊如此“含情脈脈地”期待著早已變成“貪婪地吮吸中國工農熱血的吸血鬼”的中共當局的幡然悔悟與改頭換面，一邊繼續愚弄廣大支持左翼的基層群眾要安於現行秩序和耐心地等待轉變而接受中共官僚與權貴資本的壓榨。 “重慶模式”的橫空出世，使部分毛派的幻想與野心也日漸膨脹，更是吹捧，薄熙來是“紅二代的接班人”，重慶是“新時代的延安”。 但是根據目前披露的消息和傳言，薄熙來本非什麼艱苦樸素的“紅二代接班人”。薄熙來及家人生活一貫奢侈，其本人身穿價值數萬元人民幣的定製西裝，妻子薄谷開來與兒子薄瓜瓜長期在海外生活、經商與接受教育。（這一做法其實已經違反中共黨內對於幹部管理的紀律條例）。其子薄瓜瓜在英國和美國留學期間生活高調浮華，經濟來源不明，海外媒體《華爾街日報》甚至報道過他駕駛紅色法拉利跑車約會美國駐北京大使的女兒。 此次官方報道中用少見的“薄谷開來”稱呼薄熙來妻子谷開來，顯然也是某種暗示。中國內地自1949年革命後，為體現男女平等，很少出現將夫姓冠於已婚女性姓名之前的情況。聯繫到薄谷開來和薄瓜瓜曾先後長期在香港、新加坡與英國生活，不排除薄谷開來已加入其他國籍而修改姓名，使之更符合海外華人的習慣。而且，就在薄熙來案件處理消息發布不久，4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推動反腐倡廉形勢繼續好轉”一文中明確提出，“腐敗案件涉外化。有的違紀違法人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的甚至通過各種關係，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由此可知，薄熙來可能是目前中共官方主動披露的級別最高的“裸官”之一。 就在薄熙來被清洗出中央委員會消息發布的前幾日，中共當局對國內的泛左翼的網站展開了近年以來最嚴重的清理與打擊。其中既包括長期支持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烏有之鄉和毛澤東旗幟網等出傳統的毛派改良主義網站；但也包括其他一些並不完全支持重慶模式，甚至與“重慶模式”保持距離的左派網站，諸如東方紅社科、紅色中國、紅石頭論壇和大民主促進會等網站。 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相當多數毛派改良派希望通過推出中共體制內一、兩個強人作為共主而實現中共當局左轉幻想再告破滅。哪怕他們心知肚明這些的強人很多時候並非是真正的“左派”，但仍希望通過挾持民意迫使強人們左轉，但結果卻往往是白白出賣了工農利益而為他人做嫁衣。越來越多的左翼基層群眾將會通過薄熙來事件認識到這一點，與妥協主義、改良主義等任何不切實際和投機取巧的幻想進行徹底的決裂。 重慶：萬盛地區萬人抗議持續三天 4月10日，就在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免除中共黨內一切職務的同一天，重慶市萬盛地區數千市民和學生打著“還我萬盛區”、“我們要吃飯”等橫幅走上街頭遊行示威。萬盛當地民眾抗議原萬盛區和原綦江縣合併成綦江區，原萬盛區成為綦江區下轄的萬盛經濟開發區，由此導致當地資源受損和社會福利減少。 當天當局出動大批警察鎮壓，導致和示威者爆發衝突。據媒體報道，綦江區區長王越和多名示威者被打傷，也有傳聞稱有學生被打死。4月10日的衝突一直持續到深夜，當晚學生通過手機短信、網絡發帖和派發傳單號召第二天（4月11日）早上7點到萬盛高速路口集中。 4月11日清晨，大批武警和防暴警察己經被部署在高速路口。早上7時，據稱有數萬群眾舉著“萬盛人民團結起來”、“萬盛要發展要繁榮”等橫幅，陸續來到高速路口，和成千武警對峙。武警發射催淚瓦斯和結成方陣試圖驅散集會群眾，抗議人群用磚頭、石塊進行還擊。據稱當天約有十萬人捲入和警察的衝突，許多警車被掀翻、焚燒，全區猶如戰場，商店全部關門。當局則稱有一萬人，有12輛警車被砸，4輛警車被燒。 網友在網絡上描述當天的情形：“剛到城邊上，城區已經被封了，到處都是煙霧彈，辣椒水，有車被推倒，接著就有很大的煙，說是被燒了，大部分的地方信號被屏蔽。路人有的興致勃勃看熱鬧，有的面色心慌。” 4月11日的抗議活動持續到黃昏方告結束。據悉，為加強鎮壓警力，當局不僅動用了重慶當地的武警和防暴警察，還從四川成都調動2個防暴警察大隊和四川南充武警機動師38師的一部分力量，萬盛區進入全面戒嚴中。 有報道稱，這次事件是十分有組織的行動。4月10日的大遊行，組織者在群眾中心受到保護下，指揮和策劃11日的 行動；安排退休人員堵高速、其他人員堵政府大樓，和準備石塊磚頭。因預計會有激烈衝突，抗議者亦事先通知餐飲行業和商戶關門停業一天。 4月12日上午，雖然處於全城戒嚴中，但是在區中心的如子廣場到步行街一帶，仍有數千群眾聚集抗議。由於當天下雨，大多數群眾都撐著傘與在現場的武警對峙，仍有部分群眾高呼口號。現場負責清場的武警結成3到4排的陣型，用警棍不停敲打防暴盾牌推進；往往當警察的陣列還未靠近，群眾就自動散去，但之後就在武警方陣後方或兩側重新集結。有群眾向武警和警察投擲礦泉水瓶，被當場逮捕。據悉當天在如子廣場的武警並非是重慶本地的武警，而是由四川南充過來的武警機動師。 4月13日，目前當地尚無進一步的抗議活動的消息。 重慶萬盛區在行政區劃上原是由貴州桐梓縣、四川南川縣和重慶一部分劃分組建的南桐礦區，屬三省交際地帶的國有大煤礦，當地居民多為礦區員工或家屬；1993年，南桐礦區正式劃歸重慶市成為萬盛區。近年來，由於當地礦產資源枯竭，經濟發展遲緩。早在2005、2006年，就陸續有人提出萬盛區與鄰近綦江縣合併的舉措。2009年到2010年，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做出了這一決策，2011年10月國務院批准將萬盛區與綦江縣合併為綦江區，萬盛區成為其下屬的經濟開發區。 在並區過程中，出現各種衝突和利益問題糾葛，當地官僚與綦江縣官僚之間也權利分配的鬥爭問題。特別是有傳聞，被兼併後的萬盛各行業職工（包括在職和退休人員）社保及醫保普遍下調20%用於對口扶持綦江的扶貧工作（註：綦江原為農業大縣，農村人口比重較大，貧困人口相對較多。）由於，當地民眾在行政區變更上毫無自主權利，而又涉及到實際利益受損，面對物價飛漲經濟增長乏力，這種福利損失對底層民眾而言顯然是沉重打擊。而當局罔顧民意，出現反彈和抗議又剝奪民眾基本權利進行蠻力鎮壓，引發此次大規模抗議和混亂。 為了平息民憤，中共重慶當局4月12日出台了《關於促進萬盛經開區當前經濟社會平穩發展的政策意見》。當局稱：“一些人員之所以出現聚集，主要是因為萬盛區和綦江縣合併為綦江區後，部分群眾反映的一些擔心和具體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主要是三個方面，一是擔心區縣合併後經濟會蕭條，尤其是第三產業滑坡；二是由於原萬盛區執行的醫保標準較高，現在按照市統一要求，必須納入全市統籌，執行同一政策，一 些原萬盛區群眾每月醫保費少了二三十元；三是在區縣合併後產生失落感，認為區縣合併是錯誤的，希望“復區。” 所以，當局在福利、當地經濟發展和拆遷賠償等方面作出讓步。 但文件同時強調，“對打砸搶者要嚴肅處理，追究法律責任。” 據悉，迄今至少已有十數名抗議者被警方拘捕。 萬盛的抗議事件對於北京中央政府和重慶地方當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考驗。特別是僅在不到1個月前，因違紀而受到處理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剛剛被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所替代，重慶當地官僚正在進行內部新的清理和整頓，這次群體性事件的爆發無疑是雪上加霜，對希望“和諧穩定”過渡的中共當局來說實在是個糟糕不過的時機。 雖然現在還不清楚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以及是否和薄熙來以及黨內權力鬥爭的關係。但重慶發生的抗議反映了當前民生日苦，階級矛盾激化的現狀，也反映出統治當局專制非民主的統治方式難以為繼。 從廣東的烏坎到重慶的萬盛，群眾的憤怒如地火般四處燃燒。政治上野蠻的一黨專制統治與經濟上貪婪的新自由主義市場迷信，製造出根深蒂固的制度性矛盾，使飽受壓迫的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不堪忍受；而這些矛盾帶來的反抗將使統治集團無法再按原樣肆意統治。暴力的壓迫正在為反抗壓迫的暴力所顛覆。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反對當局的專制統治，要求立即從萬盛地區撤出所有軍警力量，釋放所有被捕抗議者和治療受傷人士，嚴懲暴力鎮壓和貪腐墮落的官僚，取消所有網絡和新聞封鎖，允許媒體和民眾自由進出和披露事件真相。當地民眾絕不能寄望於中共當局中的任何派別和個人。 我們堅定支持群眾言論、遊行、示威、結社等基本民主權利。社會事務都應交由本地社區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民主選舉的委員會管理。當地民眾，尤其是工人階級、青年與學生，應該向廣東烏坎的民眾學習，在工作場所、學校、大學積極組建獨立民主的工會、農會、自衛委員會和社會事務管理委員會。 “十八大”前——改革開放的終結與中共集團的分裂 中國共產黨原定於2012年春天召開第十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十八大”），會議將決定中共新一任領導層和執政集團未來的發展方向，而引起世人廣泛關注。但根據路透社和不同渠道的消息，由於中共高層內部鬥爭激烈，“十八大”可能延至2012年底乃至明年春天召開。 今年伊始，中國政治局勢就出現了戲劇性變化。2月6日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打黑英雄”王立軍因出走成都美領館遭北京政府調查。3月15日，王立軍上司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被免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4月10日，原有望在”十八大”晉升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薄熙來因違紀被免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接受調查，其妻子薄谷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商人(Neil Heywood)而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標榜”唱紅、打黑、共富”而喧囂一時的”重慶模式”由此宣告終結。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與世界銀行聯合發布《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明確提出，”在經歷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到達另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戰略轉變。”報告提出到2030年，中國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例要從當前的27%降至10%左右。中共當局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私有化制度）的企圖昭然若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更在其任期最後一年高調宣布”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為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只要還有一口氣，我就奮鬥一天。”兩會過去不過月余，各地金融特區的改制如火如荼，民營化（私有化），外資引入，以大改小，管理收購，大連、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溫州、廈門、廣州、海南，乃至西安、重慶等地，地方省市紛紛推出所謂的金融體制改革。 三十餘年前，曾經閃亮無比的改革開放，終於進入了最後“瓜分盛宴”的瘋狂期，也將走到了其歷史命運的盡頭。 全民共識的改革開放？ 歷經”大躍進”、”反右”、”四清”和”文革十年”，中共建政27年，在一黨官僚專制統治下，僵化的計劃體系導致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政治動盪混亂，內部鬥爭頻頻。官僚集團曾有的”革命理想”已化為烏有，而眾多普通民眾也仍處於貧困之中，整個社會的政治熱情已經耗盡。 1976年，周恩來逝世，數百萬群眾參與”四五天安門運動”，明確反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為代表的中共黨內”造反派”出身的新官僚的專制統治，遭到嚴苛鎮壓。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保守派”華國鋒與官僚集團代言人葉劍英和鄧小平等密謀政變，”造反派”新官僚遭到殘酷清洗。 為維持統治，走出”毛澤東時代”和”十年文革”進行變革成為了當時中共黨內官僚主流和相當多數底層民眾（至少是默許）的”共識”。但這一”共識”並非是如何進行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的共識，更不是對於三十年後今天的”資本主義復辟現實”的共識。 當時中共官僚集團內部也對於如何進行”變革”和”變革”的方向沒有明確的認識，這也是為什麼鄧小平和陳雲（時為中共黨內二號人物）會提出”摸著石頭過河”而充滿實用主義的口號。 1978年，鄧小平等中共黨內資深官僚挫敗”保守派”的華國鋒等人執掌中共大權。同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舊理論，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為此後34年中國進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制度全面贏得統治地位奠定了理論基礎。 但是，即使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對於如何走出”毛澤東時代”的具體路徑也頗多爭議。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支持了趙紫陽和胡耀邦等黨內相對右傾的”開明派”的主張，希望積極推行與西方接觸、引進外資和更加市場化的”改革開放”，並同時推動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 而當時陳云為代表的”保守派”主張在官僚計劃經濟控制下，逐步推行有控制的市場化，之後還提出”鳥籠經濟”的構想。”保守派”的這一路線也絕不意味著要徹底回到此前絕對的計劃經濟狀態，而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體，也即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這也成為兩種”改革開放觀”的肇始。 “改革開放”的第一次危機與1989民主運動 隨著市場化的”改革開放”逐步推行，官僚階層及其家屬利用權力中飽私囊，新興資本家群體通過原始資本積累逐步形成，外國資本大規模進入，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社會中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日益明顯，底層工農深感民生痛苦。民眾極為厭恨特權腐敗與官僚專制；學生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不斷，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各地屢現學潮和工潮。 知識精英和特權階層則日益受到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影響，體制外資本家群體也開始主張自身的政治權利。黨內”開明派”與”保守派”鬥爭日趨激烈和公開化，趙紫陽為首的右傾力量也越來越不滿於”保守派”對其推行”改革開放”的限制與羈絆。 改革開放進入其第一個瓶頸階段，中共統治集團趨於分裂；各種利益糾葛和矛盾衝突堆積，只待合適時機的爆發。 1989年4月到6月，遭排擠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全國性學潮。在運動初期，仍是知識精英控制的學生運動，並且得到了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的暗中支持。隨著運動的發展，工人階級日益組織化介入運動。這場全民性民主運動已逐步脫離中共”開明派”與知識精英階層的控制，正從黨內的路線鬥爭與權力鬥爭發展成為真正挑戰中共集團統治的政治危機，當局將運動與”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 “開明派”中鄧小平為首的力量和”保守派”唯恐局面失控，兩敗俱傷；因此重新整合達成共識，不惜調動數十萬野戰軍於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對群眾運動進行鎮壓。數百人到數千人死亡，數萬人被捕；其中多數死者和被捕者為赤手空拳阻擋軍隊戒嚴的普通工人與群眾。 以趙紫陽為首黨內右傾”開明派”本企圖挾持民意挫敗黨內的”保守派”，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殃及自身。趙紫陽被軟禁，大批體制內外的精英或遭監禁、或流亡海外、或離開體制。 “鄧小平南巡講話”與”堅持改革開放” 長安街的槍聲中，柏林牆的瓦礫下，百多年共產主義的理想化為烏有。前蘇聯和東歐等所謂”共產主義國家”（官僚專制的畸形工人國家）紛紛土崩瓦解、改旗易幟，而中國披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馬甲，走上了”專制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資產階級高高舉起”新自由主義的利劍”砍斷了”斯大林主義的繩結”，卻志得意滿地宣告：”社會主義的死亡”與”歷史的終結”。 “六四”鎮壓後，雖然陷入危機中的”改革開放”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國內經濟停滯，國際上被孤立。198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只有4.1%，1990年為3.1%，兩年內有超過100萬家無力經營的企業被強迫關閉，為文革結束以來經濟增長最慢的兩年。以陳云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保守派”主張”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再提”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爭論，意圖重新將經濟模式導向可控的官僚計劃經濟。 如果二十年前的1992年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保守派”的主張得到確立，那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將中途而廢。1992年春，為擺脫僵局，已辭去所有黨政職務年屆88歲高齡的鄧小平乘坐軍艦南下了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等地，花費月余時間推動”深化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也就是著名的”南巡講話”。同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將”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入黨章，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停止了更為右傾的”開明派”所推動的政治改革。 此後二十年，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旗號庇護下，得以所向披靡，一展宏圖。一方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政府財力雄厚、看似國力昌隆，甚至提出”和諧盛世”的口號，但另一方面，經濟發展以階級對立嚴重、官僚腐敗不堪、環境嚴重破壞為代價，也正遭遇民眾愈來愈激烈的抵抗。特別是在江澤民與朱鎔基主政期間，2001年中國政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中共修改《黨章》後，在經濟上全面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政治上公然篡改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資本主義復辟之路已是覆水難收。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起，全國各地開始出現大面積農民反抗強征土地賦稅和暴力計劃生育事件，數千萬城市國有企業工人反對國企私有化和下崗運動，以及數億農民工反抗血汗工廠殘酷剝削和爭取工人權利的鬥爭。近年來民眾不堪忍受的反抗日益激烈與頻繁，各種群體性抗爭與罷工已經達到每年20萬起左右。 配合經濟基礎的巨變，上層建築的“偷梁換柱”也早已悄然開始。自由主義者們高喊著“解放思想”的口號卻專制地壟斷了話語權；“非政治化”成為了全球普世新自由主義者們的口頭禪，而“不爭論”更成了中國右派精英們的“尚方寶劍”。一方面，中共統治集團為了維持統治的合法性，仍然身披“畸形工人國家的外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尚未褪去；而另一方面，為確保資本主義復辟的長驅直入，必須對曾經占據主流的意識形態進行顛覆，消解既往歷史性的結論（無論其正確與否）——也即是對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與革命思想進行徹底解構。新民國終於在中國大地得以復活。 距離產生美。借古諷今成了所有對現實不滿者——今天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左傾民粹主義者——共同使用手法。差別不過是，一個將上世紀初的民國描繪成自由競爭，民主康樂的“失樂園”，另一個則將上世紀中期的毛時代中國打扮成正義平等、天下大同的“人間天堂”。 “改革開放”第二次危機與”重慶模式”的興衰 “一切現存的東西，都要死亡。”（《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馬克思） 2007年末到2008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接著席捲全球，迄今危機仍在廣度和深度上繼續發展，並日益影響到經濟趨冷的中國。這場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也宣告了世界性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徹底破產。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內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分化嚴重，正從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迅速變成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一黨專制統治下，中國民眾對於改革的發展路徑無絲毫髮言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成為了”改革詛咒”的犧牲者。改革開放成為官僚集團和權貴精英們單方面壟斷的話語權，成為加諸於民眾身上野蠻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代名詞，改革共識已死。 面對內外危機，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面對危機採取了不同的立場，並日益分裂。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往往起源於基層官僚隊伍，依靠資歷而晉升到目前的位置。在與由”太子黨們”發展起來的國家資本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競爭之時，以溫家寶為首的派系所依賴的支持基礎多來源於體制外的中小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學者；所以，”繼續改革派”更希望繼續推行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而更傾向與利伯維爾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如近日溫家寶大力抨擊國有銀行壟斷，要推動民營資本進入銀行產業，並首先允許溫州和深圳（前海）等地推動自由化金融改革，允許機構與個人進行外匯對外投資。 而中共黨內高層官僚子弟所組成的紅色權貴小圈子的”紅色太子黨”，由於歷史背景和關係，其家族在社會和上層中掌握諸多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多種資源。但在”太子黨”內部，存在不同的代系、利益、派系和政治路線；一些”太子黨”則更傾向於”開明派”，而另外一部分”太子黨”代表著中共內部相對”保守”和”維持現狀的力量”。 在權力鬥爭中失利，”十七大”後出任中共政治局委員與重慶市委書記的”嫡傳太子黨”出身的薄熙來就是後者的代表，他們其實並不反對改革開放和資本主義復辟本身，而是希望能由舊統治集團控制的國家資本繼續主導政治與經濟發展。 薄熙來和王立軍等人正是窺得群眾中廣泛不滿情緒，”唱紅、打黑、共富”的”重慶模式”橫空出世，以煽動民粹情緒一展個人政治抱負。如果對照鄧小平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各種實踐和言論（如《鄧小平文集》）；自始至終，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從未突破鄧小平設計的理論框架。”唱紅”運動式的組織群眾演唱革命歌曲在1994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也曾經”紅遍全中國”，而”打黑”（打擊有組織犯罪）是任何希望能”健康地”管理社會秩序的政府都會採取的治理手段，其打擊範圍和程度甚至遠不能與1980年代初鄧小平時代推行的”嚴打”相比；至於”共富”（共同富裕）的口號更是在鄧小平相關理論，甚至胡錦濤與溫家寶的言論中，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重慶模式”的出現，不僅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這種藉助民意，從體制外向體制內倒逼的做法，既不是所謂”毛澤東主義道路的回歸”，也不僅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它宣告了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改革開放”的窮途末路。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重慶模式”的出現是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的回歸。 “重慶模式”今年年初由於王立軍叛逃案發而破產，雖然具有偶然性，但也說明中共集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上行走如此之遠，使得任何最起碼的改革原則下的”內部糾錯”機制已經無以為繼。雌伏在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繭衣”（官僚專制的斯大林主義下）中的”資本主義之蛹”已化身為蝶，即將破繭而出。 改革即死，革命當立 但遍地燃燒的熊熊地火豈是影帝們的口水所能淹沒。這也是為什麼作為前黨內”開明派”趙紫陽繼承人的現總理溫家寶在危機重重的今時今日，會高調宣布堅持進一步推行”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並提防”文化大革命”的死灰復燃。中外統治集團對於那即將到來徹底改變秩序的大巨變大爆炸，懷有刻骨的恐懼與仇恨。 對於中國的億萬民眾而言，要實現真正的徹底性變變革。“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己的任務。（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這種對於迷信的破除，既是對往昔已經失敗的一黨專制官僚工人國家的希冀的破除，也是對於日益破產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迷信的破除。 中國： 紅色光環下的資本重慶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下台正成為一場令人瞠目結舌的大戲，而在中國關於薄熙來所推動的“重慶模式”有諸多爭論，這是否是對抗北京中央政府，尤其是“自由派”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新自由主義親商政策的一種替代。本文作者張蜀傑是工國委（CWI）來自重慶的支持者，他遭到國家安全警察的迫害，去年被迫逃離中國。薄熙來事件起始於其助手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領事館尋求庇護，這揭開了中共當局二十年來最嚴重的權力鬥爭的序幕。但在當局宣稱這只是一個“孤立的犯罪案件”同時，這同樣也是一場政治鬥爭，北京當局為薄熙來不願遵循北京所制定的政策而惱怒，這對北京當局對各省政府日益不穩定的控制是個重要危險。眾多的評論家將薄熙來事件與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相提並論，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成為一件謀殺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而其家族在國內外秘密聚斂的財富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薄熙來和他的妻子都是“太子黨”——即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他們在政府內部和經濟上都擁有重要的力量和影響。薄熙來成為一部分新毛派和新左派的英雄，而“重慶模式”被視為通過增加國有經濟控制而為窮苦百姓提供社會正義和幫助的重要手段，同時也出現一些所謂毛時代文化”唱紅歌”的復甦。在一黨專制下，完全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和為之鼓勵的自由和開放的政治辯論的條件下，這毫不奇怪有相當一批人將薄熙來和重慶看作是替代當前政府政策的一個可行辦法。但如本文所示，薄熙來的政策並不能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替代，事實上他不僅贏得了讚譽，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從海外資本家那裡吸收了大量投資。關於薄熙來事件的進一步背景消息，可以閱讀《薄熙來的下台》(點擊鏈接）一文。 王立軍2月6日到成都美領館”休假式治療”以及之後4月10日薄熙來被”雙規”，其妻谷開來涉嫌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等一系列事件讓中共高層權力鬥爭在1989年民主運動之後首次暴露在公眾面前。自從王立軍進入美領館的消息傳出後，最高峰時，據稱有上億人”圍觀”。眾多網友稱此事件精彩程度勝過”懸疑大片”。 民眾對王立軍和薄熙來事件的積極關注，不僅是底層民眾對上層權力鬥爭的一種隔岸觀火的消遣心態，而且顯示出民眾對當前的社會現狀極其不滿而希望有所改變的願望。 王立軍事件之後，”重慶模式”、薄熙來和王立軍一起出現在主流媒體和網絡的激烈討論中。”重慶模式”並不是一些毛派宣傳的那樣是”社會主義的復興”，也不是像某些自由派宣稱的”文革復辟”。薄熙來在重慶的政策只是一種極其有限的改良，在加強政府權力的同時，並在政府的主導下發展資本主義。 公租房 比如以重慶市公租房項目為例。重慶當局稱3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的公租屋，可以解決100到200萬人的居住問題。這被很多改良主義者津津樂道。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稱”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很多底層群眾和青年也希望通過公租房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 然而，在一片讚歌的同時，也存在關於公租房面積太小，離城市中心太遠的批評。重慶一些地方的公租房甚至就是直接為資本家免費修建的職工宿舍。據《重慶晨報》報導，西永保稅區的公租房將被建設成為”板式結構的宿舍型”。”西永綜合保稅區公租房共分四期，一期約有10幢樓，可居住戶數3123戶，按每戶容納6-12名員工計算，計劃居住約18348人。配套有白領公寓、員工食堂、服務設施配套等，生活街、購物街等。” 黃奇帆在接受《中國改革》雜誌採訪時曾表示：”因為政企分開，政府和社會把員工生活攬下了，企業只造廠房，不要去造宿舍了，它的投資也節省了，這也有利於招商引資。” 重慶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中心李勇研究員表示，富士康放棄生活區建設，與重慶公租房建設和戶籍制度改革兩大創新舉措相繼推行關係密切，後兩者將極大提高重慶的產業競爭力。 戶籍改革 （可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 所謂戶籍改革根據重慶政府的政策文件”民生10條”就是將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成城市戶口，並”建立轉戶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彈性退出機制，以合理的過渡期保障合法權益。建立農村土地權益置換城鎮公共服務的有效機制，確保農民進城落戶後同等享有城鎮居民住房、就業、養老、醫療、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 因為中國二元化的戶籍制度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資產階級民主派越來越呼籲要徹底取消戶口制度，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和建立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官僚專制當局為維持現行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推行”逐步有計劃地”農轉非（農民的農村戶口轉換成非農村戶口）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官僚們希望以此實現生產力兩大要素—勞動力與土地—”可控制的”的商品化和市場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 因此，重慶當局在其”民生10條”中提到”解決在城鎮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200多萬農民工及其家屬、40 萬失地農民和 70 萬農村籍大中專學生的戶口問題，形成科學有序的人口城鎮化機制” 。 共富 ——私有化的農村政策 （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地票、土地流轉與農民的消亡”和”採訪大學生村官”） 而重慶的農村政策則完全和”社會主義”不沾邊，而是私有化的政策。例如，在重慶當局的”共富12條”中第三條”發展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 個，實現農村”三權”抵押融資 1000 億元以上。” （”農村三權 抵押融資”中的”三權”分別指的是農民的林地、土地和宅基地的使用權。通過抵押融資，使農民獲得資金。） 所謂的農村新型股份合作社並不是一種作為生產組織，共同享有生產數據的農民合作社，而是基於資產階級產權之上的”農業公司”。入股的農民大多數是村委會或者村支部的成員，或者較為富裕的農民。而合作社用的耕地除了入股農民自己的土地，還另外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有的”合作社”也僱傭其他農民。除了專業合作社，農村里還有種糧大戶，同樣租用其他農民的土地和僱傭勞動力，以農業生產銷售並享受政府的補貼。 自2008年12月4日，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掛牌成立並在當日交易中國第一張”地票”以來，重慶農村土地交易所已累計組織成交地票價值一百多億元。 與此同時，重慶當局仍然繼續推行大力引進外資的”招商引資”措施。據報導，今年1 – 2月，重慶市實際使用外資10.50億美元，同比增長52.01%；外貿進出口值53.6億美元，同比增長1.1倍，增幅位列全國第二。 而重慶市官方文件”民生10條”中”新增微型企業 6 萬戶。市財政每年出資 3 億元，按企業註冊資本的 30%-50%給予補助，並通過稅收返還、融資擔保、規費減免等措施扶持創業。” 打黑 重慶的”打黑”運動，客觀上確實改善了重慶的治安狀況，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但同時左翼活動分子也遭到了警方的鎮壓。比如2009年，毛派分子的地下組織”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在重慶市萬盛區召開全國黨代會時遭到重慶警方突襲，所有與會人員遭到逮捕，其中五人總計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的支持者張蜀傑也在2011年遭到重慶國安警察迫害，被迫出國流亡。（請見《社會主義者》雜誌第14期”張蜀傑1月26日演講稿”） 唱紅 自由派將重慶模式，特別是”唱紅”稱為文革。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也因此把重慶看作”新延安”。但是”唱紅”並不意味著重慶當局傾向社會主義，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何兵說：”鼓勵你唱革命歌曲，但是不鼓勵革命；鼓勵你看《建黨偉業》，但是不鼓勵建黨。”而且這些所謂的”紅歌”大多數都是諸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類的歌頌中共的歌曲，而決不會演唱”國際歌”。 “新上山下鄉運動” 重慶市政府宣傳的”三進三同”， 要求中共政府官員”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時被自由派和部分毛左視為新的”上山下鄉”運動。然而，根據中國勞工論壇採訪到重慶某村官，”實際上一方面絕大多數官員並不會真正地下村和農民一起吃住，甚至有時候就是公務員拍拍腦袋寫個報告了事。比如所謂”到農村和農民同吃”，其實就是村委會招待幹部吃喝。而所謂住到農民家裡，實際操作中就是住在鄉鎮上鄉鎮政府安排的房間裡。大學剛畢業的”村官們”都沒有幾個住在村上的，更何況是公務員呢。大多數農民的居住條件比城市落後了幾十年，比如沒有廁所或者廁所很簡陋。另一方面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基層政府實際上也不敢讓公務員特別是女性公務員住到農民家裡。而縣裡的領導就只是到某個村上走訪一下，而鄉鎮政府反而要花很多錢款待這些縣裡來的領導。這實際上是政府中普遍的搞形式主義的做法。”（參見《社會主義者》第13期雜誌的”採訪大學生‘村官’”） 改良主義毛派 一部分改良主義毛派，諸如中央民族大學的教師張宏良等人把重慶模式視為”保黨救國”的唯一希望。甚至稱”重慶模式生則共和國生，重慶模式亡則共和國亡”。 這些改良主義毛派的領導者主要由中共退休幹部和大學教授組成。一方面，他們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把工人階級視為”弱勢群體”，因而改良只有依靠黨內高官自上而下進行。或者認為只有一個新的”毛澤東”才能領導工人、農民走向社會主義。張宏良甚至說：”…依靠人民群眾自發的革命，也必定是死路一條。只有依靠黨群一體化，才能使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同樣成為強者，形成強大的統一力量。” 另一方面，由於他們自己本身和工人階級的所屬階層不同，其中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說是屬於當前官僚體制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他們內心渴望秩序，而對任何有可能推翻當前制度的群眾運動心存恐懼。甚至惡毒地將革命左派（毛派和其他左翼力量中堅持革命推翻現政權的派別）稱為”左翼帶路黨”。張宏良稱” 如何解決左派帶路黨問題,將是對未來中國左翼運動的巨大考驗，也是對中華民族的巨大考驗。” 而王薄事件導致了部分毛派對”重慶模式”幻想的破滅，一些原來對改良懷有幻想的毛派分子和青年將轉向更激進的立場。 需要群眾鬥爭 《社會主義者》明確認知工人階級並非如同一些改良主義毛派所想的那樣是”弱勢群體”。工人階級的總罷工可以讓經濟停止運行，因為推動經濟運行的正是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和群眾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改變當前不合理的制度。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等這樣的改良要求，既不是像資產階級自由派宣傳的，只要實現”資產階級民主”了，這一切就會自動得來；也不是像一些毛派認為的那樣需要依靠一個”偉大領袖”的施捨。即使只是經濟上的改良要求都需要激進的群眾性運動，尤其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大規模罷工抗爭，才能贏得。 而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不會止步於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暫時的改良最終會失去，正如在北歐和整個歐洲所發生的新自由主義的”偽改革”。 只有真正由全體民眾掌握社會經濟和自然資源，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工人和民眾組成的委員會進行民主的計劃、管理和生產，才能確保社會生產滿足絕大多數人的需求。 工國委（CWI）主張：立即完全實現民主權利，結束一黨專制，自由選舉革命憲政議會，建立工人貧農政府，大幅提升基本工資和實現最高8小時工作制，免費的公共醫療和教育，將所有大公司和銀行收歸民主的全民所有。 中國： 革命的幽靈 在中共領導層換屆之時發生的這場高層的權力鬥爭是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事件，將對中國和全球資本主義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三月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戲劇性下台揭開了統治精英的隱秘世界的帷幕。 最 高領導層，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候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控制權力鬥爭，以避免派系惡鬥擴散造成不可預料的後果。但是無論他們是否成功，薄熙來事件都是中 國政治的一個轉折點——新的領導層將接手一個弱化的和更分裂的權力架構，而其需要在國內和國際暴風驟雨般的政治環境中尋找前進的方向。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 使該政權尋求“穩定”的努力變得更加困難。 列寧解釋過高層的分裂能夠打開革命的形勢：“統治階級已經不可能照舊不變地維持自己的統治；‘上層’的這種或那種危機，統治階級在政治上的危機，給被壓迫階級不滿和憤慨的迸發造成突破口。”（《第二國際的破產》，1915） 1989 年的事件是一個分水嶺，之後中共政權努力保持一種“團結一致”的形象，他們有足夠的理由需要把任何內部派系鬥爭的跡象都隱藏在幕後。因為政權公開的分裂會 鼓勵群眾特別是工人階級進行鬥爭。薄熙來事件不僅僅只是終結了一個著名政客的仕途，而是進一步打擊和削弱了整個政權。空降到重慶填補薄熙來市委書記職務的 副總理張德江承認該事件“嚴重損害黨和國家形象”。 “不幸的事情總是接踵而來。”（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的克勞迪斯（Claudius）如此說道。自從，薄熙來被免職以來，中共政權受到了李旺陽醜聞（所謂 “自殺”）的打擊，並被迫和華盛頓緊急達成協議讓人權活動分子陳光誠及其家人去國外。這些事件都凸顯了安全部門的野蠻，安全部門現在維穩的開支比軍費開支 更高——超過7000億元每年，約相當于越南全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這些醜聞，以及如四川省的什邡事件和重慶的萬盛事件等數以十萬工人和青年捲入 參與的“群體性事件”使反對政府情緒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薄熙來醜聞 中共中央領導集 體利用重慶醜聞（英國商人海伍德Heywood被毒死和之後試圖掩蓋真相的行為）扳倒薄熙來。在中共政權內腐敗的指控往往是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慣用手 法（中共集團中有哪個官員沒有腐敗呢？）。但是真正的原因在於薄熙來的“特立獨行”和他通過一系列公眾運動熟練運用媒體來提升自己形象。雖然其往往缺乏實 質內容，但這些運動利用了公眾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對當今極端的貧富差距的不滿。在北京當局看來，這代表了一種潛在的鼓動“左翼思想”的危險。 雖 然“抓住了他們的人”，北京當局現在面臨兩難的境地。他們希望讓事情儘快平息下去而不對自身造成更大的傷害。但是，如一些自由派要求的舉行公開審判，很可 能會激起公眾的憤怒，因為會有更多關於統治精英掌握巨額財富和腐敗的事實浮出水面，特別是對於太子黨，即像薄熙來這樣的“紅色貴族”。但是，如果對薄熙來 的處理仍然像以前一樣在幕後進行，該政權的信譽就更加值得拷問。根據境外媒體報道，薄熙來家族聚斂的房產、股份和公司價值1.36億美元。這就解釋了為什 麼名義上拿著在政府每年26000美元（大約16.6萬人民幣）工資的薄熙來能夠花費60萬美元（大約383萬人民幣） 把他的兒子送到英國和美國讀書。薄瓜瓜是哈羅公學（英國一所精英私立學校）的第一名中國學生。該學校是為英國資本主義培養未來領導人的搖籃，薄瓜瓜的校友 包括溫斯頓·丘吉爾和另外六名英國首相。 薄熙來家庭的商業活動絕非一個例外。中共高層官員，尤其是臭名昭著的太子黨利用他們對國有公司的 影響和控制建立他們私人的商業帝國。“這是一個只會談論上億元金額的特權集團”一名中共內部人士對記者約翰·嘎爾納特（John Garnaut）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2年5月30日）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是如此錯綜複雜，其涉及到一系列的派別和聯盟的合縱連橫，而其深層次原因是在於對中國日趨激烈的爆炸性階級矛盾的根本性分析。 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報告，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中國的貧富差距變化遠大於任何其他亞洲經濟體。中國用于衡量經濟不平等的基尼係數從1978年鄧小 平開始“市場改革”時的0.302增至2006年的0.49，而2006年後政府當局停止公布官方的基尼係數。許多評論家認為今天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突破 0.5大關，這表明了經濟的極端不平等。 中共集團上層能感覺到群眾憤怒的火山即將噴發，但他們仍然猶豫不決，並在如何應對的問題發生了分 化。現階段的權力鬥爭就發生在支持自由主義的“改革派”與代表“既得利益集團”的太子黨之間，前者代表的是日益強大和喧囂的私營部門的資本家階層，並且得 到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階層的支持。資產階級自由派最重要的代言人是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他試圖遏制太子黨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他們縮減國有經濟 成分的新自由主義計劃，但同時也是因為擔心太子黨的腐敗不堪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生存。自由派中出現越來越多的絕望，擔心任何延遲政改，哪怕只是表面性的政 改，都可能導致出現社會性爆炸的局面，並將之與1989年中國發生的群眾運動和最近在埃及和突尼斯發生的革命相提並論。唐雲（音譯）警告說，“政改正在與 可能的革命進行賽跑。” 自由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對新政府構成的派系進行調整，從而使之更有利於推動“激進”的改革，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措施。他們將之看作是他們得以發展，而太子黨陣營被迫 不 過，儘管溫家寶的政治改革計劃極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法制改革和為新聞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活動空間方面，但是部分中產階層，尤其是私營部門的資本家 和小商人，對此深具期待，希望醞釀之中的政改能遏制“裙帶資本主義”，並使與現政治集團無緊密聯繫的資產階級能對政府政策產生更大的影響。 中 共黨內的自由派最近幾個月努力地增強自己的聲音，並提出通過所謂的“法治”，即更明確的法律保護和其他保障來限制特權部門的權限，但這並不意味著為群 眾提供真正的民主權利，諸如選舉自由、集會自由和建立政黨或工會的權利等。正如在薄熙來事件中所表現的，自由派全面封鎖和鎮壓左派網站，只要符合他們的利 益，自由派也會變得“極端不自由”。 中共政權之中並沒有任何一翼是站在群眾一邊或者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即使為了遏制權力鬥爭而在不同派別 間達成妥協，從而形成一個貌似“團結”的新領導班子，但是毫無疑問在權力交接的過渡期之後，內訌仍將繼續發展，因為沒有一個派系或領導人能夠提供真正的出 路。正如列寧所解釋的，由於政府的統治危機，群眾會變得更為勇敢，從而可能推動新的群眾鬥爭。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支持者將堅持鬥爭，反對專制政府實現充分的民主權利，同時主張推進社會主義綱領將社會和經濟的運行民主地交付於工人 階級和貧苦農民手中。 北京暴雨，沖走和諧粉飾 正當中共高層在北戴河忙於權鬥之際，北京周六（7月21日）遭遇61年來最大的強暴雨。160.2萬人受災，經濟損失116.4億元，房屋倒塌10,660間。位於北京西南的房山區是受災最嚴重的地區，降雨量達到了460毫米。暴雨引發了山洪和泥石流，80萬人受災。 北京這個擁有鳥巢、水立方等現代化建築的國際大都市形象被一場暴雨沖的一乾二淨。正如中國其他城市一樣，中共官員只重視GDP這樣看得見的政績。北京市排水系統設計的是1到3年一遇，僅能夠適應每小時36到45毫米的降雨。 然而災後過後當局不僅沒有反思，反而大唱讚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總工程師劉洪偉通過中央電視台介紹當地應對暴雨採取的措施時，講了“三個非常到位”：預報非常到位、預警非常到位、預案非常到位！被稱為“到位哥”。 僅僅大雨後的第二天7月22日晚上，北京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就宣布：“廣大黨員幹部身先士卒，全市人民團結一致協同應對，取得了抗洪搶險的初步勝利。” 22日晚上中共九常委集體“消失”在央視“新聞聯播”中。甚至總理溫家寶也沒有進行“例行”的親民秀演出。人們紛紛質疑中共領導人在北戴河忙於權鬥，無人願意出來為北京暴雨災害承擔責任。 7月22日晚上郭金龍還要求“把工作重心轉到救災、善後和維穩上來。”而直到7天后星期五（7月27日），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和代市長王安順才到房山區為暴雨災害死難者默哀。可見當局災後不忘維穩；慰問也只是維穩的一種方式。 有網友稱：“一場暴雨可以看到中共及其政府是真正的‘多餘人員’，沒有中共和中共的政府百姓自救的很好，中共政府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維穩，打壓民眾。” 雖然7月25日市委書記兼市長郭金龍辭去市長職務。北京市政法委書記兼副市長吉林也辭去北京市副市長職務，曾被網友傳為因大雨失職而受罰。然而這幾乎只是一次正常的職務變動。因為7月3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郭金龍當選北京市委書記。按程序應該辭去原來的市長職務。而且北京市委書記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屆中共政治局委員，地位僅次於政治局常委。可見暴雨並沒有沖毀其升遷之路。 北京7.21特大暴雨災害後，官方22號晚間公布的遇難人數37人一直未見更新，便引發民眾強烈質疑。到26日晚，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報“7·21”特大自然災害遇難人員情況稱，截至目前，北京區域內共發現77具遇難者遺體，其中66名遇難者身份已經確認，11名遇難者身份仍在確認中。之後就沒有在更新遇難人數。但是據一些民間調查遇難人數可能達到數百人。 而7月23日，北京市政府號召為災區捐款也遭到攻擊，微博罵聲一片。自從“郭美美事件”爆發後，官方慈善機構信譽大跌。7月29日，官方《北京晚報》稱“對於捐贈的資金主要用於保證災民有衣穿，有水喝，有飯吃。”可見當局有錢保證“三公消費”卻不願出錢保證人民基本衣食。 北京暴雨並非個例，官僚盲目建設諸如高鐵這樣的形象工程，同時忽視建設質量，許多“豆腐渣”學校在地震中垮塌。而災後，不僅沒有實實在在的調查反省，反而高唱讚歌，同時打壓異議人士。例如譚作人就由於呼籲民間對汶川大地震遇難學生校舍工程質量進行調查而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國勞工論壇呼籲對遇難人數進行獨立調查，追究相關官員的責任。對於城市基礎建設，需要社區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和專家一起進行民主規劃，民主管理。而這需要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 中國：富士康工廠兩千工人暴動 工資只占Iphone售價的2-5%。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台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在讀到最近富士康衝突新聞的時候請牢記這些數字。富士康是蘋果產品的主要製造商，包括新的Iphone 5. 保安被指責引發了這場周末的北方山西省富士康工廠的大規模暴動。事件成為了又一例證 – 監獄般的血汗工廠（如富士康）內中國工人受到超額剝削的中國工人，積累了爆炸性緊張局勢。 據報道暴動最高峰時涉及2000工人，其中40人送進醫院。星期天晚上的暴力衝突持續數小時一直延續到星期一早上。新聞報道五千名警察被派到工廠維持秩序。據新華社報道至少三名重傷者生命垂危。一些外國媒體報道有人死亡，但是被富士康否認。 醜聞纏身 富士康科技集團是一些著名電子產品如蘋果的Iphone的主要製造商。該公司同樣為戴爾、索尼、諾基亞和微軟代工。這家台資公司是中國最大的剝削者，僱傭了全國110萬工人，並由於虐待勞工、違反安全規定和野蠻的軍事化管理方式而臭名昭著。 富士康長期醜聞纏身，特別是自從其巨大的深圳工廠發生數十名工人自殺。這在2010年成為世界新聞。從此之後該公司就將其大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工資更低的內陸省份如山西，四川和河南。當地政府對此也積極歡迎。但是新的醜聞接連爆發，包括以“實習”的名義強迫學生到富士康工作。此外6月在一家富士康工廠發生的罷工導致所有參與的工人被解僱。 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廠僱傭79000名工人。工人告訴新聞機構暴動首先是由於數名保安和工人之間的衝突引發。公司的保安和許多管理人員一樣是退役軍人，由於其對生產線工人嚴厲和傲慢的態度而臭名招著。憤怒最後於周末爆發，並不出人意料。許多評論者預測在富士康工廠和中國其他許多血汗工廠將會發生更多的暴動。 “這樣的暴亂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在深圳倡導勞工權利的劉開明說，“不再僅僅是加薪的問題。” 去年10月由數家大陸和台灣大學發表的報告顯示，接近28%的富士康工人受過管理人員和保安的辱罵，16%的工人受過身體上的虐待。報道稱：“在長時間的工作期間，不允許工人說話、微笑、坐下、走動和不必要的移動。工人每天要完成2萬件產品，”報道稱。 太原工人面對這種習以為常的虐待，壓抑已久的憤怒終於在周日晚上發生爆炸了。工人和保安之間在宿舍相對瑣碎的爭吵掀起了騷亂，並很快蔓延，攻擊警車、金屬門和工廠內的櫥窗。微博的帖子說：“工廠保安毆打工人引發了這場肉搏戰。” 針對保安 一名工人告訴《南華早報》稱“數千工人尋找和毆打每一名他們看到的保安。” 新華社報道稱，來自山東和河南的工人之間的地域矛盾可能在衝突中發揮了作用。蘋果Iphone5的發售讓許多來自其他富士康工廠的工人來到太原工廠。特別是由於沒有真正的工會（在中國是非法的），地域矛盾可能在工廠中成為嚴重的問題。但是新華社的報道同樣可能是不實的，或者反映了官方媒體試圖把對富士康及其強硬的管理方式的指責轉移視線。 許多在富士康以及其他製造業的工人是只有臨時合同的農民工。管理人員實施的隔離措施讓工人被迫和其他來自同一省份的工人聚集在一起，以傾訴委屈。工會的缺乏，工人自我組織受到打壓，意味著沒有組織力量在階級基礎上來團結工人。 高壓鍋社會 富士康的大規模暴動反映了在中國，特別是在製造業的更廣泛的緊張局勢。巨大的貧富分化和經濟急速放緩產生了一個“壓力鍋社會”。太原暴動僅僅發生在“共產黨”一黨專政當局更換其領導層的數周前。星期日在富士康發生的一切，未來完全有可能在中國各地發生。一黨專政當局發生二十年來任何時候最嚴重的分裂和派系鬥爭，而暴動事件突顯了當中的問題。 由官方中國智庫發布的研究經濟發展趨勢的褐皮書顯示，五分之一被調查的公司正在裁員，而之前一個季度的數字是13%。該調查同時顯示5%的公司報告發生罷工。今年許多罷工涉及經濟增長放緩，許多工人要求拿到被倒閉的公司拖欠的工資，或者由於工廠從沿海省份遷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內陸城市而要求賠償。 iPhone 5 “因為iPhone5的發售，（富士康）用工需求驟然增加，”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在本月初的一份報告中稱。因此，在太原暴動和新iPhone5發售之間很可能存在聯繫。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道廣泛傳播在富士康工廠中普遍發生的虐待，儘管蘋果和其他公司客戶不斷聲稱這些問題得到了緩解。其中包括要工人超時加班（遠遠超過中國法律允許的範圍），沒有加班費以及暴露在有毒化學品中。富士康工廠的工作日通常每天有三個小時的加班。由於科技日新月異和工作的複雜特性，需要不斷生產新的產品和部件，令工作非常緊張。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報告稱，在深圳富士康工廠接受採訪的一些員工稱他們工作30天而沒有1天休息！ 徵召勞工的問題也沒有被根除。英文的《上海日報》（Shanghai Daily）最近報道“新學期開始，一個中國東部城市的數千名學生被迫停課到富士康工廠工作。這些學生“被強迫到工廠……之前工廠無法召到足夠的工人生產蘋果備受期待的iPhone 5.” 不是血汗工廠? 富士康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象徵。國際品牌公司把產品生產外包給沒有工會的血汗工廠，然後對必然會發生的虐待行為推卸責任。這一模式和富士康軍事化生產方式使蘋果成為股市歷史上最值錢的公司，上個月其總市值超過6,200億美元。已經去世的蘋果前CEO喬布斯在富士康發生自殺醜聞之後說了一段著名的話“這不是一家血汗工廠。你走進到這個地方，會發現這確實是一家工廠，但是，我的天呀。他們有餐廳、電影院、醫院和游泳池。對一家工廠來說，這非常好了。” 這一段富有生氣的評論被富士康召工者王志前（音譯）的否定。“這絕對不是一個快樂的地方，”他告訴《華盛頓郵報》（2012年9月26日）。“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管理上的問題。[管理上]一團糟。保安經常對工人濫用權力。我們今年召到的工人比2010年少的多。人們寧願到飯店和其他地方工作。這不是一個缺乏工人的地區——問題在於精神空虛。” 富士康太原工廠的暴動，僅僅發生在iPhone 5推出數周之後，顯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野蠻，勞工被利潤豐厚的大公司剝削的狀態。 我們反對任何警察行為，或者公司對工人參與太原暴動的犯罪指控。此事件必須由選舉產生的富士康工人代表和國際工會運動組織獨立調查。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呼籲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全球科技巨頭（其事實上只是一個巨大的生產鏈條上的一環）應該被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這要求將在中國大陸、台灣和國際上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在iPhone5的背後，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近日，蘋果公司的新產品iPhone5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之一。可在iPhone5的背後，卻有著資本家對學生們的剝削與壓榨。 據《明報》報道，安徽省淮安市多間高校近日要求高年級學生赴富士康科技集團富譽電子科技（淮安）有限公司“實習”2個月。此次實習被納入了學分考核，不參加將得不到畢業證書，所以學生們不得不去“實習”。 據一位富士康老員工說，這一切的源頭的都是iPhone5。富士康接受了大量的iPhone5訂單，在暑期結束之後，大量的暑期工離開了工廠，公司的人力出現了緊張。於是便用十分廉價的學生工來補充人力空缺。 在這場交易的背後，地方政府起著巨大的作用。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院長王軍就承認，此次事件中可能夾雜著地方政府與企業的經濟利益。只要地方政府為富士康提供生存的土壤，地方政府可以從富士康撈取巨大的錢財。正是由於這種共生關係，地方政府才要求當地高校為富士康提供廉價勞動力。 然而使用廉價的勞動力不是富士康的專利，在三星的工廠中也很普遍。據《中國勞工觀察》的報告，另一家電子巨頭三星的工廠也在使用學生工。在三星合作夥伴“海格國利”有限公司惠州的工廠中，在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80%，不是暑假和寒假期間學生工占總人數的 60%。而且工人中至少還有十多名童工，他們做的是正式工的工作，但是工資只是正式工人的 70%，每天工作11個小時，每周工作六天，每個月要工作26-28天。如此繁重的工作，對於這些不滿16歲（中國法定務工年齡）的青少年來說完全是一種摧殘——這些童工的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14 歲的童工吳小方，在從宿捨去車間上班途中，不慎在樓梯摔傷致使無法工作上班，公司拒絕帶其去醫院接受治療，也沒批准她的病假，還扣除了她 6 天的工資。 許多學生工無法及時得到工資，他們要等到工作期結束以後才能從他們的老師那裡得到工資，而且工資往往因為種種原因被扣除了一部分。更為重要的是，工人們沒法去申訴，申訴者往往會受到工廠的處罰。 這些決非是個別企業的行為，而是整個電子產業和中國經濟的根本。現今中國的經濟就是靠剝削廉價勞動力而發展下去的。中國一系列高增長率的背後，是資本家們對工人階級無情而殘酷的剝削。經過2010年員工14次跳樓之後，血汗工廠的代表——富士康並沒有改變對工人們的高壓政策，相反，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打擊下，富士康等代工企業只能通過加強壓榨工人來贏得國際企業的訂單。可以預見，血汗工廠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改變，資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潤，它會不擇任何手段。 最近太原富士康廠發生的暴動就是工人在野蠻剝削之下的爆發。工人和學生都需要自我組織起來進行罷課、罷工等抗爭。而學生在罷工抗爭中需要聯合工人。 最終需要將富士康等大公司公有化並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管理和控制之下。這樣才能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保障體面的工資。這將是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的一部分。 中共十八大召開前，王立軍判刑十五年 四川省成都中級法院於9月17-18日，開庭審理了王立軍涉嫌私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案，並在9月24日，判處王立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雖然官方媒體《環球日報》稱：“這一次笑到最後的顯然是司法正義。”然而整個案件更像精心設計的表演，因為其審判牽涉對薄熙來的處理。王立軍案件並不是像官方此前所說的一個“孤立事件”。 由於打黑而聞名的重慶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成都總領事館並滯留一天，成為了薄熙來事件的導火索。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說，“薄熙來事件造成了89年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領導層最嚴重的分裂。” 薄熙來之前一直被認為很有可能進入中共權力最高層，即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掀起“唱紅打黑運動”，建設廉租房，試圖利用人們對毛時代的懷舊情緒和社會改良措施贏得民眾支持，同時利用媒體提升自己形象。 然而薄熙來這種特立獨行的做法卻被中共高層視為一種威脅。他們害怕地方官員挑戰中央的權威。 王立軍作為薄熙來“打黑”運動的主角，叛逃美領館為薄熙來的對手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其實在此之前王立軍原來任職的鐵嶺市公安局多人由於貪污腐敗被判刑，可能正是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王立軍的腐敗問題，達到打擊其政敵薄熙來的目的。據說王立軍進入美領館之前曾向薄熙來尋求保護但是遭到拒絕，這加速了薄熙來自己的下台。 但是王立軍受賄305萬元的消息一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他似乎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成為過街老鼠，相反被很多網友稱為“清官”。“據說某人只受賄了305萬。靠，真是太清廉了。這個位置，收三個億不算什麼的。” 還有網友說他“會被很多鄉長縣長科長看不起的~”。果不其然。被稱為“表哥”的陝西安監局長楊達查最近被查出名表至少83塊，存款900萬元，現金至少700萬元。 網友的看法一方面顯示中共官員普遍腐敗的程度，另一方面顯示人們並不相信這場案件前前後後只是司法審判，而不牽涉到政治。 中共很可能在不久之後處理已經在3月15日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的薄熙來。而如何處理薄熙來已經成為中共目前權力鬥爭中最重要的籌碼之一。胡錦濤為首的團派希望利用薄熙來事件打壓江澤民為首的太子黨的勢力 。但是他們同時也擔心過多的暴露薄熙來的罪行會嚴重破壞整個政權的合法性。接任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職位的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曾說，這件事情已經“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形象”。 和谷開來案件不同，在王立軍案件的官方新華社報道中出現了薄熙來的身影。雖然文章沒有直接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文中“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的一記耳光成為王立軍事件的導火索。文中還稱 “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的今天，無論是誰，只要觸犯了法律，都必須受到法律的制裁。” 這顯示雖然中共高層仍然在對如何處理薄熙來進行談判，但是重判薄熙來的一方已經占了上風。 最近在很多場反日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甚至出現了“釣魚島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 ”的橫幅。這似乎是中共支持薄熙來的一派進行的“反撲”。中共領導層可能感到某種壓力，因此決定加重對薄熙來的處理。 然而即使薄熙來事件最後蓋棺定論，也不意味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束。在經濟低迷，民怨沸騰的形勢下，中共內部在選擇怎樣延續政權的道路上發生分裂。然而我們不應對中共任何一派心存幻想，需要通過群眾鬥爭和建立獨立的工人組織為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而鬥爭。勞動人民民主控制和管理社會財富和生產，結束當前的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制度。 薄熙來和中共內部危機 9月28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將隕落的“太子黨”薄熙來開除出執政的“共產”黨。這標誌著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一個新的階段，其至少是這二十年來最嚴重的。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的分歧推遲了中共五年一屆的黨代會，直到現在才宣布將在11月8日召開，比之前的預期晚了一個月。 這一推遲顯示了在十八大揭曉的新領導層的組成上，中共內部存在嚴重分歧。前三次黨代會（在1997、2002和2007）的召開日期都早在八月底就宣布了，比這次早一個月。8月份，中共領導們和以前一樣在海濱勝地北戴河召開秘密會議，預期將達成關於競爭激烈的領導層人事組成的協議。但是推遲宣布十八大日期顯示任何協議都有可能在新的派系鬥爭中破裂。 命運突然改變 薄熙來的命運成為了在黨的領導層里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對手博弈的籌碼。薄熙來的對手——包括現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領導集體——似乎在這一問題上掌握先機，但是問題是他們將付出怎樣的代價？胡錦濤的“團派”將被迫在黨的最高權力機關政治局常委席位分配上作出怎樣的讓步？ “看起來，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派系衝突和權力鬥爭在這一年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身處北京的評論人陳子明說。他認為這一問題“迫使最高領導集體改變之前的共識”（8月在北戴河達成的）。 一黨專政當局嚴重的分裂反映了社會中爆炸性的緊張氣氛——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分化，腐敗滋生，每天數百起“群體性事件”。當前鬥爭主要集中在中共派系“太子黨”（中共元老其富有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比如薄熙來）和他們以“團派”為代表的對手之間。太子黨的對手想某種程度上控制太子黨的權力，打破他們的“既得利益”（包括強大的國有工業集團），其被視為加快經濟的自由化的阻礙。 一些評論者甚至把當前內部鬥爭的嚴重程度和1971年林彪企圖取代毛澤東的失敗的政變相提並論。當時企圖逃亡蘇聯的林彪在神秘的墜機中死亡。 薄熙來的開除是開始預先準備好審判表演的第一步，目的在於在政治上（即使不是事實上）“除掉”薄熙來。目前預計他面臨很長的刑期，甚至有可能是死刑。雖然這可能會引發中國各地的挺薄者的激烈抗議，但是他的一些“自由派”對手希望出現這種嚴厲的審判——以排除任何他重返政壇的可能性。薄熙來的審判不太可能是公開的，以避免任何公開反對或者公開指控其對手也有犯罪行為。因此，審判過程很可能沒有1981年對毛派的“四人幫”的審判那樣民主。電視中播放了江青對檢方進行長達兩個小時的說教。 薄熙來和“新左”派 在他被解除重慶市委書記職務之前，薄熙來是重新崛起的“新左派”的象徵性的代表人物。“新左派”是由基層受毛主義影響的青年、民族主義者和中共老幹部構成的鬆散的廣泛聯盟，他們批評北京的新自由主義和親全球化的政策。儘管自己家產百萬，薄熙來由於他明目張胆的自我吹噓和（試圖利用資本主義復辟的後果而產生的反對情緒）新毛主義的“唱紅”運動而贏得全國聲望。 現在已經鋃鐺入獄的薄熙來前副手和公安局長王立軍，具體實施了對重慶臭名昭著的“黑社會”的無情鎮壓。這一行動受到了人權支持者的批評，而且運動還針對許多不是“黑社會”的人。如此高調的運動和它受到的歡迎並沒有讓薄熙來自己得到當前胡溫領導層的青睞。薄熙來被視為一個威脅，北京希望加強對日益自以為是的省市地方當局的控制。同時薄熙來成為“太子黨”的象徵，他們傲慢、腐敗和濫用權力，這些如果不加以限制，將威脅中共的統治。 冒險的策略 在他被“雙開”之後，官方媒體及其嚴厲地攻擊薄熙來，列舉其犯有濫用職權、受賄，甚至是“不正當的性關係”等罪行，而且一直追述到幾乎二十年前他當大連副市長的時候。他在《光明日報》中被抨擊為習慣“一言堂”，用“鐵腕”統治重慶，是一個“齷齪至極”的人。而《光明日報》是中共中央控制之下的媒體。這個公開的自由派喉舌不能不攻擊薄熙來聲稱的左派立場，並將其稱為“給中國帶來空前災難的老套政治模式”。 對薄熙來的攻擊是中共領導集體高風險的策略。“他們全力打擊薄熙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家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評論道。很明顯，目的不僅在於毀掉薄熙來，而且在於同時打擊日益公開的將薄熙來視為旗手的新毛主義左派。但是反薄的宣傳活動同樣可能助長公眾對整個政權的懷疑。 人們不禁會問，如果薄熙來“違反黨的紀律”超過20年的時間，為什麼當局直到現在才制止他？我們被告知薄熙來是“一言堂”（我們當然不會不同意），但是他的行為是否比其他中共官員不那麼或者更加專制呢？ 正如自由派歷史學家袁偉時說：“為什麼他能夠作惡怎麼久，什麼樣的土壤產生了這些行為？”薄熙來被指責用人不當，導致他選擇的公安局長王立軍逃亡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其最終導致了薄熙來的下台。但是維權律師劉曉原在微薄上評論道：“薄熙來對王立軍要承擔用人失察責任，那麼，誰來對薄熙來承擔用人失察之責？” 當局難以估計這些對薄熙來的攻擊將造成的後果。可能會引發薄熙來的反對者和支持者的抗議，因為他們都懷疑政權的清廉和政權處理腐敗和濫用權力的能力。有關薄熙來命運的死結以及黨代會的推遲顯示這一攻擊的嚴重性及其可能引發的風險。除了受到其他“太子黨”的保護，薄熙來還在中共黨外和軍隊中享有相當的支持，可以說沒有任何其他中共官員能夠達到。 “薄熙來事件是空前的。他明顯擁有比陳良宇[前上海市委書記，因腐敗而入獄]和陳希同[前北京市委書記，也因腐敗而入獄]大得多的勢力，”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偉時提到過去二十年以來最嚴重的兩起腐敗案件。 谷開來的謀殺案審判 這顯示在八月谷開來（薄熙來之妻）庭審（她供認謀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之後被判處死緩）之後事情完全發生了變化。谷開來的庭審演出沒有對薄熙來任何提及。而現在我們在新華社的報告中讀到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薄谷開來故意殺人案件中負有“重大責任”——這一點竟然在谷開來案件中沒有得到關注！同樣，在谷開來審判中淡化腐敗問題，雖然眾所周知，海伍德為薄熙來家族洗錢，並且由於和谷開來關於數百萬美元的交易破裂之後的糾紛而被殺。 通過不提薄熙來的名字，這一審判預示薄熙來將被免除犯罪指控，而通過中共內部的紀委渠道軟著陸。而這是有關十八大的協議的一部分。但是很明顯，事情發生了變化。變化始於9月中旬判處前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十五年徒行的審判（雖然四大罪行之一是試圖叛逃美國，他仍然得到輕判）。官方對王立軍這一及其秘密的審判的報道中提到薄熙來試圖掩蓋海伍德的謀殺案。雖然沒有提到薄熙來的名字，但是報道提到了“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 我們現在被告知薄熙來“直接和通過家人收受他人巨額賄賂，”（新華社，9月28日）。然而在兩個月前谷開來受審之時，還沒有針對谷開來和薄瓜瓜（薄熙來之子，據說現在藏身美國）這樣嚴重的指控。儘管和海伍德謀殺案緊密聯繫卻不提到這樣的指控，這顯示出中共領導集體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扭曲谷開來案審判的程度，而且現在的說法也和以前不一樣了。即將到來的薄熙來審判也不大可能顯示更大的“公正性”。 甚至官方給出的海伍德的死因也受到了質疑。9月26日，中國最著名的法醫之一的王雪梅在她的博客上公開質疑谷開來的坦白，即她用氰化物毒死了海伍德。因為這會產生明顯的致命性中毒表現，諸如屍體的顏色改變，而這些表現不可能不被到現場的法醫注意到。王雪梅推測海伍德可能是窒息死亡的博文很快被封殺。為什麼檢方需要“修改”海伍德的死因？很可是出於需要支持據稱精神不穩定的谷開來自己動手殺人的解釋。因為更簡單的（更符合邏輯的）解釋是在薄熙來控制下的安全部門派出“專業人士”處理掉了海伍德。 類似的事實“修改”同樣很可能會發生在薄熙來的審判中。實際上這已經開始了，在打擊薄熙來的媒體戰中，官方公布的薄熙來腐敗的程度被合適地“減少”了，他只是被控受賄了2000萬元。這是一個相當低的數字，特別是這涵蓋了在他整個超過二十年的仕途里的受賄。 “據我所知，遠遠超過兩千萬，”被薄熙來監禁過的律師李莊指出，“可以說，遠遠超過兩億”。 然而真實報道薄熙來家族的貪污所得將給中共政權帶來嚴重的問題。壓低財富數額的決定，同時包括加入“和多名女性的不正當性關係”（在中國不構成犯罪），是當局及其宣傳機器轉移人們視線的做法。儘管如此，許多人也會認為與其說他是一個“壞蛋”；薄熙來在往自己口袋裡撈錢方面並不比其他中共高級官員更好或者更壞。 大多數評論者相信薄熙來及其家族腐敗的水平，儘管可能達到數十億元，但是在今天中國並不是一個例外。“他們（中共官員）除了錢什麼都不信，”中國政法大學的劉俊生評論道。他是分析新一代中共領導人的專家。 海外媒體，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消息，稱薄熙來在2007-2012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期間，僅僅在安排官員升遷上，就收受了十億元賄賂。如果這樣的（更加真實的）數額在他的審判中浮出水面，不可避免地會激起要求進行更廣泛調查的呼聲。許多向薄熙來賄賂才得以升遷的官員仍然戴著他們昂貴的官帽——只有極少數人在他們“恩人”下台後遭到清算。 權力鬥爭繼續 圍繞著薄熙來的事件無法僅僅用腐敗或者犯罪的字眼就能夠解釋的。“薄熙來倒台和謀殺醜聞的諸多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法律問題，”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賀衛方說，“所有我們看到的都不過是政治密謀和權力鬥爭的結果。” 在中國，高層腐敗案件的動力往往是黨內派系關於影響力和權力進行的鬥爭。這些派系不是基於任何完備的政治目標或者意識形態，而是基於幫派忠誠或者權力政治。儘管由於缺乏清晰的政治分別而往往產生混淆，當前的權力鬥爭反映了在這些派別之間的顯著分歧。溫的“改革派”（據說也同時包括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他們希望加速去經濟管制和私有化經濟，減少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而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員則傾向更多的政府干預和保衛民族資產階級抵禦外國資本。 薄熙來在黨內權力結構中，原則上受到86歲高齡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派別支持，他們同樣被稱為“上海幫”和“太子黨”。他們之前之所以不希望薄熙來受到正式審判主要不是出於政治團結（大多數太子黨反對薄熙來的帶有毛主義色彩的民粹主義），而是感到需要一種集體自我保護。薄熙來罪行的公開揭露將威脅作為社會中一個特權階層的“太子黨”的根基，而且同時也將對一黨專制的黨國體系本身造成更大的體制性的威脅。 諾丁漢大學研究當代中國的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認為最近事情的改變意味著江派“已經同意將他徹底拋棄，以換取領導層換屆上的協議。” 江澤民派系似乎通過犧牲薄熙來換取在新的政治局常委中更多的席位。有謠傳稱，早已正式退休的江澤民參加了9月28日開除薄熙來的政治局會議。這同樣顯示即將卸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的團派，為了換取薄熙來的人頭，在政治局常委席位設置上作出了讓步。 但是並不像一些評論者宣稱的，這並不是胡溫的“改革派陣營”的一場勝利。這更可能是一場交易，包括向江澤民妥協，顯示出他仍然有廣泛的影響力。預計統治中國的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將從9人減少到7人，以便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待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手中，這同樣會加劇權力鬥爭——這就像一場野蠻的“搶椅子遊戲”。 反日遊行 同樣有可能的是受到習近平支持的胡錦濤派別最近改變了他們的立場，支持對薄熙來問題“做個了結”，即使這意味著讓江澤民的“太子黨”在新一輪的領導層中有更大的作用。 其中，破壞力量平衡的可能是最近在中國一百多座城市發生的反日遊行。這場多年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潮要求日本歸還釣魚島，回應高姿態的右翼日本民族主義者。這些遊行同樣顯示出中共內部分裂的更多跡象。 儘管北京試圖保持對抗議的有力控制和利用抗議來增加手中和日美政府談判的籌碼，然而在遊行中出現了一些讓北京大為震驚的現象。許多遊行中出現了毛澤東畫像，特別是支持薄熙來的口號，讓中央政府感到這些抗議被安全部門和地方政府中薄熙來的支持者和派系盟友“綁架”了。這“警告了黨內的許多人”，北京的人民大學政治學家張明說。 通過把槍口對準薄熙來，中共領導集體不僅想防止薄熙來未來在政治上東山再起，而且也同樣打擊了薄熙來在“新左派”中的支持者，防止他們在未來挑戰政權及其日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 全球許多資產階級政府紛紛表示決定審判薄熙來意味著北京及其黨代會和領導層換屆“重回正軌”。在此之前，全球股票市場對中國政府癱瘓和“僵局”異常緊張，不亞於對美國和歐盟。這顯示了資產階級慌張地看著中國經濟可能陷入硬著陸，他們渴望北京重新“出台”措施包括更大經濟刺激計劃。 但是無論薄熙來將面臨怎樣的命運，這都不意味著政權內權力鬥爭的結束，而權力鬥爭本身也只是中國社會中根本的社會矛盾的一個縮影（由結合一黨專政的腐敗叢生的資本主義帶來的僵局）。鬥爭將繼續，政權新的行為可能會帶來新的衝突的動力。 “將這些醜事徹底大白於天下對黨來說是非常冒險的。他們在玩火，”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警告說。現在真正需要的是一個為民主權利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並完全獨立於任何中共派別（不論是右派還是所謂的“左派”）的群眾性的工人階級政治力量。 Iphone 5 配件廠工人跳樓身亡 鄭州富士康爆發罷工 太原富士康暴動尚未平息。一名工人由於被開除在iPhone5 配件廠跳樓身亡。 這名叫賀城的工人，是江西人，32歲，在該工廠工作不足一個月。在9月底向主管請假三天，但工廠正趕工生產，拒絕其請假要求。賀當時稱若不讓他請假，他就辭職，若廠房不讓辭，他就去跳樓。他最終獲批准請一天假，但他三天后始返回工廠，廠方決定當他自動離職處理。而按工廠規定，自動離職將不獲發當月工資。 9月29日上午11時許，賀城在獲悉自己被當作自動離職後，與主管爭論，要求取回工資，但被拒絕，他一怒之下從工廠大樓五樓跳下，當場死亡。 10月7日上午7時許，死者20多名家屬到富港電子追討賠償，他們堵住廠門，並拉起寫有：“血汗富港廠逼我兒子跳樓不賠償”的橫額。家屬情緒激動，手持擴音器向該廠員工痛斥工廠管理者。 當時工廠門口聚集數千人，很多工人趁機抗議工廠加班、伙食差等問題。警方接報派出警察到場戒備，並試圖勸離鬧事家屬，雙方多次發生衝突。兩個小時後，家屬最終被警方帶走。 富港電子工廠是東莞東坑鎮龍頭產業，由郭台銘的弟弟郭台強創辦。該廠經常與富士康合作，主要生產各種世界品牌的手機配件，包括蘋果iPhone5的手機數據線，當前有1萬多名工人。 鄭州富士康罷工 10月5日下午1點，富士康鄭州工廠發生大規模停工，一直持續到晚上，罷工者來自iPhone 5質量檢測部門OQC(現場品檢)，停工直接導致“生產線癱瘓”。他們雖然屬於檢測部門，因而被稱為品管，但同樣是普通工人而非管理人員。 中國勞工觀察報道，在10月5日上午，超過300名品管拒絕刷卡上班。之後三個廠區的品管參與罷工。工人告訴中國勞工通訊，超過70個生產車間捲入罷工事件，而每個車間平均配有100名品管。在罷工高峰時，有大約3000-4000名工人參與罷工。 之後資方承諾會認真考慮他們的訴求，但是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措施。一些工人返回工作，另一些繼續罷工。第二天，廠方宣布任何曠工者立即開出。大多數工人復工。而一些工人選擇離開富士康。 富士康稱只有400名工人曠工，而且只持續了2小時。但是中國勞工通訊稱這400名工人只是直到第二天才復工的工人。 罷工的直接導火索是富士康除要求工人在節假日加班外，還向工人提出新的、異常嚴格的標準，但公司事前卻並未給予相應的技能培訓，這導致工人幾乎無法生產出滿足標準的產品。 工人在網上稱：“就是現在…，負責生產iphone5的多天產線的OQC(現場品檢)集體罷…工，幾個廠區的多條Iphone5產線癱瘓。領導及蘋果客戶在設計存在缺陷的 情況下對iphone5的品質提出苛刻要求，例如鋁合金邊框及後蓋的劃傷、凹陷標準是0.02mm。按此外觀要求，根本就產不出合格的iphone5!員 工每天心理壓力巨大，且假日無休！” 而據報道，“此前有不少iPhone 5的用戶抱怨黑色版外殼掉漆，雖然蘋果聲稱這是正常情況，但是他們已經有意改進該機的製造工藝了。” 隨後幾位品管與其他工人產生爭執，並最終升級為大規模肢體鬥毆事件（品管多次被打）。最終品管工人罷工，工廠停產。 工人在網上發帖稱“初步了解了一下今天品管同時罷工的原因；前段時間K區產線員工和品管發生衝突，導致鬥毆並砸了品管CA室，多名員工受傷和住院，此事未完，K區又有發生類 似事件，同是品管挨打，昨天L區又有品管遭到人身威脅。反映到高層領導，領導無視矛盾的嚴重性。於是今天白晚班所有課長一致商議停工，產線癱瘓…” 據富士康員工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近來iphone5的外觀問題使每個人壓力巨大，不斷收到世界各地的客訴，每天不挨頓罵就沒法下班。 在蘋果公司推出iPhone 5的前前後後，出現過學生被強迫到iPhone 5工廠工作，保安毆打女工造成工人暴動，工人因被開除憤然跳樓，而現在又出現蘋果公司由於設計缺陷苛刻要求生產質量。這一系列的事件絕不僅僅是由於管理問題造成的，而是國內國際資產階級聯合剝削中國工人的必然產生的惡果。資本家為了利潤可以不顧工人死活，而蘋果公司每銷售一台Iphone就能獲得售價57%的利潤。正如中國勞工論壇此前呼籲，需要將富士康和其所服務的蘋果̣等全球科技巨頭公有化並被置於工人階級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不僅解決工廠管理問題，而且結束今天不人道的生產方式、確保體面的工資和工作條件。為了實現這一要求更廣泛的為工人權利和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 後記： 就在鄭州富士康罷工後不久，另外兩家工廠也發生了罷工。 10月8日，深圳市寶安區福永鎮福佳電器廠，近千工人罷工，抗議薪資低、產量高、法定節假日調休、加班晚等問題。10月9日，罷工繼續。 10月9日河南新鄉市新飛電器總部近千工人罷工，並在總部大門聚集。原因是十幾年來工資沒漲，而公司管理層腐敗，高管高薪。工人要求將月薪從一千元漲到新鄉職工平均月薪2160元，整頓公司管理層。 中共十八大結束，5名男孩“凍死”街頭 11月15日晚上，毛毛雨下貴州畢節市七星關區氣溫只有6℃，5個10歲左右的男童躲在垃圾箱中躲避寒冷。垃圾箱近一人高，長約1.5米，寬約1.3米，他們只有蜷曲起來點燃木炭。由於垃圾箱封閉，木炭無法充分燃燒，產生一氧化碳，幾個孩子逐漸窒息。 第二天11月16日早晨，一名撿拾街頭垃圾老婦發現有5名男性少年死於街頭一個鐵質可封閉垃圾箱內。事發路段距離流倉橋街道辦事處步行只需1分鐘。 事發垃圾箱旁邊是一個拆遷工地。附近的居民介紹，出事前若干天，已見到5個孩子在此出現，“穿得不好，鞋子是水膠鞋，衣服和褲子都很髒”。有目擊者稱事發前 曾見他們在工地上用棄用木材生火取暖，並在一百米距離外的畢節學院臨近菜場找吃的。更有目擊者稱，在拆遷工地看到孩子們搭起來的簡單窩棚已倒下，地上留有 塑料布、三合板、一副羽毛球拍。 這5名兒童的父親分別是三個陶姓的兄弟。其中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三周前相約出去玩後就沒有回來。另一名父親說5個孩子中有4個處於輟學狀態，儘管老師屢次動員，但他們都以“成績不好，不想讀書”為由拒絕上學。 留守兒童 七百萬人口的畢節市坐落於貴州山區。許多當地農民到更大的城市工作，而把子女交給祖父母和其他親戚照看。 死亡的五名兒童中的四名兒童的兩名兄弟父親外出打工，把孩子交給他們的母親照顧。這名奶奶年老失明，連照顧自己都很困難。 而整個中國農村約有5800萬留守兒童。這些兒童同父母長期分離，很容易被家庭和學校忽視，得不到相應的家庭和學校教育，同時造成很多心理問題。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有超過15萬流浪街頭的兒童，其中的半數由於家庭糾紛離家出走。 留守兒童的問題看似是由於家長外出工作，被迫和兒童分離。然而根本的原因是父母無法為子女在城市中獲得相應的教育和看護服務。 然而當局並沒有因為高速的城市化而相應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相反近十年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 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在教育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等級差別。即使在同一個學校中，不同背景的學生受到老師的關注度也不盡相同。而由於教育方面投入不足，一個班有六七十名學生屬於正常現象。即使教師希望平等對待每一名學生也不可能做到，因此所謂的差學生不但得不到更多的幫助，反而往往被教師忽視。結果是他們不但得不到足夠的教育，而且心理也很容易出現問題。 因此需要加大教育方面的投入，使每一名學生都能得到充分的教育。同時建立民主的學生會，由老師、學生和家長組成的委員會民主管理學校。 需要在城市中新建學校和幼兒看護機構，免費提供給所有需要的人。為此需要培養大量教師和專業幼兒看護人員。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 政府需要加大在社會救助的投入，並由民主的委員會管理救助機構，以防止出現虐待和拒絕救助的情況。 而要實現這一切，必須首先爭取全面的民主權利。還需要在學校和工廠中進行罷課和罷工的鬥爭爭取教育權利。 然而教育權利不平等和兒童貧窮的狀況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即使統治階級迫於工人階級的壓力進行改善，也會不斷重新產生這方面新的問題。只有最終通過社會革命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在新的物質和道德基礎上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位列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中國學術機構新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成為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這一份在12月9日發布的調查報告，增加了中國新一屆獨裁領導人的壓力。他們焦慮地希望化解不斷增長的群眾不滿。上個月在北京關鍵的十八大會議上，他們曾誓言縮小貧富差距，儘管他們已經年復一年的許下類似承諾。 調查結果驗證了已知的事實：中國在最近幾十年裡，出現了急劇上升的貧富分化，“大量的”窮人被拋棄在所謂的經濟奇蹟後面。十年前，胡錦濤和溫家寶上台的時候，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他們即將退休的現在，中國有251名擁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只有美國能比之更高。 該報告基於對8,438戶家庭的調查，估計今年7月的城市失業率為8.05％，幾乎是官方數據的兩倍。發表這份報告的甘犁呼籲中國政府重組開支架構，將焦點放在增加社會福利保障上，而不是在基礎設施建設上。 釋放瓶中的基尼“妖精” “共產黨”專制當局超過10年沒有公布基尼係數，反映其在這一問題上的敏感和尷尬。最後一次的官方數據是在2000年發布，顯示基尼係數為0.412。在2005年，官方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估計基尼係數為0.47。任何超過0.4的數據都表示社會不穩定已經達到危險水平。中國現在是世行第三大股東，世界銀行多年來沒有發布中國的基尼係數，無疑是為了避免北京感到不快。 官方喉舌《環球日報》評論這一報告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拉響警笛”的地步。人民大學教授鄭新業對《環球日報》說真正的基尼係數甚至可能高於0.61，因為調查很難接觸到超級富豪。 很少國家能夠在短短十年裡讓貧富差距增加幾乎50%. 0.61的基尼係數讓中國位列世界極端不平等的國家之列，這些國家大部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非被廣泛的認為是世界上貧富分化最大的社會，在2009年其基尼係數達到創紀錄的0.63。下面2007年《經濟學人》的圖顯示中國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 然而在目前政策組合上看來，中國新的領導人可能不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可能反而使其進一步擴大。最近在中國資本主義搖籃的廣東，新的領導人習近平無恥地重複了鄧小平在20年前的“南巡”。習近平承諾加快資本主義“改革”，以重新構建經濟並給於私人投資者更大的份額。然而甚至極端自由主義的《財新》雜誌也指出：“報告稱，地區上來看，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基尼係數越高。東部省份家庭的基尼係數高於中西部。” 該報告驚人的數據進一步顯示了一黨專政的親資本主義政策的災難性後果。必須建立獨立工人組織來領導抗爭，反對不斷加劇的貧富不均，以及全國的資源被一極少數的超級富豪竊取。即將到來的時期，群眾會對在中國用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越來越感興趣。 震驚世界的烏坎抗爭一年之後 一年前，中國廣東烏坎村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群眾抗爭。村民捲入長達四月的勇敢而令人印象深刻的鬥爭。他們趕走基層“中國共產黨”的政府，建立他們自己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管理社區。面對鎮壓、逮捕、被數千名武警包圍和抗議領袖死在看守所，最終12月21日達成的一個戲劇性的協議在當時看來似乎滿足了村民的大多數訴求。 當時，中國勞工論壇曾經警告不能信任和中共廣東省委工作組達成的協議；需要維持群眾壓力，建立民主的草根組織，並和其他群眾運動相聯繫。 我們的警告不幸被驗證了。烏坎村民直到現在也還沒有要回大部分土地，甚至出現上百村民對此不滿，在（新的）村委辦公室外示威抗議的事件。理事會被要求自我解散。被捕的抗爭領袖只是以“取保候審”的方式得到釋放，而沒有取消對他們的指控。抗爭領袖薛錦波的遺體是在家屬陳諾不再追究其死因的條件下才被歸還的，而沒有進行獨立的屍檢。 即使這樣，烏坎抗爭也造成了巨大衝擊，不僅超出其村子傳播到全國，而且對群眾的意識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些評論者稱，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次，中共對（中國）一個行政區完全失去了控制。在短短幾周內，烏坎的抗爭就粉碎了長久以來的“金科玉律”，——中國人需要一黨專制政府，而沒有能力民主地管理他們自己。 之後的2012年，群眾抗爭變得更加頻繁，大規模的抗議示威不斷發生。今年初海南樂東縣發生了持續數月的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之後7月份什邡和啟東也發生了抗議環境污染的示威，數萬人參加，其中90後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烏坎事件發生一年後，正處於中共召開十八大的前後，群體性事件也沒有因此而停止。10月底，在浙江寧波爆發了反PX化工項目的群眾抗議運動，當地居民連續數天上街抗議，最終寧波市政府承諾不再建設PX項目，並停止推進整個煉化一體化項目。 之前2011在大連，2007年在廈門發生反PX項目的群眾示威之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 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當局都做出了部分讓步。寧波反PX遊行顯然也受到了這些之前類似示威的鼓舞。 就在本文寫作幾天前，12月7日17時貴州遵義仁懷市城建局強拆民房造成兩死三傷，23時許死者家屬抬屍遊行到市政府，萬人“圍觀”。政府出動武警鎮壓，發生暴力衝突，多人被打傷和被捕。 群眾抗爭的發展 今年“群體性事件”在規模和數量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大規模的群眾抗議和示威在各地持續發生，已經成為中國的一種常態。群眾對此也越來越熟悉。甚至連中國官方《環球日報》都承認：群眾抗議已經成為“公眾已經很熟悉的方式”。（“重化工項目上街頭裁決非長久之計”，2012年10月29日《環球時報》） 由於微博、手機的普及，群眾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這也迫使當局無法再掩耳盜鈴，而不得不報道一些重大的群體性事件。這使得群眾，特別是無法看到被當局屏蔽信息的民眾，獲得更多這方面的信息。群眾抗爭變得公開化。例如今年一些大規模的抗議，發生示威數天前有公開的通知。在什邡和啟東事件中，90後中學生自發地派發傳單和進行宣傳。 青年在群眾抗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 中共當局的鎮壓手法也出現了變化，手法上更加靈活，很多時候不得不作出讓步。但仍然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 例如今年上半年在海南省三亞市樂東縣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示威（中國勞工論壇當時也進行了相關報道），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址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然而這也使得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電廠修建地區，使得當局數次變更電廠修建地址。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衝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而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並處罰金。 烏坎抗爭的教訓 一黨專政的條件下，當前的群眾抗爭也存在很多的問題。大多數抗爭沒有一個民主的架構組織抗爭。使得很多群眾抗爭處於無政府主義的狀態，不僅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暴力和傷亡發生，更重要的是使得抗爭無法根據形勢隨機應變和發展。當然中共對任何的暴力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封堵任何民主討論和反抗的渠道。 即使烏坎村的理事會也是以宗族形式選舉產生的，而且在和地方當局達成協議後不久就被新的村委會取代。新的村委會雖然是選舉產生的，但並不是一個真正民主的群眾組織。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且無法被選民召回。中共當局首先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制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威脅和財政激勵——讓這個弱小的村委會屈服於當局的意志，這樣就能在這三年裡控制新的村委會。這造成烏坎目前的抗爭沒有真正的民主的領導層，自然也就無法推動抗爭的繼續發展。 而且烏坎的大多數抗爭領袖之前在外經商。其中林祖戀也是中共黨員，曾經是中共基層官員。他說“如果沒有經濟基礎，談起其他的包括民主都毫無意義。”（《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這些抗爭領導者大多來自中小資產階級，真正希望的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環境，並不希望中共政權垮台，雖然希望獲得更自由的經商環境。因此他們容易被中共所左右。 而在中共當局作出讓步後，一些抗爭領袖不希望通過繼續推動抗爭來實現全部要求。而希望請儘快的回到適合投資的環境。“我們需要拿回我們的土地，然後吸引外資”林祖戀說，“如果烏坎持續政治動盪的話，我們怎麼會實現這一點？”（《南華早報》，2012年10月6日） 現階段大多數群眾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往往集中於單一的訴求。如什邡、寧波的抗爭是單一的環境訴求。即使烏坎抗爭中最主要訴求也是要回被腐敗官員賣掉的土地，而沒有提出其他更廣泛的涉及民生的訴求。這使得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發動群眾和推動運動向前發展。 而且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例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聯聯繫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林祖戀說烏坎的事只是一個小鄉村的事，不能代表整個中國。然而正如像其他群眾抗爭一樣，烏坎村民反對官員剝奪村民的土地要求，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于建嶸稱，“土地問題已占全部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新京報》2010年11月05日）而烏坎抗爭中突顯出來的民主權利的問題，更不僅僅是一個村子的事情，也不是在一個村子的範圍里能夠解決的。 實際上烏坎抗爭之所以能夠取得一些成果，和12月烏坎抗爭高峰時，附近的一些地區發生的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有密切的關係。 2011年12月20日，廣東省汕頭市海門鎮數萬群眾前往鎮政府集會抗議，並封堵汕頭前往深圳的高速公路，反對政府在當地修建第二座高污染的燃煤發電廠。 2012年12月18日，千餘名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村民上街示威抗議貪官賣地。烏坎村附近的鄉村如龍頭村等村莊也由於土地問題發生了大規模的村民示威和警民衝突。 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 這顯示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這一目的，則需要建立全國性的組織，而不僅僅是基於當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臨陣磨槍”的組織。在目前階段，這只能通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地下組織得以實現。 罷工 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大多數群眾運動沒有聯繫到工人的罷工，沒有爭取工人支持進行聲援罷工。然而和工廠之外的群眾運動一樣，今年中國爆發的了不計其數的罷工。 在中國最大的工廠富士康，其在太原、鄭州、深圳等地的工廠都發生了罷工、暴動等事件。（對此前幾期的《社會主義者》作了大量的報道） 2010年深圳富士康工廠發生十多名工人連環跳樓，他們由於血汗工廠環境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2012年，富士康工廠中雖然仍然出現了工人跳樓，但是更多的出現了工人罷工和暴動反抗所受到的血汗剝削。 2012年10月蘋果公司由於iPhone 5設計缺陷提出苛刻的生產質量要求，造成鄭州富士康數千工人罷工。2012年9月，太原富士康發生由於保安毆打一名女工，而導致兩千工人暴動。而之前太原富士康工廠已經於2012年上半年發生過數次工人罷工和工人以“集體跳樓”方式抗議。 這顯示了工人意識的改變。從選擇消極的跳樓到選擇進行罷工抗爭，以實際行動爭取自身的權利。 而最近12月10日，江蘇泰州靖江市東方重工船廠，數千工人罷工，抗議被拖欠5、6個月工資。上千工人衝上京滬高速，把江陰長江大橋堵住，致使交通完全癱瘓。 2012年12月7日，深圳市寶安區公明鎮，港資華彩印刷廠，三千多名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公司對員工太過嚴苛，請假太難。 面臨很多群眾抗爭的中共當局，對於罷工也無法像以前一樣一味的鎮壓。很多時候政府以勸說和威脅的方式迫使工人停止罷工和組織工人上街，很多時候資本家不得不作出讓步。 同時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也在嘗試通過收買部分工人和利用官方工會等方式防止工人抗爭激進化。 在罷工中也存在一些和工廠外的群眾抗爭類似的問題。大多數時候，工人們只是孤立在自己工廠中進行罷工，而不是走出工廠進行抗議。這當然有當局鎮壓的原因，但是這使得工人罷工處於孤立的狀態，無法聯繫到其他群眾。另外不同工廠工人直接也缺乏互相聲援和聯合行動。 總結 即將到來的2013年中國群眾運動也將發生巨大的發展和變化。社會主義者需要對此作出提前準備，總結教訓和經驗，因為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需要正確的鬥爭理論。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工人代表只領取普通人的工資，並受到其他成員的民主監督，最終推翻現有的不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 中共新的總書記習近平，毫不遲疑地建立起一個熱心於所謂的經濟改革的領導者形象。經濟改革在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代名詞。這受到了海內外商界領袖和評論家的一致好評，這新上任的獨裁者享受暫時的“蜜月期”。直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吳敬璉讚揚新的領導人，“重啟改革議程，啟動我們改革的再出發”。儘管在習近平統治之下，有支持深化經濟改革的言論，但是沒有任何即將放鬆政治管制的跡象來印證這些言論。相反，儘管作出了一些反腐姿態的廣泛宣傳，新政權同樣採取了新措施控制社交媒體和互聯網。《人民日報》（2012年12月21日）以典型的奧威爾的風格評論“‘管一管網絡亂象’是許多老百姓的願望”。 陪同習南巡的是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不久被晉升，而由被稱為“小胡”的胡春華接任其廣東省委書記職務）。由於總理溫家寶將於2013年3月退休，汪洋被視為中共黨內主要的自由主義旗手。雖然汪洋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黨國的權力核心，但毫無疑問，南巡額外向汪洋本人及其支持者確認了其地位。香港中文大學的自由派評論員林和立指：“ [習近平] 向外界表達的訊息是‘我是鄧小平的繼承者，我不是保守派的。’” 習強調他自己和廣東——中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搖籃——的聯繫。習的父親習仲勛在1978-1981期間任廣東省長和省委書記，而習的母親現仍居住在廣東。在改革開放初期，習仲勛是鄧小平的關鍵盟友，幫助鄧對抗政府官僚中的毛主義的一派。習仲勛參與創建了深圳“經濟特區”，這是中國的第一個“經濟特區”，之後複製到中國其他地方，後來還“輸出”到亞洲等地區的低工資經濟體。經濟特區被用來吸引跨國公司的投資，逐步削弱工人權利、社會保障和就業保障，用“有效率的”血汗工廠替代“低效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在出口領域）。 重新排列“泰坦尼克號”甲板上的椅子？ 在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習近平晉升，新領導層組成揭曉。在此之前的數月，就常委人員組成（從9人減少到7人以“提高決策效率”）上，發生了數十年來最激烈的內部派系鬥爭。高層的分裂預示了未來革命的激變。美國評論家裴敏欣對十八大新產生的領導集體充滿疑問，“這一整場精心編排的演出是否類似於重新排列泰坦尼克甲板上的椅子。” 有趣的是，裴敏欣在《南華早報》（2012年12月22日）的文章稱：“但是那些相信中國可以無視專制體制內部退化和歷史上一黨政權垮台的記錄的人，可能從閱讀（了解革命的）托洛茨基的著作中獲益。獨裁者在他們倒台前看起來堅不可摧。但是托洛茨基提醒我們，一旦他們被推翻他們的倒台將被視為不可避免的。”裴敏欣，並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並不是唯一一個警告中國革命的聲音。在中共統治圈內部，由越來越多的危機感。據報道，黨內領導人對《舊制度與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的需求激增，這1856年的本書是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研究。根據《金融時報》的加米爾·安德爾里尼（Jamil Anderlini）稱，候任總理李克強將這本書視為一個警告：“ 德·托克維爾指責引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部分事實是，資本階級在群眾中激起嫉妒，而貴族受到蔑視”。 胡溫時代 2012年對中共政權來說是“可怕的一年”。經濟急劇減速，債務危機惡化和反政府情緒上升，在中共“團結”的外表上出現了二十年來最嚴重的裂縫。乍一看來，在刻意宣傳的中國經濟“奇蹟”下，這一轉折是不相稱的。表面看來，即將離任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的領導層至今最卓越的高速經濟增長。以美元計算，中國GDP在胡溫時期（2003-2012年）為之前的四倍，年均增長為10.6%. 十年前，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日本的經濟產值都大於中國。而中國今天遠遠超越了這些經濟體。在2012年，據總部設在巴黎的經合組織，中國將超越十七國組成的歐元區，擁有更大的全球GDP份額，並有望在未來十年的某個時候超過美國。在胡溫時期，中國電力消耗為之前的四倍，高速公路網超過之前的三倍，私家車擁有量為之前的八倍。財富500強（以收入為標準的世界領先的公司的名單）中的中國公司從11家上升到79家，僅次於位於第一位的美國。 然而經濟增長的蛋糕，並沒有被廣泛的民眾分享。群體抗議增加，估計在2010年有18萬起，這是群眾不滿達到沸點的跡象之一。胡溫政府的親資本主義政策擴大了貧富差距，現在以成為亞洲最嚴重的貧富差距。當胡錦濤上台時，中國還沒有十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今年有251人，僅次於美國，其中7人作為代表參加中共十八大。同時，幾乎5億的中國人靠每天不高於兩美元的收入生活；據世界銀行報告，半數中國人口很難獲得基本的安全飲用水。 太子黨的崛起 中共政治局常委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太子黨（中國的“紅色貴族”）主導。和習一樣，他們是毛時代前中共領導人的後代，在今天的中國，他們的家族關係賦予了他們難以想象的權力和財富。七人組成的政治局黨委中有四人是太子黨：習近平、張德江、俞正生和王岐山。這代表了中共高層一次顯著的變化，這將對政權未來走向發揮重要的作用。在（2007-2012年）上一屆9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太子黨只占據三分之一的席位。 “許多國家都有權勢家族，但是在中國，這些大家族正在變成政商兩界的主導力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呂曉波說。 國家主席胡錦濤（2013年3月將國家主席的職位移交習近平）的派別，看起來是政府權利鬥爭主要的失敗者。胡的“團派”是非太子黨官員的主要派別，他們在官僚機器中爬升到現在的位置。團派在新的常委中只有李克強一人，他是領導層中的二號人物。 習近平不僅僅被確認總書記的職務，而且胡錦濤同樣向他移交了控制軍隊的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軍委主席一職提供了關於2012年內部權力鬥爭更多的線索。胡的前任江澤民在2002年卸下總書記的職務時，拒絕放棄其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以平衡胡錦濤和團派的影響，直到兩年後才卸任。江是“上海幫”的老大，“上海幫”有時也被稱為“太子黨”派別。 中共黨內主要有兩大派別，但是也有一些其他更模糊的派別界定。甚至“專家”也對一些關鍵人物的派別歸屬有不同的意見。不是所有在常委的太子黨是江派的成員，但是張德江和俞正生屬於江派，而張高麗雖然不是太子黨也屬於江派。中共內部派別並不是以清晰的政治界線（關於理念和政策）劃分的，而更多地反映了更加陰暗的密謀，相互保護，劃分對不同領域的控制。十八大後展現出的對習和他團隊的團結，並不意味著中共派別鬥爭的終結，而不過是不同勢力之間評估狀況而暫時休戰，以謀劃下一步的行動和等待新領導層的第一個動作。 習近平曾經接近江派，但是走出了一條獨立的道路，特別是在2007年十七大他被指定為胡的繼任者之後。習是競逐候選人中唯一同時受到主要派系接受的人選，如果一派試圖強行任命自己的人選，將有可能爆發一場全面的“內戰”。習顯然利用這一形勢，在新任班子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這大概解釋了，關於胡錦濤卸任中央軍委主席的協議，以及將常委人數從九人減為七人的決定。這兩個決定很可能將更多權力集中在習近平的手中，但習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力還有待觀察。 現在仍然不清楚其他權謀的幕後交易。特別是關於經濟政策（將強“改革”）的輪廓，和新政府中最高職務的派系分布。儘管胡的團派在常委席位中失利，其以至少9席成為25人的政治局中最大的派別。團派成員總體更加年輕，因此被預計將在2017年的領導層換屆中被提升。 權力鬥爭 由於中共內部危機不斷加深，在最高席位上通常的討價還價幾乎一直持續到十八大前夕。這是殘酷的高層權力鬥爭的一部分，而且還將繼續。派系之間的角力甚至進入公眾視線中，其中一方的信息被泄露造成一系列的政治醜聞。而在之前這是各方試圖避免的，以避免觸發群眾的反抗。其中的例子包括，“法拉利事件”埋葬了胡錦濤的關鍵親信令計劃的晉升，“平安保險事件”——《紐約時報》發布了一項極具破壞力的調查（有可能是基於中共內部人士的泄密），估計總理溫家寶的近親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 最轟動的事件是高層太子黨薄熙來的倒台，他被開除中共黨籍，並面臨嚴重的犯罪指控，等待可能將在2013年處進行的審判。薄熙來的派別對手花了很長的時間挖掘犯罪證據以打擊他，然而卻是他自己動手埋葬了他自己——他做出決定解除他前心腹王立軍的公安局長職務，由此揭露了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謀殺醜聞。儘管薄熙來事件打擊了作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太子黨，激起對於他們的財富、腐敗和傲慢的大量憤怒，但是仍然是他們在今年的中共換屆中提升了地位。這一事實突顯了中共領導人與社會是多麼遙遠和脫節。太子黨現時的強大是得益於政治上“死而復生”的前領導人86歲的江澤民和84歲的李鵬，他們強行介入幕後談判。尤其是江澤民作為其派別的黨鞭，動員對太子黨和他的“上海幫”的支持。 胡派沒有能成功利用薄熙來事件，在十八大的勢力劃分中提升他們的地位。他們處理這一事件格外的小心，反映他們害怕升級內部鬥爭——例如通過打擊薄熙來的親密盟友——可能引發全面的派系戰爭，而可能會毀掉整個一黨政權的“房子”。通過拋棄薄熙來，太子党家族在十八大時鞏固其隊伍，加強他們對中共的掌控。儘管這是複雜的權力鬥爭的結果，實際上這結果反映了中國精英恐懼不斷加深的潛在革命危機。用本傑明·康林（Benjamin Kang Lim）的話說：“太子黨總的目的在於保持其對國家的操控，將這麼多太子黨提升到最高職務類似於提供一種政治保險。”（“路透社”，2012年11月25日） 北京的政治評論家章立凡也提出了這一觀點：“從根本上來說，太子黨主張維持一黨專政……這是他們的底線。” 太子黨，在中國其作為一個特殊的擁有財富的新興精英階層，其社會地位的前提是一黨專政。因此他們被視為一塊城牆，抵禦將有可能威脅其統治的民主“實驗”。太子黨占據和埃及或突尼斯的獨裁者家族類似的位置——即使直到最後，他們除了打擊群眾別無選擇，因為他們會在一個自下而上的革命中失去一切。 十八大的結果，即之前權力鬥爭的結果，顯示中國繼續拒絕所謂的政改。同時在經濟改革的問題上似乎達成了共識。自從1989年中共擊敗不成熟的政治革命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和專制統治的混合體成為中共政權的特色。其在湖錦濤的十八大演講（據報道被習近平審核過）中被重申：“我們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斯大林主義指令經濟] ，也不走改旗易幟 [結束一黨專政] 的邪路……” 腐敗“蛀蟲” 另一個廣泛引用的，來自胡錦濤在十八大上演講中的一句話是，他警告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在中國，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政府官員的巨額貪污，到給醫生和教師要求送“紅包”，使病人和學生得到優先權，中國的腐敗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稱，據估計在過去十年裡，23.2萬億元的資金，以各種形勢的腐敗、犯罪和逃稅，流失海外。中國互聯網上廣泛流傳佩戴奢侈手錶和帶有價碼的昂貴時裝的中共官員的照片，暴出大量醜聞，以這些官員的工資不可能負擔得起這些東西。 正如十八上的胡錦濤，當局發言人也公開承認，不斷增長的腐敗醜聞和公眾憤怒可能最終導致政權的崩潰。習在上任後也有類似的表示，將腐敗比作”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但是現實是，最高領導層將能對這一問題做些什麼呢？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評論，“據說有三種選擇。槍斃腐敗，放任腐敗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只能選擇第三種。” 習近平和新領導層希望在他們統治早期顯示一些反腐成效。但是正如他們的現任一樣，他們受制於整個體制都是腐敗的這一現實。實際上，反腐運動將局限在一些被廣泛宣傳的姿態或者檢出一些“臭雞蛋”用來以儆效尤。這已經發生在四川省副書記李春城的案例中，他在十一月晉升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現在，李春城涉及賣官和非法房地產交易而被調查。將常委王岐山任命為中國新的“反腐沙皇”同樣是為了釋放出強硬的信號。值得注意的是，王岐山沒有子女，這至少減少了一個潛在“利益衝突”。 除此之外，習近平為首的政治局通過了一項禁止官方宴會和豪華紅地毯接待到訪中共官員和軍官的決定。儘管這一措施無疑將會為新的領導層贏得短期的支持，但是這主要是作為一種粉飾，因為從商業交易中獲得的回扣遠遠大於公開的排場的開銷。事實上，這一新的禁令是為了加強官員自我監督，避免在公眾面前大擺排場。換句話說，這不過是一個煙霧彈。 為了保衛他們的制度，中共領導人會試圖達到一種平衡，一方面緩和公眾對於腐敗的憤怒，另一方面小心地控制反腐鬥爭的範圍，避免波及其他方面。充分揭露官員的腐敗有可能引發群眾抗議而且同時可能觸發黨國體制的“內戰”。真正揭開中共領導人及其家族幕後的商業聯繫的神秘面紗，將對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借用習近平的隱喻，這將打開歷史上最大的“蠕蟲窩”！ 要求“陽光法制”的呼聲日益高漲，包括一部分官方媒體呼籲高級官員公布他們的商業利益。十八年，政府曾通過一項法律要求所有官員向中央政府報告他們的金融交易。這是另一項毫無意義的措施，因為結果當然不會接受公共監督，而且中共官員也可以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隱藏他們的資產，例如將資產處於他們的親屬或者商業夥伴名下，甚至使用空殼公司或者其他明目。儘管公眾呼聲增加，就公開官員商業交易立法對當局來說無異於自殺。“如果他們宣布他們的資產，他們統統都會進監獄——這是不可能的，”中國退休官員姚建福評論。現在有一項試點項目被提出，廣州省中三個相對較小的區域，珠海橫琴，廣州南沙和韶關始興從明年起開始官員財產公示。這這些試點地區，地方官員被要求對其投資和個人資產進行公示。甚至這一最小的改革也遭到懷疑。“有了制度不執行，危害會更大，會讓人民群眾失去對制度的信任，”廣東黨校唐曉陽教授稱。 自由派的有限綱領 呼籲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林和立（Willy Lam）稱“沒有獨立機構，就沒有可能解決體制內的腐敗”。和我們社會主義者不同，中國自由派不提出基於群眾爭取真正的民主權利的鬥爭的徹底改變，因為他們明白這可能造成革命性的改變，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立即構成威脅。自由派的替代方案是使用漸近和受到控制的方式，建立獨立的“制衡”機構，即於中共控制下的機構平行的精英機構，如獨立法院、更自由的媒體、不受約束的非政府組織（NGO）等等。 但是他們並沒有建議這些結構由選舉產生，或者受到某種形式的公共控制。這是由於（根據自由派改革家的方案）他們的角色在於代表沒有政黨的資產階級利益，以及受到他們政治影響的社會團體。這也許包括當前大部分所謂的知識分子，給這些階層影響國家事務的渠道。自由派將之視為一種途徑，通過限制和中共有聯繫的企業的角色，來減少政府中的腐敗和讓經濟“更具競爭力”。另一個似乎被習近平採納的概念是“協商民主”——在一黨專政的制度下，更多的候選人競爭同一職位；舉辦地方論壇對政府的政策聽取意見和進行討論，但是不做實際的決定。 這是總理溫家寶和前廣東書記汪洋的支持者主張的政改綱領的一部分。這些派別並不尋求結束一黨專政；他們希望小修小補，給這一制度設立“安全閥”以延長其壽命和阻止革命的爆發。和中共內部強硬的反改革派一樣，他們同樣害怕群眾，不希望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建立獨立組織參與政治，以及挑戰政府權力的出版物。 社會主義者和自由派改革家一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汪洋一類的自由派青睞的、在當前制度下進行的政治改革的其局限性正好在廣東烏坎村今天的現實中展現出來——在其發生史詩般的群眾抗爭一年後。2011年12月和汪洋的廣東省政府達成談判協議之後，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成員面臨打壓和威脅，而（在之後的村委會選舉中獲得主導地位的）抗爭運動中的親中共的溫和派，沒有實現運動的任何主要訴求。 儘管政改派及其有限的野心，習近平也不大可能把他的人馬和政改陣營弄到一起，而更願意試圖達成一種平衡。中共等級制度下這一小小的一步也受到巨大的抵抗。改革派的對手害怕者這會打開要求改變的群眾壓力的閥門，最後導致中共倒台和現政權（其不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而類似於中共的附屬）的解體。政權高層希望不計代價，將派系權力鬥爭、日益激化的地區、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競爭維持在黨內。他們理解，即使是部分改革，例如更大的出版自由或者獨立司法，都可能將政權內部的權力鬥爭公開化，使得政權試圖將其掩蓋在幕後的努力失效。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告訴《南華早報》（2012年10月31日），“他們害怕如果他們開始行動，可能會如同搬走一塊能夠引起雪崩的石頭。” “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 今天中共的政權形式是在資本主義復辟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保留了許多斯大林主義政黨的特徵和形式，但同時結合了這個國家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利益。政治局是一個“商業帝國的密謀集團”，這是在2007年“維基泄密”發布的被泄露的一份美國政府電報中的用詞。在中共首腦會議中，我們發現聯合了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和前主管安全的周永康的“石油政黨”。前總理李鵬和他的後代的電力集團。溫家寶的妻子張蓓莉由於她掌控寶石行業而被成為中國的“鑽石女王”。正如《紐約時報》（2012年10月25日）報道，“《紐約時報》發現，通過經營國有鑽石公司（後來被私有化），她幫助她的親屬將他們持有的少數股權運作為一個十億美元的龐大股權，涉及保險、技術和房地產投機。” 新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是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CITI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CEO。劉樂飛在2011年《財富》雜誌的亞洲前25名商業領袖名單中排名第22位。根據今年初彭博社的一項調查，習近平的家庭也不例外，尤其他的姐姐在房產、科技和稀土礦業中累積了3.76億美元的財富。“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參與推進其親屬的商業交易，習及其家族也沒有任何不當行為，”該報告緊急補充道。這只是凸顯了一個事實，在當今一黨專政條件下，中共高層家庭能夠利用他們的權勢非常“合法地”建立龐大的商業帝國。 資產階級們非常興奮地期待習和他的團隊會啟動親商改革議程。彭博社在11月末對投資者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現實，53%的被調查者對習的政策保持“樂觀”，而兩個月之前只有42%對胡錦濤的政策保持“樂觀”。“這是非常積極的。神秘難懂的胡錦濤離開了，這[習近平] 是一位能和商業和人民建立關係的人。”一位澳大利亞礦業發言人說。 資產階級媒體稱讚習的自信作風和“隨和的”無套話的演講，而不是像胡錦濤那樣僵硬的表現。但是習的自信源於他的太子黨身份和成長經歷——這是一個相信他們的出生決定了他們的統治的集團。資產階級評論家讚許地提到，在習的仕途中，他曾經管理廈門經濟特區。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因促進私人企業發展而知名。據報道從那時起，習和許多中國頂級私人部門的億萬富豪建立緊密關係，包括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的李書福和中國第二富有的人，杭州娃哈哈集團的宗慶後。宗慶後談到習近平：“因為在他在浙江待了一段時間，他相信私人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 難以逾越的障礙 對重啟資本主義經濟改革在新領導層中得到跨越派系的支持。李克強，將在不久後接替制訂經濟方針的溫家寶，是新領導層中地位最高的非太子黨，對這些問題一直最直言不諱。李克強和新自由主義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有密切的關係，該報告是由世界銀行和（李克強控制的）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完成的。在這460多頁的報告中，“民主”一詞沒有出現過一次，但是其主要的結論是需要“體制改革以加強市場經濟基礎”，包括人們所熟悉的組合——私有化、放鬆管制和打破國家壟斷。 在十八大後，李抱怨，“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必須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在資產階級耳中，這猶如美妙的音樂。 儘管新領導層的政治組成和預期的方向是明確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言論會自動變為行動。類似的言論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了。為習李和新的領導人所青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會在某一階段遭遇群眾性的抵抗，因為這一政策會加重勞動人民的負擔，而遏制腐敗和讓政府更加“開放”的陳諾無法兌現。這也是為什麼習會使用更加民族主義的言論，例如關於中國在南海的領土爭端。正如其他政府，特別是如同日本新領導人，習近平會試圖利用民族主義迷惑群眾和減弱對其親資本主義方針的抵抗。 太子黨會同意在保證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不受觸動的條件下的經濟改革。來自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抵制，能夠阻礙即使相對較小的措施和導致派系衝突加劇。同時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產能過剩和債務堆積（見方框）意味著計劃中的金融改革如逐步開放資本賬戶，利率自由化和合法化影子銀行，可能加劇現有對金融系統的威脅。 為兩億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言論，現在被吹捧為刺激國內消費的一個途徑。但這很可能將依靠糟糕的地方政府財政（地方而不是中央政府需要負擔這一額外開支）。同樣，現在北京正在推動的，增加對農民的徵地補償也會面臨同樣的障礙。由於近年來的過度投資，地方政府深陷債務泥潭，他們會試圖增加土地交易的收益，而不是增加用於窮人的支出。這些事實意味著習近平未來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社會主義者對中共內的任何一派不抱信心，他們都不代表群眾的利益。我們警告不要對現政權將改革其自身或者允許基本的民主權利（如結社自由，建立獨立工會和政黨的權利，等等）有幻想。這些權利只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贏得，這些群眾鬥爭必須獨立於中共政權和親資本主義的自由派團體，這些團體害怕普通工人獲得民主權利，將之視為對他們支持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威脅。我們社會主義者強調需要工人政黨，在目前階段這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存在，其綱領是用全面的民主權利、民主公有制和民主計劃經濟取代一黨專政。 失去的十年 大多數中國國內的評論家將胡溫時代描述為“失去的十年”。這一短語的含義根據使用者不同而不同。對於中共黨內和黨外的所謂的“政改派”來說，指出的是胡溫時期鎮壓和審查的力度增加的事實。特別是自從2008年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發生之後，溫家寶總理發表的很多政改論調的演講和這一事實相違背。用於國內安全的預算的大量增長顯示了這一事實，在2012年其增加到7018億元，超過了過去兩年中每年用在軍事上的費用。胡錦濤的口頭禪“和諧”現在已經成了鎮壓的代名詞：抗議者時常被防暴員警“和諧”。 對於政改派之外更多的資產階級評論家群體來說，“失去的十年”用來表達他們對停滯的經濟“改革”（自由化，去規則化和國企改制以便為私人資本創造更多獲取利潤的機會）的不滿。中國媒體中的經濟自由派往往將胡溫時期的兩位數增長歸功於之前的領導集體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他的“經濟沙皇”朱鎔基。他們由於“大膽改革”而受到讚揚。其中包括在國企中的私有化和下崗潮，以及加入世貿組織（WTO）。這些改革極大地加快了出口和外來直接投資（FDI）的增加（以工人的血汗作為回報）。這些措施產生了爆炸性的社會緊張局勢，在1997-2002年摧毀了6000萬個國企工作崗位。這迫使江的繼任者不得不使用“以人為本”的論調，但是這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政策改變，只是使“改革”的步伐更加小心，簡而言之就是“不折騰”。 當前正在進行的討論，無論是在十八大之前還是之後，反映了來自中共黨內外和境外資產階級要求當局進行“改革”壓力不斷增加，他們希望回到江朱時期的改革步伐，這意味著更大的階級分化和工人階級和窮人經濟負擔的增加。 事實上如果實施習近平團隊追捧的新自由主義的“解決方案”，會使經濟問題惡化，正如當前歐洲災難所顯現的。但是新領導層對這樣的經濟政策明顯的共識，突顯了當局意識到自身面臨的僵局。統治集團內部認識到當前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不可能持續。這一模式導致了史無前例的產能過剩。2011年中國工業平均產能利用率為60%，而2000年是90%。2012年鋼鐵行業產能過剩2億噸，比12年前中國總的鋼產量（1.28億噸）還要多。即使鋼鐵需求和價格隨著房地產市場的低迷而繼續下滑，新的煉鋼廠仍然在大量修建。。正如路透社（2012年9月2日）報導，“去年底，中國鋼鐵行業總負債4000億美元——相當於南非的經濟總量。” 通過增加家庭消費來平衡經濟的嘗試，不斷與中國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廉價勞動力平台的角色相牴觸。在胡溫時期家庭消費占GDP的平均比重為37%，比江澤民任期的46%還要低。 其後果是中國面臨潛在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公司債務從2011年占GDP的108%上升到今年的122%。這遠遠超過了經合組織（OECD）認為“危險”的90%。瑞士信貸銀行認為，在瘋狂的基礎建設中積累了巨額債務地方政府是“中國經濟中最脆弱的一環”。這些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泡沫在銀行系統中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惠譽國際評級機構（Fitch Ratings）估計估計中國國有銀行在過去五年的新增貸款總額達到14萬億美元。“這相當於在短短五年裡複制了美國整個商業銀行業”。惠譽的中國銀行評級主管的朱夏蓮 (Charlene Chu) 評論稱。 即爆發的債務危機（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讓中共領導集體不敢採取“割肉補瘡”的做法——新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儘管他們可能會由於革命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改變態度）和為了經濟“轉型”而需要私有化一些國有經濟部門。由於嚴重的危機，改革“不能再延後”和“必須冒必要的風險”，有意地納入官方討論中，包括在十八大上。“北京的氣氛正如同華盛頓對財政懸崖的害怕”，《亞洲時報》網路版（Asia Times Online）的威廉•H•歐威爾霍爾特（William H Overholt）評論。 二零一三年 中共新領導層鎮壓自由派改革的要求 隨著習近平及其新領導班子掌舵，中國革命的警號來得更迅速、更強烈。在2012年步入尾聲之際， 70多名中國學者和律師簽署一份要求政治改革的公開信，在互聯網上流傳。公開信的主要策劃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提出，如果北京“再次浪費和平改變的機會，那麼國家即將受到暴力革命的威脅，陷入動盪和混亂中。”簽署人包括1981年毛澤東的夫人江青的辯方律師 – 張思之。 這是最近一次中共政權內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發出的公開突襲。他們主張，資本主義政策應該伴隨著局部和受管制的政治開放；而主導中共的其他派系則樂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拒絕真正放寬專制的箝制。 簽署行動發起人坦白承認，倡議書是“相當溫和”。倡議書沒有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但提倡由上而下的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包括新聞自由、司法獨立、對私營企業更多支持，等等耳熟能詳的要求。正如較早前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頁上解釋過，這類倡議只是反映自由派寄望在中國獨裁體制上建設一些政治“安全閥”，與真正的民主議程有大大的距離。同時它鼓勵經濟更多的自由競爭，希望能預防社會動盪的爆發。自由派明白到，社會爆發的前景將至來臨。 簽署人章立凡表明：“我們寧願要改革也不要一場革命，因為改革付出的代價最低”。及後他跟先前提出的“低代價”論點自相矛盾，向美聯社表示：“我們是在把（政治改革的）死馬當活馬醫”。 聯署發起人明確表示他們對於革命存有恐懼，要避免中國爆發一場革命。儘管聯署的立場“溫和”，政府的監控系統很快就將倡議書從網絡刪去。 嚴厲打擊媒體 知名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在1月4日被北京宣傳部關閉，敲響政治改革的喪鐘。在《炎黃春秋》刊登一篇社論對章立凡的聯署行動作出呼應，並要求“保護”中國的憲法。數天后，中國就對雜誌發出封殺令。 廣東的《南方周末》最近發表一篇新年獻辭，因為原稿要求實現“中國憲政夢”，被省級宣傳部部長庹震撤換及刪改。廣東媒體向來被視為沒有那麼官方喉舌，南周的新聞從業員在廣東省對官方審查抗議。 官方新聞署控制南方周末的微博，並偏袒官方版本的的聲明張貼在微博之上，因此有記者正在進行罷工。這次南周媒體員工的罷工行動，是自從1989年以來的第一次，激發起全國很多網民發起團結聲援，所有支持民主權利的人理應全力支持。 “無國界記者” 指出，在2011-2012年間，中國新聞自由的世界排名在179個國家之中排行174。一名長駐北京的《金融時報》記者席佳琳形容，最近的事態發展是中共新領導層“預料之外強硬的政治態度”。不過事實上，這卻是與黨領導習近平提出的“穩中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負責輿論審查的政治局常委劉雲山表明，媒體一定要“把黨和政府的聲音傳播好”。 雖然目前官方審查的對象是自由派的媒體，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去年，中共打擊多個左翼及毛澤東主義網站，這些媒體有些是支持已被清洗的太子黨薄熙來的。此外，主張真正社會主義，反對中共獨裁的所有派系的“中國勞工論壇”，今年已經是連續第五年被封殺。我們的網頁只可以透過虛擬專用網（VPNs）去瀏覽，而VPNs最近成為網管的對象。在去年12月28日，另一項收緊網絡管制的法例通過，限制網絡用戶必須使用真姓名登記。新一屆領導層承諾“深化經濟改革”，但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示會落實政治改革，即使是聯署人士所倡議的非常有限的改革也沒有。 “暴力革命” 70名聯署人士以“改革共識倡議書”為標題，警告不改革將造成危險：“中國社會亟需的體制改革一再受挫、停滯不前，公權腐敗、社會不滿將積聚到危險的臨界點，中國將再次錯失和平改良的機會，陷入暴力革命的動盪和混亂之中。” 發起人的恐懼是有根有據的，即使他們的“解決方案”是有不足甚至是錯誤。上月中國學術機構發表一份報告，指中國2010用以量度貧富差距的堅尼係數達至0.61，可以與南非相提並論。在中共的資本主義政策之下，中國億萬富豪（身家達十億美元）的數量在全球只僅次美國，但同時卻仍有5億人過著每天收入少過2美元的生活。最近一個調查指出，中國最高收入的10%人口擁有全國85%家庭財富，而美國的數字是75%。 我們12月28日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發表的文章“習近平能帶來改變嗎？”，解釋了在中共黨內的嚴重分裂預兆中國未來會發生革命動亂。在新領導層上任兩個月後，似乎意識到體制的危機逐步迫近，但同時採取措施去支撐一黨專政的體制，而非進行民主化。 11月的十八大會議期間，官方喉舌《環球時報》刊登一項調查，顯示81%受訪者支持政治改革，同時70%的受訪查支持加大反貪腐的力度。 《環球時報》最近再發表一篇文章，總結中共政權拒絕所謂政治改革的因由：“在未來20-30年，中國的發展和改革是同步和共生的。沒有改革，中國將不能發展。而我們需要這麼多時間進行改革，是因為社會轉變是需要很長時間的。中國的改革應該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循序漸進”只是藉口，越來越少人相信這謊言。這論點沒有任何歷史例證去支持為何一段“長時間” 是必需的。最近幾年，中共的鎮壓的手段變本加厲。中共上層，特別是主導的太子党家族，累積了巨大的金融王國，並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隱藏著、受著保護，這解釋了為何他們抵制任何改變。同時，中共政權也懼怕，儘管是將少部分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歸還給大眾，也會令 “潘多拉之盒”打開，最終激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求真正的民主變革。 中共的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都恐懼群眾的“暴力革命”和“混亂”，又同時支持資本主義經濟政策，因而在這兩個條件下團結起來。他們明白到，當受超額剝削的工人階級獲得政治自由，並能夠建立強大的獨立組織時，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將受威脅。中共強硬派和自由派批判者的分歧，只在於如何避免革命發生的方法之上。 反貪腐的“過場戲” 這種恐懼亦解釋了，中共政權大肆宣傳反貪腐行實，實際效果卻是很有限的。新的領導人就如十年前他們的前任一樣，只是選擇性打擊小部分的貪污官員，希望藉此平息群眾的憤怒。但中共的領導層害怕在反腐上做得更盡，縱使這樣做能帶來巨大的政經利益。全面揭露中國的貪污醜聞會對中共政權的存在構成威脅，並可能會觸發中共各個同樣腐敗的派系之間的內戰。 1月3日金融時報的頭條為“中國的反貪腐運動只是一場過場戲”，並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篇文章還指出，國際金融投機者跟中國的反腐作對賭：“喜歡奢侈品的投機基金經理作為中國貪污增長的代理人，將會繼續持有歷峯集團（Richemont）和普拉達（Prada）等公司的股份。在中國大陸，本地的鐘表和珠寶的銷售額可能會減少，但是海外的銷售額會持續，因為那些謹慎的中國人會在海外繼續奢侈消費。” 學者的聯署表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權都是“不可阻擋的世界潮流”。這是一個極其天真的想法，而不幸地為中國的自由派所持有。他們亦忽略了一個事實，就是爭取民主是要透過群眾抗爭，對舊制度施加政治壓力，並以工人階級的組織作為關鍵力量。例如，在上世紀50-70年代美國黑人爭取民權和投票權的抗爭，也有南非群眾的革命性鬥爭，結束少數白人的統治。而婦女的投票權是在女權運動者、社會主義政黨和工會的巨大壓力下，在一戰後贏得的。在1917年俄國革命前，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沒有民選政府，直至1917俄國革命令各地工人階級勇敢起來，迫使各地的資本家妥協，並使歐洲各國的政府以選舉產生。 在近期的埃及和突尼斯未完成的革命中，我們可以見到工會和罷工在推翻獨裁政權擁有決定性的力量。沒有一個國家曾經試過通過向舊統治者請願，期望他們良心發現，而能以基本民主權利取代獨裁制度。 對“民主”的虛偽 國際上的資產階級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由於在亞洲與中國爭奪霸權，可能會發表一些表面的民主言論，但它們害怕中國真正的民主運動，並明白到其革命性和反資本主義的潛能。美國官方對中國小心翼翼的自由派的理念表示聲援，又要求釋放個別的異見分子（雖然近年已經見少）。但對美國資本家來說，相對於其自身的經濟利益，這些都是他們次要考慮的事情。比起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在中國賣出更多汽車，而蘋果公司在科技界的卓越地位，是建基於中國的血汗工廠的。此外，可口可樂的主席穆塔爾．肯特近來指出，中國準備超越美國和墨西哥，成為其公司的最大市場。 在北京與華盛頓政府之間的地區角力中，美國政客向中國的獨裁政權發動苛刻的攻擊，並提出他們“金錢民主”的反建議。即是向將其所謂軟實力伸延至亞洲人民，以此抗衡中國快速增長的經濟影響力。細看美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發現它在世界各地建立和鞏固兇殘的獨裁政權，並時至今日仍在實行侵犯人權的暴行，例如對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空中轟炸。美國政府選擇盟友的條件，並不在於該國是否擁有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而建基於該國能否有利於華盛頓政府的戰略和經濟目的。在過去的30年，這種取態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這亦解釋了為何在89年的六四事件後，前美國總統老布殊對事件僅僅作象徵式的譴責，卻很快就恢復了與中國的外交和經濟聯繫。一切以資本家的生意為先！ 1989年的教訓 我們社會主義者開宗明義贊同 – 在中共的獨裁政權的災難性政策下，中國現時正邁向革命。但是我們並不同意自由派歷史定律式的的假設，認為都是“混亂”和“暴力”的。革命是否混亂和暴力，很視乎群眾（尤其是工人階級）能否成功建立自己的組織，即獨立工會和社會主義政黨，作為受壓迫的群眾清晰的領導。 在1989年，青年群眾對中共獨裁進行抗議，及後有大量普通工人加入和支持，這正是自我紀律和組織的典範。而暴力是來自反動的勢力，由“改革開放建築師”鄧小平和政權的命令下，以武力鎮壓運動。 很多時事評論員均否認這一事實 – 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一個革命性的抗爭，但可惜的是這次抗爭沒有明確的領導和綱領，以至無法推翻獨裁政權。在中國勞工論壇在2009年出版的一書《震撼世界的七周》，我們分析了這些事件，並解釋了若果有一個革命工人政黨，如何可以推翻舊有政權，贏得軍隊的支持，使其站在民主社會主義變革的一邊。 在近期，我們可以看見類似的鬥爭出現在阿拉伯世界，當中的埃及和突尼斯的群眾起義，推翻獨裁政權。同時在巴林，獨裁政權仍然以國家恐怖行動和外國軍隊，打擊反抗的民眾，對政權緊握不放。在埃及，警察試圖鎮壓反獨裁者穆巴拉克的群眾運動，殺害了超過800百名民眾，但鎮壓仍不成功。埃及革命尚未完成，舊有的特權菁英保留其控制權。這些錯綜複雜的障礙之所以出現，是由於現階段沒有一個社會主義的革命政黨在埃及存在，而群眾要為此付出代價。為了要結束在中國內地的一黨專政，我們必須要從這些國際性的鬥爭汲取重要教訓並應用出來，關於怎樣組織鬥爭，甚麼政治綱領是必要的問題上。 社會主義者的立場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主張中國立即實現全面民主權利，這是我們與自由派改革者的關鍵分歧。我們明白贏得民主權利，必須由工人階級去領導，建立屬於工人階級並獨立於中共和國內外資本家的組織，因為這些工人階級的敵人在延續現存的獨裁制度下有著共同利益。 社會主義者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並且支持政治結社的自由、組黨權利和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我們要求立即有自由選舉，產生革命性的立憲會議，以代替現時由百萬富翁主導的花瓶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以十六歲或以上的人均有普選權，選舉的舉行要比現時西方的“民主制”更頻密，至少每兩年一次。被選出的代表可以被選民召回，並只能領取相當於技術工人的薪金。這個革命議會應該引進每星期40小時工作制，不扣減現時的薪金，推行每月人民幣3,500元的全國性最低工資，大幅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並提供低租金的優質房屋，而一孩政策和戶籍制度必須被撤銷。 我們要求撤銷對傳媒的審查制度，要求新聞自由 – 但不是由香港或外國式那種，由私營財團壟斷的偽新聞自由。我們支持國家根據出版社在社會上的支持度，相應地並大量地資助所有團體和有意出版刊物人士。我們要求停止國家機器鎮壓，實時解散現時的人民解放軍，並以選舉產生的委員會對警察組織進行民主控制。 我們支持建立獨立工會和罷工權利，以及在全國和跨業界組織的權利。這些獨立工人組織必須連繫至工人民主委員會，而工人民主委員會將成為真正民主的新政府的核心。我們支持主要行業和公司的民主公有和計劃制度，以人民需要為依歸，而非以往中共在所謂“社會主義”時期由上而下的官僚方式，這官僚的方式的目的是為了延長獨裁統治。 我們認為，只要資本家黨派擁有和控制經濟，就會用其自身的經濟權力，去指導政府的政策並中飽私囊，這情況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在現今資產階級的“民主”國家中，實際上大企業和銀行正實施獨裁統治，將不民主的削減開支政策強加在歐洲南部的群眾上，這是清楚明確的教訓。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就是以民主選出的工人和貧農政府，以真正的社會主義去重組經濟和社會，去滿足多數人民的需要。 支持《南方周末》記者罷工！捍衛新聞自由！ 社民連約十名成員發起抗議，聲援《南方周末》記者爭取新聞自由的抗爭。早上十一時，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與其成員在西區警署外集合，遊行至中聯辦抗議並要求接信。社會主義行動成員亦有到場支持，遊行其間高呼“聲援南方周末”、“打倒真理部”、“捍衛新聞自由”等口號，到達中聯辦後宣讀聲明，指出眾多內地記者因報導新聞而被監禁甚至喪命；去年中國在囚記者人數全球第三，因為採訪新聞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及“泄露國家機密”，河南電視台記者李翔便因揭露地溝油事件於去年九月被亂刀砍死。 《南方周末》記者的抗爭引起內地廣大群眾的關注及聲援，昨天約百人到廣州的《南方周末》總部大樓外聲援《南方周末》記者，抗議當局審查和刪改《南方周末》文章，群眾手持標語及菊花，標語包括“取消新聞審查制度 中國人要自由！”“新聞解禁 聲援南周”等。內地群眾也於網上表示聲援記者。 《南方周末》事件 《南方周末》於1月3日發表的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刪改，引起員工不滿，並聯署公開信要求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庹震辭職。1月6日，該報高層領導層利用編輯部的官方微博公開聲稱，獻詞由該報一名編輯撰寫，否認宣傳部官員修改，將錯誤歸咎於該員工，並向讀者致歉。《南方周末》全體編輯記者及員工因此決定發起罷工抗議。這是二十多年來，首次有主要報章的編輯人員公開罷工，抗議政府的審查制度。 中國：《南方周末》罷工之後——爭取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的鬥爭現在應走向何方？ 廣 州《南方周末》記者上周的罷工是一場反對媒體審查制度的勇敢抗爭。這一抗爭在中國網絡上引發了廣大同情。周三在廣東新省委書記胡春華介入之後，雙方達成了 協議，保證周四新一期的報紙會出現在報攤上。所謂“共產主義”的獨裁當局極力避免該報紙的印刷周程中斷，否則反審查抗爭將會升級。 聲援《南方周末》罷工職員的的抗議 中 國最受歡迎之一的報紙停刊，將把審查機關的手段曝露在公眾面前，無疑將是嚴重政治衝突的信號。審查機關如同秘密警察，需要躲在陰暗中才能有效工作，因此極 度害怕暴露在公眾的目光面前。當一名外交部官員被問及事件時，向BBC說：“中國不存在所謂新聞審查制度”，但對社交媒體的控制卻隨即加強，諸如“南方” 和“周末”等關鍵字在搜索引擎上被封鎖。這突顯中共統治者是如何脫離群眾，與現實隔絕。 自1989年群眾民主運動後，中國首次有媒體雇員 罷工。雖然中共“改革派”發表無數次講話呼籲讓媒體有更大自由，現實是近幾年媒體控制反而加強了。去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在179個國家的新聞自由排名 中，將中國的列為倒數第五名，只比朝鮮和敘利亞好一點。但同時中國又是世界上互聯網用戶最多的國家，數字在本月達到5.64億人。一方面，很多媒體大量發 動僵化的官方宣傳，另一方面在博客上出現熱烈的爭論，所有有良知的記者和媒體工作者都感受到兩者之間的鴻溝。 南方周末衝突的導火索是，強 硬的庹震封殺了一篇支持改革的社評。庹震一年前被委任為廣東省宣傳部長，就是為了在11月中共領導層換屆前後，監管廣東媒體。 《南方周末》的記者抱怨庹震到任後，宣傳部修改和砍掉了超過一千篇文章，並於1月6日開始罷工，獲得了廣大的支持。報刊辦公室外發生抗議，大量名人在社交 媒體上發帖表示支持，引發極多人跟帖。數千人網上聯署要求庹震下台。當下一期報紙將近截稿之時，記者的反抗演變成全國危機，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領導層面 臨其首個重大的挑戰。 許多支持《南方周末》的人持有更激進的立場，甚至呼籲結束一黨專政。由於這種公開的政治色彩，是次糾紛標誌著中國不 斷深化的政治危機進入了新階段。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指：“中國每年發生成千上萬的類似示威，但是他們的口號很少涉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廣州《南方周末》 的支持者的語言異常大膽，這一點無疑會令一些中共領導人擔憂，即使是一點點的政治開放，也會打開要求深遠變革的洪水閘門。” 雖然眾所周知 中共政權在處理腐敗、殘暴和無能的地方官員時，擅於革除或者懲罰“替罪羔羊”，但是今次在處理審查部門時就不那麼簡單了。雖然在政府、罷工記者和《南方周 末》管理層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包括庹震很可能在未來被調職，但如果在危機期間他下台，將會付出極其高昂的政治代價。對於這一黨獨裁政府來說，這成為牽涉政 府有否“正當權利”控制媒體的根本性問題。香港《南華早報》社論稱：“挑戰審查制度無異於挑戰黨本身。” 重要的教訓 從 這次記者罷工中，社會主義者和民運分子能得到許多重要教訓，對未來反對中共獨裁極有價值。 《南方周末》是一份領頭的自由派報紙，以其調查性新聞報道而著名，但也由於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觀點而出名。這導致一部分左翼，包括一些毛派以《南周》親 西方和“資產階級”為由反對這場罷工。在預料之中的是，一小群中共支持者在《南周》的廣州辦公室外舉行抗議，嘲笑聚集起來支持罷工的民運分子，並拿著寫有 “支持中國共產黨，關閉叛徒報紙”的標語牌。這些當局的走狗作為工賊和當局鎮壓的啦啦隊，不用說，這樣的立場和社會主義毫無關係。 中共之所以和《南方周末》發生衝突，並不是就後者的新自由主義立場，而是為了維護其鎮壓機器（這次事件中是省宣傳部），反對極其有限的民主訴求。中共試圖 兜售衝突幕後存在“境外勢力”的陳腔濫調，《環球時報》以此為社論的中心主題，而其他媒體被要求轉載這一社論。這進而引發了更多的分歧，有國營媒體發生了 零星的反抗，甚至有《環球時報》記者史無前例地在網上抗議自己報紙所提出的“外國勢力入侵”論調，受此論調愚弄的人越來越少。博客寫手李承鵬譏諷地評論： “這些境外勢力太可惡，他們住在美國富人區，卻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問題，他們偷走中國人很多錢，卻存在瑞士銀行里。他們子女開著法拉利卻從不關心中國校車的 慘劇。” 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支持所有推進民主的鬥爭，即使是有限的進步。我們理解鬥爭中每一部分的勝利都能豐富群眾的經驗，加強爭取全面民 主權利的鬥爭，反對現行的體制。這包括一部分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進行的鬥爭，特別是當他們訴諸罷工這無產階級的傳統鬥爭方法時，這一武器可以提高 鬥爭的意識和自信。但是，這並不等同我們支持《南方周末》報社及其編輯持有的政治立場。正如無論我們是否同意左翼博客和網站的政治觀點，我們都抗議中共對 其鎮壓。許多左翼網站在去年被關閉，但這很少在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媒體中被提到，與《南方周末》事件受到廣泛報道截然不同。 我們反對被囚的 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要求中共立即釋放劉曉波，也不影響我們反對中共殘酷迫害劉曉波和其他異議分子（包括許多社會 主義者）。中共政權內的自由派資產階級一翼發現自己夾在兩者之間- 不斷高漲的群眾憤怒（這代表未來反獨裁群眾運動的略圖），以及統治菁英旨在搶先制服運動的詭計。 《南方周末》的編輯一直小心避免公開挑戰中共獨裁，甚至避免挑戰其進行審查的權利，而只是要求當局採取更加“現代的”方法。在該報罷工後的社論中寫道： “黨管媒體是原則，但黨管媒體的方式要與時俱進。”這篇社論亦提出，為了讓中共進行改革（即維持其統治），需要“溫和、理性、建設性媒體”。 和 資產階級自由派（即《南周》獻辭的觀點）不同的是，我們支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社會主義者不會試圖改良獨裁統治，而是要結束它。我們亦理解，在中國 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和階級鬥爭密不可分，需要反對資本主義和由社會主義取而代之。雖然在工人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相關例子，但是一些的宗 派主義的左翼團體沒有抓住這一根本的事實。他們是在愚弄自己，誤以為可以在忽視和排除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鬥爭的條件下打敗資本主義。這不是列寧和托洛茨 基的立場，列寧和托洛茨基結合了民主訴求的鬥爭（推翻沙皇統治）和需要工人階級領導民主革命，並以社會主義綱領和革命政黨來武裝工人。 “烏坎式”的協議結束抗議 許 多評論員將解決《南方周末》爭端和2011年烏坎抗爭的方式作比較。烏坎是一個規模大得多和時間持續得多的群眾運動，但這兩次抗爭都在省級中共領導人介入 下，達成交易而結束。許多評論員，特別是“政改派”陣營的，將之視為當局更採取改革路線和“尋求共識”的信號。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不敢苟同。 這兩次事件中，協議的內容都很模糊，而且大多數都是“口頭承諾”。在烏坎的案例中，大多數承諾沒有實現。在兩個案例中，當局都受到巨大的壓力，要避免抗議蔓延，但同時也避免被看作全面妥協，惟恐會激發效仿性的抗爭和增加群眾的自信。 廣東省委書記“小胡”剛剛上任，就要竭力結束這場吸引全國乃至國際關注的罷工，而且還最好避免訴諸大規模裁員和鎮壓。中共顯示有考慮過裁員和鎮壓的手段，特別是根據《南華早報》（2012年1月9日）報導，北京的一名宣傳部高層官員曾威脅“解散報社和關閉報紙”。 無 疑胡春華曾經和中央領導層進行協調，他害怕大規模裁員和鎮壓會事與願違，激起更大規模的、至少是網上的聲援（在中國威力相當大），並就習近平政權的政治方 向傳達災難性的信號。對習近平及其團隊來說最重要的是“穩定”。習並不支持政治改革，但是他試圖平衡政改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以鞏固自己的地位，並為了準備 推行不受歡迎的經濟政策，要緩和反對聲音。如果中共專制當局鎮壓《南方周末》罷工，會發出“政改”無門的信號，阻礙習平衡不同勢力的技倆。 結 束南周事件的協議似乎結合了慣常的（鎮壓的）威脅和些許讓步，當中可能包括承諾不進行任何紀律處罰為條件，立即結束罷工。媒體報道稱，《南周》及其員工得 到胡春華的保證，未來審查員不會在出版前修改文章。責任將落在編輯工作人員身上，要負責進行自我審查，反正這就是今天最主要的審查方式。 而 同時，《南方周末》職員拒絕接受記者的採訪，尤其是外國和香港媒體，稱自己被要求封口（在烏坎事件中，當時與廣東省委書記及其代表達成協議後，我們也看過 這一現象）。儘管有傳聞中的保證，香港媒體報道《南方周末》記者害怕遭受報復，有些已經開始另覓工作。正如在烏坎事件中，中共採取更“敏感”的方式處理危 機，並不意味著沒有鎮壓，而是推遲鎮壓，然後選擇性地打擊“麻煩製造者”。 正如斯里拉姆．喬利亞（Screeram Chaulia）《亞洲時報在線》指出：“2011年9月，當一個叫烏坎的村莊的貧苦農民起來保護他們自己，反對中共縱容的土地掠奪和腐敗。當局象徵 性地革除犯錯誤的中共官員、政府恐嚇和招安，使危機在地方層面上被扼殺於萌牙之中。中國國家發展出一套精密的危機應對機制，無論是在地理上還是在思想領域 中，運用胡蘿蔔和大棒控制動盪。” 在當前中國爆炸性的社會矛盾之下，不論國家的反應如何巧妙，群眾抗爭不可能永遠地被“控制起來”。烏坎 抗爭運動被叫停，以換取村委會重新選舉，並罷免與發展商共謀竊地的腐敗中共領導。在那之前幾個月的抗爭顯示出了村民極大的勇氣、決心和組織能力，其中許多 人可能認為，在獨裁國家的條件下，這是在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好的交易。 我們當時警告鬥爭還沒有獲得勝利，不能信任中共代表會履行任何交易。 這並不是關於這個或那個官員的“個人誠信”，而是專制制度的特徵- 特有的貪污，依賴以犧牲大多數人而富裕極少數人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我們的警告在烏坎得到了驗證。村委會選舉中的主要獲勝者是親中共候選人（在壓力下，相 對激進的抗爭領袖被迫退出選舉）。警察的監視和騷擾，特別是針對青年活動分子，明顯增加。抗議原先的觸發點- 強征土地的問題- 大部分未被解決，但新的村領袖呼籲，為了“吸引投資者”，村民“冷靜”並結束抗議。 儘管這樣，烏坎抗爭在中國政局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可以 說《南方周末》罷工也會如此。這些事件顯示，中共政權是可以挑戰的，並可以被迫讓步的，並顯示有組織的集體抗爭能夠帶來成果，強迫專制當局進行讓步。隨著 新的戰鬥臨近，所有為真正改變而抗爭的人必須從中吸取教訓，並在此基礎上建立抗爭。 在本文撰稿之時，廣州的問題協商解決之後，黨國當局逮捕和威脅那些支持記者反抗的人。至少有十名當時在《南方周末》辦公室外抗議的示威者被逮捕，一些在微博上發帖表示支持的名人被安全警察傳喚去“喝茶”——這是標準的恐嚇方式。 法新社（AFP）在罷工後稱“中國領導人對罕見的反審查抗議的掩蓋方式，顯示出對於迅速變革沒有共識”。但是這只是以中共高層的視角看問題，以及現時中共政權內部的力量對比。基層民眾的情緒是完全不同的。 上 周胡春華和中共廣東省委促成的交易本身並沒有多少價值，但是記者的罷工還是造成了改變。這是目前為止少數公開的政治抗爭之一，其引發的支持震動了政權。審 查官員面臨更大壓力，害怕引發新的衝突。這一抗爭證明，聲援抗議能夠在中國當今的形勢下迅速蔓延。宣傳部官僚這條“瘋狗”被狠狠提了一腳，下次它想咬人的 時候必要三思而行！ 我們的立場 中國的空氣污染“打破所有紀錄” “我愛我們的城市，但我拒絕當人體吸塵機！”這是當中國北部的空氣污染打破所有從前的紀錄，數以千計的北京人透過社交網絡發表的意見之一。不只是首都，還有其他30個中國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有毒煙霧。空氣污染大幅超越世界衛生組織(WHO)認為有害的水平。濃煙厚霧引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關閉，並令有關當局被迫暫停大量工廠和建築工地的工作。世界衛生組織上限的40倍 1月12日（星期六），北京當局表示PM2.5（細微得可以直接進入肺部，從而引致疾病及死亡的塵粒和碎片）數字錄得每立方米993微克，差不多是世界衛生組織安全上限的40倍。一位環境專家指出，美國曾經於森林大火時達到這水平，而在北京錄得的水平甚至超越這水平。 中國政府自己錄得的數字顯示，中國北部和東部33個城市的污染為“嚴重污染級別”，影響著超過100萬人。但這數字被環保團體批評不夠全面。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的趙章元表示：“空氣污染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見到這麼差。” 新華社報導，空氣質素差劣的情況下，在1月14日位於浙江省的家俱廠發生的一場火災，燃燒了三個小時才有人通知消防部門。居民很難從污染空氣的毒霧中辨認出火災的濃煙。 煤的燃燒 這年冬季是28年來最寒冷的。據稱因為驅動中央暖氣系統而使煤的燃燒量增加，是引致今 次災難的原因之一。但即使政府亦承認主要因素是汽車數字上升，以及工廠和建造業的污染增加。政府喉舌的《環球時報》則指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築工地”。 很多官方媒體進行了批判性的報導，以顯示他們的“獨立性”。《環球時報》呼籲政府“向公眾公布可信的環境數據”。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表示：“污染的問題並不是一兩天造成的— 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解決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包括改變工業生產和消費模式。”這是典型的官方評論，缺乏真正的方案或行動。 為 了產生電力，中國的煤燃燒量比美國、歐洲和日本三國的總和更多。現在有急切需要發展對環境安全的替代能源，例如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現時，中國太陽能電 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生產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但大約三分之一的風車的發電量被浪費，這是因為電力網沒有足夠的技術吸取這些能源。而太陽能發電的行業主要是用 於出口的，並因為資本市場的波動，面臨價格急跌和生產過量的危機。 而從本星期專做口罩的公司的股價暴漲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的投機性 質。領頭的口罩製造商“上海紐倫”的股價連續兩日激增10%。類似的情況亦發生在一間專做污染控制儀器的公司“褔建龍淨”中，其股價亦在一星期內上升 9.64%。可見在金融市場只會利用危機嘗試去獲取盈利，而不是輸送資源去解決危機。 汽車使用量激增 在北京等城市，汽車使用量已成為另一個的空氣污染源頭。例如在北京，汽車的數目已由在2005年的260萬輛，上升至一倍至今天的520萬輛。在全中國，汽車的數量由2001年的500萬輛上升至2011年的1億輛，而預計在2020年中國將會有2億輛汽車。 中 國政權有意識地促進汽車的銷售和增加製造量，使之成為中國的“中流砥柱行業”，以吸引外國的汽車公司來投資。以生態學的角度來說，這個策略是一個災難。工 業的投資和城市的規劃應該要專注於公共交通運輸、城市鐵路、地下鐵網絡和其他更環保的方案。雖然市政府現正擴展地下鐵的建設（在北京，近期有4條鐵路開始 投入服務），這仍遠落後於汽車使用量的急升和擁擠的道路交通。 甚至連官方控制的《中國日報》也指出：“如果我們更留神的話，是可以改善大城市的空氣質素的，，在居住地方中種植更多的樹，和對車輛的數量實施嚴格控制。” 空氣污染是危害生命的重要源頭 空氣污染首次成為十大致命疾病之一。在2010年，在亞洲有超過210萬人因為空氣污染而早死，而當中一半的個案是在中國和東亞地區。根據2012年12月在《刺絡針》發表的研究指出，空氣污染的源頭主要是柴油煤煙，以及汽車和貨車所排放氣體中的微粒。 中 國的高速城市化的計劃很少考慮到人類和環境的成本，但房地產發展商和貪污的各級官員卻能得到龐大的利潤。我們需要民主的控制和計划去解決污染的惡夢，而這 必須連繫到建造業、公共交通和其他主要公司的公共擁有權，並急速將經濟的能源依賴由石化燃料轉至可再生能源。在最近污染事件的震盪證明，真正的社會主義和 民主控制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廣東村民抗爭重燃烏坎精神 廣 東村莊再次發生反對非法賣地的起義。對官員腐敗失去耐心的抗議者和地方中共領導派來的大量安保人員之間再次發生對峙。上浦村的抗議（令人回想起2011年 烏坎村的反抗）在對中國獨裁當局來說最壞的時候爆發。星期二，橡皮圖章全國人大召開年度會議，將權力移交給習近平和太子黨主導的新領導層。上浦村抗爭強烈 地顯示出大眾面臨的嚴峻的經濟現實狀況，與聚首北京的中共菁英的奢華光鮮的生活方式天差地別。 中國每年經歷超過18萬起“群眾性事件”- 街頭抗議、罷工以至暴力騷亂，當中三分之二的事件與為經濟開發而徵收農地有關。2011年一份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北京人民大學及密西根州立大學的聯合研究報告指出，平均每年有400萬人因政府徵收而失去土地。 2011 年秋天，烏坎村這個15,000人的社區爆發反抗運動，反對非民選的村官與地產發展商互相勾結，多年來非法賣地。群眾動員起來、踢走受人憎惡的烏坎村村委 會、鎮壓以及抗爭領袖在拘留所死亡，將省政府逼到牆角，結果令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汪洋及其代表向烏坎村民承諾重大的妥協。 中國內外都 對當前上浦事件深感興趣。烏坎抗爭是否將重演？胡春華領導的新省領導層會否像前任的汪洋一樣，促成協議達成？上浦村的抗爭是否能在一黨政權下贏得讓步？像 上浦這樣的抗爭要贏得勝利並確保其主要的訴求，有必要對2011年政府表面讓步後烏坎村所發生的一切作出總結。 今天，很多烏坎村村民感到沮喪和被欺騙，縱然他們贏得權利在去年這個時間的選舉中，以民選的村委會取代了腐敗的舊村委，但他們大部分的抗爭訴求沒有得到滿足。顯然，事件當中有著重要的教訓需要學習。 “占領上浦村” 在 距離烏坎約100公里並有3,000人口的上浦，村民從2月22日（星期五）開始占領村廣場，儘管暴徒（據報道是中共地方官員雇來的）惡意攻擊，但村民拒 絕離開。這類型的對公共區域、十字路口等引人注目的地點的占領，成為中國最近抗議運動中熟悉的策略，無疑是借鑑了美國“占領”運動等國際例子和國內近年來 的抗議活動，包括罷工。 上浦示威者要求腐敗的地方官員停止買地，並要求民主權利。在村廣場的一張橫幅上寫著“強烈要求合法民主選舉”。示威者向法新社表示，他們想有權利投票決定村領導人以及將稻田轉成工業區的計劃（讓官員及其商業夥伴撈錢的事情）。 現 任村長李寶玉（同時亦為中共村書記），是由更高級別的政府直接任命的，連法律要求的村級“選舉”都沒有。村民指控李寶玉虛假收集簽名，以授權將500畝農 地轉讓給吳桂存的萬豐投資有限公司，以修建電氣配線工廠。村民同樣感到憤怒的是，從任何這種交易所得的賠償水平沒有反映土地的真實價值。 抗爭在2月24日（星期日）升級，數十名用鐵鏟等武器武裝起來的暴徒試圖驅趕示威者，並破壞村廣場的占 領行動。上浦居民用建築工地的竹杆和磚頭向戴著橙色安全帽和紅色臂章的襲擊者反擊，這是他們合理的集體自衛權利。在激烈的打鬥中，最少八名村民受傷，一些 傷勢嚴重，六人被逮捕。約30架暴徒用來施行襲擊的車輛全部被上浦示威者砸爛。橫跨大路上的汽車殘駭應該可以提供證據證明誰是襲擊者，以及誰派他們來。 管轄上浦村的揭西縣地方政府發表聲明，稱被砸爛的車輛的車主目前正受調查，亦同時命令示威者離開廣場。但占領行動繼續。政府的聲明是典型的，希望給予公正無私的表象，但事實上是維持中共獨裁政權所說的“穩定”，其基於鎮壓合理的對不公平的事情進行抗議的權利。 根 據法新社報導，警察現在封鎖了上浦村，禁止外人進入，同時居民拒絕讓官員進入。這一對峙發生在全國人大會議的僅僅數天前，而這可以為抗議運動爭取一定的時 間。很多人恐懼一但人大會議結束，當局會動用暴力。“為了維持維穩，[當局]不想在會議前動用強力手段。”一名當地居民向法新社記者表示：“我們害怕他們 會回來。” 烏坎的教訓 據報道，上浦的抗爭代表與地方當局正進行談判。在任 何這類型的衡突中，談判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贏得到主要訴求，抗議運動不能放鬆一刻，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而只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鬥爭的準備。占 領行動需要以定期的動員、群眾大會和民主架構持續下去。任何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上浦的示威者應該接觸和聯繫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 行鬥爭反對腐敗體制的團體，防止被包圍和孤立。 根據當局控制的《南方日報》報道，約300名官員和政府雇員從揭西縣和周圍的村委會 動員過來，到上浦村入戶走訪。這種“進村入戶”的目的是向居民施加壓力，要他們停止抗議。但是，南方的報導很有值得懷疑。一些更可信的報導（包括外國傳 媒），例如法新社記者指出，示威者正將政府的團隊阻擋在村外。這是這一抗爭仿效烏坎抗爭的一些方法的最明顯的標誌之一。 而同時，據報道至少有另一個農村抗爭在廣東省進行。廣東汕尾市東涌鎮，數千村民抗議反對中共村官私賣土地。根據村民所指，過去二十年最少有13公頃土地被非法賣出。 東涌示威者已經數次面對當局警察的暴力鎮壓，數百名準軍事警察派到這一地區，很多人受傷，數十人被捕。這抗爭從去年開始，村民八次上街遊行示威。由於受到烏坎抗爭表面成功的鼓舞，他們向縣政府要求懲治當地官員，並交還被竊取的土地，但政府無動於衷。 “會跳的支票” 在 2011年烏坎反抗事件後，中共政權在媒體散播自己的版本，以試圖利用該事件。其談論汪洋及廣東省政府的新“烏坎辦法”，通過討論來和平解決不滿。現實 上，這卻是將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大大扭曲。我們必須記住，烏坎村民面對過殘酷的鎮壓，而一名抗爭領袖，薜錦波，在警察囚室受到可怕的傷害後死去。正如在廣東 及其他省份發生的新的村莊抗爭中表現的事實，現實政權並沒有在烏坎事件結束後改變方向。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是因為他們害怕烏坎運動會 升級，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同時，汪洋及其團隊所作出的讓步實際上是很小的，所有重大的議題都被推遲到烏坎村舉行選舉之後。隨後發生的就 是警察的繼續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 主要訴求。 今天很多人抱怨“沒有什何改變”。因為徵地的關鍵問題尚未解決，抗爭運動中反對進一步抗議並強調與中共妥協的一派，與合理 地憤怒並尋求重啟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選舉產生的村委主任林祖鑾公開說他後悔參與2011年的抗爭運動。一名烏坎的活動者總結他們被騙的感覺，對路透 社表示：“就像給你一張200萬元的支票，但當你去銀行時就跳票了。” 對於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 （chinaworker.info）網站來說，烏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我們認為是鬥爭，而非2011年12月的協議或者中共 偽裝改變的“辦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烏坎運動欠缺一個清楚了解中共政權所扮演的角色的領導層。該運動也沒有意識到要實現運動的 訴求（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需要繼續抗爭，建立獨立於政權以外的民主的人民組織，挑戰中共的親資本主義政策 （大規模徵收土地是這一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為了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 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至關重要的。 正如我們去年評價烏坎運動時寫道：“事實上，官方地承諾將流於紙面。這是一場還沒有結束的抗爭，為了奪取最終的勝利需要對策略、綱領和組織 方式進行進一步的討論。這場鬥爭所缺乏的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新的、活動的、民主的抗爭政黨。這一政黨必須基於工人階級和青年，以一個明確反對資本主義和 反對專制統治的社會主義綱領贏得貧農的支持。這樣的黨目前只能在地下發展，但它會在即將到來的更多甚至更大的鬥爭中發揮作用。” [烏坎抗爭及其教訓, 文森特·科洛與張蜀傑, 2012年2月26日]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中國人大：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在北京召開 三月五日，全球最富人云集的政治會議（兩會）將在北京舉行。華爾街日報最近一份調查宣稱：“中國立法機關全國人大的富豪代表數量可能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類似機構都要多。”《中國富豪走上從政之路, 2012年12月29日》 在 3,000名人大代表中，有75名億萬富翁，平均財富超過10億美元（62億元人民幣）。全國人大所有代表的總財富超過7,020億港元。該報導又稱： “相比之下，2010年美國國會535位議員的財富總和在18億美元（112億元人民幣）至65億美元（400億元人民幣）之間。” 中 國政商精英的巨額財富成為全球媒體焦點。《金融時報》將2012年命名為“太子黨之年”，並和其他商業雜誌都廣泛報導了中國太子黨（毛澤東時代領導人的子 孫）。過去十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以驚人的速度在變化，連領頭的資本主義評論員都要拼命追趕才能與時並進。對中國新寡頭統治者所積累的財富，許多報告都反 映的一定的震驚和畏怯。 在去年十一月的中共十八大會議後，中共最高領導層歷史上第一次由太子黨主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獨裁的權力核心）的七名成員當中，有四名太子黨，以中共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為首。習的父親習仲勛曾官拜副總理，後來在文革中曾被毛澤東清洗和監禁。 太 子黨之能如此露骨地鞏固權力，是中共高層權力鬥爭的結果。雖然習近平似乎比胡錦濤更為掌握大權，但習的政權尚未鞏固，並面臨來自內外的挑戰。雖然身為太子 黨，但習近平嘗試在中共內部派系之間取得平衡。他愈來愈疏遠扶植自己的江澤民，轉而依賴江的對手共青團派的支持。太子黨不是一個凝聚性的政治派別，而是中 國富豪精英內一個獨有有社會群體。彭博通訊將其形容為“新資本主義貴族”。中國金權崛起，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二大債權國和最大的貿易國，精英們 通過家族關係，從中攫取大量的利益。 貧富差距 中國親資“改革開放”30多年來，社會 換血和改造表現在太子黨的興起。在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甚至超過了危機的水平。經過12年的沉寂，中國當局公布今年的基尼係數數字，係數從2008 年的0.491下降到去年的0.474。這個數據之低引起了普遍的懷疑。但即使從這數字去看，中國比美國（0.378）更為不平等。 但在 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國家機構公布的另一項研究中，2010年中國的係數為0.61，屬全世界最不平等的十個國家之一。有感於這座社會火山的震顫，中共新領 導人已經承諾會縮小貧富差距。但前任的胡溫也曾有類似承諾。十年前，他們還在“以人為本”的迷人旗號下承諾改變政治方向，但在現實中，卻變成了“以一些人 為本”！ 胡溫上任時，在中國沒有一個億萬富翁（超過10億美元），而今天有251個，全球第二多，僅次於美國。另外還有270萬名百萬富 翁（以美元計），根據上海的《胡潤百富》指，他們當中有85%會送子女到海外留學。所以，儘管在本國為了“維穩”和牟利而維護專制制度，中國富豪都將自己 的個人生活國際化，讓自己獲得國外“民主”制度帶來的好處。 作為中共獨裁主要的（而非獨有的）副產物，一個資產階級已經冒起。一份2010年4月的官方報告顯示，131萬名縣級以上行政級別的官員及其家庭掌握了中國80%的財富。 中國美國商會前主席麥健陸（James McGregor）說“為了避免俄羅斯式寡頭的崛起，中國選擇了一個黨領導的寡頭政治”。十八大的結果表明，與其說是黨領導太子黨，還不如說它愈來愈像太子黨領導著共產黨。 世界上最富有的“議會” 正如以上所指，中國富豪精英的崛起反映在獨裁機關（包括中共黨內）的組成。麥格雷戈說：“中國全國人大的成員如此富有，他們的會議最好在銀行金庫里進行。” 根據《華爾街日報》最近的一個調查指，“中國的立法機構，被稱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比地球上任何一個國家的立法機構有更多的超級富翁成員。”報導指中國最富有的1024人，有160人為中共黨大會的代表、全國人大或政協成員。 “全國政協越來越像是英國的上院（House of Lords），實權不及上院，但比上院有錢。”報導指，全國政協在其2,200名成員中，有74名億萬富翁，平均資產淨值為113億港元。 在 英國，有媒體去年報導，英政府（或內閣）的29名成員中有18名都是百萬富翁，引起了社會轟動，並激發對政府野蠻的緊縮政策的憤怒。《每日鏡報》 （2012年5月29日）指出，聯合內閣的財富超過7000萬鎊（8億港元）。然而，與他們的中國同行相比，這些財產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根據彭博社的分 析，習近平的家庭財產合計共價值30億港元，比整個英國政府全體閣員的財產多3倍以上！ 《華爾街日報》的調查評論道：“在中國有政治背景的家庭進入商界之際，私營企業鉅頭也在進入政界，雖然外界對推動他們進入政界的確切原因並不清楚。” 該報告繼續說（回答了其自己的問題）： “但 《華爾街日報》的分析顯示，那些出現在胡潤百富榜上的人大代表，其個人財富的增長速度要比胡潤百富榜上其他人的平均速度快。進入2007年到2012年胡 潤百富榜的人士當中，有75人在這一時期在中國的立法機構任職。胡潤報告顯示，在此期間他們的財富平均增長81%。根據胡潤公司為《華爾街日報》所做的分 析，榜單上沒有擔任全國性政治職務的324人，同一時期的財富平均增長47%。” 這形象地說明了資本家如何利用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作為中 共黨員和非黨員顧問－令公司獲得好處，攫取國家合同和廉價資源，與國家經濟的其他部門“合適人選”勾結。在《華爾街日報》的報告提到紡織業商賈張海景，他 擁有不少於10個政府的職位！張價值101億港元的業務巧合（！）是的第一家私人公司獲得銀行金融助理業務的批准，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將其血汗工廠擴展至 柬埔寨。今天，甚至有顧問公司推銷“五年計劃”，以幫助商人獲得晉升為政府機構人員，如全國人大會和政協。 反革命的過程 正如托洛茨基解釋說，“先進的工人必須學會區分共產主義的標籤外衣和實際的社會進程”。正當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專政及其附屬物已經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把資本家融入到其結構，同時通過中共的後代和家庭，將自己植入至新興的資產階級。 我 們應該記得，即使在毛澤東的政權，建基一個與目前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完全不同的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以普遍的意義來說，與其說是一個政黨（更遑論是工人政 黨），還不如說是獨裁國家不可缺少的部分。黨的組織起到傳送帶和控制室的作用，維護當時寄託於一個官僚國有經濟體系下毛派－斯大林主義獨裁的統治利益。國 家沒有工人民主控制的元素，與真正的社會主義差天共地。但是，在人民群眾的強大壓力和國有制為基礎的初步生產計劃下，儘管有著官僚主義的沉重阻力，毛派政 權完成了中國的工業化，並建立了一個復蓋大量人口的基本福利網（其中大部分現已被摧毀）。 沒有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和領導，沒有民主的權力機 構和國際社會主義的綱領，中國的革命浪潮不可避免地達到了它的極限並回落，前毛主義的國家領導內的資本主義反革命力量糾結。鄧小平及其盟友在沒有一個完整 的計劃下，根據經驗設定了這個任務。他們羨慕“國家資本主義”的鄰國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等明顯的活力，但也是由於害怕官僚強化破壞計劃經濟將引發社會爆 炸。今天的太子黨顯然就是鄧小平及其反革命的繼承人。 “八大元老” 外國報章的報導，有些是依靠中共派系內部人士泄露的信息，能夠進一步深入了解中國的“紅色貴族”世界。 一 位資深外交官向《金融時報》指：“你留在中國的時間越長，你越認識到，這個國家的一切由數百個家庭控制。”近廿年湧向中國的資本企業沒有忽略此現實，反而 將令其業務戰略適應這事情。那位外交官指出：“你也會意識到，大多數主要的外國公司都試圖雇用中國官員的兒女，使他們能夠獲利和做生意。” 彭 博社在十二月一份名為《毛澤東的同志的後代成為資本主義的新貴》的廣泛報導中，提到所謂“八老”的103名兒孫的財富。這是指鄧小平和支持鄧小平的走資政 策的其他七名頂級領導人（彭真、楊尚昆、李先念、陳雲、薄一波、王稹、宋任窮），並隨後在八九年六月四日還與他一道實施反革命的鎮壓。這八大太子黨氏族在 新中國是主導政治和金權的家庭。 在八老的行列內，有26個後代正在運行國有企業，而43人則經營自己的商業或成為私人公司的高管。其中三人控制的國有公司，管理總資產價值約12.5萬億港元，相當於該行業2011年全國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興業銀行經濟學家興業告訴彭博：“證據是明確無誤地指出：那些‘八老’的後代和直系親屬在90年代到2000年的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中攫取了巨大的財富、巨大的力量和巨大的特權。” 彭博社的報告繼續說：“至少有18個元老後代擁有或運行的實體與境外註冊公司有關，包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開曼群島，以及利比里亞和其他保密的司法管轄區。” 彭 博追蹤的103名後裔幾乎有一半“曾在國外工作、生活或留學”，包括23人在美國，其中3人在哈佛大學，4人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報告提到花旗集團 （Citigroup）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華爾街銀行有聘請中國太子黨。“至少[103人中的]6名為私募基金和風險投資公司工作，公司的目的是利用他們的人際網路在商場制 勝。” 薄熙來事件 政治局25名委員之一、浮躁的太子黨薄熙來下台，成為2012年一 件重大的國際新聞。薄的案件，與對薄妻谷開來精心設計的謀殺案審判，令鎂光燈聚焦在太子黨的權力和財富上。對薄熙來本人的審判可能將至，其現時被指控的腐 敗行為跨越二十年，從東北的遼寧省到西部的重慶的生涯。 薄的倒台令他家庭的國外財富受嚴格審查，其價值估計至少有10.6億港元。同樣， 紐約時報、彭博及其他媒體順藤摸瓜發現了薄氏在中國境內外隱蔽的股份、房地產投資及公司董事職務，涉及博的兄弟，谷的姐妹，甚至他和前妻所生的兒子也在美 國花旗集團（Citigroup）擔任一職。薄熙來家族的財產雖然如此驚人，但是比起習近平等著名領導人則相形見絀，包括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根據《紐約時 報》的研究，他親屬建立了一個211億港元的金融帝國。 溫家寶是中共黨內一個突出的非太子黨代表，他強調自己出身卑微，以塑造親民形象。 他家庭的律師事務所威脅向《紐約時報》採取法律行動，反擊這些極具破壞力的真相披露，但幾乎可以肯定，這是只是虛張聲勢，因為法院訴訟將涉及更嚴格的財產 審查。許多人認為消息是由溫家寶的敵對派系泄露的，是中共內部權鬥的一部分。 與 其說是因為腐敗（無論是否太子黨的中共官員都一樣），還不如說薄熙來下台是因為他被視為一個雄心勃勃而又輕蔑中央領導的“神經刀”，並希望宣傳自己夾雜懷 舊毛時代之情的獨裁民粹主義。儘管在他的“左派”措辭中缺乏實質內容，中共領導看到了當中的威脅而決心清洗它。這是中共權鬥的一面，植根於中國走資數十年 後爆炸性的社會矛盾。這些矛盾炸開了中共頂層“團結”的外殼。 寄生資本主義 儘管中國國家干預的力度更大，政府保持對金融業的控制，資本主義在中國越來越多地模仿西方國家的寄生式金融資本主義。在過去的2-3年影子銀行部門以異常的速度在增長。根據中銀董事長肖鋼所指，資產負債表外貸款的激增（因為需要刺激國內生產總值）類似於“龐氏騙局”。 中 國富豪資本家和中共官員在掠奪經濟，將現金存放在境外。根據華盛頓特區的全球金融誠信的一份報告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間，總值3.97萬億美元 （31萬億港元）非法資金離開中國，相當於每年流失10%左右的GDP。約6,000億美元（46.8萬億港元）進入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等避稅天 堂。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聲稱：“中國出現新的寡頭政治－或更糟的盜賊統治，應該足以消除美國向中國政治模式學習的念頭。” 易 明的說法顯示，由於對華盛頓的運作不順感到沮喪，欣賞中國的專制模式的美國精英日增。她暗示美國或者西方資本主義某程上更健康、更廉潔和更少被寡頭利益所 驅使。但是這傳說在五年前全球金融危機時已被打破。同樣，彭博新聞社在社論評論自己的調查宣稱：“中國太子黨在建立一個模式錯誤的資本主義。” 他 們希望我們相信有一種“正確的”資本主義，事實卻愈益證明相反。彭博新聞社的擁有者為紐約市長邁克爾・彭博，全世界排名第15富有。彭博是一個具爭議性的 人物，不僅僅是由於在他任職市長期間，個人財富從約234億港元增長到1,950億港元。我們能夠寄望美國的“自由媒體”，能對富豪老闆的財富聚積與官商 之間的勾結關係，進行同樣深入的解構嗎？ 同樣，本文大幅引用的《華爾街日報》由億萬富翁魯珀特・默多克擁有，他及其“太子黨”兒子們領導媒體鉅頭新聞集團（News Corp）。英國的“默多克門”醜聞暴露了默多克公司為犯法、貪污、裙帶關係和政府任人唯親的溫床，連薄熙來可能都對此汗顏。 中 國的太子黨和新資本精英並無發明裙帶政治的概念，他們僅僅是快速的學習者。國際工人階級沒有興趣在這種或那種模式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整個全球的制度 都基於對人和自然資源的野蠻剝削。我們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群眾運動和革命黨，為社會主義和全面民主權利戰鬥，永遠終結資本主義制度。 中國：女性抗爭與社會主義 新的女性抗爭運動開始在中國出現，在過去幾年中國女性活動家非常活躍，例如街頭活動“占領男廁”，以及抗議地鐵中的性騷擾和招聘中的性別歧視。他們同樣為在大學中的平等權利和反抗家庭暴力，而同時女性的抗爭也面臨中國“共產主義”當局的鎮壓。 2010年1月西蒙德波伏娃女性自由獎頒給兩名中國女權活動家：律師郭建梅和教授艾曉明。而只有前者得以到巴黎現場領獎，而艾曉明教授沒有被當局允許出境。 在中國女性在很多方面處境更加糟糕，因而女性有很多理由進行鬥爭改變當前的體制。根據國際衛生組織，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個女性自殺率高於男性的國家， 為男性的三倍。每年 150 萬婦女試圖結束生命，其中 15 萬因此死亡。特別是面臨赤貧，高失學率和照顧家裡老人的農村婦女。 即使在城市中，女性也面臨生活中大量的歧視。上海地鐵第二運營有限公司的認證微博“上海地鐵二運”將一名女乘客照片發上微博，圖片顯示：雪紡外衣下 可以看到她的內衣和襪子。該微博發出這樣的“忠告”：“乘坐地鐵，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地鐵狼較多，打不勝打，人狼大戰，姑娘，請自重啊。” 雖然女性占中國勞動力的46%。工作中仍然受到歧視。招聘中，女性受到很多歧視，或者根據其相貌選擇而被物化。找工作或者面試時，女性往往被問到是 否結婚，是否有孩子之類的問題，將女性生育權利及所需的保障視為負擔，作為選擇是否招聘該求職者的標準。 在工作場所，女性也經常受到歧視和性騷擾。《城市信報》報導富士康經常出現女員工被性騷擾的現象，而面對這樣的言語性騷擾，而很多女員工只能默默地流淚， 而不敢離開，因為一旦離開會被記過，影響微薄的工資。 由於大規模的私有化，女性的工資從2000年相當於男性的 64.8% 還下降到 63.5%。而同時女性的產假在私人公司往往得不到保證，甚至不允許生孩子否則將被辭退。這使得很多女性傾向於選擇工資較低但是福利更有保障的國有部門， 如教師、護士等。但是即使國有部門，女性工資仍然低於男性，而且大多數管理職業主要是男性。 這造成中國女性比二十年前更加依賴於男性。這集中的反映在婚姻關係，而“剩女”一詞的衍生就表現了性別歧視的問題。 前年的一項調查顯示， 70% 的大陸女性只會和擁有至少一套住房的男人結婚。甚至上海一家開發商把這一點放到廣告中“結婚不買房就是耍流氓”。七成受訪女性認為男性要有房、有穩定收入 和一定積蓄才能結婚。其中，65%左右的女性希望男性的收入比自己多１倍以上，而逾63%的男性對女性收入的要求不高。38.3%的受訪男性希望理想伴侶 的職業為教師，以下依次是公務員、醫務工作者、金融財會人員等。 經濟“改革”對女性權利和地位的影響 毛時代初期農村經濟的集體化，很多曾經家庭內的任務同樣被集體化，並建立進行這些任務的服務中心。諸如食堂、幼兒園和托兒所如雨後春筍般被建立，並 主要由婦女參與。據估計，在 1959 年農村地區共建立了 498 萬個托兒所和幼兒園，和超過 360 萬個食堂。而 80 年代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讓大量婦女重新回到她們的家庭勞動，而重新加強了傳統的性別分工和秩序。 城市中由於私有化，女性面臨更加不穩定的工作、住房和低工資問題，對男方或者父母的依賴性更強。《 2010 中國人婚戀狀況調查報告》顯示“80後”在擇偶中更遵從父母的意見，更多因父母反對而與戀人分手。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教授蔣永萍分析說，這說明一方面由於 “80後”獨生子女居多，經濟上尚未獨立，對父母的依賴性更強，直接導致他們在擇偶中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見。 另一方面由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大量年青女性到製造業工廠打工。電子、服裝、玩具、五金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偏向招女工，認為女工更細心，聽話吃苦而且便於管理。 根據廣州統計局，2000年人口調查估計，在廣州有超過1,000 萬移民勞工，其中 60% 為女性。另一項調查顯示 2003 年深圳經濟特區，5,500 萬移民工人中 70% 為女性。而有 40 萬工人的深圳南山工業區中80% 為女性，平均年齡為 23 歲。 雖然女工在工廠受著極端剝削，但大量青年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脫離了家庭，在經濟上獨立，亦更相信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近年來出現了大量女工罷工，如前年年末的深圳海量存儲設備工廠和上海赫比科技工廠的罷工。 女性運動和社會主義 當前中國女性權利得不到保障的根源在於當前中共一黨專政的資本主義制度是維護父權制度的經濟基礎，如果不推翻當前的體制，女性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 放。歷史上，雖然1949年革命並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但通過廢除資本主義和封建地主制度，這場革命的勝利曾經在女性地位、男女平等以及廣大婦 女的的基本權利等諸多方面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而在毛時代官僚計劃經濟愈走到盡頭之際，女性的地位再次被貶低。 實際上為民主社會主義進行的鬥爭亦包括爭取女性權利的鬥爭。通過公有化管理大公司和銀行並置於民主計劃之下，改變父權制度的經濟基礎，保障婦女的平 等就業的權利。公有化並大量建設公共服務，如托兒所、養老院、公共洗衣機房和物美價廉的公共餐廳等等，減少主要有婦女承擔的家庭勞動同時提供大量就業。提 供廉價的公共住房，使得女性可以脫離不幸的戀愛關係，或者逃離家庭暴力而不用擔心無家可歸。在工廠委員會和社區委員會的基礎上建立民主的工人貧農政府，代 表民主選舉產生，並可以通過民主程序隨時召回，保障女性政治權利。 上浦：要求民主選舉的村民遭到上千武警的鎮壓 上浦村民趕走原村官派來的暴徒，並占領村廣場18天之後，再一次受到暴力打壓。不同的是這次村民面對的是逾千武警、上百輛警車及強力吊車。 3月10日凌晨2點當局切斷全村照明，干擾手機訊號，派出逾千武警趁村民熟睡進行突襲，企圖拖走上月被村民砸爛的二十幾輛車，清理現場。 據報道“武警發射閃光彈，令現場恍如白晝，繼而不斷地施放催淚彈、爆震彈和煙霧彈。村民拿起木棒、鐵鍬、石頭，與揮舞電棍的武警拚命搏鬥” “他們二話不說就開始施放催淚彈和用警棍毆打村民，”一位年輕的目擊者告訴路透社說：“他們帶著像礦工一樣的有頭燈的頭盔，用警棍毆打一些在帳篷中熟睡的老人。他們沒有發出任何的警告。” 衝突持續三小時，約凌晨五時，警方開始撤退。事件造成約十輛車被燒毀，數十名村民受傷住院，其中多人重傷。 一名當地婦女在微博上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三千多村民中有多少是老人和小孩嗎？ ”正如中國大多數農村，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村子裡主要是老人、小孩和中年婦女。 第 二天當局為了平息民憤和掩蓋暴力鎮壓的事實，發表聲明稱“原村委簽訂的大洋片土地承包合同已被揭西法院裁定撤銷；棉湖鎮委書記和鎮長被免職。已刑拘原村委 負責人李寶玉等10人，正追捕涉嫌惡勢力頭目吳桂存(外號“阿包”)等21人。”聲明否認暴力打壓的事實，反而稱“一些人在網絡上發布不實消息”。同時 “上浦村”和“揭西縣”已成網路敏感詞不得搜索，所有討論都被封殺。 這是典型的胡籮卜加大棒的手法，一方面聲明懲罰當地官員、逮捕暴徒和取消土地合同，另一方面暴力鎮壓村民抗爭。正如廣東當局在烏坎事件中作出讓步後，當局打壓激進抗爭者而大部分的抗爭訴求都沒有實現。 對於上浦村民來說，之前當務之急是要立即民主選舉出抗爭委員會，組織抗爭和管理村子。抗爭必須通過民主架構和定期群眾大會進行。聯繫附近村莊和鄰近地區的民眾就官員強征土地進行聯合抗爭。 絕不能信任中共官員和當局的談判代表，即使當局作出承諾也必須維持民主的抗爭組織進行日常的抗爭，這樣才有可能確抗爭保訴求得以實現。
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主張： 停止鎮壓，釋放所有示威者。安全部隊撤出上浦。要求集會和組織的自由！ 中國新領導層拒絕民主化 3 月初中國的兩個“紅地毯演出”——人大和政協，為一黨專政當局十年一度的領導層移交加冕。總共五千名“代表”到北京，參加一年一度很大程度上是儀式性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名義上的中國立法機構）和更加沒有實權的“顧問”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些會議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宣布已經被中共頂層已經決定好了的 政策。幕後統治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所帶來的利益被有權勢的家庭、地區和“既得利益集團”所瓜分。 兩會被稱為“億萬富翁 俱樂部”，今年達到破紀錄的83名億萬富翁代表，其中31人在人大，52人在政協。根據上海胡潤富豪榜，這83名代表的平均淨資產為33.5億美元，而城 市工人平均工資低於7000美元每年。最富有的人大代表宗慶後，是中國最大飲料公司娃哈哈的董事長和CEO，擁有130億美元家產。而最富有的美國國會議 員，加利弗里亞共和黨議員達雷爾·伊薩，擁有7億美元財富，其財富在中國人大中只能排名第40位。 人大會議正式任命（只有一張神秘的“否 決”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國家主席。李克強作為總理取代溫家寶掌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些政府頭銜的作用低於在中共政治體制中他們所對應的黨內職 務。十一月18日中共黨代會通過的七人政治局常委中，習李分別排名第一和第二，成為獨裁政權中權力的頂點。 有史以來首次中共被太子黨（毛 時代領導人的子孫）所領導。7名常委中有4人是太子黨，包括黨首習近平（其他三人分別是紀委書記王岐山，人大新主席張德江和政協新主席俞正生）。去年彭博 社報道習近平家族的家產（從房產到礦產投資）價值3.76億美元（約24億人民幣），是整個英國內閣18名百萬富翁總財富的三倍。 太子黨 對中國黨國機器的控制力的鞏固，反映了這些精英家庭（被很多人稱為“紅色貴族”）對政府、經濟和金融部門巨大的影響力。 但是這同時也反映出該政權感到越來越不安全，希望通過在領導班子中增加太子黨來抵抗要求削弱中共政治控制的壓力。太子黨的財富及權勢和持續的專制統治緊密 相連，因此即使他們不代表一個一致或者統一的政治路線，他們被視為現政府最堅定的捍衛者。 “中國夢” 中國媒體和宣傳機器充斥著習近平在其人大講話中突出的標誌性的口號“中國夢”。這替代了胡 錦濤老套和滑稽的“和諧發展”的口號。習近平刻意選擇一個模糊的口號，玩弄民族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們經濟安全的期望——特別是對於在城市中 那些取得不穩定的中產階級地位的人（擁有房產、汽車和消費習慣）。城市中產階級，據估計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大概1.4億人），成為了中共政權當前主要的社 會基礎。 媒體營造的環繞在新領導人周圍的“政治蜜月”氛圍，等於承認離任的胡溫團隊令人失望。和他們在2003年接手的時候相比，他們移 交一個大大削弱了的政權，其支持基礎被嚴重侵蝕。溫家寶作為總理的最後講話只贏得了不冷不熱的掌聲。許多評論家將他描述為一個“悲劇人物”，“甚至連他自 己的孩子都管不了”——去年新聞報道顯示其家屬積累了27億美元的財富。儘管過去十年GDP的高速增長（去年出現了標誌性的減速），習立領導層繼承了幾個 潛在的重大危機，包括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地下銀行危機的爆發、社會不滿的激增、帝國主義大國之間衝突的加劇，以及喜馬拉雅般規模的政府腐敗。 最 後一點是習近平新政策的一個要點：嚴厲打擊腐敗——“老虎[高級官員]、蒼蠅 一起打”——這個新國家主席承認腐敗事關黨國的“生死存亡”。但是正如許多其他問題，政策變化很大程度上只是塗脂抹粉——新的法律規定政府官員炫耀財富， 禁止國營電視台播出奢侈品廣告（中國超越日本成為第一大奢侈品消費市場）。 然而中共改革倡導者的主要要求是所謂的陽光法案——強制官員公示他們的財產和投資，目前這還沒有列入日程。執行這一法律的決定在八年前就作出了，但是其立即遭遇現實的打擊——中共政權如此腐敗以至於系統性地執行這樣的法律很可能會讓整個房子垮掉。 “一 方面反腐的確是提高黨的權威的很好的方式，但是其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因為這樣的法律可能會損害執政黨的權力，”位於北京的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 告訴《南華早報》（2013年3月10日）。“官員必須確保反腐法律在執行後不會損害執政黨的威信。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議題。” 隨著中國財富和全球地位的上升，中國獨裁當局越來越老練地運用媒體。習的“中國夢”遠景明顯山寨了來自美國的最空洞的政治文化，但是這是一個權威主義的版本——忠實地跟隨中共。 由於公示法律如此敏感，以至於中共宣傳部命令記者不得在兩會上提出關於這方面的問題。“這顯示高層領導人並不願意真正打擊腐敗，而只是像往常一樣用言辭和零星的行動糊弄我們，”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評論。 但 是除了改變風格，習李領導層在政治方向上沒有重大改變。中共政府的特徵是其隱秘性和不斷討價還價以“達成共識”，這限制了政府改變方向的能力。所謂的“穩 定”主宰了官員的思想。對於“政治改革”（放鬆權威控制）這一議題，儘管中國自由主義改革派倡導非常謹慎和漸進的方法，從人大政協會議放出的消息是這完全 沒有可能。 維持“穩定” 俞正生，在中共權力等級中排名第六，說政權會推動“協商民主”（即今天的制度）但是完全拒絕照搬西方政治模式的“極端主張”。 “這 些 [俞正生的] 言辭有對內部或外部不切實際幻想再三告誡的意味。……歐債危機的持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也讓西方更多人看到‘中國模式’[政治制度] 的價值，”《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張紅稱。文中提到一些西方評論家的讚揚，他們看到一個專制政府實施危機“解決方案”的優勢 不僅僅只有被 視為強硬派俞正生排除民主化。所有高層領導人都沒有在北京的會議上提及“政治改革”，其中包括前總理溫家寶，他之前這一問題上作出過一些承諾（儘管他的言 論從來沒有轉變為政策）。溫家寶在人大上的100分鐘的謝幕講話中，“政改”明顯地缺失了。這反映了新的習李領導層達成的共識：推進經濟改革（新自由主義 經濟改制）但維持“穩定”（堅持一黨專政）。 習近平12月在廣東重歷鄧小平精神的南巡中的一次私下講話顯露了新領導層的基本面貌。在這份 被泄露到海內外大量媒體的講話中，他提到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習近平告訴他的聽眾說這是由於“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在這一講話中，習近 平拒絕“西方普世價值”，將將蘇聯的解體歸罪於其統治集團中“精神上的缺鈣”。 習近平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很明顯是非常主觀和有缺陷的。在經濟上殘疾的前蘇聯斯大林主義獨裁當局面臨要求民主變革的群眾運動。但是悲劇的是，由於工人階級和反資本主義替代選擇的缺席，這一運動被舊政權官僚內部的資本主義因素所劫持。 新 中共領導人試圖加強一黨專政註定失敗。對於房價、腐敗和極端度的不平等以及其他經濟問題的不滿不斷累積，要求民主權利的呼聲高漲。中共心神不安，而極端溫 和的自由派正確的警告說如果不通過放鬆審查和鎮壓的方式來給現政權設置一些“民主”的安全閥，中國將面臨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反改革派緊緊把握 了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放鬆專制控制，有可能會像蘇聯最後幾年那樣打開起義的閘門。無論如何，中國都面臨革命的衝擊。 上浦鎮壓 行動總是比語言更響亮。連續第三年人大批準的國內安全預算（用於警察、特務、法院和監獄，達 7691億元）大於軍事預算（7406億元）。比較來看，中國約124億美元的國內安全預算占GDP的比重超過了130多個國家包括孟加拉、伊拉克和越 南。儘管和日本衝突的加劇、以及和越南、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共似乎將發生在家門口的社會動盪視為主要敵人。“一個不害怕其民眾的自信的政府不需要一個比 國防預算更大的軍事預算，”美國組織“人權觀察”的尼古拉斯·貝奎琳（Nicholas Bequelin）評論。 一個重要的發展出現在 距人大會議數千公里之外的起義的廣東上浦村。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上報道（https://www.chinaworker.info/zh /content/news/1953/），關於土地被非法賣給富商而引發的糾紛導致當地人捲入和中共村官、警察的對峙當中。在3月10日星期天，人大召 開的第六天，上浦村被使用催淚和震爆彈的2000名準軍事警察衝擊，抗爭運動被野蠻打壓。超過40民當地居民包括許多老人和婦女受傷住院，引發不信任和震 驚。一個警察將他在上浦進行鎮壓的照片上到網上，炫耀說“凱旋而歸，真他媽的刺激。打震爆彈，催淚彈。” 野蠻的攻擊在這個時候發生是為了 發出一個信號。不僅針對上浦，也同樣針對其他農村抗爭包括烏坎，在那裡一年前發生的一場類似的鬥爭讓政府承諾了一些讓步（大部分沒有落實）。在烏坎，抗爭 運動的領袖中發生了分裂，一派呼籲發起新一輪的抗議而另一派對此反對並警告會遭到鎮壓。《金融時報》（2013年3月13日）正確地總結，“在上浦野蠻鎮 壓後，烏坎事件看起來只是一個特例” 這些事件引發了大量的網絡討論。現在許多人將基層選舉的“烏坎模式”看作一次失敗，而另一些人認為， 正如我們社會主義在當時警告，任何政府級別的中共官員都不能信任。仍人印象深刻的烏坎抗爭不應該解散其獨立的民眾組織，而應該將其加強和全面民主化，參與 有局限的村級選舉並將之作為一個平台繼續鬥爭和要求真正的民主權利、歸還被盜土地和結束中共親資本主義政策。這應當是這場鬥爭以及其他必將發生的鬥爭的前 進方向。 打擊香港的“顛覆活動” 而同時在北京，兩名香港記者被國保特務毆打。當時他們試圖拍攝一些人權活動家嘗試和劉霞（被囚諾貝爾得主劉曉波的妻子）見面的過程。劉霞被囚禁在家中，儘管她從來沒有被起訴或者判刑。一名香港記者的手臂在事件中受傷，激起了香港記者和泛民團體的抗議。 俞 正生在和政協代表的閉門會議中說香港絕不能“成為顛覆中國的橋頭堡”，進一步地嚴厲警告這個名義上自治的城市的民眾。這些被中共領導人放大的言論，表明了 該政權將重新推動反民主的基本法23條的立法。他們同樣警告，還沒有宣布的2017和2020年（官方長期陳諾但含糊不清的首次普選）的選舉規則可能遠遠 低於群眾的預期。中共官員堅持排除“不愛國的”候選人或者團體贏得政府職務的機制。“在 [中共] 高層看來，西藏、香港和台灣沒有區別，高層中沒有自由派”香港作家林和立說。 對中共新領導層的正確描述並不排除其會推出裝飾性的改變來贏得公眾認可。很明顯新政府希望通過一些吸引眼球的舉措來獲得支持，或許包括（有限）放鬆臭名昭著的計劃生育政策。 另 一個例子是可能逐步取消“勞改”（勞動改造）制度，這是一個獨立於中國司法之外的平行刑罰制度。儘管沒有具體建議提交人大，儘管媒體在這方面的矛盾和誤導 性的報道，政府很可能正式宣布終結該制度。可能在今年末就會發生。社會主義者當然歡迎這一小小的一步，但是我們警告這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政府的鎮壓行動。今 天中國各地使用龐大的法外黑監獄網絡來處理各類“麻煩製造者”，即使中央政府試圖限制這種方式。因此儘管“勞改”改革可能幫助習李領導集體鑄造其尊重“法 制”的形象，但這不會導致在基層發生重大改變。 “限制政府權力” 儘管排除政治“自由化”，新領導層清楚地發出新一輪經濟自由化的信號。這是 一個刻意討好資產階級的舉動，特別是在海外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為私人資本打開之前“禁止入內”的利潤豐厚的行業的大門。《紐約時報》 （2013年3月17日）稱李克強的講話提供了一個“誘人的調色板”，這反映了國際資本對其的積極反饋。 新的迫切的講話也同樣反映出中共政權高層元老達成一個儘管不穩定的共識：現有的債務驅動、依賴出口的增長模式到達了其極限。經濟改革（即新自由主義親市場政策的官方說法）是新領導人所能考慮的唯一的選擇。 僅 僅就職幾天，李克強就已經被中國媒體賦予了“有改革頭腦的總理”的頭銜，被廣泛比喻為其前輩朱鎔基。朱鎔基在90年代削減一半的國有部門的就業人數。去年 李克強的部門參與撰寫了世界銀行的一份重要報告《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主張徹底的私有化，國有部門去管制和裁員。李克強的新經濟團隊包括之前和朱鎔 基關係密切的人，其中包括馬凱（副總理），樓繼偉（財政部長）和周小川（央行行長）。儘管已經達到退休的年齡 ，周小川被留用，來監督已經開始的金融改革，包括以市場為基礎的利率，“深化”金融市場和貨幣國際化——讓中國減少對昂貴的美元依賴。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 論壇上之前的文章中解釋的，所有這些“改革”都錯的不能再錯。 人大最後一天的記者發布會上，李克強對1000名中外記者闡述了一個咄咄逼人的議程：“改革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權力。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 “深水區” 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至於你剛才說到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的確是因為它要觸動固有的利益格局，……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 李 克強總理趟水的比喻，構建於鄧小平的著名格言“摸著石頭過河”，並且表示一步一步的改革方式是遠遠不夠的。儘管李克強沒有給多少細節，但是很明顯新領導人 正在準備一輪對工人階級和部分國有部門的攻擊。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是唯一拯救他們制度的方法，防止持續深化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將中國拖入危機的洪流中。為了 讓人接受他希望的“很痛的”措施，李克強參雜了一些民粹主義的風格——口頭承諾的反腐戰爭和“廉潔”政府。李克強承諾削減政府開支（除了一些“關鍵服 務”），削減公共部門就業人數。措施包括打壓公費旅遊和公車，五年內停止修建政府建築。 解散鐵道部，將其分隔成一個新的國有鐵路公司和在運輸部下的一個新的監管機構，這是在人大宣布的少數具體措施之一。前鐵道部已經成為了腐敗和債務的代名詞，近年來十幾名高層官員被捕。前部長劉志軍面臨可能因腐敗而判處死緩。 習 李領導層將解散前鐵道部作為其新改革計劃的象徵。然而在實際中，這一改變並不是很大而且已經醞釀了幾年。在中國，許多人有很好的理由擔心面臨火車票漲價和 裁員，因為會引入更加市場化的實踐。總理李克強宣布鼓勵私人資本進入之前國有壟斷的鐵路 、能源和金融行業。需要中央政府批準的申請項目將會至少削減三分之一。 中國“再平衡”？ 中共政權面臨的困境是它不能繼續在舊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其選擇的新的道路並不比原來的平坦多少。很不幸地是，兩條道路都通向革命。意大利記者弗拉西斯科·西西（Francesco Sisci）報道的一件有趣的事，揭示了中國新領導人的政治面貌。事件中涉及習近平： “2010 年，未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意大利當時經濟部長朱利奧·特雷蒙蒂（Giulio Tremonti）的閉門會議中。這個意大利人或許是出於好客，讚揚中國政府干預經濟的角色，稱其阻止了美國金融危機擴散到中國。然而習近平並沒有保持沉 默，事實上似乎並不欣賞這一讚揚。他指出一旦危機結束，政府將從市場中撤出，而讓市場按照市場規律自由運行。” 中共黨內的共識是，必須減 少對（進入房地產、工廠、道路和基礎建設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嚴重依賴——現在前所未有地達到GDP的50%. 過度投資導致危險的債務水平、過度建設和產能過剩。增加消費支出的“再平衡”被政府看作是必須的，正如前一屆政府（其在這一任務上完全失敗）的看法。 影子銀行業的爆炸性增長（驚人地類似於金融崩潰之前的美國）顯示政府正在和時間賽跑。中國經濟試圖通過將越來越多的信貸放到政府監管的金融系統之外（去年達到整個借貸的45%）的方式“解決”其自身的問題，這包括高風險產品、不受控制而且經常是欺詐性的投資產品。 但 是政府的“再平衡”的理論在根本上和中國目前廉價勞動力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不相稱。正如馬克思教導我們，血汗工廠的工資不能支持大規模消費支出。這幫助 解釋了為什麼儘管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家庭消費反而下降到GDP的34%。而印度是57%, 南非是59%（世界銀行2011年的數據）。勞動價值理論解釋了為什麼“中國消費的巨龍”還僅僅只是一隻壁虎，除了十分之一能夠實踐消費主義的被定義為中 產階級的人。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政府接受國際資產階級機構如世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在社會福利上支出更多。中國只有38%的政 府支出用於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而其他類似收入水平的國家在這方面的平均支出占總支出的54%. 世行和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並不是好心，而只是因為他們認為建立一個基本的福利網（特別是針對在今天沒有任何保障的兩億農民工）能夠刺激消費支出。 但 是試圖增加社會保障不斷和中國體制內的另外的結構性障礙相牴觸。福利支出主要是地方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責任。而地方政府在2009-2010刺激方案中 積累了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財政困難由於土地銷售下降（去年下降四分之一）而雪上加霜，這等於奪走了他們關鍵的收入之一。財政困難甚至發生在房產泡沫破裂之 前。而泡沫破裂或許很快就會發生。 戶籍改革 人大會議上一次事件凸顯了實施促進消費的 政策面臨的巨大挑戰。人大關於對長達半個世紀的陳舊的戶籍制度的報告沒有撰寫完成，延遲的原因是這一問題的“複雜性”。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對這一 問題的深入研究暴露了許多問題”。中央政府並不希望完全取消這個把公民分為有更多特權的少數城市居民和受到歧視的大多數農村居民（超過八億人口）的制度。 他們更願意部分改革，加快讓一部分農村移民進入城市人口，向他們提供福利保障傘和永久的城市居留權。例如農民工的子女必須付錢上學，往往教學質量很差。因 為很多情況下，他們被排除在公共的學校系統之外。 戶籍改革由於受到來自地方和省級政府的阻力而延遲，他們不願意負擔額外的財政支出——據 一項估計，約8萬人民幣每人。然而如果沒有這項改革，中共領導人將城市化比作“經濟發展的脊梁”將不過是自欺欺人。這些顯示讓政府的顧問告誡兩會說“城市 化並不想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容易”《南華早報》報道（2013年3月8日）。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現為政協常委成員，謹慎地警告“過度城市化”會 讓數百萬人陷入失業和貧窮的陷阱。 美夢變噩夢 戶籍改革的另一動力是取得更大的勞動力 市場和工資競爭。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Ernst & Young）的數據，資本家抱怨勞動生產率從2001-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2010年的2.8%. 而同時，由於人口變化和更多青年進入高等教育，適齡的工廠工人（20-24歲）的勞動力短缺不斷加劇。這推高了製造業工資，而同時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孟 加拉、越南和印尼——成為外國和中國投資的目的地。 新領導人的解決方案是對工人階級薪酬、退休年齡和工作條件以及一些國有部門雇員的“既 得利益”發起新一輪的攻擊，而同時鼓勵私人資本。正如我們所解釋的，中共內部對發起經濟“改革”的共識並不意味著這會自動發生。由於當前經濟結構內部矛盾 以及黨國關係的派系化 ，胡溫領導人很大程度上沒有實現這一方案。 十一月的黨代會產生了當前太子黨主導的領導層，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並沒 有就此停歇。被遺棄而且目前“失蹤”的太子黨薄熙來仍然是一個讓習近平政府頭痛的問題。對於薄熙來審判的延遲，傳言說他進行了絕食鬥爭並拒絕保持沉默，顯 示了政府的極度緊張。也有傳言說對薄熙來的主要指控有可能從之前報道宣稱的腐敗和濫用職權變成“圖謀政變”。 習近平被譽為“超級平衡 師”，通過許多有利於和不利於兩大主要派別的協議（分別為前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派別）以鞏固他對新政府的控制力。儘管李克強是七人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 胡錦濤的“團派”的代表，習近平試圖通過提升團派到其他重要職位來抑制江澤民的太子黨主導的“上海幫”的影響力。例如被江派擠出常委的李源潮現在成為習近 平的國家副主席。這一任命“代表團派勢力捲土重來，顯示權力鬥爭還遠沒有結束，”日本《朝日新聞》評論（2013年3月15日）。 習近平 的似乎良好的平衡技巧還遠遠沒有在未來爆炸性的挑戰中得到驗證。通過再次拒絕政治開放以及甚至是極為有限的民主改革，新領導層面臨更大的壓力確保經濟增長 以響應習近平的“中國夢”口號。但是這看起來越來越不可能，當前經濟增長模式被不斷增長的債務水平和產能過剩窒息，而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的痛苦、犧牲 和“割腕”的替代方案很可能激起群眾性的抵抗。新政府的美夢將變成一場噩夢——問題只是在於這會多快發生。 中國發生重大礦難——礦工需要社會主義的鬥爭 3 月29日中國境內連發兩起重大礦難。29日晚10時36分左右，地處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區的八寶煤礦發生一起瓦斯爆炸事故。目前已確定造成28人死亡，13 人獲救。29日6時左右，位於中國西藏的一座礦山附近發生山體自然塌方，塌方長3公里，塌方量約200餘萬方。據初步統計，83名工人被埋。83人的生還 幾率幾乎為零。 據中國官方稱，發生於西藏的塌方事故是由於自然原因導致。中國官方已習慣於用所謂“自然原因”來掩蓋許多重大事故的人為原因,如安全設施不到位、過度開發導致自然環境被破壞等。 實 際情況是在中國的許多煤礦中，資本家往往為追求利益，而儘可能地減少礦井中的安全設施。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一些地方領導甚至為了穩稅源、求政績，包 庇一些連安全運營資質都沒有的小煤窯運營。一些監管機構對這種行為也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事實上，監管機構、經營煤礦的資本家、地方領導已經形 成了一個牢固的鏈條。 在2011年，中國黑龍江省連發了3起礦難的瞞報事故。由於煤礦生產前期投入巨大，有些礦主不得不舉債開煤礦，甚至 借用“高利貸”，因此資金非常緊張。而一些煤礦主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屢次違規生產。在這三次煤礦事故中，為了不讓自己利益受損，礦主與地方官員互相勾 結，隱瞞了事故的真相，並用50萬或100萬元和礦工家屬私了。這正是這一鏈條的體現。 更糟的是，不僅礦工們的生命在井下受到威脅，在地 上，他們健康同樣也受著疾病的威脅。 2010年一份官方的報告顯示，中國煤礦每年有5.7萬人患上塵肺病，因塵肺病死亡的則有6000餘人，死於肺病的 人幾乎是死於礦難的人數的兩倍。一名礦工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 認命。 ” 近日，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大談其所謂的“中國夢”。實質上，“中國夢”僅僅是中國資本家的美夢，對於礦工等受資本家剝削的無產者來說，則會是不折不扣的噩夢。 為了擺脫僱傭勞動的桎梏以及資本家的剝削，為了改變艱苦的工作生活環境，中國礦工需要組織起來進行鬥爭。社會主義者主張國有化煤礦，但不是交給腐敗的官僚，而應該有礦工民主控制和管理。 中國債務危機究竟有多糟糕？ 最近彭博社報告稱中國經濟成了一個“債務廢貨商”。影子銀行業的發展標誌著急劇深化的金融危機。中國的總債務，包括影子銀行正在增長的所占份額，從 2008年占GDP的124%爬升到2012的190%。這無論比美國次按危機前，還是1990日本房產泡沫破裂前的信貸擴張還要更快和更大規模。很多新 增債務集中到地方政府部門，其承擔了2009-2010年巨大刺激方案的主要金融負擔。但是極端過度建設和高度負債的房地產業是另一個高風險地帶。中國房 產泡沫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房價大跌早晚要發生，並將引發造成大量企業倒閉和貸款違約的海嘯。 由於國有制占的比重高，中國的銀行制度頗為 獨特。但是其趨勢是越來越多的銀行業務通過進入眾多影子金融機構、信貸公司等等，進行“資產負債表以外融資”。傳統銀行業貸款從2002年占整個融資的 95%下降到去年的58%。因此，今天超過所有信貸的40%是通過複雜和不被管制的影子金融系統的非銀行貸款。 一些高層人物，如前中國銀 行董事長，不久前被提拔為（主要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主席的肖鋼警告這些形勢變化中潛在的“龐氏騙局”。他特別特到所謂財富管理產品（WMPs）的增長， 自從刺激方案之後在過去三四年裡泛濫成災。未償還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價值達到13萬億人民幣（2.1萬億美元），占2012年銀行存款總額的16%，比 2011年上漲50%。這是具風險的金融工具，幾乎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因此你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記得這是直到2008年前的十年間，銀行業崩潰 前橫行美國的金融把戲。 為什麼財富管理產品如此傾巢推出？ 這是由諸多原因造成的，但跟美國一樣，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銀行本身 推動，當然在中國我們談論的是國有銀行。這不僅僅限於財富管理產品，同時也包括企業債券、委託貸款和各種泛濫的新發明金融工具，各產品都正在激增。近幾年 銀行希望維持高利潤率，同時也想掩蓋壞帳，特別是向地方政府的貸款。財富管理產品是避開政府貸款限制的一種手段，並向搖搖欲墜的地方政府機構擴大新信貸， 以防他們無法還貸。通過這種方式將2009-2010年的債務再投資，以防止引爆銀行業危機的違約潮。 我們很多次聽過影子銀行業，這究竟指什麼？ 影 子銀行這一術語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機構，包括對沖基金，債券保險公司、信託及財富管理公司。他們的共通之處在於他們處於主流銀行體系之外。一些是非法的， 但這是少數；在中國是大型國有銀行，甚至是非金融國有企業掌控著影子銀行業。這樣，它們能夠進行政府和監管機構所禁止的活動，從而隱藏高風險貸款，並增加 利潤。在其他國家銀行大危機發生前，都見過到這種把戲。影子銀行的增長，如中國其他事物一樣，極為迅速。根據央行指出，這一行業的總資產（換句話說是貸 款）已經達到30萬億人民幣（4.8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8%。 很多情況下，國有銀行通過信託公司作交易，信託公司實際上只是銀 行的簾幕。同樣，這讓銀行逃避帳本上的貸款。國有企**業設立未經批準的銀行分支，從國有銀行獲得低息貸款，然後以更高的利率貸款給其他公司。因為它們不 是銀行，所以這種活動不受管制。國有企業以此補償利潤，因為工業龐大的產能過剩，令其在核心業務上虧損。 所以，份額龐大的貸款通過這種不受管制的影子銀行，將金融風險擴散到整個經濟體。銀行左手卸下高風險貸款，右手接收又更多。銀行是企業債務的最大買家，現在許多這些債務是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發放的。中央政府金融緊縮措施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無資格獲得新信貸。 另外，影子銀行業的利率當然比普通銀行更高，有時達到100%。所以，這就是利率自由化的後門。央行設立官方利率來約束銀行，然而銀行卻通過“表外融資”繞過管制獲得更高的利率。 你說地方政府積累了大量債務，這是如何形成的？ 回 望2008年，由於害怕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衝擊，中央政府推出龐大的刺激方案，給銀行放貸大開綠燈。法律上不允許借貸的地方政府，可以通過設立自己的融資 平台（中國有數千個），實現信貸擴張，建設基建設施。銀行監管缺乏甚至不存在；許多地方政府已經陷入財政混亂、大量投資被浪費，被盜竊，或者進入如“鬼 城”、“鬼店”等等的房產投機。當然，對地方政府的民主問責並不存在，甚至連在資本主義西方的非常粗略的公共監察也沒有。 政府審計人員計 算2010年地方政府債務總和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年GDP的25%。北京銀行監管機構聲稱問題已經“受到控制”，沒有深化。但是，這是因為大 量債務沒有被審查到，即進入影子銀行體系，而不可能被有效統計。我最近看到的，社科院劉煜輝的數據是，地方政府債務的真實水平是13萬億到14萬億人民 幣。我見過更高的估計。地方政府債務每年的利息還款是7000億元到8000億人民幣。 2009-2010年刺激方案中的貸款去年已到 期，但是許多基礎建設項目不是還未完成，就是還沒有足夠的收益來償還貸款。土地銷售所得，在刺激方案高峰期曾提供40%的地方政府收入，同樣急劇下降。去 年，由於房地產市場供大於求，土地銷售下滑14%。一些地方政府現已極度負債。例如河北省，債務對財政收入的比例達到181%。而吉林是171%. 銀 行將大多數地方政府債務再翻新，其中40%本應於去年到期。舊債通過發新債得以償還，但是不會來自銀行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信託公司幫助地方政府機構將舊債 以財富管理產品打包成“投資”。其中許多“投資”是短期的，因此這大抵是換取時間的做法。這就是肖剛說的“龐氏騙局”的意思——用新加入者的錢來支付舊投 資者的把戲。它必須持續膨脹，吸引新投資者，否則不避早晚崩潰。 中央政府就此發出警告，並努力進行控制局面。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的金融平台將醫院、學校和其他公共資產打包成這些金融“產品”，以更加吸引投資者。因為投資者會問“我究竟投資的是什麼東西呢？”——他們希望看到資產的實物。這是一種偷梁換柱式的私有化。 有 幾個因素可以觸發金融危機。在十二月，陝西省華夏銀行（德國銀行入股的一家中型銀行）在其售賣的一項財富管理產品違約，令存款人損失2,200萬美元，因 而遭到街頭抗議。一些金融業鉅頭，如中國國際資本公司，說政府應該坐視不理，以顯示政府不會介入拯救財富管理產品，因為這些主要是私人業務，不由銀行擔 保。但是政府仍然在幕後介入了，為的是防止華夏事件觸發整個財富管理產品業的逃亡潮。因為正如我們所提到，此行業現在約占銀行存款的16%。 不僅僅是財富管理產品可以觸發更大範圍的銀行業危機，即使只是新財富產品的銷售不振，投資者變得憂慮，都可以令需要翻新舊債的地方政府和房產公司造成“流動性緊縮”。政府處於兩難選擇。影子銀行和正規銀行不再互相獨立，他們互相滲透，而不能受到真正的控制。 中國經濟成功避免硬著陸了嗎？ 這 是政府和全球“市場”的主要部門——即銀行和投機家——所告訴我們的。我認為我們必須區分短期和長期因素。去年，為了防止嚴重的經濟危機或者硬著陸，威脅 極為複雜的權力交接，中國政府重新回到以信貸驅動增長的政策，特別是在基礎建設和房地產行業。這的確給經濟注入了一些新的“血液”，使得GDP增長在連續 七個季度下跌之後，在第四季度上升到7.9%。但去年仍是1999年以來增長最慢的一年。 此外，就官方GDP數據是否可信，存在大量的爭 論。有一個“幽靈省”的故事——因為所有地方政府GDP數據總和比中央政府的數據大了整整一個“廣東省”。去年電力消耗僅僅增長了5.5%，這可能是更准 確的經濟表現指數。使用類似的方法，渣打銀行的王志浩（Stephen Green）最近發表了一份報告，挑戰近兩年官方GDP數據。王志浩估計，2011和2012年的GDP增長率比官方的少兩個百分點。 但 是去年夏天推出的迷你刺激方案顯然只會在短期內有效。其主要涉及之前已經達成的如高鐵新路線、地鐵和社會住房計劃等基建項目，成本約為9,400億人民幣 （1,500億美元）。但是正如2009-2010年更大的刺激方案，這些新的支出，由於其使用方式，會加劇經濟的長期問題。 2011年 投資占GDP的比重達到50%，去年亦繼續增長，比起危機前已經很高的41%的水平更高，是前所未見的高水平。正如前總理溫家寶曾經說這是“不可持續 的”。儘管這樣，中共面臨危機，與世界其他政府所作的一樣，還是決定割肉補瘡。然而，每一次它這樣做，都不免限制未來更大的刺激措施，因為債務和產能過剩 達到極端的水平。 什麼是產能過剩？ 據估計，平均三分之一的中國工業處於閒置狀態，而 有些行業則接近一半。2012年產能利用率甚至比發生危機的2008年更低。受到最大打擊的工業有鋼鐵、電信、造船、鋁業和施工機械，這些行業在過去十年 獲得難以置信的擴張。電信業正準備大規模投資4G技術，然而僅僅三分之一的3G網絡被使用。 在中國，省市地區之間存在競爭，而脫離任何國 家計劃，這加劇了產能過剩和過度投資的問題。省經常違抗北京阻止修建新煉鋁廠或煉鋼廠的命令。當要求工業整合的時候，最小的工廠最先被砍掉，因此在“大者 生存”為準則下，地方政府鼓勵大型項目而無視實際需求。這解釋為什麼連續九個月工業品價格通縮 – 出廠價下跌。產能遠遠高出需求，使得企業被迫降價清貨。而同時，矛盾的是，消費物價再次通脹，特別是食品和燃料價格。 但是基礎建設出不應是正面的嗎？我們社會主義者不該支持嗎？ 如果在一個生產資料被工人階級民主擁有和控制的社會，通過一個平衡和協調的經濟計劃，就會投資有利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的基礎建設：低碳交通系統、新學校、醫院和可負擔的公共住房等等。這當然是正面的。但是這並不是現在中國的情況。 相當部分的基建支出進入金融投機，主要是在房地產業，同時也流入原材料投機。根據法國興業銀行指出，超過80萬噸銅囤積在保稅倉庫，因為銅和其他原材料被用來作為銀行貸款的抵押品。 房 產業過度投資和建設相當明顯。房地產投資占到去年GDP的13.8%，而美國在2006年房產泡沫高峰期時也只有6%。中國去年，修建中房屋是房屋銷售水 平的4.2倍。這當然不是因為對住房沒有需求，而是因為普通人無法承擔當今極高的房價。北京今年一月份，平均住房價格達到25,075人民幣/每平方米。 而2012年中國年均收入僅為24,564人民幣。房價是被投機者推高的，即銀行、地方政府和各類私人投機者，他們都從房價增長中獲益。這情況將持續，直 至泡沫的必然破裂。 每周我們都會讀到涉及地方官員，甚至公安局長的醜聞，利用假戶口購買數十套房產用來投機。最近的案例是廣東省官員趙海 濱被發現擁有192套房產。被揭發的官員被免職，但是這不過是冰山一角。房產的狀態是一個政治定時炸彈，這就是為什麼政府試圖在2010年打壓房價。但 是，去年夏天政策有所變化，為了避免硬著陸，政府再次傾注信貸，向房產泡沫注入更多空氣。 新領導團隊掌權。他們打算如何處理這些經濟問題？ 我 認為他們被綁住手腳。有很多言論指要通過消費增長令經濟得以平衡。同樣也有很多人討論自由化，即親資本主義經濟改革（不是他們不願進行的政治改革）。新的 領導人，特別是習近平和李克強，支持去年世界銀行文件《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中的措施。該文件李克強的部門有份撰 寫，其中要求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我們需要記住，世銀和其姐妹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金融危機都負有嚴重的罪行。 他們感受到巨大壓 力，因為如果事情這樣繼續下去，銀行業危機將會爆發，他們會被迫設計新的大型救市方案。1990年代末朱鎔基政府就曾遇過這問題，當時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大 型挽救銀行方案，其代價至今尚未償還。十五年後的今天，他們又從頭開始，但今次救市的代價將會更大。銀行是可以得救的，但付出代價的方法不是削減政府開始 和設立新稅項(即緊縮政策)，就是印鈔票、將債券湧進市場，後者將造成通漲。為了避免這局面發生，他們相信金融自由化是出路，似乎他們根本不能全球危機汲 取半點教訓！ 不管新領導人想走什麼路，中國政權結構內部機制和當前低工資經濟模式阻礙變革。這表示任何新的“改革”只會被拖延，不斷反反覆覆。獨裁政權在頂層出現分裂，未來會在這些問題上爆發新的派別內鬥。 他們計劃“自由化”金融業、利率等等，表面上是為了“優化”資產配置，減少投資浪費。這意味著正規化影子銀行業，讓主流銀行“自由”合法進行這些活動。 中 共政權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實施了重大措施，通過與外國銀行（最近包括英國銀行）進行“貨幣互換”去增加人民幣離岸交易。政府希望打破對美元的依賴。由於依 賴美元，奧巴馬和美聯儲的政策，特別是量化寬鬆政策，迫使持有大量美元的中國補貼美國。這從幾個方面打擊中國經濟，包括令中國吸收了“美國製造”的通脹， 以及增加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央行被迫加大干預防止匯率進一步上升，否則將打擊本已很緊張的出口行業。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在這些干預上花費了超過2700億 美元。這就是正在展開的全球“貨幣戰爭”的戰線，各列強都試圖犧牲對方利益，讓自己逃避危機。 但是，讓人民幣成為主要國際通貨，意味著取 消外匯管制，在目前情況下極有可能觸發金融崩潰。因此，除了政權內的分裂，實施領導層的自由主義（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的方案亦存在重大風險。但同時，當 前過度投資和債務上升的形勢，正如溫家寶所說是不可持續的。因此，他們無法作出行動，但是同時他們也沒有時間一動不動。 幸好，我們並非向 中共獨裁獻計的參謀，而是爭取社會主義的群眾革命鬥爭使其下台。這是解決中國和世界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從製造全球災難的現存制度手中，奪取龐大的經濟資 源，通過民主的社會主義計劃，由工人階級建立其自己的政府，把這些資源用來結束失業、不平等和壓迫，而不是向少數人輸血。 烏坎抗議再次爆發，下一步該如何走？ 在中國廣東陸豐的烏坎村抗爭曾經揚名國際。這個一萬五千人口的漁村在2011年9月 發起了歷時四個月的群眾抗爭，反抗中共基層官員與地產發展商勾結，偷取村民的土地賺取利潤。一年多過去，烏坎村今天又再次爆發大規模的維權活動。四月廿六 日，大批村民圍堵公路，抗議港商陳文清違反合約，其投資的農場在合約期滿後交回烏坎村委會，但土地上的建築物等設施全部被破壞。400 多名村民與約500 名 到場戒備的警察對峙，未有發生衝突。村民要求市政府、村委會介入。他們揚言，將持續抗爭。村民代表張建興說，村民現在對村委會極度不滿，答應村民在指定日 期收回土地的承諾沒有實現，“在很多事件上只按照政府的意思，就是維穩，沒有開村民大會諮詢”。村委會主任林祖鑾曾在警民對峙期間到場，但“去了一下，可 是沒人聽，他就離開了” 2011 年 烏坎村事件中的群眾組織及動員能力，以及建立由民選產生的委員會管理社區，使這次抗爭極具象徵意義，成為中國抗爭的里程碑。這場運動一度踢走中共地方政府 官員，並令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作出妥協，將中共支部委員會和村委會的薜昌和陳順義解除職務，並舉行了新的村委選舉。 村委會陷入分歧保守與激進派的角力 可惜的是，現在這場抗爭好像達到了瓶頸位，不知下一步該如何前進，而且在去年成立的新村委會還一度傳出可能面臨解散的消息。2012年10月，村委會委員莊烈宏辭職，他向記者表示，提出的建議“受到太多阻撓”，得不到村委會主任林祖鑾的支持。1月29日，烏坎村委會負責土地資產、資源和治安等事務的村委會委員張建城也曾提出辭職。雖然張期後復職，但顯示出新村委領導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無力。
有 村民對於目前的情況感到沮喪。村民林先生表示，抗爭過去一年多仍拿不回土地，令他對村委會不再信任。村內有一種鼓譟的聲音，村民對新的村委會逐漸變得懷 疑，認為他們與當局關係過於密切，過於集中於維持穩定，而不是為各村民的權利而鬥爭，亦沒有達成當初的目標－拿回被竊取的土地。
村委會主任林祖鑾表示，被上屆村委會違法盜賣的有一萬兩千畝左右，其中已經辦理國土證的有七千畝，無法討回，剩下的五千畝土地，去年收回了三千多畝，還有一千多畝，今年可以全部收回。村民認為收回來的土地太少，以及收回土地的辦理手續進度緩慢，他們認為可以有第二次抗爭。
不 止村民與新的村委會之間出現了不信任，即使在新的村委會內部，也出現了分歧，年輕幹部與保守（以村委主任林祖鑾為首）派別之間的分歧日益嚴重，強調與中共 妥協的保守派，與尋求再次鬥爭的另一派發生了分裂。一名村幹部接受訪問時表示，一年召開一次村民大會是規定的，但新村委會已經成立一年，村民大會一直沒有 召開。“我認為有需要開，可是林祖鑾認為有人會藉機鬧事，不利於烏坎的穩定，一個人就決定不開了。這個太武斷了，也傷害了村民的信任。村委會內部對這事是 有看法的。儘管村委會裡的年輕人承認，林祖鑾更善於處理與政府的關係，但他過分講究大局的一些做法，還是令年輕人充滿沮喪。比如，他不希望年輕人把村裡的 事情拿到網絡上去說。”
在 被問到村民對仍未能拿回被非法征去的土地的不滿時，林祖鑾說道：“這一年是來具體解決問題的，就是雙方都得妥協。這一年我學會了妥協，可村民們的思維仍然 是鬥爭哲學，受害者思維。”反映他不認同抗爭能帶來改變，認為需要透過妥協才能逐步拿到目標。但直到目前為止，與中共上級政府妥協的道路並沒有得到任何實 質的成果。2011年的烏坎群眾抗爭反映，不是抗議沒有作用，而運動被提早解散才是致命錯誤，這是至關重要的教訓。
運動中不同的階級利益
烏 坎抗爭一年過去，這場運動在十二月的時候被凍結了。政府當時嘗試停止運動，以協議的名義要求反抗領導們承諾停止進一步行動，並允許進行新的村委選舉。為了 換取中共監督底下的村選舉，烏坎村民解散了他們自己的獨立村委員會和取消抗議，這是一個錯誤。民主的群眾大會決定鬥爭的每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局限的地 區選舉村委會沒有任何實質權力，群眾仍能透過參與選舉作為一種戰術，利用這個平台去深化鬥爭，以及建立圍繞著運動的主要訴求。當時得到廣大支持的獨立委員 會為了這種選舉而決定解散，是一個重大錯誤。
新 的村委會雖然是由選舉產生，卻是一個受控於獨裁當局底下、沒有真正權力的平台。在村委會中爭取代表性，是抗爭運動的正確策略，能揭露其局限性，更重要的是 建立群眾性的組織，這是實現真正改變的關鍵。現時村委會委員任期三年一屆，無法被選民召回。我們曾經警告，不能相信任何中共政府的協定，應該透過建立由下 而上的組織，去監督新的村委會，並以定期的大會保持運動的民主及公開性。
如 眾多其他的群眾抗爭一樣，烏坎的抗爭沒有明確的綱領，集中於單一的訴求，這使抗爭在高潮過後難以繼續動員群眾和推進運動的發展。烏村抗爭的運動沒有一個統 一的立場，包括保守及激進的派別。因為這個不是工人階級的運動，運動中所代表著的是不同階級的利益。一部份村委領導本身是小商人，所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的 利益，希望有穩定及適合商業經營的環境，所以不希望挑戰中共政權。其中土地私有化是烏坎運動中廣泛存在的概念。儘管當前（每個村莊）土地的“集體所有”制 被中共官員濫用，但是，正式的土地私有化只會更加加劇農村地區的貧富懸殊。
社會主義者主張土地的公有制，由民選的草根委員會管理，委員會的綱領是在農民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大規模集體化生產，國家為其提供低息貸款、農機和技術支持。這無法在當前親商的一黨專政下所實現。 烏坎對中國群眾抗爭的影響
在中國，非法徵收農地的事件非常普遍。非法徵地引發各地不同程度的反抗運動，由2010年起，每年包括示威抗議、罷工等的“群眾性事件”超過十八萬，其中65%便與為經濟發展而非法徵收農地有關，每天有四百萬人因政府徵地而失去土地。
烏坎村的抗爭令許多其他地區的群眾仿效。從2012年開始，成都鋼鐵工人的罷工、廣州的反徵地抗議，聲言要“向烏坎學習”。海南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持續數月，迫使當局數次改變電廠修建的地址。什邡和啟東也有數萬人參加反對環境污染的示威，90後的中學生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聯繫到青年在群眾抗爭中所發揮的角色占越來越重要的位置。90後成為群眾抗爭的新力量，加快了群眾運動的激進化。而且由於互聯網及手機的普及，使當局更難控制消息的傳播，讓抗議和罷工的消息能夠迅速傳播。
可是，近一年眾多群眾運動的缺點，是各個地方的群眾抗爭之間沒有直接的聯繫。如在寧波發生反PX抗爭的同時，海南鶯歌海鎮也發生了反對修建燃煤電廠的抗爭。兩地的群眾鬥爭訴求都在於環境問題，但是卻沒有互相聯繫和聲援，而處於孤立的狀態。 而 事實上，在烏坎運動發展之際，這些同時發生的大規模群眾抗爭（在廣東汕頭海門鎮，及汕頭地區的上岱美村），給廣東當局施加了巨大的壓力，當地甚至沒有足夠 的警察進行鎮壓。這些抗爭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幫助了當時還被武警包圍的烏坎村民。這反映群眾抗爭不能孤立於一地，而需要互相聲援和團結抗爭。要充分實現 這目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抗爭需要建立連繫，以建立全國性的組織為目標，而不僅僅是基於一個地區和臨時組成的組織。在目前階段，只能透過建立工人和青年的 地下組織作為第一步的行動。
占領上浦
在距離烏坎約一百公里，擁有三千人口的上浦，在今年2月22日，村民占領村廣場，抗議政府賣掉500畝田地，要求合法的民主選舉，民主地計劃把稻田轉成工業區的問題。
2 月24日，抗議群眾受到由當地官員僱傭的暴徒暴力驅逐，但遭到抗議村民的反抗，有大約30輛車被砸，至少八個村民受傷。在全國人大會議舉行（3月5日至17日）前，中共領導不想有任何社會不穩定的情況，不想利用暴力，於是警察先封鎖了村子。
3 月10日，據法新社報道，中國當局向廣東揭西縣上浦村派出警察清理路障，再次引發與村 民的暴力衝突。廣東揭西縣當局逮捕上浦村村委負責人和其他8人。村民表示，30至40人在最新衝突中受傷。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一名村民說，地方政府比暴徒更加粗暴。三千名警察包圍上浦，並阻止附近6、7個村莊的居民進入上浦聲援，警方動用了催淚彈。 中共策略－“胡蘿蔔加大棒”
中 共當局面對群眾運動有著不同策略的應對，可以用“胡蘿蔔加大棒”來形容，表面上看似作出讓步，如在烏坎事件中承諾新的村委選舉，實際上是為了解散運動而欺 騙群眾的圈套，待抗爭運動冷卻，再針對個別“搞事分子”進行打壓。當局在新村委的選舉中打壓較激進的派別便是一個例子。中共在村委會的選舉過程中通過威 脅、經濟壓力和媒體控制，進行幕後操縱和打壓激進的抗爭領袖。如薛健婉（薛錦波的女兒）就由於遭到當局打壓而被迫放棄參與村委會選舉。在新的村委會選舉產 生之後，當局能夠很容易地使用胡蘿蔔加大棒的策略，利用威脅和財政手段，讓村委會屈服於當局，在這三年控制新的村委會。這也造成目前在新領袖之間產生的分 歧，演變成更複雜和兩極化的局面，一派認為需要新一輪的群眾抗爭，而另一派恐懼這會帶來像上浦那樣的鎮壓。當下之急是一個強調重建群眾運動架構的清晰綱 領，恢復抗爭。
2012 年海南省鶯歌海鎮爆發數萬人反對燃煤電廠的示威，曾迫使當局作出讓步，將電廠修建地點改到鄰近的其他鄉鎮，這使抗爭也擴展到新確定的修建地區，使當局數次變更電廠地點。然而10月份，村民卻得知燃煤電廠即將在鶯歌海鎮動工修建，於10月18日再次爆發示威，發生萬人警民衝突。之後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通緝，而燃煤電廠已悄然動工。在12月，對此問題在網絡及出書發表意見的劉福堂被控“非法經營罪”，被判刑三年，緩刑三年。這是中共在作出假讓步之後再實行打壓的例子之一。
省領導層作出妥協，因為他們害怕運動會蔓延，並啟發其他群眾挑戰地方中共當局。以烏坎為例子，作出“讓步”隨後發生的就是警察選擇性的鎮壓和騷擾，一方面打擊烏坎抗爭運動中最激進的階層，另一方面更高級別的政府不支付烏坎費用，阻撓新選舉領袖有任何可能去推行運動的主要訴求。
烏坎的教訓
烏 坎抗爭在如何組織群眾運動上給予很多重要的教訓。在任何談判中，不能對政府代表有任何信任，要贏得主要訴求，只能信任自己組織的力量和準備鬥爭。現時中國 內地的群眾抗爭大多數是自發性的，亦因為鎮壓的關係令抗爭的持續時間較短。但群眾運動的發展趨向有更大、更成熟的組織能力，也能夠持續更長的時間。要在這 些運動中取得勝利，需要群眾的大會和民主架構，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談判應該公開，而不能在運動背後有秘密交易。群眾應該聯繫在其他地區同樣正在進行的 鬥爭。
不幸的是，部分烏坎運動的領導對於中共政權的角色抱有幻想。這間接導致 烏坎運動沒有實現村民的訴求（包括交還被竊取的土地、調查前村官的秘密交易、獨立調查薜錦波之死等）。
烏坎抗爭還沒有結束，它的命運不但和其他地區的抗爭相連，而且和全中國的工人運動聯繫在一起。烏坎的群眾已在過去一年的鬥爭中了解到，中共只是利用妥協作為圈套，實際上並不能帶來改變或爭取權利。中國勞工論壇主張： • 重新建立烏坎群眾抗爭！重建2011年群眾抗爭委員會，並獨立於官方，由村民民主控制！ 四川雅安地震受災人數230萬 二百人喪生 災民痛失家園 4月21日上午8時，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發生七級大地震，在沒有預先警報的情況下，雅安及附近的災區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至26日，共錄得4700次餘震，一共造成196多人喪生，逾萬人受傷，21失蹤，受災人數達230萬。 四 川雅安市是中國其中一個最貧窮的地方，這場可怕的地震令大量房屋倒塌，災民失去家園，現時只能留在臨時帳篷，以即食麵和樽裝水充飢。重災區之一的太平鎮醫 療物資及水源短缺，人口一萬人的小鎮有1,500名民眾出現腹瀉症狀。蘆山縣房屋及道路受損狀況嚴重。另外，在雅安市附近的宜賓市，於25日早上又發生地 震，接連三次地震，最高一次4.8級，超過 4000間房屋損毀倒塌，47人受傷。 災民抗議當局救災不力 根據新京報報導，災區物資嚴重缺乏，但同時中國政府對外宣稱救災物資充足，拒絕外國和民間的救援隊、醫療隊和救災物資，但不拒絕捐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21日向外界表示救援物資充足，可是一度有民眾抗議得不到物資救助，有災民集體在路邊豎紙牌請願，呼籲當局救命。 23日上午8時，寶興縣靈關鎮2000受災民眾，舉著“我冷餓”的橫額抗議，將橫幅圍住寶興縣委書記韓冰，抗議當局扣押救災物資，不發放給災民。災民高喊口號，並讓傳媒拍照，希望引起外界關注。民眾也不滿有媒體報道該鎮“大魚大肉、非重災區”而憤怒。 22日昨天下午2時，龍門鄉隆興村小坎卡村組，有20多名村民在紙板寫上“缺糧、缺水、缺帳篷”的字樣，站在路中央舉起紙板抗議。另一邊廂，蘆山縣清仁鄉有民眾抗議副鄉長楊成毅救災工作不力，這導致楊成毅立即被免職。有村民表示，對中共當局和官媒已經完全失去了信任。 滎 經縣是四川雅安地震的災區之一，一些餐館在地震後趁機漲價。4月23日，一間“楊胖子”麵店將原價每碗5元（人民幣・下同）的“撻撻面”加價4倍至20元 賣給救援人員。另一間食店亦將原價8角的包子，加價6倍至5元出售。這引發當地民眾強烈不滿，有人將消息發至網上微博，期後大批民眾涌至店鋪外聚集，要求 店主交代及道歉。當局派出大批武警，其後有吊臂車把招牌拆除。抗議迫使當局暫扣這些店鋪的營業執照。滎經縣政府表示，工商等相關部門已經對不法商家進行停 業調查。 要防止食物或其他短缺產品的價格暴漲及投機炒賣，便需要在所有災區建立災民的民主委員會對此進行監督，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 式接收和分配救援物資。救援物資不能被有效地分配，是由於整個救災工作沒有在民主的架構底下進行。地震後，不同災區需要的物資和人手程度會有所出入，而當 指揮的工作被當局的官僚架構控制的話，救援隊伍、軍隊和武警部隊、自發組織或志願團體並不能有效及有系統地協調，按各災區需要的程度進行救援工作。此外， 當局真正的擔心其實是豆腐渣工程被再次揭發，於是竭力阻止自發義工或外國的救援隊進入災區。這也阻礙了救援工作。救災工作若不能在民主的架構下進行的話， 不但救援進度受阻，而且當局官僚更能從中私吞救災捐款。只有建基於災民、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救災委員會監督底下，才能確保救災工作的透明和有效性。 中共政治災難 人民極度不信任當局 雅 安地震發生地點距離08年汶川大地震約80公里。這次地震無疑令人勾起零八年汶川地震災難的回憶，以及當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泰晤士報》指出，雅安地 震發生僅幾個小時後，北京當局就表示沒有學校倒塌。雅安市防震減災局副局長陳勇於4月22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現在我們的校舍是最安全，也是最堅固的 建築物。”四川省住建廳總規劃師邱建指出，汶川災後重建項目沒有一個全部塌下來。08年汶川地震讓很多豆腐渣建築倒塌導致嚴重傷亡，中共希望首先證實學校 沒倒塌從而避免指責。 但事實上，不少在零八年地震後興建的樓宇，聲稱可以抵禦八級地震，經歷今次雅安地震後，內部損毀嚴重，包括由澳門政 府援建的蘆江中學出現裂紋、牆壁剝落、露出空心磚。一名中學生指，回校收拾東西時，發現校舍搖搖欲墜，擔心有倒塌危險。同樣是澳門政府援建的蘆山縣人民醫 院五層高的住院大樓和舊門診樓在震後也都成了危樓。樓宇外層，密密麻麻的分布著多道裂縫，有的有手指般闊。更有勞碌一生的房奴，在地震後房屋倒塌，一生積 蓄就沒有了。 對於中共當局，最關心的不是人命的安全，而是想盡辦法防止被指責存在大量像零八年汶川地震發生時被揭發的豆腐渣工程。汶川地 震發生時，大量房屋及校舍倒塌，但當地的政府大樓及辦公室卻安然無恙，人民對其生命不受重視感到極之不滿，因此有了上一次的經驗，在這次災難發生時，人民 對當局表現了極度的不信任。雅安強震發生後，大批災民怕被樓房瓦礫砸到，紛紛涌至雅安市政府大樓門外搭帳篷過夜，稱“比較安心”。 時事評 論員梁京也表示：“比起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時，中共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已大不如前。”有人稱，從汶川地震到雅安地震，都只是見學校、民房倒塌，從未聽 說過政府大樓或局方大樓倒塌，政府根本不尊重普通人民的生命∶“學生和老百姓的就不是生命嗎？”（太陽報，22-4-2013） 蘆山縣委書記被揭戴二十萬名表 地 震發生當日，中共派遣李克強到災情最嚴重的雙石鎮和龍門鄉，顯示政府對災情的關心，當時由蘆山縣委書記范繼躍陪同，卻被記者拍到照片，顯示範的手腕沒有戴 表，手腕卻有一個白白的手錶印。隨後網民在新聞網頁翻出范戴表的圖片，發現他平時戴的表非常名貴，品牌是瑞士名表江詩丹頓（Constantin），價值 高達21萬多元。中共當局拙劣的親民演技又一次演變為政治危機。 民眾拒絕捐款 不相信政府及紅十字會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後，有報導指中共當局對當地的捐款項目曾出現問題，去向不明，賑災物資也被嚴重剋扣。在2008年地震發生後不久，從中國和世界各地收到數以百億計的捐款。清華大學的調查顯示，其中八、九成最終進入了政府財政，至今人民都不知道金錢的最終去向！ 這 次四川雅安地震發生後，中國紅十字會在網上發布賑災信息，收到民眾14萬個“滾”的留言回復。香港政府向大陸撥款一億港幣，遭到7成港民強烈反對。在汶川 地震後的重建過程，更傳出了不少貪污的醜聞，包括北川縣使用救災專款購買價格達百萬元的豪華越野汽車。受汶川大地震影響的貧困重災區甘肅宕昌縣，便發生縣 委書記王先民等官員貪污達數千萬元的事件，令群眾不再相信捐款能真正幫助災民，只會讓貪官中飽私囊。 中國紅十字會醜聞眾多，其會長郭長江 戴價值百多萬名表、其子郭子豪名下擁價值千多萬的名車。自稱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的郭美美在網上炫耀自己的財富也引起公憤。上海紅十字會就曾被揭發，下 屬官員與工作人員十多人，在上海一家豪華餐廳的一頓晚餐便耗費近萬元，人均消費700元以上。當新聞引起譁然的時候，這些非政府的官員們稱為只是“普通的 工作餐”而已。中國紅十字會醜聞頻發導致信任危機，大量捐款轉而投向壹基金。在地震首日（4月20日）中國紅十字會籌到只有14萬元的捐款，而由李連杰成 立的壹基金同一時間已經籌得善款超過千萬元。 在中港兩地，輿論也集中在討論應否捐款，兩地都有網民宣傳“一分錢不捐”，呼籲香港市民拒絕 捐錢來幫助雅安地震的災民，擔心捐款落入貪官手中。多名內地採訪的香港記者表示不會捐款。前電視台中國組記者呂秉權說：“真系唔會捐畀內地官方紅十字會， 入面嘅領導全部系退休民政部門官員”；有線電視中國組記者林建誠寫道，“雅安地震，不要指望我捐一毛錢；所有涉及大陸政府部門的，絕不會！”香港拒絕捐款 到雅安地震的消息，也得到內地民眾在網上支持。 香港政府4月22日宣布，特首梁振英將向立法會申請撥款1億港元賑災。但香港市民與立法會 議員對港府動用公帑捐款有所保留，甚至呼籲抵制捐款。5年前汶川大地震後，捐款被濫用，沒有受到監督。群眾對捐款反感的情緒，一方面由於中國政權的貪污腐 敗早已昭然若揭，另一方面是對小圈子特首梁振英的不滿。這是由於整個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捐款去向從不透明，人民無法由下而上進行監督。 2008年，香港政府向汶川地震災區捐款90億港元（合12億美元），很多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募捐。可是，去年有消息指一所由香港捐款資助興建的學校被拆除而改建為豪宅，消息一傳出即引發了強烈不滿。 群 眾對貪污政權的不信任而拒絕捐款，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下文所示，民眾更需要的是自我組織的救災委員會，民主監察救災工作，要求言論及新聞自由確保訊息流 通。然而“香港自治運動”的右翼民粹之流藉此煽動對內地人的仇恨，指“中國人很多錢不用香港人捐”，甚至幸災樂禍指愈多中國人死傷愈好。事實上，中共貪官 仍然可以通過重建投機和炒賣救災物資發災難財，純粹消極地“不捐錢”並不能對抗貪污的中共政權。 民間自發組織被打壓 維權人士被禁止進入災區 汶 川地震中有近9萬人遇難或失蹤。當局至今仍沒有公開一份完整的遇難者名單。受到群眾一直的壓力，四川省地方政府在地震一年後被迫公布了地震中遇難公民的部 分數據，公布的學生遇難人數卻與民間調查統計的遇難人數差距很大，除真實性令人懷疑外，報告又刻意迴避了地震中倒塌學校的建築質量問題。 一 些志願者在震後自發地通過網絡搜索及新聞報道，整理地震中遇難的學生名單。著名藝術家艾未未曾在地震後發起調查行動，找到了5196個遇難學生名字，並制 作《念念不忘》音頻公開名字，期後遭到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曾在汶川地震中大力救援災民的六四天網負責人黃琪等人，在欲進入雅安援助時，被國安攔截，強行遣 返。 汶川地震後，異見人士黃琦幫助四川大地震死難者家長調查，於2009年以“非法持有國家機密文件罪”判有期徒刑3年；南京師範大學副 教授郭泉撰文批評四川災區學校“豆腐渣工程”，亦被控“顛復國家政權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四川作家譚作人亦在汶川地震後致力於調查災區學校豆腐渣工 程，並搜集川震遇難學生名單。之後譚被控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並於2010年被判有期徒刑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中共當局禁絕一 切民間自發的和有組織的活動與結社，即使這些社團與政治無關。在中國，所有社會組織都要納入到政府的範圍內。所有中國的非政府組織（NGO）必須有最少 10萬元人民幣的註冊金，並且註冊在一個官方政府機構下面，諸如民政局、紅十字會、婦女聯合會（婦聯）和共青團組織等，從而杜絕所有民眾自發性的組織。 需要民主架構進行救災工作 反對資本主義 我 們支持四川人民組織自己的救災重建委員會，負責救災和重建工作。所有委員應該由受災地區群眾民主選舉產生，絕對不相信中共政府。此外，我們要求言論及新聞 自由，除了確保救災的訊息得以流通，更防止官員封鎖消息或發假消息以逃避責任。中共的獨裁政權沒有任何民主基礎，要確保零八年的局面不再出現，必須實現真 正的民主權利和結束一黨專政，如組織及結社的自由，以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動大眾在工人民主的基礎上，實現自下而上的全民對於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控制與運作。 中 央政府在08年推出的經濟刺激方案，使地方政府進行大量的基建項目及房地產投機，寧可花錢在無意義的投資，也不願改善人民的生活（例如浪費大量資金興建高 爾夫球場及七星級酒店）。事實上，豆腐渣工程和貪腐問題的背後，是以利潤為本的資本主義政策。地產建築商為了賺取最大利潤，不惜犧牲人民的生命及安全，在 興建房屋時偷工減料造成豆腐渣工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導致的悲劇。 只有通過在所有災區建立民眾民主委員會，才能阻止貪腐官員將捐款中飽私囊，並且真正以不追求利潤的方式，接受和分配救援物資，而且同時需要建立類似的民主控制機制以防止食品價格暴漲和投機的情況發生。這需要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才能實現。 我們離流感大爆發還有多遠？ 2013年下旬，一種新型的禽流感病毒在中國上海被發現。迄今已感染123人，其中 23 位死亡。該病毒被稱為甲型流感病毒H7N9亞型。據專家稱，這一新病毒來源於感染不同物種的病毒之間的基因交換。 此 前研究顯示，H7N9病毒會在禽類中傳播，但不會使禽類出現症狀，因此追蹤 H7N9在禽類中的傳播要更加困難。國家衛計委有關專家表示，不排除H7N9 病毒存在有限“人傳人”的能力。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科學家曾光在4 月16日受訪時提到，現在有近四成患者沒有明確的禽類接觸史，這些人到底是怎麼感染的仍然不清楚。雖然病毒尚未發生大規模的“人傳人”，但由於死亡率極 高，如果突破“人傳人”的限制，後果不堪設想。 1918 年流感大流行曾經造成全世界約 10 億人感染，2千5百萬到 4 千萬人死亡 ( 當時世界人口約 17 億人 ) ；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約為 2.5%-5% 。 而 四年前（2009 年）亦爆發 H1N1 甲型流感（起初被稱為豬流感）全球大流行，僅確診病例就達到1,632,258人，然而幸運的是病毒毒性很低，只有0.012% 的死亡率，即使這樣也導致接近2萬人死亡。而據研究估計全球人口的感染率在11%到 21%之間。 而這一次禽流感目前死亡率接近20%。如果病毒進一步變異，能夠人際傳播，爆發新的流感大流行，將有潛力導致全球數百萬人死亡。即使這次能夠病毒沒有發生變異。新的流感大爆發也只是時間問題。 現在農場工業中，所謂的現代養雞場將成千上萬之雞集中到一起。即使根據美國的標準，雞隻需要提供16英寸的空間生存。即使在中國大量的家禽、牲畜早已不是一家一戶的農民自己養殖，而很多是集中養殖。極端的家禽飼養環境是促使禽流感病毒發生變異的重要因素。 家禽長期生活在自己的排泄物之上，打激素增長增長速度，以及濫用抗生素。此外，它們長期擠滿在一起，使得任何疾病都容易傳播整個養雞場，並有助於創造更耐藥的病毒和細菌。 而一但疫情爆發，大量家禽死亡或者被撲殺。大量農戶面臨破產威脅。在人感染 H7N9 禽流感病例最多的上海，截至4月7日晚，已經撲殺11萬多隻家禽。新近出現病例的北京、河南等省市，也大量撲殺家禽，停止市場內現場屠宰以及活禽交易。 據農業部日前估算，H7N9禽流感致使全國家禽業每天直接損失不少於10億元。據中國畜牧業協會禽業分會初步估算，截至4月15日，肉雞雞苗直接損失超過37億元，活雞及雞肉產品銷售損失超過130億元，波及企業和農戶4,400餘萬戶。 面對流感疫情，中共當局首先考慮的是穩定。據人民網報導，對於流感疫情，李克強說：“要瞄準一條：堅決降低死亡率。這不僅是拯救群眾生命，也是安定民心。”所謂“安定民心”其實就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委婉說法。 據中國媒體報導，全國很多地方逮捕了至少數十人由於利用網絡散布H7N9禽流感病毒謠言而被逮捕。然而逮捕造謠者的報告讓很多人擔心實際疫情被隱瞞。十年前SARS就是由於最初被瞞報，導致疫情擴散的。中國當局這次為了穩定，同樣有可能隱瞞真實的疫情。 如果發生流感大流行，貧窮國家將受到對沉重的打擊。例如在 2009 年流感大流行中，發展中國家的死亡率普遍高於發達國家，在墨西哥死亡率達 2%。即使流感疫苗及時生產出來，由於大製藥公司的壟斷，貧窮國家民眾無法獲得必要的疫苗和抗病毒藥物。 《社會主義者》雜誌和工國委的中國支持者對對抗禽流感的看法： 1. 免費醫療，將醫療系統至於醫護人員和社區居民的民主控制和管理之下。取代現有的以追逐利潤、輕視生命的市場化醫療系統。 2. 取消醫療和製藥業的專利限制，大規模研發和生產有效的抗流感藥物，並免費分發。工會和病人組織民主控制下的全球醫療發展計劃。 3. 補償中小農戶的損失，對農業大公司和大農場實現民主公營化。為小農戶提供低息貸款，鼓勵以合作社的形式集體生產，用有利於環境和人類健康的農業取代現在以利潤為導向的農業生產方式。 4. 需要立即實現全面的民主權利，才能保障信息真正公開。建立由前患者和活動分子組成的民主委員會監督疫情，確保病人權利。結束一黨專政！ 南海本田再次罷工 2013年3月18日晚上， 曾經在2010年發生罷工的南海本田工人再次罷工。今年這次罷工的原因是工人對公司提出的工資漲幅不滿。公司提出的調薪方案，一到五級員工工資漲幅分別為 10.2%（220元）、12.3%（330元）、19.8%（760元）、19.8%（1030元）、18%（1550元）。 在南海本田目前的 2,000 多名工人中，一線工人 ( 一級員工和二級員工 ) 占比 80% 以上，資方的方案無疑讓大多數工人不滿。工人認為此方案只對級別高的員工有利，但對於低級員工就十分不公平。於是，組裝科的員工就開始停止工作，結果全廠都開始停產了， 在停工的壓力下，第二天工會與資方的談判重啟，有30多名工人代表在場旁聽。最後結果是一級員工漲幅提升至14.4%（310 元），二級員工亦提升至16%（430元），再每級加50元房屋補貼，其他級別不變。漲薪後，一級工人的到手工資有2,600元。 2010 年著名的本田罷工被視為“中國新工人運動的轉折點”，工人提出重組工會的口號。工人罷工堅持了長達半個月直到6 月4日前夕，期間面臨鎮壓的威脅，甚至是來自官方工會的被稱為“小黃帽”的暴徒。作後資方作出讓步，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 33.1% 。 本田工會之後被重組，之後每年工會都和資方協商工資漲幅。這被一些勞工維權人士視為推行集體協商的機會。 然而這並不是官方工會良心發現，而是由於統治階級面臨越來越多的罷工，害怕工人鬥爭進一步激進化，不得不試圖通過一些改良措施來壓制工人鬥爭。 資 產階級媒體《金融時報》對富士康宣稱建立“真正工會”的計劃毫無遮掩地表示：“富士康的提議與其說揭示了中國勞工權利的發展，不如說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在面 對城市化、勞動力短缺和經濟放緩等社會壓力時的務實態度。當局意識到，要使工人們不走上街頭，就要讓他們對工廠事務擁有更有效力的話語權。沒有黨的批准， 富士康不可能考慮自由選舉的想法——中國沒有自由選舉，即便在工作場所也是如此。事實上，仍會有一些重要的約束因素來限制工會代表的自由。選舉產生出的富 士康工會領導人仍需得到官方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批准方可任職。” 而據全球化監察報導，在南海本田工廠，工會選舉受到多重操控，前線 工人的提名權被剝削。本田工會除了最下層的工會分會小組長不指定候選人外，其餘兩級都是上一級工會指定候選人才讓工人投票。這樣由上一級控制下一級，實際 上就是為了防止（代表政府和資方利益的）官方工會不喜歡的人進入工會委員會。 對於工會在這次工資協商的態度，受訪的南海本田工人認為工會的態度是管理者，它根本和公司站在同一陣線的。當有工人罷工，工會向基層工會小組長下的命令是“維持穩定”，而不是向公司反映工人的要求。 這樣工會當然不會對工資漲幅提出工人希望的要求。正如下表顯示，南海本田工資協商達成的增加幅度一年比一年低。這無疑讓工人極度不滿，而要繞過官方工會自己起來罷工。 2010年6月罷工後，本田正式工的實質加薪每月500元，增幅約33.1% 比如同樣位於佛山市的一家富士康工廠，數千工人因為不滿公司搬遷“分流資遣”方案不透明，於2013年3月28日下午發起罷工。由於經濟危機，該工廠訂單持續減少，規模逐年萎縮，而將逐步搬遷至煙臺，首批搬遷約 5000 工人將被分流遣散。 而 據媒體報導，4月10日，天津摩托羅拉天津廠7,000工人大罷工。去年年底摩托羅拉天津工廠出售給偉創力後，工廠就賠償問題一直未能和工人達成協議，部 分工人4月10日下午開始堵塞工廠大門，迫使子房要求合理賠償方案，迫使第二天資方與工人代表會面談判，但未有達成任何方案。 中國工人逐漸意識到官方工會的真面貌，下一步工人需要組織起來（即使在目前只能是地下的），建立真正屬於工人自己的工會。 六四：對今天民主鬥爭的重要教訓 香港：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有十多萬人參加。在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來說，每次的悼念晚會成為抗議行動，反對不改革、不悔改的中共獨裁，為了政權續命而殘酷屠 城。迄今，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容許寸進的民主改革，反而加大鎮壓力度，將維穩機器。過去三年維穩費增加2,000億人民幣，超越軍費開支。 新中國領導層承諾“經濟改革”去討好銀行家、資本家和右翼國際機構（如世界銀行），但斷然拒絕民主化，並將之定性為“西方制度”。 香 港燭光晚會的搞手再次高叫“平反八九民運”的口號。但口號的意思是什麼呢？顯然，要求獨裁政權道歉並招認屠殺，如同叫魔鬼不再吸血，是徒勞無功的。要真正 的“平反”，唯有重建運動！即為未來中港的新群眾鬥爭，在組織和政治上作出準備，並汲取八九年的教訓 – 中共如何鎮壓運動。 “占領中環”有從歷史學習嗎？ “占 領中環”的討論展開，運動旨在未來香港的普選議題上，向中共獨裁施壓，吸引不少有志引領鬥爭向前的人的興趣。因此，今年分析六四運動特別切題。可是，“占 中”的主要發言人顯然沒有從1989年的鬥爭汲取教訓，甚至也無視最近的“占領華爾街”以至阿拉伯世界反獨裁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強調要限制未來的運動， 拒絕“激進”手法，以免激起北京強硬的反彈。這聽起來更像是廢棄八九鬥爭而不是任何的平反！ 例如，戴耀庭向《南華早報》指（2013年 5月21日），占領中環是“有限制和有條件的公民抗命”。限制鬥爭規模，可見完全低估我們面臨的挑戰：要打擊中共獨裁。連能量巨大的八九運動都未能贏得中 共的退讓，戴耀庭“有限度”的占中如何能達至這目標？泛民主派領袖跳上“占中”的政治救生艇，目的有兩個：一、要在未來運動挽回自己日漸消失的影響力。 二、要抵制不可避免會推動真民主改革更激進的群眾抗爭。 六四燭光晚會的主辦單位首次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並以“愛國愛民，香港 精神”的口號取而代之，反映泛民領袖趨向以逢迎中共獨裁，誤以為可以在普選上取得有意義的退讓。事與願違的是，泛民開始軟化自己的立場，反而令北京更容易 以小修小補矇混過關。（更深入分析箇中原因，請閱讀《社會主義者》雜誌21期的社論《激辯“占領中環”》） 戴耀庭坦然主張“中產階級運 動”，並要限制年青人的參與，徹底違背1989年的經驗。同樣，這些想法反映“溫和泛民”恐懼未來鬥爭會演化成激進的運動。香港近年反政府示威者都是手無 寸鐵，因此占中發言人就“非暴力”的說法，是非常誤導和不平衡的。2003年反廿三條的鬥爭，會因為“有限制”而勝利嗎？1萬人的集會會比50萬人更有力 嗎？我們應該緊記，2003年時溫和泛民自封運動領袖，想與政府妥協，避免攤牌，在2010年時又投票支持中共認可的政改方案。 八九年 的學生領袖沒有清楚呼籲挑戰和替代獨裁政府形式的另一選擇的綱領。學生反專制、反官倒的訴求得到群眾響應，鼓動了人民起來行動。這些訴求的確燃起了鬥爭， 但要令運動持續並帶向勝利，是需要更多的。須要一個清晰的綱領，包括立法選舉產生革命立憲會議，全國各市組織群眾委員會、由工人和貧農政府結束一黨專政、 保證全面民主權利，同時實現緊急措施去提升工資、退休金和群眾普遍生活水平。這包括團結底層士兵，呼籲他們加入鬥爭，拒絕接受北京屠城的命令。 違反法律？ 雖 然北京的學生領袖有著政治上的弱點，但也準備違反中共鄧小平不民主的法律。人民日報惡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論（據聞是鄧小平親筆撰寫）命令示威者結束占領天安 門，並回校上課。政府禁制學校與學校之間的溝通，並禁制學生與工人連繫一起，並全面禁制學生和工人的獨立組織。八九的示威者拒絕服從鄧小平的命令，他們知 道如果受制於中共的“法律”限制，運動必敗無疑。 同樣，在中國的法律下，天安門廣場學生當時要求反專制、爭民主，是“煽動叛亂”的政治訴求。這與香港“溫和”泛民政黨近年揚棄“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形成對比。這種自我閹割的邏輯在今天已經體現，在鬥爭開始之前，泛民已經降低對2017普選訴求的叫價。 在普選提名委員會上的議題最為清楚，沒有一個真正的民主派會接受的。任何提名委員會，不管是如何構成，都是設計用來削弱群眾的影響力，造成“妥協”的結果而有利統治菁英。因為比起控制群眾自由的投票，政府和統治階級更容易控制封閉的提名委員會，即使是“選舉”產生的。 占 中發言人將“守法”奉為至高無上，與八九天安門學生形成強烈對比。再者，他們刻意將“守法”與“非暴力”扣在一起。八九年的與其他群眾鬥爭可見，兩者並非 完全一致的。六四屠城以及隨後中共的白色恐怖是法律認可的。相反，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命令解散天安門集會後，數以十萬計的示威者回到天安門，這 是公開違法的行為。同樣，警察在過去兩年動用胡椒噴霧上升兩倍，是合符法律的，卻與“非暴力”相違。 八九屠城並不是因為群眾“違法”，而是因為運動有潛力推倒中共獨裁。任何嚴肅有力、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皆會面對獨裁政權的鎮壓。這不是指鬥爭是無希望的，或者應該限制它，而是需要策略和領導，將鬥爭升級並確保勝利。 法 律制度是建基於捍衛統治菁英的利益和特權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共產”官僚。即使在西方所謂“民主制度下”，司法獨裁不過是一個迷思 – 統治階級的政治決定和壓力在各層面都反映出來。香港連西方水平的“民主”也不是，而我們近月見到的審判 – 禁制碼頭罷工、推翻外傭居港權、打擊激進示威者 – 反映統治階級加強鎮壓，以抵制工人階級和挑戰現存制度的人。 工人階級是勝利的關鍵 占中的領袖們決定在未來的民主抗爭中扮演中產階級的角色，這不但沒有跟隨 1989年的強大傳統，更重複當年一些最嚴重的錯誤。89時的學生領袖認為不應該鼓勵工人參與運動，甚至認為不應讓工人進入廣場。不過這主要是在抗爭的早 期階段的錯誤。期後因為基於群眾運動的經驗，以及學生中最醒覺的一群了解到與工人階級團結抗爭的重要性，於是改變了立場。占中的領袖們實在沒有任何藉口忽 視當年六四的教訓。 如Maurice Meisner描述，“學生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於工人階級的〕階級偏見，很多反對工人參與民主運動的學生認為工人沒有紀律和容易引起暴力。有人提出，工人的參與會讓政府有藉口使用武力．．．”（《毛澤東時代和之後的中國》，1999） 在 早期的天安門示威中，學生糾察隊被指示要圍成人鏈，阻止工人加入。這個錯誤的立場被隨後的事件所顛復。特別是在五月份，在數百名學生開始發起了絕食後，成 千上萬的工人從工廠、辦公室、包括政府部門、甚至警察也參與了示威。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解釋，因為工人階級掌握著決定性的經濟力量，所以其參與對任何 要求社會變革的群眾運動都是關鍵的。這發生在1989年，同時也在今天的埃及、突尼斯和其他經歷革命性動盪的國家中發生。 無論是不是自 覺的，那些嘗試限制或分化運動的領袖或政治組織，實際上也是在為獨裁政權服務。學者陳雲也是一樣，提出香港的民主抗爭與內地的群眾運動毫無關係，其擁護的 香港沙文主義，裝扮成激進的自治概念，並主張香港民鬥爭與內地無關。陳雲收割了群眾對泛民妥協的不滿，但他自己的邏輯是一樣的 – 中共在內地的罪行與“我們”無關，陳雲甚至號召杯葛六四晚會，指這議題與香港無關，可謂誤人子弟。任何真正反專政的鬥爭都是跨越邊境的，正如我們見到埃 及、突尼斯和阿拉伯各國。再者，中港兩地我們面對共同的壓迫者中共獨裁，試圖以地域、某種地方語言或者族眾來限制或分裂群眾鬥爭，都是註定失敗的。 號召總罷工 1989 年五月中，工人階級在群眾鬥爭的影響力激增。中共政權意識到，工人正在激增化，會令政權在工廠失去支持根基。一件事件總，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豎起“民主女 神像”（具有爭議性的，有被視為親美表現），中共官員想派北京最大工廠的煉綱工人去拆除民主女神像。在晚上時分集會人士數目下降時，這在物理上是有可能 的。但最後中共高官和公安間諜放棄這樣做，恐懼“這樣會激起反彈，令更多工人支持運動。”（Quelling the People, Timothy Brook, 1992） 工人當時尋求帶領鬥爭前進的方法，明白到純粹抗議去“引起政府關注”是不夠的。運動已經超越這個水平。中共政 權支離破碎，正在掙扎求存，而鄧小平已經準備血腥鎮壓。不幸的是，因為沒有有意識的工人革命組織，可以集中和加速認清政治任務，讓工人階級奪取運動的領導 權。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勝利。 工人階級最戰鬥的部分，開始提出總罷工的訴求，以支持學生的民主綱領。悲劇的是，學生領袖反對，認為罷工 過於激進。這是與今天中港兩地狀況最切題的教訓。但我們社會主義者提出罷課行動，例如在2012年反洗腦鬥爭要求全港大罷課，我們認為這方法（尤其如果由 工人領導）可以達到反專制政權所需的鬥爭水平。這與提倡暴力，或與民粹政客（例如陳雲）所提出的勇武社運沒有任何關係。 當然親政府陣營 和資本權貴，無論如何都會這樣攻擊我們。2003年他們用這樣的理由攻擊七一遊行，今天他們用同樣的理由攻擊占領中環，指社會會墮入無政府狀態，經濟被破 壞。資本家和中共政權一樣抵制民主變革。對香港的資本權貴來說，鄧小平是一名英雄，而六四屠城只是“枝節”。 這就是為什麼必須通過社會主義的政策打破資本家對香港經濟的不民主的控制。 在四月至五月的碼頭罷工期間，李嘉誠的法律代表誣告工人“不 守秩序”，又指工人示威牽涉安全問題，以贏得禁制令打擊罷工。統治階級動用殘酷的手段，但媒體和宣傳機器卻將爭取民主、捍衛工人權益的人為“搞事”和“暴 力”。有組織和民主運行的群眾行動可以削弱這些輿論攻擊，並同時贏得群眾對激進手段的支持 – 罷課、總罷工、堵路、組織民主群眾委員會。運動要贏得勝利，這些都是需要的。 1989年的鬥爭在去到這個水平前，已經被鎮壓。雖然群眾 果敢站出來，但欠缺不可或缺的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以推翻獨裁政權為任務的革命黨，而中共鄧小平一翼較堅決和有組織。桑塔亞那講過：“那些未能汲取歷史教訓 的人，就註定重複它。”不幸的是，占中領袖無視1989年的教訓，但是我們社會主義者以這些血腥教訓為依歸。因此，我們主張通過激進的群眾鬥爭，立即全面 實現民主權利，而非小修小補，或者為獨裁政權續命的交易。 吉林屠宰場大火 – 工會事關生死 “屠宰場”一詞在6月3日一場吞噬吉林寶源豐禽業公司的大火之後，獲得了一個新的可怕涵義。大火在短短數分鐘內就吞噬了工廠，造成駭人聽聞的傷亡 （即使以中國驚人的工業安全事故記錄為標準）。至少121名工人死亡、77人受傷。悲痛欲絕的親屬完全有理由向工廠老闆、政府官員和後來抵達現場的防暴警 察發泄憤怒。 “我們看到一天內動員數百名警察來對付像我們這樣的人。但是如果他們之前能夠把請警察的錢中很小一部分花到工廠安全上面，結果會如何呢？”一名當地居民告訴《南華早報》。 距離吉林省會長春100公里遠的德惠的這家工廠的安全生產管理，被政府監察員稱為“極其混亂”。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這樣的判斷總是來的太遲——在生命已經被奪走之後？兩名公司高管已經被警察拘留。但是即使他們受到嚴厲的懲罰也無助於避免此類災難再次發生。 在大火中失去侄女的姚春雪（音譯）說這是一場“人禍”。火災的原因似乎是用於工廠製冷系統的氨罐發生一個或多個爆炸。倖存者稱火焰迅速蔓延而電燈熄滅。遇難人數如此之高的主要原因是工人被關在燃燒的大樓內，大多數出口被管理人員從外面鎖上。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工人從裡面撞擊鐵門和呼救，後來撞擊聲逐漸消失，”一名生還者說。 災難的起因不難找到。其中包括不人道和非法的勞工實踐，完全缺乏安全設備和訓練，政府官員在合適的價碼下會閉上眼睛。而缺乏真正的工會來爭取基本安全生產管理和保護工人權利是使許多中國工廠成為潛在的死亡陷阱的最大的一個因素。 犯罪目錄 德惠工廠的大概300名工人中只有三分之一逃離了火災。下面的事實說明了原因： 加工車間的六個門中的五個被從外面鎖上，這明顯違反安全規定。這卻是寶源豐工廠防止工人“在未經同意下休息”的慣例。 德惠火災成為了一個政治議題，當地黨國機關鎮壓任何遇難者親屬和其他居民的聚集。燒焦的工廠外面拉起了警戒線，警察阻止親屬在該地區聚集。當局擔心未經許可的集會會威脅“穩定”。 根據《南華早報》報道，憤怒的當地人在6月4日（星期二）堵塞了交通並和警察發生短暫衝突。該報稱一千人在6月3日包圍政府車隊。一些家屬抗議警察暴力。一名到現場尋找其妻子下落的36歲的人說，他被防暴警察毆打並被監禁數小時。 一場憤怒的網上討論在悲劇發生後進行。網民批評國家主席習近平沒有像“其他國家的領導人”那樣取消對美國和拉美的訪問，返回國內。 廣泛問題的信號 吉 林火災凸顯了中國令人震驚的工作安全事故記錄。每年有7萬人在這個“世界血汗工廠”工作時喪生。官方數據顯示工業事故率在過去5年下降了33%，然而這仍 然是高得讓人無法接受。而同時農產品工廠中火災事故較去年同期增加8%. 甚至親商媒體《南華早報》也承認，“在競爭激烈的行業，為了搶奪合同和利潤，規則普遍被蔑視。” 這裡工作條件類似於其他低工資經濟體如孟加拉的血汗工廠。位於孟加拉首都達卡的拉納廣場的工廠大樓在4月26日垮塌，造成超過1100名紡織工人喪生。 在工作場所普遍違反安全法規和中國一連串食品安全醜聞（從皮革奶、三聚氰胺奶到鎘大米）之間存在聯繫。這些都是一個只為了賺錢而不顧其他問題的瘋狂制度的症狀。 這樣的貪婪和魯莽並非如一些人說稱的來自“人性”，也不代表了一種合理的經濟運行方式。在寶源豐火災當天，省會長春的醫院報告有10倍於通常鮮血人數的當地人自願為災難鮮血。這樣的自發團結行為顯示人性的真面孔，有別於資本家和他們集權保護者的貪婪天性。 爭取獨立工會的鬥爭 為 了讓中國工廠和工作場所更加安全，獨立和民主控制的工會是必要的。一個真正的工會有別於獨裁當局的偽工會，就如同安全的食品和飲用水有別於中國大量的有毒 假冒產品。在其中工人能夠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推出獨立的安全監察，加強工廠規章和反抗管理人員虐待，這將改變工作場所中的權力平衡。 相 比禁止獨立工會的中國礦業，在更貧窮的南非，礦業工人能夠建立他們自己的工會。數據顯示出工會組織是事關生死的問題。在南非礦業中的死亡人數從1984年 的774人下降到2010年的128人。而在中國每兩周遇難礦工的人數（大約每周50人遇難）就幾乎相當於南非全年的礦難人數。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向德惠災難的遇難者家屬和倖存者表達我們的哀悼和慰問。我們警告不能信任任何官方進行 的對災難真正起因的調查，因為其根植於官商勾結的關係網下資本家貪婪和對工人生命的枉顧。只有爭取民主權利和獨立工人組織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真正改變。這 場鬥爭將不可避免地挑戰中共獨裁統治和富豪精英。 中國：劉志軍的高速審判 啟動中國龐大高鐵項目的前鐵道部長劉志軍，因貪污於6月9日在北京受審。超過477份法庭文件詳細列舉了他二十多年來的貪污罪行，其中11人涉及賄賂劉志軍而獲得職務升遷或者商業合同。用貪污來形容劉志軍是遠遠不夠的。 然而，庭審竟然連半天都不到就結束了，證明這場庭審完全是作秀。“高速審判”在這類案件中司空見慣，法庭在中共的其他機關達成的決定上蓋上橡皮圖章，然後在被告有機會答辯前，將之迅速帶走。 根據官方媒體《京華時報》，劉志軍被沒收的資產包括374套房產（價值8億人民幣）、16輛汽車，612件藝術品以及大量股票。該報亦報道，在涉及劉志軍濫用職權的案件上，扣押凍結人民幣79,553萬元、8,525萬港元、23.5萬美元、2,232萬歐元。以當前利率兌換，涉案的金額總值8.82億人民幣。在劉志軍被捕的時候，央視曾報道他收受的賄款高達10億元人民幣。 法院輕判 然而，檢察官沒有就全數款項起訴劉志軍，只是指控他在1986年到2011年期間，接受賄賂6,460萬元人民幣，劉自己亦含淚承認。這不過是劉志軍非法所得的零頭，案件的關鍵事實是被法庭掩蓋的部分，而非法庭揭露的部分，這在中國並非沒有先例。正如，最近其他高調的案件亦如是，例如在谷開來、王立軍的審判，以及薄熙來未來某個時候可能接受的審判，檢察機關刻意減小被告的罪行。官員劫掠的嚴重程度被淡化，來減輕對中共黨國（中國貪污滋生的源頭）的打擊。 鐵道部長期以來一直是貪污的巢穴。2010年以來超過15名高級官員由於貪污被免職。劉志軍的手下張曙光，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在同一時間被捕，並被指控將28億美元鉅額資金轉移到海外銀行賬戶上。如此鉅額的資金被盜，可見2008年的刺激方案令鐵道部等政府部門預算臌脹，貪官從中發財。根據國家審計局在2011年的調查，通過假發票、非法招標和馬虎的財務管理，京滬高鐵這個旗艦項目的預算被盜50億人民幣。 劉志軍出了名從鐵道部授予的每份商業合同上收取個人回扣，養成“裙帶資本主義”的風氣，和私人承包商建立關係，例如幫助陝西商人丁書苗獲得30億元人民幣的鐵路合同。據報道，丁書苗安排年輕女性與劉志軍發生性關係，其中包括（丁的公司出資的）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多名演員。香港《明報》報道，劉志軍有18名情婦。 “假審判” “這如常是一場假審判 ”維權律師浦志強說，他預計法庭判決會“遵照領導人的意願而不是法律”。對高級官員的審判是按照劇本寫好的表演，儘可能避免為執政的中共帶來政治風險。在中國拜占庭式的政制下，調查貪污往往是中共內部權鬥的計謀。有報道稱，劉志軍企圖通過賄賂進入中共領導層，甚至政治局。根據新加坡媒體，他曾打算花20億元人民幣“買”副總理的位置。 2011年2月劉志軍被前領導人胡溫拉下馬。這是胡錦濤派別（團派）對其前任江澤民派別（上海幫，劉志軍所屬的派別）先發制人發動“打擊”的一部分。由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爆發最高領導人人選爭奪戰，中國政府內部鬥爭（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升級。前重慶黨委書記薄熙來（也是江澤民的手下）在2012年3月免職和被捕，可見鬥爭導致兩派出現罕見的公開分裂。 胡溫不僅將劉志軍搶奪權力的企圖消滅在萌芽中，以此來削弱江派，更把目光投向解散鐵道部。由於鐵道部在全國經濟中占有重要位置，常被稱為“計劃經濟的最後堡壘”。胡溫解散舊鐵道部的政治議程已經其繼任者習李完成。中共領導層利用鐵道部的貪污醜聞和危機污名，通過媒體來消除對新自由主義改造的抵抗。無論是來自政府內部還是公眾，對票價上漲和低利潤服務的削減，都感到擔憂。 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 因此劉志軍僅僅是眾多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張。新的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試圖平衡兩派利益，左右逢源，以此鞏固他自己的位置，同時限制黨內派別鬥爭，防止其升級成公開的“內戰”。劉志軍案件還沒有被宣判，不過看起來劉會獲得法庭“寬容處理”，連檢察官都在法庭上為其求請。這種“違規”干涉，甚至連中國演出式的審判標準都不符合，因而激怒了網民。新浪微博上，刊登了一個嘲笑檢察官請求寬大處理的帖子，在一天內被轉載12萬次。 “寬大處理”意味著劉志軍將逃過死刑，類似於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審判模式。這結果可以是習近平向江派擺出和解的姿態，而江派將要對此作出某種交易。一些人揣測這聯繫到薄熙來的命運。薄熙來的下落已經是國家機密，他似乎已經消失在“雙規”的黑洞當中。 有傳言稱，尚未被正式起訴的薄熙來拒絕與檢察機關合作。薄熙來作為高級別的太子黨，在中共黨國內部仍然有權勢的保護人，親薄的太子黨勢力正在幕後向習近平施壓，要求減輕刑罰，而且在政府外也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支持。目前階段還不清楚習近平及其新領導層，僅僅是為了小心翼翼避免重新觸發派系戰爭，或者對薄熙來的策略是有可能對江派中另一高層人物發起新的攻擊。 這有可能聯繫上前安全沙皇和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命運。周永康在去年平安退休，但是據信他和薄熙來的陰謀有干係，如竊聽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電話，包括胡錦濤。最近宣布的對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的調查，可能是開始對周永康動手的信號。郭永祥，周永康的親密盟友，被懷疑未指明的“嚴重違紀” —— 對腐敗較委婉的說法。“這很有可能與報復周永康有關，”資深中國觀察家林和立（Willy Lam）說。對周永康的攻擊很可能和更廣泛的經濟“改革”議程有關，類似於解散鐵道部的步驟。周永康，也是一名太子黨，對石油部門擁有實際控制權。 由於薄熙來完全不服從，而不像劉志軍、谷開來和王立軍那樣按照劇本認罪，當局無法將薄帶到法院開庭。長期批評薄熙來的法學教授賀衛方說：“即使只有一絲一毫的不配合，他們都不敢開庭。” 但是，如果進行秘密審判，會被公眾質疑掩蓋真相，而損失公開詆毀薄熙來聲譽的宣傳價值。因此，劉志軍可能被用來作為“誘餌”，“哄”薄熙來或至少是其背後的強大勢力的，讓他們接受一項協議，為繼續處理薄熙來案鋪平道路。 前鐵道部作為第二大的政府機構，僅次於軍隊，坐擁鉅額預算，是舊經濟模式的象徵。談到解散鐵道部，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前國家計劃機構）下的智庫任職的王一鳴稱，這“表示國家將產業領域由計劃經濟改革為市場經濟的道路上，清除了最後一個‘堡壘’。” 鐵道部的龐大資源使得中國能夠在5年內創建世界最長的高鐵網絡。但是和自由派經濟學家言論相反，這並不是“計劃經濟”，甚至連毛澤東下的官僚計劃經濟都算不上。相反，這是規模龐大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一例，鐵路的擴張偏向資本主義發展，推高房價和讓有裙帶關係的人發財，而不是滿足社會的需要。不僅如此，民主監督和控制完全缺乏。最初有報導指，對劉志軍指控包括他請風水師制定新鐵路項目開動的日子，雖然這一指控在最終的法院起訴書中沒有提到。 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中國需要的是大規模升級常規鐵道線路，並將電力網絡現代化，減少對大量運煤車隊的需求（現時占全部鐵道交通的三分之一）。相對當局大張旗鼓地片面強調服務極少數人的“白領線路”，這要合理得多。自然，當前數十億元的項目被貪污的承包商、濫收物資費用、嚴重超支所劫掠。京津高鐵的總費用超出預算67%。 瘋狂的擴張步伐同樣提出了安全的問題，“豆腐渣”工程和“設計缺陷”，特別是後者在2011溫州事故中被提到。這場事故中，兩輛子彈頭列車相撞，40人遇難，200人受傷。報告稱劉志軍“對事件負有主要的領導責任”，但是這一事實也在法庭的起訴書被忽略了。調查高速鐵路項目中不合格材料的記者受到威脅，而官方審查機關下令媒體封殺相關報導。 安全問題進一步推高了高鐵網絡的成本，在溫州事故後其運行最高時速降低50公里/小時。《財新》雜誌報道：“[京滬]線路在每晚列車停止服務後需要花4小時進行維護。每天清晨兩輛列車（分別從北京和上海出發）在線路上進行空車試行。每10天，子彈頭火車和鐵軌會接受安全大檢修。” *更難掩蓋的問題是鐵道路累積的債務，在2008年到2012年間上升一倍。在2012年第三季度，鐵道部負債2.7萬億人民幣（4,340億美元），這接近希臘的國債（4,900億美元）。 自由派用債台高築作為主要論點，推動解散鐵道部。儘管就百分比來看，鐵道部債務低於中國國企平均負債率，可見中國經濟中債務危機的嚴重性。 習近平的反貪運動 將鐵道部解散，分拆為行政和商業兩個機構，並將劉志軍投進監獄，代表了習近平宣傳自己為“經濟改革者”和“腐敗剋星”的小勝利。就任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發動民粹的反貪運動，承諾“老虎、蒼蠅一起打”，即高級官員也不會倖免。習近平並不願意將民主問責引入政體中，而說“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 一個更加高水準的、相對少貪污的獨裁統治藍圖。 自由派往往過於沉醉表面而非實質，最初因而燃起了希望的曙光，認為習近平會啟動“政改”（局部民主化）。隨著現實水落石出後，用列寧的話來說，對政府“不切實際的信任”則石沉大海。事實上，習近平最近向毛澤東取經“整風”，模仿薄熙來的偽毛派民粹主義（但避免任何反資經濟議程），令自由派愈來愈恐慌。習近平的“毛澤東主義”是中共形左實右的又一例子 － 一方面利用毛澤東遏止呼籲政改的聲音，一方面推行右翼親資經濟議程。 如同他的前任，習近平打算小心和選擇性地動用反貪的雙面刃，不同的是動用更精細和民粹的媒體宣傳，來提升自己的反貪形象，即使反貪措施多為表面。其中包括禁止官員公開揮霍，並更嚴格審計政府部門和軍隊的支出。與龐大的政權腐敗比起來，這些措施不過是塗脂抹粉。“我覺得這不過是一場政治秀，這應該被看成節儉或打擊腐敗”奢侈品愛好者 –丹尼爾．吳說。 根據“全球金融誠信”在2012年10月份的報道，中國經濟從2000到2011年的非法資本外流總金額達到3.79萬億美元。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說：“僅僅在過去五年裡，超過60萬 [中共] 官員由於涉及貪污活動而被調查。”她補充說：“其實應該被調查人數可能接近600萬，甚至6000萬。”（對外關係委員會，2012年12月10日） 遭到調查的貪官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其中遭到刑事起訴的更是寥寥無幾。正如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貪官被判監禁的機率不過3%，使官員貪污成為低風險高回報的行為。”在二十多年的高速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以及近五年來對經濟瘋狂刺激後，今天中共黨國從頭到腳沒有一處是乾淨的。這和疾病纏身的前國民黨政權荒誕地相似，美國前總統杜魯門曾對國民黨驚呼：“他們都是強盜，每一個人都是。”而當前領導人如此渴求限制貪污的方法，竟然深入鑽研中國歷史。正如《新華社》報道，政治局甚至邀請兩名歷史學家參加“第五次集體學習”，概述封建王朝如何處理貪污和促進廉潔從政。這一新聞遭到網民的嘲笑。自由派評論者張力帆說，由此可見習近平當局旨在建立“黨的君主制” 因此，儘管習近平能夠從之前的反貪“戰利品”（如劉志軍和可能受審的薄熙來，儘管他們都是被習近平的前任拉下馬的）中獲取政治資本，他同時避免更大範圍的打擊，因為這可能引發派系衝突，過度揭露中共政權的混帳。 而同時，當局轉而壓制呼籲更嚴格、更具體的反貪措施的活動分子。在5、6月份，十多名活動分子由於在北京和江西拉起橫額抗議，要求官員公布財產而被逮捕。習近平當局也加強了對社交媒體的控制，防止貪污在網絡上過度曝光。許多中共官員對“微博反腐”的現象不安，尋求保護。對於習近平打壓奢侈品，《新華社》報道官場內流行的新口號：“悄悄地吃、輕輕地拿、偷偷地玩。”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人譏諷說，劉志軍是第一個“公示財產”的中共高官。 中國環境污染前所未有 中國的環境污染前所未有地嚴重。在城市居住的人生活在充滿煙霧的環境下。中國從2001年開始監測空氣質量，而今年1月是北京和其他北部主要城市空氣質量最差的一個月份。一月中，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監測的北京空氣污染指數“爆燈”，小於2.5微米的顆粒物水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安全標準的40倍。北京當時的醫院住院人數激增了20%。 霧霾天氣（即空氣因充斥煙霧、塵埃及直徑少於2.5微米的微粒，而變得混濁不堪）使能見度減低，在連接北京、香港和澳門的高速公路便曾試過在9小時內發生40宗車禍。中國空氣質素惡化，主要是由於中國的能源需求（主要是燒煤）、汽車，以及工業迅速擴張。中國的媒炭使用量有爆發性增長，去年是40億噸。中國現時燒煤的數量大概是其餘全球的總和。在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無疾而終後，中國的碳排放量差不多翻倍。 口罩成為了城市人的出門必需品。空氣淨化器的產品熱賣，但只有買得起的人才能負擔。瑞士企業IQAir製造的空氣淨化器，在這裡的售價高達3000美元。該公司中國區CEO邁克墨菲（Mike Murphy）透露，在2013年頭三個月，產品銷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父母大大地改變小孩的生活模式。學校取消了戶外活動和郊遊，父母把他們的兒子和女兒關在家中。中產或以上的家庭會選擇有空氣過濾系統的學校，一些國際學校更在運動場上建起了體積巨大的穹頂。研究也指出，孕婦吸入污濁空氣會導致她們下一代患上自閉症、抑鬱症和出現注意力集中問題的風險上升。 過去幾年，空氣問題極度嚴重且不斷惡化，令人民越來越憂慮。政府曾作出承諾，但從沒具體實行過。亞洲開發銀行和清華大學今年發布的報告指出，世界上污染pansfly最嚴重的10個城市有7個在中國，中國500個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達到世界衛生組織空氣質量標準。一份有關全球主要致死原因的科研指出，2010年，中國有120萬人因戶外空氣污染而過早死亡，幾乎占全球總數的40%。 家長擔心子女的健康。企業高管稱，一些有小孩的中產和上層階級，以及外籍人士已經開始離開中國，這一趨勢可能導致人才大量流失。但中國的大多數人口，農民、民工、貧窮的家庭、老人和小孩，只有繼續留在這個環境日益惡化的地方。 六月份，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公布10項措施改善空氣污染，嘗試減低大眾對煙霧的焦慮。包括強制公開重污染行業企業環境信息，中央政府誓言重點行業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強度到2017年底下降30％以上。但類似的承諾實際上已在過去食言，而李克強的新措施與政府努力維繫的力保7-8%經濟增長有所矛盾。中共政府在這些議題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立場。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為了達到自身利益，往往無視中央的命令。它們操控統計數據，嘗試壓制不利的數據，包括反對污染工業的環境抗議數量。 今年三月, 超過一萬隻死豬漂流在上海附近的黃浦江，其提供上海居民五分一的飲用水。死豬來自上游浙江嘉興的一個大型養豬場集中區，它們的屍體被養豬場老闆丟入河道。中央政府於2011年開始要求各鄉鎮政府，對每頭病死豬的豬農給80元無害化處理補助，但結果各鄉鎮村政府不但無給豬農補助金，反以排污費等名義強行徵收豬農每頭死豬約80元。死豬事件後，嘉興市豬農才得知補助金事宜，豬農向《蘋果日報》記者表示“從來沒收過一分錢死豬補助”。嘉興市政府為平息事件，採取上繳一頭死豬可獲5至10元“獎金”措施，豬農均指這是貪官搪塞上級的對策。在孔家堰村登記收繳死豬的許伯向記者稱，曹橋鄉街道辦自3月22日起派他到該村口登記，每天上繳約70多頭死豬，但“從登記到現在，上級沒有發過一分錢。”（《蘋果日報》，28-04-2013） 幾星期後，同一地區爆發新型禽流感H7N9，導致37人死亡。世衛警告，H7N9是“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之一。 死豬和流感事件反映資本主義下，農業唯利是圖的危險性，過度擁擠的飼養環境、濫用抗生素和化學藥物等。研究人員曾揭發大型豬場裡大量濫用抗生素的情況，更將幾種抗生素混在一起大劑量使用，其結果是導致豬極易患病。為了讓豬賣得高價錢，豬農還會餵豬食用砒霜（有機砷）使其長得皮紅毛亮，即使砷是公認的人類致癌物！ 官方首次承認“癌症村”的存在 中國政府環保部在2013年2月官方文件首度承認中國存在“癌症村”。從1998年開始就有媒體報導了“癌症村”現象，但當局一直極力否認。這份文件指出：“有毒、有害化學物造成多宗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症村’。” 但這份文件在三月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被環保部高層指控為“不適當的”，內地的媒體收到指示，避免使用“癌症村”一詞。 工業污染排放造成的水污染是癌症村的形成主因。位於上游工廠排出未經處理的工業廢水含有重金等毒素，住在下游的村民飲用後造成村莊大規模的癌症病發。目前中國有459座癌症村，而全國癌症致死率在過去三十年上升80%，每年270萬人死於癌症。 大陸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已達2000萬公頃，占全國總耕地面積的1/6，並且還呈現不斷加劇的趨勢。其中鉛中毒在中國農村爆發，這是因為化工廠和冶煉廠的工業廢料沒有經過任何排污處理，直接排到河流和棄置堆填區。鉛破壞腦和神經系統、肝、腎等身體器官，兒童尤其易受到影響。過去兩年半，中國31個省級行政區中，至少9個發生成千上萬名工人、村民及兒童因暴露在鉛環境中中毒，主要是因為電池工廠及金屬精煉廠的污染。2011年一份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的調查報告披露，中共當局為了隱瞞病情，並沒有積極救治，而是禁止父母帶孩小檢測血鉛，而且繼續讓鉛中毒的孩子們住在高污染的工廠附近，當部分家長去上訪時，卻被中共地方當局打壓。該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每3名孩子中就有1名血鉛偏高，就是說中國上億的孩子將可能面對終生的身體殘廢和智力障礙。 中國環境災難有多嚴重？ 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迅速發展，使中國環境災難嚴重惡化。人民因為嚴重的空氣、水、土地、食物的污染而憂心忡忡。2013年由海內外環保專家的報告指出，全球十大污染城市中，中國占七個，包括首都北京。連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報”也報導，中國的空氣，水和土地質素在近年顯著惡化。 中國大陸毒食品泛濫。毒米、毒奶粉、毒蔬菜、毒水果、地溝油、瘦肉精等，令住在中國的人無一倖免。最近五月新聞報道，中國最富有的省份廣東約有一半賣出的大米含有致癌物－鎘。廣東政府檢查大批超鎘含量的大米來自湖南等地。這令許多消費者和商鋪抵制在湖南省購入大米。重金屬鎘來自土地水源污染，會積累人體，傷害腎臟及骨骼。 政府有數以百計的特別農莊，為菁英供應安全的農作物。這令情況更陷入惡性循環，政府對污染行為無動於衷，並壓制受害者。中國的父母因為恐懼毒奶粉會殘害自己的孩子，於是紛紛搶購國外奶粉。2008年，一場毒奶粉醜聞導致了六名嬰兒死亡，造成數十萬名兒童患病。受害兒童的父母組織起來嘗試尋找事件真相，卻被政府極力打壓。其中一位受害兒童的父親趙連海，就因此被監禁兩年半。 近日大陸公布的《2012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去年全國發生的環境抗議，水污染抗議占達9成之多。報告指出198個城市有近6成（57.3%）的地下水水質被評為“差”或“極差”，超過三成的主要河流為“污染”或“嚴重污染”。 環境抗議 過去兩年，中國的環境抗議有上升趨勢，包括城市如大連，天津，廈門，昆明，數以千計群眾上街示威反對興建化工廠。關於環境的抗議和暴動自1996年以來平均每年上升29%。 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結合了新自由主義與一黨專政最壞的特質。這代表著混亂不堪及缺乏任何民主控制。中國現在太陽能光伏電池和風力渦輪機的產量世界第一，但其風電場產量的約三分之二被白白浪費，因為其電網缺乏需要的投術來對此進行充分吸收。中國的太陽能產業主要用於出口，已經製造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同時也造成龐大的煤電使用量。要拯救數以百萬人的生命，改變混亂無序浪費資源的制度，只有社會主義能夠解決，推倒資本主義，將經濟置於民主的控制之下。 中國：債務困局加劇危機 最近，世界金融市場再次發生動盪。六月十九日（星期三），美國聯邦儲備局宣布，今年年底會收縮廉價信貸的“量化寬鬆”政策。翌日，由於中國國有銀行體制陷入流動性危機，造成各大金融市場的恐慌，各大銀行拒絕互相借貸。這個信貸短缺的局面，反映對中國債台高築、不可持續的經濟局面產生恐懼，以及愈來愈依賴既不透明、又無監管的影子銀行。 由於中國貨幣市場凍結，一夜間銀行與銀行之間的借貸利率飆升至突破紀錄，《華盛頓郵報》看到“與最初美國金融市場崩潰時可怕地相似”。《金融時報》上海記者歐陽德（Simon Rabinovitch）評論（2013年6月21日）：“直至幾天前，中國面臨即時的經濟危機只是一個大膽預測，只有最大膽的淡友才敢下此判斷。但在星期四當短期的貨幣市場利率升至28%時，預測有危機存在似乎不再稀奇了。” 雖然在央行介入後，銀行之間的借貸成本從高峰處滑落，但在6月24日（星期一）仍處於苛刻的水平，令全球股市再度滑落。上海股市在6月24日下滑5.3%，令過去四星期里市場衰落20%。全球的交易所亦急劇下滑。中國經濟過去五年是全球增長的主要驅動器，支撐著全球能源和商品的高價格，並彌補舊工業化國家的衰退。 降低GDP增長預測 五年前全球危機開始後，全球資本主義變得依賴前所未有的低廉信貸去支撐生命。各國央行將會收緊貨幣刺激政策，造成金融市場的鎮痛。幾星期來經濟數字顯得暗淡無光，然後中國金融市場最近發生動盪，證實了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放緩正在加速。各大預測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降低本年中國GDP增長的預測。去年，GDP增長為7.8%，是13年來最低，但數據顯示本周將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的GDP增長很可能進一步降低。很多分析師都懷疑，中國今年能否達到政府目標的7.5%GDP增長。銀行業不穩定令局面增加不肯定性，可能會重創全球資本主義經濟。 多個因素造成流動性危機，令各銀行之間的利率上升。中國各銀行爭相在季度決算前造好資產負債表。再者，價值約1.5萬億人民幣的理財產品將會在六月底到期。這些複雜且很多是“次按”的金融產品近年激增，是由於銀行開發新手段去避開政府限制信貸。今次央行拒絕增加銀行體系的流動性去挽救銀行。 雖然今次情況似乎是政府和央行（PBOC）驅使的，正如BBC稱之為“國家贊助的信貸短缺”，但問題是為何要實施如此嚴厲的措施？“中國領導人似乎要避面泡沫爆破造成的災難，通過一定控制下的小崩漬來避免大崩潰。”《華盛頓郵報》的馬科斯．菲舍爾（Max Fischer）2013年6月20日指出。特別政府最近採取各項手段控制理財產品的增長。理財產品是影子金融業的主要範疇，現時估計總值13萬億人民幣。 如果是這樣的話，中國人民銀行採取了高危的對策。雖然這不能完全與2008年雷曼兄弟崩潰的情況比擬，後者觸發了全球信貸危機和金融危機，但今次情況也是政客和央行銀行家為了將紀律加諸金融市場上而拒絕挽救市場。《華爾街日報》記者格力．史提芬就北京立場作出評論：“至少，這似乎是以不顧後果的手段向市場加諸紀律：有風險造成一次違約，或者無意中製造謠言，造成更大的體制問題。”《經濟學人》將之形容為“非常笨拙的手段去控制信貸增長”。 中共統治者是“掌握著局面”的，這想法受到嚴竣挑戰。《金融時報》的歐陽德亦表示：“過去一星期的吵吵鬧鬧中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北京根本不能全權管理中國經濟的。” 過去十天，中國國家媒體充斥各種流言，有指中型銀行破產，也有指在山東和內蒙古等省牽涉“鬼城”投資項目的地方政府機關連串違約。流言滿天飛，令中國銀行被迫發布聲明否認有貸款違約。更不祥的是，6月20日彭博新聞報導，央行動用82億美元介入，以助全球最大銀行 – 工商銀行舒困。 中國銀行體系陰雲密布、流言紛飛，明確的畫面永遠不會浮現。中央當局與名義上受其控制的銀行捲入邊緣政策的遊戲。中央當局上星期關閉流動性的閥門，作出警告以力求節制失控的信貸膨脹，約束銀行對影子銀行領域的依賴。 債務危機 無論即時後果是什麼，近日的戲劇性事件是對中國不可持續又大規模的金融體系不平衡響起了清晰警號。 “我想人們不真正明白的，是（危機）程度已經不止於流動性危機，而是債務危機，因此這不是可以消失的。”北京經濟學者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指出：“他們的現況是，他們整個經濟體是以債務運行的。” 即使中國銀行體系及經濟很大部分是國有的，而且國家由獨裁者運作，令其有自己的獨特性質，但這不會容許中國違反經濟的地心吸力原則。正如《社會主義者》雜誌曾經警告，在目前累積的債務規模下，特別是自從2008年中央政府的4萬億人民幣刺激方案後，中國金融危機只是時間問題。惠譽國際評級公司最近的報告指，相比起隨著刺激方案而來的“現代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信貸臌脹，4萬億本身只是冰山一角。 惠譽的報告指，直至2012年末，中國各銀行及影子金融機構的未償還債務由2008年GDP的125%，上升至GDP的200%。《中國證券報》發布了更高的數字，指金融體系的總信貸高達GDP的221%。從2008-12年，整體信貸從$9萬億美元上升至$23萬億美元。“他們用五年複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體系。”惠譽的北京高級董事朱夏蓮（Charlene Chu）指。 從政府較早前試圖猛烈煞車而起不到作用，可見中央當局失去對信貸膨脹的控制。單單2013年的第一季，中國放發了7.5萬億人民幣的新貸款。正如湯姆．荷蘭（Tom Holland）在2013年6月25日《南華早報》指出：“這比起中國奧運投資暴漲的2007年整年創造的信貸更多。” 注入龐大信貸變得必須，是為了避免舊債變壞，觸發公司破產浪潮及負責累累的地方政府違約。根據法國興業銀行的研究所指，中國公司今年的總利息償還將會達至1萬億美元，多過任何其他國家。 工業領域由於大規模產能過剩而減低了利潤，導致很多新信貸都被用來投機在房產、商品或其他新形的影子金融產品，谷起了金融泡沫。中國的房屋市場有著歷史上最大的房產泡沫，有大批房屋空置，也有“鬼城”破壞風景。 影子銀行擴大 根據摩根大通集團所指，2010-12年期間，影子銀行業的規模上升了一倍，貸款總值36萬億人民幣（GDP的69%）。影子金融體主要由“不上資產負債表”的貸款和投資產品組成，由國有銀行製造出來，逃避政府的控制並隱藏不良貸款。惠譽的朱夏蓮估許，影子銀行大約四分之三的交易都直接或間接與主流銀行有關。 引用《博彭通訊》的一份報告，從影子銀行的擴大，可見中國經濟體成為了“信貸廢品舊貸商”，每當政府政策限制從正規銀行獲得信貸時，銀行就“走後門”。最近幾個月，影子金融體的擴大加速，是大部分的新借貸造成的。 2013年首五個月，社會融資總值（經濟體總信貸的量度指標）從2012年增長52%，當中有三分之二來自影子金融業。這肯定是危機將至的信號，亦解釋了過去一星期央行的激烈行動。 經濟的陣痛將至 信貸收縮發生在一連串暗淡的經濟數據公布後。上周有統計指，6月中國製造業活動跌至9個月新低。滙豐銀行的採購經理人指數的預覽指數從5月的49.2跌至6月的48.3（低於50即負增長）。不只製造業進入蕭條，本周發怖的《中國褐皮書》報告指：“早前強勁的零售及服務業現在收入開始下降，經濟正在全面衰弱。” 去年夏天，中共十八大前為了帶起經濟增長而推出迷你刺激方案（總值約$1,600億美元），效果明顯已逐漸消逝。這預告了一個未來的嚴重問題 － 新信貸產生的經濟回報是遞減的。“過去四年，每一元人民幣所產生的額外GDP增長由0.85跌至0.15，是枯竭的信訊。”安布羅．伊萬斯普里查德在2013年6月16日《每日電訊報》指出。 《金融時報》將央行的強硬措施詮釋為“是好新聞也是壞新聞”，寄望這會阻止未來階段更嚴重的信貸崩潰。但這報章又說：“制止信貸暴漲往往是危險，特別在中國，很多信貸都潛伏在資產負債表外，常常在龐氏騙局式的交易，並受不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影響。在這些市場同時進行調控和限制流動性，增加誤算的危機或意外，可以激發當局想避免的不穩定。” 即使中國的央行在目前僵局“打贏”了各銀行，並成成灌輸更嚴格的信貸紀律，這仍會推高借貸成本，讓整個經濟體吃了痛楚的藥劑，並進一步令GDP增長減緩。公司債券市場已經受到打擊，增加了公司的借貸成本。正如日本野村銀行警告：“我們期望未來幾個月一個痛苦的去槓桿化過程。製造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會發生一些違約。” 雖然現在可能避免了全面的金融危機，目前空前的債務水平對整個經濟體仍然將會負擔沉重。正如惠譽的朱夏蓮警告：“如過去一樣，他們沒有辦法丟棄資產問題。我們想這個銀行危機會與1990年代末非常不同。” 中國大部分的經濟體都是國有的，當銀行崩潰時，政權都不會袖手旁觀，而會與1990年代一樣介入從而挽救危機中的機構。但即使政府拯救銀行，今天要付出的代價比15年前更沉重，而且嚴重拖累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時，透過通漲、征重稅以及公共領域重組架構，巨大的成本將會落在中國人民身上（特別是工農和窮人）。BBC的財經編輯佩斯頓（Robert Peston）警告，中國“愈來愈危險地與日本1980年代相似 － 大規模投資泡沫緊縮，妨礙了一整代的增長。” 央行現時的賭博適切於習李的公關形象，兩人都想在執政早期表現自己是“當真的”。正如媒體報導，他們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推出重點的親資經濟改革方案（可能今天對銀行的有意破壞是“市場力量”扮演更大角色的例子）。但中共最害怕的是政局不穩、群眾上街，即類似“金磚四國”其他國家例如巴西大規模反抗的前景，中國領導人無疑在緊盯著巴西局面。從目前金融業的不穩定可以論證到，中國的“奇蹟”年代已經過去，中共獨裁者面臨動盪無常的未來。 中國：李克強準備經濟“休克療法” 高盛的中國發言人哈繼銘最近宣稱：“中國基本上告別了8%的GDP增長”。該銀行在6月的研究報告進一步預測，“從現在至2020年的7年間，年均增長率可能會下降到接近6%”。儘管，與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疲弱的表現比起來，（如果官方數據可靠的話）這一經濟增長率仍然很高，但中國經濟已經離開了快車道。就算未來幾年的增長率保持在7%以上（許多人現在都很質疑），中國經濟也已經陷入嚴重危機之中。債務水平激增，失控的“影子銀行”信貸急增，讓中央政府掌控經濟政策的努力失效。工業產能過剩和過度建設前所未有，表明了未來會面對痛苦的經濟“改正”和可能的“硬著陸”，形成總理李克強展望的“痛苦的經濟轉型”的背景。 除此之外，中共政權本身也到達了一個轉折點。由於習近平拼命解決激烈的內部矛盾，並想化解日趨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試圖鞏固自己的權力，重要的轉變因此發生，當中一點是告別以前的“集體領導”模式，嘗試強加一種“波拿巴主義”的個人獨裁。 “怪物經濟” 許多評論者說，中國經濟已經變成了一個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彭博社》稱：“這是非正統實驗產生出來的一隻強大的怪物，並越來越脫離其製造者的控制。”當然人們也可以對歐美經濟作出相同的評價，而且新領導人的親資政策無法解決問題。但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爆發後，中國推出2008年的刺激方案，自此中國的債務爆炸性的擴張，是任何大經濟體沒有發生過的。整體信貸在2008-12年間，從9萬億美元躍升到23萬億美元。惠譽的北京高級主管朱夏蓮說：“他們在5年間複製了整個美國商業銀行系統。” 越來越多的評論者將當前中國緊張的金融局勢和美國在銀行崩潰之前的形勢比較起來。渾水研究公司曾經揭露過數宗中國公司帳目醜聞，該公司的卡森．布洛克警告：“我們認為中國國內銀行系統是一個爛攤子，巨額的不良貸款，或者貸款等著走壞。中國放貸人的問題比金融危機前夜的西方銀行業問題更大。” 中國影子銀行業占去年新增信貸的50%，其增長尤其令人關注。不僅是信貸的龐大規模展現了（僅僅上任7個月的）習近平和中共新領導層目前的嚴峻問題，而且大多數影子銀行實際上是主流銀行的分身，顯示中共獨裁失去了對銀行系統的控制力。這反映該經濟體走向“金融化”，新增信貸注入到投機或者回收舊貸款，而不是進入生產性的投資。 一間國有鋼廠的副總經理解釋這現象的基本理由，他以匿名對《路透社》說：“我們能把資金用於擴大生產嗎？絕對不行。如果我們生產更多，只會損失更多。我們只能依靠其他渠道。”他解釋，鋼廠每賣出一噸鋼，就會損失一兩百元人民幣，因此轉而通過“委託信貸”（影子銀行業的類型之一）放貸。這只是許多非金融國企從事影子銀行活動的一個例子。 23年來最慢的增長 去年7.7%的GDP增長是13年來最低的。如今許多人估計，政府不會達到GDP增長7.5%的目標，如果真的如此，2013年的增長將會是23年來最慢的。在最近省級官員參加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說：“再也不能簡單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論英雄了。”這顯示，他的團隊強調遏制失控的信貸，約束大量愈來愈浪費性的投資。然而，改變經濟道路決不是簡單的任務，存在著各種風險，包括金融泡沫爆破、銀行危機或者信貸擠壓而引發硬著陸。 中國出現有史以來最大的房產泡沫，當中很大一部分的房屋空置。目前世界城市建設的60%都在中國，然而每建成一套面向中低收入人士的房屋，同時就有十套豪華房屋建成（如上圖）。不用說，這顯然不反映該國的經濟人口分怖。根據官方數據，2011年的房價是2007年的四倍。最近一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稱，現在世界上10個最難負擔的房屋市場中有7個在中國（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廣州和重慶）。建房熱潮令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背負上沉重的債務。官方《新華社》在7月5日報道，內蒙古煤城鄂爾多斯的區政府被迫借貸來支付職員工資，而當地地方政府積累了2,400億元人民幣債務，但該市去年的財政收入只有375億元。鄂爾多斯並非只是特例，而是更廣泛的問題的一個徵兆。 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承認，中央政府並不了解地方政府積累了多少債務，警告說之前公布的估計值過低。2010年的一項政府報告稱，地方政府債務為10.7萬億人民幣，相當於當時GDP的25%。然而，根據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說法，這一債務現在很可能超過20萬億元。但是，2010年之後就沒有完整的數據公布，政府顯然害怕真實的畫面會毀掉中國銀行業（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立的華麗外表 － 似乎健康的資產負債表和極低的不良貸款率。 從“漸進式改革”到“休克療法”？ 總理李克強的經濟議程，綽號為“李氏經濟學”，即通過“痛苦的”重組銀行和國有行業，以實現可持續（即更慢的）GDP增長，讓經濟遠離史無前例的債務水平，而依靠更多消費和私人投資。他在三月底首次以總理身份露面時，告訴世界媒體：“這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國家媒體反覆提及這一主題。在6月份信貸緊縮時，《新華社》評論：“為了建設更可持續的經濟，銀行業第一個承受這種痛苦， 但肯定不是最後一個。” 李克強的經濟團隊被國際資產階級譽為最具“改革頭腦”，由朱鎔基的前助手主導，包括副總理馬凱、財政部長樓繼偉和央行行長周小川，其中馬凱和周小川都是太子黨。朱鎔基班子的“業績”包括毀掉六千萬個國企工作崗位。 李的政策，如果全面實施，相當於用通縮的“休克療法”震動（以資本主義“市場”實踐運行的）經濟，因為除此之外幾乎已經無路可走。“休克療法”並不來源於意識形態（新的中共領導人們是“現實主義者”，其目標在於關鍵的國家主導的部門，特別是金融部門，而不是在整個經濟實施。其目的在於打破當前國有部門對信貸的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閒置產能。所採取的方式是通過私人投資將這些部門置於更大的“市場力量”之下。但是這是一個高風險的做法，而且已經面臨一些重大的問題。“李氏經濟學”的一個即時效果是，實際貸款成本（高於官方利率）上升可能導致進一步的信貸荒，而這可能讓政府希望的“受控制的”減速變成全面的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能面臨會否拒絕注入新的刺激措施的一場提早試驗。 資產階級評論家（從全球危機中甚麼也沒學到） 讚揚中共新領導層的“強勢”開端，將之視為把中國轉向可持續增長軌道的唯一途徑。但是俗話說，事與願違。李克強計劃的改革給全球GDP帶來的影響很可能是負面的。中國是過去十年創紀錄的燃料和礦物價格（尤其推動了非洲和拉美的經濟增長）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的主要引擎。中國也是124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把美國擠到世界第二位（76個國家）。中國經濟增長變得緩慢的步伐，將波及曾個全球經濟，將資本主義的問題擴大到世界範圍。“世界對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做好準備了嗎？”“李氏經濟”的堅定支持者斯蒂芬·羅奇（Roach）提出了這個問題。 太子黨和中共 十八大（去年11月），一黨專政頂層進行所謂的“權力交接”。中共有時被稱作“一黨兩派”——指的是精英太子黨派別和平民出身的團派。來自“紅色權貴”家庭的太子黨，首次占據獨裁制度中大多數頂層席位。這顯示了他們對未來的擔憂和拒絕政治改革。通過新式的王朝繼承，統治精英希望確保一黨專政的延續，來保護他們紙醉金迷的財富（通過掠奪大量國家資源得來的）。習近平家族財富估計為3.76億美元；是（包括17名百萬富翁的）英國內閣成員總財富的三倍。其他頂層太子黨積累的財富甚至更多。正如被推翻的中東獨裁者的腐敗集團，太子黨明白如果一黨專政垮台，他們就完了。他們的任務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這一制度。 習近平是太子黨的頭目，然而他不想只作為太子黨派別的工具，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權力基礎。他在兩派中找平衡，左右逢源。這一平衡手法同樣是為了控制激烈的派系競爭，防止出現公開的分裂。表現出的是，習近平的陰謀活動加強了該政權精神分裂的特徵，政策之間互相衝突。當局越來越民族主義，強行干預有爭議的海域，而這表面上否定了北京向美國和東南亞國家（但還不包括日本）尋求“共同”解決方案的和解姿態。一方面快速升級其軍隊，擴大其在拉美和非洲的影響力（派遣戰鬥部隊到馬里，而這已經是其第四次參與聯合國干預非洲的行動），而另一方面中共希望避免和美國直接衝突，這顯示在其對前美國國家安全局人員愛德華・斯諾登的立場上。 習近平的“毛轉”是這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中最突出的：在講話中引用毛語錄和在一定程度上借用身陷囹圄的薄熙來的風格。但是這絲毫沒有任何激進和反資本主義的東西。毛的幽靈被用來打壓異議聲音（包括在該政權機構內部），尤其壓制呼籲民主化（所謂的政改）的聲音。像鄧小平一樣，習近平明白“打左燈向右轉”。他和總理李克強計劃在今年秋天的中全會上提出大規模的親資本主義經濟“轉型”計劃，其中和可能包括金融業去管制，開放一些國有壟斷行業以及私有化。當然可能包括一些受歡迎的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改革類似種族隔離的戶籍制度（即使如此，也會是有限和漸進的）和可能部分放鬆獨生子女政策。 拒絕“民主化” 習李領導層尋求鞏固專制統治的同時，通過一些經過選擇的和很大程度上是形象工程的政策來贏得回公共支持。如打擊腐敗和“享樂主義”以及越來越民族主義的論調。但是其拒絕政治改革，害怕哪怕是有限的民主化都有風險引發政治危機，加劇群眾反抗和瓦解中共黨國維持內部衝突派別的“自我紀律”。土耳其、巴西和埃及的事件加強了習近平反對政改的決心。莫爾西在埃及被趕下台後，國營媒體出現一系列的文章回應，例如《人民日報》和《環球日報》都強調社會穩定和警告“西方模式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度”。 “中國領導層從埃及得來的教訓是他們必須得緊緊把握權力，”政治評論人章立凡說。“經濟現在面臨走低，身處北京的領導人需要更迫切地維持穩定。任何權力的損失都有可能讓他們崩潰。”然而這並不是什麼新的評論，而不過是再次加強了習李領導層的這一面貌。中國觀察家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說，習近平“痴迷於戈爾巴喬夫現象，他不想成為歷史中的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群眾鬥爭：一個學習曲線 當前有持續大量的群眾鬥爭，然而仍然相當分散。2012年發生了18萬起和土地有關的抗議，以及不計其數的罷工。在2011年爆發重大抗爭的烏坎村，前抗爭領袖之間發生分裂，並被指責沒有實現要求取回被盜土地的訴求。烏坎無疑是一場非常重要的鬥爭，因為村民在他們的鬥爭中民主地自我組織取得的程度。不幸的是他們 在2011年12月 把同意解散這一民主組織作為條件和中共省級領導人達成協議。認為獨裁制度中衝突的一派會放出“改革”立場信號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正如在烏坎村，空頭許諾往往“像會跳票的假支票”伴隨著更多的打壓。這些悲慘的經驗無疑教育了一些土地活動分子和其它人對中共的任何層面都不抱信任。 北京一家藥用品工廠的一百名工人由於未被支付遣散費把美國資本家劫持為人質，成為了世界新聞。這一策略越來越被廣泛使用，五名中國經理（上海中技樁業）由於工資拖延而被劫持五天。 由於經濟轉壞，引發一波外包，企業倒閉和搬遷潮（包括般到工資更低的經濟體，如孟加拉和柬埔寨），大多數罷工是抵抗性質的——要求未支付的工資、獎金或者企業倒閉或企業搬遷的賠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數據顯示，2012年有6.20萬工人由於工資拖欠向當局投訴，總共涉及200億元的工資。而這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隨著經濟減速，工人面臨重大的新挑戰。新政府毫不避諱其推動“痛苦的”政策的計劃。儘管習近平和李克強希望在這一藥片上裹上一些民粹主義承諾，如擴大福利復蓋（我們早已聽過了）和改革戶籍制度（我們也聽膩了）。該政權從其階級立場出發毫無選擇，只能發起對工人階級和窮人新一輪的攻擊，讓他們來支付中共獨裁者們和他們的資產家同夥的投機盛宴。高度負債的地方政府（債務超過全部政府支出的80%）難以提供資金用於擴大福利網絡或者（通過戶籍改革）吸納進移民工人。正如在許多其他例子中，地方政府將竭盡全力來規避和忽視中央政府施加的社會支出新承諾。 這些矛盾為即將到來的時期的群眾抵抗的爆發準備燃料。新的內部危機和經濟衝擊可能讓政權內部癱瘓，並打開可以讓工人階級用來贏得讓步和自我組織的開口。建立工人組織（最初是地下的）和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對於組織反抗資本主義危機和獨裁統治的鬥爭十分重要。 深圳：和黃旗下鹽田港碼頭工人再起工潮 綜合網絡與社交媒體消息，9月1日（星期日）起深圳鹽田港數百名吊機和作業工人因不滿工資過低和公司不履行發放子女獎學金的要求而發動持續2日的罷工。 深圳鹽田國際碼頭是由香港首富李嘉誠的和記黃埔集團與深圳國資委等 合資經營的國際集裝箱碼頭，分成一、二、三和東港區碼頭。和記黃埔間接控制股份約占三分之二左右。今年四、五月間香港持續四十天的碼頭工人大罷工也是發生在和黃集團下屬的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當時和黃集團為破壞香港碼頭工人的罷工，和黃集團曾將大量作業貨物與船舶轉至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可參見中國勞工論壇5月14日發布的《碼頭工人罷工四十日後結束》一文。 與香港國際貨運碼頭的工人一樣，目前在鹽田國際碼頭一線作業的工人多為外包的承包商僱傭，隸屬於近20家不同的承包商，工人多以外省工人為主。工人平時工作需要日夜24小時三班輪休排班，有些工人因此甚至三、四年春節不能回家。事實上早在2007年時鹽田港近千碼頭工人就因為十年間沒有漲過工資，而進行為期4天的大罷工。當時深圳市政府直接介入勞資糾紛，迫使工人復工。此後工資雖然得到部分調整，但工人要求建立工會等訴求並未得到實現。 但即使在2007年罷工後進行的工資調整仍是杯水車薪，根本沒有解決工人的生計問題。2009年鹽田港還曾發生過小規模的工人罷工。根據網絡披露的2011年鹽田港外包碼頭工人收入標準，一線理貨工人時薪水為每小時10.5元，吊機司機的時薪為每小時11.5元，迄今未有新的調整，遠低於2013年深圳當地規定的14.5元的最低時薪。（詳情請見《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加薪“黑幕”》一文。 公司為安撫員工曾經承諾的給予子女就學提供獎學金的許諾也從未兌現。加之最近，由於經濟不景氣，據說碼頭計劃將工人的每周工作時間從原本每周至少五個工作日調整為每周四個工作日，這就意味著工人的收入將進一步減少。 因此從8月起，不少工人就開始向直接僱傭的承包商和鹽田港碼頭公司申訴要求調整工資，但是未獲得任何積極回音。故從9月1日（周日）起發動正式罷工，要求管理層對經濟訴求儘快答覆。據參與罷工的工人表示，此次罷工幾乎是多個部門多個組別的全員參與，而非少數人的局部罷工。 根據目擊者和部分貨物運輸從業人員的網絡描述，由於罷工，待裝貨和裝箱船隻無法離港，而送貨的船舶停在外港遲遲無法靠港。並有大量待作業的集裝箱滯留港口或無法進入堆場停留在路面，造成鹽田路明珠道路段往鹽田港碼頭的道路嚴重堵塞。 罷工發生後，保安已經封鎖碼頭與港區，深圳當地媒體試圖進入現場採訪也被阻攔。而網絡上除了在微博、個人博客、推特和部分海外中文上有對罷工的零星披露外，沒有任何主流網站進行報道。事實上2007年鹽田港碼頭工人罷工曾經得到包括網易和新浪等主流網站的報道。 根據鹽田區政府官方微博9月2日中午消息（@鹽田發布），鹽田國際集裝箱碼頭公司約250名岸吊及龍門吊司機集體停工聚集在鹽田國際大廈食堂內，反映加薪等系列訴求，導致國際碼頭內船舶靠岸後部分生產操作受到影響。我區人力局等相關部門第一時間趕往現場進行調解，經過協商，目前雙方初步達成一致意見，現員工已陸續離開聚集地，返回各自工作崗位。 但是，據一些貨運從業人員晚上九、十點在微博上發布的消息，當天下午鹽田港碼頭仍然處於半停工狀態，無人進行裝箱、吊運和查驗等作業，外港待泊船舶仍未正常進港。所以，罷工是否如官方所說的已告結束，還是勞資雙方仍在博弈之中，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勞工論壇和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的罷工抗爭，正如當初支持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罷工一樣。無論是2007年鹽田港罷工和今年香港碼頭工人罷工的結果都說明，工人階級需要一個由工人自己民主選舉產生的具有鬥爭意志的獨立工會，需要不同工人間的階級團結和互相支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反對資本家和當局的分化瓦解與殘酷剝削，團結工人的階級力量並實現自身的經濟與政治訴求。而不到半年，在一河之隔的深圳鹽田港碼頭工人和香港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的發生的兩場罷工更是說明團結抗爭的現實意義。 中國：一黨專政的十字路口 中國已進入了一個尖銳危機的時代。領導人顯然也了解到了，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承認現在的危機可以在十年內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而新任總理李克強則不斷警告著改革的必要與“痛苦”。 既然新的領導們都認識到改變的必要，那他們會進行哪些改變？而這些改變又會走到多遠呢？ 過去的幾年我們不斷警告著中國的經濟將面臨崩潰。現時的經濟已經對信貸上了癮，在某些方面中國的信貸危機比2008年美國的金融爆破前還要嚴重。房屋投資現占中國GDP的14%，而2008年時只占美國GDP的6%。而不受控的影子銀行已經達到3.6兆美金，相當於德國的GDP的總和。 地方政府的欠債亦是危機所在。一份2010年的政府報告指出地方政府的債務是1.6兆美金，占當時GDP的25%。但一名前財政部部長指現在的地方政府欠債已達到3.3兆美金。 產能過剩是這一危機的表現，新的信貸成為了不顧社會經濟需求和實際需要的盲目投資。估計中國40%的工業產能是在長期待機，而在部分行業這數字更達到一半。中國在風力發動機及太陽能電板領先世界，但大約三分二的風力產能被浪費掉。而太陽能產業同樣擁有大量的過剩產能，中國的太陽能電板的生產是全球需求的兩倍！江蘇榮升制船廠是中國第三大制船廠，而今年還沒收到一張訂單！制船業的老闆們警告中國一千六百間制船廠將可能在2015前有近半會倒閉。這最終可能不會發生，畢竟地方政府或銀行會不理北京的意願插手拯救倒閉企業，而這只會加大產能過剩的問題。 惡化的經濟數據更證明了這一點。各大預測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都降低了對中國今年GDP增長的預測。 2013年的經濟增長很可能只有7.5%，是23年來最低的。而這仍然低估了危機的嚴重性，因為官方的數據本身也有很多的水份。大多的經濟學者們都相信真正的增長只有6%左右。 其中一個經濟惡化的原因是所謂“計劃經濟”背後，實際上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官方的計劃往往只是紙上談兵，而中央政府對銀行和地方政府實質上已經失控。地方政府互相為了政治上的權威而盲目競爭GDP表現，同時亦是為了利用官方資金養肥各自的資本家精英。因此，各省經常違反中央的意願進行過度的投資生產。 “李氏經濟” 在現今的經濟背景下，李克強總理的經濟改革“李氏經濟”，強調著要“痛苦”地重整國有銀行及企業。這代表引入更多的市場力量來主導企業，並讓失敗的企業倒閉。其希望可以減低現時巨大的債務，並轉向一個私人投資及消費型的經濟。 但這是個具龐大風險的舉動。 “李氏經濟”的其中一個即時效果將會導致信貸緊縮（借貸的成本上升），並可能導致全面的衰退。 GDP的增長也會降低，而中國經濟的進一步放緩可引發新一輪的全球經濟衰退。同時，國民也會受到巨大的經濟打擊，尤其是工人、農民和貧民會受到更大的通漲、稅務和私有化的壓力。 中央政府將難以在一次進行四年前那個四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方案。雖然可能會有“隱藏”的刺激政策，例如在經濟放緩時提供緊急的貸款，李克強堅稱其不會放棄“痛苦”的轉型。但是新的信貸對經濟的影響已經不斷降低。每一元人民幣所能增加的GDP增長從四年前的0.85元，下降到現時的0.15。 中央政府實際上已經沒有能力控制經濟的發展了，銀行和地方政府不斷違反中央所訂下的信貸限額。影子銀行的占今年新借貸的75%，而影子銀行的金額比去年增長了60%。影子銀行的增長來自於國有銀行為了繞過中央的限制和掩蓋壞帳而另立的帳目。這個部分作為突破官方障礙而獲得新信貸的“後門”。這個情況其實跟歐美其他資本主義經濟在全球危機爆發前夕並沒有什麼分別。 因此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可能在未來三年內被迫要拯救銀行業。這表示銀行的債務就會變成國家的債務。大量的資本需要用來投入拯救銀行，並將會為中低產民眾帶來通漲與福利緊縮。中國的經濟也可能會變成日本式的長期放緩，並導致數以十年計的衰退。 中共權鬥 但李克強的改革在自己的黨高層內都不會一帆風順，這連繫到伴隨著經濟危機而惡化的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共有時會被稱為“一黨兩派”，這是指中共黨內所謂的“太子黨”和“共青團派（團派）”兩個主要派別。 在去年中共十八大中，中共首次性地由太子黨奪得領導權。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名是太子黨成員。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自己就是太子黨，家族的財產估計有3.76 億美金。 中共各派別間的權鬥並不是意識形態性的，政治上亦不那麼清晰（各派都支持資本主義復辟）。太子黨是指過去毛澤東時期黨領導的家族後代，他們作為高乾子弟利用權位和關係在各個國有企業中建立的自己的利益王國，並累積了巨額的財富。他們主要希望保護自己的龐大財富，並鞏固自身在國有企業和經濟的壟斷地位。他們就好像裙帶資本主義里的保守派。 團派則大多來自於“基層黨員”出身，並尋求挑戰和打破太子黨的壟斷，因為他們認為太子黨的獨大與自大會為政權帶來不穩。李克強總理就是屬於團派的。實際上，雙方都在保護自己的利益“領地”的基礎上支持經濟自由主義。 習近平作為最高領導人，其希望能夠在兩個派別間取得平衡，並將中共權鬥的規模限制，使其能夠控制整個國家機器。最近的中石油貪案、薄熙來案、劉志軍案（詳參考其他相關文章）實際上是各派為了瓦解對方的權力基礎的手段，這都顯示中共權力鬥爭已變得越來越失控。 沒有民主 一條經常會被提問的問題是：經濟改革會導致政治改革嗎？ 習李的新領導層希望透過反貪運動來鞏固自己的民意，並聲稱官無大小都會被打下來。所謂高官貪腐的審判實際上不過是場戲，實質是用來進行黨內權力鬥爭的手段。習近平的政策只是很皮毛地限制官員的一些奢侈的外表，而習近平跟本不可能實行更廣泛的反貪腐運動，因為這會揭露出中共更多的醜聞，甚至可能會導致整個政權的崩潰。 因此，反貪運動本身就是個高風險的政策。事實上，此運動已經向政權反彈，讓民眾感到更有自信去自己進行反貪官的鬥爭。七月，陝西省神木縣上萬人包圍政府大樓，抗議該地貪官的升遷，指控官員挪用公款，並廢除了免費教育和醫療等福利。 這是為什麼習李政權不會進行政治改革。他們懼怕連最低限度的民主化都會導致政權的崩潰。習李政權可能會作出一些民粹的政策，譬如改革戶籍制度，但是政權的真正民主化幾乎不可能。相反地，政權正在加大鎮壓。 中央政府甚至向學校老師發出了一份“七不講”，其中包括了新聞自由、民主以及貴族資產階級。而土耳其、巴西、埃及的群眾運動更堅定了中共反民主的決心。埃及穆爾西的下台引發了中共喉舌的口誅筆伐，指西方“一人一票”的民主不可取，並強調社會的和諧穩定。 就連香港作為北京承諾能夠於2017年落實普選的地區，親北京的政客與發言人最近都不斷強調特首需要“愛國愛港”，並堅持要對參選人進行篩選，以防反中共的人士能夠參選。北京恐怕香港的“民主”會失控，這會導致中國大陸境內會發生連鎖反應。 在此狀況下，中共會在中國各地實行基本民主改革的機會就更渺茫了。 “改革不過是革命的副產品”，當中共面對強大的民主革命運動時，才有可能為求自保而作出民主讓步，但中共依然是不可信的！ 中國的社會矛盾發展已經比埃及和突尼西亞等國都更嚴重。國家基本上對經濟危機束手無策，中國很可能會是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繼歐美下一個的爆發地。面對不斷上升的民怨，中共的對策只會是更多的打壓，最終必會為自己帶來反效果。一個政治清晰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就算現階段規模較小並且需要地下進行組織，都可以在未來的危機與革命浪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正如南非的狀況一樣。 薄熙來審判結束 揭示中共危機加劇 前中共高官薄熙來在八月份經歷五天審判，結果卻出乎中共領導的意料之外。這更進一步曝露了中共的獨裁本質與其警察鎮壓機器。這審判被廣泛視為中國三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場，並讓人一睹國家與獨裁者內部如何深陷危機。 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領導人物，也是前中共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他在二零一二年被拉倒，並被起訴受賄、貪污及濫用職權。習近平和李克強的領導層旨在透過這場審判來加強其“反貪”運動，鞏固自己的威信。 他們一方面想抹黑和消滅這棘手的政敵，但同時容許審判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希望營造中國正在通向“法治”的“進程”的表象。因此，某種協議似乎達成，去容許薄熙來挑戰其中一些指控，並容許他對證人進行反覆盤問。但是從北京的立場來看，效果卻適得其反，薄熙來與他的法律團隊否認所有指控，並主導了整場審訊。 最揭露性的一刻是，薄在庭上表示，他被強迫作出虛假的供詞，說“我違心的承認過這個事情”。中國刑審大量使用迫供已是眾所周知，薄僅僅是證實了這點，但儘管如此，但由一名前中共高層口中道出這個事實，帶來了爆炸性的效果。薄本人也曾經使用類似手段，如在重慶打擊犯罪集團的“打黑”中，數以千計的人被逮捕並面對即決裁判。 政權失去控制 毫無疑問，薄將被判有罪，並被判長期的監禁（判決將於之後公布），但薄的這場審判並沒有像之前高官貪腐案件一樣，跟隨相同嚴密的劇本。他否認所有對於他的指控（幾乎肯定這超越了審判前達成的協議），他的自辯被媒體描述為“霸氣猶在”和“非凡”。他的抗辯成功打擊了數名控方證人的可信程度，包括被他判謀殺罪的妻子谷開來，薄熙來形容谷開來“已經瘋了、經常說假話”。相比起前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良宇（2008）和陳希同（1998），其兩人的審判在一天之內結束，薄的五天審判則長得多。可見，這場法院案件明顯走出了當局的控制。 庭審結束後，公眾普遍地認為，薄熙來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大多數人看到整個中共國家的腐敗，在這方面薄熙來與其他高官沒有兩樣。新左毛派一向視薄為現時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領袖，因而就薄的反抗感到鼓舞。但即使是政治上反對薄熙來的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倡議者，也紛紛抗議這場審訊距離公平還差一大截。 微博一項調查指出，在那些過往不支持薄熙來的人之中，四分之三的人在薄的庭審後對他有更正面的想法。控方案情也顯得非常薄弱，除了證人的證詞和薄自己的供詞外，幾乎沒有任何具體的證據。控方在薄收回所有的供詞後亂了陣腳。 由中共控制的司法系統嚴重地依賴口供，而往往是用強迫的口供來定罪。一位在香港的法律教授在2011年的一份報告發現，95%的刑事案件都有招供情況。隨著審判的發展，國家媒體加大了對薄的攻擊，去掩蓋檢察官的糟糕表現。 控方的任務也由於當局減少對薄的指控而變得更為複雜，指控只復蓋他涉嫌的輕罪中的一小部分。這已是了高官貪腐案件中的常規。當局不希望揭露真正涉貪程度，因為這將牽連到其他官員下馬，破壞整個政權。 當局對薄熙來的指控只涉及貪污和受賄約2,500萬人民幣，而且只牽涉他在掌管大連市的時期，完全不涉及更近期的重慶時期（2007-2012），避免涉及更龐大的金額，並且牽連其他高層人物。 如時事評論家們所指，2500萬人民幣對於今天的貪污來說並不是一個大數目，甚至比一些村官所貪的還少！在九月份，當薄被中共開除出黨時，中紀委曾公布薄的六宗罪，包括妨礙司法公正，及涉嫌有份參與在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被殺一案等（此案是谷開來被判死緩的原因）。作為協議的其中一部份，對薄的指控由六宗罪減至三宗。 薄在國家層面中仍然有相當強大的後盾和人脈（江澤民派系），很有可能是這些勢力對中共的領導層施加壓力，要求謹慎處理（限制指控），並給予薄在庭上抗辯的空間。這正是薄在庭審利用的一點。也有可能是由於這些後盾目睹中共權鬥似乎正在擴散，如針對薄的盟友，例如有“國安沙皇”之稱的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以及其同僚，於是慫恿薄去進行違抗性的自辯。 然而，儘管薄熙來否認所有指控，他的抗辯沒有超出一定的限度。他沒有揭發其他高官的貪腐，也無直接攻擊政府或司法制度。他聲稱自己是“被陷害”的，但只針對控方證人如商人唐肖林。明顯地，若果這場審判是事先安排的，操縱者必然是中共的領導層。這種自我審查很大可能是審訊前協定好的一部份；但這也同時反映薄熙來作為一個頂級太子黨，不論現在的領導是誰，都有意識保護整個獨裁政權。 從另一方面看，也可見薄並沒有偏離官方劇本：案中沒有提及任何他在管治重慶時期的政治紀錄。但重慶管治卻是他真正被清洗的原因。大多數中共的頂層反對他的偽毛派民粹主義－所謂的“重慶模式”，恐懼這會演變為反抗政權的運動。薄間中拒絕跟隨北京的路線，並為爭奪國家地位而沉迷於自我宣傳；這些在中央政府的眼中都是不可饒恕的。 審判為“透明”、“公開”？ 庭審結束後，官方媒體描述薄熙來的審判為“公開、透明，被輿論認為史無前例”。然而，若對比1981年的“四人幫”（毛澤東遺孀和三名“左派”共同被告）審判，薄熙來的審判實際上反映司法制度的公開程度有所倒退。在1981年，900人出席庭審，包括330名記者。但《新華社》報導，薄熙來的審判中只有110人出席，19名被挑選過的記者，一切國外記者不容許進場。今天的領導政權非常不穩，對比鄧小平的政權和其親資本主義政策，在1981年初期得到強大的支持，因而自信十足。*“四人幫”的審判為現場直播，但在薄熙來的案件中，只有網上微博的“現場”文字報導，當局操控一切發布的消息。隨著審判的發展和起訴案的破裂，對“即時發布”的操控變得嚴密。法庭內傳出數個真相在官方微博被刪掉，例如薄熙來聲稱他開除王立軍的決定是得到上級官員的批准，被估計為國公安部部長的周永康。 當局恐怕情況會失去控制（已發生），因而想去限制訊息發布的內容。薄在庭上有效的表現是對當局的一場痛苦的教訓，在將來對即使是有限度的民主開放也會更加警惕。 判決將會在稍後公布，這也將為政權帶來問題。如果薄的判刑過於嚴厲（例如死刑，這不太可能發生），可能會激發抗議，因為案件太過薄弱。與此同時，若果薄違背協議，或挑戰案件針對他的某項控訴，當局將會希望懲罰他的反抗，至少對其他人能有威懾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當致閉幕詞時，檢察官要求對薄作出“嚴厲的懲罰”，對比六月份鐵道部部長劉志軍的審判，檢察官要求“仁慈”的判決，因為劉有“合作”和承認了罪名。 判刑可能是15-20年的監禁或死緩，像劉志軍和谷開來的例子（儘管這些涉及更嚴重的罪行）。官方媒體也提出了對谷開來貪污而可能進行新審判，明顯地這在去年審判其謀殺案時從未被提到。這可能是國家對於薄熙來缺乏“合作”所作出的報復。 習近平反貪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正嘗試平衡黨內的不同派別，為求推動一個自由經濟的“改革”方案，同時嚴厲打擊要求放鬆政治管制的訴求。薄熙來是一名太子黨並代表著傾向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有更大操控的一派，而北京則主張更多的市場自由化。 傳統上反貪腐的運動從來是項莊舞劍，志在權力鬥爭。習近平想削弱阻礙其經濟政策一派的利益，並從強硬的反貪表現來贏取公眾的支持。但一旦反貪運動發展過火，將是危險的；可以觸發無法控制的權力鬥爭，併吞噬整個政權。群眾也將更勇敢地對抗腐敗的官員，如7月份發生在陝西省的抗爭，10,000人包圍政府，抗議涉嫌貪污的縣委書記 。 權鬥繼續 薄的審判結束，但中共權鬥尚未完結，甚至有跡象會蔓延。與薄有連繫的重要人物不是被調查，就是被拉下台。比薄更高級的前政法委書記及前國安部部長周永康可能是下一個被拉倒的高官。周永康也控制國家壟斷的石油業，似乎是習要打擊他的另一原因，作為鬆綁國家壟斷的一步，並帶來更多私人投資。 在周永康管治下，國安機器以龐大的比例增長，令維穩費用比軍費更高。習可以利用打擊周永康達到民粹目的，予人打擊“濫權”的印象。作為前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如果被立案調查，將會打破中共“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 ，即作為政治局常委有不會被判有罪，而政治局委員則可以免受死刑。 自去年12月以來，與周永康有關係的數名商人在四川（周曾為當地的省委書記）被逮捕。前四川副省長郭永祥在去年6月受到調查，此外中石油（中國最大原油生產國企）四名高層最近亦被罷免，正在接受調查。這些高層被稱為“石油幫”，以周永康為頭目，控制著國家石油公司。 另一名高層，國務院國資委主任蔣潔敏，亦在9月1日被罷免，涉嫌“嚴重違反紀律”－這通常是指貪污。莊潔敏是中石油集團公司前董事長，與周永康關係密切。 內部權鬥連繫至習李想推行的經濟政策，以打擊坐擁各業界的“既得利益”。習李想要更多的私人投資和解除管制，希望從而刺激經濟，避免債務危機爆發。他們似乎針對石油業這個拒絕改革的“既得利益”重陣，以推行經濟重組，就如現時被廢除的鐵路部的一樣。 重要行業被中共某些領導和幫派控制（如2010年“維基解密”的報告所描述）。李鵬家族控制電力行業，溫家寶家族控制寶石貿易，而周永康及其同僚則控制石油壟斷。 顯然，習近平拒絕政治改革（局部民主化），並發動新一輪的政治鎮壓。他與李克強竭力推進經濟改革，但若這威脅到其他派別的既得利益時，將會挑起更多黨內衝突。習李的經濟改革旨在開放國有壟斷部門，讓更多“市場力量”和私人資本進入。習將在11月的三中全會公布“架構調整”的新措施，越來越龐大的反貪行動也是用來鞏固習對政權的控制，用來限制不同派別對新措施的抵抗。 連有蔣潔敏在內下台，過去10個月有三名政治局委員被拉下馬。官方媒體將之描述為習反貪行動的重大成果，但實際上不過是權鬥日趨尖銳，而且這可能會在未來爆發。高層的權鬥反映社會的階級矛盾日趨緊張，而經濟危機正在深化。 社會主義者不支持中共任何一派，因為任何一派都是支持親資政策和專制統治。現時急切需要建立獨立工人階級的真正社會主義替代，迎接未來重大的政治戰役。 中國：習近平大搞白色恐怖 內地政治打壓不斷加大，以消除來自左、右兩派的反對之聲。習李領導層打破了自由派團體希冀新政府會發起政治改革的幻想和希望。相反，政府採取嚴格的措施進一步限制異議和打壓社交媒體，尤其是博客名人“大V”被作為靶子，來警告其他人要低調。 2013年9月9日，中國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出台新的法律解釋，當局繼續加大對網路言論的打壓。新的法律解釋中，誹謗資訊被轉發達500次或被流覽5,000次，可判刑三年。網路誹謗“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可公訴，而網上散布謠言起鬨鬧事可追究尋釁滋事罪。 這一輪針對互聯網言論的打壓，已經進行了幾個月。8月份開始秦火火案，薛蠻子案發生。2013年8月19日，秦火火被捕罪名是造謠傳謠3000餘件、蓄意製造傳播謠言、惡意侵害他人名譽及非法攫取經濟利益。8月23日美籍華裔微博名人薛蠻子以嫖娼名義被捕。 這些之前被大量粉絲關注的“大V”紛紛落馬。當局用此警告其他人，任何人都不能發表危害當局利益的言論。新華社稱這是“向所有網路大V們敲響了法律的警鐘”。 除了“大V”，更多的普通線民被以“傳播謠言”或者製造“不愛國言論”的名義被抓，據網路報導最近數周有上千人被捕。雖然沒有完整準確的數據，但是根據《財新網》引述的一名官員稱，僅僅在河南省，自6月中旬以來警方就逮捕了131人。 最近幾個月當局還查封大量非官方的新聞網站，甚至一些舉報官員貪腐的國營媒體記者也被逮捕。《新快報》記者劉虎在新浪微博實名舉報中國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嫌瀆職犯罪，於8月23日中午被逮捕。 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六四當時其十九歲的兒子被士兵殺害。她發表了一封123人連署的致習近平的公開信，譴責他拒絕民主化。這封信主題為“希望已漸消失，絕望正漸逼近”，指責習近平上台後“大踏步地退回毛式正統”，變得更為獨裁。然而，“毛式正統”只是指政治上的打壓，習近平絕不希望回到毛時期的計劃經濟。相反，習李當局致力於新一輪的經濟自由化，他們希望通過去管制、私有化等政策，來減輕危險的債務負擔。 然而這使即將處於經濟危機之下的民眾生活雪上加霜，很可能觸發更多失業和物價上漲。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發展，同時人們也通過微博、QQ等工具得以更自由地傳播資訊。在罷工和群眾抗爭中，人們越來越多地通過網路號召遊行，傳播抗議和警方打壓的資訊，使運動得以傳播、爭取外界聲援。如最近在江門的抗議中網民起初透過網路號召在當地東湖廣場聚集，促成大規模示威。去年七月，江蘇啟東近萬名中學生，最初就通過QQ和社交網站發起集會，號召上街抗議啟東市政府核准鋪設污水管，促成至少5萬人示威。而中共政權也看到2012年在中東和北非以及最近在土耳其和巴西的群眾運動中，facebook等互聯網社交媒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中共當局感到必須進一步限制網路言論空間，防止不利於當局的資訊擴散。 而另一方面，中共的內部鬥爭並沒有停止，反而由於習李希望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觸發新的鬥爭。在中共權力鬥爭中，社交媒體和境外網站成為鬥爭雙方放消息的管道，而這影響到中央政府的權威。在薄熙來事件的發展中，網路媒體發揮了重要影響。如王立軍逃到美領館和海伍德事件，都是首先在網上被曝光，幾天之後才被官方媒體確認。政府為了令對薄的審判表現得“公開公正”，以微博發布庭審消息，同時控制話語權，以免公眾輿論失控。因為習近平當局在經濟改革的同時，試圖在黨國內部“收緊紀律”和“把權力置於牢籠中”，防止權力鬥爭失控，激發反政府的群眾鬥爭。 今年5月份當局推出“七不講”（包括禁止在課堂上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共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司法獨立），首先由華東政法大學副教授張雪忠在新浪微博上曝光，他的微博隨即被封，今年9月份他被取消對本科生的授課資格。 為了贏得支持，習李新領導層出台許多民粹主義的措施，如打擊腐敗。習近平稱“蒼蠅”、“老虎”一起打。而由於“網路反腐”，許多貪腐官員在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曝光，導致陝北房姐、河南房妹、廣東房叔等貪腐案件不斷爆出，甚至一些較高級別的官員也由於“網路反腐”下馬。 據網路報導僅在中共十八大後到2013年初期間，廣州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880套，杭州官員緊急賣出412棟別墅，上海官員拋售豪華住宅4755套。然而習李領導層並不希望這種民眾自發的“網路反腐”，而希望將“反腐”完全處於中央的掌控下作為民粹主義和打擊黨內對手的工具，害怕大量腐敗案件曝光會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 而這些都讓面對大量群眾不滿的中共當局感到必須加大控制言論，害怕一絲一毫的放鬆都會危及黨國的存亡，因此拒絕任何民主化。政權響起新輿論戰的訊號，以主導網路和消除異議聲音。《北京日報》首頁的評論警告“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妄圖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我們必須正視這個事實”。9月3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說：“能不能保持黨的思想宣傳優勢，能不能守住意識形態領域陣地，能不能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確實是亟須高度關注的重大課題。” 而與此同時，這一輪的打壓不僅僅局限於社交媒體和“網路謠言”。政府正加緊對付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的政治對手。這很可能會一直持續到三中全會。在會上，習李希望表現“團結”提出一籃子“激進的”經濟改革。但這輪打壓持續的時間愛長和深度廣超出了很多人的預計。近來的抓捕顯示當局最高領導層希望給予社會各個階層一個明確的警告。 被逮捕的人中包括北京的許志永，他是“憲政派”新公民運動的一名領導成員。他在8月份被當局正式起訴前已經被警方軟禁了數個月，因為此前他組織了數場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集會。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大發展是，億萬富翁和投資人王功權被警方以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刑事拘留。王功權是許志永的主要盟友，同時也是一名知名的超級富翁，針對他的拘捕一定是得到最高當局的首肯。 同時“左派”同樣受到打擊，記者宋陽標由於鼓動挺薄熙來的抗議而被捕。四川富有的食用油企業家楊秀瓊由於在“天網”上發布薄熙來審判時法庭外抗議人群的照片而被捕，被指控泄露“國家機密”。 這次受到打壓的也包括《社會主義者》雜誌，雜誌在內地的一名撰稿人被警方指控為敵對組織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成員，這一指控可能導致被監禁數年的風險。最終，在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支持下，他得意逃離中國。這是筆者兩年前被捕之後，本刊撰稿人再次遭遇同類事件。 《社會主義者》雜誌的目標不僅僅是批判中共政權、揭露資本主義的腐朽，而且從群眾鬥爭中吸取教訓和經驗。更重要的是，我們圍繞這本刊物組織起來，通過民主討論制訂政治路線，打造一個社會主義的力量。因此，工國委的香港支持者組成的“社會主義行動”，建基於本刊的立場介入諸多群眾鬥爭，例如香港碼頭罷工、反國教運動、占領中環等。中共政權感到由此帶來的威脅，因此長期打壓本刊的內地撰稿人。 中國大陸的群眾示威具有強大的潛力，但由於工人群眾沒有組織權利，目前大部分抗爭仍然是分散和短暫的。但通過網路的幫助，群眾示威有進一步組織化、持續化、激進化的趨勢。網路亦成為地下政治組織重要的溝通平台，下一步就是將網路轉化成群眾組織，挑戰中共一黨專政。 夏俊峰案：一個小販與兩個城管之死 試從階級鬥爭角度看夏俊峰案與左翼對維權鬥爭的態度 來自讀者的觀點 “管，小商小販的飯碗就沒有了；不管，我們的飯碗就沒有了。”被刺的城管執法者申凱的一名同事這樣說。《新京報》2010年1月20日） 9月25日凌晨，沉陽中院發表聲明，最高人民法院經覆核認為，夏俊峰違規經營炸串，與執法人員發生衝突，即持刀行兇，致二人死亡。夏俊峰罪行特別嚴重，不足以從輕處罰。一審、二審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故依法作出核准死刑的裁定。 根據夏俊峰遺孀張晶的微博消息，9月25日凌晨法院工作人員通知夏俊峰家屬在早晨6點見最後一面，見面時間限定在半小時內，並且拒絕家屬和夏俊峰最後拍一次照的要求。當天上午夏俊峰被執行死刑，下午火化遺體，晚上通知家屬第二天上午9點去領取骨灰。 夏俊峰案引爆網絡熱潮 夏俊峰案經過五年的風風雨雨終於以沉陽小販夏俊峰被執行死刑而告終。2009年5月16日，夏俊峰與妻子在街頭販賣烤串，被城管沒收經營工具，並遭毆打。夏 俊峰在城管辦公室內憤而用製作烤串的水果刀殺死兩名城管，重傷一名。其後，夏俊峰分別於2009年11月和2011年5月一審與二審判處死刑。 當局早已知道夏俊峰執行死刑會引發軒然大波。根據媒體人泄露的消息，宣傳部門事先發布禁令：“遼寧夏俊峰故意殺人案死刑覆核已審結，將於9月25日執行，各媒體如作報道一律依據法院發布的權威消息刊播，不評論不鏈接，不渲染炒作。 但 即使如此也難敵民意濤濤，夏俊峰被執行死刑的消息迅速成為新浪微博等社交媒體和網絡上的最熱門消息之一，新浪微博總計有412萬條相關信息，還不包括眾多 已被刪除的激越之言。在各大門戶網站的相關新聞下，網易網有超過10萬網民回復，新浪網有5萬回復，騰訊新聞網也有3萬多回復，多數網民要求刀下留人，免 於夏俊峰死刑。 事實上多數網友也認同夏俊峰暴力殺人，理應受到懲罰。但對於當局為其統治需要利用國家機器冷血殺死夏俊峰而感到不滿。更有 不少網友憤怒於“司法不公”與“刑不上大夫”，質問道，劉志軍可以不死，谷開來可以不死，為什麼夏俊峰就要死？貪幾億、幾十億的不死，而販夫走卒，升斗小 民就要死？ 五年多來，夏俊峰案已經成為民主自由派知識精英群體挑戰當局司法和管治體系的一個標 志性事件，其妻張晶也成為公眾人物，在新浪微博上有近十萬粉絲，甚至其他眾多訪民和民眾為引起外界注意，向她求告和要求幫助。著名網絡維權者“屠夫”首先 介入該案宣傳，著名維權律師滕彪擔任二審辯護律師，知名大律師陳有西擔任司法覆核階段的辯護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在微博上一年來以每日一帖的 形式呼籲“刀下留人”，童話作家鄭淵潔和台灣藝人伊能靜等也紛紛聲援。國內上百家親自由派紙媒和網站數年來一直介入跟蹤。《南方都市報》記者在網絡上發布 的辨訪手記也承認說，該案就“炒作”而言已至極致，公眾、精英、名人與法律專業人士廣泛關注，就差直接申訴總理了。事實上，執行死刑前也確實有網友在網上 發起聯名呼籲，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給予夏俊峰特赦。死刑執行當天下午，以李方平、滕彪、陳有西等為首的25名自由派維權律師發表聯合聲明質疑最高法院的死 刑覆核，要求高院公開覆核意見書。 當局為何選擇在當前這個敏感時期發布高院覆核決定，並立即對夏俊峰執行死刑，自有出於其統治需要而做出 的一番考量。夏俊峰二審終結是2011年，迄今已有2年多。按照網上某個律師的說法，要殺早就可以批覆殺，要不殺怎麼也能找到理由拖下去。這不僅是高院無 視自己公開作出的“可殺可不殺的，慎殺”的司法承諾，而且是悍然置輿論與民意不顧，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刻意與網絡民意相逆。如有網友在微博上直白地對人民 大學教授張鳴說，“夏俊峰就是讓你們給喊死的。” 城管與小販間的矛盾 城管與小販間的暴力衝突今天早已不是什麼新聞，而 且往往引起網絡上鋪天蓋地的討論。既有“民粹派”為飽受官府爪牙欺壓和蹂躪的街頭小販打抱不平，並對流氓和黑社會般的城管群體深惡痛覺，也有“秩序派”宣 稱城管是維持城市和市場正常手續的必須手段，並對貪利狡詐弄虛作假的刁民小販恨之入骨。由於網絡活躍群體的本身構成，“民粹派”多是受“自由民主”感召的 青年知識工人和青年學生群體，而支持城管維持秩序的多數是社會中保守的中產階級。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場爭論本身成為了“小資及其無產階級後備軍”與“中 產階級”間的口水戰。 這種對城管與小販的關係非此即彼的分析陷阱是左派要竭力避免的，也是資本主義實質經濟秩序與虛偽政治民主間自相矛盾 的體現。事實上無論“城管”還是“小販”都是這三十年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產物，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的產物。一方面市場經濟需要維持失業大軍，同時推動 “無規則無計劃”私有的小生產方式，另一方面為維護大資本和統治秩序，又需要利用暴力壓制無序的邊緣競爭。而這種現象絕不是什麼加強管理或者“人性化關 注”就可以消弭的。 今天各地城鎮出現的職業街頭小販多數來自於城市底層貧民、國有企業下崗工人、遷移進城市或求職的農村人口、暫時失業或 失學的農民工與青年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不可能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街頭小販而暴富成為資產階級， 這不同於80年代初資本主義市場尚未成熟之時 的個體戶。假如有其他相對穩定和豐裕的收入，其中多數人是不會從事街頭小販的。他們本質上就是無法得到充分就業的無產階級和准無產階級。 如沉陽小販夏俊峰本身就是一名1990年國企破產潮中被迫下崗的技校工，母親是回城知青，每月只有800元退休金，父親是農村戶口，做環衛臨時工每月700元收入。而他本人與作為進城農民工的妻子兩人起早貪黑以烤串為生，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另 一起更早2006年發生在北京的崔英傑殺城管案中的崔英傑是來自河北農村的農民工，父母都是身體患病的農民。崔本身曾是“優秀士兵”的退伍軍人，當時擔任 娛樂場所保安，因公司欠薪而從事街頭燒烤的兼職補貼收入。崔英傑因在與收繳的城管們爭奪自己擺攤用的三輪車而刺死城管副隊長李志強，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 行。 隨著階級矛盾和社會衝突的發展，城市失業、無業民眾大幅增加，特別是 1990年代後，下崗工人、農村失地、失業人員大量進城，而社會保障機制缺失。資本主義統治當局要維持城市統治秩序，又無法高成本和大規模地動用與擴充警 察，也不利於宣傳，應運而生創造了城管——這種低烈度的維持城市秩序的暴力管治工具——來強制解決矛盾。其主要管理對象就包括街頭小販和強制拆遷等。簡單 地說就是將其他正式執法部門管不好和不想管的弱勢群體和相關事務統一交給臨時委託執法的機構，無論是在編制序列和執法權上都缺乏法理依據。 原本當局是為降低與民眾暴力衝突程 度而使用城管執法，在很多時候反而發展成為甚至不得不依靠公安防暴隊來彈壓民眾與城管的衝突。例如在2011年夏天，雲南昆明當地的城管與民眾在兩月中連 續發生四起捲入上千人參與的暴力衝突，最後都必須依靠特警進行強力鎮壓。而各地在與城管衝突中被打死的小販和圍觀群眾的案例就有十數起。今天隨著資本主義 內在矛盾和階級矛盾激化，這種低烈度的暴力工具也不得不開始裝備裝甲車和武裝到牙齒的防暴械具。 當我們認識到城管機構是國家暴力機關的同 時，我們也應該關注到城管隊伍的構成本身也是各類底層民眾為主，其中包括在90年代大規模下崗的國企工人、無業的街頭流氓無產者，求學完成後就業有困難的 青年學生等。例如，被夏俊峰殺死的城管都是來自並不寬裕的普通家庭，城管中隊長申凱是退伍軍人，一家四代單傳，與妻子離異，無後代。另一個城管張旭東，與 老婆孩子、年邁的父母和因病未婚的哥哥六個人擠在一間單元房裡，他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事實上也只有這些無其他更好經濟出路的社會底層才會成為城管。城 管機構的主要領導都是從公安、工商和衛生部門借調來的不得意中下層官僚（仕途順利的很少會借調去城管這個勞力又不討好的部門）。即使作為編制內的領導合法 收入不過數千元，而下層多是臨時僱傭的合同工，更只有千餘元的收入。罰沒小販貨物和接受賄賂是他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主要手段。 夏俊峰案的制度根源 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官民衝突從未停止過。突尼斯的革命起因就是小販抗議政府官員自焚而引發的。即使美國和香港也有類似城管的街頭管理工具，而在美國街頭少數族群遭到警察槍殺而引發騷亂也並非個案。 因此，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左派應該積極參與與關注這些現實的維權鬥爭，身體力行地站在捍衛最廣大勞動人民基本利益與民主權利的第一線，並同時揭破自由維權派期盼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與司法獨立神聖的幻影。 中國礦工受肺病困擾 今年，中國西藏、吉林先後發生了重大的礦難，共有近百名的礦工死於非命。礦工在井下工作的安全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可是在工作之餘，還有另一個問題威脅著礦工的生命——肺病。 近年來，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復辟，大量農民被迫到礦山工作。由於工作環境的惡劣，相當數量的礦工患上了職業疾病——塵肺病。 據《中國勞工通訊》報道，光2010年一年，全中國就有新增的塵肺病病例23812 例，整個中國有將近53萬塵肺病人。甚至有專家指出，如果算上中小煤礦的病患，中國全國估計有 100 多萬礦工患有塵肺病。就連中國官方也不得不承認，塵肺病已經成了中國第一大職業病。 在《中國勞工通訊》的報道中指出，超過半數的病例分布在中、小型企業里。這些企業由於高額利潤的驅使，往往缺少安全運營的機制，甚至沒有保護礦工生命安全的設施。所以這些沒有安全保護的礦工往往易患上肺病。 但是對中國礦工來說可怕的並不是肺病本身。 一名工作多年的礦工白學堂說：“如果在井下斷胳膊斷腿，礦上還會管，如果患上塵肺病，像我們這種流動著當礦工的人，根本沒處去維權，就只能認命。 ” 白的這句話道出了中國大多數中礦工的現狀。許多患塵肺病的礦工根本無力支付治療的費用（甚至有的礦工為此傾家蕩產），也無法維護自身的權益。2010 年 12 月廣東佛山，一群患有塵肺病的礦工上街向政府請願，結果遭到警察的攔截與逮捕。2009年7月，有 103 名患有塵肺病的礦工集體到深圳上訪，冒雨向政府請願，直到後來一名礦工因病情突然惡化不治身亡，深圳政府才勉強同意了他們的請求。 在正常情況下，能得到政府補貼的只是極少部分的礦工。由於塵肺病根本無法根治，死亡率高，其他的礦工一些在維權過程中發病死去，另一些無法得到治療、無法維權的患病礦工只能在家裡等死。 社會保障的缺失，對礦工造成的威脅遠大於肺病本身。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縮減了礦場中的安全保護設施，讓礦工在高危環境下工作，再加上工作量極大，礦工一天可以吸入大量的有害粉塵。無論是在小型私有的礦場，還是大型的礦場，都缺少必要的安全保障。這樣，礦主的利潤就達到了最大化。 “向錢看”的資本家們，將中國的礦場變成了名副其實的“血汗礦場”：每個在井下工作30年的礦工，死於礦難的幾率為7 %；每開採百萬噸礦，就有0.49個人死去（還沒有算上瞞報的以及死於塵肺病的）；每年患塵肺病的人數增長近2萬人。 在中國，礦工已經成了社會最底層的代名詞。毫無疑問的是，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礦工的社會地位不會有任何本質上的改變，他們依然是中國最窮苦的被剝削階層。 只有礦工自己和其他工人團結起來進行抗爭，並聯繫上更廣泛的反對資本主義和中共一黨專政的群眾鬥爭，才能改變礦工被奴役的命運。 中國：恐怖主義侵襲天安門廣場 在中國媒體最初低調和隱晦的報道之後，周一在中國最具象徵意義和警備森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致命事件目前已經被確定為“恐怖襲擊事件”。10月28日（星期一）中午12時左右，一輛白色的多用途旅遊汽車衝上龐大廣場上的行人便道，在起火爆炸前，碾壓與衝撞遊客人群達400米。 包括駕車的烏斯曼·艾山、其母庫完汗·熱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艾尼3人在內造成5人死亡與40名路人受傷。當局已確定襲擊者為維吾爾族。這是一個來自與中亞接壤的廣袤的新疆地區的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少數民族。可以想見，這一悲劇性的事件將觸發對維吾爾族鎮壓升級的擔憂和加劇維族與多數人口的漢族之間的民族對立情緒。 社會主義者和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網站一貫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這不能增強對中國專制當局的群眾反抗，而只會分化被壓迫者，並使群眾鬥爭變得更為困難。雖然事件其中仍有諸多因素尚不清楚，而我們的反應也因此只是暫時的，但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周一恐怖襲擊的受害者都是普通平民和遊客，其中包括死亡的菲律賓女醫生和來自廣東省的普通平民遊客。他們都是在車輛爆炸起火前被撞身亡的。而且，從更長遠的來看，在這個事件中受害最嚴重的將是維吾爾族群眾，因為這一事件可以成為中共專制當局加緊其在新疆執行鐵腕政策的藉口，並也可將其用於針對其他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群眾，如藏族和蒙古族人民。由此可見該事件將起到相反的結果。當局用來鎮壓少數民族實現地區“穩定”的措施也可以成為當局用來打壓漢族工農爭取自身權益利鬥爭的類似鎮壓措施的試驗場。 打壓 北京警方已證實針對周一的襲擊事件逮捕了五人，全部來自少數民族維吾爾族。可以理解維吾爾族一些維權組織與團體為這事件深深震撼，並可以預期當局可能會進行一場新的“嚴打”。新疆地區的的人口中維吾爾族占46%，並在貧窮的農村地區占絕對多數。自2009年以來，當地暴力事件頻發，種族間暴力衝突已導致近200人死亡。基於該地區並不可靠的新聞報道，即使按照新疆的標準，過去數月發生的事件尤為血腥。 根據自由亞洲電台報道，10月份內七名維吾爾族人被警方在不同的事件中射殺。當局解釋射殺是反恐行動的一部分，但死者中包括哈尼庫魯格村（莎車縣）的一個家庭，包括父親和分別只有18歲、15歲和12歲的三個兒子， 根據官方安全部隊的解釋射殺該家庭是由於“拒捕”造成的。在6月間，35人在官方界定的“恐怖襲擊”中被打死。北京周一的撞車事件中有一名犯罪嫌疑人來自於上述“恐怖襲擊案”的同一地區。在8月，20多名維吾爾族和至少1名警察在另一起警方的突襲中被打死。 在面臨經濟歧視、令人窒息的宗教和語言自由限制的同時，在過去幾年裡，安全部隊大規模增加的進屋搜查行為進一步刺激維吾爾族中絕望和憤怒的情緒。近來新疆有139人因為在網上傳播“聖戰”思想被查處，有256人因為傳播涉穩謠言而被查處，這成為中國全國性取締網上“謠言”打擊活動的一部分。 十八屆三中全會 中國專制當局顯然因為這一發生在其“後院”的攻擊而感到尷尬。恐怖事件的爆發動搖了政府關於中國正在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說法。而且當前也是一個敏感時期，距離中共領導層召開關鍵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只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據說這次會議將推出“史無前例”的經濟改革。媒體關於周一襲擊事件的宣傳和警方的調查將不可避免地用於反映統治精英宣傳的需要（這同樣也發生在所謂的“民主政體”中） 。 不幸的是，恐怖主義行動對於中國而言並不新鮮，而且並不如同某些媒體宣稱的，這也不是全國首例“自殺式襲擊”。同樣，這會誤導我們聯想這樣的襲擊只與宗教因素或少數民族相關。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和不斷收緊的政治控制的相互作用可以預見會驅動一些絕望的個人採取盲目和適得其反的個人恐怖主義。諸如今年早些時候已經成為國際新聞的冀中星案，冀中星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引爆炸彈，抗議保安毒打導致他被迫終身坐在輪椅上。他雖然活了下來，但被判處6年徒刑。另一起案件中，山東傷殘的建築工人曲華強在當地鎮政府引爆炸藥自殺身亡。他抗議工傷賠償不足，而地方官員拒絕接受他的上訪。 2008年，湖南一居民因為抗議拆遷而開著他裝有煤氣罐的汽車沖向當地的政府大樓引發爆炸，除他本人死亡外，還導致12人受傷。同一年， 28歲的北京男子楊佳為報復被警方毆打，在上海刺死六名警察。當楊佳被執行死刑時，他的遭遇曾經引起廣泛的同情。這些都只是近年來發生的少數幾個案例，但是毫無疑問的是，很遺憾這正成為一種趨勢。 這些行為的日益增加表明，作為當前中國政治局勢的一個特點，既非是“有組織的陰謀”，也不是簡約的政治綱領推動這些絕望的恐怖主義行為的發生。這來源於當下局勢的兩個特點：當局越來越多地依靠各種警察措施進行統治，但同時工人階級仍然處於束縛和無組織的情況下導致缺乏取而代之的群眾措施。 被壓迫者進行團結鬥爭 社會主義者強調，只有群眾鬥爭才能挫敗專制統治和和解決諸多社會問題。正如馬克思主義解釋的需要非常明確地反對個人恐怖主義，偉大的革命者列昂·托洛茨基曾經寫道：“恐怖主義肇始於革命階級的缺席，隨後又因革命群眾缺乏信心而再生，故恐怖主義僅能利用群眾的脆弱與無組織來維持自己，於是就有必要貶低群眾的鬥爭成果，又誇大群眾的失敗。 [《個人恐怖主義的破產》，托洛茨基，1909年] 今天中國的迫切任務是，通過反對種族主義和其他一切無論宗教、政治或族群形式的迫害，爭取全面和直接的民主權利，包括承認少數民族實現真正自治乃至最終自決的權利，如果這是他們的民主選擇，從而為團結工人階級反對壓迫的鬥爭奠定基礎。這需要與反對中共專制當侷促使少數億萬富翁暴富的資本主義綱領齊頭並進，這一資本主義綱領碾壓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使他們面臨難以承受的生活成本和日益增加的剝削。團結奮鬥爭取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唯一的出路。 如需要了解更多關於維吾爾族人民遭受壓迫和爭取自由平等鬥爭的情況，請點擊鏈接閱讀文章《新疆的民族問題》。 浙江：醫務工作者罷工呼籲變革 10月28日數百名浙江省的醫務工作者身穿白大褂遊行離開醫院舉行罷工。這是溫嶺市第一人民醫院的醫務工作者在哀悼他們的同事主治醫師王雲傑。三天前王雲傑被該院一名前病人刺死。根據一些報道，參加罷工集會的人數可能達到1000。可怕的持刀行兇導致王雲傑死亡，另有兩名醫生受傷。這是近來醫生和醫務工作者遭受暴力侵害的最新事件。按照政府的喉舌《環球時報》的說法，中國的醫院已成為“戰區”。 許多參與罷工的醫務工作者都戴著口罩以掩蓋自己的臉，他們舉著橫幅呼籲政府和醫院管理層“保證醫務工作者人身安全”。周邊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也舉行了表示團結聲援的抗議，甚至一些江蘇省的醫務工作者也趕來參加了溫嶺市的遊行。根據網上的照片顯示，溫嶺的罷工催生了眾多類似的‘山寨’行動，身著制服的醫務工作者呼籲結束暴力和恢復對醫務專業人員的尊重。 溫嶺的罷工和集會是通過微博和短信組織起來的，看起來對中國各地醫務工作者的意識產生了激動人心的效果。一名廣州的醫生告訴《環球時報》 ，“全國各地的醫生從來沒有像溫嶺事件發生以來表現出那種團結。”然而，地方當局和公安官員則以習慣的方式做出反應，派遣數百名防暴警察進行“維穩”。 中國當局在全國範圍內都明顯感知到這些不滿。當前正是敏感時機，中共18屆3中全會將於11月9日召開，本次會議對於領導層習近平與李克強而言意義非凡。為了證明當局的憂慮，北京市衛生局特地發布通知指示北京各醫院管理層不允許醫務工作者進行任何形式的抗議和罷工。該通知指出當局知道溫嶺抗議之後網絡上傳播“動員遊行和罷工的信息”，並說這一不尋常的現象不僅應該報告給衛生當局，而且也應報告給維穩辦。 王雲傑遭殺害是這一日益惡化趨勢的一部分。新華社上周報道，在10天內至少有6起嚴重攻擊醫務工作者的事件。其中包括在遼寧省一名男子至少六次捅刺傷醫生然後從樓頂跳下。在溫嶺罷工前的周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家醫院一名護士被一持刀男子劫為人質。更早幾天，在廣州一名醫生遭患者的親屬毆打，導致脾臟破裂及眼部受傷。地方政府為王雲傑醫生申報“烈士”，但並沒有提議任何實際措施以改善局面。攻擊醫生的連恩青患有妄想症精神障礙，並可能面臨死刑。但對當局而言，所做的無非是暫時平息醫務工作者的怒氣，並不能真正根治問題。 根據中國醫院協會在今年8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醫生遭襲案件從2008年每所醫院20.6起上升到2012年平均每所醫院27.3起。醫院正在變成高度安全戒備的場所，布置了更多的保安和增加在監控攝像方面的開支。就在溫嶺案件發生前，政府頒布新的規定，醫院應該根據每20張病床安排一名保安配備保安人數。但越來越多的醫務工作者和更大範圍的社會認識到，加強安全措施並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廣東省傾向自由派的《南方都市報》稱，新的安全措施“簡單粗暴” ，並警告說可能由於對立情緒日益緊張而造成相反的效果。但這份報紙的替代措施也只是提議設立調解制度，以化解患者和醫院之間的衝突。這也不過是避免解決衝突根源的技術手段，而真正的問題根源是目前商業化的醫療模式。正如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專家劉繼同解釋的， “一旦醫療制度決定其目的是為了‘賺錢’，那麼患者就不會再信任醫生了。” 正如一名醫生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馬丁•佩辛斯（Martin Patience)，“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也許不應該說這一點，但整個制度已經是爛到無可救藥。這是難以治癒的頑疾。” 醫學界和公眾之間的緊張關係是由於極端的新自由主義的醫療改革導致的，政府削減了原本資助醫療體系的大部分資金，迫使醫院通過提高藥品價格，進行大量不必要而昂貴的治療，從患者身上榨取金錢。今天醫療制度出現的天價醫療費用、不達標的醫療服務及猖獗的腐敗現象，正是因中共政權從一個官僚化的但國家資助和控制的“計劃經濟”轉變成一個殘酷的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的結果。 即使全球新自由主義的旗手《經濟學人》雜誌也承認這一基本事實： “當中國於1978年開始市場化改革時，醫療費用開始飆升。衛生總費用由患者承擔的份額從1978年的20%上升到2001年的近60%。曾經承擔了大多數負擔的國有企業崩潰了。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00年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系統的財政貢獻公正性進行排名，中國排名倒數第四。[《經濟學人》，2012年6月12日] 今天，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告，中國醫院收入的40%來自藥品銷售，只有不到10%來自政府資助。醫生腐敗是普遍的民怨，但正如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它們僅僅是“整個鏈條的末端”。大多數的回扣發生在製藥公司高層、醫院管理層和更高級的官員之間。作為總理李克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一部分，政府計划進一步向奸商們開放醫療保健部門，允許私人公司競標政府醫院和老人護理合同。這將為腐敗滋生提供新途徑。 中央政府由於擔心社會動亂，在2006年推出一個涵蓋大部分但並非全部的6億5千萬農村貧困人口的基本健康保險計劃。但根據北京當局的方案，這個醫療保健計劃是作為提高“內需消費”的一部分。不過根據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2012年起j進行的一個研究發現，該計劃仍然是遠遠不夠的，門診病人仍然需要個人承擔60-70%的費用，而住院病人也要承擔治療費用的一半以上。《柳葉刀》雜誌發現，儘管政府推行了該計劃，但2003年和2011年之間家庭承擔“災難性的”醫療費用的百分比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當醫療費用成為導致數百萬民眾苦難和貧窮的原因的時候，醫學界人士的士氣則一落千丈。中國醫師協會2011年對6000名醫生調查顯示， 95%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收入低於勞動付出，78%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學醫。 趕走奸商！ 溫嶺的這次罷工是一個可喜的跡象，醫務工作者已經找到了他們集體的聲音，這是改變今天不可忍受的情況的必要的第一步。為了推動這一發展，醫務工作者必須成立自己的獨立和民主的工會組織。 他們必須要求大幅增加醫院的公共資金，包括提高醫生和其他醫務人員的薪金。患者應建立自己的協會以捍衛他們的權利，與醫務工作者的組織協同工作。將奸商們趕出醫療保健系統，整個醫療保健體系應實現全民所有和充分的公共資助。如果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這一體系是可以實現的，那麼今天當中國已經富裕得多的情況下，那麼它一定也可以實現的。必須終結醫藥行業的經濟訛詐，將這些暴利的醫藥企業和醫院全部收歸全民所有，置於工人和患者/消費者的民主控制之下。藥品價格應由選舉產生的衛生部門工作人員和消費者代表組成的委員會決定，以確保價格反映真正的研發開支，而不是如同今天一般包含大量的超額利潤、浪費的品牌營銷和給予官員的賄賂。 8歲女孩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肺癌受害者 一位匿名的江蘇8歲女孩被診斷患有肺癌，成為中國目前已知的最年輕的肺癌患者。負責治療她疾病的醫院醫生認為是生活在空氣污染中導致女孩的病情。 這一新聞引發了對全國範圍內日益惡化的污染危機的大辯論。在前往華沙參與周末開始的氣候變化大會的路上，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解振華承認，濃霧“現在已經成為一種常態，而這嚴重影響了中國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據中國國家氣象中心（CMA）的說法 ， 2013年是自1961年以來霧霾天最多的一年。 癌症現在是中國導致死亡最多的疾病，每四名死亡者中有一人死於癌症，其中肺癌是最常見的。北京肺癌病例在過去十年中上升了60%。這與世衛組織最近發布的第一次研究時間相近，呼吸受污染的空氣可以比被動吸煙更危害身體。“我們認為（空氣）污染是最重要的環境致癌物質，而不是被動的吸煙。”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癌症研究機構（IARC）的庫爾特•斯塔里夫熱（Kurt Straif)解釋說。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研究發現全球有22萬起肺癌導致的死亡與空氣污染有聯繫。 10月份，在中國東北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1100萬居民長期被困在濃霧中。哈爾濱的PM2.5水平經測量達到了驚人的1000微克每立方米——是世衛組織安全上限的45倍。 PM2.5是指大氣顆粒物尺寸小於2.5微米，以致於這些微粒可以滲透到肺部深處甚至血液中，導致嚴重的疾病和死亡。由於當地霧霾如此嚴重，哈爾濱市幾乎實際停止運作，全市關閉了機場、主要道路、工廠、學校和幼兒園。 據美國-中國-以色列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由於空氣污染導致中國北方地區的人口預期壽命相較南方人口縮短5年半。北方空氣中PM2.5顆粒的濃度在北方比南方高出55%。中央政府的數字顯示在2012年，113個重點城市中只有27個達到了中國政府自己制定的空氣質量標準，而這一中國標準還明顯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嚴重的污染危機甚至給中國的專制統治帶來壓力。官員們也意識到有毒空氣帶來的另一個新的負面效應-“威脅國家安全”。當局已經建立了一整套昂貴的電子監控系統，使警方可以監控約600座城市的主要街道。但嚴重的霧霾使得該設備失去效用。雖然表面上該監控系統用於防範恐怖主義，但監視網絡的主要目的是用於識別和防止“群體性事件”與抗議事件。日益嚴重的霧霾導致 安全專家討論採用雷達等替代方案，但雷達帶來的輻射可能引起新的健康風險。 今天中國公眾對中國環境危機的嚴重性有了一個全新認識。由中國以及海外眾多研究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證實了這一點。皮尤研究2013年初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47%受訪者認為空氣污染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而去年同期持該觀點的受訪者是36%。上海交通大學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80%的受訪者希望將環境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前，而對中國領導人而言更為不祥的徵兆是，78%的受訪者表示，如果在他們家附近建設污染工廠，他們將參與抗議活動。根據生活在美國的作家朱迪思•夏皮羅（Judith Shapiro）的說法，污染本身可能成為“共產黨在未來幾年能否保持其合法性的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而這一觀點得到了許多身處中國的人們的認識。 儘管當局在綠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方面進行了大規模投資（很不幸地許多被浪費了），但中國當局的能源政策仍然導致社會走向環境崩潰。煤炭仍然占中國總能源使用量中的70%，超過300座新的燃煤發電廠已被批准建設。儘管獲取了高額補貼，但風能和太陽能仍然僅占國家能源結構中的2%。而由於泡沫經濟混亂的擴張和全國電網協調不力，這些行業目前身處危機之中。 溫家寶家族再陷經濟醜聞 中國前總理溫家寶的家族再一次成為經濟醜聞的焦點——此次涉及到一家華爾街銀行支付巨額賄款以換取在中國的生意。 《紐約時報》（11月14日）揭露，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正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美國的金融監督機構）和司法部的調查——向一家諮詢公司支付了180萬美元。經營這家公司的正是溫家寶的女兒溫如春。行賄發生在2006年至2008年間，當時溫家寶還是國家總理，掌控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據《紐約時報》報道，Fullmark consultants這家鮮為人知的北京公司的主管名叫“張莉莉”（溫家寶女兒的化名）。除她之外，這家公司只有一名雇員，多年以來一直是溫家寶家族的友人。 “張”是溫家寶妻子的姓，她叫張培莉。憑藉著對寶石的奢侈品味和前任中國珠寶協會副主席這一肥差，張培莉獲得了了“鑽石女王”這個綽號。記者理查德•馬利德（Richard McGergor）在《黨：中共統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 –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這本書中對張培莉有所描述，他說：“但是在宣傳部的嚴密監控之下，張女士的生意隱藏了起來。溫家寶自己小心翼翼，從不和她一起在公共場合露面。中國的媒體也不准報道她的生意。” 美國對摩根大通的調查一部分集中在這一點上：Fullmark利用溫如春和中國政府的私人關係，幫助這家華爾街銀行成為國有鐵路建設巨頭“中國中鐵”在2006年股票上市（IPO）的包銷商。 過度審查 中國審查機構迅速採取行動，平息任何關於此事的討論。這一事件對習近平政權的正在開展的反腐行動而言高度敏感。習近平說既要瞄準重量級的政治“老虎”，又要打擊眾多的蒼蠅。作為此次新聞管制的一部分，路透社和《華爾街日報》的中文網站都被中國封鎖。《紐約時報》網站——英文和中文的——被屏蔽已一年多，因為其發布的調查報告表明，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尤其是張培莉——通過一系列的合夥關係和在保險業、寶石貿易和房地產的投資，已經積累了價值27億美元的資產。溫氏家族的律師威脅要起訴《紐約時報》，但這當然沒有發生。 去年彭博社發布報告稱習近平家族從投資礦業和房地產中積累了3.76億美元的財富，隨後其網站就被屏蔽。上個星期，彭博社決定不發表另一篇詳細敘述中國首富、地產和媒體大亨王建林和中共高級官員間的關係的報告。為紐約億萬富翁市長邁克爾·彭博（Michael Bloomberg）所有的彭博社，被指責進行自我審查以修復同中國獨裁者的關係。這個例子反映了西方媒體的發展趨勢。根據《金融時報》報道，彭博社主編馬修•溫克勒（Matthew Winkler）對同事說，如果他們公布王建林的事，政府會“把彭博社踢出中國”。 外國媒體公司在揭露中國領導人和太子黨——共產黨官員的子女——的官商勾結聯繫時，遇到了越來越多的利益衝突。尤其是在此類調查曝光了海外公司和銀行的幕後交易時。長期以來這些公司和銀行一直都在培養與太子黨的關係，以求在中國簽訂利益豐厚的合同。以摩根大通為例，這家公司甚至把僱傭中國太子黨的計劃稱作“兒女計劃”。但是這一行動並不只限於中國，因為美國聯邦當局已將他們對摩根大通的調查擴展至印度、韓國和新加坡。 溫如春是中國高官子女的典型：她在美國接受教育（哈佛），然後在幾家華爾街銀行拿到了高薪工作，其中包括現已倒閉的雷曼兄弟。習近平的女兒現在哈佛讀書，而身處囹圄的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兒子在離開英國牛津後也去了哈佛。溫如春的丈夫名叫劉春航，他是中國銀監會（中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統計部主任兼研究局局長。之前，她的兄弟溫如松也引起過爭議，那時他正主管“新天域資本”（中國第三大對沖基金）。最近溫如松進入了中國迅速擴張的科技行業，出任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主席和電訊設備製造商“優創全球網絡（Unihub Global Networks）”的CEO。 摩根大通和溫如春的故事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巨大爭論。“‘張莉莉擁有中國最貪婪的家族’，”一條帖子這麼說。許多批評溫家寶家族的帖子很快就被網絡監察員刪除了。這很諷刺。因為溫家寶作為自由主義政治改革的主要代言人，不時地呼籲更多的“民主”和“言論自由”，儘管在他結束於今年3月的10年總理任期中，這兩者的前景都更加惡化了。他也因“無力控制他的家族”而廣受批評。 摩根大通賄賂溫如春的公司的時間正好和“中國中鐵”2007年發行IPO （價值50億美元）的時間相吻合，這筆生意也是摩根大通做的。Fullmark公司的一份內部文件說，它“向摩根大通介紹國有公司的生意並保證其運作”。 老虎，蒼蠅，太子黨 摩根大通也僱傭了現已因貪污而被逮捕的中國鐵路官員張曙光的女兒。張曙光是鐵道部前副總設計師，於2011年2月被捕。他被控向美國和瑞士的銀行賬戶中存入28億美元。曾號稱“中國高鐵第一人”的張曙光，官方年薪不到5000美元，卻在洛杉磯郊外為正在斯坦佛上學的女兒購置了一套豪宅。摩根大通讓張西西為其擔當與中國嚴重腐敗的鐵路部門簽訂合約的“牽線人”，證券交易委員會也會對此進行調查。 華爾街和中國太子黨有著廣泛的聯繫。“每個人都參與到類似的事情里。無孔不入。”經濟學家謝國忠這樣說道。為眾人所知的例子：曾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和在美銀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工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前財政部長項懷誠的女兒受僱於普華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紐約時報》報道，在2006年，政治局常委吳邦國的女婿幫助美銀美林簽訂了價值220億美元的中國工商銀行（中國最大的銀行）的上市合同。 摩根大通之前曾僱傭了唐小寧，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光大集團”主席唐雙寧的兒子。據《紐約時報》所說，“在唐小寧加入摩根大通之後，這家銀行從光大集團那裡取得了幾份重要的生意，其中包括建議其設立一家用來發行股票子公司。” 越來越多的高官子女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私人股份公司和對沖基金，從而在更有利的地位上同外國資本家進行利潤豐厚的交易。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副總理汪洋的女婿張棟梁，他今年在香港開了一家對沖基金。他過去曾為全球投機商和“慈善家”喬治·索羅斯工作。另一個例子是江志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孫子，他是“博宇資本”的聯合創立者。這是一家與大亨李嘉誠有聯繫的香港私人股份公司。 虛假的反腐運動 圍繞著溫家寶女兒的騷動引起了幾個重要問題。它突顯了太子黨在中國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他們與世界金融資本的廣泛聯繫。它也突出了華爾街銀行在臭名昭著的中國鐵路行業和充滿腐敗的經濟部門中的角色。同時也表明備受關注的習近平反腐運動只觸及了中共家庭腐敗網絡的表層。正如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上所解釋的，這場反腐運動並不真是要打擊腐敗，而是為了加強政府對國家和社會的控制。為了這個目的，它寧願犧牲一些過於貪婪的——或者不聽話的——官員以平息公眾的憤怒並威懾其它貪官。同時，官方運動希望把這一過程控制在“安全線”內，為此則需要將流入公眾領域的信息量減到最小並打擊獨立的反腐舉報人。處於“摩根大通事件”核心的鐵路部門腐敗到如此程度，以至於老鐵道部在3月份解散，至少十五名高管因貪污而被免職或逮捕。其中包括在7月份被判死緩的前部長劉志軍。 西方資本家偽善地譴責中國經濟中的貪腐現狀，而事實上他們正是貪腐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們的經濟體制是聯繫在一起的。現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越來越依賴於中國，所以外國資本主義同中國政府間的經濟紐帶也越來越緊密。儘管世界資本家假裝“不喜歡”獨裁政府，實際上他們卻希望讓中共獨裁者繼續掌權，他們知道從資本家的立場來看這是中國最好的政府。這表明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宣稱“更自由的市場”是解決中國貪腐現狀和裙帶關係的辦法時，他們犯了多大的錯誤。事實上，唯一的答案是結束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要為大眾民主控制和社會主義而鬥爭。 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 “更多市場、更少自由和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是駐北京記者王瑞來（Ola Wong）對最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的觀點。三中全會在中國權威體制下地位特殊，因為1978年的關鍵會議（11屆三中全會）不僅確保鄧小平對毛澤東欽點繼承人華國鋒的勝利，而且開創了中國共產黨的親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道路。因此中國和全球資產階級對今年的會議期待頗高。 自從習近平和現中國領導班就任一年以來，他們將擁有巨大的政治威信押注在承諾施行“痛苦”和“迫切”的經濟改革（中共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政策的說法）上。他們的目標在於通過提高國內消費來重新平衡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使他們作出這一轉變的綜合原因是當前高投資增長模式已顯露出強弩之末的信號——其中最嚴重的是此增長模式下潛伏著的災難性的債務危機。（監督銀行業的）中國證監會主席肖剛最近透露：中共統治下64年中,中國銀行業放貸70萬億元，而過去四年的放貸額占到其中的40萬億元。肖剛還指出此外非官方影子銀行機構放貸20萬億元。換句話說中國信貸機制失控了，同時導致越來越低的回報。根據摩根士丹利的統計，五年前一元人民幣的信貸能產生1元國內生產總值（GDP），而現在花4元錢才能創造1元GDP。 儘管推動市場自由化，新領導班子特別是習近平打消關於他們會放鬆國家政治管制的任何想法。不僅如此，習近平首任一年中還加強了媒體審查制度，政府對批評政權、直言不諱的博客和諸如藏、維等少數民族的打壓也加強了。習近平的目標在於改革和完善中共獨裁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使之更好地服務新的超級富豪精英而不是廢除這一模式。因此，他排除“西方式”民主改革和採取措施加強獨裁當局的權力。不過這並不能排除習近平在將來可能放鬆打壓，有可能作一些表面的讓步，譬如釋放一些異議人士，而在維持一黨專政的核心問題上他立場堅定。“顯然習近平不會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提到前蘇聯最後的領導人。正如社會主義者反覆強調，這不同於自由主義政改派的諸多幻想，只有自下而上的群眾鬥爭能夠帶來民主變革，而不是徒勞無益地請求中共改變其本性。 市場雀躍 最初，自由派和資本主義評論者們對會議結果不滿意，稱其“缺乏具體措施”，不過在當局發布更為具體的改革計劃之後他們的心情驟然變好。一些評論者揣測發布的文件（11月15日星期五，三中閉幕三天后）中大約60項具體建議是刻意為了扭轉金融市場的負面反映。這一份兩萬字的文件被媒體稱為“改革2.0方案”，其中包括“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和“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等關鍵內容。根據網上社會主義者、毛派和其他反資本主義人士的大量評論顯示，中國左翼圈子對此的反應自然是十分負面的。值得注意的是對該文件的關鍵字搜索：“共產主義者”出現0次，“工人/工人階級”出現0次，“市場”出現80次。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中共語言的改變“象徵中國政府的執政理念的深度轉變。” 全球資本主義體制對此是滿意的。這反映到上海、香港和整個亞洲股市的巨幅上漲上。世界銀行行長金鏞稱全會決議“非常正面”，而彭博社稱會議“超出眾人的預期。”《經濟學人》雜誌稱全會文件是“二十年以來最激動人心的改革計劃。”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寫手阿瑟·克羅伯認為“改革計劃顯示出習近平是一個比他前任胡錦濤強大得多和更有遠見的領導人。” 在關注會議出台的具體政策提議和討論是否會具體實施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它們並不是全會最重要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全會標誌的政權內部權力機制的轉變，習近平掌握越來越多的權力（至少在表面上），對地方政府權力的限制。具體來說，兩個新機構的設立能標誌了這一轉變。 首先“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任務在於監督國營媒體《中國日報》所稱的“改革就是偉大的革命”。其次是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為藍本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建立，理由是中日日益緊張的局勢（日本政府最近才開始討論建立類似委員會）和恐怖主義襲擊威脅增多（針對十月天安門自殺襲擊）。儘管這些新機構的架構和領導組成還沒有公布，他們最終會在習近平的控制下，讓他能夠超越現有的政府架構。這些新的委員會集中處理習政府的兩個關鍵議程：針對所謂“反華勢力”的威脅上大打民族主義牌，另一方面儘管存在國家各個層面，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抵制，他希望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隨著這些發展，習近平開始脫離過去二三十年的做法，試圖重新集中化。具體措施是把關鍵領域的控制權從地方（事實上制定大多數經濟政策）收回中共中央。在重新集中化措施中，一個關鍵在於讓習近平自己掌握更大的權力。“所有跡象顯示，習近平現在控制著軍隊、警察、公安、紀檢、外交和經濟部門，”《福布斯》雜誌奧利弗·巴倫稱，“這意味著習近平現在已經鞏固了中國所有相關權力基礎，使他類似於中國前領導人鄧小平和毛澤東，以及俄羅斯的掌權者普京”[Forbes Asia, 2013年11月13日] 波拿巴主義 這標誌著中國政權內部的一個重大權力轉移。這一過程開始於去年中共十八大前的權力鬥爭，我們中國勞工論壇之前的文章對此也作出了分析（參見習近平能帶來怎樣的轉變？）十八大讓更多權力集中到習近平手中，產生更小的政治局常委，同時讓太子黨包括習近平本人占據關鍵職位。習近平通過平衡中共黨內派系利益而鞏固自身地位。他得以充分利用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人害怕如果內部權力鬥爭不受限制將導致“相互確保摧毀”和政權的瓦解。 這一權力平衡的移動現在被三中全會進一步確認。習近平打破其前任們的“集體領導模式”而試圖加強更個人化的波拿巴式的統治。“習先生試圖迅速轉變這個充滿不正當物質刺激和腐敗猖獗的制度。”英國《金融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吉密歐（Jamil Anderlini）評論。這一道路充滿政治風險，而顯示出中國政權內部危機的嚴重程度。正如2011年我們在中國勞工論壇的文章中描述了之前的內部形勢： “中國表現出“波拿巴主義”的一個特殊形式——通過委員會，而非一個“強人”決定一切。這也並非偶然。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統治極端不穩定，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動盪，導致產生目前“相互妥協的”集體領導體制，在統治集團內各種勢力受制與互相的“限制和平衡”而實現，這就意味著在整個進程中不同的政治派別、地方大員和政商集團間充滿了交易與勾兌。”[中國：鎮壓還是“改革”，2011年7月11日] 這一集體領導模式在胡錦濤在任時期（2002到2012年）發展到頂點，被胡錦濤的謹慎風格所刻畫。但是胡錦濤現在被視為一個軟弱、優柔寡斷的領導人，而他的任期被輕蔑地稱為“失去的十年”。在這期間中共政權處於一個政治“僵局”——類似於華盛頓政府機構癱瘓不過帶有“中國特色”。經濟改革派，包括習和新領導層都認為在胡錦濤統治時期里親資本主義“結構調整”計劃放慢，甚至出現倒退。習近平希望通過把更多權力集中到中央，教訓被視為改革障礙的拒不服從中央的地方政府，自我行事的經濟部門和“既得利益”集團，來打破僵局。這一點是否可以實現還有待觀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預計中國經濟改革方案會帶來“震盪”。但這只是集中在經濟風向上（諸如增長放緩、違約上升和工廠倒閉），但是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和中央的衝突和緊張也同樣增多了。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目標在於打掉幾個“老虎”而不只是低級別的“蒼蠅”是他對日益不受管制的政府機構加強紀律的政治措施的一部分。類似的是他的偽毛主義的要求地方領導層進行“群眾路線”和“自我批評會議”（被一些機敏的博客寫手諷刺為“自我表揚會議”）目的在於加強中央的控制。習近平的口號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裡。”一些毛時代的形式被重新採用，但是其中避免了毛澤東依靠群眾繞過政權機關達到自身目的的癖好。習近平的目的在於加強黨國對政治的壟斷。為此他壓制所有可能的挑戰，比如逮捕獨立反腐人士和“發布謠言者”。 北京與地方諸侯 一位中國頂級銀行家宣稱“中國主要是由市長們在治理。”他所指的主要是省級、市級和地方上的中共負責人。絕大部分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決策都是由地方當局決定的。這是過去幾十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得以快速增長的一個關鍵因素，但也因此助長了嚴重的腐敗和債務危機，其可能最終導致銀行崩潰並威脅到中共當局的統治。 前所未有的工業產能過剩也與地方當局拒絕服從中央要求關閉不必要的或低效的工廠的命令直接相關。在各省市和地區都廣泛存在經濟保護主義，他們優先考慮和保護本地產業，而不是服從國家層面的決策。當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國家權力的所有地方機關，如警察、法院和宣傳部門等，都聽命於他，甚至被用於竊聽國家領導人的電話。正是這種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和他拒不服從中央路線才導致薄熙來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央希望以此警示其他省的領導不要挑戰中央政府。這與普京統治早期對俄羅斯寡頭們的打擊如出一轍。 習近平的新政中並無什麼獨創性。他在任第一年是對此前領導人政策和方法的襲用（他甚至借用了一些薄熙來的治理手法）。例如他對毛澤東的悼念，這其中不包含一點“左翼”的因素。這一偽裝的毛主義宣傳旨在捍衛一黨專政制度而反對任何要求轉變的呼籲。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演講中，習近平宣布，“徹底否定毛澤東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滅亡，並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混亂。”不僅僅是毛澤東，習近平也從鄧小平那裡借用了向資本主義制度決定性轉變與維護專制統治的“兩手抓”的政策。《南華早報》對此的評論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繼承了鄧小平的衣缽，鄧當初既推行了巨大的經濟轉變，也對天安門事件進行了鎮壓。” 習近平近來甚至被與另一名太子黨蔣介石的兒子和繼任者蔣經國做比較。但是，小蔣推動解除了國民黨在台灣的專制統治，而這並非是習近平的計劃。蔣經國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統治的最後幾年裡也發動了一場打“老虎”的反腐敗運動。但這場運動最終因為他父親的命令而流產了，而結果眾所周知，國民黨當局因此徹底失去了中國大陸的江山。 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之間的拉鋸戰是設置“深化經濟改革領導小組”背後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顯然是為了鉗制甚至取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NDRC），發改委是中國目前主要的經濟規劃機構，但它一直被看作過於照顧地方政府的利益。多年來，自由派一直批評發改委是阻礙經濟改革的一個障礙。 看起來習近平希望通過領導小組來主導主要的經濟改革措施，並有效地降格了總理李克強的權威，李克強本應該是正式負責經濟政策的官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結構中，李克強是正式的二號人物，據說也是胡錦濤非太子黨“團派”的主要代表。值得注意的是新華社官方報道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時提到習近平21次，由其擔任組長領導起草小組（劉雲山和張高麗輔助其工作），但相關報道中根本沒有提到總理李克強。這引發了人們對李克強的命運和當局兩位高層之間可能在經濟政策方面發生權力鬥爭的猜測。具體情況是否如此還有待觀察。但過去二十年，中共歷屆領導班子都包含一名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主管經濟的總理——胡錦濤時代有溫家寶，江澤民時代有朱鎔基，甚至鄧小平的20世紀80年代大部分經濟管理職責都由趙紫陽負責。 未知領域 同樣，習近平設立國家安全委員的計劃也實現了前領導人江澤民嘗試但失敗的目標，當時江澤民特別遭到了軍方的抵制。新委員會的目的是統一和更好地協調今天支離破碎的安全體系，將國防、情報、外交和內部維穩等機構功能置於一個架構下。這也顯示了中共領導層正準備兩線面對戰爭與革命的態勢。該委員會將包括專門掌控西藏和新疆的次級委員會，在這些地區過去4、5年裡，事實上一直維持著戒嚴的狀態，此外也會有專門針對台灣和香港的次級委員會，在港台地區中共正準備應對主要對抗。除此以外，工農抗爭正從地區性的局部抗議活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挑戰當局統治威脅的鬥爭，而這是他們面臨的最大恐懼。 許多評論家現在將習近平看作是鄧小平以來“最重要的領導者”。香港的英文報紙《虎報》（The Standard）甚至聲稱，“習近平是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領導者之一。” 但習近平的力量還沒有經受過中共精英權力結構之外力量的考驗。正如我們所解釋的，這個過程表明中國的政經局勢已經進入未知的領域。胡錦濤時代謹慎小心的做法將讓位給習近平的“大膽措施”，但這些措施本身具有高風險，並有更大的可能性撼動政權和其領導層的權威。 正如我們所解釋的，經濟改革的“治療方案”可能被證明比“經濟病況”本身更能雪上加霜。正如六月流動性危機表明的，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了當局竭力希望避免的銀行倒閉帶來的風險。改革計劃其他方面的內容也可能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新自由主義的拯救措施是正確答案的話，那麼為什麼美國和歐洲的經濟會陷入如此深刻的危機中？而中央集權也增加了社會爆炸（性衝突）的危險——這是在所有波拿巴政權統治下的規律——工人階級、農村貧困人口和被壓迫的少數民族運動的新動向與統治精英和當局間的對抗正變得日益緊張。中共專制當局將權力日益集中到個人手中也是出現深刻危機的徵兆，這也反映在日益積聚的社會局勢的爆炸性衝突中。當局領導層因為政權崩潰的幽靈作祟，並受到步履蹣跚的經濟帶來的壓力，而希望出現一位強人能將他們從這場危機中拯救出來。就像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其他政策轉變，他們的這一決定最後可能會成為自抽耳光。 下面我們來看看這次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具體的改革建議。 銀行業改革 這是特別讓全球資本主義歡心喜悅的一個領域。三中全會同意加快利率市場化，而不是由政府的法令來決定利率。而這可能導致銀行業風險增加，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地區銀行可能會破產，所以當局提出建立一個類似於西方經濟體現有的新的存款保險計劃。新的規定將允許私人銀行和外資銀行在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其目的是利用市場壓力使資本的定價體系更有效，結束廉價信貸時代和削減當前危險的債務負擔。 但是，這意味著更少的投資、更低的經濟增長率、企業利潤下滑，包括那些大型國有企業，並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新的存款保險制度將以一種更嚴格的形式取代今天事實上的全覆蓋存款保險方案，因為今天事實上無論個人還是企業都相信國有銀行將確保他們的儲蓄是“安全的”。雖然這尚未影響到廣大市民，但新方案是一個預備步驟，以免當局開始進行不可避免的銀行業清理時，只注資維持那些“大到不能破產的”大型金融機構，而放任一些嚴重負債的小規模銀行和影子金融實體破產可能導致出現銀行擠兌現象。開放外資是為了讓外國投資者能在這次銀行洗牌後從中精選出可投資的對象。 一胎化政策？ 正如我們中國勞工論壇（chinaworker.info）預測的 ，這次三中全會宣布在相對放寬中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這次政策變化如此有限以致於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還在爭執是否使用“放寬”一詞。政策規定如果夫婦雙方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將被允許生第二胎。這一政策僅適用於城市地區，因為農村戶籍的夫婦的第一胎如果是女孩的話，政策早已允許他們可以有第二個孩子。這一政策變化可能影響到約1500萬-2000萬中國女性，預計其中約一半女性可能想要第二個孩子。在中國城鎮地區撫養一個孩子的成本是天文數字，特別是學費和住房成本更是如此。新的規定將分階段進行，並可能首先在出生率最低的東部富裕地區開始推行。 這一政策變動背後的動力存在兩個方面的因素：刺激消費和糾正人口趨勢，中國適齡勞動人口比例已經開始下降，從2011年的75.5%降至2012年的74.4%。萎縮的勞動力人口提高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使改革者“計劃推出的更大規模競爭工資體系和加劇剝削程度”變得更為複雜。但政策的變化在許多年內不會帶來明顯的影響。儘管這樣，當消息一經公布，投機者馬上開始大規模搶購生產嬰兒配方奶粉和紙尿褲的中國上市公司的股票。 周永康：習近平打到“老虎”了嗎？ 根據《路透社》和《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的報道，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其家屬和家庭勤務人員，涉及貪污等罪行，正面臨正式調查。最高級別決定將周永康及其妻軟禁。早幾個月就有流傳，周突然受到反貪調查。周永康在2007到2012年間是中共的頭三號人物，掌管政法委這個令人畏懼的國安機關。在他的管治下，中國國安預算（法院、監獄、檢查和警察）從2008年的4,060億元躍升到2012年的7,020億元，與越南的GDP相約。 海外媒體報道稱，根據“內部人士”透露，在12月初，習近平領導的政治局決定對周永康發起正式刑事調查。此前，幾名與周永康關係密切的國企石油的主管和前主管，以及四川省黨委的前任領導人，已經被逮捕和受調查了。調查人員的策略被形容為“打虎之前先拔牙”。這批人似乎希望獲得輕判，因此坦白從寬，令當局搜到周永康的罪證。當中包括據聞被調查員關押數月的周永康之子周濱。 海外媒體報道，對周永康及其家屬的指控，不止於龐大貪污，而且還涉及謀殺前妻、涉及有組織犯罪和圖謀推翻現任中共領導習近平等罪行。這些報道展現出一幅謀反的畫面，轟動性甚至蓋過震驚一時的薄熙來案。今年較早，與周永康關係密切的薄熙來，在一場受到操控的半公開審判騷後被判無期徒刑。而周永康家族的貪污據信可能高達數百億元，罪行驚人得令中共高層面對兩難局面。因為在對周永康的調查審判中，可能把整個政權拉入政治醜聞的泥潭。 貪污滲入中國每個角落，但高官貪污案件在中國並非真的針對貪污，而是內部政治鬥爭的工具。習近平通過高調的反貪運動，表示要“老虎、蒼蠅一起打”，來重塑嚴重受損的公眾支持，而且同時打擊統治精英內部的潛在反對力量。政權為了私人資本的利益計劃重組國企，反貪為此提供了重要的掩護。許多評論家解讀，從習近平打擊周永康，可見他已經成功鞏固了個人對一黨專政政權的控制。周永康被比作為斯大林手下邪惡的秘密警察頭子拉烏潤提．貝利亞。打壓周永康這樣醜惡的人物，無疑會在中國廣泛階層的群眾中大受歡迎。 “正式逮捕” 儘管沒有官方聲明，《紐約時報》（12月15日）引用接近中國領導人的消息人士，報道了周永康的軟禁。“這不是像在之前幾個月的時候，之前[周永康]受到的是秘密調查，受到的限制較寬鬆。”該報引述一名和黨內精英有親屬關係的律師：“現在是正式的[調查]”。 本事件突顯出中共內部危機，加上正在上演的戲劇性換血，會對黨國的走向產生深遠的影響。文革以來還沒有一個像這樣重要的中共領導人或退休領導人被清洗。如果案件進入審判，將成為現政權自1949年建立以來，首位政治局常委受到謀殺和貪污的指控。 儘管無法知道內部鬥爭的全部畫面，習近平拉倒周永康，似乎是他集中權力到個人手中的新一步，並給其他潛在的對手發出警告。反過來，這反映出中共政權的僵局。中共拼命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重組計劃，從而避免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以及滑向日本式的停滯。這一過程在本刊文章《三中全會：推進市場，加強獨裁》中有詳細討論。周永康案曝露出，在社會矛盾一觸即發下，中共所面臨的政權合法性危機。習近平面臨巨大壓力時，他要通過抓捕像周這樣的“老虎”，表現出他是認真的致力於“改革”的。對習近平來說，無論干還是不干，都是個高風險的策略。 習近平打擊周永康，似乎準備挑戰“入常無罪，入局免死”的潛規則。這些領導人或前領導人中很多都是中國最有權、最貪腐的商業集團主管。無論這些精英人物如何看待周永康，他們也會擔心自己利益受威脅，因而極度不安。這提出問題，關於權力鬥爭未來走向，以及保守派可能作出的反應。“前常委擔心中國現任領導人會瞄上他們…”芝加哥大學教授楊大利告訴BBC。 “石油幫” 周永康通過國有石油行業扶搖直上，成為90年代末中國最大石油天然氣生產商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總經理。他被視為“石油幫”的領導人物，掌控國有壟斷石油行業這塊封地，並利用這控制權來積累巨額個人財富。今年早些時候，清洗石油幫等於在周永康頸上套繩圈。根據《紐約時報》引用一名匿名前反貪調查人員，“周家族在石油行業的活動可以提供很多潛在的非法財富來源，包括油田經營權、服務合同、設備銷售和石油配送。” 香港媒體《蘋果日報》報道，周永康之子周濱僅從重慶市的一些公共項目中就撈到了100億元。一些海外媒體報道，周濱去年逃到新加坡或者加拿大。據報道，他在2013年9月被帶回中國，據《每日野獸》稱，他同意配合對其父的調查以換取寬恕。 據信與中共反貪沙皇王岐山有關的《財新》雜誌，連續報道一系列從石油行業獲利的家庭關係。這些文章提到周永康的兒子、兒媳及其親家。正如在2011年以來對前鐵道部的反貪清洗，政權打擊中石油領導層有兩個目的，不只是針對周永康，更是為了加速市場化改革，可能讓私人資本掌握更大份額，甚至將中石油分解為幾個更小、更“靈活”的公司，來馴服這個最顯著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一，讓其不再繼續阻礙領導層更廣泛的新自由主義重組議程。 在薄熙來的審判中，當局局部失去控制，但公審周永康比公審薄熙來更具風險。儘管周永康不像薄熙來那樣享有相當程度的公眾支持，但政治風險仍然很大。周永康作為管治警隊和法院的前政法委，若被揭露為頭號罪犯，哪怕審判和公布是周涉嫌的罪行的一小部分，都會曝露政權核心的腐敗程度，有可能增加群眾對整個政權的厭惡。 從最近其他一些腐敗案件可見（例如薄熙來和劉志軍的審判），指控很可能會“縮減”具體的腐敗金額，來掩蓋官員掠奪的程度，並保護其他中共官商。如果周永康被正式起訴，案件很可能集中關注經濟犯罪，而不是指控陰謀暗殺，或者推翻習近平等領導人。這些指控過于敏感而可能危害政權，曝露其內部混亂的程度。但是控制這個過程極其困難。因此，還有待觀察習近平和中共領導層如何處理這一案件，以及會否嘗試把事件隱藏在幕後。不過，很明顯周永康事件開啟中共內部危機進一步深化的新階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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